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营时代（一）

一

这里的习俗是“正月里，不剃头”，据说，若不遵守这一约定俗成，便会死舅舅。至于舅舅让谁给弄死的？不知道，反正早晚得死。习俗的力量虽然看不见却很强大。我曾经对此不屑一顾，结果差点吃大亏。

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儿子出生后的第一个春节，因忙，没能赶在节前理发，春节后没过正月，头发就已经长得令人心烦意乱了，于是我决定第二天就去理发馆处理掉它，可没想到却遭遇到一场亲情阻击。岳父大人在吃饭时偶然听到了我的“决定”，饭后，便把我叫到他的房间，板着面孔，极其严肃的与我谈了一次话。岳父既是位资深老党员，也是严苛至极的一家之长，他经常动不动就召开家庭会议，对家庭成员不合规矩的地方严加训斥，有时偶尔还会对他儿子抡起巴掌。但对于我，客气多了，毕竟是姑爷啊。他的谈话颇有艺术，七大弯八大拐的，把我绕迷糊了，才巧妙地转入正题，点拨我说：“忍一忍，过几天再去理发。正月里不剃头。”我决心打破一次惯例，便故意问：“为什么？”岳父答道：“都说正月里剃头会死舅舅的。”我用调侃的口吻说：“可我已经没有舅舅了呀。没事。”岳父倏地从沙发上直起身板，目光如电，声音中带着强硬：“可你的儿子他有舅舅！有俩舅舅！”我儿子的舅舅，不正是他老人家的儿子吗？我居然没想到这一层，真该死！我顿时蔫了，心里还有点发毛。看这架势，老爷子可是要发火了。他要真发火，动手可就是没准的事了。千万不敢惹怒他，为这点小事吃耳光，实在不值，服软吧。“行行行。”我忙不迭答应，“明天不去理发了。出正月再说吧。”

从那以后，我便不再在正月里走进理发馆，尽管有时候头发长得可以扎小辫也不会偷偷去剪掉它。倒不是不敢挑战旧习俗，只因为曾经给过老人一个承诺。君子以诚信为本嘛。

不过，你还别说，“正月里不剃头”的老规矩在这座城市里是相当有威严的，除了有那么一小撮本来就没有或已经没有舅舅、或根本就不在乎什么舅舅舅妈的另类之外，大部分人还是很买账的。关于这一点，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你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春节前那么几天，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理发馆都人满为患，而春节后整整一个正月，则是绝大部分理发师一年之中最清闲的日子，主要靠闲聊和摆弄手机打发时光。有的理发个体户则干脆一直歇到“二月二，龙抬头”才重新开张，信心满满地打点新一年的生意。

农历二月初二，古民俗认为蛰伏一冬的“龙抬头”了，于是阳光明媚、万物复苏。这一天，民间会用盛大的庙会来彰显它的欣欣向荣和生命活力。而对于我来说，也是个理发的好日子，可以把春节和正月里的烦恼全部剪掉，从脑袋开始轻装上阵，爽！

今年的二月二，我蹬上自行车，迎着春风，前往我习惯去的理发馆理发。它离我家比较远，骑车子需二十分钟。其实，我家楼下就有两间年轻人开的小发廊，但我还是愿意多跑些腿，因为对它有感情了。

然而，等我骑到时，迎接我的却是一把又粗又大的铁链锁——它关张了！门前的人行道早已被小商小贩们挤占了去，有卖烙饼的、卖熟食的、卖香烟的、卖酒水的、卖卫生纸的，好不热闹。我望了望依然悬挂在大玻璃门之上、写着“新市场理发馆”字样的牌匾，环顾一下四周，心里羼杂着各种滋味：惋惜？遗憾？怀念？怅然？哀悼？……说不清楚。

总之，一个时代结束了。

二

这么说是有原由的。

那是一家老牌子理发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便有了它，别看规模不大，只有五张笨重的老式理发椅，却是堂堂皇皇的国营单位。那个年代，一提国营单位，那可是爷，牛！备享尊崇。能挤进国营单位工作，绝对是一件无上荣耀令人羡慕得要死的事情，没有很硬的门子，你甭想！

我是在一九七八年初从军队退役后来到这个城市的，曾经在这一片叫做“新市场”的旮旯角蜗居了若干年。名为“新市场”，其实根本就没有一点市场的氛围。那时候，这里是一个城乡结合部，有一大片平房区和寥寥几栋只有三层高的某单位宿舍楼，住着百余户人家，包括我在内。为这一带居民服务的商业网点布局是典型的五十年代模式：一间粮油店、一间小百货商店、一间副食店兼卖菜蔬果品和肉类，一间小五金商店兼卖自行车，再有就是这家老字号理发馆了，清一色的国营单位，统统都挤在一段只有一百多米长的狭窄马路两旁，然后，四周被大片大片的庄稼地和农舍簇拥着，带着几多羡慕和嫉妒，颇有点“农村包围城市”的味道。

那是一个纯粹的国营时代，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贫穷年代。之所以难忘，是因为它穷得非常平均，其平均的程度相当惊人，家庭与家庭之间收入的差距甚至不超过百元。也正是因为穷得实在太平均了，打建国之后的数十年间，人们谁都没有富足过，既没有见过富足是什么样子，也没有尝过富足是什么滋味，所以小老百姓们的心态都很坦然，每个人都安贫乐道，在贫穷中怡然自得，在贫穷中相互扶持，在贫穷中同心同德，在贫穷中梦想富足——大概是只存在于天堂之中的富足吧。

梦想富足，原是人之本性，但在那个年代，梦想只能是偷偷进行时。所有的人都不喜欢贫穷，谁不想收入多一些、生活过得好一些呢？然而，中国人经历了几十年的社会革命以及一场连一场的政治运动，却不允许人们去触摸富足，尽管这些革命运动是以改变贫穷为号召为标榜的，而改变贫穷的唯一革命方式却又被设定为剥夺富足，掐灭涉及富足的任何念头和苗头！为了说明这种剥夺和掐灭的合理性，又必须在逻辑上严密论证后堂而皇之地将富足与罪恶画上等号，然后，专政工具就会紧跟上来，为这套怪异悖论保驾护航。于是，小老百姓们就只能这样谨小慎微地生活着，噤若寒蝉，不敢问津贫穷的反面，只能把富足的梦想悄悄藏在心里，作为朦胧的远景去瞻仰去膜拜，就像海边的人们在欣赏海市蜃楼一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好比二月二到来之前的那条龙，在寒冬里苦苦蛰伏着，等待抬头的那一天。

一九七八年的春天，中国的大地上，黎明前的黑暗尽管已经消退，但是曙光尚未出现，理论界仍然不知疲倦地折腾着，还在进行激烈的白刃战。而小老百姓们是最现实的，他们管不了那么多，每天都要面对的事情不外乎柴米油盐衣食住行。我就在他们中间，是他们的一分子，与他们共同度过那段大变革前夜的贫穷岁月。

而主宰着新市场一带居民日常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正是那段一百来米长狭窄马路两旁的国营商业网点，它们货架上和库房里摆放的东西，代表着当时一般百姓的生活水准。诚然，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买得起它们货架上所有的物品，而且每个家庭过日子的方式与节俭程度也各不相同，可是有一样是共同的：谁的生活都离不开它们！在那个绝对不允许个体经济存在的年代，它们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任何竞争对手，充满了统治者的权威和优越感，它们就是一个完整的时代——国营时代。

今天，当我平静地回忆并写下当年的生活琐事时，总会从内心深处发出微笑——曾经沧海的微笑。

三

我退役后来到这个城市，被有关部门安置到一家制造电机的国营工厂上班，直接定为二级工，很受照顾，令那些学徒工们嫉妒得要死。学徒工，是每个初进厂的人必须经过的阶段，期限为一至三年不等，月工资只有十八块二毛五分钱，而二级工则拿他们的两倍：三十六元五角。这是重工业标准。若是轻工业如纺织、塑料、玻璃之类，同样是二级工，只拿三十三块钱。虽然只差三元，却很让人不服气。若按劳动强度而言，那些三班倒的纺织女工们，她们流下的汗水和所受的劳累，丝毫不比电机厂的冲床工人要少，凭什么重工业就要比轻工业多拿三块钱呢？没有道理嘛！不服归不服，照样得干活儿，没人敢怎么地。现在回过头去看当年的工资制度，整个感觉是莫名其妙匪夷所思！

更令人费解的是，这样微薄的工资竟然拿了十多年不曾涨过，而且从来没有发过一分钱的奖金。据说发奖金是搞物资刺激，属资本主义那一套，大逆不道，凡此种种，须格杀勿论！

也许你会说，可那时的东西便宜呀。的确如此，但人们在比较一个事物时，常常会忘了计算一下比例。我每月拿36元工资的时候，其中的一半以上是用来填饱肚子的，而且必须精打细算，不敢随便和朋友聚会喝酒下馆子，否则就会捉襟见肘了。

其次，考虑到以后的娶妻生子、建立家庭，应该未雨绸缪，每个月还要抽取10块钱存到银行里去。虽然杯水车薪，总比没有强。这样一来，口袋里就所剩无几了。再买双鞋子、袜子，买件背心、裤衩、洗头膏、针头线脑什么的，拍拖逛两次公园，和对象在外边吃两次便餐，基本上就囊空如洗了。往往到最后一个星期，就会像烤鸭一样伸长脖子，天天盼着快点发工资。

中国人素来有节俭持家的优良传统，而这一传统在那个36块钱的国营时代则被发挥得淋漓尽致。钱，是有数的，如何让有数的钱花出更多的内容，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嘴里抠！省吃俭用省吃俭用，省吃是第一位的，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因为吃的费用占去全部收入的五成呐。说到省吃，首先要打交道的就是粮油店和副食店了。

当年，粮食是按城市户口配给的，以发放粮票为凭证。粮票又分为地方粮票和全国粮票。地方粮票只能在本省使用，全国粮票则可通行全国。如果出差忘了带全国粮票那可就惨了，你就算是腰缠万贯也买不到饭吃。不过，那时也没人腰缠万贯。

而口粮的配给又是按劳动力的贡献度来确定的。孩子和老人的配给少；有工作的和没工作的不一样，没工作的，你就少吃点粮食；有工作的，活儿重一点和轻一点也不一样，重工业系统的职工，每月的口粮定量是28斤，轻工业系统只有22斤。如果是条壮汉且又在轻工业的工厂上班，那就吃不饱了。怎么办？自己想辙去！是不是中国粮食短缺？根本就不是。我们平日买回家的大米也好面粉也好，都是在国家粮库里储存三年以上的陈货，基本上吃不到新鲜的粮食。那么，粮食都到哪里去了呢？我想，大概是支援世界革命去了。比如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抗美援越，就耗去并不宽裕的中国200多个亿！

抗美援越？现在35岁以下的年轻人完全不知道是咋回事了。我曾经参加过那场酷烈的战争，是越共军队中的一名战士，在越南南方作战。当年的中越关系，那可是“同志加兄弟”（胡志明语录），罡罡的铁哥儿们，“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毛泽东语录）！中国真的很慷慨很仗义，要什么给什么，自己的黎民百姓一个劲的勒紧裤腰带，而我们在前线部队里吃的军粮都是上等的中国大米，白花花，香喷喷，馋死你。我回国后竟然有很多年都没能再吃上那么好的大米。

信马由缰，扯远了。再回来说说食用油，也是配给的，按人头平均，每人每月二两，凭票供应。你一定会很惊讶，一个月才二两油，够谁吃的呀？当然不够。那怎么办？不是告诉你了吗，自己想辙去！

粮和油，都必须到粮油店去购买，拿着粮票、油票和购粮本，别的地方你根本买不着。从某种意义来说，国营粮油店掌握着众生命脉的“生杀大权”，因此，粮油店的职工就格外让人敬畏，而能成为粮油店的职工，则是一件令人垂涎三尺的幸事，因为这份优厚的工作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

口粮，除了定量供应之外，还有粗细搭配的比例限制。在北方，粗粮占百分之七十，细粮只有百分之三十。细粮就是小麦磨成的面粉，粗粮则包括玉米（俗称棒子）面、小米、高粱、荞麦等等，还有大米也归入其中；在南方则相反，大米是细粮，面粉算粗粮。

居民的口粮就是严格按此比例供应的，但也不是铁板一块。这里有一个“潜规则”，只要你谙熟此道，便可比别人多获得些细粮。什么“潜规则”？就是与粮店职工搞好关系，成为好朋友，或者找机会帮助他们解决某些难题，那么，当你去购买粮食时，自然会得到“投桃报李”的回馈。比如说，粗粮中的大米，通常都是很次的那种，发黄、糙、碎，煮成饭后没有米香味，难以下咽，但偶尔也会有些好大米供应，数量不多，一到货，一般都会被粮店内部职工们私分了，或者悄悄留出一部分给铁关系户。

油，也是如此，除定量供应外，还有品种好赖的问题。好点的有花生油、大豆油，稍微次点的有菜籽油、葵花籽油，更次的有胡麻油、蓖麻油，后者炒出来的菜有股子怪味，我直到今天都吃不惯。现实就是这样：有的人，总能买到好油，而且不止二两；有的人，永远只能吃有怪味的油，而且绝不会多于二两。

你不能不赞叹中国的关系学微妙至极，而且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谁的关系广、路子野，谁就是爷，小日子过得就是比别人好！此传统一直流传至今，并加以推广到方方面面，在官场中尤其好使……

再来看看副食。副食包括的范围较广，与老百姓生活饮食最为密切的不过三四种：蔬菜、咸菜、肉、调味品。

国营副食店里卖的蔬菜，按现在的标准来看，统统都应该拿去扔掉。蔫、黄、带好多泥巴，好的和烂的混杂，你还不能挑挑拣拣，爱买不买；而且品种少得可怜，夏天还凑合，整个冬天就只有大白菜，爱吃不吃，你还必须整车整车的趸回去，再想办法储存起来，方可熬过一冬。否则，你在严寒中只有靠咸菜度日。

说到咸菜，那可是这个城市的“名小吃”之一。它的口味与南方的腌菜、泡菜截然不同，除了咸就是咸，死咸，咸死！现在，人们吃咸菜大都是尝尝鲜、搭搭口，主要配稀饭；可那时候，咸菜却是家家户户每日餐桌上必需有的一碟。因为它很便宜，而且齁咸，故特别能下饭，还可以节省其它菜碟里的消耗量。对于那些子女多、特别困难的家庭来说，它可是活命菜，一碟五分钱的咸菜，配上几个窝窝头，一家人就能维持一天。工人们上班，路远的中午通常都不回家，自个儿带个饭盒，饭盒里装的午餐总少不了咸菜或干脆就是咸菜。

肉呢？你会问，难道没有肉吃？当然有。不过可不是像今天这样可以随心所欲的买，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肉也是凭票定量供应，也是每人每月二两，全都是冷库里拉来的、至少雪藏三个月以上的冻猪。刚屠宰的新鲜生猪是见不着也吃不着的，大概只有在农村婚丧嫁娶的红白事中，把自家养的猪杀了，但这种情形也不是常有的，何况也与城里人无缘。城里人啊，你们就凑合着吃冻猪吧。即便如此，一般的家庭谁也不敢天天吃肉啊，都是把全家人口的肉票攒到一块儿，瞅个年节什么的，一下都买齐了，包一顿一个肉丸的饺子，可着劲的吃，那就是过年了，美！

买肉的时候，绝不给你分部位，还带皮。你想要后座（即猪大腿），瘦的？没门呀！一刀下去，砍到哪儿算哪儿，爱要不要。不要？还不卖给你了，该干吗干吗去。下回再来，认得你喽，还给你来一刀，专拣最次的部位，尽板油，拿去！这么鼓捣你几回，你就不得不老实听话，赶紧瞅空儿巴结巴结卖肉的同志，说两句好话，但求以后刀下留情。

因为来之不易，大家都很珍惜不多的吃肉机会。买回来的肉，先把肥的部分炼出大油来，以补充植物油的短缺；炼油剩下的油渣再剁成末，加到菜里和成馅儿，用来包包子。你还别说，那叫一个香！

猪骨头是不需要票的，价格也还算低廉，但数量并不多，尽管肉已经剔得相当干净，还是被人抢着买，晚到一步就买不上。人们为什么要买这些几乎没有肉的骨头呢？后来，我被一位朋友硬拉着去串了一个门，才知道其中的奥秘。

去串门的这家主人是一位工人老师傅，在“大炼钢铁”的年代曾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过去，那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我在他家吃了顿饭，啃了一堆红烧里脊骨，味道真不错。也就是这个部位的骨头无法把肉剔得太干净。老劳模事先知道我要来，特地一大早赶去新市场副食店，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买回来一箩筐骨头，先用开水烫一遍，再把有点肉的里脊部分挑出来炖成红烧，招待我这个异乡客；其余没什么肉的棒子骨，用斧头把它们砸断，慢火熬成汤，骨髓就全融化到汤里了。

饭将饱，他闺女给我盛上一大碗骨头汤。汤是乳白色的，很浓，上面罩着一层油。姑娘端上汤来，先往里加入一点盐和味精，再撒上一把碎香菜和葱花，笑眯眯道：“喝吧。小心别烫着。”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穷困中挣扎，先是在印支战场上摸爬滚打，战争结束后返回祖国，依然是一贫如洗，肚子里就没有正儿八经装过什么油水，今天，在如此温馨的家庭氛围里喝了这碗鲜美无比的骨头汤，简直惊为琼浆玉液了！

饭毕，我抢着帮忙拾掇，端起那一大盆啃得七零八碎的骨头要拿去倒掉，老劳模连忙摆手制止，说：“没你事。没你事。快坐下。一会儿沏点茶喝。”姑娘接过我手中的骨头盆，小声说：“这骨头可不能扔，还有用呢。”“还有用？有什么用？”我挺纳闷。姑娘一笑，说：“你不懂。就别管了。等着，我马上给你沏茶。”说完，把那盆骨头端厨房去了。朋友在一边瞅着我直乐。

回去的路上，朋友才告诉我，那些骨头还要回锅，再熬个三回两回的，为的是多喝几遍汤，直熬到没了味了才罢休。然后，把这些已经毫无油水的骨头晾干，装入麻袋，攒够一定重量，再卖给来回收废骨头的，能卖几毛算几毛。回收的骨头将被送到骨粉厂去加工成做饲料用的原料。

我无语了。贫穷，真是一所好学校。

五年之后，老劳模成了我的岳父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