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事之秋

岁月也是一位外大的艺术家，有时它会冲淡过去的一些记忆，有时又会将不经意的一瞬间定格为永恒，让人终生难忘。我在1976年秋天这短暂的一段时光里就经历了若干个这样短暂的一瞬，如今虽然岁月的年轮已经走过了36个春秋，但这些被定格的瞬间却越来越清晰，并互相连成一片，让我忆起了那多事之秋。

第一瞬间：毛主席逝世

记得那是一天下午，我们这些知青们在队长的带领下在麦田里收割麦子，这是我们来到这里的第二个月的开头，很多知青别说割麦子，就连麦子是啥样以前也没见过，特别是那些女同胞更是吃尽了苦头，社员和我们都是每人同时割两根垅，她们每人一根垅还常常远远被甩在后边，弄得我们到了地头腰还没伸展就返回去帮她们割。也真难为她们了，在家里的时候别说拿镰刀，就是拿菜刀的机会也不是很多，怎么会割麦子呢？记得那天我帮的是卓若雅，那真是一个娇小轻盈的女子，身材苗条，说话曼声细语，一看就是娇生惯养长大的孩子，还带了一副眼镜，更显得弱不禁风。因为她正好和我相邻，我就顺便帮了她。当我割到她身前时，她已泪流满面，还在不停的抽泣，左手缠着手帕，鲜红的血液也从里面渗出，大概是被麦芒和麦秸秆刺破的，整个一个可怜楚楚的样子……

休息时，一部分年年迈的和身体弱的社员随便寻了块地儿就躺下伸展疲惫不堪的腰肢去了，我们这些小伙子们毕竟体力好一些，总是闲不住，就要找点游戏玩，有的以地为盘，下起了五道棋，有的找体力好的掰腕子角力，而瘾君子们则聚在一起一边喷云吐雾一边聊天,还有个别社员因为麦田离家近就回家喝水去了。不一会，忽然听到哭声，大家抬起头来寻着声音望去，却见社员张继林的媳妇小王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向我们走来，还没到跟前，就哽咽着说：“毛主席、毛主席去世了。”啊？大家听了都万分惊愕，都不敢相信，纷纷问道：“是真的吗？你咋知道的？”她丈夫更是急得大声呵斥她：“快别瞎说！”是啊，以当时的政治气候说这样的假话不掉脑袋也得坐大狱。听了大家的疑问，小王哭泣的更厉害了：“真的，我、我刚从收音机里听到的……”瞬间，大家都鸦雀无声，稍后便传出更大的哭泣声并迅速传染而连成一片，大家心里都感觉到，天要塌了，谁也没心情干活了，队长非常明智地发令，收工，大家都回去吧。

第二瞬间：打到袁喜武

从麦田回来的路上，大家都沉默无语，其实无论是社员还是我们知青，大家心里都想的是，毛主席去世之后中国会变成什么样，我们还会有和平和幸福的生活吗？是不是会回到黑暗的旧社会。快到村子的时候，忽然传来一阵呼喊声，大家抬头望去，只见队部门口聚集了很多人，我们便也走了过去。挤进屋去，越过人群头顶看到社员袁喜武老大爷弯腰低头站在中间，两边分别站着知青其木格和小海。他们俩情绪激动，脸色绯红。其木格一只手揪着袁喜武，一只手高举拳头，几乎是呼喊着向大家介绍着袁喜武的罪行：“同志们，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贫下中农们都悲痛万分，他袁喜武可好，不但不悲痛，反而纠集了几个坏分子在家里喝酒庆祝。打到坏分子袁喜武！打到蒙修特务袁喜武！”她的讲解后来变成了口号，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尤其是我们这些新来的知青，从没听说老袁大爷是蒙修特务啊，所以也没人响应，只有旁边的小海声嘶力竭的呼应了两声。接下来，其木格把队长叫到身边耳语了一番，然后向大家宣布：“从现在起坏分子袁喜武隔离审查，交代罪行，接受革命群众批判！”

回宿舍的路上，我怎么也想不明白，那么慈祥善良的老人怎么会是坏人呢？袁喜武是个鳏夫，以前是否成家或者他是否有后代我都不得而知，只知道他是我们队的菜把头（种菜的师傅和管理者的合称），五十六七岁的样子，身材瘦小但很硬朗，脑袋已经谢顶且油光锃亮，但面相却是慈眉善目的。昨天中午，我刚回到宿舍，建设就把我约出去，说袁大爷叫我们去他家吃手把肉。同去的还有小潘和小海。那天我们都很感动，不仅是吃肉，更重要的那天是中秋节，要不是老人把我们请去，我们还不知道过节了。在远离亲人的异乡，有袁大爷给我们过中秋节，让我们思乡的心情得到了慰籍，心里暖呼呼的。记得那天还有酒，可是我们都不会喝，但老人的盛情难却，我们每人都喝了一小盅。那顿饭是我知青生活中记忆最深刻的一顿饭了。谁能想到，刚过一天，这么好的一个老人竟然会被隔离审查？后来我才得知，中午袁大爷家来了个客人叫白音陶格涛，是一队的牧民。正好有现成的手把肉，两人就边聊边喝起来，后来又陆续去了几个串门的社员，大家都多少不同地沾了肉腥和酒气，平时社员们有事没事都喜欢到袁大爷家溜达。但千不该万不该，袁大爷不该选这一天喝酒（虽然那时毛主席去世的消息还没公布），那个牧民也不该这个时候去做客，更不该喝醉了出去到一队队长家耍酒疯，结果是激怒了对方，找了几个基干民兵，把白音陶格涛捆了起来，接着顺藤摸瓜，袁喜武就成了罪魁祸首而被揪斗。

第三瞬间：旗杆下的落汤鸡

第二天上工的时候，队长把我叫去，让我和知青小段负责看守袁喜武，监督他劳动改造，还发给我俩一杆半自动步枪，虽然没子弹，但不知道的人看去还是有威慑力的。

说心里话，做这样一份差事我是极不情愿的，老人待我们像亲人，我怎么能把他当坏分子当犯人一样对待呢？然而非常时期，领导的命令不好拒绝，只好无奈地接受。那几天，袁喜武的灵魂和肉体都受到极大的折磨，白天和我们一起到菜园里劳动，收工了就到降了半旗的旗杆下低头请罪。记得有一天下起了刷刷小雨，劳动的人们纷纷从田里跑回家，我和小段带着老袁头跑不快，没等进屋全身都淋湿了，进到屋内换上干衣服，看到无衣可换的老袁头湿淋淋的样子，不禁动起了恻隐之心，就去请示其木格，可否去老人家里取几件干衣服，却遭到人家训斥：“一个坏分子换什么衣服，你咋一点没政治立场呢？叫他到旗杆子下面请罪！”我说外面雨还没停呢。“怕什么？下雨正好洗刷他的灵魂。”无奈，我只好把老袁头赶到旗杆下。透过窗户，旗杆下落汤鸡般的老人浑身瑟缩着，请罪的姿势却不敢丝毫马虎，头低着，腰弯着，双手竖直下垂，那谢了顶的光头在雨水的冲刷下更加明亮。

开饭了，那天我们吃的是莜面轧杠子（就是莜面饸饹，因为比较粗故被我们称为轧杠子）和羊排炖豆角。那是我们知青食堂常会受到的照顾，集体的羊腿断了或得转毛疯了就送给我们食堂改善伙食。这样的饭食必须趁热吃，否则很容易坏肚子，可是老袁头自从被管制就吃不上热饭，每次都是大家吃完了他才可以吃，吃凉饭、喝凉水，睡凉水泥地，没几天老人就坏肚子了。有一次劳动的间歇，我们坐在菜园的空地上和社员们聊得热火朝天，把老袁头忘得一干二净，过了一会突然发现他不在了，小段我俩急得团团乱转，扯破嗓子使劲喊，不一会老袁头从远处的草丛中钻了出来，一边系裤子一边喊：“我在这呢。”气的我和小段不约而同地训斥道：“你干啥去了？”老人委屈地说：“我坏肚子了。”“那咋不说一声呢？以后有事必须提前报告!”“是、是……”那一天下午，老人拉了三四次，收工回去路过他家时他央求我俩回趟家，取件皮袄拿点药，我俩都不敢做主，他见我们为难，就央求我去给取，我见老人那可怜的样子实在于心不忍，就帮他取来了皮袄和药。老人接过东西后一连念叨了好几声：“好人呐，好人呐。”后来这件事也成了我划不清界限的证据而受到批评。

第四瞬间：老袁头跑了

那段时间我们非常忙，白天监督老袁头劳动改造，收工后押解着他去受审，晚上参加政治学习，几乎天天如此。一天晚上，我们正聚集在队部里学习报纸，忽然咣铛一声门被推开，还没等看清来人，就传出一声：“老袁头跑了！”什么？瞬间大家都愣住了，稍一会儿不知谁喊了一句快去找啊！还不等队长宣布散会，大家争先恐后向外跑，结果都挤在门口，我和好几个跑在前边的都被推倒在地，等我爬起来跑过去时，大家都聚集在临时关押老袁头的小学校前，围绕着校舍和前边的小树林翻了个遍也不见踪迹。自从老袁头被管制后，队里将基干民兵和知青们做了详细分工，白天由我和小段监督他劳动，晚上两人看守老袁头，两人流动巡逻。那天晚上两个男士巡逻，看守老袁头的是两个女知青。记得应该是农历8月20前后的样子，月亮出来之前天空漆黑一片，真可以说是伸手不见五指，老袁头申请要解手，俩女知青实在不方便去监督，就告诉说出去在墙根下方便吧，可是他说要大便，俩人只好同意他到小树林里，结果等了好久也不见他回来，无奈之下俩人硬着头皮打着手电出去寻找，结果找遍了房前屋后也不见踪影才跑回队部报告。

说真的，说老袁头是坏人，队里从社员到知青没几个人相信，所以看到他每天被监管被批斗大家都很同情，可是现在他跑了，是逃跑，问题恐怕就升级了。是畏罪潜逃？是忍受不了折磨而逃跑？逃走后是不是会回来报复？这些都无法断定，但有一点都清楚，老袁头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这样乱糟糟地像没头苍蝇似的乱找很不安全，效率也不高。于是大家聚到一起商议了半天，把全体人员分成若干各小组，每个组还选派了组长，给每个组划分了区域分头寻找，小海自告奋勇骑马到公社汇报情况。和我分到一起的共有五个人，年龄稍大的是社员张世民，他领着我们手持着棍棒钢叉之类的防身武器，挨个空房舍、干井筒子、牛棚羊圈和小树林查了个遍，说起来这样的事我是平生第一次做，但是也得硬着头皮干下去，心里千遍万遍的默念，千万别让我们找到，千万别让我们找到。而且内心深处也反复设想，假如找到了会发生什么？发生了我该咋办？是同他搏斗？将他抓捕？还是放他走人？我内心真是很矛盾，所以每到一个可能藏人的地方我都不愿走在前头，不是胆小害怕，最主要是无法面对。好在那一天的结果真如我愿，我们一直搜寻到天快亮的时候也没线索，大家只好披着一身寒气，拖着疲惫的身子打道回府。回到知青点，其他各组人员也都陆陆续续空手而归，不一会去公社报告的小海也返回来了，他说公社领导和公安派出所的人随后就到。见此情况，大家只好各回各家休息待命了。为了防止老袁头返回来报复，队里安排了几个流动哨，即使这样，小海还是很担心，找了好几个木头杠子来顶门。

第五瞬间：灯光下的老袁头

那一觉几乎睡了一上午，醒来时已接近中午。起来出去一看，公社书记、派出所的干警们和队干部都聚集在房舍前，大家一边等着吃午饭一边商议着下一步搜捕的方案和路线。吃完午饭，向东南正南和西南三个方向派出了三组骑马的人员出去寻找，其他青壮人员在村内巡视。傍晚时三个小组的人员都无精打采的回来了，分明是一无所获。大家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一个青年牧民骑着马来到知青点前，说他父亲在东南面的原始森林放羊时曾看到一个人很像老袁头。听到这一消息大家都很振奋，纷纷争抢着爬上了公社领导带来的解放牌汽车，随着那个牧民的马后向东南方驰去。沿途路过那个牧民的蒙古包，又将他父亲带上，继续向草原深入。这时夜幕已降临，如果不是汽车的灯光，四处什么也看不清。当我们大概进入林区有二三里光景的时候车子停了下来，那个老牧民用手一划拉，意思告诉我们就在这一片。但是天那么黑，树木那么多，找起来真困难，所以大家都没下车。这时司机用大灯沿着牧民手指的方向转了多半圈，突然在一个半人高的小树前发现一个人面朝我们跪着，那低垂的秃头顶在车灯的照射下显的更加明亮，分明就是老袁头。书记告诉大家都不要乱动，派出所的干警宝音手持半自动步枪，弹上膛、刀出鞘，一步一步地逼向前，并大声呼喊:“举起手来！”老人却丝毫也无反应，宝音走到老人身前，刺刀几乎触到了老人的面部，依然不见有什么反应，仔细一看，袁喜武已经在那棵小树上吊死了，他的身前还用一块小石头压着几张人民币，大家推测这大概是对埋葬他的人们表示的最后一点谢意……

这事情过去已经三十多年了，我到今天还一直狐疑，那棵小树那么小那么低，根本禁不住一个人的体重，老人怎么会在哪吊死呢？看来死亡有些特定的时候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也许苍天实在不忍心让老人遭受折磨，以这样的方式将他召回了。

第六瞬间：抓捕张继林

老袁头走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踏上了不归路。我想这件事一定会给所有亲历者以震动。那件事发生后，小村变得格外肃静，没有喧嚣，没有欢乐，每个人都变得小心翼翼的，见个面碰个头也都少说话，只要没事大都点点头挥挥手而已，没有人玩笑嬉戏，也没有人轻易的议论什么，对老袁头的死更是极力回避。无论发生了什么，生活总得继续，生产还要进行，大家又拿起工具走向麦田，走向麦场。那时，我被分配到场院打麦子。所谓打麦子就是给麦子脱粒，或者说是把麦粒从麦秸上分离出来。我和社员杨茂兴、小田被分配在最危险也是最关键位置，往脱粒机口续麦子，就是把后面人递过来的整捆的麦子打开然后均匀地放进脱粒机槽，再匀速地把它们推进机器口里。这活计很脏，那机器在脱粒时把麦秸的叶子、中间的尘土和麦芒搅的漫天飞扬 ，呛得呼吸都困难。最难受的是那麦芒落到脖子上钻进人的身体里和人的汗水混到一起搞得人皮肤瘙痒难耐。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我每次都把袖子和裤脚用绳子扎起来，还从女知青那借来纱巾把整个头部带脖子都包个严严实实，但都躲不掉麦芒的袭击，只能是有所缓解而已。这还不算，最难的是危险，向机器里送麦子时决不能直接用手向前推，而是要把前边的手臂弯曲回来，用肘部推送，这样才不至于把手臂绞到机器里。即使这样有一次我也是忙中出错，稍一分心，麦草就把我的一只手卷着带向机器口，好在我动作迅速，猛一用力，手臂拽出来了，手套却光荣献身了。一天下午，正在忙碌的我们被队长叫停，说是马上到小学校教室前集合开会。我们一边拍着身上的尘土，一边互相探询着，开什么会？又有什么事要发生吗？到了校舍前时，那里已聚集了很多人，大家都席地而坐，前边还有公社派出所的干警和几个陌生人。我们刚刚坐下，从麦田里割麦子的人也陆续回来了，其中就有社员张继林。这时一个陌生人和队长张国占耳语了几句，张国占便向这些人走去，把所有人的镰刀都收走了。等他们刚一落座，会议主持者就宣布请公安局邰股长宣布逮捕令，话音刚落，前边便传来一声大吼：“举起手来！”循着声音一看，只见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后来听说是公安局姓付的副局长）手枪正对着张继林，还没等张继林反应过来，预先安排在他身边的两个知青已将他摁倒并将其双手反扭到身后，随后就给戴上了手铐。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所见到的抓捕场面，平时在电影中看惯了的现象一旦生活中发生了还真没法适应，所有事先不知道的人都愣住了，包括张继林，既没有呼喊也无丝毫反抗，而他的妻子小王见丈夫被抓，几乎疯了一样奔过去抱住丈夫，哭喊着说啥也不让带走。公安干警将他们强行分开后把张继林拖上车箱，刚要走，小王便哭喊着跑过去躺在车轮下，试图阻挡汽车。但是孤掌难鸣，最后小王还是被人们从车轮前拖开，押着张继林的“囚车”卷着尘土从人们的视线里渐行渐远，最后消失了。

后记

后来，随着四人帮被抓捕，极左路线也渐渐趋缓，被关了一个多月的张继林、白音陶格涛经过多次审问也确实没有反动现行，最后终于被释放回家了。至于给了个什么定论，是戴帽子监督劳动改造还是无罪释放谁也不得而知，既没有官方宣布，也无人向当事者问询，非常时期，只要能恢复自由，健康平安地活着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