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让父亲快乐的理由

前几天参加一80后孩子的豪华婚礼，说是豪华其实就是奢侈，走进婚礼大厅就觉得与众不同，不知道是从哪里请来的礼仪公司，婚礼台上台下搞的都像电视台春节晚会似的富丽堂皇，最让人震撼的是喜宴，什么海参鲍鱼飞蟹等时尚海鲜应有尽有，还有那道“有头有脸”的扒猪头大菜，充分表明主人的“尊贵身份”和良苦用心，两个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不到一年就有房有车的孩子喜气洋洋地站在台上，听父亲激动地有些哽咽地当着所有来宾“语重心长”的叮咛，人们无不感慨现在的孩子们真是无忧无虑掉进蜜罐里了。那一刻，我觉得台上那位老兄真是不简单更是太不容易了，想想自己的儿子还没有结婚，又觉得那份压力实在是太重太重，做父亲真的很累。

提起父亲就会想到阎维文、刘和刚的经典传唱，还有朱自清眼中父亲远去的《背影》。我敢说现在的孩子们绝不会感受到父亲“一声长叹半壶老酒，一袋闷烟满天数星斗”的艰辛历程，他们眼中的我们更多是“不知不觉鬓角露了白发，不声不响眼角上添了皱纹”的平淡自然。渐渐地，孩子们也成为父亲。

我的父亲有点像《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当年我们家住在新生，就在咱“母亲河”辽河岸边，上世纪60年代，那里还是一个能停泊船只的小码头。父亲喜欢打渔摸虾特别是钓鱼，每次去大河钓鱼总是带上我，那时的钓鱼用具十分简单一点也不好玩，就是用一根百十米长的尼龙线，一头拴上铅砣和几个鱼钩，一头拴在有个小铃铛的竹条上，并将那竹条牢牢地插在地上，就是现在的“海杆”了，所谓铃铛就是用两个瓶盖合成里面放上几粒沙石，鱼饵主要是小泥鳅、绿树虫子和面砣，钓的鱼主要是鲶鱼鲤鱼和鲈鱼，垂钓者一般都要下上十几把杆。父亲下完钩后，就打开折叠小凳子，很惬意地点上一袋“蛤蟆赖”，静静地等待着铃声后的收获，我只能无聊地在后面玩耍，一旦有大鱼上钩父亲就一边溜鱼一边喊我：“快拿网抄来！”，当活蹦乱跳的鱼儿被降服，父亲就会冲着我露出胜利后得意的微笑。

父亲是建国前的老干部，当过通信兵，他的工作是负责通讯科和广播站，有一个徒弟我叫杨叔，和父亲一样也是个钓鱼迷，我们两家最开心的事就是共同分享他们的劳动成果。其实，我最崇拜父亲的是他会修理无线电，那时我们家有一台电子管收音机，是父亲自己组装的，这个玩意儿成了我“享受”童年快乐的唯一，我也偷偷地跟他学了不少，若干年后我自己组装了一台9英寸晶体管黑白电视机，这在当年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的“新鲜玩意”，不过，每当有人夸奖我的时候，父亲就假装板着脸满不在乎地说：“别看这些，这小子浮灵！”。

不知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父亲和杨叔竟莫名其妙地成为对立派，双方大搞政治攻势打嘴仗，师徒俩较着真在各自的指挥部上架起了用几个小喇叭合成的“超级大喇叭”互相比谁的声音大，最可怕的是有时候还相互枪击对射，我们家成了重点攻击的对象，也是重点保护的对象，父亲有时几天都不回家，母亲带着我们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1970年，两派的争斗问题基本结束了，我们家却成了第一批“五七大军”下放户，临走的时候，杨叔送来100斤大米，那是他费了很大劲“走后门”批的，那一刻师徒俩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我看到他们都哭了，尔后就默不作声地收拾东西。后来在农村每逢口粮青黄不接的时候，杨叔就托人为我们送些粮食。

下放在农村的那些年，父亲打渔摸虾的“本事”大显身手，只是那里没有大河都是小河小沟，父亲自制了很多打渔工具可谓多样化，什么搬网拦网撒网一应俱全，一有时间就去捕鱼改善生活，几乎每次都少不了我。夏天，打些“穿丁鱼”做鱼酱，就着大葱来碗高粱米水饭，是那时几乎每家每户的“喜爱”，要是能在苇塘边的水线沟里钓上几条大黑鱼，父亲一准要和房东大叔整上一杯。最有意思的是冬天捕鱼，十冬腊月穿着羊皮大衣带着狗皮帽子扛上冰穿子，找一个深水沟砸个窟窿，冰面下那些因缺氧迷迷糊糊的鱼儿们就随着水翻滚到冰面上，但扑腾不了多久就冻僵硬了，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收获了这些战利品。

那一年秋天，村里先后有两批沈阳和大连下乡青年，都是父亲去接来的，那些远离父母的孩子们，仿佛在我们这儿能够找到一点“家”的感觉，平时受点委屈有个头痛脑热想念父母了都来我们家，我们家成了知青哥知青姐们活动的“据点”。过年时，父亲叫来几个回不去家的知青哥知青姐一起包酸菜馅饺子、吃猪肉炖粉条、冻梨，听革命“样板戏”好不热闹。这时，父亲就会点上一袋烟有滋有味地吸起来，那一闪一闪的亮光，成为我心中永远不落的太阳。

返城回到盘山后的那一年春天，我的年仅40岁的母亲，因意外的医疗事故瘫痪在床上，父亲一夜之间仿佛老了很多，当时我们兄妹3人还都上学，一个小弟才5岁，父亲就完全停止了工作来照顾母亲，但是半年后，母亲还是匆匆地离开了我们。我中学毕业后因“特困”留城并参加工作，父亲在杨叔的鼓动下带上小弟又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那时的杨叔也有了自己的徒弟。我和两个妹妹留在盘山，父亲几乎每周都要骑着自行车来看望我们，并带来他亲自栽种收获的新鲜蔬菜。后来，妹妹们先后中学毕业，在那些好心人的帮助下都找到了工作找到了男朋友，没有任何陪嫁就出嫁了。1986年，我结婚的时候也没有举行什么仪式，父亲给了我爱人200元钱（以后每每提起爱人都耿耿于怀觉得委屈），我们买来些酒菜，在几个要好同学朋友的见证下就算办事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在那些苦难的年代里，我作为家里的长子---一个堂堂男子汉的无助无奈与悲哀，但我总是觉得父亲的承载更多，他的心里更苦更难。

父亲真的是在我们“不知不觉”中离休的，我们兄妹相约每年的大年三十必须要和父亲在一起过，一大家10多口人挤在那不到30平米的小平房里做上一桌菜，听父亲唠唠叨叨地挨个“数到”一遍，然后，向“首长”汇报“家情”，听他讲那些传奇的故事，在欢声笑语中忘掉一年所有的烦恼，亲情浓浓，其乐融融。父亲还要亲自给我们做些南方的家乡菜，只是太淡太甜了，每当有鱼端上来，父亲就会自语道：“要是能钓上一条红毛大鲤鱼过年就好了。”

我和妹妹的日子一天天地好了起来，小弟也凭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国工。父亲终于可以安心了，但他却不能像从前似的去大河边钓鱼，因为父亲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出门必须要靠轮椅来帮助。一次，我接父亲来兴隆台，我的一个当老板的哥们非要请父亲去大酒店吃饭，看到满桌子的好菜，父亲有些不高兴地说：“咋的，有了好日子就不知道咋过了？”搞得大家都很尴尬。但大家都明白，父亲的经历太多了，看不惯的事情也就多了。

2007年的那个夏天，在一个周日阳光明媚的早晨，我的81岁的父亲在我们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静静地走了，在组织部门整理的档案中我才知道父亲简历：1948年2月参加革命，粤东游击队，1951年入党。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一个戎马生涯铁骨铮铮的革命战士，真正明白这么多年来父亲严于律己近视于刻薄地教育我们儿女要淡泊名利，他一次又一次地将荣誉将涨工资的指标让给别人，一次又一次地行善事献爱心。还有，对母亲那份忠贞不渝的情感。那一刻，我真真切切地感到一个父亲的伟大。

我们兄妹在父亲钟爱的那片热土上选择了一块墓地，将父母合葬在一起，整整30年了，他们终于又相聚而且永远不会分离。

找一个让父亲快乐的理由，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让我们的父亲不在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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