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论”功过“是”与“非”

“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这句四川民间谚语，因一位伟人的引述，竟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圣经”，也有了一个很好听的简称：“猫论”。

“猫论”最早出现于1962年，在大饥荒之后一些农村自发产生了包产到户、责任田等新的生产形式，引起党内争论。 7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包产到户”问题。邓小平认为，哪种生产形式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他引用刘伯承经常说起的四川谚语：“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内部会议讲话，“猫论”并没有传播。

1976年，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毛泽东点名批评说：“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猫论”由此成名，成为邓公的招牌。1978年，当邓小平再次复出，主导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他认为，搞理论争论，就会贻误时机，错过发展机遇。空洞的争论无济于事，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应该大胆地实践，大胆地试，先不要下结论，干了再说。“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从此，“猫论”主导了从乡镇企业、私营经济，到特区、证券、股票等改革开放的各个阶段。可以说，是“猫论”打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使中国进入了一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全新时期。

1985年，邓小平当选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被摘登在《时代》周刊上。“猫论”的影响扩大到世界。

但是，就在“猫论”为我们的经济改革带来利益的同时，“猫论”也在不断地被滥用。有人将其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有人以此来掩饰利益冲动下道德、责任的缺失；还有人试图以“不争论”的名义来阻挡他人的自由思考。可以说，在一些人的谋划下，“猫论”这个打破教条的“理论”，正日益成为新的教条。“猫论”的普遍真理化正在毒化整个社会的集体意识，正在将社会的价值判断观迅速庸俗化，正在将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引向“庸俗实用主义”，似乎只要行动能给个人或集团带来实际的利益和报酬，就是好的、正当的，而不用关心行动本身的后果与合理性、正当性。

“有用即是真理，无用即为谬误。”这显然就是“猫论”的危害。其实，即便是邓公本人，也不认为“猫论”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据报道，80年代初，薄一波曾问邓小平，对“黑猫白猫”这个说法现在怎么看？邓小平回答：“第一，我现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说的。”

什么是当时的情况呢？不论是62年，还是80年代初、90年代初，邓小平所面临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样的，仅有程度的不同，即：新生事物在萌生，这一新生事物虽然具有生命力，但与官方传统理论不合，以官方传统理论来看，这一新事物是罪恶的。理论与实践发生了矛盾。在当时的条件下，要从理论上进行突破，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同时也没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新的理论产生，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实践先行，就成为不错的选择。中国的经济改革正是在这种实践先行下，一步步深入的。可见，这仅仅是一种战术选择，而不是战略选择。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实践先行的负面，就是要在不断打破现有体制、制度、法律的条件下进行经济发展。不断地重复，媒体的宣传，会造成强烈的示范效应，使社会普遍形成寻找体制漏洞、突破制度限制、逃避法律规范的心理。如果这种心理仅存在于经济行为中，毒害的是社会发展的经济秩序，但经济是人的经济，当人将这种心理运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时，毒害的就是整个社会了。在这种心理面前，一切道德、制度、法律都会显得软弱无力，失去其应有的作用。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社会面貌。

任何事物都具有历史性，“猫论”的提出，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权宜之计，是对意识形态的妥协，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留下了难以弥补的过失，甚至是巨大的危害。今天，时移势易，如果我们还抱着“猫论”不放，视“猫论”造成的危害而不见，继续搞权宜，搞妥协，不搞争论，不明是非，则既无与时俱进之明，更无实事求是之智。“猫论”早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文/罡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