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眼里的童年

钱眼里的童年

儿时，我的父母常对我说：“你们这一代的孩子都是在蜜罐子里长大的，可别不知足。”对此我也十分赞同，因为相比较他们的童年来说，我的童年简直就是在天堂里。

我的父亲出生在1936年的上海，那是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奶奶在父亲三岁那年去世，爷爷在父亲七岁那年失踪。从此父亲成了孤儿，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父亲当过放牛娃、学徒甚至乞丐，他总说他就是【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直到十三岁那年全国解放，他才从上海徒步回到了爷爷奶奶魂牵梦绕的故乡----庐山马尾水丁家湾。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时他又被打倒了。当时造反派们说他是特务，耳朵里有微型发报机。没完没了的批斗让他落下了一身的伤病。他说他受过的苦三天三夜也讲不完。我的母亲出生在1942年，在湖北黄梅县一个穷得一无所有的农家。住的是茅草屋。外公外婆生有十一个子女，共存活了五个----这在当时是很高的存活率了。我母亲是幸运的一个。外婆常年带着孩子们在外要饭，外公则东一家西一家打短工。母亲说她童年时脑子里成天只想一件事----那就是上哪儿能弄到一口吃的，甚至草根树皮吃光后还吃过观音土。她说那玩意吃的进却拉不出，解手时要用棍子抠。她说她童年时不知道糖是什么样子，只是听说很甜。她曾经有一回梦到过吃糖，醒来才知道那是因为流了鼻血。所以我母亲至今仍然非常节俭，有了点私房钱总是东收西藏，她说是穷怕了。

我出生于1970年，童年时除了一日三餐都能吃饱肚子以外，最大的幸运是能够接触到钱。

我赚第一次钱的时候只有四岁，说出来谁都不信，但这是千真万确的。那天我在门口玩耍时来了一个路人向我讨水喝，我清晰的记得我当时用家里唯一的大格印玻璃杯给他倒了两次水，他喝完之后给了我两枚硬币。我拿着钱心里砰砰直跳，也不晓得能换几个糖，乐颠颠地拿给母亲看，谁知母亲却不再还我。我气得大哭一场，却也得了一个经验----用东西换钱，哪怕是水。

其实我们小孩子也是很渴望有钱的，有钱可以买糖吃可以买小人书看。自从明白了这个道理后，我就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赚钱的机会。当时家对面的供销社收购废品，我看到别人拿着破烂在那换钱，自己就跟着学。人家挑着一旦箩筐手拿火钳，我人小，提着土畿就上了路。牙膏皮、铁丝、硬纸壳通通都能换钱，运气好的时候还能直接从地上捡到一分钱。直到我上学了，我在上下学的路上仍不忘拾荒。当别的同学在追逐打闹的时候，我总是孤身一人。不是我不合群，而是我实在不想浪费赚钱的机会。拾荒的人眼力特别好，眼珠子到处瞄，看到了，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捡起来，心中一阵欢喜。我家猪圈外的一个角落总是堆满了我捡来破铜烂铁。记得当时我还“发明”了一个专用工具----把一块磁铁绑在棍子上，到处探寻，相当好用。有一回捡到一个圆圆的大铁坨，汗流浃背地抱回家。父亲看到后大吃一惊，叫我不要动。然后家里来了好多警察，他们要我带他们到捡铁坨的地方小心翼翼四处搜寻。当他们告诉我那铁砣是个手雷会炸死人时，我的魂都吓掉了。

我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初中毕业，所有的学费都是自己赚钱交的，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勤工俭学。不仅如此，我那财迷母亲还总是趁我不在家时把我辛苦捡来的东西卖掉，得来的钱也不给我，她总是说要买油盐酱醋，还训斥我，说你一个小孩子吃饱穿暖就够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不乐意，就同她吵。可是小孩子是永远也吵不过大人的，只有委屈地哭。倒是父亲很开明，他做主每次卖破烂的钱我和母亲平分。我用自己的钱买了好多小人书，把同学们都羡慕死了。

我在小人书里认识了能掐会算的诸葛亮，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同学们在下课后都爱缠着我听我讲故事。开始的时候还非常得意，后来就觉得吃亏了，他们这分明是不花钱看小人书嘛。于是就怎么也不肯讲了。同学们又馋得很，于是就有人提议，我把小人书带到学校来，大家来租，两分钱看一本。一想到又有钱赚，我立刻就同意了。从此以后我的书包就越来越沉。既然是租，当然就有人赊账。开始时只有本班同学，后来发展到全校同学。既有人欠钱不还，又有人把书转借他人，转来转去没了踪影。更可气的是有人上课也看，被老师缴了去。那段时间我忙得不得了，既要找人追债，又要找人还书。实在没的还，拿鸡蛋来抵。后来动静实在太大了，让老师知道了，他大发雷霆，当场没收了我所有的小人书，全校所有同学的书包都因此被翻了一遍。这还不够，还到家里来告状，说我简直就是无法无天。我父亲铁青着脸很揍了我一顿，母亲则摇头惋惜。这还不算完，第二天我还在专为此事召开的全校大会上作检讨。

回想起学生时代的日子，我还是最盼望暑假。因为假期长天气热，正是赚钱的大好时机。我家就在马路边，做生意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我选择卖冰棒汽水和茶水。因为年纪小，就和母亲通力合作。母亲每天早早准备好一切，我就只管卖。冰棒箱子是用木板钉的，通体刷成绿色，我用白色油漆写上“冰棒”两个字，箱子内铺上厚厚的棉絮；一个小方桌，上方搁一个大保温桶，里头是自己泡的茉莉花茶水；汽水箱子放在桌子底下，桌上放上两瓶样品。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赚四五块钱，比许多大人赚的钱都多。夏日里火辣辣的阳光下，一个少年手摇蒲扇在树荫下守候他全部的希望，是那个年代那个地方固定的风景。

我的生意做得好，也引来了不少竞争对手，清一色四、五十岁的娘子军。他们左一个摊右一个摊把我围在了中间。由于她们到此摆摊都要走上一段路。东西多了不好带，所以索兴都只买冰棒。在这种情况下我每天却早早起床抢到最有利位置。小小的我此时就明白了什么是竞争，都是钱闹的。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一个生意的，从小拾荒练就的好眼力在这个关键时候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过路的人想不想买冰棒我一眼就能看准。只要是想买冰棒的人走过来我就立马起身笑脸相迎，如果离我稍微有点远我就会拿出冰棒快步送到人家手中。叔叔阿姨哥哥姐姐甜甜地叫着，生意一做一个准。直叫我的竞争对手们垂头丧气，一个接一个离得我远远的。

暑假的日子毕竟有限，在平日里，慷慨的濂溪河也是我取之不尽的钱袋子。那时，濂溪河里有摸不完的鲫鱼石鱼和螃蟹，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捉到乌龟和王八。每天放学后，拽着哥哥去河里，风雨无阻。捉到的鱼拿到菜市场卖掉。捉鱼的时候哥哥是主角，哥哥在水里把鱼往土兜里赶，我则在旁边端着铝锅等着；卖鱼的时候我就成了主角，过称算账最在行，常常能够得到大家的赞扬。记得有一回一位阿姨摸着我的脑袋说我如果是她的儿子该有多好。最有意思的是我父亲的一个和尚朋友跑来跟我父亲商量，说看中我聪明伶俐有慧根，希望我做他徒弟。并且允诺，如果我跟他走，他将给父亲一万元钱。当时的一万元可是个惊天动地的数目，害得我父母思想斗争了几天几夜，我也忐忑难安食不知味。幸好最终我父母抵挡住了诱惑，他们认为我留在他们身边既合乎情理有更划算。还有比这更荒诞的，我刚初中毕业就有好多媒人上门说媒，无一例外的是女方或者女方家长认为我是个做大老板的料，做我的老婆将来肯定会享福。

如今，我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相比较，他们的童年比我们那个年代又更进一步。现在正值我们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大好时机，孩子们要用钱，大可不必像我当年绞尽脑汁。

我一家三代迥异的童年经历充分说明一个道理：个人的命运和整个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我父母童年时正值我们国家饱受列强侵略之时，是战争使得他们受苦受难。我童年时恰逢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使得我这根小小的资本主义尾巴没有被割掉。

朋友们，让我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创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