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毛泽东关于政治路线和干部因素的论述

重温毛泽东关于政治路线和干部因素的论述

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一问题，以使全党同志明确并认真担负起我们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他在报告中谈到党的干部政策时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无独有偶，在此后的1939年3月，斯大林在苏共十八大的报告中也曾说过，“在实践中考验过了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后，党的干部就成为党的领导和国家的领导方面的决定力量”。

毛泽东同志关于政治路线和领导干部之间关系的论述，距今虽已有长达七十二年的时间，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远见卓识，至今仍有着令人为之震撼的现实意义。作为一名坚守共产主义信仰的普通党员，我想本着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党性原则和立场，就这个问题谈一些个人的认识和学习体会。有些话已经在心里憋了很久了，无论自己的观点是对还是错，最终还是觉得说出来为好。

1987年，党的十三大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对基本路线的简明概括。在过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领导民族解放的伟大革命斗争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在如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要在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中领导人民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则更需要有大批廉洁奉公，德才兼备的各级领导干部。毋庸置疑，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定之后，我们党是否能拥有一支像过去战争年代那样同人民鱼水相连，为人民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深受人民爱戴的干部队伍，是能否实现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提出的伟大目标的决定性因素。

然而，让人民感到不解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经济虽然是搞上去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可为什么我们的党风却不如过去那样纯洁了？为什么我们的党群关系不像过去那样融洽了？为什么我们的党政领导干部的作风和政治品德也不如过去那么廉洁了，反而在党内产生了致使民怨沸腾的腐败现象？为什么我们的反腐斗争搞了这么多年，不仅没有有效遏制或铲除腐败现象，而且以权谋私的贪官反而越来越多，级别也越来越高？为什么这些年来党中央采取的若干反对腐败的严厉措施，人大制定的那么多惩治腐败的法律法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我相信，每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和心如明镜的人民群众，都在为这令亲者痛而仇者快的反常现象感到焦虑、迷惘和困惑。这一切，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是单纯为了发展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吗？试想，如果不解决党内的腐败问题，如果迟迟不能实现绝大多数国人的共同富裕，如果执政党的干部腐化变质背叛了自己原先的政治信仰，如果我们的党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戴，如果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颜色，发展经济还有什么意义呢？！

事在人为，成也在人，败也在人。只有人，才是事情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上述所有问题的症结还是出在执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身上，出在执政党对属下的腐败官员监管不严和惩治不力。对于位高权重的腐败分子而言，问题出在他们身处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期，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无视对自己主观世界的改造，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经不起拜金主义的诱惑，以至背叛了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丢掉了党的艰苦奋斗和谦虚谨慎的革命传统，忘掉了共产党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导致最后蜕变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封建官僚。他们的蜕化变质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导致如今的党群关系退化，政府威信下降，社会矛盾尖锐的根本原因。

正因为毛泽东同志早就看到了政治路线确定之后，拥有一支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对于确保革命事业成功的极端重要性，所以他曾在总结古今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告诫过全党，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正因为毛泽东同志深知治吏是决定治国成败和能否顺利贯彻党的政治路线的关键，所以他历来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包括他的子女）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对任何一级干部的违法乱纪或刑事犯罪行为决不姑息养奸。比如，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就主持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禁令；延安时期，他曾力排众议亲自下令处决了党内军内的刑事犯罪分子；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又拒绝多方求情亲自下令处决了天津市的两名贪污腐败的高官；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年代，他为预防党的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后的蜕化变质，明令规定各级干部必须定期轮番下放工厂、农村或去五七干校参加体力劳动，加强政治学习和自身世界观的改造；三年困难时期，他又主动带头降低工资，以身作则地号召全党，要求领导干部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与群众同甘共苦。

列宁说，“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正因为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率先垂范，所以当年我党的反腐倡廉能收到有禁必止、有令必行甚至不令而行的理想效果；所以早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有一个众口皆碑的党风和一个遵纪守法的民风。正如毛泽东于1940年2月1日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的讲演中颇为自豪地说：“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就某种意义而言，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就是凭藉这样至纯至洁的党风民风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至今回想起来，仍让人赞叹不已。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没有学李自成，又再接再厉地用“两个务必”让全党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并迅速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荡涤干净，将当年延安老区的“十个没有”扩展到全国，使新中国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政通人和，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国度，彻底颠覆了中国几千年来剥削阶级作威作福，劳苦大众当牛做马的历史。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绝大多数的国人至今还在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一个重要原因。

面对如今愈演愈烈的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官场腐败现象，笔者经常在思考这样两个令人感到困惑迷惘的问题：

既然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为什么不能借鉴一下领袖毛泽东当年治国治吏平天下所采取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呢？

既然我们的党能依靠人民的力量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就不能继续依靠人民的力量惩治那些贪官污吏呢？

谁能告诉我，这究竟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