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的芬芳

土地的芬芳

1980年，十五岁的我，高中毕业回到了黄土地的怀抱，时值盛夏，由于“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感召，对高考落榜并没有多少失落感，相反地觉得在农村确实可以大有作为。

由于当时卫生条件太差，一种叫“疟疾”的病，（当地叫做半月子、打摆子）肆无忌惮地横行。它的症状，就像电视连续剧《亮剑》中主人公李云龙的病状差不多。冷时就是在夏日炎炎的阳光下，盖上十床棉被都发抖；热时就是脱光衣服，钻到哈尔滨冰窖里，也会不断地流汗。一旦得上这种病，整天头脑烧得稀里糊涂的，四肢无力。因为我得过这种病，所以有切身的感受。

为了杜绝这种病对人的侵蚀，按县里的要求，我被公社选中，前往当时县里仅有的一所高校—卫校学习。三个月回来后，转身成为当时一部电影《春苗》中的田春苗—“赤脚医生”。这个角色，是我一生难忘的角色，用记忆犹新显得肤浅，用刻骨铭心又显得夸大其词。

为了预防这种病的再次发生，国家要求每人定期免费喝奎宁、氯丙嗪。这两种药，苦透了，喝用时如不定心，粘在口腔立马就要呕吐出来。再者，这两种药，用量稍大就有致命的危险，所以上级要求送药时，一定要当面点清，当面服用，这就与当时人们十分抵制西药心理，形成了矛盾。

每人四粒药，全村二千三百多人口，分布在十几平方公里的自然村落上，就是每家门口走上一趟，也要四个多小时。所以早上天刚蒙蒙亮，我就得在自家住的生产队转悠。一看到谁家开门，稍等片刻，就去送药，忙碌两个小时，赶紧回家吃饭。

早饭后蹬上单车，首先直奔最远的六公里外的一个生产队，开始磨嘴皮子。大人总归是大人，跟他们说明原因，多少会给点面子，最多就是说先放着，我等会儿吃。可3到10岁的儿童就麻烦了，道理可想而知，说也白说，只能劝、哄、骗，这哪里是我15岁人做的事？有时候气急了，恨不得抡起巴掌，给那些不听话的孩子两记耳光。心软时，又真想给他们下跪，来两个响头……曾遇到一个孩子，他父母用尽七十二招，死活就是不开口，最后父母只能采取强行手段，用手捏着鼻子灌下去，不仅孩子的眼泪给灌出来了，我的眼泪也直流。

第一天，直到万家灯火、玉轮南悬，才拖着半死不活的身躯回家。忘记吃中午饭的我，急不可待地夺下妈妈手中的饭碗，使劲地一饮而尽碗中的稀饭。妈妈接过碗，嗔怒地说：“明天再去送药，要按时回家吃饭，看你这饿死鬼的样子……”我委屈辩道：“你说得轻巧，可那些小王八蛋，小祖宗，小爷爷，小奶奶……”，“等吃过饭，我教你一个办法……”。

这一夜，我真的梦见了赤脚医生的典范—田春苗，梦见她也为这事伤透脑筋。

早晨起来，妈妈已把开水凉到适中的温度，灌满两水瓶放在单车的车筐里，把家里平时我自己都舍不得吃的一大包大白兔奶糖放进药箱里，并叮咛我几句便催我出发。

按照妈妈的方法，每到一个自然村，首先找到昨天配合服药的小孩，给他一块当时的奢侈品—大白兔奶糖，让他们去召集宣传说：“今天谁吃了药，就发一块奶糖”，于是他们自动地在我前面排好队，伸出小手，等我分药，眼睛却一直使劲地盯着药箱里的奶糖，然后我喊一二三，随着他们一声声“咕嘟咕嘟”声，我像听到曼妙的曲子一样爽心，仿佛看到了他们的健康茁壮。

我还发现，昨天被强硬灌药的小孩，居然第一个发出“咕嘟”声，于是我履约地给每个小孩每人一颗大白兔。其中一个小女孩高兴地说：“我们明天一定要早点在这里等医生！”然后像一群小蝴蝶似地飞走了。第二天的送药，大约在下午五点钟左右就回到家，我跑到妈妈面前说：“你真行，脑子真好使！”

第三天就顺利多了，一进村，孩子们真的早早地排好队。我看到他们高兴的样子，心里痛快极了。于是分药倒水，可当音乐般咕嘟声结束后，我再给他们发大白兔奶糖时，他们却都把小手攥成小拳头。我的心随即提到嗓子眼：不好，他们又要拒绝吃药了。我回想一下自己，没做错什么事啊！

我小心翼翼地压低声音问：“你们为什么不吃大白兔了？难道说不好吃吗？”一个小女孩说：“妈妈说，叔叔给我们送药，辛辛苦苦的，不应该再让叔叔花钱买糖，还说如果再嘴馋就会变成小花猫了！”一个小男孩说：“老师说，叔叔做的事，不仅是为了我们好，也是为了国家好，我们的强壮，就是国家的强大，老师要求我们不仅不能刁难叔叔，相反地要帮助叔叔！”。

当我再提奶糖的事时，他们似精灵般地散去了。只剩下昨天为我召集小伙伴的小女孩，她扎着一条独辫子，象小铁梅，独自站在我面前，一动不动，好像犯了什么错似的，撅着小嘴。我好奇地问：“人家都走了，你怎么不走啊？”

她伸出小手：“叔叔，给，这是你昨天给我的，现在还给你，行吗？”我看到攥得出来汗的小手，好像还在冒着热气呢，那只大白兔也被热的出了汗。心里想着：“那哪是一块糖，那是一颗心啊！”

后来到县城开经验交流会时，在县委书记给我发奖状时，我把这块糖交给了他。这块糖，至今还保存在县卫生局的先进事迹展柜里，只是糖纸里包的不是糖，而是关于它的影像资料一U盘。这档案室的管理员就是当年还糖给我的小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