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班
值班
临近春节，父亲电话告知我，车票紧张，往返不易，让我不要回家了。
我一向遵循父亲的指示。不回家，便被安排为春节值班人员。
今天，腊月三十，我值班。
早上八点，我准时来到门卫室那小小的房间，与门卫姚师傅碰面，算作考勤的见证。姚师傅，内蒙古老头儿，六十岁，高大，面善，以前在市里的一家质量监督所当门卫。
门卫室里，一把陈旧的贴着胶带的木椅。木椅前，一张米黄色的小木桌，桌上摆着布满积尘的监控电脑，前面是玻璃窗，窗外是紧闭的大铁门和三根光洁的旗杆；木椅后，一张食堂里常用的四人桌。平时，头发花白的搬运工、包装工们下班后不急着回家，总会坐在这桌上谈上一会儿，他们都是当地人。里边，一个电热开水器，旁边，还有一个洗起衣服来哒哒作响的破旧洗衣机。
按照要求，我的工作时间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每隔两小时巡查厂区一遍。这样，我将巡查厂区四遍，并在下班前记录今天的状况。
我走出门卫室。室外，天气晴好，没有雾霾，一面红旗和两面蓝旗在微风中浮动。四盏上书“喜迎新春”的大红灯笼挂在综合楼的屋檐下，显出一些喜庆。草坪里，我随手捡了一根木棍。小时候，上山前，我总会带上一根结实的木棍或者青竹，以对付突如其来的比如横陈山道的黑蛇之类。
车间的大门已落了大锁，不必进去。我拿着木棍，朝车间大楼的左侧走去，察看大楼左侧的门窗。门上的铁锁和封条完好。我便折了回来，朝车间大楼的右侧走去。大楼的右侧，是一个用钢架支起的临时仓库。仓库入口处，停着一辆结构简单的叉车；往前，堆着一垒破旧的木质铲板；再往前，放着一列敞口的纸质大桶，大桶里堆满了往年的丝饼；再走几步，前面有七八垒堆得高约七米的各色纸管。我拽着木棍，唯恐从那高高的纸管间的空间里跳出可怖的东西。可是，我依然清晰地觉察到身后有一阵细碎的声音。我即刻转身。一条黄白相间的小花狗，食堂邹阿姨养的。它和我不熟，只是镇静地站在离我约两米的地方，昂首望着我。我突想，在这显得有些狭小而冷漠的仓库里，它也算我的一个伙伴了，尽管我与它不熟。
看了车棚和围墙，我回到了小小的门卫室。姚师傅正坐在那把陈旧的贴着胶带的木椅上，眼睛直直地盯着大门。
我想，在这特殊的日子里，整个厂区，或许会安静得只有姚师傅、我，还有那只小花狗。巡查一遍厂区后，我有两小时的空闲，便取出事先准备好的《老人与海》，慢慢地翻看起来。读到老人捕到大鱼返航，又想象着大海深处老人与各色鲨鱼搏斗的场景，我深觉老人的孤独与无助。转而一想，现在的自己倒也有几分孤独与无助。
“啧啧，这狗眼睛恐怕要瞎呀！”姚师傅打开门卫室的门。
“不会吧。不然也太可怜了。”我走了出来，想仔细看看小花狗。
“你瞧，它的眼睛总堆满了屎，睁不开了。”
“但愿不会。”
中午，意外地，有人来了，是短纤工肖师傅。肖师傅，湖南衡山人，独自在这儿打工多年了，租住在离厂区不远的一条小街上。他租住的地方，我去过。因为，有一次，他操作不慎，中指被刮刀切去了半截儿。一个晚上，我和几个同事买了些瓜果去看他。骑上电动车，行过立交桥，穿过两条不热闹的小街，就到了。肖师傅租住的房间，陈设简陋，墙上还挂着一幅发黄的二零一零年的日历。灯光暗淡，他坐在棕色小板凳上，受伤的左手被纱布厚厚地缠着，像戴了一个白色的拳击手套，又像一只大大的发白的鸡腿。
肖师傅是来洗澡的（公司有带热水器的淋浴室）。他要洗去这一年来的尘垢？
我，巡查厂区，第二遍，第三遍。
我巡过第四遍时，姚师傅依旧坐在那把陈旧的贴着胶带的木椅上，只是一手拿着摔断手柄的电动车后视镜，一手拨弄着自己粗糙的胡须。
下午五点。春节值班工作簿上，我写道：二零一四年一月三十日，天气晴好，没有雾霾，按时巡查厂区四遍，一切安然。
晚饭后，我独坐窗前。
窗内，没有网络，没有电视；窗外，爆竹声声，烟花烂漫。
除夕的夜，也是这般，平凡而静寂。
二零一四年四月作于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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