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过年的心情

又是一年春节到，对于我们这些长期漂泊在外的人，按照传统或习惯，该回家过年了。

年是越来越近了，我的心情愈来愈加沉重了。每每见到大街上川流不息熙熙攘攘的学生、民工像一群群归巢的鸟儿，透过他们焦虑的神情、沉重的行囊、匆匆的步履，我看到更多的是游子心中永远不灭的乡情。漂泊的日子里，无论是成功或失败，无论是快乐或辛酸，回家的路总是不能省略的旅程。进入腊月的一场漫天大雪，又不知道要阻隔多少游子回家的路啊。这时候，我的心里总有一种酸酸的、涩涩的感觉。

这些年，我自从考学出来参加工作以后，几经调动，已沦落为流浪一族了。现在虽住有居所，衣食无忧，有四室两厅宽敞明亮的单元，有贤惠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相伴，有充裕的物质诸如冰箱、彩电，热水、暖气……在我的心底里，我居住的地方或过去历来户口本、身份证上所填写的家庭住址都不是我的“家”。

前不久，我与二哥商量要回家过年的。过后一细想，家在哪里呢？父母健在、老屋还在的时候，我是年年必须回老家过年的；后来父母随二哥住到了镇上，年是在镇上过的，每每还到老家去走一走、看一看。可现在，我知道即使我回到了小镇，能和哥嫂侄男侄女一起团聚，也只能凝视着父母亲的遗像，听他们在絮叨，“叶落归根，老屋被卖掉了，恐怕你们连根都没有喏！”

前年，当我得知侄儿为其父亲还债偷偷将老屋卖掉时，我竟然几天都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搞得我现在在老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成了一个标准的流浪者。我多想在老家的木床上躺在年夜里做一个童年的梦吧。可是，已经化为过眼烟云了。虽然路途不算遥远，现在有了私家车，一脚油门就踩回去了，但是，回家的心情却没有以前那样强烈了。村子里我认识的人越来越少，旁系亲属叔伯兄弟也因为长久没有往来感情日益淡薄了，已经缺乏沟通的语言。从那以后，我们这一家就注定要流落异乡了。

年三十晚，看罢春节联欢晚会后已是睡意朦胧，什么梦也记忆不清了。直到正月初一一大早侄儿从深圳给他二叔打来的拜年电话把我给搅醒。起初，听说他在电话那端唏嘘不已，我还在嘲讽他自作自受落了个无家可归的下场，可一会儿我却陷入了一种莫名的苦痛之中。

记忆中的老家，时不时在我眼前晃过来、晃过去。儿时的一些枝微末节的东西就像老母亲珍藏在箱子底里的那段细布料子或几张旧钞票。老家的正屋是爷爷手里盖起的三间瓦房，在贫瘠的乡村中十分显眼算得上是鹤立鸡群了。孙家发展到我们下辈已经是四世同堂了。俗话说，树大分桠，人大分家，从记事起，我们就和伯伯家分开了。厢屋一家一间，堂屋各占一半，爷爷奶奶的床就支在堂屋的角落里，吃的是临饭。起初，各家的厨屋都是草屋，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才勉强盖起了土齐瓦盖的。人经几代，三十多人挤在一个小院里生活，热闹好些年。然后，哥哥们大一个在前面加盖一间小屋，只到以后很久才划了宅基地盖了房子搬了出去。虽然老家只是一个能够遮风避雨的地方，那些年的生活也是清苦的，但老家却给了我们很多的快乐和温馨的回忆。

曾记得，我在老屋的房柱上用毛笔歪歪扭扭写的“大、小、多、少” ……；在堂屋的大黄桶上，用粉笔写的“b、p、m、f”；在土坯的山墙上用小刀划拉的“×××大坏蛋”……西北墙角下有一个蛇洞，那年四辈才呀呀学语时指着我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只挖出了乌稍蛇的半截尾巴；东墙屋檐下的麻雀窝里，每年“三月春风似剪刀”的季节里都有“叽呀、叽呀”雏鸟的叫声；台子上的几棵榆树，正洒洒扬扬飘下金黄金黄的榆钱儿；水塘边的桑树上，紫椹儿“咚”地落入水中溅起了一圈圈的涟漪。老屋的前面是一条宽而长的水塘，水塘那边是一畦一畦绿油油的菜地和阡陌纵横平坦如画的田畴。紧挨老屋后面是四奶家的毛桃树和一片竹林……

儿时过年的景象更像一场场电影清晰地在眼前放映。挨近腊月边儿，叔伯家刚杀罢年猪，蒸笼里冒着雾气腾腾的白烟，炖钵里盛满了猪血汤，三亲六眷男女老幼吃着说着笑着喝着猪血汤。豆腐坊里，人们正排着队，小毛驴吃力地拉着磨，柴灶里腾腾地燃烧着映红了所有人的脸庞，有人“咿呀、咿呀”地摇着豆包，乳白色的豆汁正哗哗地流进了木桶。隔壁的小哥正房前屋后撵鸡逮鸭，母亲和大妈正比赛似的蒸馒头炸油果，父亲正忙着给王秀才家写对联儿……年味就像一缕一缕缕诱人的芳馨早已在村子里弥漫开了。正月初一的早上，娃们把过年的氛围推到了及至。穿着难得的新衣新帽新鞋，满村子里跑着拜年。虽然得到的打发只有一捧花生或包米、一根甘蔗、一枝劣质香烟，但大人小孩个个喜笑颜开，其乐融融。

现在，岁月已经把我们磨砺成了两鬓斑白的半大老头儿，但儿时老家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像镂刻在我的心里。对于梦幻中的老家，我现在真不想回去了，也不敢回去了，我生怕再见到它的时候，它已经面目全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