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害怕什么

2008-10-23 07:57 | 作者:重庆作家欢镜听 | 散文吧首发

“不当总统,就做广告人。”

英国已故前首相丘吉尔的这句名言,成为当今社会大大小小的广告商们自勉或互励的经典语言。他们自诩从事的是:仅次于总统的职业。

一、出租车陪坐:黑“告”之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九日,方海出生在重庆市江北区。在他童年记忆里,江北区只是一片荒芜的地方,除了嶙峋的乱石便是丛生的杂草。因此,他从小听到的最多的语言便是:“长大了,走出去。”

然而,还没等他长大走出去时,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就落址江北。随着一架又一架银灰色的飞机在江北机场起起落落,原本岑寂的荒山迅速地发生了变化:江北成为重庆的开发区,众多的工厂、公司纷纷落脚这里。到了一九九三年初,已经十九岁的方海再也听不到“长大了,走出去”这类语言了,那些星罗棋布的工厂、公司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非常不幸,就在一九九三年的早二月,方海因顺手牵羊窃取了工厂的一些材料,被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

手捧法院的判决书,方海眼前一阵发黑:我的妈呀,年纪轻轻就成了罪犯!

常言道,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有了盗窃前科的方海不可能回到原来那家工厂做工了,本地的工厂风闻他的顺手牵羊,也不敢雇佣他。也就是说,在江北区,方海不太容易找到一份新的工作

就在他走投无路之际,命运却奇迹般地发生了变化。

那位给他奏响好运的女人叫渝红,是一位年轻的女出租车司机。

一九九三年深秋的一天,方海在一家报纸上看到一则招工信息:一家远离闹市区的工厂招收业务员。抱着一线希望,他乘长途汽车赶到那家生产水泥的企业应聘。等他经过一系列的考试后,那家工厂负责招聘活动的一位科长丢给他一句话:“回家等消息吧,如果超过十天没接到用工通知,方先生……”那位科长耸耸肩,做了一个非常遗憾的动作,“对不起。”

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怀着失望的心情,方海站到公路边一个招呼站车棚下等返回重庆的车。像这样的远郊,长途汽车大多上午到重庆下午返乡。偏偏这时候,挟着寒意的秋又绵绵不绝地下起来。雨催天黑,等身边的电线杆上的路灯亮起时,方海深感自己的前程亦如周遭的雨夜一样黑暗无边。

一辆出租车从远方驶来。到达近处时,车速明显地放慢,一位年轻的女司机摇下车窗,问:“老板,是不是到重庆。”

“我是回重庆,”方海凄凉地苦笑了一下,“但是我没有钱。”

他是实话实说,他的身上,只有坐长途客车的小钱,而无包出租车的大钱。

方海的话音刚落,出租车立刻加大油门,亮着空车标志朝前方开去,很快便消失在秋天的雨夜中。但是,还没等方海的目光从汽车消失的方向收回来,那辆出租车又很快倒了回来,停到他面前。女司机将头探出车窗,说:“小兄弟,上车吧,我免费带你回重庆。”

原来,一位老板包了渝红的出租车到远郊,空车返回重庆时,她想顺路多赚一个客人的钱。那么,她为什么又去而复返地将方海免费捎回重庆呢?原因很简单,每个地方都曾经发生过针对出租车司机的抢劫案,尤其是在这样的雨夜,尤其是一个年轻的女司机,因此,她需要一个信任的男人在身边陪坐。

本文作者欢镜听——我,在全国许多地方乘出租车时就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在年轻漂亮的女司机旁边,陪坐着一位膀大腰粗的“保护神”。至于渝红为什么在这个秋天的雨夜将信任票投给了方海,我永远也无从知晓,只知道经过这一段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交往后,他俩建立起了信任感。同时,方海也在渝红的身边找到了工作:陪坐。

出租车是渝红与他人合伙买的,渝红白天休息,晚上出车。顺理成章地,方海也成为一名“夜班族”。

如果不是一位特区老板的出现,渝红也许依旧开她的出租车,方海也依旧做着陪坐的工作。当然,如果不是那位特区老板,方海决不会有后来光芒四射的“成功人士”的生活

一九九三年初的一个晚上,渝红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接到一名从深圳飞过来的中年男人。方海至死都不知道那位中年男人到底叫什么名字?身份如何?因为自打江北机场见过一面后,他今生今世再也没见过那位中年男人第二面。

为了叙述方便,本文作者欢镜听——我,给他取一个代号:特区老板。

特区老板正要跨进车门时,忽然发现前方副驾驶座上坐着一个年轻男人,他立刻砰一声关上车门,转身朝另一辆出租车走去。途中,他猛然想起行李还留在汽车尾厢里,又急匆匆地倒了回来。

这时候,渝红跳下车,奔到那位老板面前。从反光镜里,方海看到渝红正努力地给特区老板解释着什么。一会儿,渝红倒回身,不好意思地对方海说:“我看,你坐民航大巴回城吧。”

“渝姐,”方海不放心地问,“安全吗?”

渝红再一次瞅了瞅特区老板,说:“我看他是正经生意人,不会乱劈柴(打砸抢)。”

第二天晚上,渝红告诉方海,那位特区老板要包一个星期的车。她说:“这一个星期,你不用来陪坐。”渝红笑起来,“小方,放心,工资不会少你一分钱。”

不用上班同样有收入,这是天大的好事。方海高兴地点点头,顺口叮咛道:“渝姐,你自己还是要小心点。”

一个星期后,渝红将几张钞票递给方海,还告诉方海一个意外的消息,她过几天到深圳去发展。渝红说:“小兄弟,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他在深圳给我开一家公司。”

方海明白渝红嘴里那个“他”是指特区老板。他不明白的是在这短的一个星期内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那位特区老板到底用了什么办法,使一位略有薄产的重庆女人放弃家业远走深圳?方海先是恭维了渝红一番,然后说:“渝姐,你将来在深圳发了财,不要忘记了我这个小兄弟。”

渝红兴高采烈地说:“小兄弟,等我在深圳站稳了脚跟,马上通知你过去。”

方海没料到渝红在深圳如此迅速地站稳了脚跟。仅仅过了两个多月,他就收到一封深圳某广告公司的信,拆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渝红焕然一新的像片:在一间豪华气派的办公室里,渝红坐在一张宽大的老板桌前,右手握签字笔,左手持电话,脸上的笑容溢满整张像片。

难道,这就是两个多月前那位开出租车的女司机吗?

像片后面,写着一行文字:小方,速到深圳。渝姐。

真是遇到贵人了。正在为饭碗四处奔波的方海,没有任何的犹豫,立刻打点行装,踏上了开往南方的火车。

二、特区陪坐:机密“告”之

方海做都没想到,他在像片里看到的那间豪华气派的办公室,居然是渝红为他准备的。

一瞬间,方海竟然有些晕眩:他这位实际年龄不到二十岁的男青年,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地“梦里梦外”地成了一家广告公司的总经理。当然,在深圳这样一座移民城市里,人才济济、精英云集,二十岁左右的各色董事长、总经理屡见不鲜。问题是,那些年轻的董事长、总经理们,要么有深厚的权力背景,要么在某一方面表现出超常的才华。他方海有什么呢?除了身上藏着一份“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的刑事判决书外,便剩一副吃饭长肉的身体。

一九九三年暮冬,当西装革履的方海梦幻般地坐到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前。望着坐在他斜对面屋角沙发上的渝红,再望着渝红头顶上方悬挂着的英国已故首相丘吉尔“惊愕万分”的巨幅照片愣愣地出神时,他感觉到自己依旧在陪坐——方向盘不在他面前,而在渝红手里。事实上,真正的方向盘在那位方海仅见过一面的特区老板手中。

渝红笑眯眯地问:“小方,‘不当总统,就做广告人。’你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吗?”

方海望着渝红,茫然地摇摇头。

渝红先是伸出一根手指指了指头上那幅丘吉尔的照片,接着跟方海讲了一个关于丘吉尔的故事——也就是照片上的堂堂的英国首相为什么会“惊愕万分”的缘由。据说,有一次,英国某报一位摄影记者准备给丘吉尔拍张照片,待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都做好后,发现丘吉尔还在不停地抽茄烟。那位记者突然间胆大包天,冲上去劈手夺下丘吉尔嘴上的雪茄。一时间,丘吉尔被记者石破天惊的举动震得惊愕万分。于是,世界摄影史上便永恒地留下了这位世界巨人历史性的“一瞬间”。再于是,许多广告公司便将这幅传奇照片配上丘吉尔“不当总统,就做广告人”的名言悬挂在办公室里,作为公司勇敢开拓的座右铭。 #p#副标题#e#

方海简直不能理解,一位小小的摄影记者,怎么敢去拔最高元首嘴里的雪茄?他本来想问:那位记者后来被砍头了吗?想了想,临时改口问了一个非常保守的问题:“渝姐,那位记者后来被判了好多年的刑?是不是缓期?”紧跟着补充道,“那位记者肯定要遭。即使当时不遭,过后都会秋后算账。”

渝红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用一种光怪陆离般的眼光打量了一番面前这位小兄弟,却什么都“懒”的解释。为了避开这个话题,她站起身,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份卷宗,几根手指在卷宗封面上写有紫河车计划的文字上跳动着,仰脸望着头上丘吉尔的照片,自言自语地说:“你说得对,在现今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生意会有紫河车计划的利润来得丰厚。”

方海疑惑地望着渝红,他不明白渝红嘴里说的那个“你”是指巨人丘吉尔呢还是另一位神秘的特区老板?

那么,深圳某广告公司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它为什么要拉一位土生土长的重庆小青年到万里之遥的特区充当什么“梦里梦外”的总经理?在人们的印象里,广告公司经营的应该是广告业务,难道深圳某广告公司的商业游戏不是广告业务吗?事实上,方海直到后来成为死囚,都不知道公司到底有多少人?他后来在狱中对我说:“我敢肯定,渝姐也不完全清楚公司的内幕。”

然而,在一九九三年的暮冬,肯定“不完全清楚内幕”的渝红与方海却要求去实现紫河车计划——深圳某广告公司经营的一项令人匪夷所思的心怀鬼胎的业务。在该公司高度的商业机密里,他们将这项计划叫作紫河车。紫河车原本是中医药上的学名,老百姓俗称胎盘。说穿了,深圳某广告公司将心怀鬼胎操作成了滚滚财源。问题是,或大或小的鬼胎是人人都有的,普通老百姓的小算盘是该公司不屑一顾的,他们网罗的对象,是那些心怀大鬼胎的人。

渝红将卷宗轻轻地放到方海面前,示意他打开。卷宗里是一叠类同于表格似的资料,每张表格上除贴有一张二寸照片外,还有若干内容,注明着登记人的历史和家庭情况。

看了一会儿,方海在这些内容里终于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他问:“渝姐,为什么这些人都是各单位的副职?”

“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连副职都不是了。”渝红讳莫如深地笑着说,“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只是各类群众社团的什么协会主席、什么学会会长。”

方海越发不解地望着渝红。

这时候,渝红慢慢地踱到窗口前,抱起双手,望着街道对面一幢连一幢的高楼,轻轻地对站到身后的方海说:“小方,你仔细看看在对面大楼里进进出出的那些人,哪个人的背后没有复杂的背景?这就是我们目前生活的环境。”说完这句话,渝红猛然回转身,两道发亮的目光深刻地闪了一下。

方海莫名其妙地打了一个寒噤。

渝红快速地扑到桌前,捧起卷宗,翻开第一页,手指头在一位胖胖的男人照片上划了划,说:“就拿这位内地某县的舒主席来说吧,他仕途上的最后一把椅子是某县分管工业的副县长。县长位置是他渴望已久而又未能如愿的。现在,他从副县长的位置上滑下来,去挂一个半官方的社团协会主席。小方,”渝红定定地望着方海,“如果是一般人,从舒主席的仕途变化中,看到的只是他的官场失意,或许还有满腹的牢骚。”

渝红用一根手指指了指空中。

方海明白她是指那位神秘的特区老板。

渝红继续说:“但是,他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些失意之人肚子里装的官场秘密,是我们公司取之不尽的商业利润。”渝红哼哼地冷笑几声,“广告?广告!倘若他们不听本公司的安排,不就广而告之吗?做这种生意不需要什么高超的技巧,简单得很。油水大得惊人。“

方海吃惊地问:“渝姐,他们过去都是官员,这生意……生意怎么做呢?”

“小方,这些具体操作上的事情你就不要关心了。”渝红正色道,“你只认真地做好你的份内事。”随后,渝红从另一个地方找出一张印制得非常精美的请帖,捧到方海面前,谐谑地说,“方总经理,请签字吧。”

方海一看,原来是一份会议请帖,内容大意是:为了搭建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相互沟通的梁,经某某部门批准,由某某部门主办、某某部门协办、深圳某广告公司具体承办的某某研讨会拟于某年某月某日在深圳某某中心举办……诸如此类。

方海坐回办公桌前,正要在承办单位“深圳某广告公司总经理方海恭迎各位贵宾光临”的下方签字时,忽然想起了什么。他举起请帖,疑惑地问:“渝姐,我记得许多这种性质的会议是没有签字的?为什么……?”

渝红哈哈地大笑起来,她开心地望着方海,说:“小方,你仔细想一想,这种研讨会为什么会安排在春节期间召开?你手里的请帖为什么只有一张?”她轻蔑地哼了一声,“你以为他们肚子里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么?撕开那层面纱,有多少事情是真实的?大家都在做秀(假)罢了。”

方海认真地想了一会儿,他虽然不明白渝红嘴里的“他们”到底指哪些人,但他还是在那张请帖上飞快地签下了自己的姓名。

一边签一边说:“好,让本公司来关心你们。”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年纪轻轻的“缓期执行犯人”方海,没想到有朝一日凭自己的几笔钢笔字会创造如此之大的经济效益。

三、千里陪坐:夜半“告”之

方海自担任深圳某广告公司总经理以来,迎接到的第一位客人,就是前文中提到的那位内地某县的舒副县长。不过,半年前,他已经从那把七品副职的椅子上经“民主选举”担任了某县经济发展协会的主席。这次,舒主席是“顺便”带着协会的秘书——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赴会的。

在深圳机场,舒主席握住方海的手,惊讶地说:“你就是方总经理?啊呀,特区人就是不一样,人才呀,真是了不得的人才呀!”

方海谦虚地说:“舒县长,过奖了。在特区,像我这样的小老板,比山坡上的野草还多。”

“方总经理,”舒主席急忙纠正道,“我半年前就不在县长位置上了,现在只是有名无实的……”

就在这时,站在方海身后的“秘书”渝红急忙跨前一步,双手捧住舒主席的手,热情地说:“舒县长,方总经理的伯父方董事长特意交待过我们:无论你的地位变化如何,你永远是我们深圳某广告公司的大恩人。在我们的心目中,你不仅是某县的父母官,还是远在特区的我们公司的父母官。”

听到渝红这番话,方海心中突突地跳了起来:眼前这位舒副县长肯定与那位神秘的特区老板是熟悉的,说不定他俩的交情还很深;既然如此,特区老板为什么不以私人的身份邀请他到深圳度假,却要绕山绕水地弄这么一个大弯?拐如此多的程序?在返回公司的路上,眼望车窗外一掠而过的繁华景象,恍如梦中的方海依旧沉浸在若干个疑问里。他转头望着身边的渝红,渝红似乎读懂了他目光中的疑问,先做了个有些心虚的表情,接着双眼朝前,脸上摆出一副“我什么都不知道”的神色。渝红的表情使方海更加相信了自己的疑问,看来,紫河车计划并不像渝红给他解释的那么简单。在方海的感觉里,仿佛每一座山头都设计好了萌芽的土坑,只等他这只“孤”含着种籽在这些山头上完成播种的任务。

在一间酒楼里,他们为舒主席接风。中途,一位服务小姐悄悄走近舒主席身边,轻轻耳语道:“舒先生,你的电话。”

待舒主席起身接电话时,方海早先在车上那种突突的心跳又开始了。他忽然间产生了一种可怕的直觉,电话是那位神秘的特区老板打来的。他又一次调头望着身边的渝红,渝红的脸上又一次露出心虚的表情。

一会儿,舒主席回到席间,握住方海的手,抱歉地说:“方总经理,我去探望一位朋友,改天到贵公司拜望你。”

等他们回到公司,一份打印好的广告合同已经摆到了办公桌上。 #p#副标题#e#

合同大意是:甲方(某县经济发展协会)得到某县政府授权,与乙方(深圳某广告公司)合作,买下深圳某大道某地到某地共多少米的广告路段,时间一年,广告活动的具体承办事宜甲方全权委托乙方实施。

当方海看到那一笔使他胆战心惊的广告金额时,禁不住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渝姐,”他双手捧起合同,“舒主席有这么多钱吗?”

他这句话的意思是,已经下台的舒副县长有权签这么一大笔合同吗?

渝红似笑非笑地望着他,先用一根手指点点他手里的合同,说:“不仅舒副县长没有权力签这份合同,”渝红又指着墙上挂着的深圳地图,“我们更不打算买什么路段广告。”一瞬间,渝红的双眼贼一般明亮,“但是,这笔钱,我们志在必得。”见方海一副吃惊的样子,渝红又轻声补上一句,“因为我们有紫河车计划。哼,谁叫他们一个一个地心怀大鬼胎呢?“

当然,要完成紫河车计划并非如此简单,舒主席也只起了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在一九九四年的春节期间,在深圳某广告公司高度机密的紫河车计划的档案里,记录了内地某县从书记、县长、基金会主任等一干人的大鬼胎,而那份事先就已经拟好的合同,就差两样重要的东西了:

第一、某县政府的红头文件——政府授权某县经济发展协会“调研”本县的经济增长点;

第二、某县基金会的担保书——那笔巨款要从内地流到深圳某广告公司的户头上。

送走舒主席的当天晚上,方海与渝红回到办公室里。渝红从保险柜里取出卷宗,抽出一页表格摊开在方海面前,抬腕看了看手表,一本正经地吐出三个字:“开始吧。”

方海差一点笑起来,渝红的“开始吧”听起来就像大部队即将投入一场战斗一样,但看到渝红一脸严肃的样子,方海又将浮上脸面的笑容硬生生地压了下去。他眼睛盯着表格上的电话号码,一只手刚放到电话机上,忽然想起了什么,他抬头望着对面的渝红,问:“渝姐,按规矩,应该先有政府的批文,再有……”

渝红双眼盯住方海,慢慢地说:“按规矩,下了台的舒副县长是无法‘民主选举’担任什么协会主席的;协会是什么?按规矩,不就是一个群众自发组织的社团吗?按规矩,群众社团还有什么县团级、地师级、省部级和国家级的呢?”渝红摆了一下手,做出一个理不清的姿势,“小方,如果这个社会什么都按规矩,我们的紫河车计划还能够存在么?”她扬起下巴,“小方,开始吧?”

电话很快接通了。

方海在电话里热情地说:“喂,你好。请问这里是某县基金会罗主任府上吗?啊呀,罗主任,打扰了。我是深圳某广告公司总经理方海。当然,罗主任,我俩从来没打过交道,陌生得很。”方海报完家门后,话锋一转,“罗主任,你可能会感到奇怪,我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方海在电话中解释道,一位来自某县的打工仔,现在深圳某广告公司打工,前几天,不知那位打工仔从什么地方得知他与北京高层某领导有些特殊关系,送了一份材料给他,希望他替天行道,为某县的百姓伸张正义。方海话音软软地说:“罗主任,这份材料里涉及到你呢。”紧跟着,方海抛出杀手锏,举了好几起大鬼胎的例子,每一起大鬼胎都足以使那位远在万里之遥的陌生的罗主任冷汗如流泉。最后,方海发出了邀请:“罗主任,到深圳玩玩吧。等你到了深圳,我把这些不值钱的材料还给你。”

方海放下电话不到五分钟,罗主任的电话便打了过来:“方总经理,我明天就飞深圳。”

同样在一九九四年的春节期间,同样在深圳机场,年轻的方海迎接到了他出任深圳某广告公司总经理后的第二位客人——来自内地某县基金会的罗主任。

与上次不同的是,他们刚走出机场大厅,一辆黑色的小汽车不知从什么角落里钻了出来,一位亮丽的小姐打开车门,径直走到他们面前,先向方海躬了一下身,然后说:“方总经理,董事长吩咐我亲自将罗主任接到他那儿去。你们先回公司吧。”

返回公司的路上,方海问渝红:“渝姐,董事长是不是那位特区老板?他住在哪里?”

方海还有一句心里话没有说出来:我有一种被监视的感觉。

“是的,董事长就是那位特区老板。”渝红多多少少有些落寞地说,“他住哪里?小方,我真的不知道。”

“公司里到底有多少人在为他服务?”

渝红摇摇头,淡淡地说:“这家公司只有我们两人。”

方海吃惊地望着渝红,“这家公司?渝姐,难道……?”

渝红点点头,依旧幽幽地说:“小方,像这种公司,做完一单业务后便迅速地消失了。在特区老板的手里,我们的公司不是第一家公司,也决不会是最后一家公司。唉,只要紫河车计划有生存的社会环境,这种商业游戏就会继续演变下去。”

方海这才完全明白过来,他这位总经理只能说是紫河车计划链条中的一环,就像一个工程项目指挥部一样,工程完工之日,就是指挥部收摊之时。他想,等到某县的那笔巨额广告款到达深圳某广告公司的户头上后,他成功人士的生活便结束了。望着窗外一块又一块飞驰而过的广告牌,方海重重地叹口气,感慨万分地对身边的渝红说:“渝姐,你说的千真万确,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样的生意能够超过紫河车计划呢?”

第二天下午,一份有着某县基金会罗主任亲笔签名的担保书就摆到了办公桌上。

方海捉笔在担保书的某个位置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

刚签完,渝红手中紫河车计划的卷宗又摆到了他面前。

方海要给某县的书记、县长们打长途电话了。手刚放到电话上,他忽然问:“渝姐,你猜一猜,在这个春节,有多少官员因为特区老板的紫河车计划而吃不好过年饭?”

渝红郑重告诫道:“你只管做完这一届总经理后拿钱走人。如果你多管闲事,将死路一条。”

没料到,渝红劝诫方海的话,竟然成为他后来的谶语。

春节是短暂的。

等一九九四年仲春的阳光打到城市的街道上时,紫河车计划中属于他们这一环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就在这个春天的某个下午,渝红将一张信用卡和一个假身份证交到方海手里,嘴里轻轻地吐出一句话:“你的。十万。立刻离开深圳。”

方海明白,在今后几年内,他非但不能以成功人士的面目出现在社会上,而且还不能以真实姓名回到重庆,因为从某县“广告”来的那笔巨款很快就会出问题,又因为某县的大鬼胎们在巨款失踪后会众口一词认真检讨“好心办了坏事,算是交了一次学费”。这,也是紫河车计划中为他们设计好了的。但是,某县有关部门装模作样的“调查”是肯定要搞的。所以,深圳某广告公司注定了要立刻消失,他这位总经理也同样会如雾气般地蒸发在特区灿烂的阳光下。

方海是在深圳机场与渝红挥手告别的。

渝红继续留在深圳。

她虽然没给方海解释什么,但方海猜想她会继续下一任“秘书”的角色。

渝红说:“小方,记住,找一个小地方,三年内深居简出。你发迹的事,不要给任何人讲。”

四、黑色陪坐:死牢“告”之

方海没有听从渝红的劝告,“找一个小地方深居简出”,相反,他径直到成都,在成都市一个叫白果林的小区寻了一套出租屋住下来。开始,他从座落白果林小区的成都交警四大队门口经过时,还免不了一阵阵心紧。但在深居简出了三个多月后,如同这座城市的季一样,除了大街上红男绿女们的喜笑颜开,他看到的是一派生机盎然,哪里存在什么危险?

一九九四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方海到成都百花潭电影院看电影。散场后,他招了一辆出租车往回赶。司机是一位漂亮的女性,不仅年龄与渝红相近,就连相貌都有些相仿。坐到车上看到这位女司机后,方海忽然间有了一种怀旧情绪,似乎又倒回到他给渝红当陪坐的时光里。百花潭到白果林小区不是很远,车子很快就到了。当那位女司机以成都妹子特有的甜润而温软的口吻告诉方海已经到达目的地时,方海才从怀旧情绪中惊回现实。在这种怀旧情绪的驱使下,他到街边的电话亭给远在深圳的渝红打电话,很遗憾,渝红所有的联络方式都无影无踪地消失了。接下来,在一阵心血来潮中,他努力地回忆某县那些官员们的电话,终于,靠着心中模糊的记忆,他想起了罗主任家中的电话。 #p#副标题#e#

接电话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她告诉方海:罗主任调到另外一个部门当主任去了。她说:“同样是主任,级别不一样了,他高升了。”

方海重新坐回出租车,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他从腰间掏出一叠钱交到女司机手里,说:“随便开到哪里,我在车上想点事情。”

这种客人真是可遇不可求。女司机做了一个惊喜的表情,出租车重新滑入大都市的光怪陆离中。到第二天凌晨四点多钟,女司机实在挺不住了,她将车重新开回白果林小区,回头一看,双眼原本半睁半闭的方海此刻却闪出街灯一般的光芒。女司机问:“心事想通了?”

方海重重地点点头,说:“想通了。我也要做一回紫河车计划的老板。”

一九九四年秋天,方海回到了重庆。

自以为在深圳淘到了“经”的方海,学着特区老板的那一套皮毛方法,打出一个子虚乌有的广告公司做幌子,又到茶馆酒店去网罗了几个据说最擅长刺探他人隐私的兄弟伙,开始了他的紫河车计划。但是,说起容易做起难,他的“工作”还没开张,一个又一个如同大山般的困难便迎面扑来:首先是那些兄弟伙提供给他的所谓绝密情报,全是一些花边新闻,这些花边新闻非但捞不到他人钱财,反而还要将自己陷进去。这时候,他才真正体会到了那位神秘的特区老板的厉害,他也才真正懂得了一个流传在民间的传言:许多贪官们之所以敢于把“贪”字写在脸上并昂首挺胸地走在大街上,是因为法律上的漏洞永远都不是提供给小老百姓去钻的。想通了这个问题后,方海禁不住对那位神秘的特区老板心驰神往起来。他想,什么样的人才能钻这些漏洞呢?

方海的腰包很快干瘪了下去。等一九九五年的春节到来时,方海已经无钱过年了。那帮兄弟伙们自然纷纷作鸟兽散。于是,方海重操旧业干起了顺手牵羊的老勾当。由偷到抢,原本就是一念之间的事情。到后来,方海已经成为警方多次抓捕未果的重大抢劫犯。他后来在狱中对我说:“抢劫使我尝到了甜头,感觉比紫河车计划来钱更简单,更直接。”

一九九五年冬天,方海在一次抢劫过程中被警方当场抓获。

第二年,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方海犯抢劫罪,判处他死刑。

一九九七年夏天,高级人民法院下达死刑裁决书。

一天夜晚,本文作者欢镜听——我,见到了死囚方海。

我与方海的交流没有任何的戏剧冲突。记得我当时“无意”地递了一包高档香烟给他并为他点燃火后,便开始了我们的交流。我首先从他最初的顺手牵羊谈起。说老实话,从偷到抢,因抢劫而犯死罪,这是一条一不小心就越过的沟渠。在我接触的若干名死囚中,这种例子屡见不鲜。开初,我并不希望从方海那里能够得到什么特别的材料,在我的想象里,一位刚闯进社会就成为死囚的年轻男人,会有什么惊人的与众不同的生活内容呢?然而,随着谈话的深入,随着他回忆的思路融入南方温暖的天空下,我浑身颤栗地听到了一则广告人的故事。我猛然间双手捧住他的手,又簌簌发抖地为他点燃一支香烟,我说:“说慢点,说细点。”

于是,在这个深夜,在死牢昏黄的灯光下,那位神秘的特区老板一忽儿出现在我眼前,一忽儿隐入死牢外面漆黑的夜空中。非常奇怪,尽管方海用了最多的语言、最多的时间说到渝红,但频繁地出现在我眼前的,依旧是那位方海只匆匆见过一面的特区老板。

“说到紫河车计划,它的后期操作很简单,也很奏效。”方海说,“难就难在计划的前期工作。”方海举着香烟的手在半空中划了一下,“我敢肯定,特区老板在各地埋下了许多线人,否则,他根本无法成功地操作整个计划。”

我默默地看着方海,双手无意识地动作着。无意识中,我竟然抽出一支烟,点燃火,刚放到唇间,猛然惊觉自己不是烟民,便又急忙将烟头上的火星掐灭。

这时候,方海一脸严肃地问我:“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特区老板会不会利用紫河车计划,将罗主任这样一些人押在手里,用‘广告’得来的钱,为他们开更大的路,让罗主任他们的官越做越大?”

方海两颗眼珠定定地望着我。

我除了感到不寒而栗,却根本无法回答他——一位死囚的最后“绝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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