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私塾童年
在我童年的梦境里，最难忘的，是我读私塾的那些日子。三间土墙草屋的私塾，在一座城隍庙的旁边，其实那只不过是一处废墟，残留着一些破碎的砖瓦和斑驳的石墩。只是从老人那里知道这里原来是座城隍庙。四周零乱的长着几株桃树，紧挨在草堂的后面是一座低矮的小山，山上全是桃树，每当春天来的时候，满山桃花盛开，因此人们都称之为“桃花山”。
我就是在这个私塾启蒙的，当然，这里可没有鲁迅读书的“三味书屋”和“百草园”那样的景致，入学也不拜孔子像，老先生也不穿长衫。私塾的房顶是用稻草盖的，四周的墙壁用泥巴筑起来的，我们都喊它“草堂”。在那两扇木门上贴着一副对联：“万里东风临故国；满园花朵发新容”。让人感觉这里就是座学堂。
私塾的老先生是湖北阴山人，讲话带着浓重的湖北口音，他是我的姨父。六岁那年，一个春天的早晨，我母亲牵着我手，把我送到姨父家的私塾里开知识，读“百家姓”、“三字经”，在这里我不必交学费，中午我还可以在姨父家吃中饭。私塾里三十几个同学，大小不一，有刚来的，也有读了三四年的，坐在一起，读不样的课本。在私塾里，先生是从不教我们学拼音的，整天是摇头晃脑的读书，以至到今天“百家姓”我还能倒背如流。
在这里，如果有同学背不出当天学的课文，是要被先生打手心的，把手放在桌上，手心朝上，任凭老师打也不许把手缩回去。打手心用的是一把木尺，平时不用的时候就高悬在墙上。我从没有被打过手心，这并不是因为先生是我的姨父，而是，我每次都认真地去读，在先生面前先背好课文。这时候，先生就叫还没有背好的同学，在我这里背，我的同桌新明他也经常在我的面前背书，我至今还记得，他在背书时晃悠着小脑袋的可笑情景，他的父亲是杀猪的，后来他当了一所中学校长。
我姨父全家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在草堂的内屋土墙上就挂着一幅圣母像，我时常看见姨母跪在圣母像前，念着圣经，虔敬的让人感动。姨母是一双小脚，脚小得只有棕子般大，但她走起路却很快，我不知道她走路是否很吃力？人长得很瘦小，但却很精明，恰如九斤老太一般，她喜欢抽烟，我时常为她去杂货店买那种九分钱一包的“大铁桥”香烟。而我的姨父却烟酒不沾。
在私塾里，同学们都惧怕先生，喜欢师母。喜欢师母讲些动人的故事：“孔融让梨”、“孟母三迁”。她虽然文化不高，却告诉我们许多做人的道理，时常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虽然这些先生已经讲过，但从她的嘴里说出，却更加地动听。
在私塾读书的日子里，最使我难忘的一件事：是一个大我两岁的同学大宝，在家里他是老大，他的头上有瘌痢，平时许多同学拿他开玩笑，说他“电灯泡”，他也不计较，还是和同学们在一起玩。一个放学后的傍晚，他和两个同学到清溪河去游泳，那时河里正是发大水，他不幸溺水离开了我们，同学们很难过，他的坐位一直空荡荡的留在那里很久。
春天的时候，桃花山的桃树开得粉红，草堂外的竹篱笆爬满了牵牛花，草丛里蝈蝈和树梢头上的知了鸣奏着好听的曲子。先生在草堂外，城隍庙的废墟上开出几块菜地，栽着西红柿和黄瓜，春色浸润着小小的私塾也浸润着孩子们的童心。我在私塾读了两年，后来转到城关小学，从三年级开始读起。文革前我姨父的私塾就关闭了，但它留给我的回忆却难以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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