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屋

2008-07-14 09:25 | 作者:执手相看 | 散文吧首发

失眠,竟想起老屋来。都说日有所思,才有所,可我突然想起老屋,没根没据,就象突然想起不是竹马青梅、不是同学、不是同事、不是同行、也不是偶像、更不是同床的那些女明星一样,日未思,夜未梦,莫名其妙啊!

我想起的老屋,不是我教书时的单人间,那只不过是学校租给我夜里搁身体的地方而已。

房子在女生院里,小青瓦、穿逗架、篾笆墙的。墙到处是洞,形同虚设,老鼠访亲探友,不必出门绕道而行,穿墙即可,来去自由;同事递烟借火,也借洞而为,甚是方便;若遇已婚老师家属探亲或恋中的男女“非法同居”,相邻的家伙必须自觉离窝,一是怕影响别人复习或预习“二人转”,二是怕听见那要命的呻吟声。为让别人“摔开膀子干革命”,走时还得故意提高嗓门:“今夜有人叫我打牌打通宵!”屋顶也破烂不堪,天大落大漏小落小漏,锅碗瓢盆必须一起上阵,不然屋内必成水田。男老师住女生院,很不方便,说话行事都得小心谨慎,热天浑身汗流,也不敢过分裸露,得一副“师表”模样,死要面子活受罪。学校在乡下,没什么好玩的,只有靠写点文字消耗青,结果却写出了很多文字,先后在《百花园》《青年作家》等杂志和报刊发表。瞎猫遇到死耗子,不是战绩也算战绩,竟然产生了当作家的妄想。后来条件好多了,想写却放不出啥屁来。其实,人的很多创造,都是在艰苦的环境下凭一股蛮劲、凭一种固执弄出来的,事后连自己都难以置信。

我想起的老屋也不是到县城工作后居住的房子。

在县城到目前已住过3个地方。一处是租单位的,第二处是房改时买的,它们早就因城市改造被消灭了。第二处面积不大,拆的时候领导给我做工作,叫要支持。我二话没说就签了协议书。当时拆迁,国家规定拆一还一,不补差价。但本地政府穷,规定差价互补。政府说这很合理,旧房换新房出钱天经地义!可房子不是衣服,换起来不容易。让拆迁人富起来是政府和被拆迁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很多人不理解,生活又很拮据,不同意。但我是干部,干部就得听组织的话,就得讲原则,讲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不然要干部做啥?要下级干啥?据说在台湾,如果老百姓不同意,城市建设就只有调整规划,不搞什么强拆,台北市城里现在依然还有农田。很多地方叫嚣要彻底消灭“城中村”,但城中村未必就不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日本还在城市里种水稻来改善空气质量呢!我们一些所谓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在一些地方,事实上还是个人决策,硬要将长官意志说成是组织决定,是群众要求。水中捞月亮工程很困难,但再困难我们也必须把月亮捞起来,哪怕花再大的代价,不做人民不答应,我们一定要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资金问题嘛,老百姓强烈要求每人捐3000元。呵呵,人民知道吗?人民愿意吗?房子被拆迁后,我卖掉返还房,又借了些钱,买了现在的住房。房子地处城乡结合部,在坡上,进出不便,便宜。窗外就是庄稼地,下楼抬脚就走进了如画的田野。可城市发展象瘟疫,眨眼就扩散开了,根本无法控制。没几年,我的住处又沦落为城市的中心地带,被繁华和喧闹所包围。饭后要再到乡间走走,已成了一种奢侈的要求,难了!城市象一头饕餮的巨兽,正不断地吞噬着乡村,很多东西已经或正在消逝,乡村似无处可逃!我只希望不要哪一天,又说是我强烈要求要拆,叫我又另找住地,又补价差,弄得一生都在为搬家所累。

因为工作,我还居住过很多地方。

但我想起的不是那些房子。

我想起的是乡下老家的土墙房子。

老家离县城40公里左右。我在那里时还不通车,赶车要走十几里路。因为穷,老家人很少出来过,有的到死都没看到汽车是啥模样。我都是因为到县城高考才第一次坐上汽车。后来路通了,也有了班车,但由于没钱养护,公路象滑线不补的毛衣,烂得不可收拾,下雨就没法通行。每次回去都得步行好长一段路,所以我没法经常回去看父母,做一个至少看起来很顺的孝子

土墙房子是1975年天修的,因为我们的房子刚被烧了。由于和幺妹的到来,我对建修的时间很深刻。刚筑完墙,幺妹就出生了,雪也来了,就用两张晒席临时搭在墙上住了进去。我们从火灾后的院子里抱着棉絮和坛坛罐罐,穿过积雪齐腿的红萝卜地,艰难地挺进新屋。被烧的房子是祖传下来的,只一间,父母住,我们住搭在旁边的猪圈楼上。房子是五的二儿子——我的二堂兄烧的。因为饥饿,他从集体地里偷了红苕来烧,不小心把房子引着。大人在坡上劳作,来不及扑救,五爸幺爸和我们家的几间遮风挡雨的房子,瞬间就化为了灰烬。五爸把二堂兄吊在树上抽得喊天叫地,浑身是血,就象当年日本鬼子打老百姓一样,惨不忍赌。可房子没了,70多岁的奶奶也因受到惊吓离我们而去。父亲几兄弟还想把房子修在一起,那样可以共墙,节省。但五妈经常有事莫事就找母亲吵架,母亲坚决不答应,一定要修出去。“眼不见,心不烦!”母亲说。几年后,家族迁往新疆,我们一家坚决留了下来。五妈他们走后,母亲却经常念起他们:“不晓得他们怎么样啊?”后来五妈回到老家,母亲就象见了亲姊妹一样,把家里什么好的都煮给她吃。摆谈间,不住抹泪,悲悲戚戚的样子,很小资,点都不象农村妇女

那时,修房造屋很不容易。那年头穷,所谓富人,不过是比别人家里多几斤米和红苕罢了。由于子女多,我们家是队里最穷的人家,吃的东西少,也很单调,经常是包谷出来包谷当顿,煮包谷、包谷糊糊、包谷凉粉、包谷粑粑;红苕出来红苕当顿,蒸红苕、煮红苕、苕粉皮、红苕丝。十冬腊月到正二、三月,一般就靠吃水咸菜(白萝卜缨缨盐水浸泡后晒干)度日。一年到头很难吃上几顿米饭,更不要说肉什么的了。直到现在,我都不喜欢红苕和包谷,不管专家们叫嚣有多大营养,有多大防癌效果,都不吃,吃伤心了!为了吃荤,我们经常到田里摸鱼捞虾。一遇发大水,我们就冒着电闪雷鸣,狂风暴雨黑夜里去码口接鱼和黄鳝泥鳅,一接就是大半背篼。但最后却不得不拿去喂猪,因为没油,吃了清口水长流,差点把胃吐出来。一家人个个皮包骨头,长得象篾块,前胸贴后背。家徒四壁,连老鼠呆着都怕饿死。5间房啊,多大的工案,父母是怎么修起来的?那时请人不给工钱,但必须顿顿白米干饭,父母是从哪里弄到那么多米的呢?

房子终于修了起来,我们也不再住又臭又脏的猪圈了。但为了偿还债务,必须多挣工分。我和弟弟每天天不见亮就爬起来拾狗粪。“鸡公叫,鸭公叫,各人找到各人要”,拾狗粪纯粹是市场经济,没有垄断经营的说法,得走前头,晚了就被别人拾了,不存在什么后发优势。拾完后回家立即煮饭,吃了背上烂书包就往学校跑,怕迟到被老师骂。学校离家9里多路,一天得跑4趟,两个来回。放假了还得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比如担塘泥上山面土,挑水灌粪坑等重体力活。雨季来临的时候,父亲和我们就把老屋的瓦翻整一次,把周围的排水沟掏理一次;年边了,就把屋里地面泼上水,挖松,再夯紧夯平,好过上一个穷困但还算整洁的年关。

因为是土墙,干后,就四处开裂,但墙里布了篾条,如混凝土里布了钢筋,依然牢固。天还有徐徐的风溜进溜出,有自然空调效果。当然,也会很潮湿,不把铺盖经常拿出来晒,就会一股霉味。

在老屋生活的日子,印象最深的就是挨打。农村人教育孩子主要是靠打,他们相信黄荆条条出好人。我们家子女多,穷,父母心情经常是“局部地区”,不是阴有小雨,就是大到暴雨,晴天少,动不动就拿子女出气。老屋里经常会传出打骂声和哀号声。但我们挨惯了,经常是伤疤没好就忘了痛,依然调皮扯蛋,惹是生非,不知不觉又引来一顿饱打。那时候我挨打最多,多得都记不清次数和原因了。但有一次我记得非常清楚,至死难忘。

当时农村穷,家家户户都要偷生产队地里的东西,包谷出来偷包谷,红苕出来偷红苕,什么出来就偷什么,只要能填饱肚子。古人说,贫穷生盗贼,但做贼,不一定就是人品问题。情愿饿死也不偷的很有气节,但却不尊重生命;为了保命在特殊情况下做贼,只要不谋财害命,不伤天害理,应该也无可厚非。做贼家家做,彼此都心照不宣,都不觉得有啥丢人的。不过,一旦被抓住就不好过了,轻则扣工分,也就是扣粮,重则要弄去批斗,打得死去活来,甚至弄去劳改。所以大人都不去,小孩嘛,可以说不懂事,发落从轻。一次母亲打我,情急之下,我就说:“贼娃子,偷红苕!”我以为这样说,母亲会怕,就会放过我。可恰恰被过路的五妈听见了,母亲怕五妈到处去说,脸吓得卡白:“命鬼,你乱说!”抓住我变本加厉地打。我挣脱就跑,边跑边大声喊:“贼娃子,偷红苕!贼娃子,偷红苕!”父母害怕我一路喊下去,让更多的人听见,就和姐仨人一起对我围追堵截。撵了3个坡后,他们终于把我堵在了一条田埂中间。“敌军”步步紧逼,“我军”寡不敌众,无路可逃,又不甘束手就擒,只好跳进水里。那是冬天,当时的冬天可不象现在动不动就什么暖冬了,水冰得刺骨。围观的人很多,都说冷病了不好办,劝父母不要打,让我起来回去。我其实已意识到惹了大祸,知道母亲饶不了我,再冷,也不敢上去自投罗网。母亲说:“没哪个打你,快起来!”我不信!母亲又说了三次,我半信半疑就起来了,毕竟太冷了啊!“走!回去!”母亲说。一路上,母亲乌云密布,一言不发,我心却悬在半空,想到回去来后的暴风雨,脚就不住地发抖。果然,回到家,母亲原形毕露,用关门打狗的办法,把我反锁进屋就挥棍如雨,还拳脚相加。“短命鬼,哪个叫你说的!”母亲边打边骂:“你跑得快,跑啊!给老子跑啊!早晓得你不争气,老子生下来就把你丢进尿桶淹死算了!”母亲越打越疯狂,好像不打死我就难解她心头之恨。直到打得自己没力气了,母亲才把棍子一丢,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其实,说打人,父亲应该比母亲厉害,因为父亲在朝鲜战场当过侦查兵班长,与美国佬干过仗。但父亲基本上不动手打我们,每次当打手的都是母亲。也许是父亲认为人民内部矛盾,不需要用对付美国佬的办法吧。我们怕母亲,也恨母亲,但最终还是理解了母亲。人穷被人欺,穷人只有把相子画恶点才会少被欺负。小孩做错了事,打了骂了,说明大人没有指使没有包庇,外边的人你还计较啥?湾里曾有一个富农分子的儿子偷包谷被发现,队里认为是大人指使的,要斗富农分子,富农分子一气之下把儿子丢进了水库,直到现在也不知死活。队里见状,才说是小孩子自己的行为,与大人无关,富农分子一家才幸免于难。母亲那次的行为,一方面是对我出卖家庭行为的痛恨和恨铁不成钢的气愤,另一方面也是要让我长点记性,免得再干同样的傻事,给家庭带来灭顶之灾,同时也有对外宣传家教严厉的成分。

再就是老屋读书。都说穷则思变,知识改变命运。可苦难的生活却并没有让我开始就发奋读书。事实上很多苦难的人家的孩子,也没有通过读书改变什么,有的是没想去改变,有的想过,但最终毫无办法。好的大学不是哪个都考得上的,大学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读得起的,所谓教育产业化,就是经营教育,以盈利为目的。现在我们口口声声喊素质教育,行为上还是应试教育,魂还是科举。不管你多优秀,你必须得过高考这一关。现在什么都要考,升学要考,找工作要考,晋升职称要考,考不死你算我没本事!就连个厨师都得考外语,你娃川菜做得再好,外语不过关,也别想炒菜的干活。按照现行的大学教育模式,是否能培养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和民富国强所需要的人才,也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有个叫“范跑跑”的北大学子,历史系的,按理,应该是一头中国传统美德的继承者和宏扬者,可“5.12”汶川地震中,那厮身为教师,竟弃学生而逃命,比刘翔还跑得快,一步就跑出了社会主义、跑过了资本主义,跑出了地球,一言一行活脱脱一个外来物种,地球人都感到没法与之交流。共同富裕是个梦想,都过上挥金如土的日子,没门!梦去吧!进高中以前,我对读书毫无意识。小学作文时写《我的理想》,说长大了第一要当解放军,当不了解放军就当工人,当不了工人就当农民,当不了农民就当科学家。呵呵,好象当科学家是最简单的,想当就可以当!真不知天高地厚,纯粹一个混球。当水稻又一次成熟收割的时候,我以最后一名混进了一区中学。其实本来没考上,是因为成绩好的和家里有钱的都往县重点挤了,区中学招不够,扩招进去的。那年,我们邻队有人考上了中专,全村人都在赞扬,走到哪里都说他能干,风光得很。这件事突然激活了我的虚荣心。其实虚荣心是个好东西,他会让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甚至妄想,还会使你产生巨大的动力。夜晚,我独自坐在老屋前的堰塘边,听见夜风拂动树叶的沙沙声和此起彼复的蛙鸣,望着高深莫测的星空,感到孤独和落寞。那夜,我突然有了出人头地的冲动,发誓要努力读书,走出老屋!走出农村!

学校离家40多里,不通车。为了多出时间学习,我很少回家,一月最多一次。回去都是下午课完了才走,又背5、60斤红苕和米当夜返回。那年,土地刚下到户,粮有吃的了,但弟弟妹妹都在读书,没钱用。我每月5毛零花钱,主要用来买汤。老师家属和学校周围的农民都到学校卖东西。带的咸菜没了,就去买汤泡饭。5分钱一瓢,60克左右,除了上面漂着几粒猪油花,几乎什么也没有。更可恶的是老板在舀汤的时候手还不住地颤抖,非要把那几粒已舀进瓢里的油花再抖回汤桶,硬不给你吃,看得你直吞口水。纯粹是在抢学生的钱!我一个朋友,穷得舔灰,几年前承包到一中学学生食堂,现在就有车有房,款模款样的,交友也上了档次,不是贵人就是达官;见面说的不是和某某领导喝酒就是和某某领导OK,就差没说和布什斗地主和拉登打麻将了。卖学生伙食的油水可想而知。营养跟不上,我经常感到头晕和流鼻血。高考预选结束,为了吃药方便,我不得不回到老家自己复习。为了身体能尽快好起来,白天我干些体力活,中午睡觉,晚上则坐在堂屋里独自看书,直到天明。老屋是船,我是箭,我借助老屋的力量,蓄势待发,准备着射向理想的彼岸。离开学校的时候,班主任劝我就在学校复习,说有老师辅导,效果好些。还说药可以帮我熬,饭可以在他家吃。我成绩一直很好,高考肯定能给班主任挣来荣誉,他是怕我回家复习不好,万一考落榜,他的指望就落空了。但我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没等班主任同意,就背着被盖和一大摞书悄悄走了。那时考大学很不容易,区中学最多就考上一两个,有的年年“打光脚板”,一个也没有。到县城考试那几天,班主任见我感冒,又是跑医院,又是帮我找饭,对我比亲儿子还好。结果都知道,我虽然没发挥好,但还是考上了,不然,就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当然,也可能因为没考上,会走上比现在更好的一条道路,就象我那儿时的一个朋友那样,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来,却捣弄了个什么科技公司,腰缠万贯,把一帮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官员们、美女些狗一样呼来唤去的。

突然想起老屋,想起与老屋有关与无关的很多事,大概是年龄大了的缘故。有科学家研究说,人到了40多岁就开始怀旧、开始保守了,建议干部就用35岁以下的,才有创造性。也有的说男人40一枝花,成熟、稳重、事业有成、经验老到、家底殷实、怜香惜玉,好处大大的,是美女们“打猎”的首选。拼命挣钱不如嫁个有钱人!嫁谁不是嫁呀!人生不过床上床下两件事,床上那点事外人不知,床下的事可是要见人的,穿得惹眼,回头率高,出手阔绰,感觉好极了!人嘛,有得必有失,不是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才有钱吗?爱情和财富兼收的能有几人?

可老屋才33岁。33岁的老屋看上去却很老了。墙裂口更大了,大得可以过鸡过鸭;檩子更烂了,烂得快撑不住上面的瓦;瓦也朽了,朽得象风都可以吹破。父亲已请人换了一些檩子和瓦,但怎么也无法让老屋青春焕发,怎么也不能让我们喜欢了。就连在农村的弟弟,在外面打工挣不了钱,也愿在外面到处跑,很不愿在老家住。我每次回去,也都当天返回,因为老屋太破旧了,又脏。人啦,提高不得,提高了就降不下来,降了就生不如死。当干部的,能上不能下,下了,有的不是这里有病就是那里不好,有的甚至短时间就气绝于人民了。喝几百上千一瓶的好酒惯了,倒回来喝几元一斤的散装,喝不下。不是有明星在光环消失后自杀吗?哄惯了,宠惯了,捧惯了,你们说不要就不要了,象破鞋一样把我给摔了,我哭,我闹,我做好事你们没反应,我嫖娼卖淫我吸毒贩毒我杀人放火你们还是不理我,我活着还有啥意义?死了算啦!是你们逼我死的!你们也不得好死!可老屋不哭也不闹,非泼妇亦非怨妇,土墙的,天生就贱,注定没有风光,修好后就开始变旧,在日晒雨淋和风摧霜冻下,一直走向破败。只有父母,我那生来就没有吃过好的穿过好的的父母,或者说与老屋门当户对的父母,润育了它,一直陪伴着它!多少年来,我叫父母进城来住,不答应,还说城里喝口水都要钱,不舒服!叫把老屋推了重建,更不答应。我知道,老屋也是他们的儿女,舍不得,老屋是他们的伴,更舍不得!当我们为了工作为了儿女为了名为了利,为了那些我们自以为值得追求的东西忙得颠三倒四的时候,只有老屋始终陪着父母,只有老屋默默地讲述着父母一生的荣耀。老屋是父母的宫殿,父母是老屋的王!

春节时我们回到老家。见儿孙都回来了,父母非常高兴。午饭后,父亲把我们叫到院坝。难得你们回来得这么齐,照张像吧!父亲说。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围在父母的周围,个个笑口如斗,定格了我们家四世同堂的第一张全家福。照片的背景,就是那几间破破烂烂的老房子。

“5.12”汶川大地震的时候,父亲在县城输液,他马上就要回去。我说还得输2天,完了再走。父亲不干:“回去看看房子垮没得!”“那么烂了,垮了就重修。”我说。父亲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烂也是自己修的!重修不要钱?再住几十年也没问题,有钱也不该拿来来浪费!”我无言以对。

老屋只是被震掉了一些瓦,土墙裂归裂,却牢固如初。父亲高兴地说:“换点瓦就行了!”

老家多数人家都修楼房了,四四方方的,外墙贴上白砖,厕所一样。我知道老屋也有消逝的那一天。就象某些戏曲,不管我们怎样保护,哪怕列入小学生教学内容,也逃不了从事者和听观者越来越少的命运,能耐着性子听把一个“啊”拖腔拖调、迂回曲折吼上半个小时的人毕竟不多!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想尽了千方百计保留,但最终还是去了,不管我们怎样捶胸顿足,痛哭流涕。对于老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她深深地种在记忆里。

我现在还清楚记得照全家福时,父亲指着老屋说的那句话:“不管你们现在怎样,今后怎样,你们都要记住,你们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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