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与周作人断想

蔡邕与周作人断想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士可杀，而不可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亦即封建社会的士大夫，这种独特的精神力量和心态，这类追求自身心智完美的言行举止可谓俯拾皆是。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为了“独善其身”甚至为了坚持“不可辱”的人格，激昂慷慨，视死如归，“留取丹心照汗青！”着实弘扬了古士大夫的志气。

然而，知识分子，亦即封建社会的士大夫，虽有其独特的精神状态和力量，但他们也是一群独特的“矛盾”集体。一方面他们接受了“君权神授”观念下建立起来的封建专制等级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君臣、父子、夫妻、男女等方面的观念；另一方面，则是忠孝、礼义、清正等道德戒律。也许，中国士大夫的“君子”们始终没有弄懂，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道德文化从来就是处于尖锐对立之中的。事实上，维系几千年封建专制机器的就是简简单单的利益关系，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就是这种宠大的政治机器中互相倾轧又互相依存的“齿轮和螺丝钉。”君子是不屑于为衣食小事而忙碌的，即所谓“君子远疱厨”。“君子”，即恪守道德的士大夫和文化人，他们既是社会的得益者，又是道德上的批判者。因而，他们始终是统治集团的边缘人。在社会地位上，“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他们是享有“庶人”没有的特权的：士农工商，排行榜，他们放在第一位，说明人们对士的尊敬，因而他们在社会是颇有影响的一股力量，而这一切，都是因其独特的精神力量，独特的人品学问，独特的理想人格而赋予的。

但是，因士大夫独特的社会地位和影响，而始终是统治阶级的边缘群体，两者一旦相互冲突，虽有可杀不可辱的仁人志士，也同样有屈服于暴力，拜倒于金钱，败坏于酒色，砸锅于荒唐的软弱之“士”。本把气节名节看得比生命重要的他们，因一时糊涂软弱和感情冲动，而付出了沉重的无可挽回的代价。在他们的人生史册，留下了令人扼腕叹息的一笔。远到汉末蔡邕，近到现代周作人，他们的悲剧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

据《后汉书，蔡邕传》载：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也。六世祖勋，……平帝时为郿令。王莽初，授以厌戎连率。勋对印绶仰天叹曰：“吾策名汉室，昔曾子不受季孙之赐，况可事二姓哉？”遂携将家属，逃入深山……不仕新室。“父棱，亦有清白行，谥曰贞定公。”蔡邕祖、父便是典型的士大夫性格。而早期的蔡邕也并未辱家风，“邕性笃孝，母常滞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寐者七旬。母卒，庐于冢侧，动静以礼。”此为其美德一；“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此为其美德二；“少博学，……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恒帝时，中常待徐璜，左馆等五侯擅恣，闻邕善鼓琴。”便征召蔡邕入都，欲命他鸣琴悦耳，而蔡邕“行到偃师，称疾而归。”不肯赴召。平日“闲居玩古，不交当世。”此为其美德三。直至桥玄为司徒，“玄甚敬待之，”辟为掾属，方才应命，“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

蔡邕一生以辞赋、书法、音乐方面的成就，堪称一代宗师，为世人称重，可谓是“士”中的佼佼者。著名的“熹平石经”，就是他自写碑文勒石的。蔡东藩《后汉演义》描写这一盛事谓：“邕即手录五径，用古文篆录三体，依次缮成，镌碑刻石，竖立太学门外，使后学得所取正；于是中外士子，多来摹写，每日车马杂沓，填塞街衢。”其辞文更为出色：“穷变巧于台榭，民露处而寝湿。请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秕而无粒。”愤慨之声，发于肺腑。他还深通音韵，“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请裁而为琴，果有美音，”这便是史称一绝的焦尾琴。

蔡邕在朝廷为官，也是忠心耿耿，有识见、敢进谏，不畏强权的政治家。其作《释诲》即可见其抱负志趣：“行义达道，士之司也。”“明哲泊焉，不失所宁”，“心恬澹于守高，意无为于持盈。”他痛恨奸臣宦官当道，多次进谏灵帝，其著名的七事大纲：一肃祭祀，二纳忠谏，三求贤才，四去谗人，五屏浮土，六严考课，七惩诈内，沥心披胆数千言，同时其谏阻用兵鲜卑，劾奏宦官等等。无奈灵帝昏庸，不听忠谏，且捕邕下狱。幸得中常侍吕强力谏，方免邕死罪。蔡邕为官时是刚正不阿，颇具士大夫气节的！正如其自讼书言：“臣实愚赣，唯识忠荩，出命忘躯，不顾后害，遂讥刺公卿，内及宠臣。实欲以上对圣问，救消灾异，规为陛下建康宁之计。陛下不念忠臣直言，……而言者不蒙廷纳之福，旋被陷敋之祸。”他大声疾呼：“今皆杜口结舌，以臣为戒，谁敢为陛下尽忠孝乎？”他视死如归：“愿身当幸戮，……则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蔡邕为吕强所救后，流放朔方，亡命十二年。

读罢《蔡邕传》，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样一位在政治上有头脑、有节操、敢作敢为的士人，一位大学问家，竟在董卓窃国以后，杀人如麻，天昏地暗，正直之士无不远遁他乡，不屑也不敢与之为伍之时，蔡邕却在胁迫之下出仕。以至丧尽晚节？

掩卷深思，蔡邕是不会不了解那个有豺狼食人之心，怀不轨叵测之意的独夫民贼，这样的官是做不得的。因而“称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赛者，不旋踵矣。”在不但要杀邕，且要杀其一家的军阀淫威之下，为了保住脑袋，蔡邕遂“偃骞”。这与灵帝时的蔡邕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但凭心而论，好死不如赖活。虽丧晚节，也许还不能对其过于苛责。私下意测：一个曾为朝廷忠心耿耿却险些掉了脑袋的“士大夫”，难免心灰意懒，勘破世事，既然推辞不了，也只好屈从于命了，但可以肯定其初衷内心是痛苦的。

但蔡邕糊涂的是，竟在董卓麾下真正作古正经地做起官来。董卓起用蔡邕，不过是采纳其女婿李儒“擢用名流，以收人望”，做做样子的。蔡邕完全可以虚与委蛇，如同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或如王允，同样在朝，却在用连环计图谋董卓，但他到了洛阳后。“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侍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为董卓“置祭酒，甚敬重”而提拨重用，这着实让在灵帝时吃尽苦头的他很为受宠若惊。所以天怒人怨的董卓被王允定计伏诛，暴尸市中，人人争食其肉之时，蔡邕“不为国庆，反为贼哭”在那儿俯尸不起。被捕以后，王允勃然叱之曰“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蔡邕说，大义他是知道的，向背他也是明白的，但一时知遇之恩，不觉为之一哭。”（这应为由衷之言）。感情与理智本是两码事，也不能简单地斥之为“共逆”，好动感情，本是知识分子的致命伤，明知董卓死有余辜，因“知遇之恩”，难觉失去理智。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蔡邕仍是令人敬佩的：抚董卓之尸而哭的后果他不会不知道，但他起码不象有的聪明人，躲得远远地，赶紧划清界限：或者杀回马枪，检举揭发立功赎罪，或落井下石，死咬一口余党，求自身解脱，或标榜先见之明，早就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等等，拿他人之血先清自己，然后衣冠楚楚，脸一点也不红的招摇过市。（这样的士也是屡见不鲜的）。假若前提不是董卓的话，这种士的不够聪明或者实在糊涂之处，似乎也不应该受到责备的，不知以为然否？

王允诛杀蔡邕却窃下不以为然，张杰点校蔡国藩《后汉演义》此段时曰：“邕非无罪，但处死未免太苛，日碑之言不为无见。”一则蔡邕“自知过误，……倘得黔首刖足，俾得续成《汉史》，……亦得稍赎愆尤；”二则马日碑等众官谏允曰：“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令续成汉史为一代大典；今坐罪尚微，且忠孝素著，诛之无及失人望乎？”一代文豪宗师终不得赦免而“遂死狱中”，时年六十一岁。一失足成千古恨，本是洁白无暇的良玉，但感情淹没士者名节，所玷污的品行，永远无以拭清了。正如班固叹息：“意气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极之运，有生所共悲也。”而终至“名浇身毁”。“士可杀而不可辱”、“士当为知己者死”这本自相矛盾的士人信奉准则，是蔡邕一生绝妙写照。事奉汉室，赤诚可鉴，志不可辱，乃至身陷囹圄而又流涉朔方，五原太守中常侍王甫之弟王智为之饯行，“酒酣，智起舞属邕，邕不为报。”致王智恼羞成怒，诟邕曰：“徒敢轻我！”而“邕拂衣而去。”铮铮铁骨跃然纸上。而为董卓敬重，感其知遇之恩，仆尸痛哭之“士为知己者死”，换一角度，亦无可厚非。倒是奉汉室而屡谏不成，本可“穷则独善其身。”已可隐去，如其《释诲》所云：“练余心兮浸太清，涤秽浊兮存正灵。和液畅兮神气宁，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无由生。踔宇宙而遗俗兮，眇翩翩而独征”却仍徘徊于廊庙之间，致：“夸者死权。……卑俯乎外戚之门，乞助夫近贵之誉。荣显未副，从而颠踣，下获熏胥之韋，高受灭家之诛。”——正应了其《释诲》之预言。

现代文学巨匠周作人，与蔡邕都可谓“同命运”——丧晚节的士大夫。蔡邕屈服于董卓之淫威，而周作人却论落为汉奸，二者均为一代文豪，同样令人不胜遗憾和痛心的。

早年的周作人，在现代文学史上是留下了辉煌一笔的。据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五四”时期的周作人是语丝社成员之一，其他还有鲁迅、钱玄同，孙伏园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周作人基本上站在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为主将的新文化阵营，积极译介外国进步文学，是当时《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发表的《人的文学》……是一篇论述文学革命的重要文章，……在当时给人以很大的启示，产生过积极影响。……周作人的白话新诗如《小河》、《两个扫雪的人》、《路上所见》等……在新诗开创时期产生过积极影响。”而且他的散文，正如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家散文二集导言》所说：“中国散文的成就，以鲁迅、周作人两人最为丰富伟大。”郑振铎也评价说：“假如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无疑的，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周作人）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可以说周作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丝毫不逊色于蔡邕的。

这样一位“五四”新文学运动主将竟沦落为汉奸，附逆于倭寇，确实是令许多同时代文人颇感痛心的，胡适，郭沫若，曹聚仁等均撰文劝周南下，正如郭沫若《国难声中怀知堂》所说：“我们如损失了一个周作人，那损失是不可计量的。”茅盾、郁达夫，老舍，胡风，丁铃，楼适夷，夏衍等十八位文坛知名人士联名写信周作人，劝其：“急速离平，间道南来，参加抗敌救国工作。……否则惟有一致声讨，公认先生为民族之罪人……”然而，周作人终于还是滞留在北平，并出任日伪“华北事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如同蔡邕当起董卓的“三日之间，周历三台”之官来。

周作人出任伪职，沦为民族罪人，此是无话可说已成定论的，最后又沦为阶下囚。近来有王定南在《我对周作人任伪职一事的声明》中，承认“三人碰头会”上念周是个读书人，而当时也要出任督办的缪斌则很坏，周如活动当成督办则危害性小些云云。这一切已事过境迁，而周作人也早已作古，平不平反意义我看不大，倒是周作人不肯离开北平南下，郑振铎的分析还是颇有道理的：“他说，他怕鲁迅党徒对他不利，所以不能来。这完全是托辞。其实他是恋恋不舍于北平的生活，舍不得八道湾舒适异常的起居，所以，不肯搬动。”（《惜周作人》）对周作人初衷是否要附逆而出任伪职，我看不尽然。周乃一典型文人，加上妻子信子是日本人，自己闭户不出，日本人也不会对他怎么样，如同他答胡适于伦敦致信于他时所说：“因为庵里住了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老僧始终是老僧，希望将来能得见居士面。”周作人想关门作老僧，然而他过于天真了，以他这样一位中国乃国际上都有声望的学者，日本人自然是不会放过他的。而他的贪图舒适正投倭寇下怀，日本特务便指使大、小汉奸拉拢引诱，加上信子怂恿，多方面、多渠道做其工作，据其特点而投其所好，诱之以利，尽量满足他的享受和舒适奢侈的生活……终于，周作人的灵魂被俘虏了，变节了，严重的个人主义，使这位“五四”闯将，爱国志士而堕落成民族罪人！

“——他实在太可惜了！我们对他的附逆，觉得格外痛心，比见任何人堕落还要痛心！”（郑振铎《惜周作人》）。周作人落水投敌已是不可辩驳的事实，然而他的“庵里住着好些老小”终究也是亊实。他对于自己沦为汗奸还是怀有愧疚的。他的散文集《瓜豆集》封面书名下“知堂自题”四字傍便刻有“知惭愧”。同样，在《关于朱舜水》里引《先哲丛谈》记亊，“舜水归化历年所，能倭语。然及其病也，遂复乡语，则侍人不能了解。”也隐曲地表示了这种哀苦的心情。1945年12月，周作人因汉奸罪被判刑十年。监狱里，他并未停止读书写作和翻译。解放后，它发表了九百多篇小品随笔和《知堂回想录》等等。1967年5月，周作人走完了他多寿多辱的一生，终年83岁。斋购一本《在家和尙周作人》里，许多记怀周作人的文章，对其变节大多是惜多于恨。而且，周作人的散文，确实可以说是今无来者，是否后有继人还很难说。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实在毫不逊于蔡邕的。

不禁想起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来，吴本为晚明进士，是重要文学社团复社的魁首之一，著名的《圆圆曲》即其所作。主席曾评价他的作品“雄于一时”。清兵进关后，吴屈节为臣。他的两个好友苍雪，王瀚皆避清为僧，对吴伟业事请行径颇不以为然，劝他保持晚节或出世为僧。应该说，吴伟业本人的心情是痛苦而复杂的。他写了二十多首《杂感》《扬州》七律，感慨兴亡，关心时事，苍凉激楚，但他毕竟自己又大节不终（有如周作人亦力举片钢铁兵宣布他为“老反动作家”一般）。在《赠愿云（即王瀚）师》中，他说自己“寄身苍崖巅，危苦愁失脚。”又说“劝吾非不早，执手生退却；流连白社期，渐负青山约。”足见其惭愧和矛盾之情。主席青年时读吴伟业诗，感到他“每对苍雪、王瀚若有痛渐者然，其意常于往来诗中见之。”那么，吴伟业为什么不及早归隐呢？主席又止一步谈到吴之家境和社会环境：“吴亦有所逼耳，母老一也，清法严二也。”

蔡邕和周作人又何尚不如吴伟业一样呢？看待任何人、事都应如同主席一样客观，他们也都从另一角度而“有所逼耳”！

（2000年元月26日泊心斋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