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胸襟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语

著名学者、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曾在1934年撰文称，近五十年，中国出了两个伟大人物，一个是蔡元培，一个就是梁启超。“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

一、梁启超胸襟开阔，大肚容人

1922年，他在北大礼堂作关于《老子》成书年代的讲演。他风趣地对听众说：“我今将《老子》提起诉讼，请各位审判。”几天过后，梁启超真收到一份“判决书”，作者是当天听讲的张煦。张当时只有20来岁，他对梁的批评毫不客气：“或则不明旧制，或则不察故书，或则不知训诂，或则不同史例，皆由立言过勇，急切杂抄，以致纰缪横生，势同流产。”梁看到这篇文章后，并不介意作者的尖刻用语，反而赞许作者的才华，尽管并不同意作者的观点，仍然亲自位置题识，评价该文：“考证精核，极见学者态度。”

光绪二十七年11月7日，晚清重臣李鸿章在北京病逝，一时朝野为之震惊。

当时维新派主将梁启超先生，对李鸿章的去世，也深表悲痛。虽然两人政治主张不同，私交不深，但梁启超以其才情，奋笔疾书，写出了著名的《李鸿章传》。并在“著者自记”中承认：“著者与彼，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但是“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没有关系”。

梁启超站在历史的高度，深发感慨：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合肥（李鸿章是合肥人）之负谤于中国甚矣”。一个政治上的陌路人，尚且如此敬重李鸿章，也是少见的。对李鸿章的评价，显示了梁启超对待政敌的知人论世，客观公正；而在学术学问方面，则更见其大师的胸襟。

梁启超的学问堪称一代翘楚，晚年受聘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可是对有真才实学的后辈则是尽力提拔。

1926年8月，年轻的陈寅恪留学归来，梁启超与之一谈，马上被他的学问所折服，要知道梁启超对自己的学问是很自信的，可是一旦看到学问很好的年轻后生，便欣然向清华校长曹云祥竭力推荐陈寅恪做国学院导师。鉴于国学院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导师的身份，曹校长不禁问：“此人有无博士学位？”梁启超回答：“没有。”“有无专著发表？”“也没有。”“那——就不好办了。”曹校长面露难色。闻言梁启超大怒：“谋亦无博士学位，而著作等身。但我这等身著作还赶不上陈先生的三言两语！我能做国学院导师，陈先生为什么不能？”见一向对自己学问颇为自负的梁先生如此推崇陈寅恪，曹校长不再固执己见，马上聘用了陈寅恪为国学院导师。这样，当时年龄不足30岁的陈寅恪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

梁启超一生视学术为生命，为提携一位年轻人竟能说出“我等身著作赶不上陈先生三言两语”的话，其慧眼识才、甘为人梯的博大胸襟由此可见！

对政敌不落井下石，敢于仗义执言，客观公正；对晚生后学尽力提携，甘居人后，梁任公之云水胸襟与其学问一样永垂后范！

古人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

北京协和医院历史上有两件有影响的事，一是1925年由权威外科医生为梁启超做肾切除手术，误将健康的右肾切去，而有病的左肾保留，三年之后梁启超终于死去；二是协和医院被日军占领时期，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至今不知下落，成为永远的谜。

当年大名鼎鼎的梁启超，因为忙于国是和学问，以至劳累身体导致小便见血，就到医院就诊检查。那个时候正有西医中医优劣之争，而梁启超一向是相信科学，相信西医，就理所当然的请西医看病，先是到一家德国医院，没看出个究竟，后又到协和医院，这家由美国人办的教会医院，对名人梁启超也不敢怠慢，汇集了院内高手左查右诊，最后决定手术切除病肾。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在父亲去世后，为答谢各界的关心，在追述父亲患病经过时，还说医生诊断为右肾生瘤，因此而动手术割去。一直到1971年文革时期，梁思成自己患病住进协和医院，才从大夫口中知道这惊天秘密。之后梁启超的死因才被披露，但时间已过了近50年，一切早已晚矣。

一起严重的医疗事故，一个惊人的骗局，就在手术的当时被院方遮盖了！主刀者是协和医院的院长、权威的外科医生，这一严重失误立即被加以封锁，以至梁启超及其家人都天真的认为，就是右肾病变，而其实是左肾出了问题，医生却把健康的右肾给割掉了。由于梁启超巨大的社会影响，他在手术后一直不见健康有好转，关心他的人便产生了疑问，并因此又对西医产生了质疑。最著名的是陈西滢在报上的公开指责，他干脆说西医就是拿人体做实验，而梁启超对此还作出回应，呼吁不要以偏概全，不要以他这一个特例来否定西医。梁启超的胸襟不能不令人敬佩，然而他却不知道自己完全是被蒙蔽的。

一个病人，就这样被玩忽职守的医生拿掉一健康的肾。梁启超一直艰难的活着，他自知时间不长了，他仍抓紧时间进行他的学问研究，几乎不停笔的写作。一年以后，当王国维投身颐和园昆明湖而死的消息传来时，他在写给女儿的信中，不仅对王国维的死做出了自己的解释，而且做了这样的评论：“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寿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今竟为恶社会所杀，海内外识与不识莫不痛悼。”他也许没有想到，这话也是为自己而写。

二、张之洞的争与不争

晚清重臣，张之洞当年参加科举考试时，名列第三，被誉为探花，这也该算是“高中”了。但据说他对此结果十分沮丧，甚至打算自杀。因为他有自己的目标，那就是高中状元。他曾有个口号，是“平生不做第二人想”。意思是要徽就做第一，决不屈居第二。因此对他而言，考个第二名就是失败，考了个第三名，虽被美称为“探花”，但他认为自己太倒霉了。

前代科场偶然因素甚多，谁也不敢、也不须为自己设下“必中状元”的难关，但“不甘居人后”的张之洞却这样做了。这或许与他争强好胜的性格有关，从他日后为人、为政来看，这“不甘居人后”恐怕也正是推动他建功立业的动力。

这是张之洞的“争”，他也有自己“不争”的地方。

张之洞经手筹建官办新式企业无数：在广东，就有枪弹厂、铁厂、枪炮厂、铸钱厂、机器织布局、矿务局等；调任湖广总督后，他以武汉为中心，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等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并开办内河船运和电讯事业。别看他承办了这么多实业，可是他生活过得很清苦。他为官清廉，从不索贿受赂，因为家中人口多，日予过得很艰难。有时实在挺不过去，他就派人典当衣服过日子。

张之洞在自我评价时说：“平生有三不争：一不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士争名，三不与无谓争闲气。”他的临终遗言中说：“人总有一死，你们无须悲痛，我生平学术治术，所行者，不过十之四五，所幸心术则太中至正。为官四十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望你们勿忘国恩，勿坠家风，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

这就是张之洞的争与不争。他争的是自强不息、不甘落后、奋发有为的信念，不争的是内敛孤傲、不染杂尘、清风廉洁的精神。这争与不争的辩证关系实在是一个大境界，也正是在争与不争上的超越，才造就了张之洞的伟业。毛泽东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时曾高度评价张之洞：“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三、梁启超巧对张之洞

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驻地武昌，大力兴利除弊，为地方办了些实事、好事，一时声望如日中天，成为洋务运动中的领军人物。当时梁启超年未及冠，游历武昌。这一日，梁启超来到总督府，投递名刺（相当于今日的名片），求见总督张大人。张之洞本人系科举正途出身，见名刺上只题“新会士子梁启超”，便有些不悦。

张之洞传见梁启超，梁启超昂然而入，长揖不拜。看到梁启超小小年纪，气宇轩昂，张之洞不觉心动。一贯喜欢奖掖有志气之青年人的张之洞决定考考梁启超的才学。略加思索，张之洞口占一联，要梁启超对出下联。张之洞的上联是：“天作棋盘星作子，谁人敢下？”张之洞把天喻作围棋盘，星星喻作围棋子，显示出开阔胸襟。梁启超应口而答道：“地为琵琶路为弦，哪个能弹？”梁启超以地喻琵琶，以路喻弦，同样表现出博大的胸怀。

张之洞手拈长须，微微颔首。眉头一皱，张之洞又出联道：“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老夫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江、淮、河、济四条河之中，长江排名第一；春、夏、秋、冬四季之中，夏季占第二个季节。武昌古称江夏，号称九省通衢，向为湖广总督衙门驻地。踌躇满志的张之洞，以疑问的口气，肯定地表达了“我是天下第一名臣”的自负。

面对咄咄逼人的总督大人，少年才子梁启超不紧不慢地接对下联：“三才人在后，三教儒在前。小子本儒人，不敢在后，不敢在前！”儒、释、道三教之中，儒排名在前；天、地、人三才之中，人排名最后。梁启超借“不敢在后，不敢在前”的谦虚之语，肯定地表达了在声名显赫在总督大人面前自己毫不畏惧、不卑不亢的态度。

张之洞一听梁启超所对，不由大惊，心中暗暗赞许。张之洞问：“梁君所来为何？”梁启超答道：“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梁启超引用唐代大诗人李白《上荆州长史书》原句作答，暗暗地恭维了张之洞一番。见梁启超答对得体，气概非凡，张之洞遂青眼有加，宾主尽欢而散。

后来，梁启超成为“戊戌变法”的中坚，得享大名，绝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