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底层自己说话－－他们有权利，也有嘴巴

让底层自己说话－－他们有权利，也有嘴巴

无论是从词源学上考察，还是看宪法文本中的阐述，“人大代表”即使不能或无法“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也应该在涉及人民的切身利益时“代表”人民说话。但在中国，很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涉及到公共领域中具有利益冲突的民生问题或其它政治问题，“人大代表”大多都“失语”了。

看一下现在的“人大代表”都是些什么人我们就会明白他们为何变成哑巴了。他们都是颇符合意识形态宣传需要并须经过官方“认可”而不需要人民同意的“各行各业的精英”，比如企业家、技术能手、公务员、专家，等等，真正的草根阶层中的人员寥寥无几。这些人与草根阶层已然不是一个“阶层”，甚至不是一个阶级，在这个已经“断裂”的社会里，不仅存在着心理隔阂，还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这些“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民”，已经不包括农民、工人等弱势群体了。即使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是一种摆设，要想这些人来为上访的农民、下岗的工人说话，也近乎是不可能的。

而被冠以“人民”桂冠的民众并没有话语权。没有一个“公共领域”让他们发言。在中国的大小媒体上，没有公众的声音。即使有一些，他们也不是“言说者”，而是“被阐述者”、“被转述者”。他们不是“主体”，而一直是作为“他者”的“客体”，不是利益主体的诉求，而是被人怜悯的对象。既然公众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人大代表”又装哑巴，那么“代言者”的角色便由拥有话语权，或者准确地说话语霸权的形形色色的专家、“公共知识分子”们主动地并且不需要征求民众的意见担当了。这些“精英”潜意识里就认为不会玩“文字编码”这一门高超技术的农民等弱势群体“愚昧”，有时这样的话甚至会从他们的嘴巴里吐出来。既然人民“愚昧”，自然他们就必须将自己的嘴巴交给聪明的“精英”们了。

从言论自由的角度上讲，谁都可以说话，重要的不在于谁说得好不好，而是要让人说话。封住一个人的嘴巴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说话”还是表达人的利益和其他诉求的必要手段。在现代社会，由于“公共领域”的存在，并且这样的“公共领域”主要是由大大小小的媒体构成的，由于在这样的“公共领域”里的“舆论”能够影响决策层，或施加一定的压力，于是谁能说出话，谁的声音最大，就相当重要了。而由于任何一项决策都不可能使所有人受益，由于“分工不同”的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冲突，有人受益就必然有人受损，博弈便成了各个社会利益集团、利益团体维护和追逐自身利益的不变的主题。在这样的局面中，话语权力已经与生存资源、稀缺社会资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没有话语权力的阶级和阶层，无法避免在博弈中被人吃掉的命运。

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表明，位居社会上层的主永远都不愁会说不出话。他们掌握着包括话语权力在内的稀缺社会资源。比如公务员就有机会叫苦。与此相反，很少听到捡菜叶子吃的下岗工人、像非洲难民一样的农民哼一声，似乎他们都生活在天堂里。这足见专制制度下的政治生态的恶劣。从统治的合法性上看，任何一种统治如果不经过人民的同意就对他们施行统治，就已经侵犯到了人民的基本人权，这种统治就是非法的。换言之，不管以何种理由，在现代社会，只有民主制度才能获得统治合法性的价值依据。而对于所有人，特别是对于像工人、农民这样的弱势群体来说，无论是从对基本人权的捍卫还是从对自己非基本权利的捍卫上民主制度都是最有力的保证。只有在民主制度中，弱势群体才能“合法”地拥有像工会、农会一样的利益代表，形成政治力量，参与政治博弈。

专制制度下的弱势群体，在没有一个可进行“公共选择”，进而以自己的政治力量影响决策的程序时，便只能期望自己能说出话，给青天大老爷造成压力，求他们在吃饱之余，从他们能够吃到羊的长远利益打算，少吃一点了。但是，就连这一点，一直到现在也相当的艰难。按理，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对任何公共领域里的事情发表意见，运用他的知识和经验发表他的看法。自然，“精英”们和“愚民”们从理论上讲都可以“有话就讲，有屁就放”。话说得好听不好听，屁放得香不香，都不代表真理，都只是一种随时应该接受质疑的“意见”，因此都是一种不可被剥夺的权利。但是，正如上面所说的，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并没有话语权，社会分工已经将他们的这一权利“分”给那些专家、学家、“公共知识分子”这类“精英”去了。“公共领域”极少向工人、农民打开大门，无论是别人要处理与他们息息相关的事情，还是决定对他们是炒还是烹，他们都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

这样，通过对民众话语权的剥夺，似乎这些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已经将说话，进而将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交给“精英”们了。而越是炒作他们的愚昧，“精英”们的话语霸权越具有合理性。从表面上看，这么做似乎也很合理。在知识上工人、农民等确实要比“精英”们“无知”得多，对于某些事情，“精英”们比他们看得更深，更透，开出的药方也可能更有疗效。在这样的时候，一个“精英”的话，似乎比一个农民的话更不像放屁。而作为一个在公共领域发言的人，“精英”们虽然以私人身份出现，但言论具有公共性质，表达的是“公意”，背后由“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理性支撑，起码是在逻辑上，它不会荒谬到哪儿去，也不会那么没有良心。“精英”们作为“知识分子”，在专制制度中都似乎天然地具有一种对权力进行怀疑、批判和抗拒的精神，因此似乎总是与对于弱势群体来说意义极为重大的正义联系在一起。这样，在“代言者”与“被代言者”之间，不会出现一种社会断层意义上的分裂。

但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精英”们无论在公共领域如何努力接近“公意”，他总还是一个“私人”。姑且不说他说的话是以他的知识结构、他的经历、他的情感等作为背景的，真正致命的是，他与被他所代言的民众之间没有相同的生活处境，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他有着自身的利益诉求，而这样的利益诉求，有可能和被他所代言的民众的利益诉求是相冲突的。换言之，在“精英”利用话语权力这个“公权”制造舆论影响决策时，有“以权谋私”的嫌疑，并且它是相当容易的。在很多时候，这就显然不是在表达民众的利益诉求，而是在欺骗、愚弄民众，通过损害他们的利益，来谋得自身的利益了。这种情形在出现了权力精英、资本精英、知识精英联盟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样的利益同盟使知识精英成了靠瞒和骗出卖知识尊严的骗子，成为权力与资本掠夺的吹鼓手和辩护士。“文化资本”此时的确成了一种“炼金术”，可以轻易地榨取普通民众的斑斑血泪。

这就是“精英”的私人身份，与作为在公共领域中表达“公意”的“代言人”的身份的分裂所导致的困境。如果“精英”们只是运用一些理念捍卫某种价值，澄清某些问题，提出某种观点倒还罢了，他们还希望为各种形形色色的改革出谋划策，为各种与民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政策的出台、修订和废除进行辩护或质疑。而在能影响自己生活前景的这些领域，民众几乎都没有参与的机会。在这里，一群能够制造舆论的人，在当事人无法在有关自己切身利益的问题上表达自己意见的情况下借助于对官府决策层的影响就可以决定他们的命运，这样的话语霸权已经登峰造极。

批评现象可以激烈，因为它的目的只是提出问题而引起注意。但要出主意就不同了。它关系到社会结构的变动，许多人的切身利益，其背后将有绝望、愤怒和抗争，因此必须谨慎。一个出主意的人只是按自己的观点演绎却没有倾听当事人的声音，这种话语霸权实质上是一种霸道的专制工具。比如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在农村土地私有化的争论中，到处都是“精英”们的口水，却唯独没有靠工厂吃饭、靠土地吃饭的工人农民的声音。他们就像是一群任人宰割的羊群，连自己该怎么办都做不了主，非要那些不靠工厂吃饭、不靠土地吃饭，工厂搞得好不好、土地种得好不好都没有关系的主在一旁指手划脚地希望按他们的意见“转型”。而在这样做时，“精英”们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甚至他们直接就是为某个可以从“转型”和“改革”中获益的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而越是利用统治权力与话语霸权排斥民众的参与，扼杀他们的声音，掠夺就越能减少来自被掠夺者身上的阻力。

如果说“精英”们只是在挥舞话语霸权影响公共舆论，那么权力集团就是在进行实质性的侵害了。无论是作为国有资产、土地的所有者还是使用者，即作为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拥有者，不管是“改制”还是“私有化”，都必须征求并尊重工人农民的意见，如果将他们排斥在“改革”的进程之外，等于是对他们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蔑视和剥夺。被敲骨吸髓的人们不能发出自己被宰割的声音，他们的本能反抗被镇压后似乎也已无声无息，但他们可以在绝望之中让大泽乡的火把再次燃起。不知权贵资本主义下的权力与资本是否已经感觉到了大地的抖动，或看到危险的来临而已经疯狂。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概念与其现实含义已经分裂而被既得利益集团利用来努力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现实与施虐――受虐的普遍病态心理背后的社会精神生态的极端恶劣已经指烘托出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具有逻辑上的同构性的“民主”与“公正至上”的指令必须渗透入制度之中，才能为当下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价值的依据。没有合法性，任何庞然大物都会在内部的冲击中分崩离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