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声陪伴我一生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唱歌。早上眼睛一睁开，我就哼上了，上下学的路上，我也会哼几句，晚上临睡前，我也非得唱上几句才过瘾。我对唱歌简直到了如痴如迷的地步。我喜欢唱音乐老师教的中外歌曲，也喜欢唱英语老师教的英文歌曲，甚至连收音机里听来的刚流行的歌曲，我也会哼几句。只要我一唱歌，歌声便犹如魔法，能让我把一切烦恼忘得一干二净。唱歌，不仅给我带来快乐，还能为我排忧解难，激励我勇敢面对生活中的一切挑战。自从有了自己嘹亮的歌声，我的生活从此充满阳光，性格也变得开朗而坚强了。

那时候，我们班上爱唱歌的同学颇多，我一边拿着一根小竹竿当指挥棒，一边跟伙伴们大声酣唱。唱着唱着，引起学校音乐老师曾宪莎的注意，把我招进了学校合唱队。在她的精心培育下，我唱歌的水平日益提高。我更喜欢唱歌了，唱歌使我快乐，唱歌使我的心总像在空中飞翔。

五年级上学期的一天上午，曾宪莎老师带着我们学校的12位“小歌手”去青少年宫参加少年广播合唱团一年一度的招生考试。我也是其中一个，兴奋得手脚发抖。我被安排到第一个上台，觉得很紧张，心里像揣着一只小兔子，怦怦直跳，感觉手心里攥着一把汗。正当我站在台上不知所措时，看见下面老师微笑而鼓励地望着我，我的心开始镇定下来，做了一个深呼吸放松自己。我想最好能抽到我最喜欢的男声歌曲。果然，我抽到了《七律•长征》。钢琴师弹了前奏，我定了定神，放开嗓门，大声唱起来，我的歌声那么嘹亮，那么高亢，在小礼堂里激情回荡。我瞥见下面的老师频频点头微笑。一曲终了，我听到评委老师在夸我节奏和音色不错。我很开心，心里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感到非常轻松舒畅。

一周后张榜公布名单，我们学校仅有我一人被录取。考进了武汉广播合唱团以后，团长吴雁泽老师每周日给我们上课，给每个同学发了一本声乐教材和一本最新歌曲集。吴老师和钢琴师李老师教我们发声、定调、读谱、练唱……然后根据每个同学的音质，把我们分成四个声部（我被分在男高音部），教我们唱出美妙动听的和弦。每年的六一节和国庆节，老师都会带着我们这40人的合唱团，上各地演出或到广播电台录音。在舞台上，我们穿着整洁的白衬衫红领巾，开心而跌宕起伏地演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那时候，那感觉真拉风啊！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时空阴云密布，各地教育停滞，我在中学毕业两年后，被下放到鄂西山区农村插队落户。我们住在一间光线阴暗的平房里。遇上下雨天不能出工，一群十七八岁的少男少女坐在一起，你一首我一首地轮流唱起歌来。那时候唱的歌，大多是当时流行的思念领袖之类的红歌如《我爱北京天安门》、《北京的金山上》、《大海航行靠舵手》、《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我们还喜欢唱些俄罗斯民歌如《小路》、《灯光》、《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大伙儿唱得抑扬婉转，情意绵绵。

1975年冬，我不慎罹患重病瘫痪了，高烧不止。同学们用平板车拉着我，辗转于各大医院求治，久久不见起色，反倒愈治愈重，直至奄奄一息，昏迷不醒。在我垂危之时，哥哥和我的两位挚友范声敏、尹剑锋匆匆赶来，用担架抬上我，一路挂着吊瓶抬到汉口码头，登上了轮船，沿长江水路转道江汉平原，赴洪湖县中医院求医。我的这两位老同学、铁哥们，为了救我，居然连续围追堵截那院长48小时，甚至给他下跪，恳求那位著名的风湿病专家周承明老医生收下了我，并和他约定“死马当做活马医，死活都不要医院负责”。

在瘫痪科病房，经过两年多的治疗，我的病终于初见成效，转危为安。殊不料因我久病不起，父母已一贫如洗，粮草渐渐断绝，至爱亲朋也都不敢露面了。住院医药费久拖不交，令院方无力承担，在多次催款无果后，遂只得停医停药。我这个瘫痪病号却就此“赖”给了医院。院长决定将我由住院部大楼抬下来，安置到院墙角落的一间小平房里。这是一排五开间的干打垒房，西边靠院角顶头是厕所，依次为工具房、太平间（暂无尸体）和中草药仓库。在太平间1号房里，院工临时搭了块木板，铺上一块草垫子和一床破棉絮，便成了我的病房。

记得海伦•凯勒曾说过一句令我终生难忘的话：“曾经我因为没有鞋子而哭泣，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个人，那个人没有脚。”在现实中，我因为交不起住院费而哭泣，遭遇这些挫折与困难，就以为天塌下来了，从此整个人生都是黑暗无望的。殊不知，病友们都来安慰我，说海伦•凯勒又聋、又瞎、又瘫，比你还要痛苦，她是个女人都挺过来了，你是个男子汉，难道你还不如她？只要你打开心灵的窗子，世界会充满阳光的。

躺在床上，耳朵里听到有人在隔壁房间里走动、说话、拿东西，眼睛的余光看着来来往往上厕所的人。我每天的生活内容就是睡觉，因此内心里烦燥透顶，时光难以打发。白天睡够了觉，到了夜晚却很精神。我捧着一本厚厚的手抄歌曲集，从头开始一首一首地放声开唱。唱着唱着，我仿佛回到了我最爱的广播合唱团，看到了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我浑身感到有无穷无尽的温暖和力量，再也不怕黑夜、寂静和痛苦了。唱累了就看书，看累了，又唱歌，再唱累了，就捧着歌本睡着了。歌唱效果虽不如少年时代的舞台和知青屋，但感觉仍爽。

不久发现，这医院内歌者不止我一个。每晚我的歌声一起，首先呼应的是左屋（太平间2号）邻居，一位极具沧桑感的男声，他喜欢唱些声调高亢激昂的语录歌，唱歌间歇有时还夹杂着呼口号。后来才知那也是个没有单位管的精神病人，别人都叫他老疯子，我却称呼他为“2号大叔”。估计他也是没钱缴纳医药费，不然就不会住到太平间了。

此外院内还有另一位歌者，那声音清脆、饱满、甜美，方向在太平间正北约30米住院部大楼那边，在大楼与太平间之间有一片小操场，那歌者可能游离于操场之上，具体方位不详。但歌声极具穿透力，有着青衣和花旦之功底，最擅演唱北方评剧和中国民歌，筱白玉霜的《秦香莲》和新凤霞的《刘巧儿》均仿得惟妙惟肖，郭兰英的《小二黑结婚》也唱得荡气回肠。听病友说，那位歌者是吉林省某评剧团专业演员，且小有名气，不幸在那人妖颠倒的黑暗年代，被那些所谓的左派关进了地下室，罹患类风湿关节病瘫痪了，经过数年治疗，身体已有所好转，每天夜里，她让护理员用轮椅推着她在操场上转悠，于是便有美妙的歌声传到我耳朵里了。病友们皆称呼她“小新凤霞”。

“2号大叔”的“勤奋”主要体现在上午，不是大唱就是大笑，可见其心中积存着过剩的热情，院方指责其为“噪音”。“小新凤霞”则受到院方好评，晚饭后出场的时候多些，病员们在院里乘凉时，那韵味十足的歌声便在夜空中回转缭绕，颇为抚慰众人苦难的心。

那时医院里主治类风湿关节病的药物主要是黄藤酒，住院患者每人每天服用三次，每次一小杯30克药酒。据说晚上那顿酒“小新凤霞”特别多要小半杯，酒后必歌。我出场的时间多在午夜之后，白日邻居“2号大叔”高亢激烈，我底气虚弱不敢与之比喉。晚上“小新凤霞”歌曲曼妙，嗓音清丽，我“自惭音秽”更不敢出声搅扰。待到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我便偷偷出场，由着自己的心情抒唱，我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是《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有位北京籍女病友常从楼上住院部溜下来到“太平间”串门儿，跟我开玩笑说：“瞧你们仨这夜半歌声的都是些什么人哪？一个全疯，一个半疯，一个全瘫。深更半夜怪瘆人的，小声点儿不行？”我和2号不理她，每夜照唱不误。

后来我也能坐起了，请护士帮我借来轮椅，推我到操场上晒太阳。偶见一青年女子，年纪约摸三十出头，坐在轮椅上由人推着，五官端正，但面色黄黄的，手脚均已变形，一打听，竟是那位歌声曼妙无比的“小新凤霞”，不禁肃然起敬。在操场边小径上狭路相逢时，我向这位姐姐招手致敬，她也冲我笑了笑。虽不曾交谈，但神态总有点惺惺相惜。想必她也知道了我就是另一位“夜半歌星”吧。

邻居“2号大叔”算是幕后“配音演员”，见不到人。三年后我写信向省委求助筹款交上了住院费，总算搬出了“太平间”，恢复了正常治疗，却始终未曾与这位老歌者见过面。

出院后回家，我开了一间卖鞋、卖衣服的小店以谋生计。

两年后，我架着双拐去洪湖中医院复查、配药，遇见住院部张护士长，聊了几句，听说“小新凤霞”回长春后仍坐轮椅，虽不能站立，却不愿领着工资在家枯坐，请求到戏校做了兼职教师，成天教孩子们唱评戏。听说“2号大叔”后来中风了无法言语，不久便病故了，带走了他那谜一样的经历和谜一样的模样，对他的印象我永远只能停留在他的歌声上。那排五开间的平房也已拆除，一溜院墙打通后盖起了新楼，全都做了经商的门面。曾经齐聚在那家医院里的三个“夜半歌星”，如今已天上地下，际遇各异，不知此生还能相逢否？

年过不惑之后，我又生了一场大病，颌关节疼痛并渐僵硬，牙齿也脱落大半，喉管吞咽困难只能吃半流质了，说话漏风声音嘶哑，这也没啥了不起的，但令我最痛苦的莫过于从此不能唱歌了。

抽屉里存了许多歌曲和戏剧磁带，都是以前买的。收录机也是十几年前的老机子，声音浑厚低沉。在家里一盘接一盘地连着放，我躺在床上，一边看书一边听着，心情宁静而悠远。我发现，正是那些美妙悠扬的歌声，把我五脏六腑里的忧伤全都掏得一干二净。

有一天，女儿上学了，妻子买菜去了，屋里没人，我突然心血来潮，爬起来用拐杖关上窗户，放开自己有气无力的破嗓门，竭尽全力跟着音乐嚎叫起来：“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我终于翱翔用心凝望不害怕，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唱着唱着我就落下舒畅的泪水，感到在挫折和残障面前永不退缩的那份勇气又回到了我的身上。

生活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是歌声伴着我行走人间，陪着我在轮椅上叱咤风云，给我信心与快乐，激励我勇于面对挫折与险境，给我的人生增添了一份份异彩。所以，我爱唱歌，我会永远这样唱下去。世上要背负的东西太多，人们总是不能停下来好好想想自己的喜好，总是忙着向前走，丢失了心灵上最初的喜欢。所以，我会永远坚持。永远！

（4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