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通寺与佛教文化

神通寺遗址是山东地区最早的一座寺院遗址，是山东佛教的大本山。虽然，千年的风雨班驳了寺院的辉煌壮丽，但至今遗存的古塔旧碑、摩崖造像等等，却依然焕发着熠熠光彩，成为中国最古老的佛家遗址。

盛极一时朗公寺

神通寺，隋代之前称朗公寺，以其创始人朗公而得名。

僧朗，俗姓李，是佛图澄的高徒。他原在关中讲学佛经，后来山东，在泰山南北，宣扬佛法。

据《十六国春秋》记载，前秦苻坚曾赠给朗公紫金数斤，南燕主慕容德统治了山东一带之后，为得到朗公的帮助，致书朗公：“皇帝敬问泰山朗和尚……使者送绢百匹，并假东齐王，奉告、山茌二县封给。”朗公在答谢信中说：“贫道味静深山，岂临此位？且领民户，兴造灵刹……”

此时的朗公，已经成为一名政治和尚，成了辅佐南燕的国师。同时，在慕容德的帮助下，朗公寺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续高僧传》云：“燕主以三县民调用给于朗，并散营寺，上下诸院十有余所，长廊延袤，千有余间，三度废教，人无敢撤。”自此，朗公寺便成了山东的佛教中心，盛极一时。

号称“山东第一寺”的神通寺是齐鲁最早的佛教寺院，其遗址位于柳埠镇东北的通天峪。神通寺始建于公元３５１年，为名僧朗公所建，古称朗公寺。为佛教在山东的发祥地，是山东早期最大的佛教寺院之一。据《水经注》载：“朗居昆瑞山，大起殿舍，连楼垒阁。”此时山东境内发现的佛教建筑几乎没有形成规模，山东另一个佛教中心在青州，其著名佛教寺院龙兴寺始建于北魏时期，也是１００多年以后的事了。在这一时期，郎公寺周围不像现在有大量的佛教建筑，当时仅有零星的存在。

四门塔毋庸置疑建于隋代，但在塔心柱的四面佛身上刻有东魏武定二年（544年）的题刻，由此可见石佛是在建塔前雕凿的。所以此地极可能原有一塔，并毁于周武帝的灭佛运动中。另外，涌泉庵也建于此时期，据《历城县志》记载，“该庵始创于齐、梁之间”，即相当于北魏、东魏年间。

前秦时神通寺规模已经不小，但今天我们很少能在济南看到北朝时的佛教遗存，这可能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公元446年、北周武帝宇文邕在574年的两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有关。济南作为山东当时的佛教中心，便首当其冲地遭到了禁灭。发展至隋唐时期，佛教在济南达到鼎盛，留下了众多的佛教胜迹。不仅目前的遗迹大部分都已建成，而且规模还要大。这种繁盛一直延续到宋代。我们今天看到隋代的佛教遗迹比较多，这是因为隋文帝杨坚出仕北周时，对周武帝取缔宗教的行为反感，而且其母吕氏出生于济南，为纪念她，隋文帝因为“以通征屡感”，得神通感应，而改名为“神通寺”。再加上后代的统治者都比较扶持佛教，所以此时期在济南建造了大批的佛教建筑。隋文帝当权后，佛教在神通寺重新兴旺，一直到宋代都是兴盛异常，大建佛塔，广造佛像，达到了“上下诸院，十有余所，长廊延袤，千有余间，三度废教，人无敢撤”之规模，被誉为“三齐名刹”。直至北周保定（公元561年）以后，在周武帝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中，朗公寺和其他寺院一样，遭到洗劫而一度荒废。

僧朗是东晋时期的和尚，曾经就学于西域来的高僧佛图澄。据说佛图澄很有些法术，除了精通佛法外，还能够役使鬼神、呼风唤雨、与天神交通，把香油胭脂抹到手掌上，就能够看到千里之外的事情。这自然是神化或者演义，但有关其治病救人、起死回生的医术恐非夸张。因为，早期和尚在传播佛教的时候，为了博得社会的信任，曾经依靠医道或某些“法术”取信于人，迷惑信徒，最终将佛陀的教义兜售出去。僧朗作为佛图澄的高足，在接受佛教学说教育的同时，很可能也学到了一些法术，如传记所称其能够明天文地理等本领，就是佛教之外的学问。

也许正是因为僧朗和其师傅一样“硕学渊通”，所以他在卓锡山东之后，当即得到了统治者们的尊崇和重视，不但盘踞山东地区的南燕国主将其奉为神明，而且远在江南的东晋皇帝，入主长安的前、后秦国王以及异域他邦的高丽、昆仑等国家元首等等，也无不奉金赠银，支持其发展佛教事业。山东第一寺由此蜚声中外，僧朗也被尊称为朗公，其寺院也被呼为朗公寺，寺院的规模也因此而不断扩大，最终成为中国东部地区影响最大的佛教胜地。

第一个在神通寺开凿佛像的和尚叫沙栋，他于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在神通寺西邻的山崖上造就了第一尊佛像，开始了依山凿崖的佛教功德。这个叫沙栋的和尚时年70，应该是在神通寺供职的僧人。25年后，另一个叫明德的僧人继踵而至，于贞观十八年（644年）造石像两躯，其原因和沙栋一样，也是感觉自己年事已高，“风烛难依”，遂出资雕造两尊佛像，寄托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此后，明德和尚又于唐高宗显庆三年（657年）再次造像，并题记说明造像目的。

和尚造像，在南北朝时期本算不得什么豪情壮举，不过是平常的一项功德而已，但沙栋和明德敢在初唐时期开始神通寺的摩崖造像事业，则不能不多少担一些政治风险。因为，初唐时期的统治者对佛教并不怎么推崇，对于开窟造像等活动也不怎么提倡。特别是当有人向唐高祖进言其嫡系来自于老子之后，唐朝的皇帝们一直视佛教为非正统宗教，而且，当唐朝革了大事崇拜佛教的隋王朝的命脉后，自然也不能很快地和隋朝的统治者“同流合污”。因此，在全国上下高扬老子和道教思想的时候，沙栋和明德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劈山削崖，雕造佛像，也称得上是非常之举。这从两位僧人造像题记上也可以窥见些许端倪：只为自己祈祷，不管其他闲事。但是，正是两僧人的提倡，使神通寺遗址又增添了一处亮不可替代的风景：后来的善男信女，紧随其后，把造像的面积扩而大之，形成山东地区最大的唐代摩崖造像。

朗公和尚选择的这片净土，史称金舆谷，其形势俨然一座高背靠椅，坐北面南，藏风蔽气，为济南南部山区首选风水宝地。因此，1600年的佛教事业，为这里留存下数不胜数的历史文化遗迹。地上地下，隋唐及元清佛塔、殿基、石柱、柱础、古井、古碾、碑刻等等，俯拾皆是，目不暇接。沙栋和明德又在佛寺之外，倡导了新的景观千佛崖摩崖造像。后来的主持们还以长眠的方式，在遗址上营造了一片塔林。寺院遗址、摩崖造像和高僧的墓塔林，使神通寺遗址格外引人注目。当历史跨入当代之后，这里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和保护，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将四门塔等四处重要遗迹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个遗址之上拥有如此众多国家级别的重要文物，不但济南第一，山东第一，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少见的。这是三位和尚的功劳，也是古代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

杨广之子兴建四门塔

隋代，文帝杨坚笃信佛教，朗公寺再次得以发展。开皇三年（公元５８３年），文帝杨坚因“通征屡感”，故曰神通，便令将朗公寺更名曰“神通寺”。

公元５９４年，杨广之子河南王为神通寺檀越，兴工复建，神通寺恢复到了相当规模。公元６０１年，文帝送舍利于三十座寺院，勒令高僧法瓒送舍利于齐州神通寺，并令其为主持。现今我们看到的四门塔便是法瓒送舍利所建之塔。

盛唐时期，神通寺达到了鼎盛。但唐末五代大动乱的到来，再次将神通寺带向衰败。金代末年，狼烟四起，神通寺地处战场，破坏尤甚。四门塔应该是伴随神通寺的重建而建造的。１９７２年对四门塔进行维修时在塔顶内部拆下的一块拱面板上，发现刻有“大业七年造”的字样，同时还在塔内发现一个舍利函，函内贮有隋代五铢钱。两相印证，可知四门塔是一座隋代后期的建筑物，建于大业七年（即公元６１１年）。其余３座建筑便是唐代的杰作了。从佛像上的题记看，千佛崖造像约在唐初开凿，高宗时达到最盛期，至睿宗时近尾声。龙虎塔的塔基、塔身建于盛唐，塔顶为北宋补建，更是体现了此时期多个朝代艺术的结合。而依九顶塔的营造形制，佛像雕刻风格，以及寺后灵鹫山天宝年间（７４２年—７５５年）造像题记佐证，其建筑年代应为唐天宝时期。同时，塔身外壁刻有宋人的３则题记，可见在宋代时这里还是非常兴盛的。除上述之外，建于此时期的佛教建筑还有九塔寺、小龙虎塔等等。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