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母亲

□樊从华

2001年3月18日，突然接到母亲逝世的电话，“男儿有泪不轻弹”的我，整整哭了一个晚上：我想用泪水洗刷对母亲的忏悔；我想用泪水汇集一条思念母亲的河流……­

但一切都已无法弥补。我现在唯一能做的，是为母亲的在天之灵默默祈祷：愿一生善良、勤劳的母亲的灵魂从此安宁！如果人真的有轮回，母亲，下辈子我还做您的儿子，以弥补今生我对您的缺憾！­

2000年年尾，接到母亲病重的电话，当时我手上工作很忙，担心领导不会准假。但当我给领导们讲了这个情况后，他们立即安排人接替了我的工作，嘱我早一点回家抢救我母亲。­

几千里汽车路途的颠簸，当我见到母亲时，她已被强烈的病痛折磨得只剩下皮包骨头。我忍不住心酸，但为了不让母亲更难过，我终于没有让泪水流出来。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带着母亲在县医院做全面检查，然而这些医生均表示无可奈何。其实，母亲所患病症仅仅是耳朵内长出一些肉将耳朵填满（其实是肿瘤），但医院却不敢做切除手术，据称，目前国内可能还没有在该部位做切除手术的能力。因为已近年关，我们只好返回地方医院做保守治疗。几天后母亲的病情有了好转，而我过完春节也便匆匆回到广东。­

然而，这竟然成了和母亲的永别！­

母亲，您刚刚越过60岁的生日，怎能就这样走了？您不是说等我再回来的时候带您到广东看一看世界的吗？­

母亲走了，她再也不会回来了！但是母亲，您会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

小时候，曾记得父亲是个有权的人物，经常到县城开会，我们也有比其他小小孩子优越的地方：平时都有很多零食吃，吃得最多的一种是叫“金果麻丸”的杂糖。那时我们还只两兄妹，父亲每次带回家很多，除了给我和妹妹，也给母亲一些。但母亲却从来舍不得吃，总是在我们吃完了之后拿出来给我们吃。­

然而这样的光景没有多久，大约五岁时父亲竟然成了挨批斗的对象。那时我已经能认识很多字，看到满墙壁打倒父亲的标语我就在无人的时候去擦，有一次正好被写标语的人逮个正着，他使劲地拧我的耳朵，我大哭大闹，闻声赶来的母亲和他大吵了一架。­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家都处于一种沉闷的氛围，用父亲当时所形容的一个成语，就叫“黑云压城城欲摧”。父亲每天都要出去参加各种批判会，母亲和我则成天在家为父亲担心。有一天，父亲也是出去开会了，家里突然闯进一伙人来搜查，我当时吓得跑到屋后钻进一蓬玉米秸里躲起来，任凭母亲怎么喊也不敢出来。母亲不知找了我多久，而我居然在玉米秸里睡着了。直到父亲回来后又请邻居帮忙才把我找出来，母亲把我揽在怀里，我看见她双眼都已哭得通红。后来才知道，那伙人是来搜查父亲的“罪证”的，他们因为没有什么收获，便把父亲平时最喜欢看的《中国通史》、《红楼梦》、《三国演义》和一大堆古版的《诗经》、《四书》、《五经》之类的书籍全部拿走，说这些是反动书籍，要没收。我看见父亲的脸铁青着，以为是因为我的缘故，大气也不敢出。后来母亲从鸡窝里拿出几本书递给父亲说：“我看见他们像一群强盗把那些书翻出来，就赶紧把你放在抽屉里的这几本藏起来。”父亲当时如获至宝，说：“大难不死，大难不死。”后来我才知道那几本书一本是《西游记》，另几本是《东周列国志》上中下三集，还有一本残缺不全的《水浒传》。这几本书对我的影响可以说十分深远，我在勉强能看得懂的时候几乎每天手不释卷，大约我对写作的偏好说是缘于此吧。­

我曾经被当地人称为“神童”，其实我只不过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学习成绩语文数学两门课（那时的小学也只有这两门课）每次考试都是100分罢了，这也得以我的班主任吴毅然老师。但读五年级时，由于换了一个与我父亲有矛盾的数学教师，也和我同姓，论辈分我应该叫他叔叔。我的命运从此开始逆转：每当上数学课时，他必定找一个借口将我“赶”出教室，在门外站45分钟。最难忘的是五年级下学期的一天，上数学课时，我因为在课桌上放了一本语文课本，老师要我站到门外去，我委屈得哭起来，他竟然连打我几耳光，当即鼻孔流血不止，我放声大哭，正在附近参加生产劳动的母亲闻声赶到学校，质问他为什么打人？他竟然指责母亲扰乱学校秩序，并说要开除我。记得当时母亲气愤得双眼通红，但她终于没让眼泪流出来，只是把我带到水沟洗血迹时，我才看见母亲一把一把地抹眼泪。晚上父亲知道我的情况后，第二天即到学校与校长交涉，打我的老师才给我说了几句言不由衷的道歉话，但从此以后，我便在幼小的心灵对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的仇恨，以至最后彻底放弃了数学。然而我付出的代价却是第一次高考时数学分数为“0”，尽管总分已超过分数线，但当时的高考制度是不与录取的。此是后话。­

由于父亲的重大挫折，家境每况愈下，而在当年那个靠工分吃饭的岁月，文弱的父亲和多病的母亲只能是生产队最末等的劳动力，加上先后又出生了几个妹妹，每年年终结算都是缺粮户。在这种情况下，家里日常的杂项开支尚且难以为继，我读书的学费便自然成了问题。但每当我哭着要学费的时候，母亲总能拿出一叠票面值为一角两角的钞票给我。我知道，这些钱是母亲卖鸡蛋和猪骨头以及平时采一些小药材积攒起来的，记得母亲每次从外面回来总是拿一把鱼腥草之类的，洗净晒干后便带到集市上换几角人民币。­

因为贫穷，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几乎没有穿过新衣新鞋，都是母亲将旧的改造而来。这是一个永存于我心灵深处的“历史档案”：在昏黄的煤油灯（有时是竹子烧起的火把）下，母亲把一些旧衣服裁裁剪剪，然后缝成一件件“新衣”；将别人穿破的“解放鞋”讨回来，把破鞋帮剪掉，然后另做鞋帮缝上去，就成了一双“新鞋”，母亲将其命为“改球鞋”。当我和妹妹们高兴地穿上时，母亲也会在一旁开心地欣赏自己的“劳动成果”。然而我们这样的“新衣”或“新鞋”却常常受到来自那些穿真正新衣新鞋的同学的嘲笑和歧视，所以当我是中学生时，我宁可穿补丁加补丁的衣服和打赤脚，再也不愿穿这种“新衣”和“新鞋”，气得母亲不知流了多少次眼泪。­

从小学到中学，我差不多都是用铅笔做作业，其间母亲曾给我买过一根圆珠笔心，我着实高兴过一段时间，我把圆珠笔心塞进一节竹管，这样拿在手里写字时要好很多。但圆珠笔心毕竟用不了多久，当它再也写不出字的时候，我曾想过很多的办法，比如往空笔心里面灌“马桑泡”（马桑树结的果实，挤破后流出紫色的汁液，有小毒，甜味，曾有过许多小孩因误食而中毒），或是用别人用完的电池砸滥泡水再灌进去，最后都失败了。我时刻梦想着能拥有一支钢笔，这个愿望直到高中快要毕业时我同母异父、跟外祖父生活的哥哥才送给我一支。记得曾经有一次，上数学的刘老师这样说我：“作为中学生，不能老用铅笔做作业”。虽然我知道当时刘老师绝不是因我没钱买钢笔而有意这样说的，但这句话却深深刺痛了我当时的还不健全的人格和尊严。­

现在想来，我今天依然不健全的人格，或者说叫心理障碍，大多是那时候形成的：老天造就了我一个性灵的大脑，却没有给予我相应的生活和成长的空间：每当我看到别人穿上新衣或拥有一支钢笔，我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自卑甚或自虐情结，后来这种情结甚至恶性膨胀到对社会的强迫性对抗，以至若干年以后成为我融入社会的最大障碍。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她却可以写出自己的姓名，这正好被我利用了一次：那是在我读初中的时候，因为打架，老师要我们写保证书，必须要有家长签名，回家后想来想去，父亲那里是绝不敢拿去签名的，便想了一个骗母亲的办法：先用话“激”母亲说，你太没用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母亲说：“谁说我不会写名字？你找纸来我写给你看。”我赶紧拿出早就写好的保证书，指着签名的位置要她写，她一笔一划歪歪扭扭的写完后说：“这不是我的名字吗？”我连声说“是”，如获至宝，拿到学校去交差去了。多年之后我给母亲讲当年骗她的经过，母亲笑笑说：“还好意思，骗自己的妈，没良心。”­

母亲永远是任劳任怨、温和善良的，而父亲则性如烈火，疾恶如仇，所谓的“严父慈母”在我家正好得到印证。我记不清小时候到底挨过多少父亲的打骂，但每次在我挨打挨骂的时候母亲都会因为护我的“短”而被父亲连带呵斥甚或挨上几竹条。竹条，是小时候父亲惩罚我们的工具，它是从竹子上取下的枝条，习惯上称为竹条。父母用竹条打孩子，在我们家乡似乎是约定俗成的传统，今天依然盛行。即使做父母的只是为了吓唬吓唬孩子，把竹条拿在手里对着空中用力的“唰唰”几下，那空气被撕裂的声音也足以让孩子噤若寒蝉。我自第一次被竹条打上紫色的血痕开始，就如同在心灵里打上了“烙印”，直到我成年以后的若干年，还对之心有余悸。也正因为竹条的缘故，我恨了父亲很多年。多年以后当我自己的孩子因调皮捣蛋做错事，我也拿起象征父亲权威的竹条的时候，我才对父亲有了几分谅解。不过却不能释然母亲替我们挨的那些竹条。至于后来我从心底对父亲彻底“宽容”，则是我领悟到我较之一般人有更能驾驭生活和工作的能力，应该属于父亲严厉管教我的结果。­

母亲是标准型的贤妻良母，如果在外面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回到家里，母亲都会想方设法使我们情绪好起来。在左邻右舍，母亲也有很好的人缘，很少和别人发生争吵。­

母亲一生多病，最主要的原因是生育了我们14胎儿女，尽管健在的只有我们十姐妹，但在当年那种太贫穷的农村，物质和营养极度匮乏的环境下，养活一个尚且不易，何况养了我们这么多！我现在依然记得母亲白天带病参加生产，晚上回家还得忙于家务琐碎的种种情形。我们常常见到母亲咳嗽成一团，有时突然昏倒在地。但因为没钱买药，更没钱进医院，母亲只能自己去采挖一种叫“矮桐子”（后来我知道“矮桐子”的草药名叫“臭牡丹”）的草药，和黑母鸡生的蛋炖了吃。据母亲说，这是一种祖传秘方，专治“晕病”。但这种祖传秘方仅能缓解而不能根治病情，因为母亲还是隔一段时间又要复发，终于有一天，母亲病倒在床了，祖传秘方不见一点效果，父亲只好借钱到医院检查，检查的结果竟然是被当时认定为不治之症的肺结核！好在父亲有很多朋友，通过这些朋友的关系，得到了一笔国家救济金。于是遵照医生安排，父亲买回了很多药品，什么异烟肼、鱼肝油、雷米封之类的，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这些药品名称。一段时间以后，母亲有了一些好转，便又参加生产劳动。但大病初愈，身体自然很虚弱，而当时在生产队任班长的大伯父却骂母亲做事像个“福太太”。母亲晚上气得掉眼泪，父亲要去找大伯拼命，被母亲劝住了。又大约过了几年，母亲自觉身体好了很多，在医院复查，除了其他一些毛病，肺结核竟然好了，医院认为是个奇迹。­

后来我认为母亲的病与她的生活习惯应该有很大的关系。她特别喜欢吃夹生的土豆片和烧烤的食物（当然不是都市人所说的烧烤），还特别喜欢吃甜食和辣椒。受母亲的影响，我也有这些嗜好，但我毕竟读的书多，知道膳食的合理调配，因之逐渐改变了那些偏食的习惯。­

母亲的一生，几乎全部在为我们这些儿女付出。然而我们却未能给予母亲哪怕仅仅是万分之一的回报。我想，母亲是能够理解我们儿女各自的苦衷的。在我刚刚从父母的庇荫中带着一身学生气走入社会的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处于初期阶段，而封闭的家乡未能给我提供合适的舞台，近乎残醋的人文环境将我满腔的雄心和理想撕裂成丝丝碎片，将我的不屈的人格和尊严剜割得鲜血淋淋。那时，我自顾不暇，三尺讲台将我浓缩在白茫茫的粉尘和白茫茫的心境之中，而婚姻的不幸更让我感觉到生活的无奈；在经历了几番心理的反复掂量之后，远离了故乡，远离了父母和亲人，只身融入南下打工大潮，企图在未知的珠三角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打工的日子，许多的辛酸曲折难以一言而尽，而对父母的孝道亦越来越遥远，虽然间或在得知父母欠安时会生发出强烈的自惭内疚，然而最多出只是寄上一个信封的忏悔加上几十元或一两百元的“慰藉”。当我终于凭借毅力在珠三角崭露头角，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接从未走出过省城的父母（母亲甚至连县城也仅去过两次）到南方的大都市开开眼界，然而我还未来得及把这个想法告诉父母，却先得到母亲病危的电话……后来我在医院里安慰母亲，希望她病好以后我带她和父亲到广东去旅游，母亲听了很高兴，见两行眼泪从她苍白的脸上滚下来，我知道她是被我“感动”的。­

然而这一切仿佛还在眼前，母亲却再也不屑于我们这些不肖儿女的一切，她要脱离这个给她无限苦难的世界，在另一个世界寻找属于她的安乐！­

为您在天国的灵魂祝福，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