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远去的岁月

母亲说，那一年的夏天异常的热，太阳火球般炙烤着整个小院，空中的气流都烫人脸，知了在南屋东边的那棵香椿树上没完没了地叫着。那时的我才一岁多，刚学会歪歪扭扭的走路，刚会口齿不清地喊爷爷。小小的我从院子里蹒跚着走进南屋，一屁股坐在用青石铺就的地面上，用稚嫩的嗓音喊着爷爷。爷爷在炕上痛苦地呻吟着，听见我的声音，睁开眼睛，脸上艰难的挤出一丝笑容。那时的爷爷已病入膏肓，滴水不进已有些日子，整个人瘦得没了人形，在痛苦中煎熬着，爷爷最终没能熬过那个炎炎夏季，走的时候没有闭上眼睛，颧骨高高得耸立着，蜡黄着脸，睁着一双暗淡无光的眼睛，脸上痛苦的表情里掺杂着太多的牵挂与不舍，艰难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爷爷在我的记忆里没留下什么印记，因为一岁多的孩子是没有记忆的，在我有了记忆的时候，忘了是哪一年，在叔叔家，我见过一张爷爷的照片：一位身穿长袍，头发乌黑油亮，梳着背头，面容英俊的中年男人盘腿端坐在一张方凳上，儒雅大气。我端详了很久，回身问叔叔，这是谁？叔答，是你爷爷。我的爷爷竟是一位英俊与儒雅并存的男人，少年时的我见到爷爷的照片并不感陌生，因为我的身体里流着与爷爷相同的血。我知道爷爷是裁缝，但我更觉得爷爷像一位教书先生。 我是爷爷唯一宠爱过的孙辈，只是我与爷爷的缘分太浅，浅浅的缘分里却有奶奶清晰的回忆。爷爷去世三十多年以后，在我儿子十多岁时，奶奶仍旧清晰的记得我儿时的情景：每当爷爷给别人做完衣服，都会洗头洗脸，把脏衣服换下来，穿上那件既体面又干净的灰色长袍，把我宝贝似的扛在肩头，手里会攥上几分钱，从我们家细长的胡同里穿过大街，再拐过一条小巷，到一个回民家里买一个火烧给我吃，那时家家户户是没有白面的，别人家的孩子是没有我这样口福的，爷爷把我喂饱放在扣子叔家大门两边的上马石上，看姓梅的大叔赶着羊群从街上经过。那一大群脏兮兮的羊会让我手舞足蹈地笑着跳，梅大叔哪一次看到我都会逗我，说我头上的小辫被苍蝇抱走了，我就真的伸手去摸头上的小辫，梅大叔就会哈哈大笑，爷爷就笑着骂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白面火烧是稀罕物，不是家家都能买的。每每说到这里时，八十岁的奶奶如菊花绽放般的脸上就会写满微笑，幸福的红晕从脸上闪过，我知道奶奶一定还想起了别的往事，我知道奶奶一定是想爷爷了。

我的奶奶是一位五官精致，身材苗条，裹了小脚的女人，爷爷去世那年，奶奶四十五岁。奶奶每天清晨都会沾了水把头发梳的油亮，挽一个发髻在脑后，显得干练利索。她把梳下来的长头发用食指缠一个圈，塞在墙缝里，等晃着拨浪鼓的货郎来给我们换糖吃。奶奶每天都起得很早，起来后把南屋的青石地面扫得一尘不染，老粗布的被子叠得板板正正，刷了红漆的桌椅擦得明晃晃，屋门外也洒上水，扫得干干净净，奶奶是个讲究的人，不允许我们乱动她的东西。我三岁时有了弟弟，五岁时有了妹妹。我们家是四合院的东屋，是奶奶分给父母的房子，土坯造的，一进门是一张方桌，两把椅子，北边山墙是土炕，南边山墙放着母亲陪嫁的两个木箱。进门坐椅子，左拐一步上炕，五口人挤在一个炕上，每天清晨，土炕都是被淹过的，我们三个睡眼惺忪的被撵到天井里，我跟妹妹各自顶着一头乱烘烘的头发在院子里追着玩，就像秋日的田野里随风而滚的蓬蒿，弟弟则带着眼屎去胡同外找波子跟涛子去了,早上起来他从不洗脸，五岁的弟弟已经能满世界疯玩了。母亲一边往外抱被子褥子，一边骂我们。每次母亲生气骂我们，奶奶都会护着，奶奶把我跟妹妹拉到南屋，说晚上少喝糊糊，就不会尿炕了。给我们俩洗了脸，每人扎上两个小辫，让我领着妹妹去大街上玩，妹妹死活不去，奶奶把她放在我的背上，她用两只小脚狠劲踢我，我用力地把她勒在脊梁上，不管她的哭喊，把她背出了家，八岁的我能帮大人干好多事了，我看妹妹，好让奶奶腾出手来做早饭做家务，母亲吃完饭也要下地，没有时间管我们，父亲是生产队的队长，更是很少在家。

每个清晨都是院子里最热闹的，哭声与骂声此起彼伏，生活的累让每个大人的脾气都坏到了极点，小婶婶细长的嗓音夹杂着大妈浑厚的女中音，还有堂姐堂妹的叫声与哭声，在清晨的院子里回荡，每家的晾晒绳上都会有散发着尿骚味的被子褥子。只有北屋爷爷的房里是安静的，听奶奶说，北屋爷爷做过国民党的军官，年轻时的北屋爷爷骑在高头战马上也曾经英姿飒爽过。少年时的我进我这个叔辈爷爷的屋里，都会有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那两位老人像两个幽灵般悄无声息地进出他们的屋子，那盏昏黄的电灯，永远无精打采得亮着，四周的墙壁黑乎乎，脏兮兮，让人越发觉得灯光的暗淡，东边有一个小里间，那门口小的仿佛只有瘦小的北屋奶奶才能进去，我一直担心身宽体胖的北屋爷爷进里间会碰到头，或是卡住。西屋里住的是北屋爷爷大儿子一家，他家三个女儿，大女儿年长我一岁；北屋的偏房里住的是北屋爷爷的小儿子，他家两个女儿，都比我小。大妈精神有点问题，听母亲说大爷刚结婚那年，大妈有一次一丝不挂的跑到村南头的那口枯井边要跳井，嘴里还高声骂着，咬了正巧路过的军叔，好几个大男人连拉带拖的才把她弄回家。大妈不犯病的时候，偶尔会笑嘻嘻地跟我说话，我答应一声便匆匆逃开，大妈眼神里那诡秘的笑，让我感到害怕。

我跟那个叔辈小婶婶从来没有说过话，因为我不喜欢她，她的趾高气昂，她的目中无人，还有她隔三差五的往家领男人，让我万分的厌恶。她的偷情终于在那个有雨的下午被小叔发现，她被小叔从他们的小北屋一直拖到天井里，看样子小叔是气疯了，手里攥了一根足有擀面杖粗的棍子劈头盖脸的朝小婶婶身上打去，嘴里还不停地骂着，越骂火气越大，下手的力度就越狠，没有一个人出去劝小叔，小婶婶被打的鬼哭狼嚎般告着饶。我站在南屋的门口，从门缝里往外看，十岁那年的我心里竟生不出半丝的同情。雨下的越来越大，小叔也许是打累了，也许是雨水太凉了，他终于扔了棍子回屋了，小婶婶成了满身泥浆的落汤鸡，趴在水流成河的院子里抽泣。

小婶婶的两个女儿都随小婶婶，那说话的语调，那走路姿势，跟她母亲不差分毫，我不喜欢她们，从来不跟她们玩。我喜欢跟大妈的大女儿玩，是年长我一岁的堂姐，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喊过她一声姐姐，总是叫她的名字---玲子。天井里的有一棵高大挺拔的梧桐树，春天桐花开的时候，每个清晨，都会落一地的桐花。那时是我跟玲子最开心的时候，我们俩找来油丝或线绳，披头散发地坐在地上，不洗脸，不吃饭，兴高采烈的开始了我们的工作。我负责揪去桐花的花朵，玲子负责把桐花的花托往线绳上穿，不多会一条褐色的小蛇就成型了，于是接着穿第二条。当两条小蛇做好时，我跟玲子迅速地跑出胡同，到街上燕子家把燕子喊出来，燕子刚从被窝里爬出来，昨天扎的小辫子还毛茸茸的在头上立着，脚上穿着一双漏了大拇趾的布鞋，擦着眼屎说：上哪去玩，我还没吃饭，我妈不让我走远了。我说：燕子，给你个好玩的，你看这是啥？我跟玲子同时从身后拿出那两条小蛇在燕子眼前晃。燕子惊叫一声，啊.....踉踉跄跄地逃到扣子叔家门口的上马石上，用手拍着胸脯喘着粗气，我跟玲子前仰后合的大笑着。燕子，你好好看看这是啥，玲子举着小蛇跟过去，燕子连连往后倒。我看到燕子的裤裆里湿湿的，我笑的喘不上气来，用手指着燕子的裤子让玲子看，玲子也看到燕子吓得尿裤子了，她立马不笑了，拉着我的手一溜烟的朝家跑去。我知道如果让军叔知道她女儿被我们欺负了，肯定饶不了我们俩，回到家里,我们俩还是忍不住像两个疯子般笑了好一阵。

每天晚上是我们姐弟三个最开心的时候，吃罢晚饭，我们仨就会跟在叔叔屁股后面，他到哪我们跟到哪，央求他给我们讲故事，每次叔叔都佯装很忙，推脱明晚讲，但每次都经不住我们的软磨硬泡，尤其是弟弟的甜言蜜语，最后还是放下了手里的活计，坐在了南屋方桌边的罗圈椅上，我们三个坐在小兀子上，围着叔叔坐好。此时的叔叔就会表情严肃的板起脸，问道：上回讲到哪里了？我们三个异口同声的回答，孙悟空遇见白骨精了。叔叔哈哈一笑，书接上回地讲下去，叔叔讲得栩栩如生，仿佛那个孙猴子就在眼前，每次我都仰着头看着叔叔，叔叔是我少年时唯一崇拜的人。

无论是姑姑的身材还是脸型都像极了奶奶，她是个漂亮的女子，姑姑比我大八岁。她初中毕业后在村里的煤井上开绞车，成了挣工资的人，每月五块钱，还能再帮着装车，挣点外快。工资会一分不少地交给奶奶，外快就买了电影票还有甜甜的雪糕。我们小镇上的电影院是一个矿务局的职工俱乐部，每晚都放电影。姑姑每次看电影我都会跟着，一来是跟她做个伴，二来是我去看电影不用买票。那一次我正看的起劲，姑姑突然把我摁了下去，原来是有人来查票了。在电影院的门口没有人检票，不管有没有票都可以大摇大摆的往电影院进，到电影放映的时候会有人拿着手电筒挨排照，如果发现两个人坐一个座位，还有站着看，身高够到买票的小孩子，都是要补票的。每次有人来查，姑姑都会让我蹲下去，手电筒的光匆匆一扫，我总是能幸运的躲过去。现在想想那也只是例行公事罢了，如果真的要查，肯定会找到很多像我一样的小孩子。十岁那年，一个夏天的晚上，我跟姑姑看完电影往家走，月光如水，整个村庄寂静无声，只有我跟姑姑长长的影子一前一后地移着。刚子家那条胡同的拐角处是生产队盛饲料的仓库，有三间房那么大，没有门，只留了一个窗户般大小的口，里面的麦壤都快到屋顶了。那天晚上，我跟姑姑还有一步就到盛饲料的仓库口了，嗷，嗷嗷......突然从那个黑漆漆的仓库口里发出渗人的如狼叫般的声音，我们俩被吓懵了，三步并作两步，一口气跑回了家，惊魂未定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波子跟涛子去我们家找弟弟玩，在院子里他俩阴阳怪气地问弟弟，你姐姐昨晚咋跑得那么快呢，比兔子都快。我在南屋里听的一清二楚，抄起奶奶的笤帚冲出屋去，波子跟涛子看见我出来，撒开丫子一溜烟，窜出了胡同，那件事以后我跟姑姑有好几天没去看电影。

南屋的南面是一个小园子，盖了三间西屋，南边是两间灶房，这是我叔叔的房子。走出园子右拐五步，就是一棵老槐树。每年春天老槐树都会结出一串串雪白的槐花，槐花的清香从我家又细又长的胡同外就能闻到了，那一串串如白色风铃般的花儿，在枝头轻轻地摇曳着，茂密的枝叶仿佛一把大伞擎在半空。倘若有风吹过，便会从深绿中飘落一只只白蝴蝶，那轻盈的花瓣打着旋儿舞动着，仿佛振翅的蝴蝶般美丽。儿时的我总是被这景象深深地吸引，深深地震撼。那时的母亲年轻，爬上又高又粗的老槐树，用铁钩干，一枝一枝地把槐花勾下来，我跟弟弟妹妹就在树下拾，一边拾一边往嘴里送，槐花的香甜至今还不能忘记。母亲从树上下来，把我们三个拾在篮子里的槐花用水洗干净，把面粉搅成糊状，再放上槐花，放上盐，花椒粉，搅匀，把锅放在炉子上，倒上油，待油热了以后，放上搅拌好的面糊，不多时母亲就烙成一张小饼。我们三个津津有味地吃着，仿佛吃着人间的美味佳肴，那是我们童年最开心的时刻。母亲总是把槐花分给胡同里的邻居，挨家挨户地送，看着左邻右舍的笑脸，母亲就很满足的模样，微笑着走出邻人的家门。

老槐树长得又高又壮，我们姐弟三个的手臂都无法将老槐树搂过来，是真正的参天大树。听父亲说是他小时候种的，几十年的树龄了。夏天的时候邻居们都坐在树下乘凉，它的枝叶仿佛是一把大伞，能盖住半边天，炎炎的烈日就离我们远了。奶奶也会放下手里的针线活，从南屋走出来，拿一把蒲扇，坐在矮矮的马扎上，她的蒲扇左右晃着，与大婶大妈聊一些我听不明白的事。

光阴似箭，不知不觉已到不惑之年，我儿时的四合院早已人去屋空，破败不堪，胡同口的那棵老槐树也无从寻找它的影迹了；奶奶在四年前离开了我，年轻的双亲也成了霜染两鬓的白发老人，我少年时的玩伴都各自成家，有了儿女......岁月悠悠，那些渐行渐远的日子，在某个清晨或是黄昏会清晰的浮现眼前，时隔三十多年，却仿佛在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