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早上儿子来电话：“爸爸节日快乐，感谢你的养育之恩！”。放下电话我才知道今天是父亲节。

静静地坐在书房的椅子上向外望去，朝阳照耀在绿茵茵的广场上，喜欢晨练来来往往的老人们，健康欢乐地做着各种运动，我仿佛在这里又看到了父亲的身影。

父亲是农民出身的一个普通基层干部，但他却是我最崇敬最爱戴的人，他不但给予了我生命，而且给予我延续生命的精神力量，我从父亲的身上学会了做人、做事。

听老一辈人讲，父亲家境出身很苦。在他七岁那年，爷爷不知什么原因，死在了榨油房里，来传信的人说是得了“暴病”。奶奶只好靠给富人家做些零活，来养活四个姑姑和父亲。因此父亲没有读过书，小时候给有钱人家放牛，做零活，长大了当长工。父亲心灵手巧，劳动之余动手纺织炕席、筐、篓等卖钱来养家糊口。

一个偶然的机遇，改变了父亲一生的命运。据说，一个同父亲一起从小玩大的伙伴，“失综”了四、五年后突然回来，在当地开了一家裁缝店。一天，他找到父亲和另一个伙伴，三个人来到高粱地喝酒。他说：“我是这地区共产党区委书记，我想介绍你们俩个入党，你们入不入？”在他的劝说下，父亲入了党，当上了农会主席，那一年是1947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我们家乡组建了农村供销合作社，父亲被指派任党支部书记兼主任。他凭着对党朴素的感情，和翻身做主人的热情，带着几名员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打细算，在上级部门的关心支持下，不到四年时间，把一个只有三间破土房的供销社，建设成有十多间砖瓦房，分百货、副食、饭店多个营销部的商业供应中心。因父亲不识字，组织就送他到丹东合作干校学习了一年文化基础知识，结业后，父亲其本上能达到读懂文件、报纸和简单算术的能力。从干校回来后，父亲就频繁地调动工作，到一处建设一处，很多人同他开玩笑说：“我看你这书记改成‘建设部长’更合适”。

当我记事时，父亲已快五十岁人了，他长得一脸严肃像，额头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显得更加的威严。单位里的人都怕他，只要他一到来谁也不敢出声了。但每次调动工作时，单位里的人来送他时，个个哭得像泪人似的。我不解地问妈妈：“为什么会这样呢？”妈妈回答说：“别看你爸爸长得“凶”，但他心肠软，为人热情，谁家有事一个心眼儿地帮。“

记的那是1960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妈妈看他穿了一条破了再也不能补的棉衣棉裤，就从全家人口里节省下来的钱，买了新布新棉花，给父亲做一身新棉衣，可到了冬天棉衣不见了。在妈妈和他争吵下才知道他送给别人了。原来，那时农村供销社搞运输用的是马车，赶马车的“老板子”，冬天几乎天天向外地运货送货，家里人口又多，没有钱做棉衣，父亲就把妈妈做的新棉衣送给了他。妈妈说:“我们全家人省吃俭用的，辛辛苦苦为你做的，你到好，说给人就给人了？”父亲说:“我不给他，那供销社的货你给拉啊？别人有困难哪能不帮一把？”妈妈说：“你只知道帮别人，你自己呢？”

那一年的冬天，供销社为了更好供应水果，父亲带领全体职工利用休息时间，挖了两个大窖，把水果储藏起来。当时还没有先进的保鲜措施，就用人工经常把窖里的水果倒一下，把好的保留起来，坏的丢掉。当时职工人手不够，就雇用家属做临时工，妈妈也去了。这些家属挑来挑去有了私心，收工时用自己的衣兜藏几个水果，回家给孩子们吃。妈妈当时不敢，怕父亲知道不让她，但时间长了，妈妈也挡不住诱惑，偷偷地藏了几个拿回来，反复嘱咐我吃的时候，一定不要父亲看见，可当时我小，虽然也注意了，还是被父亲发现了。爸爸把妈妈狠狠地数落一顿，不让妈妈去了，对其他家属，开个会进行了批评，教育过后照常上班做工。至此，妈妈再也没有到单位做过临时工。

文化大革命父亲是幸运的。开始时风平浪静，但没有过几天一张大字报贴在墙上，说父亲入党时没有履行正规手续是混入党内分子，造反派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批斗。大部分职工同情父亲，把这一情况反映到县社，当时还没有靠边的县社领导了解父亲，把父亲调到一个离县城很远的只有五个人的牲畜交易市场工作，实际上是把父亲保护了起来。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父亲调到食品公司工作。用现在人眼光看，那是个非常有实权的单位。那时肉、鸡、鱼、蛋都是凭票供应，谁想多买点要找领导批。父亲严格按照规定，不徇私情。我参军那年，外地工作的四个哥哥、一个姐姐都回来了，妈妈知道父亲的脾气，让我偷偷地找副主任批了几斤肉，让父亲知道了，和母亲又吵一架。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有一次父亲到县里开会，听到过去共事的白哥，因文化大革命受触，承受不了打击患了精神病。会议结束后到了白哥家，当时白哥正好犯病，把家里砸得乱七八糟，还动手打白嫂，四个孩子站在那胆战心惊地大哭，父亲受不了，也没和母亲商量，当即就把白哥一家带到我家，找与我家一墙之隔的房了安置下来，又多次奔跑协商，把白哥工作关系调转过来，直到几个孩子长大后，我们两家才分开。

白哥七十三岁那年去世了。去年我回老家给父母上坟，姐姐陪我到白嫂那看看，一见面我们情不自禁地哭成一团。

父亲六十岁办理了退休手读，但没有退岗。那年已六十八岁了，副主任王叔家里盖了房子，刚打完地基，王叔王婶就患了急病，父亲知道后，立即用车把王叔王婶送到了五十里外的四平医院，把他们安排好后，连夜赶回到王叔家，带领帮工挖土、打桩、上梁，起早贪黑干了一个星期，也没有回家，又把妈妈叫去，帮助为干活的人做饭。王叔王婶出了院后，看到崭新的房子，还有高兴的孩子们，两个人眼里噙着泪花，给正在为他们打扫卫生的爸爸妈妈跪下。

这就是我父亲，我一生学习的榜样。

他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他没有什么英雄壮举，他只是默默无闻地做好自己认为该做好的事，用他那无言的行动影响了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