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山古楼将何在？

官山古楼将何在？

到官山村采风，村委会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这里的概况、山水和物产。说到经济状况，他们的脸上似乎并没有荡漾出喜悦的笑容。有人问起古迹，负责人眼睛一亮，说：有，这里有两处古楼！言语之中，透出了一种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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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村委会出来，沿水泥路向官山村纵深去，车行不到七八分钟，便到了新古楼。所谓新古楼，是相对于老古楼而言的。距此楼约500处，还有一座年代更为久远的古楼。

相传两座古楼为陈氏十一世宜秋湖始祖陈旭芳之重孙陈集鹏所建。集鹏是清代咸丰、同治年间的奉政大夫，官至五品，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级职位。他先后为长子陈达元、次子陈达才在10年之间建起了两座围楼。长子为新楼，次子为旧楼。按常理，应先为长子建房，后为次子建房，因而长子应拥有旧楼，次子应拥有新楼。就像皇子继位，长子在先，是为皇法。宜秋湖古楼这种违背常理的安排，不知何因，无据可查。但从陈氏族谱可以推见，次子陈达才聪颖好学，为国学生，后步入政坛，亦成为享誉一方的奉政大夫。同出一门的父子，完全靠才学和奋斗先后成为省级高官，就是在今天全国也属罕见。由此可以窥见次子达才，深得父爱。

攀楼登顶，梁朽榫腐；放眼遥望，青山满目，不禁令人心生感怀：彼楼尚在，斯人已去，果真是人生易老天难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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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处古楼，尽管尚存“郭子仪拜寿图”、“虎踞龙盘”等字画木雕，但气场已尽，景象凋蔽，毫无昔日生气；尽管我们穿越时光隧道，能遥想到当年这里有多么的排场与阔气，现在取而代之的豪华，却是四周乡野颇具风格的现代别墅和庭院建筑。新与旧的时空撞击，让我的心绪像山野惊雀，在老楼走檐、新楼院巷间癫狂无绪地翻飞。

现在，两处古楼早已无人居住，成为闲置并不受人重视的古屋。而周围这些造价不菲的别墅洋房，其主人，或官或商，常年在外，绝大部分时间也不在此居住，只是节假日，人们才从广州、深圳、惠州、罗阳等地，四面八方，如云般，匆匆聚来，又匆匆散去。在我看来，无论是古楼还是新居，无异于储存在时空里的时代建筑标本，那里面装着的只是一种叫“寄托”和“祈望”的虚无心念。然而无论当世者将人绩精心打造得多么固若金汤，亦会在漫长的岁月中，经不住风雨的锈蚀，如人般，一代一代，渐次老去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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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古的时候，传说这里要出天子，朝廷为绝后患，派大军征剿，官山由是得名。意是这里即使出不了天子也是出官的地方。许是因了传说朝廷围剿之故，官山人向来谨小慎微，不出诳语。由此，当人问及官山何以为名时，村老总是语焉不详，含含糊糊，王顾左右，生怕泄露天机而遭致横祸。尤以陈姓为甚。

事实也是如此。方圆数十里，自古以来这里做官者，大多出自官山，而官山大多出自宜秋湖，宜秋湖大多出自陈姓一门。曾任惠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恩强就是宜秋湖典型的代表人物。虽然官至厅级，却为人低调，处事谨慎，不事张扬。中国的政体和文化养成了大多数国人、尤其是文化人的中庸性格特质。他这一脉，就是老古楼昔日的奉政大夫陈达才的第七代后人。他现在的房屋，紧靠老楼，呈“¬”型，面东南，楼房与围墙又构成一个“口 ”形的院落。院外，一坪，水泥路面。坪下是树，茂密葱茏。林荫下有溪，溪水清洌，淙淙有声，长流不息。一向不爱留影的我，出于对恩强主任为人处世的敬重，程门立雪般，肃立门前，咔嚓，留下了瞬间的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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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山是一个行政村，其由四个自然村组成：大村、茶林、下洞和宜秋湖。四个自然村由低而高，渐缓而上，呈现坡形。在这500多户、2000多人的村民中，有黄、李、刘、陈等姓，黄姓人口最多，凡入仕者，则多为陈姓。而陈姓多居宜秋湖。站在人去楼空、物是人非的古楼里，我心生疑窦：为什么这两处古楼，经过一场新旧社会变革，居然没有毁于旦夕，而能幸存至今？

就古楼的排场看，这新老古楼的陈姓，应该是富贵之家，打土豪分田地的共产主义运动，竟然没有将这些房子瓜分给贫下中农？村民告诉我，至解放时，陈姓一家也都败落了，全部划成了贫下中农，只有一户被划为富农。我心暗暗庆幸，陈家的衰落，不仅拯救了陈氏家族，也延续了陈家古楼的命运。这使得我想起没有能够在“天翻地覆”的革命浪潮中逃脱灾难的另一方山水和人物，也使我对“革命”和“运动”产生源自生命极处恐惧。

2007年10月，这个是一个具有红色记忆的月份，我回到不曾涉足的却是受到过红色风暴席卷的我祖辈们奋斗过的地方——长阳县高家堰胡家湾。那里山高水长、民风淳朴，却只生长土豆和玉米。可就是在这么一个贫瘠的地方，我的祖辈们，坚毅得就像山坡上的木子树，耐寒耐旱，刚强有力，经过数代人的奋发，终于完成了从温饱到富裕的艰辛创业之路。到1949年，邓家已是数代的殷实之户。房屋雕龙画凤，门额精细雅致，一派书香之气。当我目睹邓家老屋的时候，已是新世纪的第七个年代了，可是那些早已被瓜分得四分五裂，残存不全，面目全非的老屋，历尽60年，依旧还在为那些昔日的贫下中农以及他们的子女做栖身之所。而我的祖母古明艺、一位大户人家知书达理的贤良妇人，在60年前，眼睁睁看到自家的谷物被分，家产被分，房屋被分而癫疯致死；我的三舅张育政，一位民国时期武汉大学的高才生、一位德高望重的乡长、一位最基层的国家公务员，因为受到百姓的拥戴，新政无法推行，被 “红色”同胞毙于山野，成为冤魂……泣泪之余，我为官山陈氏家族因族群的适时衰落带来的祖屋完整和性命保全而深感庆幸。我悲我凄，因为我们是黄皮肤黑眼睛，万宗归源，同祖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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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家族和我们邓氏家族的兴起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受到儒家的影响，勤奋向学，耕读不辍。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学而优则仕。从《广东博罗公庄镇官山宜秋湖陈氏族谱》（2001年10月印刷）陈氏家族繁衍的脉络来看，族群中，古时的国学生、监生、邑庠生、文庠生、秀才、附贡、佾生、秀才、进士、五品、奉政大夫等时有涌现。而今天，宜秋湖的厅级领导就有四五人，处级干部数十人，科级干部更多。博士、硕士、大学生比比皆是，有的远赴澳洲和北美，成为世界公民。

尽管我在《读<陈氏家谱>感怀》的诗中有这样的句子：“陈氏一家法，可鉴天下荣”，可是当我对中国农村前景作深刻思考的时候，心里又不免生出重重疑虑：中国农村的出路在哪里？农民兄弟的出路在哪里？中国广袤的农村，真的可以“天下荣”吗？这就像观看浮映在天边的彩虹，陡然一眼，让人歆羡不已，可理智一想，就知道那只是虚幻的美丽！

在此，我想对中国历朝帝王、对无论是陈家还是邓家的优秀分子说：你们为国为家，倾注心血，功莫大焉，或固皇权，或荣族人，却始终没能给最广大的民众以温饱、安宁和源自心底的幸福。我们在沉静的思考之中，不得不向苍苍上天发出“何以为是”的警世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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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培养了不少的民族英雄和志向高远的豪杰，在封建社会里，中国以家庭和家族为纽带，兴教助学，以儒家经典为教义，包括《三字经》《女儿经》《弟子规》《幼学》等等在内的道德书籍，形成了整套、严格的道德行为规范，从而约束并推动了社会发展。尽管如此，封建帝制与人类的文明和自由终究格格不入，但是中国漫长的五千年文化，形成了其独特的社会生态。宜秋湖的陈氏一脉，就是中国农村演进的一个典型样本。

辛亥革命，以民主的旗帜推翻了帝制，但是新的社会秩序经过两个政党、历经百年却没有建立，尤其是被打破的社会生态无法构建，造成今天的信仰缺失、道德沦丧、贪污腐败、生态破坏等等乱象。民主，这个旗帜，历来被独裁者、野心家利用，多被糊弄成了花样好看的被面，也如靓丽的酒瓶中，装进了麻醉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高兴地看到，村干部直选在官山村的正常推行。我曾听说，我国村委会直选，出现三大怪象：一是有钱的暴发户；二是人多势大的家族；三是村霸大佬。基本上由这些人把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非政府机构之外的权力。

政治民主，这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状态，只有如此，人民才可当家作主，才能将我们的国事，包括村事办好。这是被全世界所有先进国家社会发展所验证的真理。然而，在中国，帝制被推翻了100余年，却不知实行的是何制？民主政治，这个最美好的东西，交由农村最基层的非政府机构来实施，真叫人有本末倒置之嫌。从中央到地方的种种弊端又不得不让人担忧：一瓢清水，一旦泼到污浊的大江的时候，又将是怎样的一种情景？

我之忧，在于我深信：一村之治，在于一国；一国之治，在于国之政体也。政体不改，推行民主，犹如有人将民主当成耍猴的棒，而我们就像在那个有限的地盘上打转转的被人戏耍愚弄的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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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山古楼是幸运的，它逃过了中国人类灾难中的一劫，但是它却终归逃脱不了岁月如刀似斧般的削剁，人类借助什么才能够穿越时空？穿越历史？穿越古今呢？

阿房宫工程浩大，却抵不过项羽一炬，燃烧三月，化为灰烬；圆明园极尽奢华，却经不起列强铁蹄的蹂躏与践踏，唯一能穿越时空和历史的只有民族的记忆。即使秦始皇焚书坑儒，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从未断层和断线；尽管历代皇权玩弄文字狱，探索与追求真理的志士反而层出不穷……。苏东坡、岳飞、林则徐、邓世昌等等民族英雄，他们的名字将会永远在民族的记忆丰碑上熠熠生辉，为百姓所颂唱！那么，尊重仓颉发明的方方正正的文字，神圣地对待中国汉字的精义，严肃而真实地记录我们的昨天、今天和将来，这正是作家协会与官山村采编出版本书的意义。在此，我们应该向太史公、班固、欧阳修们致意：写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实乃民族气节与精神也。吾辈当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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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陈家古楼和中国农村千千万万的古楼一样，成为我们民族文明进步道路上的一道背景，尽管色调灰暗，却富有历史的沉淀与厚重。我们应该在这个底色上构建起一个全新的、标志性的精神建筑体：确立全新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我们要构建的是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具有标榜意图的、任人图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官山古楼，我不想用虚华的笔调对你无尽地歌唱，其实那是一种亵渎。我知道你再怎样坚强，终会在时间的岁月中坍塌。这并不可怕，因为你已经嵌印在官山历史的记忆里。我想，你更愿看到的是，有人能用一种思想，开启中国农村源自生命本真意义上的发展前景。

邓三君 2012年7月27日于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