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盼望过年的日子

“大人望种田，娃儿望过年”，记忆中的童年，对春节总是充满期盼。因为在春节和大新正月里，拥有的欲望的满足和极少的约束是平时无法企及的。

出生于六十年代中期的我们虽然没有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但对吃总是满怀强烈的渴望。儿时的秋天最高兴的就是生产队分花生和母亲收自留地的田边地角种的向日葵。可是母亲让我们兄妹三人解馋后就慈爱地哄着我们，把余下的花生、葵花子珍藏起来留着过年。吃老南瓜时母亲把南瓜子用清水漂洗干净，晒干了收藏起来也留着过年。母亲淘洗瓜子时那种小心翼翼，生怕漂走一粒；那种凝重专注，淘洗的仿佛不是瓜子，而是闪闪发光的金子。那神态深深地定格在我的记忆里，让我在物质享受极其丰富的今天，也不敢有丝毫浪费之举。

入冬后让我高兴的第一件事就是杀过年猪。故乡民风淳朴，谁家有点什么稀罕的食物都要互送，杀过年猪更是要请人吃饭。由于父亲在外工作，母亲一人在家带着我们兄妹三人，大烦小事邻里乡亲多有帮忙，因此那时的过年猪即使不肥不大，还要低价卖掉一半支援国家，母亲还是坚持请乡亲们吃一顿杀猪饭，对别人表达感谢。我那时最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四处请人，对人家说：“大爷、婶婶，阿家杀过年猪，晚上请您们去阿家吃饭！”看见人家喜笑的眉眼，自己的心里也好一阵幸福。客人走后，父亲把剩下的为数不多的猪肉一一抹上盐巴，放在大木盆里腌着做腊肉。母亲忙着收拾杯盘狼籍的厨房、装香肠。我和两个妹妹，在火塘里烧肉吃。厨房里氲氲一缕缕肉香和我们争肉的吵嚷声。手心手背都是肉，母亲边忙着收拾，边和稀泥般地为我们断公道。父亲则总是宠着妹妹，呵斥我。

冬天虽是闲月，生产队的活儿还是很多。母亲白天忙挣工分，晚上则在灯下赶做一家人过年的新鞋。我们兄妹围座在母亲身旁，不断问母亲“什么时候过年，我的什么时候做好”，小妹总要求母亲先做自己的。母亲总是微笑着说，“乖乖，莫争，过年都有新鞋。”

到了腊月，春节的脚步已经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在大人们磨汤圆粉、扫阳尘、洗被褥的忙碌中迎来了期盼中的过年。

到了大年三十，母亲忙着做年饭，父亲则把家里坏了的农具翻出来挨着修好。我带着妹妹和小朋友们一起在村里的晒场上疯玩，妹妹玩跳房子，我们男娃儿则是翻斤斗摔跤。

平时玩得每每吃饭都要母亲遍村寻找的我们，在年三十这一天却一会儿跑回家一次，时时侦察饭是不是做好了。那一天作饭的时间真长，太阳西斜时，终于等到一锅的肉煮好了。母亲把猪头肉和一块后腿肉放在面盆里，放在天井正中的方桌上，虔诚地点上香烛，祭神和祖宗，为全家祁福。祭祀后我们终于等到吃年饭了。我敞开肚皮，总想把那些平时不容易吃到的肉啊豆腐啊粉条啊海带皮啊的装进肚子中，吃得肚脐眼都几乎翻起。吃过年饭，我们争先恐后地洗了脚，穿上新鞋，一溜烟地跑向晒场，仿佛向世界炫耀我们穿新鞋了！天黑尽了才极不情愿地回家了。临睡时，父亲每人给我们发一块钱的压岁钱。母亲从箱底找出新衣，放在我的枕头旁。我睡在床上摸着崭新的衣服，不时摸摸兜里装着的压岁钱，心里巴望着天快些亮起来，亮起来。年初一醒来，不用母亲一遍遍唤，一翻跟斗就起来了，穿上新衣，揣着押岁钱和母亲发给的瓜子花生，拿着一只点燃的香烛就直奔晒场放火炮去了。

整个正月里，我四处乱跑，如同脱缰的野马，父亲有时会训斥一下，母亲却很放纵。说是过年了嘛，不调皮不是男娃儿。

那时，常听大人挂在口头的一句话是“大人望种田，娃儿望过年”。可是现在的孩子对春节，全然没有我们小时候的那种渴盼。是啊，他们出生就衣食无忧，随时都有可口的饭菜和各种饮品、零食伺候；随时都可以换上漂亮的新衣服，不必眼巴巴地等到过年。

现在的孩子真的很幸福，但是也不必喋喋不休地对孩子忆苦思甜，生逢太平盛世是孩子之福，更是民族之福。不是年味淡了，而是感觉生活天天象过年一样，没了那么多期盼。

期盼太多也是不能承受之重，我们应该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