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哥

大哥进城了，并且住进了新楼，让我为之高兴。此前哥哥一直在农村居住，后来搬到一个小镇，居住条件虽然改善了，院落很大，有六七间平房，房后杨柳成荫，房前瓜果蔬菜自己都吃不完，但毕竟年龄已过花甲，身体也不怎么好，冬天还要自己点土锅炉，极不方便。于是在侄子的张罗下在城里买了楼房。

哥哥是个乡村教师，已经光荣退休。他是我们哥六个的老大，文革期间读完高中便回乡务农。那个年代乡下的高中生还是很稀少的，但当时已经取消高考制度，城里的学生都要下乡接受教育，接受劳动锻炼，我家三四代农民，不管哥哥学习再怎么出色，也必须回家务农。实际上，每一个那个年龄的人都会对未来怀揣着无限美好的梦，但是读了十多年的书依然要回归故里，重复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子，谁都会郁闷纠结。好在没过几个月便到了征兵的季节，哥哥便征求父母的意见，想要参军。其实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途径，年轻人到部队锻炼一番，对未来的成长都有好处。然而当时我家的状况是母亲多年患病，身体越来越坏，打理一家三代十几口人的家务越来越力不从心了，迫切需要哥哥娶一房媳妇来接母亲的班。所以哥哥的愿望当然遭到父母的拒绝、全家人的反对。哥哥是一个言语不多的人，几番苦争不见效果就沉默了。大家都以为他妥协了，不料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哥哥居然把新军装都领回家。这一下惹恼了父亲，也把全家都摆在了自己的对立面，最后迫于全家高压，当然也感到自己作为长子责任重大，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前途，放弃这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那些日子，我亲眼见证了哥哥的辛劳，一个白面书生，身体本来又不怎么强壮，突然放下笔杆走进农田，和那些老农们一起起五更爬半夜，春种夏锄秋收，每一样农活都不轻松，每一天下来都筋疲力尽。最重要的是前途一片渺茫，再忙碌也改变不了贫穷，再辛苦最多也只能免除饥饿而已，这精神上的痛苦是最折磨人了。

接下来哥哥的婚事便进入了议事日程，经过姨爷的介绍，哥哥和现在的嫂子约了婚姻之盟，没有恋爱，甚至都没有沟通了解，一方面是居住地相距较远，交通也不方便，通讯几乎没有，另外准嫂子不会汉语，哥哥的蒙语交流也很困难，二人从相亲到结婚大概只见了两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终身大事就这样敲定了。况且，那时农村年轻人的婚姻大事都是这个模式，但大哥毕竟读了十几年的书，对恋爱、对婚姻定会有自己的憧憬。我那时刚读完巴金老先生的《家》，总感觉到大哥就是巴金笔下《家》中高老太爷的长房长孙觉新的现代翻版。为了一个孝字，为了母亲的身体，为了家族的利益，他只好委屈求全，只好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在婚姻大事上也要服从大局，听从家人的安排。其实大家都知道，以当时我家窘迫的条件和当时的习俗，没有多少可选择别人的资本，能有一个好心的女子愿意走进这个家庭，一起和我的哥哥承担起沉重的家庭负担就是相当不易了。事实也果真如此，从1975年嫂子走进我们家，奶奶和母亲相继病故。母亲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给父亲带来了巨大悲痛，他不想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使之痛上加痛，于是便常年在外打工（当时还没有打工一词，我们那叫搞副业）。于是，打理一家人的家务，照顾三个未成年的弟弟这些重大责任一下子都落到兄嫂的头上，并且还照顾年迈的爷爷直至给他养老送终。那些年的艰辛真是不堪回首，我到今天都不敢想象，他们是以怎样的毅力熬过了那些艰难岁月。

哥哥结婚的第二年，好运来了，学校抽他做了小学老师，虽然是民办的，依然和农民一样挣工分，但毕竟不用沐风栉雨了，也能让十几年所学有了用武之地，后来在80年民办教师转正考试中，哥哥顺利成了一名正式教师，开始吃了皇粮。于是，传道授业解惑便成了哥哥一生孜孜不倦的追求，他就和千百万乡村教师一样，默默地在三尺讲台勤奋耕耘着，把一届届学生送往更高的学校。

前几年，一次教师节聚餐之后，哥哥骑摩托回家的路上，浑黄的灯光照射不清，车轮碾上一块石头，连人带车不幸从小桥上摔落，从此哥哥便落下小脑萎缩的后遗症，走路不稳，说话舌头也不灵便。这些年，每次回家看到哥哥这个样子，心底便颤颤的，辛劳了大半生，晚年本应该好好享受幸福生活了，可是却落了这样的毛病，感叹命运真是不公，感叹苍天真的无情。哥哥每次和我们团聚都十分兴奋，布满皱纹的额头总是绽着灿灿的光芒，忘记身体状况，与我们一起东奔西跑，与我们一块举杯相庆，大有不醉不还之意。

哥哥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都已结婚生子。儿子和儿媳都从事着教育工作，且都是单位里独当一面的骨干；女儿和女婿从事个体，生意也是红红火火，蒸蒸日上。他们不仅敬业爱家，且从小就非常懂事，凡事都不用父母操心，也不给家人添麻烦，更有爱心和孝心，对朋友对同事对待亲人长辈都礼貌有加，这也是让哥哥非常欣慰和骄傲的。

我想，不管怎样，辛苦了大半生，奉献了大半生的哥哥晚年应该是幸福的，他有资格享受这份幸福，我在这里为他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