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闻寒暑机杼声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古诗十九首》之十）。这里的“机杼”，再不是指农耕时代的当户而织的织布机，而是说的我们家那台上海产的“蜜蜂”牌缝纫机。岁月有痕，妻子的手早已不是青年时的纤纤素手，而是变得有些粗糙，裂口子里还经常渗出血丝。反倒是那台缝纫机，原来那状如蜜蜂的轻微细密的，也是很为的动听的声音，现在一踩脚踏板，就发出札札札札，札札札札的响声，还震得整个机身发出颤抖的和声来。

说起来还是上世纪60年代初，经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后，经济刚刚有所复苏，政府给我们家发放了一些定息，父亲便找在百货商店工作的姑父，开后门弄了一张缝纫机票，买了这台缝纫机。几年后，我和后来的妻子丽芳都作为知青，下乡务农。60年代末，我们结婚时，母亲就把这台缝纫机作为聘礼送给了妻子。从此，妻子的大半个人生的艰辛与劳累，就与这台缝纫机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了。

妻子出嫁前是同她三舅父学过几个月裁缝技术的，但因为我们俩所谓的成分都不好，结婚后，妻子想以做衣服来养家都不成，只好在农业劳动之余，起早摸黑地缝纫几件一家人换洗的衣裳。但即使是这样，在“捉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大队那些基干民兵，硬是到我们家把缝纫机的机头拿了去（一同搜去的还有我们恋爱时写的一叠情书哟），拿到大队阶级斗争展览馆里展览，因为它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证嘛。

噩梦醒来是早晨。1978年年底，我们都回到了小镇，我在一所学校里谋到了教书匠的职业，而妻子，暂时无业可就，就在居委会办的缝补组做事了。开始因没有什么客户，揽不到多少活路，只好给干些给别人补补衣服的零活，赚一些微薄的收入，加上我的几十块钱的月薪，来苦苦支撑一家五口的“生存”开支（是“生存”，而不是“生活”）。那时，小镇经常停电，往往要到下半夜才来电，有多少个天寒地冻的夜晚，等大电一来，妻子便围上方巾，出门去缝补组打夜工熨衣服，在我伫立大门口凝视她远去的身影时，只听到一双厚厚的雨鞋在冰冻的地上敲击得梆梆作响。开头她技术不大熟练，事做得不大顺，而她正如女儿的博客中说写的，“妈妈是个要强的人，能做四件衣服决不只做三件，能尽十二分的努力决不只出十分的力”。至今记得静夜无眠的时候，她躺在我的身边，泪湿枕巾的几次诉说：一次是因为把一个客户的衣服熨坏了，赔了十几块钱，她哽咽着说“十几块钱差不多能买一个星期的菜哩”；一次是不小心让缝纫机针头把左手食指从指甲到指肚穿过，她说当时她硬是咬着牙将针头扯出来的，却又哭着让我给她揉捏肿得透明的指甲，在我揉捏时，她是痛得索索直叫；还有一次呢，是她为了赶一个客户急需的衣服，到下午两点才往家里赶（那时我还在乡下一所中学教书），远远看到几个放学回家孩子又饿又累地坐在家门口的泥地上却进不了家门，她说她当时就跑拢去，抱着她的孩子们的头哭了。

当然，妻子也有高兴的时候，女儿的博客就这么写过：“童年里还有很幸福美好的回忆，那就是六一儿童节。虽然生活很清贫，但在那一天，妈妈是很舍得的。总是买了彩色的丝巾，衣服，或者鞋子，把我打扮的漂漂亮亮的。节日游行时，经过妈妈的单位，妈妈总会兴奋地朝我挥手，一直看着我，眼神里满是爱意，喜悦，骄傲，然后和同事一起指指点点，我感觉她在说：‘看，我的女儿，多漂亮啊。’有一件六一儿童节跳舞妈妈做的衣服，一直难忘：蓝绿色的衣服镶着白色的荷叶边，跳舞的小朋友都穿着妈妈做的一个样式的衣服，好象是跳《小鸭子》的舞：‘上学的池塘边有一群小鸭子......再见吧，小鸭子，我要上学了,再见吧，小鸭子，我要上学了’。”

正当妻子的缝纫技术日渐熟练，客户日益多起来的时候，大概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妻子调进了合作商店的布匹柜台工作。这时，我们家已经慢慢走出了特别困难的时期，但妻子并没有丢掉缝纫机上的劳作。是啊，一家五口的吃穿用度，还有亲戚朋友的礼尚往来，尤其是几个孩子正处在上高中、升大学的阶段，时时处处都离不开钱啊！妻子多次对几个孩子说过：“我是只读到小学毕业的，你们哪，只要你们愿意，我就是买家神当土地，也要让你们有书读到无书止！”那时她的客户已经够多的了，但她还利用在商店给顾客卖布的便利，干脆让那些顾客买好布后，将布留在妻子那里，等下班回家时带回来做。其时我已经从乡下调到小镇中学工作，每一个中午的休息时间，却往往是我俩最忙碌的时候，是我们俩的又一场战斗。我便是冲刺般地从学校跑回家里，风风火火地淘米，洗菜，做饭；而她呢，时而在案板上裁剪，时而在缝纫机上踩踏，机声咔咔之际，我的饭做熟了，但要叫上几次，她才舍得放下手中的活儿，匆匆忙忙地吃几口，有时哽得难以下咽，便干脆把温开水倒在饭碗里，三下五除二，几口扒完后，再匆匆忙忙地往商店赶着换同事回家吃饭。而一到夜间，就是妻子的又一个工作日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总有三百天开外是夜夜要在缝纫机上工作到转钟一两点才罢，中途实在困了，就伏在缝纫机面板上打个盹。记得我们家对门有个做包子馒头卖的，每每是转钟两点左右，他们家夫妻起床和面蒸包子馒头，妻子就上床休息。弄得那家女人曾多次见面对妻子说：“翁师傅哟，每天晚上是我们上班你才下班啊，像是我们两家约好了的咧！”话虽然是笑着说的，却蕴含着中国最底层的劳动妇女的多少艰辛啊！

日月的光影，在妻子那台“蜜蜂”牌缝纫机的轮盘上飞速地流转，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妻子她所在的合作商店遭遇改制（说白了就是垮了台），妻子无奈下岗了（说白了就是失业了）。要强的妻子是绝对不肯就此罢休的。她用单位分得的二千块钱，以每年七百块的租金，在小镇新河边租到一间小木棚子，重打锣鼓另开张。那天，她在前面，我在后面，用一根木扁担，将那台已经显得老旧的缝纫机一抬，就抬进了那间木棚子。——我在后面抬着时，看到那根硬硬的木扁担深深的陷进妻子瘦弱的肩胛骨中，我真是欲哭无泪：也就是我这个挣不到什么钱的教书匠，才逼得我的妻子如此辛劳的劳作的啊！——那是一间怎样的棚子呀，用几块木板拼着钉起来，高不过五尺，宽与深也就是两米左右。冬天，四处透风；夏天，油毛毡的棚顶，使得棚里酷热难当。然而，就是在这单单用“简陋”二字还不足以形容其难以栖身的棚子里，身体已经大不如青年时的妻子，除了缝纫衣裤，她早已还兼做挑花绣朵的活儿，一下子就在其间来了个“八年抗战”！直到2004年，因女儿怀孕要她去照料，她才依依不舍地把这个棚子的所谓“使用权”吧，转让给了她的一个徒弟。

说到妻子的寒暑夜工，女儿的博客里有这么一段话：“……也是从那时开始，我才深深地感受到妈妈的辛苦和劳累。夏天里，我们都洗澡了，一家人在阳台上吃西瓜，数星星，唱歌，只有妈妈，白天忙完了，晚上想多做点，还在楼下的缝纫机上忙碌。天气很热，蚊子也很多，妈妈蹬着缝纫机，投在墙壁上的身影不停在动。这个身影一直在我脑海，深深定格。我2006年在上海培训参加个人体验时，别的学员体验后都是红着眼睛出来，而我面对我的治疗师总是感到无法暴露自己的情感。有一次，我突然谈到妈妈蹬着缝纫机的身影，眼泪终于夺眶而出。多少个夜晚啊，无法记数，妈妈踩着缝纫机，喀嗒喀嗒，春夏秋冬。但是冬天更加难熬，缝纫机冰冷，妈妈为了做的又快又好，并不带手套，常常手冻得象包子，出疮化脓。妈妈在缝纫机上，度过了青年，中年，人生中最好的年华，妈妈日夜在缝纫机上度过，伴随着那喀嗒喀嗒声，我们一个一个考上高中，一个一个考上大学，一个一个在大城市参加了工作。”涉及这个话题，我看了女儿的博客，我的眼睛湿润了，禁不住还要补充几句，心里才安的。就说夏天吧，那时家里岂止没有什么空调，连房门都是以后才安装纱门的。衣料放在缝纫机的面板上，电风扇是不能开得很大的。而热倒是小事，要命的是那些围着她嗡嗡叫个不停的蚊子，一直向她的手，向她的脚轮番进攻，把她的手脚咬得又红又肿。实在熬不住时，她才停下手中的活，呲着牙，用一双手把脚腿挠得渗出血来。久而久之，她的一双脚患上了过敏性皮炎。后来跑了几家医院，也没治好。直到现在，天气一热，双脚小腿便一片红疹，奇痒难当。而冬天呢，除了女儿所写的手冻得像包子，生疮化脓之外，拿妻子的话来说，一双脚也冻得像两根硬木棒，像是浸在冰水里一样，等到她站立起来，上床休息时，她的双脚真像两根冰棍，好像失去了知觉似的，东倒西歪，走不稳路。睡在床上，那双脚贴在我身边，好半夜才能回暖过来。

现在回想起来，妻子在缝纫机上的劳作，也不仅仅是赚几个辛苦钱。记得有一次，我们下乡的地方，有个原来是青年团书记的老张，给他外孙做一套送祝米的小衣服（我们家乡生了小孩请满月酒，叫做“送祝米”），也许是家里过于贫困吧，没有带一分钱来，妻子不但手工钱全免，而且还跟他代扯布料。一起算起来有近三百块钱。后来，那个老张再与我们会面，很为尴尬，而妻子从不跟他提起，反而是很热情地要他到我们家去喝酒吃饭。到了后来，妻子的活路已经多得做不完了，而很多活客户都是有期限的。我就劝她能推的就推掉一些，尤其是那些老太太们的活，近于吝啬地纠缠不清地讲价钱，干她们的那些活只是落得个辛苦，哪里什么赚头？可是妻子却说：“都是一些老客户了，谈家常呀，说儿女呀，都有了些感情哩，人家是看着你来的，你能推得落吗？”于是，只得更加地加班加点，踩那台响声日渐增大的缝纫机了。妻子后来主要是做老头老太们的衣裤，做儿童们的衣服。尤其是童装，确实做得是出了彩的：面料的选择，花色的搭配，那些客户们事先都会来问问妻子，而妻子也会头头是道地跟他们说出个子丑寅卯。等到那些童装一套套做好时，妻子一叠叠地分门别类地将其摞好，有时会在这件裤头上再绣上一朵花，那件衣领上再打个结。这时候的妻子，一副陶醉其间的样子，怎么说呢？引用一位散文作家的话，“简直会有一种艺术创作的快感”哪！

妻子离开那个木棚子，一晃又是五、六年了。这几年先是为女儿看孩子，后又为儿子看孩子，辗转在外。而那台机头内外屡换零件，面板护漆早已剥落，机身和踏脚多处焊接的蜜蜂牌缝纫机，还搁置在我们老家的屋子里。几年之中，偶尔回乡，妻子也不闲着，不是给女婿做一身仿唐装（说是“仿唐装”，还真像是这么回事儿，他们结婚时他穿了还挨着席敬酒哩），就是给媳妇做几件棉绸料子的裙子。至于孙女、外孙女的童装，那是早已做好后，成捆儿从家里带出来的，搭汽车，转火车，只是苦了我这个搬运大包小包行李的“脚夫”。

去年春节回乡，她又为两个小宝贝儿添做衣服了，剪裁一番后，上机缝纫的时候，因我们家住四楼，那台搁置在四楼房间里的缝纫机“札札札札”，又“札札札札”发出震得耳膜发麻的响声，震得三楼的一位年轻老师笑着站在阳台上朝我们家喊道：“翁奶奶耶，你做点好事哟！这简直像地震了哟！——哈哈！哈哈！”

这一阵笑声中，什么滋味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