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汪叔

老汪叔，是我小时候的邻居。

小时候住的地方叫落落(lalao)，意为被人落(丢）下的村落。小地名又叫“砍头”。地处修河南岸，是一片开阔的高地。虽然耕地众多；但四周多处是坟地。易旱怕涝，饮用水都是在池塘里采用的。只有七八户人家。住在这里的都是新迁户。目的是远处的生产队来这里耕种，有个方便歇脚的地方。我家是在上世纪的1961年底迁来的。离本队的村庄，就有五六里。但凡有新来的住户，彼此不仅很快认识，而且会像亲戚一样的密切起来。老汪叔比我家后来。

大约是上世纪的1963年底。初来的老汪叔，高挑的个子，清瘦的脸庞，轮廓分明。身上总有一股特别的精神。说话有时露“啊~啊”的腔调，穿着干部服，这分明说他不是农村出身。一家三口，没有女的，好似“一双筷子夹根骨头”，都是光棍。初到异地无亲无盼。他自称是干部出身；父亲种地，七十多岁；来的小孩叫汪延真，只有七八岁。小孩没有乳名，我们觉得新鲜。因为我们孩子之间只互叫乳名。我兄弟三个。延真比我小一岁。很快，汪延真和我们兄弟之间就成为了朋友。生活平静而愉快。

“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灾难就降临在老汪叔一家人的头上。

原来造反派查出了他曾是湖北公安厅工作的。不知什么原因，他“逃亡”到现在的住地，父亲又是地主成分。因此，老汪叔成了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坏分子。 从此，他就关进了公社的猪棚里。因为身份特殊，关在一起的多数是干部。公社一有什么运动，他是当然的批斗对象。批斗很残酷，五花大绑，下跪、戴高帽子。老汪叔是全公社的重点对象。因而受的苦难比一般人更多。

运动的苦难还常常降临在汪延真头上。家里七十多岁的爷爷，无力照看他。本地又没有任何亲戚。老汪叔离家少则十天半个月，甚至一冬都在外改造，丧失自由。汪延真常被托付给母亲照看。

特别是 六八年国庆，父亲病故后，文革运动更加激烈了。这时母亲简直把汪延真当做我家兄弟的一员。从此我们更密切了。常在一起上学。放学后我们在一起放牛。放牛时，我们在一起游戏。虽然生活不富裕，但少年不知愁苦味，快乐的时间还是多。

“三查对象”老汪叔，每次回到家，空荡荡的，家里没有女人。母亲这时以女人的情分相待他。他常以父辈的情怀回报我们。他教导我们如何对待生活，对待社会。文革时期，老师和家长，绝不会因为读书而拷打孩子。唯老汪叔对延真是超越时代的父亲。汪延真经常因为读书而挨打，罚跪。我们见了都诚惶诚恐。

老汪叔的学问确实是很大。他给我们讲延安。他1927年出身于地主家庭，14岁的时候就背叛了家庭，奔赴延安大学去求学。孩子起名为“延真”，就是纪念当年到延安追求真理的含义。文革时期那么恐怖，我们却能在他那里看到“武汉市百万雄师武斗的快报”。他还珍藏有《毛主席在七千人会议上的讲话》。我们才知道毛主席也会有错误，刘少奇也不是那么坏，林彪除了战功，可能是奸臣。鉴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他虽然没敢给我们讲，“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之类的国学，但他给我们讲解毛主席的《矛盾论》，讲辩证法。教导我们如何正确对待事物的两面性。看问题，要一分为二。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人要有意志，有一股精神。当然，为了怕我们孩子说漏嘴，每句话的前面，他都带有合乎时代的革命名词。尽管他是“三查对象”，“黑五类”，我宁愿相信他是一位英雄。

他还真是一位英雄。 老汪叔不懂农业，干不了农活。但他利用当地的条件，很快学会了伺养蜜蜂。那时农村带学问搞经营的，的确不多见。老汪叔是其中的佼佼者。一桶桶的蜜蜂，在他家的周围蔓延开来，外行人不知其中的奥妙。蜂蜜却成了一家人重要的生活来源。每到割蜜时，他就叫上我们这些孩子，去尝鲜。在这里，我知道了蜂群里有蜂王、工蜂的分工。“八字舞”是蜜蜂的信息语言。他带我一道去河背朱家塅，学习别人割蜜的经验。回来不久，他竟然造出了摇蜜机。因而改善了饲养蜜蜂的生长条件，蜜产量成倍的增长。即使造反派来了，也被这些小精灵给“忽悠”了，一直没有当做资本主义割掉。他还会种植药材。生地、白术、芍药，就在生产队的药地里认识的。生地可以制成熟地。在我们眼里老汪叔是无所不能。

眼下的老汪叔，英雄落难了。他被关在公社的养猪场，身受囫囵。养猪场建在离公社不远的机耕道旁，路旁有棵大枫树。低矮的养猪场里，关的“牛鬼蛇神”都是老干部。母亲常常叫我偷偷的去看望他，并暗暗的送菜和换洗衣服。那时政治气候别样，如被发现，是要受牵连的。偏西的太阳正好映在他的脸庞，余晖下，我见到他洋溢出了笑容。接过东西后，他用手在我的头上摸了摸，肩上拍拍。每次去过，他常很骄傲地把我介绍给他关在一起的同伙。去的次数多了，那些老革命也有夸我几句的。在这里，我认识了公社的黎秘书。每次离开时，我们不敢公开告别。养猪场路旁的大枫树，常默默的替代我们的身影。那个时代，这种交往增加了我们之间的情愫。

人生岁月里，尽管与老汪叔有缘；我们兄弟尚小，不懂大人之间的爱意，始终未允许母亲接纳老汪叔。为了顾及与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柘林水库迁建时，老汪叔悄悄的搬离了我们。从此，我们两家也就没有了往来。但每次不论是见面，还是与人交谈，说到老汪叔的称呼，一辈子并没有改变。

一九七二年春，我被武宁共大推荐上九江教育学校读书。成为全县 文革后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大队干部见了眼红，借故我家庭历史问题，不肯开户口迁移证明，企图阻止我上学。老汪叔就直接带我到公社。当年与老汪叔关在猪棚的黎秘书，认出了我，称赞我有出息。二话没说，他就把户口迁移开给了我。八三年春，我已是船滩镇的副主任了。因我分管乡办企业这一块，个别人因自身的利益，即将与我发生肢体冲突之际，刚恢复工作的老汪叔，正好碰见。一时性急的他，突然拔出佩戴的手枪，朝天开了两枪，震懵了在场的每个人。这枪声是对世人宣布：老牛护犊子。这种关爱深深地熔铸在我的感动中。

2013年4月13日下午5时左右，儿媳聂继云，在电话里问我说，老汪公过身了。我一阵恍然。厚重的夕阳，将余晖铺撒在街道旁的樟树上，却抹不平我心中的缺憾。“老汪叔”，给我的精神财富，影响了我的一辈子。对他的称呼，足足的叫了半个世纪。可以肯定地说，长辈中，除了父亲，就数老汪叔了。虽然你比父亲生世更长，但我还是没来得及送上你的最后一程。“人生屡如此，何以肆愉悦”。年近花甲的我，随着年龄的增大，回过头来看，完美的情感中，像“苹果”一样，永远的缺那么一小口。这一口是对今天九十岁老母锥心的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