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话“流放地”

在即将开始这篇随笔的昨夜，我突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一枚嵌有花朵和叶片的大镜子不知被谁偷走了，空荡荡的屋子讳莫如深，也不是现实里的哪一块生活空间。梦中缺少人物和故事头绪，读不懂的梦，却像是一种思想的传达跳板开始了我的倏忽失神——我在《荒废集》里邂逅了一枚法国十八世纪的老画框，里面嵌入的是一块白画布。这枚古老雅典的框架为什么一定是一幅足够厚重的画才能匹配的呢？借梦境里给我的启示，要是嵌入一面轻盈、汹涌的镜子岂不更好？从丢失的镜子说起，像是一种巧合，然而镜子的意象似乎显得格外尖锐与迫切：生活的本质不容虚拟，历史的真相不容虚拟。然而在中国，我们常常被剥夺了追究某一具体事件的是非曲直的途径，有限的信息资源不足以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我以为任何一幅画面的价值，都不及一面镜子的份量来的有意义，作为画家的陈丹青和作为作家的陈丹青，我是更推崇后者的判断和选择的。

我久违的阅读*感，来自陈丹青自嘲为玩票性质的文字，正以镜子的形式，企图还原一种现代社会应当具有的常识、个人记忆和被意识形态魔咒所扭曲的人文世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在言路依然紧窄的今天，举目四望，但凡对国情有点体察，有强烈的现代感——批判意识和超越意识的人，说出些针砭时弊的言论来，都有一种侠客下山，劲风扑面的味道。当然这是私下里的尊重和欢喜，个人的踌躇犹豫，患得患失才是国人常态的反应围观。中国的中庸传统久经世事考验，成为普通老百姓的生存哲理，活命是最重要的人生选项，真与假都不是顶顶要紧的事情。历史上，才高八斗的嵇康对司马氏政权冷嘲热讽而被司马昭处死；明末的思想家李贽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被统治者诬为“异端”、“妖人”加以迫害；张志新遭割喉；林昭被枪决……国人对明辨是非、所谓真理一向不以为然，只因为发表“大逆不道”的言论表露真性情的时候，给自己带来的是灾难，更有可能掉脑袋，所以还不如愚钝糊涂些，剪掉这根慧筋来保全自己。明镜高悬，戏里才有。写戏的人明知世道人心早已丢失了“客观存在”，无力面对威逼或血腥，却寄望于戏里的官员能够明鉴。

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批判性思维的启蒙洗礼，中国的现代意识是在“五四”以后驻入的，文化大革命以后，人的发现，人的觉醒才成为知识界、文化界新的精神内核。阅读《荒废集》，会随时触动我所熟悉的现代文艺工作者应当具备的视野和洞见。在陈丹青许多正面揭露现实世界的笔耕中，可以窥见过去的时代为我们造成的沉重阴影，我能够感应到作者忧患社会人生的沉重心绪。《地狱和宗庙》从“冒犯”文艺前辈遭到严词声讨，揭示“六十年来中国历史的一体与两端：不是层层地狱，就是巍巍宗庙”。在《异端的命运》里，讲法斯宾德，讲二战以来德国艺术旺盛的创造力，指出“在中国，你太真实，你做异端，没有好下场，你要面对两个强权，就是政府和人民。”的社会现实。《仍然在野》回顾“星星”画会、“无名”画会、“八五”运动这些美术界的盛事和功业，却入不了官方美术界的法眼。举一反三的，再看看文学界的游戏模式不也一样，在朝在野的名单各有一路人马，各有一套洗脑和宣言。《民国的文人》的沧海桑田，历史的潮起潮落，被神化的鲁迅，被妖魔化的胡适，被抹杀、被压制的更多文艺人的内伤和公案，都为读者留下了念想，灌输至今的政治化文化遗产误导了我们几代人。没有是非观念的人们，你宣传什么，他就信什么。因为不能选择，无法真正了解嘛，不容他怀疑；因为对命运的担忧，社会的政治语境也容不得他批判！

鲁迅的遗产，是每个中国知识份子绕不过的话题。鲁迅曾被看成中华民族最优秀、最独特的，是中国少数的在野在朝都顶礼膜拜的权威人物。他本身的大器，再加上执政党的褒扬和抬高，神化的鲁迅曾一度被误解，被左翼化。以“诅咒万恶的旧中国”的他活到大跃进，活到文化大革命，不知又是怎样一番情景？要知道鲁迅骨子里是个自由主义者，他再强大，个人也打不过国家的意志。现在，鲁迅才慢慢恢复了人的，日常的面目。长期以政治目的取舍的文艺历史，把鲁迅简化成一个好斗、不宽容的脸谱。继承了鲁迅遗产的陈丹青用了很多笔墨来告诉我们他阅读的鲁迅。在《选择上海与上海的选择》里，他说“鲁迅选择上海，说明鲁迅在情感上的民族主义，生存上的现实主义之外，他的文化立场是一位世界主义、现代主义。”国人评写鲁迅的文章，早已是汗牛充栋、不计其数。进步的是，我们终于能以平常心去研究鲁迅，以常情去看待鲁迅了。敢言的鲁迅，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成为民族精神的一个崇高的理想，终究是中国人因为在禁锢和奴役的境地活得太压抑了。说实在的，现实太松垮，这个理想早已退下神坛。横眉冷对早已过时，和谐发展才有市场，不明乎此，会被看成头脑有病。

历史是由每个人书写的。陈丹青也说了这么多残酷的真话，又全是常识。陈丹青不是唯一归来的人，我也不在意他的美籍身份。艺术无国籍，何况讲真话的内心需求如今成了稀有品质。他写作上的自由，虽然美其名曰皈依于内心的自由，着调靠谱的言论却受惠于他的“客家”立场。然而，生而自由的人，生而自由的思想在那里呢？诚然，更大程度上，他那些曲说的睿智，既有东方胡同式的谨慎和复杂，又有西式的理性头脑，国际人文水准的范儿。没有想到，他的语言、笔力还挺好——真实又博雅。批评这枚镜子，配上好的语言，就像那繁重美妙的框边，放在那儿就赏心悦目！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具体那一年忘记了，我在新华书店第一次看到《西藏组画》的一幕，薄薄的一本印刷画册在手，留给我了深刻的印象。对于人的生命意识的表现，西藏的组画更为赤裸裸地勃发着人的真与痴，一种沉思的色调，在他的人生中就这么早早的定下了。就是这一组画让我记住的陈丹青，后来在《南方周末》他的音乐游记里再见，如今我又饶有兴趣晃荡在他的荒废园地上。这些情节串起来，未必能编著一本好剧本。我不想对谁指手画脚，我只是想说，中国的现代画家，我喜欢的只有两位，陈丹青和吴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