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偶然和必然中沉浮-崔东汇

必然的泡沫

自有了阶级就有吃政治这碗饭的，叫仕途也好，叫政治生命也罢，反正都是那么回事。有统治者就有被统治者，有当官的就有当兵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过，能锦衣玉食，就很少有愿意粗茶淡饭的，除非不得已或故意为之，作为庸人我也难免其俗。

我对这方面缺乏研究，不知道参加工作前的职务是否算数。如果算的话，这一段我要交代几句。不过小学五年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小学五年我和那个时代一样虚无缥缈。尽管那个时代是轰轰烈烈的，可我却灰头灰脑，别说班长，就是小组长也没干过。这并不是我能力差，是我调皮、年龄小。六岁刚过，家人就把我赶进了学校，恕我用这个“赶”字。整天在家调皮惹事，在进行了无数次拳脚教育之后，已经再懒得费事的父亲对母亲说：把他赶到学校圈起来算了，省得操心。听听，父亲竟然用赶猪进圈的思维来对待儿子的智力开发。其对子女教育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所以，流着鼻涕的我就成了一名小学生。

年龄小，个头也小，加上不安分，我就自然而然成了同学锻炼拳脚的靶子。在经过无数次抗争和哭喊之后，老师让我原地踏步一年。留了级我年龄还是偏小，但与以前比起来有点扬眉吐气了。气得天天吐，不吐不行，可眉不能随便扬，年龄大的同学眼珠子一瞪，我还是乖乖听话。拳头子里面出威信，那时我还比较聪明，知道惹的起就惹，惹不起就躲，根本不像后来在仕途上明知不行还不自量力，搞的头破血流。

初中两年和高中两年我都是白板一块，倒是第二次高考复读时老师给了我一个副班长头衔，不过那会儿高考忙的焦头烂额，我这个副班长也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可能就是因为这点“资历”，到师专读书时老师让我当上了一个小组长，虽有点降职使用，可发饭票值日打扫卫生，我干的有滋有味。

参加工作前我的“政治生命”也就这些。

偶然的大院

大院其实并不算大，占地大约二三十多亩，它“大”的含义不在物质面积，而在于它的政治含义，它集中了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和一些要害部门，在平民百姓眼里，它是衙门。大院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修建的，都是红砖平房，八十年代中期我到这里工作时，这些建筑都已显得相当落伍，可在当初建造时一个县委书记被撤了职，在那个思想和物质都朴素的年代这已算豪华超标了。

在一个闭塞且小农意识官本位意识相当浓厚的小县，大院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气氛，至少在农民眼里如此，没进大院之前我就有这种感觉。进入大院就意味着身价和权利，大院像美丽的魔女诱惑着那些馋涎欲滴的心。至少我是如此。

其实我进大院是一个极其偶然的机遇。那时，刚二十出头的我正在乡下一所中学教书。那会儿社会正流行校园歌曲，而在校园内却流行着教师转行。当时百废待兴，人才匮乏，县里各部门都需要有文凭的年轻人，而我们这些师专毕业的年轻人却被圈在校园里。三尺讲台当然栓不住我们躁动的心，可留在学校教书的都是一些像我这样没有背景的农家子弟。眼看着外面世界红红火火的自己搀乎不上，哪个急啊。然而我还是走进了大院。因为一个学生的家长在县政府办公室任副主任。一次这个家长到学校看孩子，在与我的同事言谈中透出政府办公室要找资料员的信息，当时同事就推荐了我，说我们这里崔东汇能写。其实所谓能写是同事抬举我，当时是矬子里面选大个，要是现在就我这两把刷子，可不敢好强逞能。主任临走很随意地留下一句话：他要想到政府上班，就让他找我。当时我回老家帮父亲割麦子，回来后同事对我说，你快去找找吧，这是个好机会。我像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马上骑车到县城找到了这个副主任。我汗流浃背进门，副主任正在改材料，抬头瞪了我一眼，说你等等。副主任忙完，我作了自我介绍，副主任头靠在藤椅上眼睛盯着屋顶，打着官腔询问了我的基本情况，嘱咐我写几篇文章送来。别说客气，就连让坐的话都没说一声。站着回答完毕，我就被打发走了，前后也就两三分钟。

出门后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子，来时的种种美好设想都在副主任的官腔里变成了泡影。不过，我还是把自己连夜加班精心构思的两篇文章第二天恭恭敬敬送给了副主任。副主任看了一眼，说扔桌子上吧。见我不走，副主任说十天后你再来。十天啊，关系我命运前途的十天，我实在揪心，有两次给学生上课读课文我都读串了行，学生在下面嗡嗡乱吵，不知道崔老师在搞什么教学“革新”。第十天，刚上班我就提心吊胆走进了副主任的办公室。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副主任面带微笑让我坐下，说李县长看了你的文章，写的不错，下周一来上班吧。就这么简单，我兴奋的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回去时我是一路连唱带叫，路人们都侧目而视，以为精神病院的病号跑了。近学校时我大撒把，不小心栽到路沟。

好不容易有了机会，学校却不同意。理由是我是班主任骨干老师。不同意也要走，我来硬的。校长见挽留无效，举手放行。带着被褥，当离开这个消耗了我两年青春的校园时，面对送行的学生和老师，我心里竟产生了酸酸的留恋。这里毕竟是单纯的，一旦走进宦海沉浮的大院，吉凶难测，况且自己是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小人物。

必然的坚守必然的结果

大院果然是另一个天地。

第一天我就被安排值班。宽大的值班室，沙发电扇，面前三部电话，这些都是我在学校都从未享受过的东西。在学校是两个人一间的宿办室，每人只有一张破旧的桌椅，没有电扇沙发，全校只有一部电话还让校长锁在抽屉里。环顾四周，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全县有中学二十多所，可只有一个县政府，全县那么多的青年教师，只有我自己坐在了政府办公室，能不自豪吗？尽管接电话下通知搞记录我忙的不亦乐乎，可心里高兴。而那些比我早进办公室的同事都悠闲地大扑克、聊天，甚至端着白开水划拳喊叫，我都不在意，觉得这是领导对自己的信任。一连值了十几天的班后，一个本乡籍的同事悄悄告诉我：你找领导说说，不能老替别人值班，他们捉你大头呢。我才恍然大悟。一位领导生病住院，办公室几乎都悄悄去陪床伺候了，我却不知道，更可气的是一个小头目让我替他值班，他去医院主任那里值班，尽管那里乱哄哄的根本不需要他，他也挤在那里以示忠诚。对领导人个人私事上个个争先恐后各显神通，而且都是彼此隐瞒，生怕别人知道后自己失去巴结领导的机会，给领导家里买煤买面打扫卫生等等，比给公家干活都欢实。这就是官场的游戏规则，人身依附，见风使舵，甚至互相倾轧。这些情况在学校极少，尽管人情世故也有，但都比较平和。在这儿我是新人，只有忍气吞声，努力适应。

多干活，当冤大头，我都不在乎，但我在乎别人对我背景的猜测。一次一个乡长问我：你是新来的？我点点头。乡长说你爹是干啥的，我说种地的，乡长又问：你亲戚谁在县里？我说没有。乡长满脸狐疑：不可能吧，啥关系也没有你能到这儿工作？类似的话经常有人问我，所以我才知道，别说当官，就是进大院当兵也得有背景，像我这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在大院里不多。所以，别说多干活，就是像清宫里每天在主子面前“喳喳”地跪着我也应该，谁让自己是农家子弟呢？可是话又说回来，要真那样，就我这脾气是一天也干不了的。现在想来，没有背景，面对权贵又不愿低眉折腰，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就决定了我在大院的未来。况且，我的身份是借调，我的工资和档案还在学校，在政府办公室只是干活，没有待遇。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办公室副主任让我来的，他与办公室主任面和心不和，办公室二十多个人都跟一把手走的近，我被视为副主任的人，扶竹竿不扶井绳，人都精明，所以副主任孤单我也孤单。更要命的是副主任有作风问题，他与老婆常年分居，在家务农没有文化的老婆死活不跟他离婚，据说他跟一个当医生的年轻寡妇有染。现在社会宽容了，婚外情不算回事，有些当官的甚至还把情妇二奶当作炫耀的资本，那会儿不行，尽管副主任长的一表人才，文字功底也不错，就因为私生活原因让人看不起。种种原因，就决定了我的前途。从别的单位和我一同借调进政府办公室的，不长时间就办理了调入手续，而我直到离开政府办公室，正式手续也没进去。

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好在主管副县长和副主任对我还不错。夏天吃过晚饭副主任总叫我一起散步，对于我的处境他也很无奈，对于他自己的个人生活他常零零星星地给我透漏一点。有时我们就坐在水坑边柳树下望着闪闪发光的水面沉默发呆，各想心事。对他的遭际，我在同情中有一点不解或不屑。后来副主任调离了政府办公室，先到二轻公司任副经理，后又到乡里任副书记。官方的话说是正常工作调动，副主任私下跟我说是受到了排挤，因为按正常情况由上而下都是安排部门正职，当然这与他个人私生活方面原因也有关系。他走后不久我就到宣传部新闻科搞报道去了，还是借调，因为我没有背景。为了从教育部门办出手续，1986年我到东部一个偏远的乡镇任青年干事。就在这年深秋副主任出事了，他的妻子突然暴病身亡，不久他就娶了一个比他小近二十岁的年轻女子，不知道他为啥没给那个寡妇结婚。亡妻娘家觉得蹊跷，告到公安局，经开棺验尸证明为大量砒霜中毒致死。不知是副主任心虚，还是有人通风报信，没等公安局动手，副主任就潜逃了，至今生死不明。有人说他还活着。不管如何，如果有他上刑场的那一天，即使不能给他送一壶酒说几句话，我也要去看看他。虽然他犯下了天理难容之罪，道义上我不宽容他，个人感情上我也要送送他。因为他毕竟有恩于我，是他让我这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农家子弟走进了曾经神往而又伤心的大院。虽然我平庸，但是如果没有他当初的仁爱之心，我的履历可能是另一种写法。知恩图报，与人为善，这个做人标准我一生都不想改变。我知道，这是我的优势，也是我的劣势，因为横流的物欲已冲走了许多不该流失的东西，我的这种坚守会让自己失去很多。

到宣传部去也是偶然,也可以说一泡尿得来的。

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是新提拔的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生，年轻，人极厚道善良，因为人家是县级领导，虽然同在一个大院，我却没有给部长说过话，因为见部长的机会不多，还因为自卑，想不到部长却知道我，这大概与我经常在地区小报上发表一些豆腐块文章有关。有一天恰好两人都去厕所撒尿，彼此站着互相点了点头，算是招呼，再说这也不是谈话的地方。出来时我在前他在后，他却突然喊住了我，这让我非常吃惊，他说：东汇，宣传部报道科这儿缺人，你想不想到这儿来？副主任已走，我在政府办公室很压抑，非亲非故的部长又这么器重我，我很感动，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可这涉及两个部门关系问题，我有点担心，部长说政府办公室那边他去做工作。就这样我就借调到了县委宣传部。宣传部大多是年轻人，人心向善，气氛和谐，因为都爱写点东西，我在这里遇到了几个知心弟兄，包括部长和一个一直关心我的好兄长。

要说我迂腐至极也不公正，我知道自己是干啥吃的，也勤奋，全国个大报刊电台上了许多稿子，当然都是正面报道。为了取乐领导，还邀请报社记者一同写了表扬县委书记清正廉洁狠刹不正之风的稿子，怕自己写了不能刊发。然而，报上刊登了书记的稿子，政府那边找我了，说你得给县长写个稿子，要不显得县长不好。这我真没有考虑那么多，也许官场上的规则我不懂，县委与政府是两条线。于是在苦思冥想中大家又给县长凑了一篇，其中有一件事是政府办公室人员提供的，说县长的一个亲戚从邻县老家来找县长购买平价柴油，被县长批评一通后空手而归。稿子见报后，一次在食堂吃饭时政府办一人对我说：县长亲戚在咱县没买到柴油不假，可县长给亲戚写了条子到他县去买了，又省事，影响还好。我说内幕情况我不了解，反正没在咱县买，这没错吧。我知道这位仁兄有点开玩笑的意思，可我心里却不乐意，这年头啥没有假的？假农药假化肥、假烟假酒、假文凭假档案，就连行贿送礼还有用假币的，表扬领导就不能有点水分？再说现在表扬领导的稿子有几个没水分呢？虽然没有给我办过什么事，可平心而论，这个县长还真是一个不错的人，实在，有威信。

偶然的命运必然的干事

1986年在我的生命里出现了有两件喜事。第一件，经过宣传部长、团县委书记和我后来才联系上的一个亲戚的共同努力，采用迂回的方式把我的手续调出了教育系统，到东部一个穷乡任青年干事。官场上用词十分贴切，把没职务的称为干事，当兵的当然要干事，哪当官的就不干事？在外转悠了三四年才弄到穷乡当了个干事，可见没背景之难，而那些和我一同从学校借调出来的因为有背景，早就调了出来，有的还提拔成了科长。人比人气死人，不能比。不过领导鼓励我：好好干，乡镇锻炼人，进步也快。于是，我带着“从基层做起，将来也弄个乡长书记当当”的政治野心上任了。

尽管有心理准备，可地处黄河故道的穷乡僻野仍然把我的美好理想稀释成了一片荒凉。然而，年底我儿子的出生让我信心倍增，他那粉嘟嘟的脸蛋像花一样盛开在我心里。我知道，我的所作所为不再茫然，他催促着我上进的脚步，因为我不想让儿子将来像我一样没有背景。眼前虽然有一点曲折，可我要为生命延续而奔波。让那些因心黑而断子绝孙的家伙们羡慕吧。如此阿Q式的自我安慰,使自己少了一些心理负担。

虽然都是行政工作,可乡镇与大院大不相同．大院工作分工细致，各司其职，而乡镇是上边千条线，下边一根针，不管分工如何，有了任务大家一起上，最主要的就是计划生育和征购提留这两项中心工作，这两项也是老大难。干群矛盾也往往由此产生,包产到户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同时也给乡镇管理工作带来难度。不能按时完成任务县里批评,有的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也确实困难,来不及做细致思想工作的只有下硬手,这样上边满意了,农民不理解有意见,那会儿农民就把乡镇干部和祸害棉花的棉铃虫相提并论,由此可见干群关系.这些事我就干过。

有一个三千口人的大村,宗族派系复杂,互相告状,支书村长走马灯地换,能干一年多就是能耐人。我跟着乡书记分包这个村.有一次差点挨了打.起因是一户已有了四个女孩,还想再生一个男孩,女人躲起来,男人一问三不知,这个钉子户不做影响全村进度,这家男人弟兄五个,村干部不敢惹。书记是个急脾气,一听就火了,带着乡村干部一干人马到这家撬门子灌粮食,这家弟兄手持镢头铁钎闻讯赶来准备打架。现场气氛十分紧张,我害怕的腿肚子发抖。关键时刻书记挺身而出大吼一声:有种的冲我来,打死了我是革命烈士,打不死你今天必须做手术.这弟兄五个大概也不想把事情闹大,竟被镇住了。钉子户老五最先软了,镢头一扔,蹲在地上呜呜大哭起来。书记见火候已到,走上前讲了一些大道理安慰了老五几句,对村支书说:这户奖励三百块.就这样胡萝卜加大棒拿下了钉子户,全村手术对象也都陆续上了医院。事后我问书记当时害不害怕,书记说不害怕不可能,可这是工作,硬着头皮也得干,要不县里批评。

乡书记是工农干部，没多少文化，脾气躁，直爽，说话大嗓门儿，能喝酒，喝到兴奋处就站起来一只脚踩在凳子上双手左右开弓划拳，这些动作一般是跟乡村两级干部喝酒时才有。一次县委一个副书记来检查工作，中午饭桌上喝高了的乡书记噌地站起来挽胳膊捋袖准备划拳，把县副书记吓了一惊，乡书记马上意识到场合不对，笑笑对县副书记说我去尿一泡。县副书记当场表扬：真是个干家子，撒尿都这么带劲。乡书记工作之余常骑摩托带着我到村里找村干部喝酒，我喝酒划拳就是跟他学的。我酒量不行，可划拳进步快，开始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一年多后乡书记就很少赢我。我调离时，在欢送我的酒桌上最后一次与他交手划拳，我故意输了几次。临上车，喝高了的乡书记搂着我的脖子颇为动情地说：走吧老弟，乡里不是人干的活儿。好好干，你年轻有文凭，将来肯定有大出息。

一年多的乡镇工作使我的人生履历表又多了几行汉字。而那段人生历练已成为我的一笔财富。我曾以《黄河影子里的生灵》为题目写了一篇关于这段生活的文字，发表在2004年7期《美文》杂志上，当然，那篇文字里没有今天叙述的内容。因为一篇五千字的短文不可能盛下我这段经历的全部内容和情感。

偶然的偶然

再回县城工作还是偶然。

虽然政治生命一直不太旺盛，可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有那么多非亲非故的朋友帮我，比如县计生委办公室张主任，我在政府办公室时因为工作关系相识，并没有多少交情，可这位厚道的兄长对我很是关心。一次他到乡里检查工作，见面对我说：在乡里干啥，到我们那儿吧。我以为他是随便说说，也没当回事，就说行啊。却不知张主任却当回事了，回去就与计生委一把手说了此事，一把手是一个很有才干的女性，虽然她丈夫是我同村乡邻，与我也认识，可我这人太呆，不知道利用关系，在县城三年连一次也没到她家看看。可她当即表态要，而且还夸我人老实，能写。这是张主任后来告诉我的，他说：一把手对你印象特别好。

然而，就在我决定到计生委去时，县经委办公室主任也想让我到他那里搞资料工作，两家为此争执，我做了难。当时兼任经委主任的副县长就发了话：要回县城就到经委，别的地方不能去。所以我只好向计生委的两位领导表示了感谢和歉意，两位的知遇之恩至今让我感动。

工农兵学商，这几大行当，我就是没当过兵，商也多少尝试过。经委管全县的工业，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县里的工业还行，到经委工作收入不错，月奖季奖年终奖，虽不算多，可在小县城也十分令人羡慕。可天天公文资料，不久就感到枯燥，总觉得在这里不太适应。1988年7月在地区报上看了地区广电局面向全区招聘5名编辑记者的消息，我十分兴奋，想去报考，怕考不上又走不了本单位领导对我有看法，因为我也在干部培养之列。就悄悄找办公室主任开了介绍信，说是闹玩的，让办公室主任千万替我保密。而结果令我欣喜不已，录取的五人中我成绩第二。直到地区广电局派人对我进行外调政审，我要走的消息才为大家所知。虽然年轻不安分，可我比较恋旧，与同事刚熟悉相知就要离开，以前在本县范围调动也没有多少伤感，这次走进真正的的城市，像我这样一个没有背景又很自卑的人能否适应？妻子在乡中学教书，两地分居是否影响夫妻感情，外人都担心，妻子不说，我觉得她心里也不塌实。可她还是支持了我。

压力更主要的还不是家人。按成绩录取的五人都是县里搞文字的，不客气地说都有一定的文字功底，都是靠自己本事来的。到地区广电局办手续，人事科的人进门就给了我们五人一个下马威，先劝说我们现在回头还来得及，见我们不改初衷，他们就提出不管家属调动，不能提分房要求等条件，而且每人必须写保证书。虽然我们都在这带有歧视性的保证书上签了字，可每个人的心里都感到别扭，共产党还讲优待俘虏，何况我们还是自己人。至今想起此事虽感不公平，可也理解，因为没请客送礼就轻而易举进城工作，也难怪让别人心理不平衡。从而我也隐隐感受到城市对我这个乡下人的排斥。

不仅仅是偶然和必然

说实话，像我这样很农民的人对城市有一种天然惧畏心理，在这里匆匆读了两年师专后我就有点迫不及待地回到了乡下，然而命运的脚步并不照顾我的心理，把我这个乡下人塞进了城市，使我不得不装模作样行走在城市喧闹而坚硬的大街上。此时已是1988年的深秋，枯落的树叶像我一样无精打采。

新上马的电视台在外租赁办公，广播电台与局机关凑合在一栋破旧的小楼里。小白楼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援建的，破旧且结实。四楼原是会议大厅，用柳条耙糊一层泥隔成单间，就成了我们这些单身们的宿舍，柳条耙不隔音，谁屋里有点风吹草动大家都清楚。所以那些未婚的单身谈恋爱都小心谨慎，大多周日等那些分居的单身回家团聚，这些未婚单身才可放心把对象领进来。

那时都还青春，感情沸点较低，不时出一点花边新闻，某某与一女子吊膀子，某某与女子夜晚出去跳舞等等，诸如此类小打小闹的东西时有传闻，胆大的也有，极少。对这些，我只有羡慕的份，因为本人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都差。可我也有几乎可能的艳遇，却被我亲手葬送了。刚到这里我才25岁，一位热心的老大姐问我有对象没有，我开玩笑说没有，其实我儿子都两岁了，没想到老大姐当了真，就很热心地给我张罗起来，直到老大姐催我去见面时我才知道玩笑开大了。怎么解释老大姐都不相信，我只好打电话让妻子带着儿子过来以正视听。这次流产的“艳遇”我并没有多少遗憾，高兴的是，像我这模样的都有可能梅开二度，至少说明我人缘不坏，也说明城市大龄女青年严重过剩。

我不敢说自己聪明，可我敢说我很努力。每年都有好新闻得奖，业务上很快独当一面，大型宣传活动参加了不少，搞的别人眼红。可我在政治上进步很慢，我总认为只要你工作干好了，政治上领导会替你考虑的，可我错了。写了两次入党申请书都泥牛入海，侧面找领导打听，领导说你前面还有许多老同志还没入呢，慢慢排队吧。这话怎么听都别扭，入党看年龄不看表现？我这人也呆，活儿不少干，荣誉得到的却不多。后来想想也是，现在的千里马不看腿上功夫，主要嘴上能把伯乐唬住就行，自己拙嘴笨腮，哪个伯乐能喜欢？

不过，有许多喜欢我这样的老实人，有曾是我上司的老大姐、有比我级别高许多的老领导、更有一位二十多年来一直领导我呵护我的好兄长，由于种种原因不便详述，但所有情谊都在我不变的记忆和情怀里储存。这里只说一个在地方上领导职务级别较高的老兄，我这样并非炫耀或嫌他人官小而不愿表述。

我到电台的第二年，因工作接触，遂与兄渐渐成为知心朋友。那时我真浅薄，仗着自己学中文会背几首唐诗宋词在老兄面前卖弄，不料兄谈起来却头头是道，有些是我根本没有接触过的，而兄大学学的却是哲学专业，当时我就无地自容。十多天的接触让我知道了兄的才气和为人，不由叹服敬佩。蒙兄抬爱和不弃，彼此交往就多了起来。是年秋兄对我说，你到我这来吧，我这儿缺搞文字的，并且又让人给我捎信做工作，当时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反正我辜负了兄的一片好意，至今想来愧疚。可对于兄的知遇之恩一直铭记在心。兄凭才干稳步前进，是众望所归情理之中，而我却一直低迷徘徊。兄身负重任工作太忙，而我因自卑和书生气，更怕自己登门后受冷遇尴尬，所以一直不敢登门拜访。1998年，因一事实在无奈，便鼓足勇气给老兄打电话求见。惴惴不安迈进兄的办公室，兄的第一句话就让我几乎落泪，老兄说：兄弟，有啥事儿？兄的话让我提着的心落了下来。谈到多年不见，你当了这么大的官，怕你看不起我这个平头百姓。老兄庄重而真诚地说：放心，老兄还是以前的老兄，没变。自此我才有信心与老兄交往。虽然见面的机会依然不多，可兄弟情谊依旧。我对老兄的关注大多通过新闻媒体了解老兄的行踪，而老兄对我的厚爱则是通过朋友的口信。老兄至少在与五六位朋友的谈话中打听我的状况，每次朋友转达老兄的问候，我都感到阵阵暖意。我与老兄是淡如水的那种交情。我这人见了当官的腿肚子只想转筋，而在老兄面前我可以无所顾忌，畅所欲言，甚至胡说八道，说错了，老兄也不见怪，总是宽厚笑笑。可在那些没有多少本事而又官气十足的小官僚面前，我则字斟句酌，生怕一句话说错而遭怀恨和报复。

弟兄交往，不一定都要有利益相关，重要的是那份真情。我的做人原则：弟兄就是弟兄，你当官时是弟兄，没有职位了依然是弟兄。因为老兄的情谊和品格，让我减少了对官场的畏惧和偏见，虽然我的政治生命并不旺盛，但我对生活的热情有增无减。近二十年的城市生活虽然让我改变了许多，但农民淳朴的本性却依然洋溢。头上没有耀眼的乌纱也未必就是坏事，至少那腐败的可能离我远些，亲友的担心就会少一点。我常这样安慰自己。话又说回来，像我这种脾气的人，即使当初调入权力部门，也未必会有多大出息，那些比我灵活的人在大院有许多至今还是平平淡淡，倒是官场上的坏毛病染了不少，见了官大的低三下四，见了比自己官小的又一副高高在上嘴脸，官没做大，钱没多挣，总是端着架子，让人替他难受，也许是耳濡目染习惯成自然吧。

就这样问心无愧而又实实在在地生活和工作着，偶尔与好友把盏小聚，释放一下紧张的压力；忙里偷闲写一点小文章，不在乎稿费多少，聊博点滴浮名，满足一下自己可怜的虚荣心，就像别人爱好钻营、赌钱、嫖娼一样，也是自己打发八小时之外的一种方式。不在乎冷言冷语，不打探别人的隐私，不羡慕钻营者的苟且得逞，充实地活着，厚道地做人，这就是我的生活态度。也许会失去很多，也许会得到很多，得到的和失去的都会在夜晚变成坦然的鼾声，即使在第二天有钻营者在提心吊胆中猝死、有嫖娼者在小姐的床上被抓、有失意者在郁闷中跳楼，我都依然淡然面对。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农家子弟靠自己的脚步一步步走到今天，不媚人，不骗人，靠自己的双手生活，我已知足。上帝给了我生命，我就一定对得起上帝、对得起父母、对得起妻儿、对得起朋友、对得起良知。我相信在将来的夕阳灿烂中我会笑到最后，因为我无愧于生命、无愧于亲人、无愧于朋友。这是必然，决不是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