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

（一）

我能记事时大约是四岁左右，七十年代中期的一天，由于生活困难的缘故，父亲带着奶奶、母亲、姨姨、两个哥哥和我由南路举家迁往西路，平生第一次坐火车，也就是那种闷罐似的铁皮厢子深深地烙在了我最初的记忆里，随后就有了父亲背着我在泥泞的山道上艰难行走的情景。

在西路定居的地方是在距火车站约十里地的一个半坡上，生产队在那里办了一个林药厂，整座山上也就只有几间低矮的茅草屋，我们一家七口就暂住在两间偏房里，现在想来也就十多个平方，灶台、案板、火塘、火炕和木床以及几个陈年的箱箱柜柜集中在一起，即便是七十年代的农村也算是相当的局促了，但由于乔迁的喜悦和对新生活的憧憬，一家人还是过得乐呵呵的。

由于是林药厂，整座山上栽满了果树，有桃、李、杏、梨、核桃、苹果、山楂，果园里套种着牡丹、桔梗、黄芪、党参、乌药、当归等多种药材。春姑娘来的时候，满山的花儿竞相开放，而且花期很长，茅草屋的小家就真的笼罩在浓郁的花香里。可我最留恋忘返的是一种叫着七里香的野刺，生长的一大丛一大丛的，花开的时候一片雪白，甚至有些耀眼，阵阵幽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仿佛能香到人的骨子里去，我便久久地呆在山坡上不愿回家。天黑的时候在父母亲反复的催促后才极不情愿的回去吃饭，当然少不了折几枝回家插在瓶子里用水养着，让花香伴我入眠，折花时被刺划破小手带来的伤疼却早已忘至九霄云外。

进入夏季，挂满枝头的桃李杏便早早地挑逗着我们的味蕾，林场的老厂长虽然严厉地告诫人们不准偷吃集体的水果，可说实话对我和二哥还是网开一面的，毕竟我俩还是不满十岁的小孩。我们背过大人记不清多少次的袭击树上的果子，时常不是酸倒了牙齿就是吃坏了肚子，现在想来，大人们其实都是知道的，只是不想点破而已，也就咱哥俩在那里掩耳盗铃，自以为是罢了。到了盛夏的季节，大人们忙着收丹皮了，早晚到山上去挖了牡丹的根回来，中午的时候就在家里边用玻璃片刮丹皮。我和哥哥就趁这个时间溜到果园里过早地享用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嫩核桃和青苹果，吃过核桃的手总是黑色的，往往会暴露行踪，由是便少不了受到大人的责怪。最为惬意的是夏天的夜晚，搭一把长板凳，或坐或躺地在院场上纳凉，听蛐蛐的叫声，数天上的星星，看皓月当空，或者是追逐缓缓而飞的萤火虫，抓住了就下意识地学着古人的样子囊萤夜读。也有的时间偷偷钻进麦草垛子里藏猫猫，时常在草堆里睡着了，被大人抱到炕上睡了还浑然不觉。

秋天自然是收获的季节，苹果、梨子、核桃，玉米、高粱、大豆和很多种药材都会先后成熟了，大人们沉浸在丰收的喜悦里，我们自然会因为可以一饱口福而跟着高兴。漫山的黄耀木叶子会在不经意中一夜之间红得通透、红得醉人。儿时的我不懂得什么红叶的浪漫，只是流连于树下，摘下红叶去深深地嗅闻那淡淡的药香。八月十五前后，开始取蜂蜜了，取蜂蜜的时间通常是夜晚，我们会跟着大人熬到半夜，然后享用核桃沾蜂蜜的美食，由于山上花的品种繁多，蜜蜂酿的蜂蜜就格外的香甜，说实话，长大以后就再也没有吃到过那样好吃的蜂蜜。

山里吊庄户的冬天一点也不单调，我们会和父母亲去地里打土块、烧荒地，或者是上山砍柴，拿上自己专有的小斧头，带上调皮的小黑子（小狗），到山那边去捡干柴或者砍一些柴火摞起来晾干了再去背。我大约十岁的时候就开始模仿大人们背柴，由于路远，也就约莫背上个二三十斤重，虽然辛苦但很快乐。打柴的期间有时候会给自己砍一些兵器，比如棍、叉、狼牙棒之类的，或者在山里边刨山药蛋，点篝火烤馍、烧开水，每一件事情都会让我们开心不已。夜间的时候，我们会围在林场的火炕前烤火，看场子的老蹇是队里的民兵连长，他一边擦着冲锋枪一边给我们娓娓地讲故事，我记忆最清的就是那个前娘后母的两个孩子种高粱的故事了，善恶报应的理念便早早地根植在我幼小的心里。过年的时候，除了和别的孩子一样穿新衣服和燃放鞭炮外，我们哥俩会和大哥或父亲早早地在山上物色一个大柴疙瘩，除夕夜一家人围在火塘边烤着熊熊燃烧的疙瘩火，一个个脸上红堂堂的。过完初一，奶奶就会领着我和二哥去南路走亲戚，奶奶姐妹七个，排行老大，有的是地方走动，我们便背着酒、点心、麻花、馒头之类的礼物，在几个姨婆和舅舅、表叔家里和那里的孩子们玩个痛快，然后揣着花花绿绿的压岁钱回家，这个可以高兴整整一个正月。

（二）

二哥比我大两岁，他上学的时候我才五岁。看着他背上书包雄赳赳气昂昂地随大哥去了学校，我一个人说啥也不在家里呆了，哭着闹着要上学。父母拗不过，就给我买了新书包和作业本让奶奶带我去了离我家至少有七八里地的小学校。那时的小学在一座岳飞庙内，我和奶奶站在庙门前等了老半天才有一位中年女老师出来，奶奶和老师说了我想上学的愿望后，女老师和蔼地摸着我的头不住地夸我是个好孩子，但后来还是告诉我说我年龄太小学校不能收我。为此事我愤愤然了半年光景，好多年后，奶奶记起了就拿这个夸我，当然有时候也是调侃。由于我迫切地要求上学，家人便和学校商量，于是我六岁时便上了小学一年级，而且当年就被学校评为了“三好学生”。

那年月的孩子，只要学习成绩好便是老师心目中的好学生，很容易被评为“三好生”的。可现在想想，我那时候应该还算是名副其实吧。我们每天天不亮就准时起床，比我们起得更早的母亲早就做好了早餐，我和二哥带上中午的干粮，走七八里路去上学，下午回家时大部分路段更是蜿蜒崎岖的上山路。在学校里我们抽陀螺、斗击（斗鸡）、抓土匪，亦或是在尚武的年代里压腿、下腰、用掌劈树、用拳打墙样样精通，就连女孩子玩的跳绳、踢毽子、抓石子、打沙包也被我们玩得炉火纯青。父母亲基本不识字，父亲对我们采取的是无为而治的教育方式，他老说，成材的树不用括（方言，修剪的意思），所以他从来不催促我们的学习，但我们每天下午回到家里都会早早地写完作业，有时候还要帮家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扫院场、割猪草、放牛或者是轻巧一些的农活。我最喜欢的是放牛，由于我是幺儿，哥哥自然争不过我。放牛的好处是可以乘此机会背背课文，当然更多的时间是可以如痴如醉地看小人书，我们那个年代的孩子都会有这样的嗜好，或许正是这种爱好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我们那一代人的阅读能力。看书累了，我会拿出随身携带的竹笛，学着父亲的样子吹奏一些连自己也听不太懂的曲子，这也是父亲潜移默化的结果，而我只是觉得那些曲子十分的悠扬和动听罢了。我们哥俩的玩具大部分是自己动手制作的，三角板（烟盒折叠而成）、包袱（废纸折叠而成）、铁环、滑轮车、弹弓、木陀螺等等。父亲是当地有名的木匠师傅，家里的木工工具一应俱全，我们哥俩做得最好的就是木制的刀枪剑戟和手枪、步枪了，偷偷地带到学校去，时常会勾起同学们羡慕的眼神，现在想来，那其实是最好的手工课了。所以我常说，遥想当年，我们真还就已经做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了，呵呵。

我之所以刻苦认真地学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心里在默默地憋劲，而且几十年来从未向人提及。

自从父亲背着我下了黑铁皮厢子的火车来到在西路的住地，我们家的外部环境就默默地发生了变化。贫穷依然是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主旋律，受分配制度的影响，家里边虽然能够勉强维持一日三餐，但也时常有青黄不接的时候，住在山上的家庭比起住在山下的家庭来说，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困难都显得更为突出一些。加之西路以同姓家族为村庄群居为主，外姓往往会受到排挤和欺负，像我家这样的外来兼吊庄户就更是自不待言的被排外。父亲常年在外给人修房造屋、做家具，从来是分文不取，但依然改变不了被外化的局面。我从小性格刚烈，好胜心强，不服输，当我渐渐长大一些，也就慢慢地知道了一些情况，于是在心里默默地告诫自己，一定要好好学习，超过那些山下的孩子，为家里的大人们争气。现在来看，我那个时候的理想是务实的，这也磨炼了我的意志和心性，也正是在这种力量的支撑下我以次次都是年级冠军的成绩顺利地完成了小学和中学的学业，以全县第七的名次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区级中学考上了中专，在父亲的有生之年或许让他有了一种光宗耀祖的感觉。

（三）

小时候家里最为辛苦的人当然是奶奶、父亲和母亲。

姨姨和大哥那时候很年轻，还没有能力挑起家庭的重担。包产到户后，父亲常年给人家帮忙，除了犁地、砌坎子、开荒、守号等一些劳动强度过大或者需要熬夜的活父亲会回来干之外，地里的农活就基本上靠母亲带着姨姨和大哥干。家里边打扫卫生、做饭、割猪草、养鸡、喂猪，甚至是放牛等一些活计通常情况下都靠在奶奶身上。

奶奶那时候也已经六十好几了，始终保持着南路人的装束，一双小脚穿着尖尖的布鞋，满大襟外套，头上一年四季包着青色的帕子，为人谦和，和蔼可亲，最大的爱好就是抽几口水烟。奶奶对我们三兄弟非常疼爱，尤其是我和二哥。在那个生活艰苦的岁月里，奶奶总是想千方设百计地给我们哥俩做好吃的。至今我还忘不了那种放了油盐在陶罐里熬出来的黏糊状的白米稀饭的香味，忘不了铁勺子放在火塘上煎出鸡蛋的香味。那些年月，西路一带不产大米，奶奶带着大豆到街上去和外乡人换了大米回来放在柜子里，除了来了重要客人和过年时家里吃米饭外，其余时节是决计不做米饭的，但我和二哥的白米稀饭却基本上属于特供。家里每年都要养上一二十只鸡，平常买煤油、盐巴、酱油、醋，甚至更大的开支都要靠捡了鸡蛋去卖，即便这样，奶奶还是坚持过一段时间就给我们哥俩每人煎一个鸡蛋。

考虑到奶奶年纪大了，我和二哥上学前的早餐主要是由母亲来做的，因为离学校远，差不多不到六点就要起床，母亲坚持不让奶奶早起，但奶奶心疼母亲地里干活累了，也还是时不时抢着起来给我们做早餐。夏天的中午，奶奶怕我们在学校里吃干馍身体受亏，便会坚持做了中饭给我俩送到去学校的半道上，早早地就在树荫下等候着我们，直到我们小学毕业。上初中时的学校离家更远了，我和二哥住校，每周回家去取了粮食交到学校里，每个周五的下午奶奶就会在家门口的山梁上不停地张望，远远地看到我们兄弟两后她就会快速地跑回家里给我们做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周日下午，当我们要返回学校时，奶奶总是千叮咛万嘱咐地目送我们远去，而每次都会给我们精心地炒制一些小菜让我和哥哥带着。

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很少念叨我们，只是偶尔地给我们讲讲别人家或者是以前谁谁家的孩子的故事，有好的榜样也有反面的教材，我那时真是年少不懂亲人的关怀，现在想来，父亲的这些故事对我和哥哥的做人和做事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种潜移默化说他是润物细无声是再恰当不过了。父亲会在下雨或者下雪的日子里抽空给家里做一些木活，我和哥哥便会守在边上看热闹，有时也给父亲搭搭帮手，现在想来更多的是添乱，我们不是让锯子把手划伤了就是把斧子砍在石头或铁器上弄坏了刃子。记得有一次二哥拿着父亲的崩锄去挖一根青冈，结果挖在了光脚背上，血流如注，急得父亲慌忙掏出墨斗里的丝绵敷在上面方才止住了血，至今二哥的脚背上还有黑色的印记。

母亲也是地道的南路人，秉承了南路人一贯勤劳的作风。我是家里边最小的孩子，在我的记忆里，母亲背着我在地里干活基本上是家常便饭。母亲除了在地里干农活，还要协助奶奶干干家务，尤其是后来奶奶年龄一天天的大了，身体大不如前的时候，母亲便既要顾外边的农活又要顾家里的家务，还得照顾年迈的奶奶，真的是忙得不亦乐乎。那时候我们家住的地方水电路三不通。水泉离家约有二里地，而且上坡，一来一去四里，母亲娇小的身体每次都要挑着两只大水桶，艰难的把水挑回家里。种地用的化肥，要从十里开外的街上往山上背，粮食想要磨成面粉，必须背到山下去磨了然后再背回来，我的记忆里干这些活的时候每次都有母亲的身影。记得有一回，母亲背着面粉回家，不小心摔倒被面粉压在路上起不来，幸亏后来被一个过路人给救了。那年头的西路流行养蚕，南路人不会，而且我家附近的桑树也少之又少，即便这样母亲也还是很快就学会了养蚕，桑叶不够用了，他就和姨姨、大哥去几十公里开外的大山里采岩桑，时常是深更半夜了才饿着肚子回来。

现在的社会讲究感恩和回报，我常常想，我最应该感恩和回报的人就应该是奶奶、父亲和母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