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妻 子 李文旺 妻子长相一般,但她有一首非常漂亮的烹饪技术,这让我这个“炊事棒槌”获益不浅，其实在她娘家，也不只是她一个人做菜漂亮，她娘家的人善于烹饪的人不少，所以我常常说她家里是有烹饪基因的。妻子有一个和许多人相同的名字:李红.过去有一部电影叫《五朵金花》，要是在一个稍大的地方找李红，那就不止是五个了，说不定会有五十个呢。为什么呢？百家姓里李姓本来就多，至于红，出生在新中国时的人，长在红旗下可以叫红；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山河一片红，再加上红卫兵红小兵，那是人人皆红的年代；改革开放后，形势要求每个人又红又专，提倡发新时代的红财，能不红吗？。 其实在恋爱前我们是两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后来经人介绍才认识的。有一句话叫“搞定男人，先要搞定男人的胃”，我就是被她几顿饭给俘虏了的。 说实话，我们两个人并不像别人说的那样亲密，可以说是一年一大吵，一季一小吵，但我们的感情也就是在这时不时的吵架中加深的。其实她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家务事可以说是她全包，并且做得很好，吵架的导火索常常是我给点着的，有人说你老婆那么贤惠，你还和她吵，你就不怕她举起饭铲子闹罢工吗？我赶快给自己打气说：“你也别给她唱赞歌，她有她的饭铲子，我有我的笔杆子，妇女能顶半边天，男人也不白花钱。”那人听我这样一说，笑得蹲下去直揉肚子。没成想那句话刚好让不期而遇的妻子听见，她说：“和你相处十多年了，还真不知道你这张嘴够能忽悠的。”我干脆不客气地说：“那是我谦虚，你不知道，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就是咱们学校的相声笑星，那时候连赵本山都还是无名小卒呢，怪只怪我目光短浅，不然我也不差赵本山多少呢！”说完我只管狂笑起来，她也被我逗笑了。 有句话叫“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可是现实生活中，那些恶性竞争、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也不是没有，他们想：别人离婚，关自己什么事，你们那怕是我的朋友，可是你们要离婚，我不给你们这鸟男女在背后踹一脚就不错了，不可能给你们拉拢了。可是妻子为了一桩完全破裂的婚姻，竟然不下十次地做双方工作，最后这块破镜在十年之后又重圆了，其实两人中的女方也只是我妻子初中同学而已。从这件事上，我看到了一块金子般的心灵。 妻子是个很本分的人，说话很实在。她对我只是撒过一次谎，不过正是她这次撒谎，对我今后的身体很有好处。我虽然只有一米七的个头，可是长期以来比较胖，体重达一百九十多斤，并且好吃肉，尤其是见了红烧肉饭都要多吃一碗。妻子知道我有一个习惯，每个月要去医院测量一次血压，几乎十年如一日，并且每量一次血压还要请已经很熟悉的大夫把测量结果写下来。不过头几年我虽然胖，但是血压正常。所以肉照样吃睡觉照样香，长期喊的减肥也只是走过场。后来有一次，我生了大病，是躺在病床上让那位大夫量的血压。当时也没有心情去看记录，只是叫妻子帮我去拿。很快地，我得知我的血压是明显偏高了，开始我还有些不相信，可是看见妻子拿的报告单，白纸黑字的，不可能错的。 从此就再也不敢吃肉了，五年下来，我的血压竟然都是正常的。最近，妻子看到我真的完全对吃肉不感兴趣了，就把真相告诉我。她说当初的血压高的报告，是她叫我那个大夫朋友写上去的，因为那个大夫和我不但是朋友，还有些亲戚关系，怎么样我也是不会计较的。其实，我现在能没有高血压的毛病，还真多亏了她的这次撒谎，我还要谢谢她呢！ 不过也有一点让我长期对妻子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她对于娘家的人似乎比对我还要亲，特别是近期，因为离开娘家的时间越来越久，我以为她会改变一些，可是不，她依然故我，我有时实在看不惯了，就劝她多关心关心自己家里，可是没有效果，我也就听之任之。慢慢地，我也理解了她：如果一个对娘家人都不好的人，很难想象会对自己的爱人好得怎么样。 我姓李，妻子也姓李，小孩无论如何就姓李，于是，五年前的一次春节，我在我们家大门口写了一幅春联，联曰：全家三人都姓李 一年四季都是春。 大伯 李文旺 大伯是一个好人，村里的人都这么说。大伯十一岁丧父，人世间的苦吃了不少。 大伯富有爱心，解放前夕，国民党为了挽回败局，到处抓壮丁。当时抓壮士丁有一个条件，就是三丁抽一。所谓三丁抽一就是：如果一家人有弟兄三个，不管那三兄弟身体好不好，必定要抓去一个。我父亲是兄弟四个，肯定要被抓去一个做壮丁。任务很快摊到我父亲头上，因为四兄弟中老的老，小的小，只有我父亲正当十八岁，是最好的人选。大伯知道我父亲不想去做壮丁，就对我奶奶说：“大弟不愿意去，还是让我替他去吧。”可是对于奶奶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并且大伯已经快三十岁了，去前线很可能就是做炮灰的，并且大伯是一家的主要劳力，所以奶奶千方百计不让大伯去做壮丁，最后还是大伯几兄弟把家里的积蓄全拿出来，买了别人去顶替，才算躲过了抓壮丁这一关。 大伯做了半辈子鸭倌。大伯十三岁时，就当了村里的鸭倌，他的任务就是养鸭，这一养就是四十多年。后来，他的儿子也养鸭，一养就是三十年，一直到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为止。这两代养鸭人一起养了七十多年的鸭，这在我们全县也是不多见的。虽然他们父子俩很平凡，可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如果用现在的话说，为了菜篮子工程，他们是做出了贡献的。 大伯一生没有太多嗜好，不抽烟，不喝酒。如果说进入中年以前他还没有条件的话，可是，当他的人生步入中年时，他的日子是全村过得最好的。因为他人善良，人缘好，所以虽然是做的是养鸭的活，（那比起我们那儿的双抢任务重的农民还是轻松一些的）可是工分一直是最高分————十分。 大伯为人很慷慨，自从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期，大伯家一直因为子女不多生活优越于他的其他几个弟兄。他的兄弟们有时会向他借钱，大伯都是有求必应。 自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我们几个堂兄弟————————大伯的几个侄子相继从各大中专院校毕业，并且相继在县城成家立业，加上四叔的一个女儿，在县城成家的已经有八个人。我们都觉得大家只有一个大伯，并且这是一个十分善良的大伯，每一个人都想请他到自己家里住上一两天，至少吃上两餐饭，可是，我们八个人没有一个能够如愿。哪怕是有事到我们家玩一会儿，他也从来不会在县城谁家里吃上一餐饭，总是自己掏腰包上馆子里去吃饭。我们也知道他是不愿意给我们增加麻烦，可是，这能算什么麻烦呢？对于大伯这样一位吃饭很随便、要求也不高的人，我们只要加上一双筷子添上一只饭碗就够了，可是就是这样的心愿我们也不能了了，这总让我们这些做侄辈的人心里不落忍。不过，人家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话其实不光是给坏人总结的，有时候也是为好人准备的，比如大伯，他不就是这样一个一辈子也不会变坏、不会让别人吃亏的好人吗？ 大伯于1992年突然因脑溢血去世，这么多年，我一直很怀念他。 看电影 李文旺 近三十年来，再也没有看过七十年代在乡间看过的电影了。虽然现在的网络很发达，想看什么电影就看什么电影，可是，哪怕是和当年一样的《地雷战》、《地道战》，可是现在的滋味总不如那时候好，所以我是从来不在网络上看那些电影的。 七十年代，正是我童年进入到少年的时代，那时候看电影，用两个字形容，那就是热闹。其实，那还不是一般的热闹，可以说任何一个新年都无法和它相比。电影都是在农家的场院或者是在生产队的队部院子里放的，后来，我总是把它叫做露天电影。其实，在我们看这些电影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露天电影这个词，因为跑上二三十里地到县城看电影毕竟是机会很少，平常看的电影都是这么一种下雨都无处躲的电影，没有比较也就没有鉴别，有些没有看过城里电影的大爷以为世界上的电影全是在露天放的呢。虽然看电影的环境并不算好，可是大家的热情却是十分的高。吃过晚饭之后，有的人早早地扛着一条板凳占位子，为的是有一个好的视角，能更好地看电影。占虽然是占，也许这时候是大家的一次精神盛宴，大家的心情十分好，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谁为了位子而争吵的。在电影放映前，听得最多的是相互之间十分友好的寒暄。就是平时没有什么共同话题的两个人，或者是平时因为什么事红过脸的人，也许此刻就有了一个很好的话题。寒暄归寒暄，看电影时刚一律是聚精会神、目不斜视，生怕错过了电影里的一句对话、一个特写，那种宁静的气氛，就像是观众的耳目全被一根无形的指挥棒控制着，与其说这是一种消遣，不如说是一种享受，是一两千人同时在享受，享受电影，更是享受生活。 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几年，电影片子少，翻来覆去看的就是《沙家浜》《红灯记》等八个样板戏，另外就是《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好不容易出来了一个《闪闪的红星》，几乎无人不比过年还高兴的，尤其受欢迎的是李双江唱的插曲《小小竹排江中游》，这一支歌在半个月内风靡全国，跑上几里甚至二十里去看这电影的人也不在少数。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解放了，电影也解放了，电影的春天到来了，被封锁了很多年的电影纷纷与观众见面了，《舞台姐妹》、《天仙配》、《红楼梦》、《烈火中永生》等等等等，一时间，观众几乎目不暇接。这时，看电影更是一种享受，因为随着集市贸易的开放，在电影放映的地方也开始有卖瓜子的了，第一年只是卖瓜子，第二年又有卖香烟的了，第三年卖的可就不是这两样了，有七八个品种。当时还有一个顺口溜说得很有意思：“吃零嘴，心里美，看着电影打日本鬼。”虽然这仅仅只是描述看电影这个局部时间的民间状态，但是，这句话流行得十分广泛。 到了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期，农村里有一小部分电影是为跳出农门、考上各类学校的农家子弟放的，当然，这些是农家子弟们为了报答父老乡亲而自掏腰包的。在电影放映前，放映员一般都要先介绍一下这户人家的家长，这样一来，观众既分赏了别人的快乐，又饱了眼福，真是一举两得。 每当现在的少年说现在的网络如何如何好，科技如何如何发达，并且说你们那时候的黑白电影能好看到哪儿去，我总有些不服气。我承认，从某个角度来说，现在是比以前进步了许多，但有些事是不能以年代或者是色彩来作为价值定位标准的，比如文物，越是久远不是越有魅力吗？ 童年和少年时看过的电影，我心中永远的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