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总在风雨后
左岐洲，笔名，柯雨田，男，彝族，1962年11月12日生。云南省巍山县人。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复旦大学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经济管理与科学方法方向2000级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结业。历任小学教导主任、中学校长、乡党委委员、乡人大主席团秘书长、《新编初中作文指导》副主编（海洋出版社）、《鲜红的党旗》大型画册编委委员（红旗出版社）、人民日报时代潮特刊部编委。现任巍山县教师进修学校党支部书记、高级讲师、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巍山县文学协会理事、中国世界华人作家艺术家协会一级作家、理事。
我于1962年11月12日，来到父母亲的身边，到我是第九个了，家里人都叫我“老九”，后来也成了“老九”（知识分子）。如果我们家的几姊妹按文化程度一比，我是老大，然而，哥哥姐姐们都受时代的影响，不得不放弃上学，他们都回家种田种地去了，不过他们都生活得很好，都挺棒的。
我家住在离巍山县城西去六十公里的五印乡蒙新村委会落龙社，连绵的群山，浩荡的黑惠江水，紧紧地把村包围住，他简直是沃土中的一块园地，富丽多彩。村里有一口水塘，像一面镜子阳光下发出闪闪的光芒，周围簇拥着层层梯田，半坡上的人家户炊烟袅袅，半坡上来往的人尽收在水中，啊，故乡有那么美的风景，我怎能忍心把他忘记。
故乡是我生活的根基，故乡是我创作的源泉。
时光匆匆，岁月如流水，转眼将跨入知天命之年，回首往事，去日苦多，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硕果总是在艰辛的劳动之后姗姗来到，丰收的喜悦正如一句歌词：阳光总在风雨后。下面就我的往事粗略的作个梳理，让我走进每一个长期关心、支持、帮助我的每个善良人的心理世界中。
大约是五、六岁时候的一天，太阳刚冒山，我赤脚跟着父亲赶着一架牛从家里出发。父亲抬着犁傢俬，背着一个篮筐。篮筐里放着一套炊具，比如锅碗瓢盆。
我们顺着东边往放牛山路上走，走过两条箐后，就不间断的爬坡。最后来到一个茂密的大森林里，这片林子抬头不见天，到处是古木参天的大树，凉风飕飕的不断地袭来。我们找一个平坦而要背风的地方歇了下来。父亲提起砍刀劈开小树，拿起镰刀割开杂草，又用锄头把地铲平，然后搬来一些树枝，没到一个上午就盖好了一间茅草屋。然后搭起三角石头架，开始烧水做饭。早饭很简单，出门前家里带了两个玉米粑粑，每人倒一碗白开水，一人一个粑粑吃了起来，就当中午饭。
中午，开始开荒了。父亲用板斧放倒一棵棵大树，我用砍刀伐倒一棵棵小树。一个下午，大小树发倒一大片，天好似突然亮了起来，地好似突然宽了起来。我累了就坐在地边看蓝天，看一朵朵浮云。傍晚，太阳落山，西边涌起了红彤彤的火烧云，燃遍了天空。北风劲吹，松涛阵阵，凌冽的寒风，让我们冷得发抖。树林里传来了各种知名的或不知名的鸟叫唤声，其中猫头鹰的叫声让人心惊胆颤，蟋蟀又不停地叫，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孤独寂寞和恐怖，但在我父亲身旁要不敢流露出来。这时我好想家呀，可是我走了，父亲一人要怎么办呢？于是我装作不惧怕的样子，请父亲讲给我故事。我们父子俩架起一笼熊熊燃烧的大火，在火塘边父亲开始讲起了故事。
他讲的是我们彝族地区流传最广泛地一个故事，名叫：大镇子和二镇子的故事。他说：很久以前，在深山老林里居住着一家人，这家人母女三人相依为命，老大叫大镇子，老二叫二镇子。老大七岁，老二才三岁。有一天，他们的母亲到山凹里割草。草割好后休息一会，这时头特别发痒，她就用篦子篦了一下，但发痒不止。恰好这时一只狗熊从那儿路过，狗熊看见中年妇女在篦头，于是狗熊装扮成老妇人，就为这个女人掐虱子。狗熊一边掐，一边问家里有些什么人，打听清楚后就把这女人掐死，然后把他吃了。傍晚，狗熊扮成小孩的妈妈去找小孩。狗熊来到大门外敲门。狗熊说：大镇子二镇子妈妈回来啦，快快出来开大门。
大镇子急急忙忙出来开大门，大镇子就说，那你把手伸进来，我看看是不是我妈妈。狗熊把手伸进去，大镇子摸到一只毛茸茸的手，就说你不是我妈妈。狗熊说，那你妈象什么样的手，大镇子说，我妈妈的手是一双光滑的手。狗熊就找来鸡蛋将蛋花糊在手上，再去敲门。这时大镇子把狗熊放了进去。睡觉的时候，二镇子争着要跟狗熊一头睡。半夜时分，大镇子醒来听见狗熊咕咚咕咚的声音，就问，妈妈你在吃什么呢？狗熊就丢一节手指给她。大镇子大吃一惊，然后就装作解手出来了。明月当空，繁星点点，田野一派寂静。大镇子知道这个狗熊下一个将要害她，但一时想不出办法，正在着急，狗熊跟出来了。大镇子就爬到水井边一棵柿子树上，狗熊到处找，来到水井边，看见井里有个人影，抬头看见大镇子，就说大镇子你在上面做什么。大镇子说我在给妈妈摘柿子，可是，摘不动，妈妈你去把犁头在火里烧红给我，我要烧断柿子巴巴。狗熊就进厨房果真把烧得通红的犁头提来递给她。大镇子说，妈妈你在下边闭上眼张开嘴接柿子，狗熊就老老实实的在树下接柿子，大镇子把通红的犁头往狗熊的嘴里塞，终于把这狗熊烫死了。父亲讲完这个故事后，我一夜没睡着，总是做恶梦，总是看见狗熊来跟我们做伴。第二天，大哥来送饭，我就跟着他回来了。父亲大约呆了几个月，才回家。从此以后，我一走夜路走过荒山野林，我就会想起狗熊的事，我就心惊胆颤，魂飞魄散。
童年，多么有诗意的季节。
漫长的求学之路
1971年，我刚上小学一年级，第一节上的内容到现在还依稀可见，好像昨天才发生似的。那天，全班十个人在一间生产队队房有土籍和方板构成当课桌的教室里上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大字，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然后，老师不断地重复让我们跟着他读。没过多久，由于我每门课程成绩优异，老师要我跳级去二年级插班，尽然还跟得上，可惜字是写不好了，一直到现在自己写出来的字自己不满意，因此对字写的好的人，我很敬佩。我读书时很少缺课，小学五年就躲过一次学，也是平生唯一一次。那次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那是一次作文课，语文老师布置给我们一个作文题：我的家史。在课堂上写了一节课没有写完，叫我们回家问问大人以后再写，第二天语文课上读各人写好的作文。我出身于剥削家庭，我不知道如何写。说家庭好过，听父母讲也只不过是一年到头玉米面充饥土布衣裳果腹仅此而已，住的是丫杈房。日子过得也实在寒掺。但我如果是那样写一定被老师痛骂一顿，弄不好父母亲年底评审时还要背上一条教育子女不力的罪名，那才是罪过呢。于是我就装病，逃了一次课。曾经一度我痛恨语文老师，我觉得他是故意为难我，直到他得伤寒病夺去他年轻的生命。我觉得他死有余辜。自从我当上了教师后才觉得，我不应该恨他，没有一个老师是故意为难学生的。俗话说，一年好过一日难过。日子过的也太快了，马上就要毕业了。那时实行推荐上学，首先一条政治审查要过关，否则学习成绩在出类拔萃也不能推荐。我家庭成分不好，政治审查可能难过关，于是我闷闷不乐，焦虑不安。有一天，老师宣布学区给我们班七个名额，地富子女按毕业生百分之五的比例推荐。我们班有两个学生，一个是我的表弟，另一个是我。四舍五入就有一个名额，我的成绩位居首位，我自信非我莫属。这时我的心才落了下来。不久我就收到初中录取通知书，整个假期就去准备上学的事。
天刚亮，二哥和我吃了早饭就出发了。说是二哥但比我大两旬，论岁数差不多是父辈的年龄。二哥右脚有些残疾，听说是很早以前翻盖我们家面房从房顶上摔下来，留下的后遗症。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身上背着一个箱子加上一床草帘子。我背一个篮筐加上一床被子，篮筐里面装着一周的粮食。一周的盘昌也很简单，两碗大米十碗包麦粆一桶油漆桶猪油。翻山越岭，走了三十里来到新街小学附中。
初中两年很平淡，实在记不起有多少有意义的事。转眼初中就毕业了。
1978年秋，我背着二十多斤重的行李到五十里远的公社去参加高中升学考试，语文、数学、政治、物理、化学等五科，考了两天，晕晕乎乎的就考完了，能考多少分自己也没谱，别人也没问。回到家，母亲非常高兴，问我以后在不用出门上学了吧。我心里非常恼火，平时不关心读书也罢，但是这种关键时刻会说些不吉利的话，好似考不起他高兴一样，然而，我故作镇静若无其事一般回答说，也许吧！父亲只管在火塘边抱着一只长旱烟管在那里吸烟，对我说了一句，回来了。我答应一句，嗯。以后就是漫长的假期，盼望录取通知书的到来。我们村交通不方便信息要闭塞，只有到集市上才打听得到外面的消息。我们村经常赶离村三十里的新虎街，到那儿做一些买卖，换回柴米油盐酱醋，来维持生活。规矩是空五天赶一天，阴历寅申日赶集。为了打听考试录取消息，我几乎每个街子都去赶集，去问邮递员是否有没有我的信件。
终于有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了初中班主任，他正准备找我通知高中开学时间，我们班五十七人考取十一个人，我考得全校第二名。回到家，我把考取高中的事跟家里说，父亲笑了一下说，我知道你能考上。母亲却说，又要上学了，你要上到什么时候才结束，上学都要上老了。从中可看出，母亲要不高兴了。其实，那时我才十四岁正是上学年龄。听完母亲话后，我低着头不说话，父亲说交多少学费，我说杂费五元加上书费拾元共拾伍元。母亲搭话说，那就明天街子去卖几只鸡吧。这时，我的心才落了下来。
如果说初中是快乐学习的话，那高中对于我来说简直是煎熬。
学校在一条河边，周围都没有村寨，建校不到三年，学校还在建设中，没有厨房，学生在露天下煮饭，一下课整个校园烟雾弥漫，夏季河水泛滥四处只听到河水的咆哮声，没有清水只好喝洪水，冬季寒风刺骨学生们冷得起冻疮，我也不例外，不仅起冻疮还生疥疮。我的疥疮由于疏忽大意治疗的迟，右脚大腿上长起了碗口大的恶疮，让我病得起不了床，断断续续病了一个学期。但我从来没在家请过一天假，每星期回家背粮食我都是拄拐杖去，有几次在路上差点走不动倒在路边，我还是为了读书还是咬咬牙回学校。回到学校煮饭的力气没有，但还是坚持上晚自习。上课时老师要不断的打击我们，说我们毕业以后没有本事考取大学或中专，学了也是白学。骂我们是混日子，反正什么难听的话都骂过来啦，我们也习惯了，尽管有些教师怎么说我们也无所谓了。当然学校这样说也是有根据的，因为在我们前两届高中毕业生，无论是高考还是中考没有一个人考上，升学率为零，他们在社会上也很抬不起头来，在我们身上出出气也是情理之中。因此，学校认为我们也跟他们一样不会有多大出息，受气那是自然的。老师不给我们好脸嘴也是正常现象了，可是那种沉闷的学习环境，能否培养出人才那就大打折扣了。可是，我到现在都弄不明白，我那时是那么的自信自己一定能考取学校。结果考得全校第一名，考起了中专，创造了学校升考零的突破。
师范三年匆匆结束了，马上就走入社会了。
平凡的工作历程
1983年7月，大理州师范学校毕业，我被分配到全县最贫困的山区少数民族地区之一的嘎路伍村的一所小学工作。这个学校原先为民办点，我去以后改设公办学校。学校在一条箐边上，周围都是杂树林。学校只有一间土木结构的瓦房，上下两层，土楼，楼上为教室，楼下两格，右边一格，作为教师卧室，其余的打着半墙，做厨房带柴房。教室里有两块黑板，两张长桌和两支长凳，刚好三年级的八个学生够坐。学校穷的叮当响，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我只好砍几根树杈搭一个架子，上面搭上木箱子当桌子。再用几根木头铺平铺上草帘子当床使用。招生范围为四周山头上的五个自然村，村与村之间相隔数公里。这里居住着彝、苗、傈僳等三个少数民族，共四十家农户。除了嘎路伍村离学校较近外，其他村离学校大约都有七八公里，最远的村有十几公里。如果去家访跑完所有村寨，一般都要两三天时间。
晚上，蟋蟀声声，箐水潺潺，树叶沙沙，月光从板壁缝中透进来，白茫茫的一片。夜静悄悄地，此时多么盼望有个人陪伴我身边。然后是恐惧，怕野兽从树林里钻出来，撞进宿舍里来。那一夜我没有闭过眼，在寂寞与恐惧中度过了长长的一夜。让我尝到了失眠的痛苦滋味。
过后的几天里，我招了十六个一年级新生，一三年级复式二十四个学生，没有桌凳，用土基搭木板，学校就这样算开学了。
为了改善办学条件，我主动跟各个生产队干部联系，召开生产队干部会议商量建校的事情，经过商量决定，我负责协调资金，各生产队负责投劳。经过半年时间，学校面貌有了较大的改观。打起了围墙，盖起了大门，修起了篮球场，挖出了沙坑。教室内学生坐上了崭新的课桌凳。这时，周围的老百姓经常来学校打蓝球，不打球的来看热闹，于是学校变成人民群众活动的中心。
工作之余种种菜，也是一种乐趣。学校有一块两分大的菜地，原来一直荒着，没有人种。于是我到集市上采购来锄头镰刀斧子等一些农具，准备种菜。种菜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解决吃菜问题。学校离集市相隔二十多里，况且每隔五天赶一次。新鲜青菜买来一两天就干枯了，因此只好买一些洋芋、芋头、南瓜、粉丝等干菜回来储藏起来，但有时没时间赶集，那一个星期就只好吃一点干饭了。二是可以打发时间。人呢就是这样，太苦太累不行，吃不消。没有事干，也不行，打发不了时间，犹如活受罪。我一天上五节课，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钟上课。上课时间太早学生来不到，太晚学生没回到家天就黑了。除此之外，我有的是空余时间。特别是到了周末，一整天都没事做，我又不爱串门，眼巴巴看着太阳落山，但总是落不下去。偶尔，有客人来，我高兴得合不上嘴，巴不得请他留下不走。
种菜的程序很多，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大的来说，分两步走，第一，育苗。首先，把地翻起来暴晒。主要是把地里的害虫晒死，这样菜就不必打虫了。其次，用农家肥施肥，晒干。其三，把地攒平，然后捞山。把地捞成一个个豆腐块似的，这样便于浇水放水。其四，撒菜籽。菜籽撒好后，上面盖上一层薄薄的青松毛，起到遮荫的作用。其五，浇水。每天早晚各浇一次水，直到出芽长出苗。第二，移栽。菜苗育好后，开始移栽。前三个工序与育苗是一样，接下来就是栽苗，要一株一株的栽。间距行距保持一定距离，不可太密也不可太稀。然后，一天浇两次水，分别在出太阳之前和太阳落山之后，中午气侯太热浇水容易把菜叶烧死。等菜苗栽活后，顺着菜根浇一次大粪水，这样的菜容易煮熟，吃起来才甜。两个月后，青菜长到两尺多高，我割来煮了一顿吃，嗨，又嫩又甜，要多好吃就多好吃。我第一次尝到自己亲自动手劳动的成果，那激动劲儿无法用语言表达。我把青菜，送给一些农户尝尝，他们都说挺好吃的。他们又回送我一些家里种的瓜瓜豆豆，久而久之，我完全融入与老百姓中，我们彼此谁也离不开谁。
于是我爱上了这一园菜，我一有空，就跑到黑黝黝的菜园里，在菜园里流连忘返。
进入冬季，我接到许多村民的请柬，邀我去做宰年猪客，我只好一一应付。这些村有个宰年猪请客的习惯，比一比谁家的排场大，谁家的客人多。而且，这里有个良好的尊师的习惯，只要是老师老老少少都很尊敬你，自然家里举办的各种客，少不了要邀请老师参加。若不去，他们以为你看不起他们，他们会不高兴的。于是，我就卷入繁忙的做客风潮中，一直做到春节。有一天重客，我去做近一点的一家，路远些的一家，我就没去，第二天中午，我正准备上课，没去的那一家家长手里提着一条里脊肉，来到学校跟我“算帐”，让我说清楚不去他们家做客的理由，我解释半天，他都不依不饶，让我在学生面前好难堪，同时耽误了我的上课时间。恰好，有位家长来找我，替我圆场，他才饶了我。临走时，送下给我一条里脊肉，气呼呼地走了。从此以后，只要那家办事，我都不敢落下，做到家家都不漏。
一年后，由于工作需要，我被调到另一所学校。临走那天，不少村里人来到学校送我，村长还派人拉来两匹骡子驮行李，把我直接送到新单位，让我深受感动。几年后，那里有分校升格为中心小学，盖起了水泥洋房，有十几位教职工，三四百多个小学生。学校有了较大的变化。
如今，我在喧嚣的城里生活，有时碰到一些烦恼的事，自然就会想起当年在乡下生活的那段日子，觉得那时的生活是多么的自由自在，是多么的无忧无虑。其实，生活往往就是这样，经历时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无奈，回忆时又是多么的甜蜜，多么的美好。
1984年度被县级有关部门评为“先进教育工作者”，同年9月调入新街学区中心校，并被任命为教导主任。1985年8月考入云南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1987年毕业调入巍山县第三中学（现改为五印中学）任教。1997年8月，被任命为巍山县第三中学校长兼学校党支部书记，1998年被选为中共鼠街乡委员会委员兼宣传委员、鼠街乡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长。同年被选为巍山县第九届党代会代表。期间，1989年被评为“县先进教育工作者”，受到县委政府的表彰。1993年被评为“鼠街乡优秀党员”。
2001年8月，调入巍山县教师进修学校任教。2009年11月，论文《试论实现教育公平的途径》一文，获由团中央主管的《21世纪》杂志社优秀教研成果一等奖；2010年1月，论文《论当前农村中小学教师素质的现状与对策》一文，获由中国教育部主管、中国教育学会主办的“中国教育实践与研究论坛”征文大赛一等奖。2010年10月，被选为中共巍山县教师进修学校党支部书记。同年，被选为巍山县优秀党员，受到巍山县委的表彰。
艰辛的创作之路
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1991年参加由诗刊社和长沙诗友书社联合主办的“羊年处女诗集选拔赛”，作品《左岐洲诗选》获纪念奖；1992年由中国长城电影电视制作中心主办的全国“长城杯”文学大赛，作品《明天会更好》荣获二等奖；1993年参加中国煤炭工业部电化教育中心和东方文艺社等单位举办的“第十四届中国文学艺术创作北京笔会”，诗作《微笑》荣获全国大赛二等奖；1994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首届中国文学现状与发展暨创作研讨会北京笔会”，作品集《柯雨田诗选》获优秀奖；1998年，《怪圈》（小说集）获1998年巍山县文学艺术届“红花奖”（一等奖）；2002年参加由中央电视台和北京驰书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主办的新中国从这里走来“西柏坡杯”全国文学艺术大奖赛，作品《208号病房》，获小说组二等奖；2003年，中国乡土作家协会和中国民俗学会授予“中国乡土文学奖”；2005年，被北京十月杂志社授予“中华文学艺术界精英奖”。2008年8月，文学评论《试论当下中国新诗的现状及发展前景》一文在《光明日报》光明网上发表，同年，又在由云南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界》上发表。2010年10月，参加由中国作家杂志社举办的2010年中国作家创作年会北京笔会，作品《灰色的记忆（系列散文）》荣获大赛一等奖。
曾参加“滇西八地州作家笔会”，《柯雨田诗选》、《浮云》等手稿藏于中国当代文学馆代表作陈列馆。1998年接受大理州电视台“风、花、人”节目主持人采访。期专题片《彝族作家柯雨田》在大理电视台播出一周，方向强烈，引起轰动。短篇小说集《怪圈》，曾获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提名奖。
著作：《柯雨田诗选》（武汉出版社）、《浮云》（大连出版社）、《微笑》（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小说集《怪圈》（青海人民出版社）、长篇小说《牧马村》（内蒙古文化艺术出版社）、中篇小说《中学校长》（中文在线）；部分诗作收入《云南诗人诗选》（英汉）、当代诗人诗选、等十多部专辑，入选《中国青年艺术家传略》、《云南作家传略》、《二十一世纪人才库》、《中国文学艺术界名人大典》、《中国诗人大典》。
20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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