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记忆（散文）

高中记忆

闲云野鹤

上高中是1981年的事，那年是我们这里实行生产责任制的第二年，实在的收成，溜尖的粮囤，使农村人的生活开始好转，上学都能带上白面锅盔了，有的还带上自家腌制的青椒、萝卜等咸菜，用油泼过了。大家都认为，再不好好学习，首先对不起的是白面锅盔。适逢中国女排首夺世界杯冠军，国人的民族自豪感陡然提升。“振兴中华”是报纸广播里最常见到听到的字眼。那年中学校园里流行一句话：为振兴中华而学习。于是，挑灯夜战，刻苦勤奋的学习氛围弥漫了校园。

语文老师姚翰林

语文老师姚翰林他家的祖上是否出过“翰林”，我不知道，也没听他说起过，但他的语文课是大家最爱上的，尽管他很苛刻。

新学期的第一节语文课，是一个下着大雨的午后。每个人都早早端坐在座位上，兴奋、紧张、期待，交头接耳，唧唧喳喳。走廊上只留下一坨一坨的泥巴。

伴随着预备铃声，一个高高瘦瘦的老头出现在教室门口，戴一顶帽檐耷拉的草帽，裤腿高高挽起。他一边不慌不忙地在教室门口的砖沿上刮了刮鞋底上的泥，一边摘下滴着雨水的草帽挂在教室门扇的角子上。就在大家和我一样纳闷是不是那个不适时宜的家长来找学生时。他已径直登上了讲台，手里竟端着两个粉笔盒，自信的神态，让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我叫姚翰林，是大家的语文课老师。”说着，在黑板上写下“姚翰林”三个大字，算是自我介绍吧。

我坐在教室第一排，清清楚楚看见姚老师穿着一件退了色的涤卡布中山装，没有穿衬衣，敞开的衣领里面，缝上了一条用白线钩成的衬领。中山装的前襟布满了火星烫出的小洞，背转身在黑板上写字时，胳膊肘上两块新打的补丁亮给大家，蓝的醒目。

把课本翻到第233页，我们来学习‘《诗经》—伐檀、硕鼠’。本来翻好的第一课，美丽的《荷塘月色》，又被翻了回去，这姚老师上课也跟别的老师不一样，我暗暗想。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姚老师一遍又一遍领读这篇拗口而又晦涩的《诗经》来。领读了数遍后，又让大家自己出声朗读几遍，然后才开始逐字串讲，老师渊博的文史知识和美妙的联想常常引我走进遥远的南北朝时代。多少年后，我常常想：姚老师为什么先不从第一课散文《荷塘月色》开始呢？是要提醒大家，高中课程不像初中那样轻松，必须抓紧了才行吗。

就在大家出声朗读的时候，姚老师把我的笔记本轻轻掉个个，微笑着翻到最后一页，折了折，仔细地撕下一条，从粉笔盒里抓起一撮旱烟叶，熟练地卷起一根烟，有滋有味的吸了起来。

后来，听几个插班过来的留级学生说，姚老师其实只有四十来岁。一个人的工资，五口人花，一个大男人，带了两个孩子上学，过重的家庭负担，让姚老师日子过得很紧巴。后来，我去过他的办公室，既办公，又驻家，就像他的穿着一样，有些邋遢。

姚老师的授课很有特点。

开始，他要求我们每天背诵一首《唐诗三百首》中的诗，早自习到他房间盯背。后来又把从初中接触文言文开始，常见的文言虚词基本意思，在某个特定的语言环境下或句子里的意思，系统罗列在一起，要求每天翻阅记忆。对学过的文言文每一篇都能够流利的阅读并熟练翻译，对于像《岳阳楼记》等经典名篇要求全文背诵。

对于现代文，老师又是另外一种讲授方法。像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秦牧的《土地》、孙荪的《云赋》、碧野的《天山景物记》等，老师先简单讲讲作品的写作背景，然后让学生自己去阅读、品味，引导学生进入作品所创造的意境，然后再进行行文结构、写作特点、写作技巧等方面的提问。不是那种填鸭式的灌输，着意培养学生的自我阅读能力，提高鉴赏水平。

可惜的是，这种基础的砌筑和知识的积累只持续了一年多，后来的学习，完全转入为了高考而进行的应试教育。尽管这样，语言、文字等基本功的积淀，为我后来的工作和学习帮助还是非常大。我常常这样想：如果在初中就遇上这样的好老师，说不定我会走进我梦寐以求的大学中文系。

待学生十分严厉。三年中我很少见过他有笑容，当然也可能是生活的压力使然。

有一回，姚老师提前布置了作业：预习鲁迅的小说《祝福》，下节课要提问。

第二堂课，老师提问了《祝福》中的一句成语叫“沸反盈天”，让解释其含义，结果全班同学都站起来，没一个能回答准确的。一气之下，全班同学都被赶出教室，站在窗外。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用老师的话说：让清醒清醒。

正是这种严厉，让姚老师经历了一次彻骨透心的伤害。

那是一堂和平时没有什么两样的语文课。那天，姚老师的兴致很高。一开始就讲的滔滔不绝，中间自然有好多提问。同样有许多男女同学站了起来，回答不上问题的，依然站着，这其中有一个我们英语代课老师的姑娘，好像是从高二毕业复读了两年的。也许是出于对同事孩子的负责吧，这个英语老师的姑娘当然也受到更严厉的批评。

顺便说一下，我们这一级，高二毕业，刚好赶上设高三，当年没有考上大学、中专的，继续上高三，其实就相当现在的补习班。我们班有一个叫童慧云的女同学，高二毕业第二天就嫁人了。刚好在我们上体育课时，坐着货架上包了红毯子的自行车，十几辆自行车陪着，从操场旁边的马路上缓缓驶过。这在当时的同学中成了新闻。

姚老师批评没有回答上问题的同学，自然讲到了这个例子。

再学不好，就像那个童慧云，早早嫁人算了，别费你爸你妈的“香火油蜡”了。

“自己的孩子连高中都上不了，还好意思教训别人。”这个叫王芳的英语代课老师的姑娘，竟然当着全班同学回了这么一句。教室里突然死一般寂静，空气视乎在膨胀。几只不知趣的苍蝇凌空划过，撞在灯管或窗玻璃上，啪啪的响声大得吓人。膨胀的空气最终并没爆炸。姚老师半开玩笑的脸色一下严肃起来，“就是，就是，连自己的娃娃都没教好，还要求你们，惭愧，惭愧，你们都坐下吧。”，姚老师像做错了啥事似的，竟然有好几次断了思路。在一种很奇怪的气氛中，下课了。

姚老师的儿子那年上初三，没有考上高中。我常在校园里看见他，高挑的个，很像姚老师。两只手插在裤兜里，挑着一担水，不偏不倚，很轻松的样子，水一点也不向外溅。

再说说这个代英语课的王老师吧。王老师是文化革命前兰州大学外语系的毕业生，由于家庭出身地主，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斗，一直在家务农。1978年恢复高考，外语纳入了考试范围。全县文化大革命前的师范毕业生中，粗通俄语的较多，就他一个人懂英语。于是，落实政策，恢复公职，他就成了我们二中也是全县唯一的一名英语教师。尽管豁牙漏气，发音不准，但英语语法据说是全地区最好的。

习习凉风带走了一天的闷热。姚老师踯躅的脚步挪进了王老师的办公室。一根烟燃尽，终于鼓足勇气，吐出了心中的憋闷。“女娃娃大了，要顾脸面的，你咋能说那样的话来？”姚老师的沟通，并没有换来心理上的宽慰，而是以王老师尴尬的诘问结束。姚老师无奈地理了理凌乱的头发，高挑、瘦削的身躯默默地走回了黑魆魆的暗夜里。从此，再也没有见到姚老师严厉的训斥过学生，更没有把学生撵到教室外面让清醒清醒。

其实，姚老师并不总是一脸严肃。他的手风琴拉得棒极了。有时候，看大家学习实在太累，甚至有点昏昏欲睡的时候，姚老师会把大家召集到操场上，手拉手站成一圈，他站在中间，拉着手风琴，带大家边唱边跳，活动一阵，然后再回到教师继续学习。《金梭和银梭》、《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等流行歌曲，就是在那个时间学会的。

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上晚自习迟到了，姚老师正在教室里拉琴，我只好站在教室外。那晚，姚老师一连演奏了《喀秋莎》、《三套车》、《红莓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几首苏联歌曲，教室里的掌声一阵高过一阵。那时候，我已经阅读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妮娜》、《复活》等几部苏联文学作品，对苏联的历史稍有了解。姚老师激昂、优美的琴声把我带到了遥远的俄罗斯大草原，也启开了一个懵懂少年偷窥外面世界的一扇窗口。那个晚上，望着远处楼顶上的白雪，我竟然忘记了寒冷，思绪飘到了遥远的异国他乡，鼻涕结成了冰碴也浑然不觉。

2008年，我出差路过西安，顺便回了趟老家。在县城的街道上，遇上了一高中同学，说姚老师病了，正住院。几个同学便相约一起去看姚老师。姚老师得的是呼吸道疾病加肺气肿。还没说上两句话，便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一头白发就像三九天墙头上的冰草，战战巍巍。白色的病房，白色的床单、被褥，一米八九的姚老师躺在上面，竟显得十分瘦小。看护姚老师的几个护士，也是他的学生。

从医院出来，几个同学商量把老师转到兰州好点的医院就医，有人提到了一个高中同学，他现在是兰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副院长。就联系他。事情很快办妥。吃饭时，有同学说，那个叫“王芳”的同学也去看了姚老师。一会儿，她还带着她的老公来参加了同学聚会。那个王芳也当了一名老师，就在附近一所乡镇中学任教。她的老公原来是县粮食系统的职工，后来下岗经商，现在拥有几百万资产。吃饭间，王芳的老公自告奋勇要开车送姚老师去兰州，考虑到路途太远，姚老师体质又差，大家拒绝了，雇120送去，由一个当护士的同学护送。

后来听同学说，王芳花3000多元专门为姚老师买了一台氧气呼吸机，姚老师从此不用上医院，在家就可以吸氧，这对他医病很有好处。

2010年，姚老师去世了。前去送行的学生把县城姚老师所在的那条街围得水泄不通，黑色、白色、枣红的挽幛从楼下一直挂到大街上。

一篇作文写完一个作文本的孙赟

孙赟和我是高一时的同桌，他语文课很好，还写得一手好钢笔字。

高一的第一次作文，是以反映农村生产责任制以来的变化为主，题目自拟，题材不限。孙赟写的作文名叫《田丰收》，写的是一个叫“田丰收”的农民，在十年浩劫中，为了过上幸福生活，屡遭批斗，几次改名，最后终于盼来生产责任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的事情。寄予了几代农民“丰收”愿望的“田丰收”最后终于通过自己双手的辛勤劳动过上了幸福生活，小说题目寓意深刻。孙赟的文采还真好，洋洋洒洒，下笔如神，刚买的作文本一篇作文就给写完了。

过了几天的作文课上，孙赟的作文被整整点评了一节课。孙赟的作文本在全校传阅，等到我这个同桌看到时，作文本两个角卷起来，每一页都留下了黑黑的指纹。孙赟一下成了全校闻名的“小作家”。

孙赟除了语文课成绩很好外，其它科目成绩平平。孙赟的爸爸在我们二中旁边的一家弹棉花、织棉絮的厂子上班，他爸多数时间回家住了，他的单身宿舍成了我俩晚上学习的好去处。高一第二学期，开始分文理科。老师给了两天的时间考虑。我俩找全了高中的历史、地理课本，在他爸的宿舍温习、试验了一个晚上。先找来一段文章看，看完再互相提问，考查。折腾了一个晚上，最后都没有选学文科。都想早日金榜提名，尽快跳出农门。

高三最后一个学期，我两基本就常驻他爸的宿舍。哪儿少人干扰，而且喝开水方便。每天上午到外面的麦地、树林背诵英语、政治和生物（我两都对语文充满信心，认为已经足够好了），下午就关在宿舍突击数、理、化，因为我俩的数、理、化成绩都不好。

有一天从外面背完书回来，一进房间，一股特殊的香味扑鼻而来。桌上放了一碟炒洋葱，用一只碗扣着，我俩已经长了毛的馒头被溜热了，盛在一只大点的碟子里。哇！一顿好丰盛的午餐。

是谁做的呢？该不会是“田螺”姑娘降临了吧。我和孙赟开着玩笑，甚至想到了神话《聊斋》中美女暗中帮助穷秀才的传说。“吃吧，别瞎想了，肯定是我姑姑。”我才想到孙赟有个远房的姑姑也在织絮厂，我们每天出门都交给她暖壶，回来时常常灌得满满的。

也许是长期开水泡馍馍的缘故，那顿素炒洋葱的香味让我永难忘记。后来参加工作，我吃了好长时间的炒洋葱，有和了粉条的，还有和了肉片的，无论怎样，也没有吃出当年的那种滋味来。

高三毕业，孙赟参加高考没有被录取，但被录用为乡镇干部。后来转到政法系统工作，成了我们县法院一名出色的律师。2011年见过一面，老练、稳重的他，找不出当年的一丝影子。他的儿子大学已经毕业，姑娘正读大三。我问他还写东西吗 ，他说，早不写了。有时偶尔动动笔，也是凑些领导发言或是评职称等等一类的“八股”文字。他还幽默的说了一段子：一手好文章让领导讲成话了，一笔好字让电脑废了，一个好称呼让“小姐”废了。说完，不露牙齿的笑了，这让我多少看到了当年那个“小作家”孙赟的影子来。

杜乡长

“杜乡长”原名杜兴科，“杜乡长”的名怎么叫起的，我不知道，反正跟他熟悉，关系较好的人都这样叫他。在学校的元旦联欢晚会上，杜勤科出演过折子戏《血泪仇》中的王仁厚。我后来还专门查过，王仁厚与乡长无关，《血泪仇》中似乎也没有乡长这个角色。

杜兴科不是班干部，可他在班上却是绝对的精神领袖，也许是他肯主持公道，点子多，班上的学生都愿意听他的。那时我们的学生宿舍在一个废弃的小学教室里，窗玻璃早都不见了，用废报纸糊着。干床板，铺了麦草的大通铺，晚上冻得睡不下，早上被窝热乎乎，不想起。真是傻小子睡凉炕，全靠火气旺。那是一个北凤呼啸的夜晚，下晚自习后，冻得不能入睡，不知谁吼了一声，“找校长去”。一呼百应，连旁边的女生也加入了，呼啦啦全涌向校长办公室。正好杜兴科从教室回来，手里提溜一煤油灯，准备晚上用功的。问清缘由后，他劝大家，这时候别去了，打扰了校长休息不说，一大帮人，嘈嘈嚷嚷，反倒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不如我们明天派两个人去，反正也不在乎多冻一晚少冻一晚的，挨一挨吧。大家就又挤挤遭遭回了宿舍。不知谁喊了声“杜乡长，来段秦腔，驱驱寒气儿吧！”

好！杜乡长像模像样唱了一段《血泪仇》中的唱段：

手拖孙女好悲伤

两个孩子都有没娘

一个还要娘教养

一个年幼不离娘

娘死不能在世上

怎能不两眼泪汪汪

庙堂上空坐龙王像

枉叫人磕头又烧香……

刚刚唱罢，“好！再来一个”一墙之隔的女生宿舍那边也喊了起来。这男女生宿舍本身仅一墙之隔，而且房梁以上是敞开的。

这一回，杜乡长唱的是秦腔《斩李广》中的“七十二个再不能”。

我今天犯在贼的手，难免得钢刀割下头。

再不能习文演武学礼数，再不能考古论今别情由。

再不能去见文武午门首，再不能到班房把本修。

再不能议事厅前待朝臣，再不能为国多出头。

再不能朝王见驾九龙口，再不能动本与民除害为国家来分忧。

再不能当殿挂帅军中为领袖, 再不能领兵耀武扬威出京都，

再不能校场讲武传檄众将来听授，

再不能操演人马训练兵丁一十八般武艺练精熟,

再不能东杀西砍南征北剿除外寇，

再不能兵扎军阵与贼斗春秋。

再不能杀贼爬山走，再不……。

他一口气唱了十多个再不能，就再也不唱了，说是忘了词。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段最能体现秦腔演员功力的唱段，一般的演员光唱词都记不下，能整段唱下来的只有专业演员。

到了第二天，他和另外俩个同学去找了教务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窗户封闭不说，还加了泥的火炉，每天下晚自习前，住宿的学生轮流去笼火，到下了晚自习，宿舍暖烘烘的，一个冬天很快也就过去了。

高三毕业，“杜乡长”考取了甘肃农业大学。那年，甘肃农大从武威黄羊镇迁往兰州，正在动迁期间，他们开学报到到第二年开春。这段时间，一直在家劳动，他和我是邻乡，假期常见到他，扛着铁锨或是推辆架子车下地，吼一路秦腔回家。穿件棉袄，外面的罩衣褪得发白，打着补丁，衣襟敞开着，有时还卷一棒旱烟，直抽的烟雾腾腾。村里人对他的评价是能吃苦，处事公道，乐观、豁达。

从甘肃农大毕业，他分配到本县，再很少联系。大约十多年后的一天，我在甘肃省《党的建设》杂志上看到了一片记者采访他带领全乡人种植药材的报道，他成了名符其实的乡长，在我们乡任职。每次回家，村子里的人都交口称赞这个“父母官”，有魄力，处事公道，肯吃苦，干实事。我们乡各村的乡村公路，是全县最宽的，而且在2001年就开通了，我查了一下，这比2004年国家信息产业部《关于在部分省区开展村村通工程试点工作的通知》早了三年。而且他在任期间的“自来水进户”、“沼气联网进家”等惠民工程，着实解决了祖祖辈辈“人挑畜驮”的吃水难题，同时把妇女从烟熏火燎的厨房劳作中解放了出来，让同学们不得不佩服他那与生俱来的“领袖”气质。

大概是2010年，“杜乡长”又升任市财政局局长，转身成了“财神爷”，但愿他能办成更多“惠民、利民”的实事来。

大辫子的童慧云

童慧云来自百里乡的山区。个不高，黝黑的脸庞上，一对毛绒绒的大花眼，爱笑。笑起来就像树林子里的野山雀。走起路来风风火火，地动山响。她从教室的前门进来，坐在最后一排的同学也会感觉到教室地面在动。若不是一对油黑发亮的大辫子和齐眉的刘海，别人准以为她是个小子。

高二时，我和孙赟坐第二排，童慧云坐第一排，我俩正好在她的后面。有时上课正听得入神，突然，“啪”一下，大辫子抡过来，眼睛被打的酸痛，好久都睁不开。那时正在上映一部武打片叫《神鞭》，影片中的主人公“傻二”留一条长长的辫子，靠着这条被称之为“神鞭”的辫子，参加义和团，歼敌无数。于是，我和孙赟私下叫童慧云“傻二”。

挨了好多次“神鞭”后，孙赟便想出了一个鬼主意，将一枚小钉订到桌沿上，辫子再抡过来，辫稍挂在小钉上。下课了，一声起立，头发被很很地揪了一下，童慧云一声惨叫。从此，童慧云的大辫子总是小心翼翼的守在怀里。我们再也没有挨过“神鞭”。现在想起来真有些好笑，那时候，男女同学之间互相不说话，三年同学下来，竟然没说过一句话。相互间的交流，竟然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我曾向正上高中的儿子说起这事，儿子回给了我一句“神经病”。

童慧云是学体育的，准备考体育专业。打从高一开始，她就参加了学校的射击队，练习射击。每天下午，常常会看到她扛着枪、胸怀靶在校园和操场间进进出出。不知她的射击成绩怎样，听参加过全县中学生田径运动会的同学说，她的铅球成绩全县第一。每次上体育课，童慧云常常会带大家做各种课前的准备活动，而且总是单双杠动作的示范者，老师说她的动作规范、彻底。大冬天，当我们极不情愿的从被窝里爬起来，筒着双手，缩着脖子去教室上自习的时候。常常看见童慧云一身运动衣裤，在铺满积雪的操场上跑步，操场上的积雪被踩出一个大大的圆圈。童慧云的长辫子盘起来，满头满脸的汗。

学校临街，逢集的一天，为了防止学生上街，校门口专门有人值守。可这一切难不住童慧云。教室侧面的山墙，紧靠校园的围墙，围墙外有一颗歪脖的枣树。她会一脚蹬着教室的山墙，一脚蹬着围墙，翻墙而出，买个柿子什么的一吃，用衣袖擦擦嘴，沿原路翻墙回来。有一回，我亲眼看见她从墙上跳下来，长长的辫子盘在头顶上，胸部像两只跳跃的兔子。

高二刚一毕业，童慧云就嫁人了，听说是换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