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般灿烂的日子

2014-02-11 10:02 | 作者:北国之风 | 散文吧首发

那年我六岁,还是七岁?我不知道,娘说你应该是七岁了。那年三月里添的你妹妹,她户口本上比你小六年,按虚岁你是七岁。

管它六岁还是七岁呢,反正得八周岁才能上学,还有好多时间玩。胡同里住着八家子人,光小孩子就有十来个。我家院落子大,奶奶说原先这里是一大家子人的菜园,分家以后爷爷盖起了两间草房。奶奶说你爷爷脾气暴啊,吓得我跟你爷(我们这边管父亲叫爷,不过刚子叔就不这样叫,他叫达达,他达达是工人,吃国库粮)不敢靠他的边。后来他病倒了,还是没白没黑地骂人的人,我和你爷躲到东边你大奶奶家,把饭送到门口。他骂了三天三,后来不骂了,喊着你爷的小名说你们过来呀,我不打你了,我们还是不敢过去。再后来没动静,断气了,那年你爷才十四五吧。娘告诉我奶奶和爷孤儿寡母,谁也看不起,日子过得艰难,直到她进了门才好了。娘就愿意说这些,好象她来到我们家,我爷和奶奶才解放了,才有了好日子过。娘说上办完公事,家里就几十斤棒子和半篓子地瓜,还是姥爷用小车推来了粮食才接上茬。第二年有了姐姐,第三年秋上有了我,有我的那年翻盖了草房子,房顶上盖了瓦,一部分瓦是从姨老爷那借的。过年开春了姨老爷给儿子盖房子,我爷说咱没钱买新瓦,不能误了表哥娶媳妇,要不再把瓦揭了送去,等有了钱再买。姨老爷后来知道了,就说你这孩子怎么能这样呢。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娘天天讲天天讲,我不想听都不行。

院子大,栽着些槐树和榆树,还有一棵枣树,西屋门外边有一棵石榴树,留给我们玩的空间也很大。南墙根常年地堆着柴禾垛,柴禾和猪圈中间有一块空地,那就是我们的天地了。七八个孩子玩捉迷藏、跳大绳、跳房、丢石头抓小偷,还有一种打“嘎”也是我们常玩的。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哪个“嘎”字,为什么叫“嘎”,反正就是用大拇指粗细的五公分左右的木棒,两头削尖,就是一个“嘎”了。手上拿根长一点的棍子,打一下它的尖头,等它跳到空中,再照着它的腰用力打,打得越远越好,打不着就换人打。我们乐此不疲,一打就是小半天。我们玩的时候就讨厌那些毛绒绒的小鸡仔,在脚下拌来拌去的。有一次跳大绳,绳子把一只小鸡卷到我脚下,我落下来的时候踩着它,它就伸开爪子不动了。我偷俞地在草垛边上挖个坑把它埋好,还怕娘看见了骂我。可是好几天过去了,娘都没发现少了一只小鸡,或者是发现了还以为是老鼠拉去了,反正没找到我头上,我才放了心,彻底地把它抛到脑后。其实就是娘知道了也不会打我,她才舍不得呢。

过完年天气还冷着,娘问我你喜欢弟弟呢还是妹妹呢,你马上就要有一个弟弟或者妹妹了。不用我选,娘就告诉我肯定是个弟弟,你爷就兄弟一个太单,你要有个兄弟做个伴才好。

我才不管是弟弟还是妹妹,我已经有姐姐了,天天都有小伙伴。姐姐知道娘偏向,还是处处让着我,我就是个被宠的孩子,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可是就是个子长得慢。娘叹着气说你怎么长得这么仔细呢,是不是小的时候过天,把你包得太严实,旁边堆的热水瓶把你的皮烫紧了,才长不开个啊?你看你姐比你高一头了,你可是光吃奶就吃到五岁呢。

关于个子的问题还是我那个当时还没出世的妹妹总结的最好。她长大以后说,我那时不长个,是因为心眼多压得。

我心眼多吗?我不过是皮一点罢了。娘在院子里晒被子,我就一头钻在里面来回拱,偶尔会趴在鸡窝前边,用树枝扒拉老母鸡让它下不成蛋,再就是晚上不睡觉,在炕上拿大顶,来回跳,把奶奶的土炕踩塌了好几块。还有石榴树上掉下来的黄的绿的扫毛蚧子虫,我把它夹到火里烧焦了。谁让它长得一身鲜艳的毛那么坏,落到我脖子上、手上就疼死人,起一个大包。那时候我们就怕这种毛毛虫,还有蝎子和蜜蜂,偏偏这种毛毛虫落得满地都是,害得我们走起路来都小心翼翼地,唯恐踩上它。

我们玩的时候,就有好几个老的、年轻女人来我家里。娘让我喊她们姥娘、大娘,说哪个哪个还是她姥娘门上的,那个姥娘就摸我的头夸我长得快,我觉得她一定是个好人,慈眉善目的。她们一走,爷和娘就紧张地议论半天,说现在很紧了,这个孩子不让要,怎么办呢?娘说咱们一个孩子太单了,总得想办法再要一个。我想怎么是一个孩子呢,不是还有姐姐吗?再后来那个姥娘自个来了一趟,爷和娘就很高兴的样子,一直送道大门口,回来后娘对我说这回好了,大队里照顾咱们,让咱们要这个孩子了,以后见着姥娘要乖一点。

我当然很乖,在大街上看到哪个大人我都会甜甜地叫一声,大家都夸我,比谁谁家的谁懂事,那个谁木头人似的,见人都不吱声。后来我在大街上见到姥娘那伙人,从这家出来,到那家里头,我都会乖乖地喊她姥娘。娘说她是个好人,可西邻居大姐就不这样,她当着我的面就冲她们的背影吐唾沫,骂她们断子绝孙,不得好死。说你们都有儿子孙子了,还不让别人要儿子,不是好东西。可是当那些人来她家的时候她又一句都不骂了,还笑着留人家喝茶。

娘好几天不出门了,在屋里躺着。家里不断地来人。西屋门口挂上了厚厚的棉布帘子,窗户也堵上了。我们还穿着棉袄棉裤,在大门外边的石碾上玩陀螺。陀螺是用一个钢珠嵌进一个铁块中间,缠上几圈绳子,用力一甩甩到石碾上,陀螺滴滴乱转,转来转去就碰到一起,三碰两碰就有一个先趴窝。姐姐和珍子姑、红子姑她们玩丢石子,石子有圆枣那么大,都是用锤子把石头块一点一点小心敲出来,玩的时间长,棱角都磨圆了。五个小石子在她们手里上下翻飞,嘴里还念念有辞,飞一个收一个,收两个,飞两个收一个,收三个,每一步都有讲究,不能出错。不时有人来用石碾碾玉米、豆子的,我收起陀螺去拉我的轱辘,那是一个小小的放倒的石鼓,两个面上钻了眼,卡上一个铁环,铁环上拴了绳子,能拉着跑。有一次我跑得太快了,轱辘就象飞起来,拐弯的时候碰到了猪食槽旁边的泔水瓮上,把泔水瓮碰出一道裂纹。

这时候西头大姐来喊我们回家,叫我们到西屋窗户下边的磨盘上吃饭,每人一碗小米粥,上面放了一调羹红糖。我连小米粥也不认得,就觉得这黄澄澄的东西上放红糖真好吃,那味道比娘刚摊出来的煎饼里卷上一勺猪油还要好,要是天天吃就好了。可惜小米粥红糖不能天天吃,娘也只是吃了三天。我还不知道我已经当上了哥哥,那个时候生孩子的多,我早已不当是什么稀奇事了。只记得娘又是喜又是恼地念叨好多次怎么不是个小子,怎么不是个小子呢。

天渐渐热了,柱子叔领着红子姑和我去村边的杨树下边拾芒子。他一脚一脚跺在树上,一串串紫红紫黑的芒子从树上落下来,我们捡嫩的拾起来,吹吹土就能吃。我们是本家,他爷排老五,常年在外边干泥瓦工。红子姑出生不久就没了娘,两个大娘都说红子姑是自己奶大的。他家的大老爷会杀猪,我就好多次坐在他家门口看。锥锥乱叫的活猪被他一刀捅进脖子里,放出一脸盘血,就光倒气了。灶台上锅里水烧开后,把死猪泡进去,从猪脚上割个口子,他就嘟着嘴使劲吹,把死猪吹成了个圆滚滚的肉球。鼓成球的死猪褪了毛,白白净净地躺在灶台上。那个灶台旁边天天泥泞不堪,散发着一股股难闻的臭味,架子上的猪肉片就在这种气味中熏着,我真奇怪这臭气熏出来的猪肉还是那么香。大老爷隔好多天才杀回猪,在肉堆里的他却长得精瘦。大奶奶倒是肥肥胖胖的满面红光,两个人却没有孩子。五老爷不在家的时候就把孩子托给他们。

柱子叔上二年级,成绩不大好。大老爷说名字起的不好,柱,挡住了,要改成升才好。名字改了,大约会好了吧。红子姑从小嘴灵利,不让人。然而终于有一天大奶奶发火了,起因好象是她去挖面,发现面上有个手印。她说红子这妮子长心眼子了,反正把你们拉扯大了,用不着我做饭了,以后自己过吧。我去找柱子叔玩,从西屋里冒出来的烟一直堵到了大门口,钻过烟雾,我看见他俩在鏊子前边一个续柴火,一个摊煎饼,旁边放着一小堆面疙瘩,板着脸都不理我。我回家后绘声绘色地讲给娘听,娘说这俩孩子是长志气呢。其实大婶心不坏,等过两天五叔回来给她赔个不是,她出出气就好了。

胡同东边不透气,西边连着大街,这条街又连着好多好多和我们这样但又不一样的胡同。说是大街,其实不大,还坑坑洼洼的,下的时候胡同里的水流出来,大街上全是泥浆。斜对着我们有个很大的西胡同,里面住着大多是另一个家族的一大家子,和我们不一个姓。胡同口向里走十来米有一棵大树,树上吊着个铁钟,我的三老爷是小队长,他每天早上去敲那个钟,男人们就从家里走出来集合,乱糟糟地下地去了。到八九点钟有人挨家敛饭,一起送到地头上去。能有什么饭呢,不过是几张煎饼,就点咸菜或者大葱。娘说妇女也能下地,但只能记半个劳力的工分。我不知道怎么算劳力和工分,只知道天一黑就有人来家找我爷,他就拿出一个小本本来划上一笔,就是记工分了。象这样的小本子他抽屉里有好多,封皮是那种草黄色,里边的纸上印着一道道格子。我爷上到初中,识很多字,小队上就让他管记工分。记工分有什么用呢?娘说用处大着呢,全队的人都凭这个分粮食。爷把这些本子锁在他的抽屉里,不让我动。有一次我偷了钥匙打开抽屉,除了那些本本还有好几摞书,有几本书还裹着通红通红的塑料皮,皮上有放光的毛主席头像。我不认字,但毛主席我早就认得了。不过让我兴奋的是这个抽屉挡板后边还有个小抽屉,我拉开它终于看到了我喜欢的东西:呱嗒板和撒拉机子。我爷在村里唱戏演杨子荣,娘跟我自豪地说过好多次,这东西就是那时候用的吧。

我向爷讨要这两样东西,却让爷板着脸吼了一句。娘说吓着孩子了,你不高兴别拿孩子出气。娘说你看你妹妹都好几个月大了,大队里不给落户口。不落户口就没有粮食,这不多了个黑妮子吗。今年上半年出生的孩子都不给落,听说现在还没生出来的都不让生了,你捡了个妹妹啊。

呱嗒板和撒拉机子不给我就算了,反正娘说了早晚都得给我。过了阵子柱子叔又造出来一个更好的玩意,洋火枪。枪架子用铁条弯的,枪筒用洋车链子上卸下来的零件,橡皮筋拉枪栓,从摇着拨楞鼓的货郎手里买来的火药星。火药星粘在报纸上,一个还没半个豆粒大,把它压到枪筒里,一扣扳机“啪”地响了,前头还冒股烟。可惜洋车链子不好找,橡皮筋也断,火药星要花钱买,所以大多时候这枪就不响,但它仍然是我们中间最高级的玩具。那时子弹壳很好找,有的孩子能偷到没用过的子弹。我们把弹壳下边锯个小口,放上火药星,向地上摔了听响。我们玩子弹壳的时候,大街上聚在一起拉家长里的娘们就冲着一伙人嘀咕:今天大嫂子队长带人去谁家了,谁家的媳妇被计划了。

忽然有一天,人们都往西胡同里跑,我们也跟着跑去。等我挤进一个院子,才看到所有的门都敞开着,门板都卸走了。正房屋里干干净净,土炕上只有一领席,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孩子坐在上面。能拆动的东西都让人弄走了,好象还有几个人上了房顶去揭瓦。我认得她也是我们小队的,但不是本家。她家这是怎么了,她家里的人都去哪了,外面这些人为什么要抢她的东西,还拆她的屋呢?

娘告诉我你这个六大娘真行啊,为了要这个孩子把家都舍了。娘绘声绘色地讲了一个故事,说大肚子的妇女被拖拉机拉到镇上,就有人看管着等引产。六大娘的五个妯娌们都去了,一会儿出来一个,一会儿进去一个,后来愣是趁看管的人不注意把六大娘带了出来。后来就藏起来生了个闺女。公家不干了,要罚她,罚得她家没法过,让别人好好看看。在我看来,家里什么都没了,人还能活吗?从此我就经常担心六大娘会突然死去。然而过了好多年她还活着,那个孩子也慢慢长大了。

我一直对那时才几个月的妹妹没有什么印象,哪怕一丁点的记忆。我所有的印象都在她已经到处乱跑,而我已经能够摆出哥哥的架子吓唬她的时候。娘一说起来就是妹妹是有六年黑户口的,是从她口里省出一口饭才拉扯大的。直到有一年大队失火后烧掉了许多东西,所有人口重新登记,妹妹那一伙人的户口问题才最终解决,而这时候早就联产承包到户,也不再按工分分粮食。娘说在小队的时候没沾一点光,就我爷一个整劳力还要拉扯三个孩子一个老人,年年分的粮食都接不下来。

娘就这样对我说这说那,也不管我听懂听不懂。其实粮食再不够我也感觉不到,反正我每顿都没饿着,还爱挑拣着吃。八月十五快到了吧,今年还分不分苹果呢?去年三老爷在大街上敲锣,喊大家去领苹果,每人一斤。我兴冲冲地挎着提篮去把我家那份挎回家,娘说我怎么不挑挑,还有好几个烂的呢。娘说你净惦记着吃了,快去把你姐姐找来,毛主席下凡间显灵了,咱们去算卦,求毛主席保佑。

算卦的一伙人都在胡同最里头德子哥家里。在吃饭的桌子上边铺了一层面,几个人扶着一个筛子,筛子下面绑着筷子,筛子要么不动,要么就来回动,在面上画出字来,就是毛主席说话了。问什么都行,非常灵验。娘就问姐姐长大了干什么,那筛子就开始时动,就有人说好了好了,毛主席说大妮长大了要当工人。那我呢?筛子又开始动,你嘛,在家种地。凭什么我要在家种地,而姐姐就能当工人呢?我愤怒了。谁不知道当工人好,不用下力还能有好吃好穿的。后街上那个大娘也带着三个孩子,一年到头哪块地也不下,到分粮食的时候都有她的。娘说我那个大爷是工人,一到时候就捎钱来买粮食,队里还得先给他们分。那个大爷怎么当上工人的?我爷告诉我你大爷上到初中,参加了造反派,后来到城里去当了工人。我说那你怎么不去呢,我爷说造反派不好当,真打架要命呢。

忙碌的秋天来了,田野里竖着的高粱啊麻秆啊棒子啊什么的都趴下了,一眼看到老远。庄稼下边有我最喜欢的蚂蚱和土蛰子(学名叫蟋蟀吧),一会儿就能捉一酒瓶,拿回家收拾一下,用油一煎就是无上的美味了。柱子叔领我们去地里玩,给队里管喂黄牛的二大爷总冲我们喊:“小子们,给我割草去,我给队长说记工分。”我们就提着粪筐去割草,他用个磅称过过分量记下来。后来柱子叔说这样割草挣不了几个工分,就教我们往筐里放石头,称完了抢着去倒草,把石头扔了。二大爷就笑呵呵地说:“好小子,真勤快。”

玉米棒子晒透晒干了,妇女们就集合起来每人分一堆,用刀背往下砍粒儿。砍下的粒子到处飞,她们就支起席子围成一个圈罩住,上边窄下边宽,金黄金黄的棒子粒就在一个个席围成的帐篷里流淌出来,大家嘴上嘻嘻哈哈,手下却较着劲。收获了的棒子、地瓜、豆子、高粱啊之类的先留够给公家上交的,剩下的分给社员。我爷和几个大人拉着地排车交公粮,我闹着要去,爷不同意,另一个叔叔抱起我扔到车上的袋子中间,说坐好了,叔带你去玩一天。

收公粮的地方在五里地外一个大村边上,一个好大好大的院子里。周围全是高高的大大的长长的砖瓦屋,连屋门也都是那么大。叔叔说住在这里的都是吃国库粮的,都神气着呢。跟他们说话要小心点,要不然他就挑毛病,湿了,回去再晒,不干净,回去再筛。看到旁边晒着的那堆粮食了吗,那是不合格的,路远不回去了,就在这晒好了再交。收公粮的公家人真神气啊,走到哪里都有好几个人围着他转,他说送进去吧人家就满脸笑,他说不行人家就长了脸。好在我们的一次通过了,叔叔们过了称,一袋子一袋子地往仓库里扛。仓库门前斜架着长长的木板,他们沿木板走上去,两个脚就陷进粮食里去,出来的时候再偷偷把鞋里的粮食磕进空袋子里。忙活完了天也黑了,队长说大家很累,还剩了点粮食,去换点油条火烧吧。叔叔哥哥们就很高兴,不光换了油条火烧,还带来一瓶酒。吃剩下几个火烧让我拿回了家,叔叔很严肃地告诉我到家啥也别说,更不能说在外边吃饭了。

天的雨又急又猛,胡同里的水积的快下得也快。秋天的雨爱连阴天,下一天也不歇。大人们难得地能窝在家里睡个觉,我们却是不自在,好多游戏不能做了。好在能玩泥巴,在大门底下石台子上摔哇呜。把泥巴和得软和和的,压成片,捏成平底碗一样的形状,端在手里,反手往平整的石板上一摔,碗底就哇呜一声裂开个洞,摔得越好洞就越大,声音也越响,赢的泥巴片也就越多。我们玩得自由自在,但是胡同里一片紧张,从他们交头接耳神神秘秘的交谈中我还是听到出了大事:三队仓库里丢了两麻袋棒子粒,三队长报告大队书记,书记说肯定跑不远,谁拿了自己送回来就算坦白,不送回来就报公安。妇女们说都是老实人家,看谁也不象做贼的,别是队长他们自个贪了吧。三队长听得个风言风语,也急了,拉着大队干部挨家查。那时各家里都没多少东西,干部们就叫开门到各家屋里看一下,有的干脆不进门,在大门口等着。到了胡同的时候,我和伙伴们当然不能放过这种好事,尾随在大人后面看热闹。从西头大姐家到我家,再到大老爷五老爷家,从五老爷家到连子哥家,连子哥不在,只有大娘在家。三队长说连子不在家么,队里丢了粮食,我们挨家看看。连子娘黑着脸说,别看俺寡妇带俩孩子不易,俺可是有志气的人,你们凭什么哄哄成群到俺家抓贼,传出去俺孩子还找不找媳妇。三队长说嫂子可不能这么说话,我们挨家看,不是单来你家。连子娘说查吧,谁怕查谁是狗娘养的,谁诬赖人也是狗娘养的。大队书记说操,你们几个仔细看看。没想到一查,大家都说找到了找到了,一个个都象喝了酒那样兴奋。我看到在低矮的西屋里一个角上真的有鼓鼓的两个麻袋,上面盖着的柴禾拨到了一边,连子娘跌坐在地上,呼天抢地。

后来就听说公安来人,连子哥被带走了。我爷说这孩子怎么走了这条路呢,还不是穷逼的。这件事本来不够判刑,又遇上严打,这不一时半会出不来,这辈子算是毁了。

胡同里因为这事热闹了一阵子,长舌的女人们到大街上三说两说,什么样的现场搜查记都有了,说的活灵活现,听的津津有味。然而这注定都是一个小水花,因为一场大风暴的到来而无影无踪。因为我爷说的,合作社要解散,农民要分地,各人种地交公粮。这是大事吗?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大人们肯定知道。因为他们又投入了很大很大的热情和精力去分这个分那个,准备明年种地做活。爷和娘说,自己分了地,比在社里要累,但是收了就是自己的了,累也值。我问为什么累还值,娘说因为这样你就能够过年的时候买新衣裳和玩具,能吃上好多肉了。我说那好,就快过年了,咱们买好多好多肉吧。

娘说,今年不行,等明年吧。明年一定买好多好多肉。

明年我就八岁了。八岁那年我要上育红班,上一年级,还要有新衣服和玩具,还能吃好多、好多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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