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愁前路无知己——程宝林及其诗文

莫愁前路无知己

——程宝林及其诗文

12月4日这天，是与我关系密切的两个男人的生日。一个是我的儿子邓非，今年他已是28岁的大小伙子了，现在却仍在象牙塔里蛀书；另一个是我交往了20多年的朋友程宝林，在今年的这天，步入50岁的不惑之年。五十大寿，这是人生中最具转折性的一个节点，我虽致伊妹儿问候，总觉不足以表达兄弟情意。想想，还是写一些与宝林相识相知的文字吧，这似乎是我此刻能够给宝林五十寿诞送上的一件值得纪念的薄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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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宝林接触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我在《荆门人口报》主持工作。那时，宝林在全国已经有很高的知名度了。一是，他在读大学期间自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雨季来临》，这在全国出版界、诗歌界和大学校园，都是一个创举，轰动全国。后来，我接触到全国各地曾经在80年代大学时期爱写诗歌的文艺青年，每每谈到诗歌运动，虽时隔十几年，他们依旧激情满怀，满目钦羡，大赞宝林当初对他们一代的影响。二是，宝林的诗歌在大学生诗歌中独树一帜，清新、朴实，具有博大的人文情怀和深厚的哲智意蕴，成为学院诗歌的典型代表。现在，当人们检索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成就和代表人物时，程宝林的名字理所当然显赫其中。然而，这些成就和名声并不是宝林最能打动我的地方。我和他之所以从见面到相识，保持了20多年的交往与友谊，很重要的是我们有着相同的为人底色和处世根本。

我认识宝林的那个年代，应该是文学正疯正火的时候，尤其是诗歌诗人。有些人，就因为能写几句诗，眼睛就长到额头上去了，满世界看不见人，惟我独尊，以为自己就是文坛或诗坛的救世主；另一种人，自以为是作家诗人，放浪形骸，要么蓬头垢面，要么邋遢出奇，作风怪异，言行诡异，不知道文学与诗歌对生活的现实作用与意义。然而在诗坛声名大震的宝林，给人的印象却不同，他是那样的平朴真实，穿戴随意，说话平和，与常人无异，就像邻家的兄弟，亦像绾着裤腿上到田边来抽口烟与你聊天的农人，没有任何的装腔作势和居高临下。他与人相处，不做作，不矫情，不自夸，不诳语，一派亲和，心气踏实。尤其是他的生活态度，让人十分钦佩。

尽管我的写作发端也是从写诗开始的，但我终究不懂诗，更不会写诗。也许是爱屋及乌之故吧，当我接到宝林寄来的诗集《程宝林抒情诗拔萃》。时，很是兴奋，我们全家从中午一直读到晚饭时分。这般狂读，迄今为止，在我的生活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人家说文如其人，我以为诗亦如其人。宝林的诗，不晦涩，不清高，不玄虚，看似平常而绝非平常，就像多数人爱吃的蹄筋，虽然是一道普通的菜，可是越咀嚼却越是出味。如说到父爱，诗人看着一个骑童车的孩子在人群中穿游的情景，便生发了担忧之心，进而诗人便幻生了自己就是这世界上所有孩子的父亲，有监护他们的责任和义务的情怀。如说到爱情，诗人并没有“风花雪月”的用玫瑰，用蜜语，用山盟海誓表述，而是用“柴米油盐酱醋茶”，用“互相看着对方静静地幸福老去”来诠释。如说到圣洁，诗人说两个赤裸裸的男女，躺在一张床上，可以用心念为界。强调心灵的圣洁，摒弃人们在性方面的世俗偏见。那些诗歌原句我已无法记清了，但是其诗意诗旨却像曾经写在黑板上的字迹，一直若隐若现在我的心屏。

我因人而喜欢其诗，而又因诗喜欢其人。这种互为关系和作用而涌起的激赏之情，是我关注宝林，并喜欢与之交往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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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我和宝林在人生的行道上都发生了一个重大变轨。先是我在2月从湖北《荆门日报》社到了广东的《大惠州》杂志工作，而在9月，宝林以访问学者的身份从四川飞越到了万里之外的太平洋彼岸美国，进行诗歌交流与讲学。在此之前，宝林曾多次来信告诉我他的人生理想：走出国门，把中国的诗歌推介给世界，把世界的诗歌引进到中国，并用双语写作，成为国际文化人。

出国之前，宝林已经在散文创作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成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新生代散文的代表人物之一，出版了散文集《烛光祈祷》。在到广东之前，我收到了宝林寄给我的这部新书，在扉页上，宝林题写了字：“岁寒三友梅竹松，文坛三君你我他”（指宝林、三君和荆门到惠州的另外一位文友）。宝林的字，一如他的人，看似笨拙，却满含灵性，一派大气和老道，极为耐读。我从湖北到广东，就是带着宝林的这部书和自己未出版的《寻梦》样书（后改名《渡口》,花城出版社出版）来打拼的，这些成为鼓励、鞭策、推动我在广东最艰难的日子里依然前行的最重要精神源泉。

我和宝林的空间距离是越来越远了，可是我们的感情却越来越亲近，友谊越来越亲密。开始我们还是用笔和纸的传统方式通信，他时常寄一些照片、剪报和杂志来。宝林让我们看到了蓝得似乎不太真实的美国天空，这让日夜处在喧嚣嘈杂环境中的我，对那方纯净的世界生出了爱慕与向往之情。忽然有一天，宝林要我开一个信箱，当我收到他第一封邮件的时候，觉得这玩意儿太神奇了。现代互联网技术，让我们大大跨越了时空距离：人在天涯，心在咫尺。伊妹儿让思想交流成为我们生活中穿越时空随时可以实现的事情，而我总是在这种交流中成为最大的受惠者——无论是在思想上、学识上，还是在胸襟和眼界上。

宝林去美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除了上学攻读他的艺术硕士，就是写作。在这段时间，我以为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最大成就是在散文方面的突破。以国际人的视野回望中国，此期间写出的关注中国农民、农村、农业的系列文章，集中收录在《一个农民儿子的村庄实录》、《故土苍茫》集子里，成为他散文领衔中国散文高地的独特风貌和领域地标。而他以国际视野、国际情怀、国际观念所写的有关“9.11”事件、汶川大地震的散文，充分表达了一个具有鲜明是非观和价值观的世界公民，尊重生命、悲悯生命的博大情怀。不可忽视的，是他在文学创作方面对汉语文字艺术在语言、意境、灵感的创作与运用的综合实践贡献，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在这方面的成就远远大于莫言。仅在《废园纪颓》、《望蜀记》、《豆腐之美》这些作品中便可领略他的学养、灵气和创作才能。

值得一提的是《豆腐之美》与我的情缘。1999年，因为职位问题，我辞掉公职创办了一家食品公司，主要是为市民提供健康的豆制品，其中有豆腐产品。宝林听说后，这便撩起了他对家乡豆腐及其家乡那方水土和人物的回忆，不久他就寄来了这篇文章。虽然我的创业以失败告终，亏了百万元之巨，但是我却从中收获了人生经验和教训，收获了更多的友谊和这篇精彩的美文《豆腐之美》。不可否认，由此也锻炼了我的胆识和韧劲，使我在今后的日子里过得更为从容和洒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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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12日，宝林来惠州看我们家人。经过几天的接触和交谈，我发觉此时的宝林远非只是以前为文字而文字的一介文人了。他的道德修养、思想深度和家国情怀是国内许多诗人作家、专家学者所缺乏或没有的。这次见面，他送了我两部书《中国的异端》和《程宝林诗文论》，在书里，我洞见了宝林的精神圣殿。

通读《中国的异端》我发现宝林在思想领域有了很大的创建，由此让我关注到了宝林的博客，几乎回读了他的所有博文。其实，在这之前，宝林亦有将他的思想随笔著作《洗白》发电子版给我。在这些文章中，宝林用批判的眼光，严谨的态度，高度的责任心对中国的乱象进行剐皮式的揭露与批驳。身为一个华人，一个农民的后代，他的视野关注的不再只是农民农村，更多投放到关乎农民农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进步的政体和民主制度上。这是他有别于一般文人的思想高度的具体表现。

他的思想随笔，没有大话空话，都是将某一具体事件，由表及里，层层深入，剖析人性缺陷和制度弊端，从而向中国民众宣传法制治国和民主思想。尤其是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极左路线，奋力鞭笞，以警示中国当政者勿踏老路，涂炭生灵，鱼肉百姓。宝林不仅用言语而且用行动向旧体制无情宣战和彻底决裂。在国内，他是党报的编辑记者，在中国13亿人中，应该地位不低，待遇不薄，生活不差，但是他决然抛弃，为寻求诗歌和文学理想去开拓新的天地。当他进入一个全新的民主社会，用世界的眼光反观中国现象的时候，以前所构建的价值体系几乎完全坍塌。对与错、是与非、善与恶、好与坏、丑与美，在那个曾经成长和生活过的国度里似乎完全错位。这使他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前途有了更加揪心的担忧，责任感和紧迫感也由此而生。因为在那方土地上，有他深爱的兄弟姐妹、同学朋友和乡里众亲。他把开化民智、鼓吹民主、引领民舆便当作了自己的使命与责任。

如果按中国体制，宝林这种著作等身的大名人，一定是拿着国家丰厚的俸禄，吃着官饭的人，或是一级作家，或是高级编辑记者，或是厅局级领导。然而宝林在美国与这些毫不相干，因为美国没有食利阶层。他只是联邦政府下属的一所院校的中文教师，只是一个纯粹而朴实的文人。他要靠自己的从教获取安身立命所需要的一切。没有红包，没有贿赂，没有灰色收入，一分一厘，干干净净，清清白白。他珍惜人世间的所有生命和物品，哪怕是一根草、一朵花、一棵树，一度电、一粒米、一滴水。宝林，一个高考状元，就读于中国被视为培养官员的中国人民大学，到美国后继续攻读硕士学位，最终却甘愿做一名用智慧和劳动换取报酬的普通劳动者，这个涅槃是多么的壮烈，这种嬗变是多么的彻底。这与中国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又是多么的千差万别、天高地远。而宝林却以为这才是一个健康社会所拥有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是一个健康人所拥有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他因此而感到特别踏实和幸福！他用自己的践行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是深刻的；对中国文人传统价值观的挑战，是决绝的；与不平等、霸权、侵害人权的宣战，是猛烈的。

读着宝林的思想随笔，似乎感受到他的文风发生了变化，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修辞，只有结实质感的文字所揭示和直指的事件或问题的核心。当我在《程宝林诗文论》“万山应许一溪奔”的跋中读到这样一段文字，我才攀摸到宝林的文学走向与境界的高度了：“如果说，我80年代的写作，主要是出于虚荣的话，那么，90年代以后的写作，则境界提升了一点，成为受成就感驱动的写作......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涉足杂文、思想随笔、时事随笔的写作后，我想，我渐渐地进入了‘灵魂’写作阶段。”由此，他给自己下了一个结论：“我深知，如果我的作品，不能写出那片大地上的苦难，和苦难中的坚韧，‘诗人’和‘作家’这样的称号，我就不配。”灵魂写作，乃是写作的最高境界，这是宝林为自己所设定的人生航向。

现在的中国，什么都可以承认落后，就是不承认社会科学的落后。恰恰是社会科学的怪状，让我们在世界之林里丢脸、难堪和蒙羞。宝林除了文学，他在这方面的贡献也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他的时事随笔和思想随笔，以文学的方式，涉足社会科学领域，鞭笞恶行，匡扶社会，引导众生，其功不可谓不大焉。我敢断言，宝林在他乡异国如此为故国的进步和民众的幸福，劳心劳神，献智献策，振臂疾呼，一个有良心的中国必将永远记住他的名字。龚明德先生说：中国，你要善待这个人。而我说：中国，你要为这个人立传。

宝林到美国18年里，我们共见了三次面。一次是1996年10月，他和妻子晓敏（尔雅）来惠州，再次是2005年12月，我们在海南大学相聚，第三次是2011年6月，宝林在日本冲绳讲学，回国接父母到美国之前来惠州。每一次见面，宝林的模样并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岁月的年轮在他身上留下了并不明显的痕迹，但他的思想却是一次比一次都有明显的升华，对我的影响力也是一次比一次加大加深。写这段文字，亦算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一次触摸吧，在宝林五十诞辰这样一个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里。

这个题目，我借用了唐朝诗人高适写给朋友《别董大》诗中的一句。在中国，一场以“人”为立足点的新启蒙运动正方兴未艾。宝林以自己的笔投身其中，因为他深信，惟有人的现代化，才是真正的现代化。冲破奴化教育和愚民教育的双重藩篱，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幡然醒悟，而奋起前行了。这中间，有我灵魂之交的朋友——程宝林。

邓三君于 2012年12月20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