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北京红卫兵

1966年底，我们30多个学徒工从重庆串联到北京。我们去的借口是反映学徒工的待遇问题。其实，主要是想出去旅行一次，看看雄伟的天安门。

接待站安排我们住在劳动部大院。发了10天饭票给我们。要我们等待答复。

元旦前，劳动部发了餐券和晚会的票。餐券是一份猪肉炖白菜。晚会是劳动部机关组织的歌舞演出。北京的冬天太冷，我很不愿顶着寒风出去看演出，朱和王硬拉我去，说这是集体活动，一个都不能缺席。朱对任何文娱演出都是热心的。

那天去的多半是附近的居民，到北京串连的外地人，还有一些十来岁的本地孩子。我买了几个柿子请朱和王吃。北京的柿子又大又红，就是冻得像石头一样，不知道怎样下口。

节目演了一半，来了一群戴袖章的红卫兵，冲到舞台上，批评节目有问题，阻扰演出，还和劳动部机关的人在台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我们对红卫兵的做法很不满意，也冲上舞台，帮着机关的人，和闹事的红卫兵争吵起来。

你想：我们从重庆来到北京，劳动部机关提供免费的铺位给我们住，提供免费的饭菜给我们吃，还请我们看演出，给我们发餐券，我们当然要帮劳动部。我们不会傻到吃里扒外，去帮助来砸劳动部场子的红卫兵。

劳动部机关有了我们几十个年轻小伙子的支援，气势更壮了。来冲击演出的红卫兵大多是女学生，虽然她们巧舌如簧，毕竟势单力薄，不是我们的对手，渐渐败下阵去，相约着离开了。但是，经过这么一闹腾，演员无心演，观众无心看，晚会被迫中断了。

有一个红卫兵特别顽强，大家都散了，她还在过道里和几个人争辩。我好奇地去旁听，她两条过肩的小辫用橡皮筋扎着，穿一件略显长大的军装，系着皮带，英姿飒爽。她说话的语速很快，好像是在说“劳动部机关联络站”不是正宗的组织，是什么什么人操纵一批干部成立的。她说起那些名目繁多的红卫兵组织，说起那些组织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背景来，有根有据，如数家珍。她说得那么肯定，那么自然，我渐渐地有些相信她了。

于是，我有点内疚，我们住在劳动部，吃在劳动部，就帮着劳动部反对她们，我们的做法有点“吃人嘴软”，不分是非的味道。

她有一个妹妹，大约十多岁，小脸被雪风吹得像苹果一样红艳。小姑娘非常活跃，不停地在旁边插嘴，为自己的姐姐作补充，增添了我对她姐姐的佩服和好感。

特别巧的是，第二天，在劳动部大院里，我又看见了这两姐妹。妹妹还裹着昨天的棉猴，姐姐换了件浅红的碎花棉袄，乌黑的秀发向后拢成一把。大冷的天，围了条薄薄的围巾。姐妹俩迎着朝阳，踩着积雪，边说边笑。她那素雅的打扮和快乐的模样，与昨天晚上的张扬气势完全不同。昨天像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今天却变成了居家过日子的邻家女孩。

这姑娘一夜之间的巨大变化，令我砰然心动。我是一个有些腼腆的男孩，那天却鬼使神差的有了勇气。我红着脸迎上去招呼她们，和她们搭话。幸运的是，她没有拒绝我，停下来，惊讶的扫了我一眼，心平气和地回应我的问候，好像忘记了昨天争吵时我们对她的无礼表现。

后来，在劳动部大院里，我经常遇见这两姐妹。我每次都和她打招呼，找些话和她交谈。她没有拒绝我，也不讨厌我那难听的“川普”，总是微笑着听我说话，微笑着回答我的问题。

一来二去，我和她熟悉起来，成为了朋友。

她对我说：“咱俩聊天，你说四川话吧。”

我问她：“你能听懂吗？”

她回答：“能。我奶奶和姑姑是成都人”

她还模仿四川话问我：“你今天中饭吃的啥子哟？”

听着她北京腔调的四川话，看着她一本正经的顽皮表情，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我在心里默算了一下：她是68级的高中学生，应该和我同年。我们的区别只是：她考进高中念书，我落榜进厂工作。

我们在一起时，谈得最多的是各派红卫兵之间的分歧和争吵。我们沿着和平里冷寂的街道边走边谈。往往都是我问她答。她口才好，嗓音甜，掌握的材料多，特别有说服力。

有时候，她会突然停下话头，望着我，明亮的眸子里闪动着期待，好像在问：怎么你不说点什么呢？

这时候，我就讲些重庆厂里的情况，讲些工人纠察队的活动，讲些在嘉陵江游泳，在红岩村唱歌的事情给她听。

我曾经到她的家里去过一次。她的家就在附近，是一幢灰砖的平房，她家住三个房间，家里布置简朴整洁。那天，我和她坐在客厅吃饭的方桌旁谈话。

我问她：“你还记得元旦晚会那天的争吵吗？”

她回答：“怎么不记得？你那天痴痴地盯着我，像个傻小子”。说完，她瞅我一眼，转头悄声地笑了。

她问我：“你写日记吗？”

我回答：“不。你呢？”

她说：“我天天写，以前是为了提高作文成绩，后来就养成了习惯。”。

我说：“能让我看看你的日记吗？”

她说：“姑娘写的日记为什么要拿给你们男孩子看？”

经不住我再三的央求，她犹豫了，正在考虑要不要拿给我看时，她妹妹闯进来说：“姐姐，翠屏她们来了”。

翠屏是她的同学，约了几个姑娘来看她。翠屏一进门就责怪她，为什么这几天不到学校去。她慌张地站起来跟她们解释，说本来要去的，家里有些事情。

翠屏斜视着我对她说：就知道你有“事情”。我们姐妹几个商量了，是专门来看你的“事情”的。

翠屏说事情这两个字的时候，语音咬得特别重，羞得她的脸上泛起了红云。

姑娘们走后，她送我出来，埋怨我说：你看嘛，就是你硬要到我家来，翠屏才夹枪带棒说那么些混话，都是你害的。

从翠屏撞到我后，我和她的关系有了些微的变化。我俩聊天的内容变得随意和轻松起来，再不谈论红卫兵们的争争斗斗，她再不许我去她的家了。

她脖子左面有一粒绿豆大的黑痣，有一天我们坐在杨树下的石凳子上聊天，

我说：“漂亮姑娘的脖子上都有一粒痣”。

她瞪了我一眼，生气地说：“你这人怎么搞的，不想正经事，就瞧姑娘的脖子？”

我急忙辩解说：“不是的，是你漂亮，又有痣，我才这么说的。”

她说：“你贫吧，谁信你呀。”

我说：“你脖子上的痣是最重要的标志，我要看清楚些，以后不要忘记了。”

我边说边凑近她，扳着她的肩膀假装看痣，其实是想趁机搂搂她。她笑着扭开脸说：“你不要使坏了，有人在看呢”。她没有挣扎，让我搂了一小会儿，才红着脸把我推开。

幸福的日子像飞一样愉快的过去，我早把从重庆到北京来做什么忘在了脑后。可是，其他人并没有忘记，还在积极地与劳动部交涉，他们交涉得怎么样了，我一点都不知道。

又发了两次饭票后，赵和王召集我们开会。赵说，中央发了文件要结束串连，外地到北京来的串连人员春节前必须返回原地。劳动部培训处给我们出了一份证明，发了火车票，两天后我们就乘车返回重庆。

听了这个消息，大家都很高兴，我却像当头挨了一棒，晕了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那天她到学校有事，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的妹妹。

第二天，她直接来找我，我们出了劳动部大院，拐上和平里大街，乘车到北海公园。北海的湖面结了厚厚的冰，小孩子们坐着自己做的冰爬子在湖面上快乐的玩耍。

她问我：“明天真的要走？”

我回答：“是的”。

她又问：“你们来了多久了？”

我回答：“三十多天了吧”。

她沉默了一阵，说：“三十多天了么，这么快呀？”

北京午后的阳光明晃晃地照射着，我的身上却感觉不到丝毫的热度。我俩坐在湖边的长椅上，看着孩子们嘻嘻哈哈的玩耍，时断时续的漫谈着，我心里有好多想说的话，却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她拿出一个红色的笔记本递给我说：“这笔记本送给你，上面有我的通信地址。”

我突然想起翠屏的事情，就对她说：“你的日记还没有给我看呢，我下次再到北京，你一定给我看看，好吗？”

她也想起了那天的事情，哧哧地笑了，冲我点头说：“好的，我答应你。”

太阳偏西了，冷风从北海的湖面上吹过来，寒气逼人，看着我冻得发青的嘴唇，她说：“走吧，我们该回去了。”

回到和平里，我俩又在冷寂的大街上慢慢地走了好久。握别时，我抓住她的手不愿放开，她的手柔软冰凉，我担心一松手，就再也见不到她了。

真是世事难料哟，我的担心，竟然一语成谶。在火车上我的背包丢了，她送我的笔记本也丢了。这时候我才发觉：糊涂的我，在临别的时候，竟然没有把自己的通信地址或联系电话告诉她。

多年以后，我有机会再到北京，去和平里寻找她的时候，她没在那幢灰砖的平房，不知搬家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想，她一定以为我是个花心的大骗子，早就把我忘记了。可是，我至今都还记得她：那个豆蔻年华，青春阳光的北京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