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人那事
那年 那人 那事
1989年那个夏天，在我的记忆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经历了“学潮”的袭击，我高考失利。
事实上，北京距离我那遥远的小山村，就像在另一个世界。只是每天晚饭时，一群毛头小子端着大瓷碗，夹杂着几个光棍老师，一起挤在狭窄的电视房惊呼北京的学生太疯狂。其它的，我们并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连八卦也懒得去八卦一下。日子就是这样，一天天接近了我们的第一次高考。
我们那个文科班全落榜了。与“学潮”没有一丁点的关系。
不落榜，才是镇上天大的新闻。
我的那些老师，压根就没有想着让他们的学生跳出龙门。
英语老师，在镇上经营着一个不大不小的照相馆。每逢镇上赶集，他就让另一个教初中的老师来代上两节。平时上课，他似乎心情不错，一双色眯眯的眼睛不时停留在班上最漂亮的女生那里，然后是舒心的笑意。我们都见怪不怪了。那个女生已经不止一次在英语老师宿舍补过课，开过小灶。下课铃声还没有响完，英语老师已经夹起一本薄薄的参考书跨出教室。“又去照相馆了！”在这个时候，教室角落的男生一般不会放过宣泄的机会。然后是所有男生齐声叫喊着那个漂亮女生的名字。在这样的无聊与欢笑声中，我们度过了三年时光。英语，我们依然一窍不通。
在高低不平的球场上纵横驰骋威猛无比技艺超群的语文老师，课堂上就像一尊蜡像，读课文、讲时代背景、分析段落，包括骂人，一点表情都不会给你留下。三年结束时，我们的记忆中除了他读过的《阿Q正传》——“吴妈，我要和你困觉” 。我们男生都很讨厌语文。而且我们一致认为，这辈子不喜欢语文，就是和这个语文老师有关。
可笑的是，大学毕业后我当过十多年的语文老师。
数学老师有些腼腆。当他课堂上无意中把目光锁定在某个女生身上时，他的脸就会整个儿的变得通红，嘴里的定理公式此刻也变得迟疑不决起来。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推理，我们竟然发现数学老师是个处男！原因是他三十五岁了还是单身。得出这个结论后，教室的女生开始坐不住了。一群十八九的姑娘，一听到给自己上课的三十多岁的老男人是处子，听课的劲头变得前所未有的爆足，可惜听进去的不多，听懂的也很少。因为那年我们班高考数学平均分是五十点八八。满分是的的确确的一百二。说句良心话，也不能断定是这个消息害了我们，因为知道数学老师是个处男时，离七月六号的高考只有四十四天的时间了。
再一次见到处男，是六年之后了。我去相亲，女方家正好和他是一个村。那个女孩很漂亮，高中毕业，比我晚三届。家人给她介绍了无数个，她就是不同意，嫌人家没有文凭。从她家出来，我高兴得一路哼着小曲，也不管它跑掉不跑调。因为这个姑娘相中了我。我得意过头，一不小心差点撞上了迎面的路人，我有些惊慌失措——竟是处男！身边多了一个女人，怀里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处男没有认出我是谁，只是骂骂咧咧地。
事实已经证明，我的数学老师结束了他的处男时代。
最值得我们同情的是历史老师。由最初的代课老师，一直努力到大学函授毕业，是学校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因此在别的老师面前，他的表现有些趾高气扬。但对我们，他竟有些不像是老师对学生那样。课堂上，他那一双高达一千度的近视眼，只有凑到教案上才能念清楚。于是，在他与教案近距离接触的大部分时间里，最是我们男生放肆的时候。尤其是教室后排，男生们一个个呑烟吐雾，熏得女生们一个个叫苦不迭，骂声连连。好长一会儿，历史老师竟然问：“怎么一股糊味？”顿时，教室传来一阵快活的笑声。这笑声，是在烟雾缭绕中留给我们最空虚最无聊的高中时代的美好记忆。
二十年后，当我以海外访问学者身份考察我国东南沿海城市的学校时，我才明白，中国教育资源的极度不平衡，导致东西部教育水平、经济水平的极度分化。
二十年前是这样，二十年后仍是这样。加之自然条件的限制，西部大部分省份的落后程度，让东南沿海发达城市感到有些尴尬，祖祖辈辈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男男女女在各种场合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加雕琢的自卑与落伍也就不足为奇了
于是我下定决心开始回忆我的家乡，也不再抱怨我的高中的那些老师！相反，我开始用一种近乎感激的心态开始怀念那个时代，怀念那个时代的那些人，以及发生在那个时代那些人身上的那些事情。
落榜在家已经十多天了。
四十岁刚出头的父亲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上十多岁，黝黑的脸庞写满了沧桑。他成天只知道干活，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全由母亲一个人做主。母亲其实才三十八岁，看得出年轻时的母亲很美丽。
我的落榜，对家里来说算不上什么坏消息。母亲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都想坐轿子谁抬呢？” 那年头，方圆几十里有几个吃皇粮的。再说了，仅有的几个“公家人”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一个人挣钱几个人花，还没有时间照顾自己家的几亩地，一家几口人照样挤在一个大炕上，好点的，大人和孩子有出门的衣服，晚上有两床被子，大人和孩子能分开盖就不错了。不像别的人家，一年只有一身衣服，穿脏了只能晚上洗等到第二天干了再穿上；晚上一家不管几个人缩在一张被子下。夏天还好说，到了冬天，最难熬的是被子两边的人，这边扯过来，那边扯过去，谁也睡不舒服。到最后，两个大人只好分别睡在被子的两边，中间的孩子不闹了，睡熟了，中间的大人只好瞪着眼睛说话到天亮。
父亲出门干活，也不管不叫我，我们之间似乎有一道隐形的墙，我也说不清楚到底为什么。只是觉得父亲不知道我心里想些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心里的想法。但我们之间一直没发生过争吵。
一直到十多年后，在我的婚宴上，父亲竟然第一次喝得酩酊大醉，嘴里叽里咕噜说些我们听不懂的话。母亲在旁边边哭边翻译着：你父亲很高兴，看到你有今天，他算是没有白活！
我第一次因为父亲因为我感到如此的高兴而留下了内疚的泪水！
我可怜的长亲：你高兴什么呢？你自豪什么呢？你的儿子出息了么？可是他仅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你依旧是那个视土地为生命的庄稼人！依旧是那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啊！
我可怜的父亲！我可怜的母亲！我挚爱的亲人！
我斜靠在炕上，心不在焉地翻着一本没有边的《薛刚反唐》，一口旱烟吸进去，呛得我连连咳嗽。母亲赶忙用眼神拉住父亲：“看把娃娃苦成啥样了！你把他姨夫给你的那盒纸烟拿给娃娃吧。”父亲没有言语，从裤兜里摸出钥匙递给母亲。母亲从箱子里翻出一盒纸烟——三毛三的“黄金叶” 。我有些尴尬地接过来放在炕上，没有抽。
农历七月的天气，的确有些热了。地里的小麦已经停止了生长，再过个把月就能收割了。近处的平川，远处的山，到处都是绿油油的，掩盖了黄土地原本的贫瘠。
三叔来串门了。他想带上我去陕西赶场。父亲依旧不吭声，母亲只是连连说，娃儿哪会割麦子？他从小就没有干过什么重活，咋吃得了那个苦？我也想出去逛逛，反正呆在家里也没事可干。三叔说到外面看看也没有坏处，挣不挣钱是另外一回事。母亲见她说不过我和三叔，父亲又不给她帮忙，只好默不作声了。最后又再三叮嘱三叔要照顾好我，一分钱拿不回来也行。
我们从镇上坐公共汽车，一路颠簸着到了平凉，又搭上去西安的长途汽车，半路上经过彬县，三叔说咱们到了。从公路上下了车，三叔说还得走十五里路才能到彬县，我们吃了几口身上带的馍馍，开始上路了。一路上，三三两两的人群，有赶上我们的，也有与我们擦肩而过的。看装扮都是些赶场的，有的才来，有的正往回赶了。
彬县是个县，地盘比我们镇大多了。但比我们的镇繁华不到那里去。从东向西贯过一条五六里长的街道，中间又横过三条南北走向的市场，算是县城最热闹的地方了。东西街道两旁尽是平房，偶尔夹杂着一两栋两层楼房，差不多是县城最高的建筑了。
三叔带着我径直来到城关市场，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等待做活的人。有木工，有泥瓦工，有石匠，还有骟匠，其中赶场的居多，腰里别着弯弯的镰刀，三三两两地蹲在墙根闲聊。
三叔走上前去和人家搭讪，先是给人家点上一根“黄金叶”，然后老哥长老哥短地套近乎，再认真地询问今年的行情。
一圈下来，三叔回到我身边。“今年行情不太好，比往年少了十块。不过要是能管吃管住也行。”三叔好像在自言自语，因为他知道我根本就不懂他说的行情，什么样算好，什么样算不好。
天渐渐地擦黑了，往常已经是吃晚饭的时间了。我和三叔圪蹴在哪里，看着等活的人又三三两两地散去。“再等会儿，如果还没人来叫，我们就去录像厅过一夜，明天再来等吧。”
录像厅，这种地方我们镇上也有一家，是我们高中时代最熟悉的地方。那时一张票才两毛钱，可以看一天，或者看一个晚上。把门的小伙是我班同学的一个哥儿们，录像厅是这哥儿们的堂哥开的。我们一伙不管多少人，只买一张票，前面进去的人都说“票在后面人的手里” ，到了最后一个人，只给他一张票，这个时候，前面的我们所有人，已经隐没在拥挤、污浊不堪的人群里。
正当我和三叔准备离开时，一个女的径直向我们这边走来。三叔赶紧直起身：“嫂子要找收麦的吗？”看到这情形，旁边的人群也跟了过来，七嘴八舌地和那女人说叨起来。
“一亩十五？”
“二十怎么样？”
“管饭吗？”
“管吃管住十五也太少了！”
“十五就十五，我俩跟你走。”
“这么便宜狗日的也干？”
议论、争吵、诅咒，带着明显的惋惜和鄙夷，我不知道三叔是怎么胜利的。
我和三叔跟在女人身后，走了近十里地，女人说快到了，快到了。上了一个长坡，又往前拐过几户人家，女人说：“这就是我家了。”
眼前是一处普普通通的小户人家。一圈矮矮的土墙围成一座院落。大门楼有点与众不同，是砖木结构的。这在我们那里显得很有气派，即使在此地，也算得上少有了。只是有些岁月了，昏昏暗暗中，尽显斑驳龙钟。
女人顺手推开半闭半掩的木门，一声狗叫从正屋后传出。女人说：“家里常年人少烟稀的，连狗也懒得叫了。”
院子不大，倒也布置得紧凑有致，收拾得干干净净。正对着大门的正屋两侧，两间独立的砖瓦房左右对峙，张着的房门黑魆魆的就像两张将要吞噬什么的大口。
正屋门是开着的。女人把我俩让进屋，说我俩怕是饿了一天了，就忙着去做饭。
三叔坐在炕沿上抽起了他的“黄金叶” ，悠闲地吐着圈圈。我坐在靠近门口的椅子上，借着昏暗的灯光，环视屋里的角角落落。略显宽敞的屋子，分成大小两间，里面是一个套间，中间用一道布帘子隔开。外面算是客厅，加上一个南北连通的大炕，整个屋子显得有些拥挤了。
晚饭是油泼辣子臊子面。三叔三大碗，我两大碗。好久都没有吃过这么香的面了。女人看着我俩狼吞虎咽的样子，笑着说：“多吃，多吃，还有呢。”我这才发现女人一直没有动筷子，就赶紧说：“婶子你也吃吧。”女人说：“我吃过了。我白天忙了一天，也不顾不上去县城雇人。这不，赶着天黑到那里，算我运气好，正巧碰上了你们。不然的话，明儿我还只得自己割了。”
夜已经很静了。
三叔说：“嫂子，天不早了，你给我爷儿俩安顿个住处，明天咱就上地。”女人指着我和三叔坐着的大炕说：“你俩就睡这儿。”三叔有些惊异：“我们凑合凑合就行了。咋能睡这儿呢？”“南屋是伙房，北屋堆了些柴火，也没有个地儿。就这儿吧。我睡里屋。”
一夜无梦。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健康的疲倦！
第二天，天还没有大亮。我被一阵嚓嚓声惊醒了，翻身一看，三叔不在炕上。原来是三叔在磨镰刀准备下地了。
我最喜欢三叔，三叔也最疼我。
三叔小学也没念完，就回家帮着爷爷干农活了。其实三叔脑瓜很聪明，但对读书没有一点兴趣。听母亲说，三叔从二年级开始就不愿去学校了，早上背上干粮和村里的伙伴一起出发，到了村对面的树林就和大伙分手。别人去学校了，三叔就在树林里一个人玩打仗，等到下午大伙放学了再一起回家。大约到了三年级，爷爷还不明白三叔上了三年学咋连加法都不会。最终他老人家打听到是那么一回事之后，就直接不让三叔再跟上混了。三叔说，他不是读书的料。但他说我机灵，很希望我好好读书，为咱家光宗耀祖。后来，大伯去世了，父亲也和三叔分家了。再后来，爷爷奶奶相继去世。三叔依旧和我最合得来。我读高中时，每逢镇上赶集，三叔总会给我带点什么好吃的，弄得三婶很不情愿。经常听见她河东狮吼：“那是你孩子呀？”
三叔和三婶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
本来说好我和三叔从地头东边开镰，女人自己从西头开镰，这样好算账。可到了地里，女人却坚持说一块儿割，都算我们的。三叔怎么也不肯，最后女人说：“这一共是三亩七分地，收完了给你爷儿俩算二亩七。就这么定了。”
整整一上午，我和三叔加上女人一共割了不到一亩麦子。我已经十九岁了，但从小就没干过什么农活，一会儿的工夫，手上已经磨起了水泡，钻心的疼。三叔不是不知道，说实话他也没指望我能干多少活。
中午的太阳很毒热，金黄的麦田一片片，错落有致地匍匐在连绵起伏的山腰上。近处，远处，尽是和我们一样弯腰挥镰的庄稼人。有的是主人，有的是来赶场的。都希望趁着天好赶紧收完，免得突遭一场雷雨或冰雹把一年的希望都砸在地里。我和三叔没有回去休息，在地头吃完女人带来的干粮，继续挥起了镰头。
我累得筋疲力尽，右手已经满是水泡，左手也被麦芒扎得生疼。我强忍着有一镰没一镰地乱砍着，三叔让我躺在麦垛上休息一会。
女人和三叔似乎有用不完的劲，一趟一趟从东往西赶，身后是一个个躺着的麦垛，整齐有序地排列着。
太阳落山了。三亩七分地已经收完一半了，明天能早早地结束。
到了女人家，美美地洗了一把脸，感觉轻松了许多。我点了一根三叔的“黄金叶” 深吸一口，一股通透般的舒服感从嗓子眼流进，一直到肺部，再流遍全身。三叔看了看我，笑着说：“才一天就把你累成这样了。你最好回家上学去，考上大学就不用吃这苦了，你不是干农活的坯子。”女人接过话茬：“昨天我一看见这个娃，就知道他不是吃这碗饭的。瞧那身板，咋能干这些活呢。”说完，她转身从墙上的相框背后摸出一包烟来，是“金丝猴”，还是陕西名烟，我在大队支书家里见过。
晚饭是“猫耳朵”，油泼辣子，还有臊子。真香。
三叔和女人唠起了家常。
女人还有一个女儿，和我一样大，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就去西安打工了，过年时才回来，过完年再回去。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有时工头还要克扣半年的工钱，说是下一年的押金，谁要是不干了，半年工钱就打了水漂。很多人想离开，又舍不得那半年的血汗钱，只得一年又一年的在那里给人家卖命。
我仔细端详墙上的相框。其中一张最大的相片最引人注意。
相片上一共三个人。右边的正是和三叔聊天的女人，中间的小女孩扎着两个羊角辫子，应该是女人的女儿了。左边的男人，很年轻，留着八字胡，架着一副眼镜，显得很斯文的样子。那相片上的男人呢？在外地上班，还是出去打工了？不管上班还是打工，农忙时应该回家的呀。
女人说着说着，开始小声地抽泣。
原来，女人的丈夫是一名护林员，就在县林场上班。一年四季都在山上来回巡逻，先是防周围的农民上山偷木料，后来林场的动物多了起来，有兔子，有山鸡，有鹿，还有很多叫不上名字的，动物的皮毛越来越值钱，很多外地的人也开始瞄上了，经常有人趁天黑摸上山，白天蹲点、下套，晚上收网。有一天晚上，女人的丈夫发现一伙人套住了一只鹿，正准备动手杀死，便赶紧上前阻止，不料那伙丧尽天良的人朝他下手了，身上一共戳了六刀。等到女人带着孩子赶到县医院时，男人早已断了气。最后，林场答应让男人的女儿长大了顶替爸爸，可女人死活不愿意，她害怕女儿也遭到同样的不幸。没办法，林场只好给了她两千四百元赔偿金。
现在，女儿也长大了。只是一年在家也呆不了几天。女人哭着说，白天，她拼命地干活，没时间想丈夫和女儿，可是到了晚上，那个难熬啊，有说不完的凄惶。她梦想着丈夫突然活着回来，白天和她一起下地干农活，晚上一起说说话，扯扯闲，也不会感到寂寞，一家人也算得上幸福了。
三叔默默地注视着女人的脸，不时叹上一口气。
“那你为啥不再找一个？”
“我家就这个状况，来了就得下苦力，谁愿意呢？再说，那么难的日子都挺过来了，现在孩子也大了，我也没有那个想法了。”
“嫂子还年轻着呢，日子还很长。再找一个合适的，帮衬帮衬你，老了享享福，也没什么错啊。”
“难啊，难！像大兄弟你这样的男人少见呐。”
女人看着三叔的脸，叹息中有种说不明的伤感。
第二天，太阳还没来得及落到山头，我们三个人就割完了剩下的一亩多麦子。按常理，这时算完工钱我和三叔就该走人，赶紧去找明天的活计，地里剩下的活就是她自己的事了。可三叔硬是帮着女人把躺在地里的麦垛一个个收起，码好，盖上“帽子” ，以防淋雨后长芽。
收拾完这些，天还没有全黑。三叔说要走，看能不能找好第二天的活。女人却执意要我俩住下。说不急不急，明天她帮我们去打听。没办法，三叔只好不再提走了。
晚饭是粉条炒肉，还有油饼。这是我在家过年时才能吃到的。
女人又拿来一瓶大曲酒，说要好好感谢一下。 我只抿了一小口，就感觉一股钻心的烧从嗓子飞流直下，一直到胃里。女人说，娃儿不喝酒就算了，多吃菜多吃菜。
三叔先前也没喝过多少酒，两杯下肚就有些晕乎了，开始嫂子长嫂子短的叫个不停，说今年是他赶场以来最高兴的一次，能遇上嫂子这么好的主家。还说明年他还带上侄子来给嫂子帮忙。最后，女人硬是按一亩二十元给我们开了工钱，先前说好的二亩七分地也算成了三亩。三叔捏着女人递过来的六十元钱，又灌下了三杯大曲，头一歪，躺在炕上不动了。
半夜，月光穿过窗户照在我的脸上，我醒了。边上的三叔怎么不见了？
我又翻过身看看身后，还是没有。突然，布帘背后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接着是女人的呻吟，顿时，我的耳根烧了起来。这声音，我在镇上的录像厅里听过很多次，只不过，每次听后，我都好长时间不敢正眼看我的女同桌。
我悄悄地下了炕，提上鞋来到院子里。大门依旧半掩着，我穿上鞋，轻轻推门而出。月光如水，树影摇曳。山村的夜晚，安静祥和。劳作了一天的人们，这时都还在梦乡里，谁会在意发生在这里的事呢。突然，传来几声狗叫，接着又有几只加入进来，顿时，整个村子变得热闹起来。
我抬头仰望，广袤深邃的天空，点着无数的明灯。哪一颗才能点燃我的梦想？哦，在天的西北方向，下面有我可爱的家乡！有我想念的父亲母亲！有我的兄弟姐妹！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和三叔出发了。我们要到县城继续找活去。女人拿出一双八成新的球鞋，硬塞在三叔的怀里。
我们走远了，女人还站在家门口朝我们挥手。
三叔停下来，朝女人大声喊：“嫂子，明年我还会来帮你收麦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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