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名夏，文人性格的仕途悲剧

文人当官，古来与之。特别是科举制盛行以来，八股取士，文人多活跃在政治舞台。陈名夏，也不例外。他是江南才子，崇祯十六年廷试第三名（探花）），官翰林修撰，兼户兵二科都给事中。福王时，投靠入京的李自成。顺治二年降清，以王文奎荐复原官，旋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累官秘书院大学士。可谓历经明、大顺、清三朝政治风云，应有一定的当官经验了，可怜最终还是文人的性格让他五十多岁，以徇私植党，滥用匪人为宁完我所劾，处以绞死。

“我欲歌，听者疑。我重泣，如绠縻。以此叹息无古道，千载相思在管鲍。”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为复杂的一个时段，陈名夏恰恰处在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皇帝多疑，宦官专权，文官弄术，武官要君，满汉相争，南北不容，明不聊生，社会动荡。陈名夏也算脑子很活的人，政治上很敏感，善于投机钻营，懂得生活得复杂远远胜于生命。他在清初，既能与摄政王多尔衮的红人谭泰搞好关系，也能与顺治皇帝的重臣索尼结好友情，还大胆劝说多尔衮篡位，虽遭拒绝，却也因此受到多尔衮的青睐，出任了吏部满尚书，烜赫一时。在“张煊案”中，张煊“上疏论陈名夏十罪二不法”弹劾，因谭泰极力庇护，陈名夏不但无罪，反而应该反坐张煊诬告之罪。最后谭泰就因擅权乱政、阿附多尔衮被处死，福临曾有旨不追究与谭泰有牵连的人，只是革了陈名夏的官，品级俸禄照旧，发正黄旗汉军下与闲散官随朝。

但是陈名夏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文人性格弱点，“好为名高”、“性锐虑疏”、恃才凌人，四面树敌，口无遮拦，得罪一片。在复审“张煊案”中，洪承畴“招对俱实”，获得了皇帝的宽恕。而陈名夏却“厉声强辩、闪烁其辞，及诘问辞穷，乃哭诉投诚之功”，让福临看清了他的真面目，感慨“其为辗转矫诈之小人也！”狡辩、装哭，对于马背上的满族人来讲，最为看不起了。顺治皇帝放了他一马，但已经成为“定时炸弹”！

历史上许多人都知道“兔死狗烹”的道理，张良、范蠡，以及明朝开国元勋刘伯温等等，都知道远离庙堂，隐于江湖。陈名夏在朝代更替之时，处于政治的漩涡。特别是明末南北党之争，在清朝继续延续，“南北各亲其亲，各友其友”，阉党冯铨在明朝之时就与东林党人明争暗斗，还有宁完我，都在伺机寻求报复。陈名夏信口开河，自己找死，对宁完我说：“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宁完我马上弹劾他行事叵测、结党营私、纵子行贿等多条罪款。

敌人在暗处，对手在找茬，陈名夏自己还不知道，或者粗心大意，没有政治头脑，被人利用。

特别是在此之前的“任珍案”。顺治十年二月，福临复命陈名夏署理吏部尚书。皇帝福临认为尽管任珍“所犯情罪亦重大可耻”，却“曾立大功”，言外之意，似乎是示意群臣应酌情轻判。会集九卿科道会议重审此案，最后满汉会议的结果却不仅让福临失望，更让他愤怒。九卿科道各衙门的满洲官员都同意刑部原判，以出言不轨等罪判处任珍死刑。而陈名夏等二十七位汉官却认为，对于婢女控告的罪行，任珍都不承认，“若以此定案，反开展辩之端。不若坐以应得之罪。”陈名夏回答皇帝说，任珍不承认婢女的指控，如果根据此告辞定罪，他肯定不服，所以说恐开展辩之端；但是他确实负恩犯法，刑部原就拟定死罪，这就是应得之罪；可是又律无正条，似乎应该勒令他自尽。福临被这种首鼠两端、模棱两可的言辞彻底激怒了，福临趁势将众汉官狠狠训谕了一顿，指责他们不与满官和衷共济，拉帮结派、欺君妄为、文过饰非，并命令内三院、九卿满汉官员、六科十四道、翰林七品以上、六部郎中齐集午门外，马上议罪，刻不容缓。讨论的结果是陈名夏等三人应处死刑，另外二十四人分别应被流徙、革职、免职和降调。福临再一次放过了陈名夏，只削去官衔二级，罚俸一年，罢署吏部事。陈名夏等二十七位汉官坚持不同满官同议。皇帝要救人，陈名夏却不罢手，本来因为““张煊案””，已经放过他一马，现在“任珍案”又表现不好，对于一个满族的皇帝，尽管口口声声要满汉一家，在关键的时候还是要考虑满族的利益以及皇帝的威严，顺治皇帝六岁登机，好不容易等到多尔衮去世，十四岁亲政反击，但是由于剃发、圈地、投充、逃人引起的各种反抗矛盾，加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母亲对自己婚姻大事的干预等等，都有可能导致顺治皇帝的多心猜疑，对满汉大臣互相倾轧的不满。

即使这样，顽劣而又独断的顺治皇帝还是放了陈名夏一马。也是基于当时大清入关不久，政治不稳，农民起义之火继续燎原，南明政权存在。

少年天子曾经在十一年正月十一日警告陈名夏：“与其才高而不思报国，不如才庸而思报国之为愈也。倘若知而不思报效，擅敢卵形，事发绝不轻贷，彼时勿得怨朕，自贻伊戚耳。”党首陈名夏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险。或许一些察觉，但是还继续他文人的本性，因为明朝之时，言官宁肯被处死，但长期受儒家传统教育，也要主持自己所谓的“正义”，有些一根筋。

陈名夏与方以智、阎尔梅三人在明清易代之中虽然政治选择不同，但并没有导致他们背弃相互之间的友情。可见，他也是一个懂得朋友之情的人。

宁完我发难，福临亲自讯问了陈名夏，可见当时的局势，皇帝需要杀人，杀个猴子已儆百官。陈名夏极力为自己辩白。福临又遍召群臣，突临内院，让侍臣当众宣读宁完我的劾奏，陈名夏不等侍臣读完，就逐条反驳宁完我的指责，福临大怒道：“即使要辩解，为何不等宣读完毕？”于是命九卿汇集左阙门，环坐会审，陈名夏跪着与宁完我对质，只承认说了“留头发复衣冠”的话。吏部等衙门与议政王大臣等先后两次在内殿审讯陈名夏，都认为宁完我劾奏陈名夏诸款属实，应该论斩。十二日，福临令改斩为绞。可以看出，此事蓄谋已久，皇帝要杀人，还怕找不到借口？宁完我和顺治等群臣要了一处好看的戏，最后发了一点仁慈，该斩为绞。文人陈名夏成了政治漩涡的棋子和牺牲品。

汤若望写到：“他（顺治）内心忽然间起一种狂妄的计划，而以一种青年人们的固执心肠，坚决施行。如果没有一位警告的人乘时刚强地加以谏止时，一件小小的事情，也会激起他的暴怒来，竟致使他的举动如同一位发疯发狂的人一般……”看来，高高在上的皇帝顺治心理有些扭曲了，由信天主教最后走向了信佛出家了。

福临倡导忠孝忠义，希望满汉一家，相互制约，维护自己的统治和大清的延续绵长；陈名夏死后，许多人又弹劾与其有关的事与人，亲戚和党羽，皇帝阻挡，直言“以后论人论事，只许指实直言。不许再借陈名夏亲戚、党羽进奏。”可以看出，陈名夏死的何其冤枉？毕竟，顺治皇帝他是赏识陈名夏的学问，曾经向冯铨夸赞起陈名夏，说：“陈名夏多读书，问古今事了了。即所未见书能举其名。”冯铨回答说：“陈名夏于举业似所长。余亦易见。”福临沉默了一会儿，说：“陈名夏终好。”文人只不过在皇帝的眼中，是一枚棋子而已。

钱谦益与柳如是，龚鼎孳与顾横波，在明末清初，每个文人选择了自己不同的生活道路，无可厚非。龚鼎孳“惟饮酒醉歌，俳优角逐，前在江南，用千金置妓名顾眉生，恋恋难割，多为奇宝异珍，以悦其心。淫纵之状，哄笑长安。”陈名夏喝酒大笑，清高疏虑，面对事情优柔寡断，毫无个人主见，这是文人的特点和为官的弱点。文人就是文人，如果自视清高，和杨修一样恃才放旷，只落得被杀头；忠孝礼仪，爱国守家，修身齐天下，这是最基本的，但是盲目地陷入到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应该头脑清醒些。不值得去死，生命的意义在现实中很伟大。政客就是政客，文人就是文人，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和生存法则，文人心无城府，切不可妄自尊大，还应有自己的道德底线。

2012年4月7日夜于长安

来自杨广虎个人博客：blog。sina。com。cn/yangguang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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