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建安殇

“挟天子以令诸侯”他俨然成了一个傀儡皇帝，从九岁在董卓的操控下登上龙椅，他的一生便被乱世左右，注定了逃不开纷扰。关东反董卓联盟成立后，董卓迁都长安，使得原本已风雨飘摇的国家更加动荡。

七年后，历经艰险，汉献帝终于回到故都洛阳，然而当时“宫室烧尽，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州郡合拥强兵，委输不至，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即便回到政治中心，要整顿山河，也依旧困难重重。这时候，曹操的出现，给局势带来了新的走向，汉献帝接受了曹操迁都许县的建议，重建朝廷中枢机构，改名“许昌。”

然而所谓的“挟天下以令诸侯”，可否真如表面上的只是权臣的独角戏，曹操实力在强，但在当时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情况下，若没有汉献帝这位名义上的主宰者支持，没有借助依旧存在的天子威仪，曹操仅凭个人能力，是否能统一北方，或许是个未知数。汉献帝缺乏实力，重整河山，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曹操虽有实力，可以在乱世有所作为，然而没有天下共主的支持与号召力，曹操不过就是众多割据势力之一。换句话说，曹操与汉献帝谁也离不开谁，缺了其中任何一个都不可能有日后的重新走向稳定。如在董卓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后，曹操就曾说过“向使董卓倚王室、据旧京，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海内震动，不知所归。”即便当年反董卓联盟占据酸枣，鲁阳，对洛阳形成钳势包围，但董卓若固守洛阳，借助天子威仪，力量仍不容小觑，但董卓却选择了劫持天子离开政治中心，如何还能指挥天下？

由此可见，汉献帝并非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他同样左右着天下大势，甚至他也有着一定的贡献。许昌朝廷的建立，自董卓造成混乱，国家终于开始有稳定的趋势，难道不是汉献帝历经艰险，回到东部洛阳的功劳？

而最关键的是，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傀儡皇帝”，他并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草包皇帝，他也有着敏锐的政治眼光，明白如若不回到政治中心，要想国家稳定只能存在于幻想中。而被董卓逼迫迁都长安时，汉献帝还只是一个十岁的孩子罢了，这个年龄能承受那么多灾难已实属不易。在东归途中，更是危机重重，刚迈出第一步就遭到董卓旧部郭汜阻拦，汉献帝以死相逼才得以继续东行，而反对军派不断追击，身边不少中心护主的义士战死。若汉献帝当真只是一个毫无主见，任人宰割的胆小懦弱之人，又如何能策划这一场漫漫东归路。在陕县附近被反对军阀追上，陷入混战时，一位将军将一匹马拉到汉献帝面前，让其先走，而汉献帝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却说 “不可舍百官而去，此何辜载！”，他一个失势的皇帝，这些人却还忠心耿耿，拼死保护，他如何能丢下这些人先行逃命。宋末元初的著名学者胡三省说：“观帝此言，发于临危之时，岂可以亡国之君待之哉！”

所谓的亡国之君，究竟该如何定义？早在汉献帝前两任帝王桓、灵二帝在位时，东汉就已经混乱不堪，病入膏肓，进入了死亡倒计时，纵然他如何睿智，如何心系百姓，东汉灭亡已无法更改。曹操死后，曹丕继承魏王，后来汉献帝将帝位禅让给曹丕，东汉正式灭亡。此举，汉献帝遭到了后世诟病，然而当时曹操死后，曹氏集团内部分裂，国家再次出现动荡的危机。曹丕根本无法如曹操一样协调好各方势力，这从当时曹丕弟弟公然索要王印可以看出，情况十分危急。而汉献帝实则可以选择趁此机会打击曹氏集团，夺取权利，然而若是如此，稳定的局面只会重新分裂，受难的还是百姓。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给曹丕更大的权力，汉献帝禅让的原因就在此，这与历史上其余被迫“禅让”的末代帝王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汉献帝在东归途中，改年号为“建安”，他是希望能够建立安稳的太平盛世吧！他虽然没能匡复汉室，但他依旧无愧于心，无愧于列祖列宗，无愧于天下苍生。

（参考书籍：《三国前史——一个傀儡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