那渐行渐远的幸福（外一篇）

那渐行渐远的幸福

1982年7月，我从县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到本县丹麻乡永丰村任教。头一年在村小学折腾，第二年被调到村初中，在永丰初中我一呆就是三年。村小学在村子西边那座山的半山腰处，初中处在村东河滩上。村初中校门外就是顺沟谷而入的大马路，路两边后来陆续建起了商铺饭馆棋牌娱乐室之类的设施。离校门二十几米远的地方就是一眼大泉，村民们为保持水源的洁净，为接水的方便，用石头和水泥箍住了泉源，然后再在泉眼处横埋了半截铁管。每天从早到晚胡萝卜粗的一股清泉水汩汩哗哗喷涌不休，老师们吃水还比较方便，找一根扁担，挑上两只铁桶出去，用不了十分钟就可挑回一担水。当时的永丰村是个人口有两千数百名的大村，全村被分成七个自然村，七个自然村分别处在沟谷的东西两边，东边三个，西边四个，这些自然村从两边黄土山的山顶至山脚河边依次排布。自然村的名字也颇值得你玩味，什么尕龙，什么拉水太子、河东，还有上崖、下河滩等的。永丰村原名傻儿家，解放后人们可能忌讳这名字，因而就改称永丰。永丰者，五谷永远丰收、村民世代生息繁衍之意也。

当时的永丰村人很贫穷。永丰村处在垴山，这里拉羊皮不粘草，而且庄廓院依山势地形而筑，许多人家大门外是几丈高的悬崖峭壁，悬崖边是仅供人与牲口行走的一条蚰蜒路儿，俗语“摔死麻雀绊死蛇”估计说的就是这样的地方。一夏天村里也看不到多少绿色，由于地势太高，气温较低，再加干旱缺水，庄廓院内外见不到多少花草和树木，到处都光秃秃的。土黄，是司空见惯的颜色。人们靠耕种山坡山湾里的那些旱地生存。既然是旱地，那就完全靠老天爷。那年风调雨顺，庄稼就有收成；如遇上旱灾、雹灾、虫灾、涝灾、霜冻，那一切就完了。正因为如此，土地承包到户后的几年里，许多人家仍然挣扎在温饱线下。村里兄弟三四个年纪一大把可娶不上媳妇的情形稀松平常，司空见惯。有些人家用传统的“换母亲”的方式换来儿媳。具体讲就是拿自家的姑娘们给儿子换媳妇：我家姑娘去你家当媳妇，你家姑娘同样嫁到我家做儿媳。可没姑娘的人家又怎么办啊？孩子们只能打光棍呀。故而当时那山村里光棍乱麻麻的。

村里人人家家都养着牲口，驴、马、骡、牛，养啥的都有，这些牲口除了用来劳作，比如送粪、耕地、下种、耙磨、驮谷物捆子、打场、碾场，还有个日常工作就是驮水。那时村里还没拉自来水水管，村里人用水得到山下河滩上的清泉里驮，家家都有驮水用的木桶，桶口大桶底小，桶口呈椭圆形，桶高约一米，早晨和傍晚时，驮在牲口脊背上的空桶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回家时灌满泉水的实桶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我到山村后的第一年，村小学里还没有大灶，吃饭就得自己想办法，要造饭时常常发现水没了，只好打发两名男同学去抬水，两名学生抬着一铁桶水得上坡下坎走将近两里路，那辛苦吃力自不待言，天长日久，学生们也有些厌烦，抬到半路歇缓时就必然会在水桶里撒上两泡热尿，这也不是我信口胡诌，是一些爱给老师打小报告的学生们亲口告诉我的。听到在老师们水桶里撒尿的事情后我心里那个气啊，简直没办法说。我想方设法调查此事，抓住了一些典型分子后还狠狠收拾了一顿。也不光是我，当时老师们用水时都打发学生去山下抬。白天要上课、批改作业、辅导、组织开展各种文体活动，晚上还得备课、读书、写作，忙得不可开交，自己哪有时间晃晃悠悠地去山下挑水。后来感觉是小题大做了，学生往老师水桶里撒尿有什么要紧，童子尿还是不可多得的大补品呢。

我去永丰村小学报到时骑着一辆自行车，自行车后捎盘上绑着行李，路过丹麻村时还看到这样一幕情景：一个十来岁的男孩上身穿着一件灰色棉袄，下身精赤光溜，腿上脚上的污垢挺刺人眼目，很显然这孩子头脑里从没有过洗澡的念头，当然连衣能蔽体的基本生活要求都达不到，还侈谈什么洗澡。

在村小学工作的那一年里，我带四年级那个班。永丰村虽是一个大村，可学生数也不是太多，当时九年义务教育好像还不提倡，许多人家每天都打发孩子去山上放牧牛羊或割草打柴，不给娃娃们在学校里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学生还动辄辍学，我们作老师的可没少跑路，去学生家里苦口婆心地劝说家长。有些家长深明事理，响鼓不用重锤敲，听了老师几句劝说语后就把孩子送到学校来，有些家长油盐不进，任你怎么说他都不配合你，坚决不让孩子再来学校读书，还说庄稼人本就是个土里刨食吃的命，不要做赖蛤蟆吃天鹅肉的美梦。读那么多书干嘛，扁担放在地上知道是个“一”字，会写自己名字就行了。四年级班全班有四十多名学生。教室是砖木结构的起脊瓦房，学校无钱，买不起煤砖，寒冬腊月的教室里也不生火炉子，窗户上有玻璃那还好说，多少暖和一些，可就是没有，窗孔像大张着的嘴，老天既刮风又下雪，大片大片的雪花随风飘进教室，学生们还听什么课呀，头发上落满雪花，脸蛋冻得紫红，嘴也大都给冻硬了，连话都说不顺畅。他们一边跺脚一边搓手，手脚上都生了冻疮，手背肿得像馒头，还不住地往外流脓水。没其他好办法可想，我只能动员全班学生从家里拿来不拘什么颜色的塑料布，然后钉在教室两边的四个大窗户上。

有一天我正在讲台上起劲地讲着课文，忽听得一阵搓脚拍脚的声音，那声音挺刺耳的。我边讲边溜下讲台，在桌巷里转悠。到了发出奇异响声的地方，低下头来一看，就发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一名男学生，十四岁，身高一米六几，他拥有一张既窄又长的脸，脸上稍丑且有些麻点，长一双燕麦眼睛，俩颧骨凸出。他竟然赤着双脚听课。由于受不了冷冻，双脚不住点地相搓且相互拍打。当时我心里那个难受劲儿简直没法形容，我停下讲课，把他叫到我的宿舍，再从床下找出一双胶皮底子黑条纹鞋面的布鞋让他穿上，然后再回教室上课。

由于家庭赤贫这孩子曾多次辍学，作为班主任我没少去过他家。家中是几间破败难看的土担梁房子，家徒四壁，看没看头，想坐也没处可落屁股。炕上铺着一条满是窟窿眼睛的破白毡，炕角摞着两床被面黑漆油污的破被子，在炕沿上坐一阵然后再站起来，你屁股上指定满是尘土，扑抖半天都扑抖不尽。家中养不起大牲口，槽上拴着一匹瘦骨嶙峋毛色灰暗的毛驴。孩子父母都是木讷不善言辞的主儿，你问半天他们也说不出几句干练的话来。一次，两次……一直到四五次，家访也不尽是让人觉得惬意的事儿。他动不动辍学，我不厌其烦地去他家说服动员，我说给他父母的无外乎就是知识能改变命运、兴许孩子能最终改变你们一家人生活现状之类的道理。可最后这孩子连五年级都没读完就永远地辍学了。老实说，面对这样的家庭和父母，你再苦口婆心地说服动员家长送孩子来上学，那几乎等同于犯罪。因为相较于老实木讷的父母，孩子还算聪明智慧，还能操心些杂事，挣点小钱以补贴家用。连温饱都难以保证的情况下还谈什么读书识字，人能用书本和知识喂饱肚子吗？我就只能就坡下驴顺其自然了。

我感觉幸福的是每日都能和孩子们厮混，给他们上课，带他们做操、玩耍、唱歌、表演文艺节目，就是批改作业也大多是面批面改，那效果自然是很好的。节假日以及每天的早晨抑或傍晚还能去村东头的那片原始乔灌杂交林里转转，识记一些花草树木的名字，折几枝野花，摘几个野果子，拾一两把野草莓，完了就爬上那些歪脖子柳树，或坐或斜躺在树杈上看书写诗想心事儿，那份惬意，别人想象不出。要不去山上转转，听听山歌“花儿”，在或高亢亮丽或悠扬婉转的“花儿”声里陶冶性情、愉悦身心，一个个琐碎的日子就这样打发过去，生活格外充实。我没有更为远大的理想，能为社会能为别人干点实事，以实际行动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就心满意足了，除此我还能追求什么呢？

下午放学前后常有学生们来邀请，学生们大多羞羞答答地说：“老师，我妈（或我爸）让我请老师去我们家里吃饭。”我就问学生：“今晚你们家吃什么饭啊？”学生们就说：“一顿便饭，今晚我妈做搅团。”也有说做拉面、做然饭（也有人叫粘饭）、烙狗浇尿油饼或韭菜饸子的。我们这个县的农民那时候还没有做黑油巴摞、猫耳朵、碌碡器等饭食的习惯。“然饭”是用豌豆面做的，“搅团”是用青稞面或小麦粉的头面及五六面做的。山村人的搅团最好吃，至今想起来我依然口舌生津，心里抓挠得慌。搅团的做法与别处没啥两样，可调料很独特。将洋芋擦成与火柴棍一般粗细的丝，然后切成一两公分长，放入热水中浇上些清油再淤或轻煮。接下来调煮一份放了胡麻籽、花椒和清油的汤。搅团盛上桌来，浇上胡麻水以及洋芋汤，再调上辣子、蒜泥（有时是野蒜泥）和醋，平时吃两碗饭的主儿必定能吃四碗。吃完饭还不让你走，家长定要老师喝几杯青稞酒。那时有条件用白酒待客的人家还不多，当然平常也就喝五块钱一瓶的“互助大曲”，庄稼人称其为“精尻狼互大”。那时好酒的老师们常常被家长灌醉并搭在炕沿上，末了或背或用牲口驮到学校来。不把你放翻家长们就不甘心。

到了腊月年根，好多人家要宰猪，宰了年猪后必定会请老师来家里吃肉，头、蹄、脏腑、肉、排骨，一样不少地要让你品尝，不把你吃得鼻青脸肿家长就不罢休。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有了如下体会：越偏僻越贫穷的地方，民风越淳朴，人情礼节上越讲究，越把人当成人，把人情看得很重。越繁华越富裕的地区，人情礼节上越淡，人们只是受现实利益驱策，为达目的甚至可以不择手段，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古人说的“礼失而求诸野”确实不虚。

四年的山村教学经历中我收获了许多，我以后的人生之路之所以走得如此沉稳扎实，与这份经历是分不开的。山村艰苦的生活环境磨练了我的意志，增强了我工作创作上的必胜信心，是山村人教会了我如何待人处世如何走自己的人生之路。今生今世，我无时无刻不在记挂山村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我无时无刻不思念那些淳朴勤劳可亲可近的山乡父老。在山村里生活工作的四年时间里尽管受过许多磨难和坎坷，可我的心里始终感觉幸福无比。随着时日推移那份幸福感必然会渐行渐远，然而彻底忘却是不可能的，许多温馨的人和事至今依然清晰地印在我心中。

去年夏天我开着车去永丰村转悠，发现两边山上的庄廓院已经消失了不少，据说这些年来一部分人家远迁海西地区，一部分人家搬迁到沟谷河滩上。河两边是一排排布局整齐的庄廓院，是清一色的砖院，院内是材料和结构大致相同的二层小洋楼。河边不远处还建起了村广场，广场中健身器材一应俱全。一伙年轻人正在打篮球，喊叫声此起彼伏。村初中已经撤了，学生们上学需走四五公里路去丹麻村。村小学搬到原先村初中的院子里，新修的教学楼高大威武，外墙面镶嵌了瓷砖，教室里窗明几净。鲜艳的五星红旗高挂在旗杆顶端，随轻风微微晃动，教学大楼前的几个小花园里众花怒放，姹紫嫣红。花草树木间蜂蝶翔舞，嘤嘤嗡嗡的声音在校门外都听得见。门外公路两边开着许多商铺，还有饭馆、理发馆、汽车修理铺等的。山村算是鸟枪换炮了，今天的山村我简直有点陌生。我看花了眼，想痛了脑袋瓜。公路上人来车往，到处是一片忙乱的景象，山村人在竭心尽力地经营着自己的新生活，描画着自家美妙的生活蓝图。山村老了，一脸沧桑；山村也越活越年轻，年轻得让人相见不相识。

2014年5月17日写于清河家中

山村里的歌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从县师范学校毕业时才十九岁，十九岁的我和同班同学老谈被分到本县最东边的一个山乡。那时候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分配由班主任老师搞。我和老谈都是老实巴交的主儿，不会来事，最后只能被分到偏远山乡。分配工作结束后班主任对我俩说：“你们放心去吧，那里虽然偏远，可手抓羊肉吃美哩！”班主任老师是个北京人，正儿八经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在县师范他给我们上物理课。在青海生活工作了几十年，他的青海话学得也还可以，让人听了觉得亲切。

结末在山乡教学的那几年里我们也没吃过几次手抓羊肉。

那年八月下旬我去山乡学区报到时心想：能留在乡政府所在地的学校该有多好。然而老天不遂人愿，报完到后人高马大、长着一张瘦长脸且穿着一件列宁式长呢大衣的学区校长郭先生对我们说：“年轻人嘛，就应该到最需要你们的地方去！永丰小学学生多，可老师奇缺，你们去了正好可解人家的燃眉之急。”

我们只好用自行车驮着铺盖卷去四公里开外地处沟垴的永丰村。

山乡生活环境之艰难不需多说，大冬天的教室里不生火炉，原因是学校没钱，买不起煤砖。窗户孔也大张着，雪花漫天飞舞时动辄被寒风吹进教室里，学生们手脚都冻肿了，嘴也冻僵了，没法读课文或回答问题。

我只在小学里教了一年，第二年便被调到村初中任教。我是个教学上的多面手，掐指算来，三十余年来除英语生物化学课没教过以外，别的任何课都教过。这里不说其他课，只说音乐，我也上了好多年。在永丰村，我除了教语文、历史、思想品德、体育等课外，还兼任音乐教师，学校里连一架脚踏风琴都没有，你说这课还怎么上啊？我识简谱，当然也曾创作过歌曲，还把自己创作的歌曲教唱给自己的学生和家族里的兄弟姐妹。我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拉二胡踏风琴和吹唢呐吹笛子，尽管拉二胡时那声音像是在宰鸡，可用来应付应付学生还是可以的，那时正规院校毕业的音乐老师稀缺，上音乐课的大多是如我一般的冒牌货。音乐课上我常给学生清唱歌曲，在教唱歌曲前先用二胡或笛子拉拉吹吹这支曲子，连续拉上吹上好多次后才一句一句教学生们唱。这样做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你光用嘴教兴许一节课也教不会一首歌曲。

不是我吹了的，年轻时的我声嗓极好，男中音歌曲就不说了，高音歌曲也唱得极其顺畅流利，我时常模仿李双江和蒋大为，他们能唱上去的音调我基本也能唱出来。而且音色音质也还不错。学生和老师们都爱听我唱歌，校里还有一名青年女教师因为我歌唱得好诗文写得好而爱了我一阵子。随便举两个例子你就知道我不是在胡吹乱侃。有次十余名教师正蹲在灶房外的台阶上吃晚饭，我忽然有了唱歌的兴头，如此便端着碗唱起了《在希望的田野上》，完了又唱《小白杨》。老师们都端着碗，呆呆地听歌，连饭都忘了吃，等我唱完了就纷纷夸我唱得实在不错。

我是个生性较为顽劣的人。在一个秋天的夜晚我没了瞌睡，拉亮电灯一看手表发现时间才是凌晨四点。我打开学校办公室的扩音机，拿起话筒就唱起歌来，结果把一村的乡亲们都哄起来了，他们纷纷说：“天亮了，广播都响了，快些起来去地里驮捆子。”捆子驮了一趟不见天亮，驮了两趟还是不见天光放亮，乡亲们就纳闷起来：“也真日怪，今儿这是咋的啦，广播响了都过去这么长时间还不见天亮啊！”

那时土地刚刚承包到户，人人家家还较为贫穷，家中买不起时钟和手表，人们如何掌握时间呢？白天看日头，晚上看月亮，早晚听广播。

过了两天村民们才知道是我给捣了鬼，不过山里人淳朴厚道，他们也没骂我，只是说：“真有你的，唱得跟电台上放的没一点区别。”

山里寂寞，业余时间没一点乐趣。除了读书写作备课，我就只有唱歌，用或高亢亮丽或悠扬婉转的歌声打发着每一个琐碎的日子，真是黄柏树下弹琴——苦中作乐。白天在课堂上唱，要不抽出时间来去山上听老老少少的女人们唱花儿。手里提着半导体收音机，没花儿可听时就打开收音机听听新闻赏赏音乐。那时的省广播电台还坚持播“每周一歌”，我是期期不落地听，期期不落地学唱。我学得很快，原因恐怕是我对音乐特感兴趣且有一定悟性。到了晚上，在校外散步时唱，在皓月照耀下的冰摊上溜冰时唱，在去外村看露天电影的路上唱。大冬天去外村看露天电影时我和同学老谈脸上都戴着白口罩，村里那些大姑娘们像卫兵一样簇拥在我们周围，一会儿拥到我俩前面挡住去路，一会儿又紧跟在我们后面嘴里阴阳怪气地嚷着：“哟，尕驴儿还备着一个驴臭棍呐！”

有次我和老谈在村初中大礼堂里看电影，安宁沟村的一个大姑娘竟然将一只巴掌放在老谈右肩上，她一边嗑瓜子一边晃动身子。老谈胆小，他一把拨掉那姑娘的手说：“熬鞭着吗，你阿大没给你把骨头做给吗？”

我一听便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周围的观众惊诧莫名，不住地回头观望。

有次我提着校里的一把铁靠背椅去村戏院里看电影。看了一阵后，我就脚踩在椅面上屁股坐在椅背上东张西望，一伙少女叽叽咕咕商量了一阵后就互相推拥着来到我身边，我一下就被他们掀翻在地，仰面看天，我爬起来时简直成了一个土老鼠儿，她们不管不顾，兀自在一旁哈哈大笑，结果没看成电影，我只好挟着椅子，灰溜溜地回学校休息。

我知道那些姑娘们都知晓我歌唱得好，再说我那些写山村人物的通讯、访问记、散文经常被省电台和县广播站播出。那时宣传抓得紧，人人家家都拉了广播匣子。

如今不比当年，按说英雄也不该提当年勇。两年前我得了咽炎，男高音再也唱不上去了，平时唱首花儿也感觉嗓子发麻，喉咙难受。

2009年六月高三年级组全体教师去桂林和张家界游玩时，在旅游大巴上我试着唱了好几次，可一次都没有唱成功。有时嘴里发出来的声音极似于公鸡打鸣的声音，惹得同事们大笑不止，我羞愧之至，只好停止吼唱并低下自己可贵的头颅——可恶的咽炎病啊，你让我欲语还休。作为教师，咽炎自然是职业病，想躲避也真躲避不掉。除了遗憾，我还能说什么呢。

在那遥远的年代，在那遥远的山村里，歌声时常随风荡起，弥漫于山野和沟谷。那歌声陪伴我走过青涩的岁月，陪伴我成熟。

如今，我依旧怀念那山村里的歌声。它高亢嘹亮，纯净甜美，它代表一种生之状态，它与夸耀和虚伪无涉。因为有了它，我才走过了三十余年的风风雨雨；因为有了它，我在生存追求的艰辛与坎坷中感觉到充实丰盈。

我怀念山村，也怀念那生生不息的歌声。

2014年5月17日下午写于清河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