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地主

我想我可以这样概述一下我六七岁时看到的一些人：他们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生活在我所在的城市，在我的身边，人数不多，是不得已生活在现实与历史夹缝中的人。他们在户籍上贵为地主，而现实生活中完全没有了土地、房产，甚至是尊严。

成年后特为此事向母亲求证，得到的也只是其身份上的确认，她对他们的了解未曾多过我，她无暇也不可能走进他们的世界——一个边缘化的、隐秘的世界。隐秘是他们与世界隔绝甚至是对立的东西，但对于我当时是不是一种巨大的吸引力量呢？我想是的。

我想象我那时就像一只年幼的猫由近且近、再远且远一点一点渐入世界的，很难想象它会像一只成年的猫一样一夕之间就会跑出好远。你把这种小猫式的渐入看作是精神的占有精神的把握怎样都好，总之它一定是先确认了这一块的属权，然后才会拓展疆域去往下一块。小孩儿的认知过程和小猫有着惊人的相似。我首先熟悉的是我所在大院的几户人家，能在大家大致相同的生活里看出各自的不同：全院的妈妈中只有妈妈和郭姨要上班，下了班妈妈要做家务；郭姨从不做家务，她家的活要由大女儿来做，她家的大女儿看上去年长的像小女儿阿姨的样子。

她家的小女儿整天打扮得像只花蝴蝶，全院只有我跟她穿“布拉吉”，并且她穿着“布拉吉”拉手风琴，我没有。后来我的“布拉吉”也没有了，妈妈给我改穿短裤，我不穿，觉得那样像男孩子。妈妈说：

“搬出教师大院就要像这里的人一样。”

“那东平姐为什么可以不一样？”我反驳。

“人家是革命干部的孩子。”我无语，小小年纪对妈妈的话也颇有同感似地。这里什么都不好，房子、院子、裙子······但至少不会半夜有人来抄家，也不用担心睡梦中会有窗外飞来横石将你砸醒。不仅这里和那里不同，就是人与人也多有不同，这是我几岁就明白的道理。

在我确认对“我的院”有了充分的把握之后，我的活动范围渐渐扩大到邻院和前后两条街。人说熟悉的地方无风景，能够吸引一个小孩的永远是未知、新鲜与不同。我首先注意到一扇扇紧闭着的门，在那年月它就像现在谁家终日开着门一样特别。

一门一世界，紧闭的门造成了一种认知上的困难，人往往是以接触来了解彼此的，但执着如我，它也只不过是暂时关闭的门而不是永久关闭的世界。关闭的门、敞开的房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角，我尝试以房度人，就如同人以衣帽取人一样。以屋取人与以衣取人我认为前者的可信度更大一些，住房之于穿衣是大环境，人无力改变大环境时也会致力改变小环境，所以有钱人没钱人可以穿的一样，但真正的差异并不在这里。贪官说自己如何清廉都没用，诸多房产会泄露他的秘密。说了这么多有些跑题，但无外为了 佐证：在精神世界里从来不敢小觑房子、车子、衣裳······这类身外之物，有时一个自在深隐的世界也可以由此一窥端倪。总之，我像是找到了一把通向秘密花园的钥匙，它让我兴奋。

在我眼中特别的门有三个，而特别的人则不止这三家。第一扇门在我院对面，隔着一条窄窄的路。门的外观怎么说呢？不能用普通、不起眼来形容它，它们更适合我现在的院，而它更适合“破败”一词。老式的、对开的木板门长在低矮的屋墙上，是和这屋一起旧了的。房檐上确乎生过青的草，到了秋冬它凋零如屋主人参差的额发。这对老夫妻太老了，老到没有了话语只剩下“笑”这唯一的表情。如果哪次从这里经过，会趁着门没关死的空当探进头去对着里面张望。屋主人看见往往会招招手让我进去，然后坐在那里两个人对着我笑，没牙的两张嘴半天合不上。他们喜欢小孩子，可他们没孩子。房间里有暗红色漆色已发白的柜、桌、椅，桌椅的边角处嵌有镂空的装饰。柜上摆着的几个高大古朴的印花瓷瓶是最吸引我目光的去处，它的旁边一个老旧的自鸣钟，指针在有节奏沉郁地响着。不知疲倦的岁月里，老去的是这里的人，其他的一切则暗示时间在许多年前一次因缘一次意外里的停滞。

第二扇门来自邻院，不知怎的直到现在想起这扇门还会让我有种不舒服的感觉。这不是一个正房而是由正房接出来的低矮的偏厦，已经见不到什么阳光了，窗户却还要由厚厚的窗帘挡住。而临街的另一扇户则变成了一扇门，以方便可以不走公共通道。设想一下这样的房屋会是怎样的？你一进门就仿佛突然之间掉进了一个井里，待眼睛由光明适应了黑暗之后会发现远处一灯如豆，有微弱的光穿过狭长的房间射过来照着眼前的路。越往里走房间里的潮湿霉味越重。一家四口人就终日生活在这样的房子里，和外界有联系的只有他们的小女儿 ，一个年龄和我相仿的小姑娘娟子，我便是她带来走进这个门的。她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很平和的人，母亲也不能说不平和，只是那张略微浮肿的脸上一双大眼睛里承载了太多的东西让一个孩子费解。这之前我从没见过哪个女人有如她这样男人般锐利的目光，它就像寒夜里的一道利闪直刺人心。

说完了两扇太乏味的门，该推出我的第三道门了，它可是从哪个角度看都不乏味的。农民会喜欢这里，偌大的庭院该开出多少菜畦，种多少果树？放心，房主人是不会错过享受中国文化中这独特一味的。城里人会喜欢这里，羡慕主人可以独享两百多平的房子，且梁柱光鲜，有巨大的玻璃窗屏立如幕墙。画家会喜欢这里，这里有葡萄架如棚遮蔽了底下的荷花池、金鱼缸、石凳······数十条体型硕大的金鱼分养在几个白底蓝花的的大瓷缸里，尽得意趣。诗人会喜欢这里，喜欢在这里可以“采菊东篱下”，至于“悠然见南山”嘛，本是悠然心会之事，既然景深若此“心会”也就是自然的了。隐逸之人会喜欢这里，图它清静无忧扰，其实也不是全无忧扰，间或有个把贪嘴小孩儿会翻墙过来觊觎园里的果实，被主人大声呵斥悻悻而出。回家对父母哭诉，非但没能得到家长的安抚反倒多有责备，并警告下次不可再去，甚至还动用“某委员”来吓唬小孩子。小孩子自是不甚惧怕那个穿着稠质中式裤褂的老头，但会惧怕他后面的“某委员”，知那里是只可远观不可亵玩之所，久而久之也就对其敬鬼神而远之了。

我是小伙伴中有幸正式接受邀约进过园子的人，也只是前后转转并未深入人家的内室，但也足够让小伙伴羡慕了。那时我正穿着“布拉吉”梳着日式娃娃头还不似日后穿短裤的我，假如我一直都是后来的那个样子，我还会不会有幸进入那个园子也未可知。门有拒绝也会选择全由主人决定。

我亲眼目睹老夫妇被请出门、娟子妈被强行拉出门的样子，因为他们是地主，那些人是代表国家意志在执法。像这样的执法手段应该叫做“犯罪中止”吧，就是不管你是正在犯罪犯罪未遂，还是深藏在思想里面潜意识中的犯罪念头一并都要加以干预。至于罪，不仅是关乎本人还包括人的原罪：你父你祖是地主不管你是否既得过利益你依然会通过血统遗传他们的罪性。但有罪还不是最可怕的，当时的基本政策是“有成分、不唯成分、重在表现”，至于怎么表现我一小孩子还不太清楚，总之不过任何可以获得救赎的努力都可以看作于此吧。

郭姨也是大地主家的小姐，但她的日子还可以过的无灾无难，只因她嫁了一个大她好多已有了一个女儿的“革命干部”，她成功地改变了血统也获得了救赎。还有“中式裤褂”，他比谁过得都像地主却比谁都过得风平浪静，直到家里那位“某委员”过世后，一家人仍然被组织养得很好。我知道老夫妇要比娟子妈表现好。他们被从家里拉到革命群众面前接受审判时，老夫妇会诚惶诚恐，而且一直面带笑容。娟子妈不会，她甚至不习惯低头，而且目光杀人无数，所以她偶尔会被押上大卡车挂上大牌子同劳改犯一起游街示众。别人的牌子上写着“杀人犯”、“强奸犯”······她的上面写着“地主婆”，它要证明什么？她的身份还是她的罪？抑或她的身份就是她的罪？

文革结束时娟子妈们被平了反，国家也把那段历史作为正常肌体上的一块癌变清除掉了又恢复了健康。

时代的剧情也变了，人们从关心没什么形质的“阶级斗争”，转而关心诸如“社会财富分配”、“就业与致富信息”等和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东西。最后的地主和曾经的历史一样确乎成为了历史，历史不是用来忘记的吗？至少他们不在有选择记忆的那部分，毕竟他们只是大事件中的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