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医院的日子里

父亲车祸住进了医院，是从其它医院转到这儿来的，感觉到这儿的医疗条件要好些。父亲的伤很严重，左手断了三根手指，左大腿、小腿骨折，转来时进行了简单的止血包扎。从120救护车里下来，送到急症室处理后，接着又送到了骨二科。因为只有骨二科有住院床位，护士们很热情，很快办好了住院手续。一位年轻的医生在实习医生和护士的协助下，全面察看了父亲的伤情。医生没有跟我们讲什么，只是打了一个电话，后来才知道是给骨一科一名医生打的。等了一会儿，这名医生过来了，他重复了前面那位医生的过程。查完之后，跟我们讲，病人的腿部骨折暂时不能手术，手部需要尽快动手术，接着就推着父亲的手术车来到了骨一科护士站。骨二科是做腿部骨折手术的，骨一科是做手部骨折手术的，骨一科一名护士跟我们进行了解释。我们只好从骨二科将父亲的住院手术转到了骨一科。重新办好住院手术后，父亲住的那个床位还需要等到下午才能空出来，护士说你们在这儿等着医生给你父亲做手术。

从上午9点开始，我们在走廊里等待时，感觉到了父亲的痛苦，他断断续续的呻吟声，使我们做儿女的很是焦急，只好一次又一次请医生尽快给父亲安排手术。医生说现在手术室没空，还得等着，并且还安慰了我们，你父亲的病情在你们儿女的眼里感觉很严重，是天大的事，但是像你父亲的病情在我们医生眼里司空见惯了，是小事一桩。我们感到无能为力，也无可奈何，只好在父亲痛苦的呻吟中等待着。11点半，终于一名年轻的医生通知我们可以手术了，一名护工将父亲的手术车送进外科大楼11楼手术室。

下午3点，父亲的手部骨折手术才做完，刚好父亲住的床位也藤出来了，我们和护士一起把父亲小心翼翼地从手术车上移到了床上，护士安装上多功能监护仪，输上了氧，打上了药水。父亲紧闭着眼，跟他说话也不应，一个小时后才醒过来，跟我们打了一声招呼，我们才放下心来。

父亲手部骨折手术后，一直是低烧不退，头痛头晕，吃不进东西。医生跟他先后做了脑部CT，脑部核磁共振、脑电图，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后来，又照了一个多普勒，请神经外科的医生会诊，也没有查出原因来。到了第五天晚上，父亲头痛得实在是支撑不住了，因为主治医生下班了，跟值班医生报告，他说也没有办法，问我们要怎么办。我们很生气，我们知道怎么办还要你们医生干什么呢。最后，值班医生给父亲打了一针止痛药，头痛才稍有缓解。

到了第二天，主治医生安排做了一个胸部X光片，经过医生初步诊断为骨折引起的肺部感染。到了下午，按照诊断结果用药后，父亲低烧头痛的病情得到了一定控制。

到了晚上，主治医生、科室主任把我们叫到办公室，说你父亲的病情加重了，有可能引起脂肪栓塞综合症。他们把病情的严重性跟我们讲了。脂肪栓塞综合症是骨折创伤3至5天后，脂肪栓子进入血流阻塞小血管，尤其是阻塞肺内毛细血管，使其引起呼吸困难，导致一系列的病理改变和临床表现，有可能最终危及生命。他们说，我父亲目前的症状跟脂肪栓塞综合症状极其相似，需要转到重症监护室观察治疗，叫我们尽快作出决定。我们感到很疑虑，不转吧，万一出现呼吸困难，得不到及时治疗，会造成严重后果；转吧感觉去了哪个地方害怕引起父亲的猜测，是不是他的病情很严重。在我们顾虑重重，左右为难的时候，重症监护室主任医生，也来到了骨科，查看了各种检查结果，跟我们讲了父亲病情的严重性，跟我们讲现在重症监护室还有空床位，不然到时没有床位，万一你父亲要上呼吸机害怕忙不过来，进不去发生意外，我们医院是不负什么责任的，要我们尽快拿出主意来。我们这时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同意了医生们的安排。

最后，我们跟父亲做了工作，打消了他的顾虑后，到晚上9点将他转到了重症监护室。

父亲住进了重症监护室ICU，成了“全托”病人，家属不能陪在身边，治疗、护理24小时托付给医护人员。第二天，我们早早地将父亲的早餐递进了病房，离医生通报病情的时间还早，我们只能坐在ICU大门口外的椅子上守候。到了10点，管床医生跟我们通报了父亲一晚上的情况，病情还比较稳定，呼吸没有什么异常。之后，交给我们一份医药费清单，告诉我们一天还需要检查的项目和用的药物。我们早就有了思想准备，ICU内每天的费用蛮高，拿到清单看到那么高的费用没有表现出很惊奇的样子，我们到缴费处又预交了一部分医药费。

到了下午规定的探视时间，我穿上指定的隔离服，套上鞋套，按照划定的过道进入了病房。夏日室外天气炎热，室内温度清凉适宜。在我走进病室时，父亲老远就跟我招手，示意他所在的床位。父亲病床前密密麻麻布满的各路管线，或明或暗闪闪烁烁的指示灯，输液管里悄悄滴落的一滴滴药水，医生、护士、护工来往穿梭着，使我感受到了这个被称为ICU的地方的神秘与静谧。我跟父亲谈了几句，看到他的心情还好，我就离开了病房。那天，看望父亲的亲戚很多，到了规定的探视时间，还有几个没有进去探视，只好等待下一次了。

每天，我们都按照ICU的规定的制度进行着，父亲创伤引起的肺部感染，逐渐得到了好转，生命体征也恢复正常。到了第五天，管床医生跟我们通报了父亲的情况，说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叫我们到骨科联系协调床位。我们到骨一科给父亲动手部骨折手术的主治医生说明了情况后，他叫我们到骨二科去联系床位，因为腿部骨折手术需要到骨二科动手术。我们只好到骨二科去联系。到了骨二科护士站的护士说没有空床位，等有空床位以后再转过来。但是，我们看到的情况不是这样，当时骨二科还有几个空床位，并且当天还有两个准备办理出院手续的，他们却以种种理由不给安排床位。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又找到ICU父亲的管床医生和她的领导，并且动用一切能动用的关系去说情，在第六天父亲才从ICU转到骨二科。在ICU多住了两天多的时间，多花了一万多元，我们只能忍气吞声，又一次感受到了对医院的无奈。

父亲从ICU转到骨二科后，负责父亲腿部骨折手术的主治医生查房时，我们跟他提出了尽快给父亲动手术的请求，他查看了父亲的腿部，又详细地看了父亲腿部照的各种片子。说可以动手术了，具体动手术的事情由管床医生进行安排。我们找到管床医生，并且每天碰到管床医生都向他寻问，他总是不给一个明确的答复，只是说快了，要我们等着。后来，我们也懒得催问他了，耐心地等待他们的通知。父亲每天用药标准还按照ICU里的标准继续给开的，只是少了高额的特护费和各项检查费，父亲腿部的炎症也开始消了，人的精神状态也好了许多。

一天早上，管床医生找到我们，跟我们讲父亲动手术就是这几天，骨折钢板有两种，一种是不锈钢的，一种是钛合金的，用钛合金的比用不锈钢的强度和韧性要好，并且是固定在里面以后不需要拆除的，但是钢板费用要贵很多，要我们尽快拿出意见。父亲腿部两处骨折，需要两幅钢板，用钛合金的一幅就是八千多，我们感到费用太高。最后，我们还是在管床医生耐心细致的劝说下答应了用钛合金的钢板。第二天，在护士站黑板上公布了父亲动手术的时间和需要预交的手术费用。

动手术的先天，主治医生正式找我们谈话，交待手术事宜，并且签了字。从医生办公室出来没多久，管床医生又把我们叫到办公室，告诉我们直系亲属在今天需要献一次血，因为现在是献血淡季，医院血库内血源严重不足，市中心血站调配不到，必须要我们亲属先献血，才能动手术。当时，我们无法理解，献血这个本应是善举自愿的行为，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强迫的无奈之举。不过，我们还是按照医生的要求去了市中心血站的一个流动献血车。经过逐一化验，我们去的几个人只有我妻子符合献血条件而进行了献血。我们把献血证给医院血库医生看了，并进行了登记。

第二天早上7：50父亲进了手术室，11点45分手术完成，父亲一直很清醒，也没有用麻醉棒，我们感到很欣慰。到下午，管床护士通知我们医药费不够了，需要尽快缴费。我们到缴费处一查，欠费7400元，感到困惑不解，我们交足了3.5万的手术费，怎么还差呢？我们去找主治医生，没有找到，又去问管床医生，他说具体情况也不清楚，可能是你父亲动手术过程中，有些不可预测的用药产生的费用。等到主治医生查房时，我们寻问动手术的费用怎么多出那么多，他跟我们进行了解释，正如管床医生所说，是动手术过程中麻醉费用大大超出事先的标准。后来，我们去麻醉科查询了一下，也没有问出一个所以然来，我们感到憋屈得不行，最后也没有再去过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