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小学

“哎哟！”

我一声惊呼，上半身弹簧般缩回自己这一侧，差点碰倒摆放在课桌角落边的“东风墨水”。

图画课，画洪湖赤卫队里的韩英，身扎皮带、短发齐耳，一手叉腰、一手拿枪。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图样，我们跟着临摹。那只驳壳枪难倒了我，图画本被橡皮擦擦得破了个小洞，一着急，手胳膊肘趴过三八线。

我侧过脸对同桌怒目而视，他瞪着眼也气咻咻看着我，像一只准备斗架的小公鸡。三八线本来就不公平，他一笔划下去，占去桌面的三分之一，我稍有逾越，他就高高扬起他的手猛地镦下来。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的手伸向那瓶“东风墨水”——今天他穿一件炫白的（非常白）的确良衬衫，新的，很有点洋洋得意。

风从窗外款款吹来，教室外蔬菜场的菜地，打了棚子的冬瓜、丝瓜，开着一朵朵嫩黄的花；再远一些，茅草丛生的土坡坡上，县机械厂的红砖围墙围成弧形的一线，隐隐约约，可听到“突突突”的机械声。

从东风小学转到东方红小学，我读二年级。倒不是东方红小学近，桃花坪就那么巴掌点大，从新街上街口走到老街上街尾，不用半个小时；但那时候居民严格按片区管理，居委会主任下面还有联组长，国事、家事，都有人管。搬到老街上，所属居委会便也不同。

管有管的好处，至少不像现在，小孩子上个幼儿园就要开始拼爹。东方红小学的前身乃国民政府创办的一所公立小学，1954年被确定为县重点，教学质量自不必说；校舍，几经调整合并，最后搬迁至城北已经停办的隆回师范校址内，四合院式的校园，绿树掩荫下的青砖教室楼，无论环境还是规模，在县境内都首屈一指。好在我们读书时没谁在乎这些，所以小孩子上学转学，不分阶级出身，大家一视同仁。

我被安排到19班。站在我们住的大杂院后面那坍塌的院墙上，可以看到学校前门粉墙黛瓦的围廊耳房和入口门洞，走过去，大概5分钟路程。当然，我不可能那么快就进校门。大杂院的烂墙根连着臭烘烘的公共厕所，过了这一段，青石板铺面的土炕炕路缓缓往上抬高，右侧一溜陡坡，长着结红黄小果子的枸杞树和打红色、紫色花朵的牵牛藤，陡坡下平敞的蔬菜地，浇灌用的浅溪游着小蝌蚪和饭饭鱼、溪边开满婷婷野菊花；土炕路的左侧，一间挨一间的居民住宅，沿途都有班上的同学。我们三五成群结伴上学，那些小花小蝌蚪的对小女生太吸引。走走停停、一路玩耍，听到上课钟声响起再进学校，也不会迟到。

但我迟到过一次。10分钟课间休息，我不知跑回家拿什么东西，上课的钟声响到第三下，本来已经穿过学校门前的那条大马路，偏偏被一个过路的乡里妇女拽住，她挑一担白菜上街卖，卖完，算不清收钱的总数对不对。我掰着手指头帮她算了两遍，报一个数脱身，跑上二楼教室，全班同学都扭过头来看。

老师罚我站着听课。我低着头，还在算那一把白菜一把白菜的加法。因为我担心报的数，会让那位乡里妇女回家挨一顿臭打。

也许，头痛数学，就是从那一次开始的。

语文课却是我最爱，这和老师有很大的关系。不记得是几年级，调来一位新班主任刘老师，教语文。他是第一位留在我少年印象中的老师：浓眉大眼宽额头，身材高大结实，走起路来兴冲冲带一阵风。他上课像讲故事，绘声绘色，听得我很是投入。有一堂课讲董存瑞炸碉堡，教室里鸦雀无声，我更是心潮澎湃，激动不已。此时下课钟响了，我“腾”地起身、脱口大呼：“同志们，冲呀！”，自己吓了一跳，赶紧捂住嘴巴，惊醒似的看着老师。同学哄堂大笑，老师楞了下，跟着也笑了，说：“下课。”

作文，就是这时候喜欢上的，好像，还上过一次“全县小学生优秀作文选”什么刊物。一次在教室外的走廊遇着刘老师，他摇头晃脑、手里拿着一本作文本口中念念有词很是得意。上课了，老师在讲台上念的竟是我写的作文《我们的小农场》，第一句我还记得：“我们的小农场，真美呀！”

但有的老师，就不欣赏这种调调。学校来了一批师范生实习，我们班分到一个代理班主任，小小的个子、小小的眼睛，头发直茬茬往上长。他教我们写作文，开头总要来一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之类，动辄说“我们革命的小将”，学校成立***思想宣传队，专挑个子高大、发育成熟的女同学参加。有一次上语文课，不知什么事，他气得一拍讲台、满脸通红、小眼睛瞪得像两个玻璃弹子。下了课，教室后面的黑板、墙面，立马贴满“我们革命小将”撕作业本写的小字报。那时候小学生是练毛笔字的，字虽写得歪歪斜斜，措辞却几乎一样：“拍桌子、吹胡子、瞪眼睛！”，开头，都写上“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不知道这位代课老师有没有受到处置，当时学校进驻了工宣队的，我都被喊去问过一次话。那工宣队干部住在学校前门右侧的一间厢房，高高瘦瘦的人，弓着背、低着头，目光阴郁看着我问话：叫什么名字？爸爸在什么单位、干什么的？妈妈干什么的？我仰头看着那张菜色的脸上一张一合的嘴巴，心里面有一点害怕——我们年级有一位男同学，在厕所的墙壁上涂鸦，写了一句“打到***！”，被人举报说他写反动标语，大会、小会勒令站他起来挨斗。当他问到“你经常去打乒乓球么？你喜欢打乒乓球么？” 我人小心眼玲珑，想起有人举报班上某同学偷了学校一个乒乓球，看来这位工宣队急于抓典型，弄错人了！于是赶紧撇清：“我不打乒乓球！我不喜欢打乒乓球！”

其实，我喜欢打乒乓球，虽然打得不好。并且，上体育课打乒乓球，是老师经常安排的一个项目，进大门走不远，那栋土墙（砖墙？）青瓦的长棚，一溜摆了十几张乒乓球桌。

历史总是轮轮回回。时隔47年，现在我们同美国打起了贸易战，并且火药味越来越浓。72年，“乒乓外交”，“中美关系开启了灿烂辉煌的新篇章”，乒乓球在全国中小学内火得一塌糊涂，连我老妈，也叹了一口气说：“唉，你要是学会打球就好了，今后，也有条出路。”出路不是小学生考虑的问题，但一身帅气的球衣球裤、白色或蓝色的网球鞋，一清早从县文化宫跑过大井眼、细井眼、臼里康的那些身影；还有，开运动会，大白馒头的早餐，确实让我羡慕得不得了。

学校里的风云人物，也是那些校宣传队、县体校的同学。印象最深的是袁同学，从外校调来东方红小学，乒乓球打得很好，人长的像电影《向阳院的故事》里小女孩雪花——短裙子、花衬衫，乌黑浓密的头发齐涮涮剪到耳根子下，一张圆圆的脸蛋总是红扑扑的，充满了阳光和朝气。那时候严格分男女界限，要不，该迷倒几多少年男生。

说到《向阳院的故事》，我想起货郎黄一朗（黄鼠狼？）教小孩子唱的儿歌来了：“糖儿甜，糖儿香，吃吃玩玩喜洋洋。读书苦，读书忙，读书有个啥用场？”，朗朗上口，几十年了我还记得；还有一首“我是中国人，不学外国文；不读ABC，也当接班人。”的顺口溜，意思其实差不多，都是“读书无用”，黄一朗被标签为教唆青少年的大坏蛋，写顺口溜来搪塞老师和考试的学生，却被宣扬为反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革命小将。

现在的人总说：“坏人变老了”。我们从小耳濡目染是斗争的哲学，“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小学生，那知道孰是孰非，好坏对错？这几十年风云变幻、道德观、价值观越发模糊不清，信仰缺失、阶级敌人更找不着北，老了，自己倒成别人眼里的“坏银”了。

前阵子回老家，我去了一趟东方红小学，站在朝南的大门口往里看，横竖几栋气派的教学大楼，呈凹字型环抱宽敞的操场，正逢暑期，孩子们有的在打篮球、有的在颠足球；走进去，连廊相接后面还有好几栋楼房，感觉，比以前扩宽了很多。现在的东方红小学，无论规模布局、设施环境，都堪称一流，但我的内心，却还是怅怅然的——那粉墙黛瓦的前门、围墙呢？那初春繁花似雪、初夏青果盈枝的梨树呢？下课放学，咽着口水，也不抬头往上看，树上结的果子是公共财产，成熟了学校统一摘下来，分配到班级，老师，再发给同学们，每张课桌上，按大小均衡，放上2~3个，黄皮的个大皮厚，青皮的虽然小，但皮薄好吃；学校的食堂，在前门的左手边，走进去，穿过厨房，里面还有一个种菜的小园子，“我们的小农场”收获的花生、红薯，挑回来，老师让我们先送去学校的食堂，好像花生，也分到过一两次；还有，脚下站的操场，以前是黄泥巴硬土地。女同学篮球比赛，抱着球拼命往前跑，被前面的截住，十几人趴在地上抢成一堆。男同学站在场外看急了眼，喊道，留一个人站在篮球架下！果然，球滚到了我脚底下，捡起来——篮球网好高好高呀，用尽吃奶的力气往天上一丢，球进了！

这是我参加过唯一的一场篮球比赛，也是那场比赛唯一的一个进球。

回忆的色彩虽然暗淡发黄，但内容，却让人内心很是温暖。因为又改回秋季招生，我们这一届学生，小学读了5年半。参加了照毕业照，我却生病住了医院，阑尾炎，医疗事故手术动了两次，在医院住好长时间。手术那天，刘老师带班长等几个同学来看了我，以后，几乎隔天老师会来医院看望，再在班会课告知同学我的情况。好多年后，听班长说起此事，我感动不已。

谢谢老师！谢谢同学们！

呵呵，也许有人会问：和同桌的架打了没？那次同学会，我问同桌：我们还打过一架，记得么？他说不记得了。

架肯定打了。那天正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上午上课，下午学校组织去县文化宫看演出，他穿了件炫白的的确良衣服，背上，有一串刺眼的蓝黑色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