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空间的建构

——于《中国乡村与墟镇神圣空间的建构》之思    

“信仰”一词总予人一袭形而上的模糊概念，但却是当代人用来遮掩众多问题的一剂良方。如面对人性的无底线，人们可以把原因归罪于“无信仰”；又如在思考“二十五节气”霾节何以产生时，信仰的丧失瞬间成为本质性的原罪；再如震撼于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双向矛盾时，除了愤慨“平庸的恶”之外，更多地还要归因于信仰的稀释。然而，信仰无论是缺失还是稀释，似乎在论证着它与中国历史一样悠久，只可惜，随着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的匆匆步履，人类开始渐渐地把信仰抛之脑后。但“信仰”究竟是什么？它为什么会产生？又有什么影响呢？     或许，当读完《中国乡村与墟镇神圣空间的架构》之后，脑海中方能出现一张稍有清晰的脉络……

（一）    

关于劳格文、科大卫主编的《中国乡村与城镇神圣空间的建构》，其中心问题是“乡村‘礼仪标志’如何扎根于乡村空间”，具体可分为两个问题：第一，乡村的“神圣”地点如何体现该村之价值体系？其二，这些“神圣”地点如何演变？    

为了使问题研究具有代表性，这部著作收录了当代学者的八篇文章，分别涉及安徽、山东、山西、江西、湖南、广东与广西等区域，涵盖了华北、华中与华南等中国大部分地区。三章涉及华北地区，即张小坡《明清以来绩溪县竹里信仰空间的建构与民众祭祀生活》、吴欣《村落空间与民间信仰——明清山东东阿县苫山村的民间信仰》、韩朝建《“世宦之里”——山西定襄社村的士绅与祭祀空间》，三章涉及华中与华南地区，刘劲峰《村落的空间建构：江西宁都东龙村个案研究》、吕永昇《法术的庇佑：湘中泠水江苏姓村落的仪式与地理空间》、贺喜《祭祀空间与地域社会——雷州雷祖祠及其周边乡村的灵物、神庙与祠堂》，两章与西南非汉民族有关，潘艳勤《金龙布傣的村落、信仰与仪式空间——以广西龙州县金龙镇横村的“求务”为例》、马木池《边缘群体的认同：19世纪广西边境上以“亭”为中心的“京族”社区》。    

结合上述各种著作的阐释，为了理解中国的乡土社会，需重视“地域”与“宗族”这两个最重要的研究工具。地域以神庙为核心团体进行着历史诉说与组织仪式，同时宗族团体亦以自己的组织原则进行着历史诉说与组织仪式，这两种历史诉说，抑或信仰一直处于胶着状态，显露于乡村信仰空间的争夺。对中国普遍的乡村而言，乡村的地域组织原则出现早于“宗族村”的组织原则。换而言之，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本地保护神（从卑微的土地神到高高在上的关帝）才是中国乡村的永恒管治力量。这些本体保护神，通过各种祈愿辟邪仪式来保护乡村。而对于死者，则需要另一套处理制度。要把死者变成祖先，需要文人帮忙。具体到北方乡村，往往要到宗族出现第一位官员或者进士之后，才开始修族谱建祠堂，而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徽州与江西的宗族发展得最为完善。

（二）    

社会史主张自下而上的研究方式，强调“以小见大”地透过现象见本质，但现象的描述也许人人皆可，但本质性的掌握却需要学者本人的功力与视野。于己而言，本节重在摘录八篇文章中某些本质上的精辟观点——    

吴欣教授以山东省东阿县苫山村这一由一刘、二李三族组成的多姓村为例，总结道：“三族对信仰空间的经营与地方性神衹的尊崇，不只是一种简单的信仰与被信仰的关系，也不仅仅是神与人之间精神世界的交流与碰撞，它同时又是俗世本身自我认识、自我管理的一种手段。换句话说，在这一村落中，信仰成为族群在时空性、知识性和策略性场域中进行建设的手段。在时间的脉络中，不同宗族利用庙宇的空间优势，渐而掌握对庙宇的部分管理权，甚至成为带有家庙性质的公共空间。”    

韩朝建教授就山西定襄北社村的士绅与祭祀空间指出，北社村的祭祀空间历经了一个变化过程。从以家庭为范围的土地神、天地神、“爷爷”，到以街为范围的灯山，然后到跨村的洪福寺、歇马殿等庙宇，不同层次、不同时间形成的祭祀场所构成了北社村的祭祀空间。在北社东祭祀场所演变过程中，士绅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他们通过地域祭祀平台，创建与强化某些文化符号的一致性，并赋予传统庙宇或仪式的一些“正统性”元素。    

刘劲峰先生就江西宁都东龙村探讨村落空间的动态构建问题。明代以前，它实际是由曾、刘、李三姓共同组成的一个多姓村；明代以后，随着李姓人的逐渐强大，原来的外姓住民被一个个赶走，从而演变成李姓单姓村。但东龙李姓人，尽管都一致声称是开基始祖翊俊公的后裔，但村中却分出上下两祠，且两个祠堂的人无论对祖先的认同、祭祖方式及族谱编纂方面均有明显的差异。种种迹象表明，这两支李氏的结合应是明清时期社会重组的结果。他们不断地创造历史，通过传统和礼仪，影响社会记忆。于是才有了诸如李氏家族远祖均能与唐代王朝血脉一一挂上钩，风水先生因得到东龙李氏的热心款待，从而在风水操作层面上帮助东龙李氏战胜其他各姓等故事。

（三）    

《中国乡村与墟镇神圣空间的建构》还原了乡村信仰，透视着地域与宗族，用浅薄的纸张倾诉——所有的故事均源自现实生活，现实生活的意义亦是一个接一个时代的意义叠加。扩而言之，历史研究的本质其实是寻找历史事件与历史故事的本原、寻找每一个具体时代所赋予的特殊含义。    

探寻历史原委，探寻时代赋予的具体意义，是乡村信仰的构建，也是研究信仰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