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木偶散记（4）
钱蒙年
一个人事业上的道路，完全取决于组织的安排．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干部制度所决定的。
1954 年秋，宁夏省撤销，合并甘肃省。我被调至甘肃日报。我的人生之旅，迈开了新的一步。1955 年春至1957年春，我先后任驻白银有色金属公司641 勘探队和玉门油矿驻地记者。
那时，正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人阶级为使伟大的祖国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焕发出那种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和主人翁忘我拼搏的精神，真是惊天地、泣鬼神，极大地感染着和激荡着我那一颗向往光明的年轻的心。
“咱们工人有力量，
悔，咱们工人有力量！
悔，白天黑夜工作忙！
那时，这首歌荡漾在工业建设的所有工地上，那激越的弦律，高亢的歌声，鼓舞着人们去拥抱和创造新的生活。那时，我们共和国如初升的太阳，光芒万丈。举国上下，欣欣向荣，五亿人民的心中洋溢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无比自豪而神圣的感情。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和笔录者，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歌颂我们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中去。消息、通讯、评论、随感，总是不断地从自己滚烫的心中涌出．报纸上大抵三、四天总有我一篇报道。我觉得能为共和国火热的经济建设呐喊助威，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福。这是我记者生涯中的黄金时代。每当我唱起“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英特纳雄奈尔一定要实现”时．我总感到一股热血在血管里涌流．我为自己从事的崇高事业和肩负的历史使命感到无比自豪。
1956 年12 月7 日，我加入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从此，为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奋斗就成了我终生不渝的信念。
这年夏天．有件意外的事闯入了我的生活．当我在玉门采访时，一个自称人民大学学生、名叫程海果的女孩子来到玉门。她和我住在同一招待所。偶然邂逅，她即向我述说她的同学林希翎．如何年轻有为、才华洋滋，而招致一些人的嫉恨和打击，并深为不平。她的谈话赢得了我的信任。
不久，她返回北京。来信说林希翎就是她程海果。她要为自己的不幸遭遇而上诉，并寄来洋洋数万言的起诉书。鉴于当时中国青年报发表丁几篇为林希翎鸣不平的文章，我“昏了头”，回信支特她的“正义斗争”．这封信后来带给我无穷无尽的麻烦，是我始料不及的。
1957年2 月27 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门题》 的讲话，不久党内开展整风。5 月初，报纸上关于帮助党整风和鸣放的报道日渐增多。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而我却懵然一无所知。我在玉门仍然按部就班地进行我的采访报道．报社记者部来信，让我将鸣放意见写信寄回报社。我一字未写。
大约5 月中旬，记者部来电话，让立即回社参加整风学习。我返回了兰州，那时的气氛，内紧而外松。记者部的一伙年轻人在领导的一再动员下，给党组织和党员提意见，参加鸣放。可我始终未鸣放一个字。原因不是别的，而是觉得我们的党是如此伟大、光荣而正确，我们的命运和党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我的成长更说明了，没有党就没有我个人的一切．具体地说，自调到报社以来．领导对我是很器重的。处处关怀、爱护、培养、教育。我实在对党组织、对领导提不出什么意见。再说．我入党不久，觉得帮助党整风、鸣放，似乎是非党同志的事。作为党员，我应该更虚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正如毛主席后来说的，这场运动．不通知团员，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不通知支部委员会，让他们混战一场，各人打各人的主意。”我只是朦胧之中有点惶惑，不知道运动究竟沿着一条什么轨迹在运行，等待着我们的究竞是什么？
这一切，随着6 月8 日人民日报社论《 这是为什么》 的发表，一切都明朗化了。震撼全国的反右派运动开始了。报社于一夜之间．反击右派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约一米宽的反右口号长幅，从四楼一直垂挂至地。“打倒右派分子某某某”的批斗会一个接着一个，整个报社像着了魔似的，人们毫无例外地卷入这场运动。它那八级地震似的破坏力，使我感到惊心动魄而又惶惑迷惘。我只是暗自惊叹、这就是阶级斗争啊。
我终于作为经受了“考验”的积极分子，被派往文化单位报道这场反右斗争。我按照领导提供的线索，首先去了省图书馆。只见墙上没有一张“反击右派”的大字报。而几张给领导提意见的大字报显得和当时的政治气氛很不协调。有一女子在大字报中对领导提了点言辞激烈的意见、我按图索骥，向馆长提出了“为什么不反击”的提问。这个发问使这位领导显得又惊恐，又喜悦。惊恐的是他们反右行动迟缓，显得尴尬；喜悦的是舆论支持他们对敢于向领导提意见的人，进行反击，于是，他向我提供了这位女子平时如何对“党”不满．趁这次鸣放如何“猖狂进攻”的事实，据此，我丝毫未进行调查核实、亦未听取那位女子的意见．就写了一篇批评省图书馆反右不力的报道。这篇报道很快就在甘肃日报一版见报了．那位弱女子因此而被打为右派．并决定逮捕劳改。因身怀有孕而得以延期。同时，我还报道了省话剧团、省歌舞团的反右斗争．为反右扩大化火上浇油。
文可杀人！一篇强烈的政治性新闻，毁了一个人美好的人生。由于我的过错，使一个弱女子蒙受了几十年的冤屈．而我的悲剧恰恰在于．我当时认为这是对党的事业的忠诚。这件事后来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永不泯灭的悔恨。
报社的反右如火如茶。在前些日子鸣放中原来极为平淡的小事、说不定有人发现是一个火星而随之变成反党的严重事件。有一个编辑利用人名戏作了一副对联“x 俊德，德不俊，何名俊德？x 修文，文不修，怎能修文？”讽剌了两个党员干部“缺德少才”，被无限上纲．一下子打成了右派；一同志写过一篇批评官僚主义的杂文。仅因文笔辛辣了一点，被诬为恶意攻击，定为反党，甚至不久前作为反官僚主义的典型而在报上曝光的事例，有关单位也借反右予以翻案。报道此事的记者被说成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右派分子。甚至鸣放中有人惧怕自己的历史辫子被人抓住而一言不发，也被说成对党心怀不满．也被“深挖”了出来。有人仅画了一幅对领导不恭的讽刺漫画而在劫难逃。
如此等等，能不令人心惊胆战？不少人表面上镇定自若．实际上惶惶不可终日，不知哪一天突然被戴上“右派”帽子。“打例右派分子xxX 向党的疯狂进攻！ ”每当我声嘶力竭地在斗争会上喊着众口一词的口号时，我的内心却是虚弱和痛苦的。就在这时，作为“极右分子”的林希翎被揪出来了。人民日报、各省党报均醒目地予以报道．我担心我给林希翎的那封信会被抖出来，心里直打鼓。突然在10 月份的一天，记者部主任G 突然问我“你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向党交待？”我心里咯噔一下，准是林希翎的事发了．我那封信，不是林希翎自己交待了，就是被搜出来了。我赶忙承认说，在56年底鸣放前，我给林希翎写过一封信。我特别强调事情发生在“鸣放前”，而且说明我支持林告状，是国中国青年报到 为林平反为前因。同时也检讨自己年幼无知，未认清林骨子里的“反党真面目”、“丧失立场”的错误。此事在记者部会议上，对我进行了产肃的批评．上纲是不轻的．这时已到了反右后期，党组织鉴于我的深刻检讨，以及我在反右运动中的表现，客观地分析了事情的历史背景．最后只作了“延长党员预备期半年”的处分决定。
我抹了抹头上的大汗，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反右这一关总算过去了，我沉重地舒了一口气。在风云激荡的政治风幕中，一会儿我被冲上浪尖，倏忽又跌入谷底。我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我究竟该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思不清、想不明。路漫漫其修远兮，糊里糊涂前行吧。
不过，严酷的事实教育我：从此，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以免招致不必要的麻烦。我在塑造自己的时候、在自己身上又加了一件防矛的外衣。
但是迟了。从此，我开始慢慢吞咽着自己种下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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