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私有制下的生产分配和民生

浅论私有制下的生产分配和民生

【修改稿】

日前，笔者发了一篇题为《“做蛋糕”和“分蛋糕”的是非杂谈》的博文，就社会财富的生产（做蛋糕）、分配（分蛋糕）和劳动者（蛋糕制作者）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谈了一些肤浅的认识。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就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的终极原因，谈谈私有制条件下的生产、分配与民生之间的因果联系。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一般可分为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四个基本环节，而其中的生产活动是社会经济活动的起点和原动力，是分配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中，生产、分配都和民生有着现象和本质的因果联系，特别是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形式和劳动成果的分配方式，对民生状况的优劣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按资分配”，企业主与雇佣劳动者之间存在剥削与被剥关系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只是资本的附庸，劳动者也只是为资本家创造利润的工具，由他们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而由劳动者的必要劳动为自己创造的那一小部分作为工资的劳动价值，仅能满足劳动者养家糊口的生存需要，也是资本家为了再生产廉价劳动力，为他们创造更多剩余价值的需要。于是，在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便必然产生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一极是有产者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劳动者贫困的积累。马克思在分析这种社会现象产生的根源时，指出：“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来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正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基本原理中获得这样的认识：劳资双方的贫富两极分化，是以资本与劳动对立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按资分配”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表现。只要存在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只要存在有产者对无产者贪得无厌的剥削，资本增殖和民生凋敝的两极分化现象则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是“劳工神圣”，还是“资本神圣”？是“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还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按劳分配”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按资分配”这两种有着本质区别的生产关系的分水岭。

马克思指出：“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而言是如此，就形式而言也是如此。就对象而言，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而言，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从现象上看，是“按资分配”的不公直接导致两极分化，但就其本质而言，则是以资本和资本家为本位的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特定的生产方式，这才是产生两极分化的根源所在。毋庸置疑，这是被中国人在受尽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残酷剥削的私有制社会中，穷了几千年的悲惨历史反复证明的真理。既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两极分化的根源，那么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为此，新中国成立后，为彻底改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形成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从源头上消除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在“剥夺剥夺者”的土改运动中，我们党领导人民革除了“按地分配”；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革除了“按资分配”；之后，我们党又为了防止执政党蜕化变质，进一步革除了“按权分配”。至此，基本确立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史无前例地改变了在旧中国私有制条件下，生产、分配、民生三者关系的历史性扭曲现象。正因为私有制是两极分化、民生凋敝的根源，所以吴邦国委员长在全国人大工作报告中，代表党和政府以及占人口95%以上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意志表述了“五个不搞”，郑重声明“不搞私有化”。

然而，有个别海归派学者却以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推行所谓社会福利政策为由，认为“早期的私有制是野蛮邪恶的所有制，而现代私有制是尊重人权的文明的所有制”。这个极力美化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观点是极其荒谬的。其一，公然抹杀私有制的本质属性。中外古今社会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无一不是依赖于资本增殖、超额利润以及对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来维系的。这是私有制亘古不变的本质属性，也是一切私有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无视私有制酿成的血淋淋的历史事实，说私有制有“野蛮”和“文明”之分，无异于说吃人的魔鬼有“野蛮”和“文明”之别。其二，肆意掩饰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社会福利政策的本质。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的两极分化现象，激化了阶级矛盾，威胁到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社会保障，完全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限制两极分化，维持社会稳定，巩固资本主义的统治。而劳动者得到的“社会福利”，实际上是劳动者自己的劳动成果，绝非是资产阶级恩赐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量事实证明，这种福利政策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恰恰相反，随着资本的积累和集中，两极分化现象更加严重了。资本主义国家不是没有消除贫困的经济实力，而是它们的私有制剥削制度需要贫困。因为消除两极分化，必须消除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这就无异于废除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绝对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也是代表资本家利益的统治集团绝对不允许实现的事情。

李大钊在1919年出版的《新青年》（6卷5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文中说：“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而那位海归派学者，就是持“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观点来诠释私有制的。说白了，所谓现代私有制“尊重人权”，其实就是尊重资本家阶级剥削雇佣劳动者的特权。所谓现代私有制的“文明”，其实就是渗透资本每个毛孔的血污，是贪得无厌地剥削压迫雇佣劳动者的野蛮和邪恶！

综上所述，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生产、分配与民生之间的因果联系，我们拟可作出这样的归纳：为积累和扩大资本总量而组织的社会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决定“按资分配”的特殊形式，从而必然导致无产者和有产者之间的贫富两极分化。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告诉我们，在社会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全面实行公平合理的“按劳分配”，没有资本运作和雇佣劳动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者与生产管理者是平等合作的关系，并共同享有他们自己创造的、各自应得的那份社会财富。显然，在这样理想的社会中，是不具备产生贫富两极分化的条件和经济基础的。然而，由于受生产力水平等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我国现阶段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说，无论在所有制形式和分配制度方面，还是在民生状况等诸多方面，都还没有完全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要求。特别是，由于分配形式的多元化和社会分配的不公，一小部分先富裕起来的社会群体的高收入，和大部分工薪阶层的低收入之间的差距是十分悬殊的。应该说，这种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既不利于最大限度地调动劳工阶层的生产积极性，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不管怎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的，是“中国特色”而不是西方特色，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毕竟不等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然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属性则决定了在市场与计划并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要有宏观调控的计划，以确保市场健康的发展；在国有经济与其他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历史阶段，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在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格局中，必须坚持以“按劳分配”的原则为主导，将那些不能体现公平公正原则的分配方式，依法严格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以遏制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的势头；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存的情况下，必须坚持以改善民生的社会效益为重，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工大众的工资收入和生活水平。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诸如削弱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所谓“国退民进”，以及国有企业的“按职分配”和“高管年薪制”，都是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属性相悖的。

总而言之，无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到什么时候，无论我们的对外开放到什么程度，无论我们的国民经济发展到什么水平，改善民生始终是新时期的“硬道理”，我们党的“以人为本，注重民生”的治国理念是不会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