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

评《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

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曾于《同舟共进》杂志等多家媒体发表一篇题为《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的文章（原文附后），读者很多，影响不小。其实，这是作者应用铺垫排除和先隐后露的手法，借题发挥且又拐弯抹角地表明一个荒谬观点的又一篇奇文。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该文的命题看似提出一个无可置疑的正面观点，其实不然。这个标题等于说我们目前的社会是一个不讲理的社会。显然，这是言过其实地对我们目前社会舆论主流的肆意歪曲。其次，作者呼吁“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那么，作者想要恢复的，指的又是什么时代、什么制度下的社会“讲理风气”呢？对此，“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作者没有明说，那就让我们从他的全文中寻找答案吧。

纵观全文，作者论述的逻辑顺序是：（1）文章起始表明，现在“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矛盾也特别多”；（2）否认怨气和矛盾源于贫富差距悬殊和官场贪污腐败的民间共识；（3）认为怨气和矛盾来自社会缺失正义，“不讲理”；（4）结论是，只有通过全民投票选举，才是消除社会民怨矛盾，恢复社会讲理风气，确保社会长治久安唯一有效的办法。（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论是全文核心观点。）尽管以上前三个环节的论证，与最后推导出的结论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有悖逻辑推理的基本要求，但是我们还是不难发现，前三步“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弯弯绕，只不过是为最后亮出核心观点服务的过渡性铺垫，不禁让人有一种“图穷匕首见”的感觉。此文确实是一篇不可多见的论题、论证、论据与论点风马牛不相及，逻辑混乱的奇文。接下来，不妨让我们进一步就该文的荒唐逻辑摘要剖析一下它的症结所在，看看茅于轼讲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理”？

这位自作聪明的经济学家不惜采用“请君入瓮”的手法，混淆是非，穿凿附会地误导读者接受他的政治主张和错误观点。文章起始便别有用心地通过极端片面地强调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说：“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不再是穷困和饥饿，不再是受人欺侮，也不再是东亚病夫。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变化得这样快的”。以此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举世公认的奠基性伟大成就。试问，难道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中国真的是一个“穷困饥饿、受人欺负”的国家吗？这符合历史事实吗？接着，作者就提出一个现在“社会怨气大矛盾多原因何在” 的问题，从而借题发挥说，“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自己也说不大清。”这是言不由衷的遁词。其实，作者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感是社会正义的缺失。简单讲，就是不讲理”。还说什么“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要讲理，不要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主要因为大家相信共产党是讲理的。国民党几百万大军溃败了，原因是道理讲不过共产党”。茅先生把“正义”完全等同于“讲理”，认为凡是动武的都是“不讲理”，都是“非正义”的。而且还断言，讲理是一定能讲得通的。果真是这样吗？殊不知，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任何的“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不是遵循同一个标准的，“理”是有它的历史性和阶级性特点的。不同时代和不同阶级社会，有不同的占主导地位的“公理”。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这“公理”实质上就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家之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两者都有各自的道理和利益，是不可能统一的，讲理是永远讲不通的。比如说，地主和资本家认为是他们养活了农民和工人，而农民和工人则认为是地主和资本家压迫和剥削了自己，两者之间能通过讲理达成共识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以，被统治阶级为了坚守和维护自己的道理和利益，只有靠“动武”推翻反动统治阶级，才是唯一的办法和出路。人类社会不就是在无数的奴隶、农民、工人不断反复地“动武”斗争中发展和进步的吗？纵观中外古今的历史，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的更替是通过所谓的“讲理”实现的。茅居然说“国民党几百万大军溃败了，原因是道理讲不过共产党”，简直是贻笑天下的无稽之谈！共产党绝非靠“讲理”打败国民党的，而是靠“动武”打出一个新中国的。如果按照茅于轼的逻辑，历史上的奴隶起义、农民起义和共产党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武装斗争，岂非都是“缺失正义”的“不讲理” 的犯上作乱？！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茅于轼的“讲理”之说，分明是公然挑战共产党以武装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合理性。

其次，茅于轼还认为，民怨不是来自贫富悬殊和官场腐败，而是源于“社会不讲理”。这纯粹是作者的主观臆断，充其量只能代表一小部分人的偏见，绝非是全社会绝大多数民众的共识，不足为证。说什么，“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内地还高，2002年是0.45，现在上升到了0.5。中国内地的基尼系数是0.45，分配比香港可能还更公平一些”。还说什么，“从国际比较看，中国远不是最腐败的国家。政府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就拿我们的近邻看，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排行榜中除了马来西亚，其余的都不如中国”。由此可见，作者避重就轻、文过饰非地为贫富悬殊和官场腐败的社会弊端辩解的花招，是何等的荒唐和自欺欺人！我想,作为经济学家的茅先生不会不知道，基尼系数反映的是收入分布的“均匀”程度或差异（差距）程度，而不是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或“公正”程度。基尼系数适用于计划经济，是衡量计划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有效工具。它不仅不能反映收入的分配问题，而且也不能全面反映收入的分布问题。因此，将其用于市场经济是不合适的。比如，面对国税和国有资产的流失、国有经济投资与财政支出、特别是黑色经济收入等复杂情况，基尼系数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五花八门的灰色收入、黑色收入已经超越分配问题和经济问题，属于涉及政治法律的触犯刑法的问题。因此，作者仅从抽象的且经过歪曲的理论出发，而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肆意否认由于分配不公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的事实。文章引用基尼系数的辩词完全是遮人耳目、瞒天过海的徒劳之举。

特别是作者关于官场腐败问题的辩词更是与民意相悖，经不起一驳。众所周知，我国目前官场腐败的严重性和反腐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严峻形势已是无可置疑的党和人民的共识，而茅于轼则掉以轻心地认为，“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言外之意，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如果按此论行事，亡党亡国的灭顶之灾将不可避免，这绝非危言耸听之说。尤其荒诞不经的是，作者竟然拿中国与一些比我们更加腐败的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说“中国远不是最腐败的国家”，以“五十步笑百步”而沾沾自喜。试问，如果等到中国成了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还有药可救吗？这是典型的讳疾忌医和阿Q式的自我安慰，无异于给我们注射麻醉剂，瓦解我们的反腐斗志。

总而言之，作者认为一个怨气大、矛盾多而又“不讲理”的社会“是非常危险的”，并以一种貌似“忧国忧民”的姿态表示：“这样一个社会恐怕很难长治久安，必须赶紧找出办法，改变现状”。那么，作者找到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妙手回春的“办法”呢？他说：“必须有最后的不动武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通过全民投票解决问题。比如决定国家领导人，往往两派相持不下，那就由投票解决。有了这样一套规矩，社会就能讲理，就一定能稳定，民怨也就没了”。作者为我们找到的这个“办法”，说白了就是只有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选，实行“三权鼎立”、“两院制”和多党轮流执政，才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作者于文章起始，对他究竟主张恢复一个什么制度下的社会“讲理”风气，没有给出明确答案，至此谜底才得以揭晓，终于露出了他的“庐山真面目”。原来，作者想说而又不便急于直说的是：只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社会，才是讲理的没有怨气矛盾并能长治久安的社会。这就是茅文的旨意和要害所在。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原来，茅于轼讲的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的“理”，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理”，是妄图颠覆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制度的歪理。

【附】茅于轼：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

茅于轼

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矛盾也特别多。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气大，动不动就想打架。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

中国据说是已经崛起。这并不是空穴来风，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成就在全世界可说是首屈一指的。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不再是穷困和饥饿，不再是受人欺侮，也不再是东亚病夫。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变化得这样快的。特别是中国从以前的闭关锁国变成了全面开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国家，在生活的提高、政治的进步、国际地位的上升方面，许多国家比不上我们。当然，并不能说我们已经很好了，已经是发达国家了，我是说，我们进步的速度确实叫人瞠目结舌。30年前任何人做梦也想不到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可同样令人困惑的是，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矛盾也特别多。百姓在互相交谈中，在网上的评论中，很少有人感到满意，牢骚特别多，似乎社会很快就要崩溃似的。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气大，动不动就想打架。政府大概也有同样的感觉，很怕社会不稳。每逢国家有庆典，比如十一阅兵，奥运开幕，人大开会，北京就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连老太太都动员出来巡逻，商店里连买把菜刀都要身份证。这在全世界恐怕也算少有。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自己也说不大清。

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贫富差距造成民怨。这不能说没有根据。贫富差距到处可见，而且给人的眼球和神经很大刺激。民怨加剧是与经济成长同时发生的，它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收入的不公平感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剧，因此不公平造成的不满也同样在加强。当前全国上下都注意如何缓解贫富差距，把克服不公平看成缓解民怨的一个最主要方面。

可是这个结论经不起检验。收入分配的不公固然可能引发怨气，但也未必，这同时取决于一系列其他因素。最可比的是香港。香港人同样是中国人，文化传统是一样的，相距不到100公里，每天都有几万人出出进进。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内地还高，2002年是0.45，现在上升到了0.5。中国内地的基尼系数是0.45，分配比香港可能还更公平一些。大陆相对较高的基尼系数主要是城乡差别造成的，仅仅看城市或仅仅看农村，各自的基尼系数都不到0.4，但把二者合起来，不平等就特别大了。香港没有农村，不存在城乡差别，可收入差距比有城乡差别的内地还要大。香港的面积又非常小，没有地区差别。不像在内地，东西之间自然条件非常不同。这说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为的。而内地的分配不公部分地是自然造成的，基尼系数大在这个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在香港，距离很近的人之间收入差别这样大，比起远隔千里之外的人同样的差距，引起的感受是极不相同的，可是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稳或很大民怨。

民怨大的另一个说法是贪污腐化。政府官员化公为私，钱权交易，引起大众的怨恨。可从国际比较看，中国远不是最腐败的国家。政府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全世界最腐败的国家集中在非洲，其次是南美洲。比较起来东南亚算好一点的。就拿我们的近邻看，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泰国、柬埔寨、越南、俄罗斯等，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排行榜中除了马来西亚，其余的都不如中国（2009年的数据）。这些国家有没有民怨，我不知道，也很难调查。但是从国际上大部分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可知，中国的确是问题最多的国家之一。经济虽然很好，但前景很不确定。问题不在经济上，而在社会中。

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感是社会正义的缺失。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在中国，有些人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有时武力倒是有用的。

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要讲理，不要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讲理讲不通，必须动武，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正义从哪儿来？政府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还要主持正义，帮助别人讲理。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主要因为大家相信共产党是讲理的。国民党几百万大军溃败了，原因是道理讲不过共产党。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现在某些公权在握的官员不大讲理了，社会陷入了危险。

一系列的事情说明地方政府有时不能主持正义。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件民告官的诉讼，但胜诉的不到10%。在某种情况下，法院明显偏袒政府，司法的公正缺乏保障。法院和检察部门还有权不受理百姓的诉讼或检举。更有甚者，一些官员还抓上访求诉正义的人，关他们、打他们，还打压帮助百姓维权的律师。百姓诉诸正义的道路非常艰难，成功的机会非常微小，于是民怨迭起，百姓也不再信任政府。每当官民发生矛盾时，民众不分是非，一概认为政府是错的，于是形成官民的对立。假作真时真亦假，即使政府说真话，百姓也不信，搞得政府百口莫辩。社会没有了是非的区分。更由于政府讲理讲不过百姓，只好管制舆论，反过来又使得民怨进一步上升。事情搞到这个地步，最早是由于个别官员因私利而牺牲正义，上级政府监管不力，甚至同流合污，事态越来越滑向无序，终于造成民怨泛滥、治理困难的局面。百姓没有武力，希望政府能够讲理，甚至用自焚来要求，但政府不予理睬。百姓只好在一些群体事件中翻警车，烧警车，甚至烧公安局，烧县政府，例如贵州瓮安事件。越来越倾向于暴力，这不是百姓的本性。百姓没有武力，他们希望讲理。现在，两方面都已经养成了不讲理，比武力的规则。这个国家越来越难治理了，根源就是有些官员自以为有武力，不讲理。这样一个社会恐怕很难长治久安，必须赶紧找出办法，改变现状。

当前大部分学者和官员认为收入差距是问题的根源，也有认为贪污腐化是社会矛盾的根源，我并不认同。把根源看错了治理就不能见效。我认为问题的根子在不讲理。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尤其是政府必须带头讲理。可是，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却恰好背道而驰，部分官员在进一步限制百姓讲理的渠道，堵塞正义的发挥，用强力控制社会的方向和步伐。即使强力能够见效于一时，事物终究要回归到正义上来。因为百姓相信正义，不愿臣服于强力。

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共和（republic），从字面上看就是共同的和平，是大家都讲和平，放弃武力。用共和来翻译republic非常恰当。大家都讲理，矛盾通过说理来解决，这是一个先进社会的基本标志。反之，一个落后的社会就是一个不讲理的社会，凭武力解决问题。比较各国的发达程度，只要看武力在国家活动中的作用，就能判断得差不多。最发达的国家，武装力量只用于警察和国防，绝不参与国内的政治。管理国家的武力是一门很专业的学问，是由专业人士来做的。很少有哪个领导人是行伍出身的，因为他们需要的知识不同。越是欠发达国家，领导人越是依靠武装力量，即使是文官出身，也得时刻防备武装政变。

要想建立一个讲理的社会，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条件。首先是最有力量的一方认识到讲理的必要性，愿意不诉诸武力。这是从讲"力"转变到讲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其次要建立一套规矩，使得通过讲理一定能解决问题。这需要双方都有彼此尊重的习惯，有让步的思想准备，有遵守法律的意识。这时候民众是不是讲理，愿意妥协让步，达成协议，成为关键。其实百姓同样存在不讲理的可能。一些民主国家虽然有全民投票的规则，可是失败的一方不承认自己的失败，继续上街闹事，最后不得不靠动武解决问题，"共和"又走远了，社会回到了起点。

的确，两派谈判未见得总能达成协议，所以必须有最后的不动武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通过全民投票解决问题。比如决定国家领导人，往往两派相持不下，那就由投票解决。有了这样一套规矩，社会就能讲理，就一定能稳定，民怨也就没有了。

（原载《同舟共进》2010年第5期）

张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