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胸襟

2013-07-06 12:43 | 作者:柳暗花明 | 散文吧首发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语

著名学者、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曾在1934年撰文称,近五十年,中国出了两个伟大人物,一个是蔡元培,一个就是梁启超。“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

一、梁启超胸襟开阔,大肚容人

1922年,他在北大礼堂作关于《老子》成书年代的讲演。他风趣地对听众说:“我今将《老子》提起诉讼,请各位审判。”几天过后,梁启超真收到一份“判决书”,作者是当天听讲的张煦。张当时只有20来岁,他对梁的批评毫不客气:“或则不明旧制,或则不察故书,或则不知训诂,或则不同史例,皆由立言过勇,急切杂抄,以致纰缪横生,势同流产。”梁看到这篇文章后,并不介意作者的尖刻用语,反而赞许作者的才华,尽管并不同意作者的观点,仍然亲自位置题识,评价该文:“考证精核,极见学者态度。”

光绪二十七年11月7日,晚清重臣李鸿章在北京病逝,一时朝野为之震惊。

当时维新派主将梁启超先生,对李鸿章的去世,也深表悲痛。虽然两人政治主张不同,私交不深,但梁启超以其才情,奋笔疾书,写出了著名的《李鸿章传》。并在“著者自记”中承认:“著者与彼,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但是“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没有关系”。

梁启超站在历史的高度,深发感慨: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合肥(李鸿章是合肥人)之负谤于中国甚矣”。一个政治上的陌路人,尚且如此敬重李鸿章,也是少见的。对李鸿章的评价,显示了梁启超对待政敌的知人论世,客观公正;而在学术学问方面,则更见其大师的胸襟。

梁启超的学问堪称一代翘楚,晚年受聘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可是对有真才实学的后辈则是尽力提拔。

1926年8月,年轻的陈寅恪留学归来,梁启超与之一谈,马上被他的学问所折服,要知道梁启超对自己的学问是很自信的,可是一旦看到学问很好的年轻后生,便欣然向清华校长曹云祥竭力推荐陈寅恪做国学院导师。鉴于国学院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导师的身份,曹校长不禁问:“此人有无博士学位?”梁启超回答:“没有。”“有无专著发表?”“也没有。”“那——就不好办了。”曹校长面露难色。闻言梁启超大怒:“谋亦无博士学位,而著作等身。但我这等身著作还赶不上陈先生的三言两语!我能做国学院导师,陈先生为什么不能?”见一向对自己学问颇为自负的梁先生如此推崇陈寅恪,曹校长不再固执己见,马上聘用了陈寅恪为国学院导师。这样,当时年龄不足30岁的陈寅恪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

梁启超一生视学术为生命,为提携一位年轻人竟能说出“我等身著作赶不上陈先生三言两语”的话,其慧眼识才、甘为人梯的博大胸襟由此可见!

对政敌不落井下石,敢于仗义执言,客观公正;对晚生后学尽力提携,甘居人后,梁任公之云水胸襟与其学问一样永垂后范!

古人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

北京协和医院历史上有两件有影响的事,一是1925年由权威外科医生为梁启超做肾切除手术,误将健康的右肾切去,而有病的左肾保留,三年之后梁启超终于死去;二是协和医院被日军占领时期,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至今不知下落,成为永远的谜。

当年大名鼎鼎的梁启超,因为忙于国是和学问,以至劳累身体导致小便见血,就到医院就诊检查。那个时候正有西医中医优劣之争,而梁启超一向是相信科学,相信西医,就理所当然的请西医看病,先是到一家德国医院,没看出个究竟,后又到协和医院,这家由美国人办的教会医院,对名人梁启超也不敢怠慢,汇集了院内高手左查右诊,最后决定手术切除病肾。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在父亲去世后,为答谢各界的关心,在追述父亲患病经过时,还说医生诊断为右肾生瘤,因此而动手术割去。一直到1971年文革时期,梁思成自己患病住进协和医院,才从大夫口中知道这惊天秘密。之后梁启超的死因才被披露,但时间已过了近50年,一切早已晚矣。

一起严重的医疗事故,一个惊人的骗局,就在手术的当时被院方遮盖了!主刀者是协和医院的院长、权威的外科医生,这一严重失误立即被加以封锁,以至梁启超及其家人都天真的认为,就是右肾病变,而其实是左肾出了问题,医生却把健康的右肾给割掉了。由于梁启超巨大的社会影响,他在手术后一直不见健康有好转,关心他的人便产生了疑问,并因此又对西医产生了质疑。最著名的是陈西滢在报上的公开指责,他干脆说西医就是拿人体做实验,而梁启超对此还作出回应,呼吁不要以偏概全,不要以他这一个特例来否定西医。梁启超的胸襟不能不令人敬佩,然而他却不知道自己完全是被蒙蔽的。

一个病人,就这样被玩忽职守的医生拿掉一健康的肾。梁启超一直艰难的活着,他自知时间不长了,他仍抓紧时间进行他的学问研究,几乎不停笔的写作。一年以后,当王国维投身颐和园昆明湖而死的消息传来时,他在写给女儿的信中,不仅对王国维的死做出了自己的解释,而且做了这样的评论:“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寿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今竟为恶社会所杀,海内外识与不识莫不痛悼。”他也许没有想到,这话也是为自己而写。

二、张之洞的争与不争

晚清重臣,张之洞当年参加科举考试时,名列第三,被誉为探花,这也该算是“高中”了。但据说他对此结果十分沮丧,甚至打算自杀。因为他有自己的目标,那就是高中状元。他曾有个口号,是“平生不做第二人想”。意思是要徽就做第一,决不屈居第二。因此对他而言,考个第二名就是失败,考了个第三名,虽被美称为“探花”,但他认为自己太倒霉了。

前代科场偶然因素甚多,谁也不敢、也不须为自己设下“必中状元”的难关,但“不甘居人后”的张之洞却这样做了。这或许与他争强好胜的性格有关,从他日后为人、为政来看,这“不甘居人后”恐怕也正是推动他建功立业的动力。

这是张之洞的“争”,他也有自己“不争”的地方。

张之洞经手筹建官办新式企业无数:在广东,就有枪弹厂、铁厂、枪炮厂、铸钱厂、机器织布局、矿务局等;调任湖广总督后,他以武汉为中心,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等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并开办内河船运和电讯事业。别看他承办了这么多实业,可是他生活过得很清苦。他为官清廉,从不索贿受赂,因为家中人口多,日予过得很艰难。有时实在挺不过去,他就派人典当衣服过日子。

张之洞在自我评价时说:“平生有三不争:一不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士争名,三不与无谓争闲气。”他的临终遗言中说:“人总有一死,你们无须悲痛,我生平学术治术,所行者,不过十之四五,所幸心术则太中至正。为官四十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望你们勿忘国恩,勿坠家风,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

这就是张之洞的争与不争。他争的是自强不息、不甘落后、奋发有为的信念,不争的是内敛孤傲、不染杂尘、清风廉洁的精神。这争与不争的辩证关系实在是一个大境界,也正是在争与不争上的超越,才造就了张之洞的伟业。毛泽东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时曾高度评价张之洞:“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三、梁启超巧对张之洞

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驻地武昌,大力兴利除弊,为地方办了些实事、好事,一时声望如日中天,成为洋务运动中的领军人物。当时梁启超年未及冠,游历武昌。这一日,梁启超来到总督府,投递名刺(相当于今日的名片),求见总督张大人。张之洞本人系科举正途出身,见名刺上只题“新会士子梁启超”,便有些不悦。

张之洞传见梁启超,梁启超昂然而入,长揖不拜。看到梁启超小小年纪,气宇轩昂,张之洞不觉心动。一贯喜欢奖掖有志气之青年人的张之洞决定考考梁启超的才学。略加思索,张之洞口占一联,要梁启超对出下联。张之洞的上联是:“天作棋盘星作子,谁人敢下?”张之洞把天喻作围棋盘,星星喻作围棋子,显示出开阔胸襟。梁启超应口而答道:“地为琵琶路为弦,哪个能弹?”梁启超以地喻琵琶,以路喻弦,同样表现出博大的胸怀。

张之洞手拈长须,微微颔首。眉头一皱,张之洞又出联道:“四水江第一,四时第二。老夫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江、淮、河、济四条河之中,长江排名第一;、夏、秋、四季之中,夏季占第二个季节。武昌古称江夏,号称九省通衢,向为湖广总督衙门驻地。踌躇满志的张之洞,以疑问的口气,肯定地表达了“我是天下第一名臣”的自负。

面对咄咄逼人的总督大人,少年才子梁启超不紧不慢地接对下联:“三才人在后,三教儒在前。小子本儒人,不敢在后,不敢在前!”儒、释、道三教之中,儒排名在前;天、地、人三才之中,人排名最后。梁启超借“不敢在后,不敢在前”的谦虚之语,肯定地表达了在声名显赫在总督大人面前自己毫不畏惧、不卑不亢的态度。

张之洞一听梁启超所对,不由大惊,心中暗暗赞许。张之洞问:“梁君所来为何?”梁启超答道:“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梁启超引用唐代大诗人李白《上荆州长史书》原句作答,暗暗地恭维了张之洞一番。见梁启超答对得体,气概非凡,张之洞遂青眼有加,宾主尽欢而散。

后来,梁启超成为“戊戌变法”的中坚,得享大名,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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