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尔基”大学

楔子

我曾寄人篱下，在别人的矮檐下生活，世界对我是那样的狭窄——以我所遭受的苦难，以我所见到的人的险恶面目，使我无法不怀疑生命是一个极大的谎言，使我没理由爱我的同类。然而我不能拒绝我的血脉所承袭的一片阳光、一泓暖流，我依然爱，并做着梦。在我的梦中，生命如绚丽的红玫瑰在原野上怒放，灵魂像挣脱了绳索的风筝一样翱翔在无垠的晴空之下，为着我的梦，我磨砺我的笔。

——中国著名战地记者、作家萧乾

坐在木板、钢筋条自制成的写字台前，写东西写疲倦了的我不由得深情地环视着我的“家”——十来平方米，集卧室、厨房、浴室、写字间、会客室等多功能为一体，在喧嚣拥挤的大都市，能有一个暂时属于自己的温馨宁静的港湾，我很知足了。窗外春光明媚，芳草萋萋、鸟雀欢叫，生活多美好啊！床上、台子上到处都是散乱的书报、草稿纸，它们在随风轻盈地舞动。此时，法国思想家、文学家伏尔泰的一句名言在我的脑海中定格——没有所谓命运这个东西，一切无非是考验、惩罚或补偿。

祖祖辈辈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作为他们的子孙，我自小就饱尝了农民的辛劳和看天吃饭的无奈。初中毕业时，我一心想考个中专成为“公家人”（那时乡下中专的分数线比省、市示范高中还要高出十几分甚至几十分）。由于我的数理化太差劲，尽管语、政能考到全县前几名，可还是接连4年落选。无奈之下我只有上了普通高中，正踌躇满志地向大学进军时，一个晴天霹雳炸碎了我的梦——瘦弱累极的母亲在劳作时突发脑溢血，而成了植物人，家中的支柱轰然倒塌了，父亲年老体弱，哥哥在中等师范学校还有两年的学业，不要说再求学了，就连生活也一下子成了问题。已满20岁的我不得不忍痛放下了书包，随着汹涌的人潮流入了繁华发达的大上海。

至今我还清晰的记得——1993年4月12日那一天，跨省长途汽车在安徽无为沿江呈大大小小的“S”形公路上飞驰。尘土飞扬，模糊了我的双眼。迷朦中，我仿佛看到了19岁半的三毛和15岁的高尔基离家出走时的情景——读大三的三毛，为了摆脱爱情的折磨，离家出走，这一去便是十二年。出走的那一天，她口袋里只有五元美金现钞。在收下父母给她的一张七百美元的汇票单后，她向父母跪下，磕了一个头，没说一句话。登机时，她也没有眼泪，笑了笑深情地看了全家人一眼。他们挤在看台上望着她，她走得很慢，很慢，可就是不肯回头。三毛的母亲哭倒在栏杆上，可她的女儿没有转过身来挥一挥手。后来她回忆说，她的心没碎，她死了，怕死的。俄国大文豪高尔基4岁那年，父亲死于霍乱，不久母亲改嫁了，只上过2年小学的高尔基，又被凶狠恶毒的外祖父赶出了家门，让他流落人间，自谋生路，15岁的他在家乡饱受欺凌残虐后，强烈的求知欲促使他离开家乡。于是，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流浪汉出发了······汽车到了长江边的轮渡口，一个急刹车，我猛然又回到了现实中。我咬紧牙关对自己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一切就看你的了。

我来到了大上海，装卸搬运、工地小工、端碗刷盘子，我发疯似的找活干，有什么干什么。几个月下来，我有了些小钱，便狠了狠心，花420元钱买了辆二手黄鱼车（上海方言，人力三轮车），租了间小房，开始了我自己的“事业”。每天半夜二点左右，从闵行区颛桥镇出发，骑车三十余里到中山西路上的华亭批发市场进蔬菜，风雨无阻。很快，我便以菜质鲜嫩、品种繁多、价格公道，在工地上的小露天市场站稳了脚跟，赢得了一批老客户。几年的起早贪黑、省吃俭用，终于使我有了一笔不小的积蓄。之后，我又相继倒腾过水果、禽蛋。生性不安分的我决计要“扩大再生产”。就在此时，两个在沪搞室内装潢的同乡兴冲冲地跑来找我，说是接到了一笔大生意，只是苦于前期资金不足，眼下还有不少竞争对手，邀我入股共同投资谋利。天真幼稚、一口想吃成个胖子的我几乎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下来。第二天便去“甲方”处洽谈。对方好像是家集体性质的实业公司，办事处设在普陀区曹杨路某号的一栋商务楼内。据说他们在玉佛寺附近投资兴建了一座大酒店，装修完毕就要开业了。眼下又在318国道青浦段建造了5栋花园别墅，土建已完毕，内外装饰工程现正在招标。我们唯恐这只就要到手的肥鸭飞掉了，便紧张地进行“感情投资”，依着他们逛苏州园林、游西湖美景、住星级宾馆、吃山珍海味。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答应与我们签合同了。我们便忙着找挂靠单位，请工程师搞预算，一切就像真的一样，就等着预付款下来开工了。这期间，我们当然不敢得罪这些“财神爷”。对他们几乎是有求必应。等国庆长假一过，我们赶过去催甲方按约支付款项时，傻了，对方已人去楼空，连公司的办公室也叫法院给封了。又心急火燎的赶往别墅区，远远地便看见那里已聚集了一大堆人，原来是和我们一样的上当受骗者。房子早已卖给外商了。至于这些“吸血虫”们坏事做绝，集体人间蒸发了。

真是祸不单行。这一段日子，我的身上、家中接连遭窃，逾万元的现金，还有我苦心集了8年，最心爱的厚厚一本邮册（至少价值几万元）也不翼而飞了。我成了身无分文的穷光蛋了。恰在此时，接到哥哥的电话：母亲病逝了。搁下了话筒，我就晕倒在马路上。也不知过了多久，才被路人叫醒。我跑去找几个欠我款的人，谁知他们都比我还硬——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天哪，一向怯懦怕事的我哪敢要人家的命？！情急之下，不知怎的，头脑中突然冒出曾经看过的一部影片《二嫫》来。大体讲述的是生活在穷困山区的女主人公二嫫，靠着自己的勤劳和数次卖血的钱，终于抱回了“连县长都买不起的大彩电”，虽然最后她病倒了，可毕竟圆了她的一个梦想。我怀揣着150元卖血的钱赶回家时，母亲已经入土为安了。

明天，其中孕育着多少个希望阿！不管今天是多么的沮丧、黑暗随着乌云、恐怖、疾病、死亡，也许会接踵而至，但是明天总会来，它会带来美好。让我们以实际的行动和对美好的期待，去送走今天，迎接明天。

——美国著名盲聋女作家海伦·凯勒

男人可以被打倒，但不可以爬不起来。失去的再也无法找回，能够关照和为之奋斗的，唯有明天。

我就不信，偌大的上海，竟没有我的容身之地？！哥哥姐姐们给我凑了几百元钱，我独自一人第二次来到了申城。

以前我曾资助过的人，仿佛一个个都得了“健忘症”，就连好几个过去和我称兄道弟的“哥们儿”，如今见了我也是如避瘟神。看来，做生意没本钱是行不通的了。我决定从头再来打工。

为了找工作，我一口气跑了三、四十家职介所，也管不了它是合法非法的了，偶尔那里面也确实有适合自己的工作，但面对那100多元到数百元不等的介绍费，还有用人单位各种名目的所谓“押金”，此时于我已无异于天文数字。我的牛脾气又上来了：我就不信，没了它们，我真的找不到工作！我买了份《人才市场报》，巧的是，一家位于徐汇区宜山路上的快递公司在报上刊登了招聘广告，离我租住屋又不是太远，于是我跑去应聘，凭着我对上海地理人文及语言的熟悉程度，一聘即中。我骑着自己那辆破旧的自行车。从吴淞港到朱家角，从莘庄到外高桥······以至于那些日子，我看到了自行车，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双腿直打颤，楼梯都无法上，真的是一级级往上爬。干的时间久了，屁股上的老茧大概也厚了，一天一两百公里，便渐渐地没了知觉。

由于我的出色表现，老板便让我坐办公室了。主要工作是催讨客户的帐款，业务繁忙时兼作调度。人一下子自由、轻松多了。可我总改不了粗心大意的坏毛病。一次收完款后，我把一本服务业统一发票遗忘在客户那里，等我发现赶回去时，他们死活不肯认账，没办法，我被税务部门、公司各罚了一千元。屋漏偏遭连阴雨。第二天下班途中，我被一反道驾摩托车的酒鬼撞上了，左大腿的膝盖处被撞出了一个小洞。等我挣扎着爬起来时，人早已逃之夭夭了。公司老板却以下班时间非工伤为由拒不支付任何费用，还翻脸不认人，以我无工作能力而炒掉了我。

两个多月后，我的伤养好了，钱也用得差不多了。房租交不起，我被房东扫地出门。只好厚着脸皮将东西存放在一老乡家里，又开始了疯狂的找工。

此时，我从一位老同学那里偶然中得知，我苦恋多年的女友不久前和我们一位共同的同学走进了婚姻的圣殿。

又没过几天，我接到了哥哥打来的传呼：父亲胃癌晚期，速回家。我差点再次昏厥在马路上。我求人贱卖了几件小家用电器和家具，凑足了路费。回到了家。父亲已经一个多礼拜粒米未进了，瘦得真正是皮包骨头，但神智还算清醒，见了我，眼泪就扑簌簌地滚落而下，我和三个姐姐哭得抱成了一团。父亲每天只能喝一点点的流质，而且马上又要吐出来。就这样，他仍顽强地支撑了二十多天。在他弥留之际，他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对我说，“我想吃砀山梨。”我知道，父亲以前一直喜欢吃砀山梨，尽管此时他什么也吃不下了，但这也许是他人生的最后一个愿望呀。而我呢，作为他的小儿子，此时连去县城的路费都没有，更甭谈买砀山梨了！我泪流满面，一言不发地跪在父亲的床边。我真想一头撞死在父亲的面前。可是我知道那样做的话，他老人家是永远也不会原谅我的。

送别了父亲，在哥嫂和姐姐们的资助下，我再次独自一人来到了上海。

这时，远在福建厦门干得很不错的堂兄和在北京当军官的一挚友知道了我的近况，纷纷劝我过去。我都婉言谢绝了。我就是不信，这么大的一个城市，就多了我这个“盲流”！在命运比我们好上十倍百倍的城里人因为同样的抉择纷扰、绞尽脑汁不惜一切代价飘洋过海的今天，谁有资格对我们这些懵里懵懂的人们说太荒唐（梁晓声语）？一句话，人往高处走。就是这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推动着中国的民工潮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

我成了彻头彻尾的流浪汉。一如当年的高尔基。

白天找工，还可以到处看风景。我对上海市区及郊县的工业、农业、道路交通、建筑、风土人情等等都有了一个走马观花式的了解。这也像当年高尔基在流浪时，在哥萨克被当地宪兵拘押，在审问他流浪的目的时，他回答：“我要了解俄罗斯。”当然了，我和他所处的已是两个迥然不同的社会制度。我对当前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国，特别是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窗口的上海有着浓厚的兴趣，并抱有热切的期望。尽管此时的我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但我依然爱，并做着梦······

冬日的夜晚，寒气逼人。西北风带着哨子往你的骨头里钻。公园里、立交桥墩下的绿化带、郊区的破牛棚、废弃的厂房，都是我的栖身之所。冻醒了，跑步、跳高、做俯卧撑；累极了，又模模糊糊的睡去。早上醒来，揉揉惺忪的睡眼，活动活动冻僵了的筋骨，我又看见了鲜红的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看见了希望就在不远处在向我招手，于是，我又大踏步的上路了。

也许，老天爷从来就不想把某个人过早地往绝路上赶，是许多人自己选择走那条本不该早走的路。

一家台资食品厂因业务量猛增，急招一批员工。招工启事张贴在公司大门口的时候，我正好就在那儿歇脚。条件：初中毕业、身体健康即可。我是第一个报的名，并顺利地办好了用工手续。于是，在20世纪的最后一天，我又成了一名食品生产操作工，之后，我在该公司又相继做过配送、外勤等工种。

写作，是因为文学对我来说，是世界上最壮丽的想象。

——摘自《金蔷薇》

（俄罗斯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著）

在我几次身无分文的时候，我都意外地收到了稿费。我在想这是不是缪斯之神的刻意安排？虽然它们是少了点，在人家的眼里，也许只够买两瓶国产化妆品，或几条低档烟，仅此而已，然而，它却给我带来了多大的希冀阿！我分明听见了它们很真诚地对我说：你不是一个没用的人，你活得很有意义！

我很清楚地记得在上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我就特别爱看大人们反对我们看的课外书。有一次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意外捡到了两本破旧的《故事会》、《少年文艺》，就坐在野草地上贪婪地看了起来。直到实在看不清书上的字，我才想起该回家了。四周围漆黑一片，但在我幼小的心灵中，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一个美妙、神奇的世界在我的心里亮起来了。

这个世界从此后一直伴随着我，伴我度过每一个欢乐或痛苦的日子。

我可以用咸菜、萝卜干就着面条、稀饭，一连吃它个几个月，直到吃得嘴唇开裂，洗脸时鲜血直流。然而就是这样的生活，我也不觉得有多苦。因为我很赞同高尔基说过的一句话——大凡在底层中生活过的人都有极强的适应性，就如同野草、苔藓、浮萍，环境的艰苦让它们具备了相当可敬的生存力。

只要一进入书中的世界，我便感到自己过得充实而富足。为了省钱，每日下班后，我都拖着疲惫的身体，往镇上赶，目的是到街中心的阅报栏前看几份当日的报纸。我还想方设法结识了一些收破烂的，常常用几元钱就能买上一大捆旧的书报杂志。那里面也有许多精彩的文章，和自己急需的资料、数据，常常令我兴奋不已。

书店永远是我最神往的地方，就像女人进了时装店，总有股莫名的冲动，眼睛也发出光来。我总是看得多，买得少。时间久了，书店里的工作人员一看我来了，老远就说，瞧，“看”书的人又来了！虽然他（她）们有时也带着善意的微笑，但我仍觉得像做了亏心事似的浑身不自在。后来我碰上了一个特能理解我的个体户，他对我说，以后你要看书，就尽管来吧，不要不好意思的。噢，对了，明天正好是礼拜天，我去进货，那里的书又多又便宜，有兴趣的话，你不妨和我一道去转一转。就这样，在上海文庙的露天图书市场上，面对那各种版本的古今中外名著，数不清的期刊杂志，还有，面对雕像上孔圣人那“深邃悠远”的目光，我生平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那么的无知，那么的卑微。

我利用工余，边读边写，虽然是写了不少，但发的不多，可是，毕竟《闵行报》、《每周广播电视》、《青年报》、东方电台、《打工族》等沪上媒体有了我的“豆腐干”，这使得我对自己有了信心。我决定要对自己进行宣战，我觉得心里憋了一肚子的话，要对外倾诉，特别是这几年我独自漂泊在外的日子，零星的对生活和社会的感悟，还有太多的酸甜苦辣，我要努力把它们写出来。

如今，我的十几万字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传统的现代人》初稿即将完成了。不管将来她的命运如何，我都想对全世界呼喊：阿旭，你成功了，这么些年的风风雨雨，都没能把你击垮，你是好样的，你是个男子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