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诗文话语

在这里所说的诗文是专指各种诗和散文、杂文等语言的诗性文化内涵。

诗文是声情并茂的载体，是人类文化的精华；是民族文化的精髓；是作者内心深处的呼唤；是真情实感的流露，有四季的风花雪月，心情的忧怨情恨，历史的云雾翻卷，动植物的欢腾飞跃，人间的爱恨情仇及牵肠挂肚，跳梁小丑及伟人君子，等等都是诗文的题材，又都有典范出世。由于篇幅所限，形容各种事物、 人物及各个环节的诗文太多，牵涉在这里所有诗文不能一一列举。

在诗文的传统根基和素养的唯一重要内涵就是其诗性灵魂，正是由于人文大众化蕴含诗性的根基，处处都显露着诗文的绿洲。自从上古到现在悠悠几千年，在华夏大地处处都有诗的灵魂，也有文的天地。汉语本身蕴含深沉就定下了只有华夏大地才有光芒四射的华丽诗文与耐取的诗文材料。别说现成的诗文，就是古代的文学理论的语言方式就是诗文，涵盖了诗意的久远与扩繁，架构出诗文化的根深叶茂，源远流长，体现了中华文化本身的统治地位。“且不说论诗之诗、论文之赋本身就是文学作品，也不说历朝历代的诗话、词话、曲话、小说评点无处不洋溢着诗的智慧与激情，即便是最具理论形态和思辨特色的《文心雕龙》，其言说方式也是诗性的。彦和论‘神思’则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说‘风骨’则曰‘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谈‘物色’则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这是文论，这又是诗，亦诗亦论，论在诗中。”（李建中《古文论的诗性空间》）何况诗文本身更是比兴有致、浪漫奔放、现实张扬、哲理涵蓄、勾画完整、描绘细腻、雅俗共赏等特色，是使人们自身难以把握的灵感。

自有五经四书、智慧书、史诗等的面世，到各种各色人等物等都在其文人墨客的笔下展现出各自的风貌，无不显露着诗文的动感与深思。“文章本心术，万古无辙迹” （黄庭坚：《寄晁之忠》）对于诗词与文赋只有格式的限制而内容千奇百怪，包罗万象。诗要求字句、格式严谨；文可松散飘逸，没有固定格式；诗有韵味，文有情思；诗能虚化，文讲逻辑，文笔流畅，点言到位，能够发挥其一字千钧的用意。然而意象、神思、风骨、景致、情貌等总是跨进政治、宗教、哲学、科学、思想领域里，再造出诗性智慧的展示，无不鉴别、冲刷着山高、水远、老林、花草、大雁、小鸟、蓝天、白云、阳光、月亮无不为诗文的载体。不管是浪漫的勾画还是现实的述说，都是风雅、体用、神韵、气质、志向的写照，凡是杰作都铺设了作者的血汗与睿智，也涵盖了人性化的命运。有文的名声就有人的传承，诗文来自于人的笔下，神来之笔就是人的创造。“‘诗性智慧’是人类世界最初的智慧，它所指称的是原始人类所特有的思维方式、生命意识和艺术精神。”（李建中《儒道释文化与古代文论的诗性传统》）这就概括说明了各民族的发源，无论发展速度如何，其文化渊源都是诗文的基础。也是人与动物思维的区别，同样的字所占用的空间与排序不同，就会产生出不同意义的诗文，那是智慧的投影与刻画的精髓所在。

在各个年代产生的诗文都有各个年代的诗性特征，也都有各自的个性。诗文个性化的依存，代表了人格化传承的无限轨迹 ，社会生活的印记是感性思维与理性扩展的基础，语言是思想的表述形式，思维是理性表露，是诗文思维的载体。从代表历史的文献中称为“史诗”的赞誉就可见一斑，也是诗文在各民族文化的地位尤为重要。就先秦文化的《诗经》与百家争鸣的文献无不渗透了诗文的风貌：人与自然的结合、事与物的连接，体用象数充诉其间，再现了古文化的兴起与“道法自然”是祖先留下的光辉诗篇。在那宏豪的诗篇里寻找到善恶、美丑、情缘、自然、忧怨等情愫：《庄子·天地篇》：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 契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异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文心雕龙》）“以至于在某一特定的自然物与君子人格的某一特征之间形成了固定的对应关系，诸如‘松’与高峻挺拔，‘竹’与清虚秀隽，‘梅’与洁身自好，‘莲’与志洁行廉，等等。”（《儒道释文化与古代文论的诗性传统》）诗文的最高境界正如道家“无为”佛家“真性”，就是“ 那是禅之般若，那是道之自然，那是诗之至境，那是生命之本真……”（同上）

魏晋是历史的黑暗、扭曲的时代，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哭笑尽在不言中；唐宋诗文的兴起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划时代的峰期，是山水依旧，风华正茂的圣林，“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杜甫《赠李白》)“元曲”动感了一代风情；《红楼梦》掀起了世人触目的诗文传咏。这都是“性灵所钟，是为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文心雕龙·原道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