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大了我也要当队长
长大了我也要当队长
——乡村纪事
有的靠墙根蹲着，有的靠树杆蹲着，有的站着吃，有的边吃边串门子，一碗饭能转两三家。
吃饭的地方，像个小会场。人们一边吃饭，一边说话，谁家媳妇与婆婆又干了一架啦，美国兵又去打越南了，东南西北，天上地下，啥话题都有。
谁家要是今天不出来吃饭了，人们就说，可能来客啦！可能是要吃好饭啦！
形成这个习惯，有它的条件。主要是吃的饭都很简单，家家户户差不多。
最家常的饭就是红薯稀饭，基本上是一天三顿不变样。稀溜溜的黑面汤里煮上一些红薯疙瘩，没有馍。没有菜。
日子好一点的人家，砸点辣椒，放在小碟子里。左手端着稀饭碗，碟子夹在手心里。或者，切个生萝卜丝，不用盘子，直接放到碗里的一边就行了。
能天天喝上红薯面稀饭，已经很不错了。因为，起码饿不死人了。
在三年灾害时，红薯面稀饭也喝不上了。
当时，我们村每个人的口粮是半两。这半两还不是什么粮食，都是红薯干。
我们家六口人，每天加起来的口粮就是三两。
三两红薯干，大约有六七片。领口粮时，放在一只手中就拿回来了。
这六七片红薯干，一家六口人三顿饭怎么吃啊！
凡是能吃的树叶子，像榆树叶、槐树叶，都捋光了。榆树皮也被剥光了。
只有靠野菜。好吃一点的野菜，像面条菜、勾勾秧等，都挖光了。只剩下刺角芽，还满地都是。老的拔了，新的又长出来。好似老天爷专门派它来救人活命一样。
当时，我们四百多人的村子，已经饿死了二三十人。
父亲和村里很多人一样，饿成了浮肿病，脸和全身明晃晃的，一摁一个坑。站不稳，走不成路。
只有母亲带着我们，12岁的三姐，9岁的我，和6岁的弟弟，到田野里去挖野刺角芽。
每块地边都有一条排水的小土沟，一两尺宽，到膝盖那么深。大人们迈迈腿一步就过去了。我和弟弟慢慢跳下去，手扒着地埂的土往上爬，但怎么也爬不上去。母亲只好又回来，放下篮子，拉着我们的手，一个个拽上去。
一大筐刺角芽，够全家吃两天。
母亲把那六七片红薯干掰成小片，再放到垒臼里捣碎，小心翼翼地倒出来，放到大锅里，再把一大盆刺角芽倒进去。
盛到碗里的菜汤，能够照见人影。吃到见碗底的时候，才能看到一点像沙子一样的红薯干粒。
父亲，母亲，二姐，三姐，和我，吃到碗底时都到弟弟身边，把自己碗里那一点点红薯干粒倒进他碗中。
一天中午，我和弟弟端着碗在院子里吃饭。
不一会，弟弟不见了。
我站起来赶忙找，发现他端着碗，站在东院祥娃跟前，呆呆地看人家吃饭。
过去一看，原来祥娃端着一碗黄愣愣的玉米粥，
稠浓浓，香喷喷的，筷子一掘一大块。
祥娃吃得很香，吃一口，咂咂嘴，晃一晃头。
弟弟看呆了，两只眼死愣愣的看着人家碗里的玉米粥，看着人家吃玉米粥样子，自己的嘴也跟着一动一动的。
我走过去，照着弟弟的后脑袋打了一巴掌，喊了一声：“回家！没出息！”
弟弟大声哭着回到家。
脏乎乎的脸上，划了一道道泪痕，鼻涕流到嘴唇下。
母亲把他的碗接过来，放到锅台上。把他抱在怀中，用衣裳袖子轻轻地擦干了他的眼泪。
弟弟抽泣着说：“二哥打我！”
母亲看了看我，没说话。
我说：“他没出息极了！人家祥娃吃包谷粥，他瞪着眼看人家吃，人家往哪走，他往哪跟！”
母亲说：“你二哥说的对。人穷志不短。不管人家吃啥，穿啥，咱都不眼气！”
弟弟说：“那为啥祥娃家吃玉米粥，咱们家喝菜汤？”
母亲叹息着说：“咋能更人家比？人家爹是队长啊！”
弟弟望着母亲的脸，说：“妈，长大了我也要当队长！咱们也天天吃玉米粥！”
母亲说不出话来。
紧紧地搂着弟弟，低着头，眼泪“吧嗒，吧嗒“”流下来，滴在弟弟的脸上。
十五六年后，弟弟当上了队长。
他不仅不沾集体一点光，还总是把家里的钱拿出来为队里办事。
他记着母亲说过的话：“做人要硬正。公家的好处，咱一分钱也不能沾！”
现在，村里人再也不用喝稀菜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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