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综合】共和国三个时期33篇历史文件（一）

第一编 毛主席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革命和建设

1、革命元老晚年理解毛泽东 

目睹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复辟、中国资改派集团胡某赵某等人的行为后，陈云等人更加理解晚年的毛主席。90年代以后赵的人马如李锐、茅于轼、高尚全、吴敬琏等人疯狂宣传新自由主义，误导改革，近几年更是十分张狂，他们召开会议，签署宪章，试图搞颜色革命。

陈云生前跟胡赵等人做了毫不妥协的斗争。他不仅反对私有化，还提出要限制市场经济的范围，提出计划经济是笼子，市场经济是鸟的理论。

陈云晚年还提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要高度重视。其实一大批革命元老在晚年都有所悔悟，比如当年中顾委的大批革命元老都极力抵制胡、赵、万等人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改革(遗憾的是胡、赵的这些措施都在97年后被他潜伏下来的手下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实行了，在吴敬琏、高尚全等汉奸学者的误导下，中国国企私有化、教育医疗住房产业化、接受WTO苛刻条款、大力引进外资，中国搞起了比美国、欧洲还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再比如晚年李先念曾对陈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讲党内有个走资派，犯了大错误，但是，从这几年来看，胡、赵像不像走资派呢?陈云说:什么像不像，他俩就是走资派，他俩搞的那一套，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政见，证明他们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

文革中被当做刘少奇死党而被打倒的彭真，在晚年又怀念起毛主席，他不同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相并列，他提出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纲，改革开放不能高于四项基本原则。

而王震死前遗言，毛主席比他多看了至少五十年。要知道，陈云、李先念、彭真、王震等人生前，资改派搞的私有化、市场化、殖民化改革开放的恶果还没有充分显现。如果他们活着，只要不背叛自己的理想，一定是坚决的拥毛派。

陈云在更晚的时候说过的一句话，那是在改革开放十周年左右的时间说的：“中国离开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必将亡党亡国。”这和钱学森的“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有同样的认识，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呀。

【陈云谈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间，没一个人能够同毛主席相比，包括少奇、恩来同志。即使在毛泽东同志犯所谓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毛主席。 

     【一位老将军晚年的痛苦与迷】 

     这是儿子张胜对父亲张爱萍的回忆。张爱萍老将军晚年无比感慨地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第一，人民有发言权;第二，共同富裕。这两条，我们都没有做好！”

张胜为父亲读报，念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张爱萍说：“哪个社会不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本质特征，应该是公正与公平!”“我们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这个社会，难道不应该更公正、更公平一点吗?” 

张胜说：“文革结束后，父亲全心全意呼唤改革。可是，改革开放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贫富悬殊，带来了卖淫、吸毒、走私、警匪勾结的黑社会的恃强凌弱等等，带来了所有解放初期曾经被他们彻底消灭了的社会丑恶现象。这不能不使革命了一辈子的父亲在晚年陷入痛苦、迷惘、难以容忍的境地。他常自言自语地说：‘难道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目的？!如果革命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我当初就不该参加革命。’”

彭总临终前的遗言是：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刘少奇对儿女说：“毛主席一向比我们看得远，这次可能他还是对的。”少奇曾跟我（邓小平)说：“如果我的路线真的把中国带上资本主义道路，群众斗垮了我，我都认了。”

罗瑞卿大将出狱的第一件事就是穿的整整齐齐，到天安门的毛主席像前，立正站好，然后敬了个标准的军礼。他的女儿说：给毛主席鞠什么躬，就是他把您送进监狱的，把咱全家害得好苦呵！罗瑞卿掉过头，狠狠地就是一把掌，说：你知道什么？你还没有资格评说领袖！回到家中，对主席立了一个牌位，时常走到主席牌位前恭恭敬敬地默哀。

周恩来总理说：“我要求大家永远铭记的是：毛泽东思想是永远唯一正确的思想，她来源于人民，扎根于人民，灵魂是为人民服务！因此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权力都是来源于人民的授予，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谁与民争利我们就要反对谁，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反对谁，谁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我们就打倒谁”！

 

     周总理曾对薄一波说，“一波呀，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弃权，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反对，但在以后的实践却又证明是主席对的。” 

     叶剑英80年代一听见别人提起毛主席的名字或者谈论毛主席，就激动得老泪纵横。 

     杨成武上将更是声称：认识毛泽东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

     王震将军在“去毛化”很凶的时候斥责一些军队干部曾说：“现在社会上有人污蔑和否定毛主席，你们都不说话。告诉你们，反毛主席的都是婊子养的和杂种野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王震，也没有你们这些将军！”

     王震老人家在他逝世前也感觉到世道不对了，向后人留下三句话：一句是：“我对不起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婊子养的畜生！”一句是：“毛主席比我们早看至少50年。”一句是：“丢了毛泽东思想，丢了公有制，马克思主义者受难的时候就到了。” 

     钱学森的预言：如果中国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李先念生前曾几次对别人讲：“自己军事上是从徐向前同志那里学来的，经济上陈云同志是我的老师，外交上是周总理直接指导的，而毛主席则是我一辈子的导师。”

     杨尚昆写道：“我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关到1975年，确确实实没有动摇过对毛主席的信念，……现在有些人觉得奇怪，说你们这些人受了这么严重的迫害，出来工作以后还讲毛主席好。” 

     1986年，薄一波赴南方调研。行程中拜谒了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故乡。在滴水洞里，秘书问薄一波如何评价毛泽东？他沉思片刻道：“小平说得对，没有毛主席，我们党还在黑暗中摸索；无论少奇还是彭总，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学生。”薄一波预言今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比现在还要高。

     薄一波曾这样评价毛主席，“任何时候都要将他放在民族大业，党的事业大背景下去考量；任何时候都要从党成长经历、制度及党内生活的大前提下来剖析”及“要把个人和政党区别开”。尽管他也受到冲击，但他信念依旧，曾对子女说：“我崇拜毛主席，即使我现在不自由了，我仍然崇拜他。”“我总算看明白了，他所作的一切只为一个目的，就是专门和毛主席对着干。凡是毛主席生前所肯定的，他统统都要否定；凡是毛主席生前所否定的，他统统都要肯定。”

     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说：“毛主席在我父亲心中是最伟大的领袖和他的导师”。

习仲勋同志晚年瞻仰毛主席故居，题词写道：『坚持毛主席亲自诠释的毛泽东思想』。这是习仲勋同志留给后代的宝贵的思想武器。这句题词说明，有人打着主席的旗号，其实，并不是真正坚持毛主席的毛泽东思想。这是有所指的，指的是某些同志尤其是姓邓的修正主义路线。

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写的那本几乎全都是记载右派分子往事的《往事并不如烟》的书中，透露了章伯钧对毛主席的评价。章伯钧对章诒和说：“毛公是无私的”!“毛公是无私的”这句话，不光是对毛主席的评论，而且也回答了毛泽东为什么会没有一个私敌的原因。这就是：毛泽东无私!在被毛主席得罪过的人中间，绝大多数人都能够客观地看待他。1957年被毛泽东钦定为全国最大的右派分子之一的章伯钧就是其中之一。只因为他们也是无私的，只有无私的人才肯放下个人恩怨、坦荡客观地看待他；其它的不能，而且不配！ 

     梁漱溟先生在1953年曾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文革中又一度受到冲击。1980年，为梁撰写传记的美国作家艾恺在拜访他时问：中国历史上伟人很多，“你觉得最伟大的中国人是谁？”梁漱溟既没有说是孔子，也没有说其他人，而认为是毛泽东，尽管毛泽东晚年犯有所谓的错误。他说：“毛主席实在了不起，恐怕历史上都少有……是世界性的伟大人物。”“他创造了共产党，没有毛泽东就不能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百分之百的事实。”这就是一位独立性很强、熟谙中国历史、受到过毛主席严厉批评、在思想上与毛主席有诸多不同认识的老人对毛主席的看法。

  梁漱溟晚年对共产主义、对中共领袖特别是毛主席的认同，表现在一些细节上。1957年，他的长孙出生，他为之命名为“钦元”，寓意长孙；1960年，次孙出生，他为之命名为“钦东”，寓意崇敬毛泽东；1964年，第三个孙子出生，梁漱溟为之命名为“钦宁”，寓意为崇敬列宁。这些细节，大致可以反射出梁漱溟在1950年代中期之后的思想转变。

  2012年6月，达赖在接受专访时称：“毛主席在我心中像父亲，他把我当儿子对待。我们的关系非常好。”访谈中，达赖回忆起当年他和毛泽东那段温暖人心的关系。在2009年，达赖访日期间，有媒体问他：您印象最深的领导人是谁？达赖回答说：“是毛主席。54年到55年，我们之间培育起某种亲密的感情。毛主席把我当做儿子一样对待。我时常会从内心深处感叹他充满自信的领导力。同时，我还能感到他那种贤明的理想：他不仅已经获得一国革命的胜利，还要改变整个世界。”

马英九：否定毛泽东的人，连敌人也看不起。

  马英九接待赴台访问的大陆企业家时，说了下面一段话——毛泽东代表的是民族的良心和民族的脊梁。从1963年之后，中国大陆已经具备了实际的能力攻击台湾，完全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拿下台湾。但是毛泽东没有这么做！也许会有人参透其中的真意，那就是不希望两岸人们打断共同的脊梁！民族的脊梁，正是毛泽东所承担的最重最为关键的一点。不论是在对美作战的抗美援朝，还是对前苏联的对苏自卫反击战，或者是对印度的反击战，无不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国家脊梁的良心和胆量。

老人家无愧于这个名称。可以说，但凡有一点民族良心的人，都会被毛主席的气魄和胆识所感动，并且受到莫大的鼓舞！

作为一个人，最起码的良心，还是要讲的。否定毛主席的人，连敌人都看不起！

毛主席对待知识分子究竟怎样，前三十年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时代，经历过两个时代的对比之后的两弹一星元勋们的评价最有说服力。

周光召说：“文革时期是尊重人才，科技气氛也很民主。”

钱学森说：“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就完蛋了。”

钱三强说：“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

钱钟书：反对毛泽东，中华民族的灾难就生了根。总有一天这个民族是要集体为它付出代价的。《围城》的作者钱钟书是唯一一个婉言拒绝毛主席宴请的著名作家，他一生远离政治而学贯中西。但他却早在30多年前就对反毛思潮做出过如下评价:“反对毛泽东，中华民族的灾难就生了根，总有一天这个民族是要集体为它付出代价的。”一个旁观的智者做如此语，想想都可怕！

香港企业家林敏捷：毛泽东思想才是当前中国的出路。

林敏捷，香港企业家，管理3,000多人的董事长。现年74岁的林敏捷是福建泉州人。1970年代中从福建老家往菲律宾为父亲送殡，不料滞留香港。在香港从每日十块钱的制衣工人，到与老乡合伙在深圳建厂生产CK底裤等欧美名牌服装，成为管理3,000多人的董事，林说：“我都这个年纪了，这样做（自费印书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是为钱，更不是为了当官，就是因我经历过国民党、毛泽东和改革开放的现代，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才是当前中国的出路”。他坦承，在港认同他这种观点的知音多是自内地来的同龄人，不像在内地：“行街路人见到我戴毛主席襟章，都会上来同我讲“毛泽东时代真的很好”。“我做过资本家，也被邓小平的先富论迷惑过。邓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结果呢？制造了两极分化。哪有人富起来以后会赞成均富，只会富的更富、穷的越穷。你看码头工人同李嘉诚！”

蒙哥马利：“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战略家是毛主席。中国人说他是太阳，我颇认同这个比喻。”

基辛格：毛主席是来自未来世界的神灵；毛主席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仅有的哲学王；我也是追星族，我的偶像是毛泽东。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真理报》发表讲话说，毛主席搞的不是“个人崇拜”，而是“人民崇拜”，因而他赢得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和许许多多正直善良的外国人由衷的崇拜。

叶剑英：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的今天和未来。叶剑英多次含泪谈到毛主席的光辉业绩。他回忆自己的革命历程，沉痛地说，我的事业做得少，如果不跟毛主席，我很平庸，不过还在南洋做生意呀！在家里教书呀！一想到毛主席一生，我就伤心。……现在有人批评毛主席，把他说的一无是处。我们还是要仰仗毛主席，没有毛主席，我们中央开会，还要在法租界、英租界开呢。没有毛主席，长征过不去，到陕北也站不住。后来，打日本，打蒋介石，没有毛主席是不行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的今天和未来…… 

原中央军委副主席李德生临终前谈毛泽东，让人触痛——“我已有多次，面对主席纪念堂，面对人民英雄纪念碑，我感慨万千，只有默默无语，心灵流血。主席操劳一生，牺牲了一切，连个正确评价都没能得到，他被抛弃了，一个强盛党，强盛人民，强盛国家民族的精神基础，被无情的甩进了马里亚纳海沟，如何不让人心灵流血？用常规熟理要求主席，主席的缺点太多了，他是孝子吗？算不上啊，他没能尽孝堂前，自从离开故里，三十多年才重返乡关，与父母基本绝缘，是大弟毛泽民尽了主要责任，熟话讲，忠孝不能两全，主席是为了忠而舍弃了孝，也是因为有弟弟可以帮他尽孝。但主席的忠，是忠于谁？难道不是忠于人民吗？难道不是忠于天下苍生吗？他是好丈夫吗？也算不上啊，他有过三个妻子，杨开慧死了，贺子珍病了，江青被判死刑了，哪个妻子是因为嫁了毛泽东，才享福的？没有，一个都没有。他是好父亲吗？也算不上啊，大儿子毛岸英死了，二儿子毛岸青病了，三儿子毛岸龙丢了。大女儿李敏享福了吗？小女儿李纳享福了吗？都没有。幸亏留了一个唯一的根，毛新宇。他没有为毛家营造任何特权，他没有留下家财万贯，他身后毫无个人资产，讲这些，他不仅比不上任何当过领袖的人，甚至连个官崽子都不如！他到底为的是啥？究竟为的是啥？难道所有入党宣誓过的人们，不该追问吗？难道活着的每个中国人，不该追问吗？难道中央委员们，不该追问吗？难道活着的每个中国人，不该追问吗？就算他有千错万错，他的精神难道不是人类世界独树一帜的宝贵财富吗？难道是可以被官方轻易丢弃吗？在高高耸起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我看到了主席拉上朱老总与粟裕为纪念碑奠基填土，听到了主席压抑而神圣的语调：‘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有多少人民英雄无声无息的死去？被砍头，被枪毙的，被粉身碎骨的，被毒死的，他们究竟是为什么？难道是为了所谓中国特色？难道是为了少数特权者先富？难道是为了让贵族再次欺压人民？难道是为了让穷人家的女儿再当白毛女？那些叛党分子啊，那些权贵啊，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吸血鬼啊，难道你们的政治良心，统统被狗吃了吗？红旗，是江姐、孙明霞等狱中姐妹们含泪绣出来的，是烈士们的鲜血染红的，党旗是红的，国旗是红的，军旗是红的，团旗也是红的，红色，是共产党的象征，是无产阶级的象征，谁砍倒了红旗，谁就是人民的罪人，历史的罪人！”

邓小平：“对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分量太重。有的把我的规格放在毛主席之上，这是不对的，是违背客观事实和人们意志的。我怎么能跟毛主席相比呢？我想贬低他，元老们、年轻人都反对。我只有举着毛泽东思想的大旗，搞改革开放，很多人都说这是资本主义。若干年后，估计人民会重新评说。”

朝鲜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仰天长叹，对儿子蒋经国及毛人凤等军事将领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毛泽东的对手，盟国（美国）说我蒋介石不行，可是他们又怎样呢，我看他们西方国家也是一群蠢猪。他们与中共毛泽东比，从哪方面都无法相比！16个国家最精良的军队竟然被毛泽东打的如此狼狈，耻辱啊！毛泽东也是中国人的骄傲啊，更是一名奇才。中共有多少能者，我都不放在眼里，唯有毛泽东把我挤到这几个小岛上了。盟国也不是毛泽东的对手，毛泽东打仗是艺术！各方面的领导都是艺术！蒋介石突然把声音提高了八度，‘是高超的艺术！’他接着又说：‘我们要研究毛泽东！要学习毛泽东！’这就是与毛泽东斗争了几十年的蒋介石对毛泽东的最后评价。”

台湾首度解密蒋介石临终遗言：蒋介石临死前说过：“毛先生才是伟人，我干了一辈子坏事，愧对国人，愧对毛先生。”蒋介石之将死，其言也善，他最后说:没有毛先生，中华就四分五裂了，我死后，请把我灵柩朝北京摆放，我要向毛泽东请罪。

毛主席生前有很多的“对手”或者“敌人”，但是他没有一个私敌。人们对毛泽东的深情怀念，是经过了时间的洗礼，证明无论他的思想、功德、人格、才智、学识还是著作理论或对世界、中国、后人的影响，谁都无法与之相比!堪称生前辉万里，身后耀千古! 

晚年王光美说：文革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性，发动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必然会有一帮人跳出来兴风作浪，主席根本不可能管得住。凭心而论，主席虽然对少奇很不满，写了大字报，但还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是自己同志犯错误，并没有立案审查，更没有要把少奇整死。看今天的社会，毛主席当年是对的！

看到王光美的谈话我们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做光明正大无私无畏，刘少奇和毛主席之间真没有任何个人恩怨，刘只是看问题没有毛主席深远。主席也并不是怕个人的所谓权利被代替，他实在是担心劳动人民的江山有一天会变色！今天把社会引向了歧途，都是个别人的胸怀和私心在作怪。我们不能把私心杂念和小生产意识看轻了，私乃万恶之源！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的女儿——陈伟力大姐在毛泽东思想座谈会上，痛斥造谣砖家精淫：我父亲从没说过“毛主席治国无能、文革有罪。”“这是有人恶意将李锐的话栽赃给我父亲!我父亲非常热爱、崇敬毛主席，从来没讲过这样的话!”30多年一切妖魔化毛主席的造谣专家、精英，必定会在前赴后继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面前原形毕露!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

莽莽昆仑，纵世横空。曾瞧见：井冈旌旗猎猎，延安宝塔巍巍，赤水激流滚滚？忆长征咏雪，山城破雾，气冲血涌。讲一人成败，评百年冷热。

承马列，领农工；驱外盗，胜内敌。喜中华建立，瘟神送走，巨蠹挖出，核能爆炸。凝心聚力，固本牢基。朗朗乾坤铁证：毛泽东寿比星辰日月，功盖三皇五帝。(源于2016-10-12日13:22分2586982755数字世界一鶴廳的博客辛而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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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德、周恩来、陈云等高干对毛主席的认识

陈云：目睹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复辟，中国资改派集团赵某等人的行为后，陈云等人更加理解晚年的毛泽东。90年代以后赵的人马如李锐、茅于轼、高尚全、吴敬琏等人疯狂宣传新自由主义，误导改革，近几年更是十分张狂，他们召开会议，签署宪章，试图搞颜色革命。

陈云生前跟赵等人做了毫不妥协的斗争。他不仅反对私有化，还提出要限制市场经济的范围，提出计划经济是笼子，市场经济是鸟的理论。如果中国按照陈云的理论走，也不会像今天陷入私有化、市场化、殖民化，民生凋敝、两极分化的泥潭。陈云晚年还提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要高度重视。其实一大批革命元老在晚年都有所悔悟，比如当年中顾委的大批革命元老都极力抵制赵紫阳、万里等人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改革(遗憾的是赵的这些措施都在97年后被他潜伏下来的手下全部实行了，在吴敬琏、高尚全等汉奸学者的误导下，中国国企私有化、教育医疗住房产业化、接受WTO苛刻条款、大力引进外资，中国搞起了比美国、欧洲还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再比如晚年李先念曾对陈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讲党内有个走资派，犯了大错误，但是，从这几年来看，赵像不像一个走资派呢?陈云说:什么像不像，他就是走资派，他搞的那一套，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见，证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文革中被当做刘少奇死党而被打倒的彭真，在晚年又怀念起毛主席，他不同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相并列，他提出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纲，改革开放不能高于四项基本原则。而王震死前遗言，毛主席比他多看了五十年。要知道，陈云、李先念、彭真、王震等人生前，资改派搞的私有化、市场化、殖民化改革开放的恶果还没有充分显现呢。如果他们活着，只要不背叛自己的理想，一定是坚决的拥毛派。

陈云在更晚的时候说过的一句话，那是在改革开放十周年左右的时间说的:"中国离开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必将亡党亡国。"这和钱学森的"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有同样的认识，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呀。

为了防止反毛者再一次造谣其他的中央领导，再一次离间党中央高层领导的关系，我一次性把党中央主要领导对毛主席的评价全部列出来，供大家鉴别。

刘少奇:从此，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那就是毛泽东同志。

在中共七大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他指出，新党章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工作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因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他同时说明，这一条已经成为党规党法，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遵循。他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

周恩来:毛主席的方向就是中国人民正确的方向。

周总理在《学习毛泽东》讲话中说:党中央也好，一部分革命群众也好，常常自己弄错方向，迷失方向，但是毛主席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是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近百年的革命运动、近三十年来的直接奋斗中生长出来的人民领袖。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四个阶段都是正确的，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正确方向的。所以毛主席的方向就是中国人民正确的方向。他不断地指出真理，坚持真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毛主席把世界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成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是这样指出真理的人，坚持真理的人，发挥真理的人。在中国革命三十年中的许多历史关键时刻，他的方向都是正确的。

朱德:就是把我一刀劈成两半，我也不会反对毛泽东。(红军长征中面对张国焘的威胁时说的)任何困难也不能把我和毛泽东分开，朱毛不分家。朱德还说:"在很多重大事情上,毛主席的决定总是让很多人不能理解,甚至有很多人反对,但事情过后,实践证明他总是对的.""我们要支持老毛，老毛读了很多书，很有知识，很有智慧，相信他一定有办法的。"

邓小平: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邓口上不敢否认事实，心里却时时刻刻在追求资本主义，为自己后代的利益不惜推翻毛主席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体制，推动全国全面走向腐败）

叶剑英:毛主席时代，虽然有曲折，但是我国工业发展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仍然达到了百分之十一点二。这个经济发展的速度被国际上公认为世界第一。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建国30周年前夕，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发表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总结了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这里发表的是叶剑英讲话的有关段落。关于经济建设的成就,叶剑英指出:"从我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一九五二年算起，到一九七八年，我国工业发展尽管有过几次起落，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仍然达到百分之十一点二。"这个经济发展的速度被国际上公认为世界第一。叶剑英说:"30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看不到这个伟大的成就是完全错误的。当然，大家知道，我们走过的道路并不平坦，既有过比较顺利的发展，也有过严重的挫折。同全国人民作出的艰苦努力相比，同社会主义制度应当发挥的优越性相比，我们的成就很不够。我们必须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努力取得更大的成就。叶剑英说:"建国后，我们在短短3年内就医治了长期战争造成的创伤，胜利地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并且在进行抗美援朝的同时，把国民经济恢复到旧中国历史的最高水平，接着，在1950年，顺利地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

王光美: 凭心而论，毛主席虽然对少奇同志很不满，写了大字报，但还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是自己同志犯错误，并没有立案审查，更没有要把少奇同志整死。《百年潮》孙兴盛文章《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忆》中，王光美说:"文化大革命"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性，毛主席用那些人也是有历史缘由和认识过程的，发动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可能不用那些人，即使不用他们，也必然会有和他们类似的一帮人跳出来兴风作浪，毛主席根本不可能管得住。凭心而论，毛主席虽然对少奇同志很不满，写了大字报，但还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是自己同志犯错误，并没有立案审查，更没有要把少奇同志整死。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还说:"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他还有针对地说:"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毛主席对少奇同志也是很关心照顾的，少奇同志提出要到群众中去锻炼，毛主席劝他:"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建工学院造反派"勒令" 少奇同志去 "检查"，毛主席立即批示周总理"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从而保护了少奇同志。

2004年6月，王光美亲自召集，由源源亲自联络，毛主席和刘主席两家后人相聚一堂，共话友情，使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格外惊喜和感动。自从毛主席仙逝之后，毛主席和江青生的女儿李讷身体和精神都很不好，常住医院，不能上班，独自带着儿子生活非常艰难。王光美刚从监狱出来得知此情，就带着家里的赵阿姨找到李讷，亲自购买厨房用具帮她安家，料理家务，打扫卫生，谈心聊天，关心她的身体和生活。可我们采访时，王光美和孩子们从来没有提过这些事。原来，李讷新婚，爱人王景清在延安时曾是少奇同志警卫员，结婚时王光美带着孩子们热烈祝贺，两家来往更为亲密。再后来，李讷儿子王效芝结婚，是源源做的媒，在新婚典礼上，源源一席讲话，感动了婚礼上的所有人。在王光美家里，至今挂着毛主席和王光美及孩子们亲切谈话的巨幅照片。(注:据说王光美同志在狱中十余年，系统地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从根本上认识到毛主席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跟当时刘少奇、邓小平想走的道路有很大分歧，尤其是邓小平后来复出废除公有制，实行私有制的改革开放，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她和全家人对毛主席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比较理解，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结局不存有极大异议。特别是对后期毛主席提出的走资派还在走、反击右倾翻案风不存半点异议。因为前辈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江山是社会主义体质，谁要把它们变为修正主义或者资本主义，不要说毛主席就是其他领导人也不会允许。后期邓小平上台搞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资本主义这套，一方面是老一辈革命家死的死了，老的老了，剩存在台上的又没有彻底的抵制；一方面是华国锋自己没资历、没能力，又把毛主席配置的左右手趁人不备设法清除了。本人又是解放前辅仁大学物理专业的高材生，所言不虚，极端不同于文革后那些泛泛而论之辈，尊重历史，坚持主流，实事求是，个人受到曾经罕见惨烈冲击，还能够如此秉心秉公持论，不是一般认识水准。当年的中央委员，当年的桃园经验大师，当之无愧。)

江泽民: "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接着，他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参见:1993年12月26日，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作为邓小平忠实代理人，全面继承和发扬了各种腐败路线)

胡锦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胡锦涛曾这样评价毛泽东:"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他不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积累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为古老的中国赶上时代发展潮流、阔步走向繁荣昌盛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参见:2003年12月26日，胡锦涛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胡锦涛作为邓小平忠实代理人，全面发扬和壮大了各种腐败路线)

侯宝林: 解放后，(相声演员)虽然地位有所提升，可侯老爷子知道，毛主席在，是新社会，(人人平等)。毛主席不在，(就会成为旧社会)相声依然是下贱行当。(摘自网友博客)

本人所引所有观点均有详细出处，而且是经过建党90周年、建国6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的伟大历史反复验证为正确的。一切事实都在有力的证明，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伟大的民族英雄群体，是了不起的，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英雄人物相比是毫不逊色的。汉奸买办居心叵测，资改派妄自菲薄，他们刻意诋毁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抹黑伟大的毛主席、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是可耻的。(源自粉红豹的博客2016-10-07 03:20:08分文章—作者北门翠竹微信—发布时间2016-10-06 11:26:51—来源民族复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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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光美说：毛主席当年是对的！

“文革”批判的就是当今社会现实——王光美说：“看今天的社会，毛主席当年是对的！”

事实胜于雄辩。怎样看待一件事物、一个人物是否正确，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无产阶级认为，凡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向一切危害无产阶级政权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进行斗争的人和事，就是正确的。资产阶级则认为，凡是损害了他们利益的人和事，就是剥夺了他们的权利，就是没有民主的专制，就是错误的。

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且有时是很激烈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这已经被世界人类历史所证明。而且这种斗争，在今后很长时间内都不会消失。近期，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英国的全国大游行等，也说明了这一点。毛泽东所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而进行的。他履行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人的义务和宗旨。

一些包藏祸心的人，把“文革”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生死决斗，说成是权利之争，个人独裁。他们拿出毛泽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述，力图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这里，我们就用毛泽东的这个理论，看一看谁是谁非？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看一看他们为什么要否定“文革”？其目的是什么？

“文革”是在新中国成立不到十七年进行的。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不断企图颠覆这个刚刚诞生的政权。残留在人们思想中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也严重地危害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无产阶级政权随时都有被颠覆的可能，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随时都有丧失危险。正像毛泽东谆谆告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那样：“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指出：“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要点是：

一、“文革”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无产阶级政权落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这是“文革”的主要目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是要防止广大劳动者重新回到被剥削被压迫之中。对照当今社会，一小撮精英已经直戳了当地说明：“不要怕人家说，姓资还是姓社”、“因为中国没经过资本主义这个过程，所以要再从社会主义链接到资本主义上来。”纵观当今社会，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上搞的就是资本主义。所谓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大同小异。

在这种经济体制下，国营企业（他们称国有企业）纷纷倒闭，私人企业（他们称民企）迅速崛起。在资本市场的驱动下，中国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全国数千万个、亿万元财富的资产者迅速成长起来。据一些资深经济学家评论，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成为世界之最，已经达到及其不合理的地步。在拉大贫富差距的过程中，广大劳动者遭受着极其不公平的待遇。

失业、工资低微、拖欠工资、劳动环境恶劣、丧失生命的事故不断发生。上学难、看病难、买房难、成为广大劳动者遇到的普遍问题。市场经济所造成的产销不平衡，致使农民经常发生农产品卖不出去，遭受惨痛损失。强征强拆，使一些人走头无路，引火自焚，等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广大劳苦者的遭遇，在当今中国，再一次回来了。

  二、“文革”要防止的，是党和各级政府、企业官员蜕化变质、贪污腐败。当今社会，贪污腐败普遍成风，屡禁不止。据有关统计，全国被法办的各级官员，贪污受贿金额达数千万元以上的就有数千人。老百姓形象地说：“现在是无官不贪。你不信查查看，凡是当官的，大多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贪污受贿行为。不然，按他们正常工资收入计算，如何能买得起豪宅和又好又宽敞的住房？很多人还有汽车。”

如果说，“文革”的“扩大化”使一些人蒙受冤屈。那么当今社会，贪腐人数大大超过“文革”时期，被蒙受冤屈人的数量。如果批斗，恐怕这些人都会被列为批斗的行列。笔者并不是赞成“文革”的扩大化。但是，必须看到，那么一场几乎人人参加的大革命运动，而且，运动的主导思想中，也存在使人人都受到一次“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修反修”的教育，因此，出现一些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我在以前的文章里就说过，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很多人是被殃及到的“池鱼”。一些人明白这个道理，在维护党和人民利益的理想中，不去过多地计较个人得失，跟着党，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三、“文革”，所批判的是遗留在人们思想中的剥削阶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是对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个挑战；是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而当今社会，这方面又是如何呢？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一切“朝钱看”，为钱为大，为钱独尊。许多人丧失崇高理想和奋斗目标，缺乏思想道德。“小悦悦事件”、“药家鑫事件”、社会人情冷漠、食品添加剂、地沟油、瘦肉精、法律营私舞弊、暴力执法、吸毒、娼妓、低俗糜烂的文化活动，等等。在各种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一切资本主义的腐朽落后思想都重新上演了。

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的，又一次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是向资产阶级发起的又一次猛烈进攻；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手段。实践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非常必要。今年年初，一小撮所谓精英又提出，要进一步否定“文革”。

“文革”已经被一些人否定过了，为什么还要否定？恐怕连他们自己也已经看出，“文革”经受住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检验，“文革”所批判的就是当今社会的现实。因此，他们感到事情不妙，感到自己的谬论即将毁灭。所以，才又一次提出进一步否定“文革”，以保住现在他们赖以享受的天堂。看来，说毛泽东英明伟大，一点不假。他高瞻远瞩，早就看透了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的本质，早就看透了搞资本主义，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多少灾难。

附：凤凰卫视记者采访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实录：“夫人，您是怎样看待当年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

王光美沉思片刻……，说：看今天的社会，毛主席当年是对的！

王光美为何不记恨毛泽东？王光美和孩子们为何不记恨毛泽东？少奇同志的悲剧，“文革”造成那么大的灾难，把一个国家主席整死了。王光美说，“文化大革命”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性，毛主席用那些人也是有历史缘由和认识过程的，发动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可能不用那些人，即使不用他们，也必然会有和他们类似的一帮人跳出来兴风作浪，毛主席根本不可能管得住。凭心而论，毛主席虽然对少奇同志很不满，写了大字报，但还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是自己同志犯错误，并没有立案审查，更没有要把少奇同志整死。每次讲到毛主席与少奇同志的分歧，她都是相当平和、实事求是的。说一点不怨恨也不是，先是有怨有恨，后来有怨无恨，早已跳出个人及家庭悲剧的拘囿，更为客观、公正、理智、豁达。

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还说：“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他还有针对地说：“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毛主席对少奇同志也是很关心照顾的，少奇同志提出要到群众中去锻炼，毛主席劝他：“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建工学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同志去“检查”，毛主席立即批示周总理“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从而保护了少奇同志。

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单独召见少奇同志，询问王光美和孩子们的近况，很客气，也没有批评少奇同志。当少奇同志当面请求辞去全部职务、回老家种地，恳请解放广大干部，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的时候，毛主席没有生气，也没有表态，一直沉吟不语，只是不停地吸烟。过了好一会儿，毛主席才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却把书名说错了。毕竟是几十年的亲密战友，毛主席最后把少奇同志一直送到门口，亲切地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毛主席藏在内心深处的苦衷，就连少奇同志都看出来了，回家以后他对王光美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这次相见，竟成永诀。

王光美和子女们都很清楚，真正要把少奇同志和家人置于死地的，正是林彪、康生、江青和谢富治他们一伙。他们将中央文革小组凌驾于政治局和常委之上，江青又有着特殊身份，既极力左右毛主席，迫使毛主席违心地不同意他们也不行；又迅速地大规模地“清君侧”，孤立毛主席，不仅是要打倒老帅、老将、老干部，还要暗地里往死里整。毛主席越想保谁，他们就越是把谁往死里整，少奇同志就是被他们阴谋残害而死的。他们还企图整死王光美，毛主席批示“刀下留人”。

毛主席仙逝之后，李讷身体和精神都很不好，常住医院，不能上班，独自带着儿子生活非常艰难。王光美刚从监狱出来得知此情，就带着家里的赵阿姨找到李讷，亲自购买厨房用具帮她安家，料理家务，打扫卫生，谈心聊天，关心她的身体和生活。后来，李讷新婚，爱人王景清在延安时曾是少奇同志警卫员，结婚时王光美带着孩子们热烈祝贺，两家来往更为亲密。再后来，李讷儿子王效芝结婚，是源源做的媒，在新婚典礼上，源源一席讲话，感动了婚礼上的所有人。在王光美家里，至今挂着毛主席和王光美及孩子们亲切谈话的巨幅照片。不仅如此，林彪女儿豆豆当年在河南病了，谁也不敢在报告上签字，也是源源签的字，安排她回北京治病。

2004年6月，王光美亲自召集，由源源亲自联络，毛主席和刘主席两家后人相聚一堂，共话友情，使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格外惊喜和感动。正是在王光美的倡导和带领下，两位伟人的后代拂去历史的尘埃，友情长存，这既是告慰两位伟人在天之灵，也是给人民和历史一个交代、一个示范，体现出王光美的高风亮节、博大胸怀和无疆大爱。（源于谈歌的博客2016-10-14 09:34:43分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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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戚本禹回忆录：刘少奇、邓小平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8.1 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会议决定派工作组

从1966年6月1日晚，中央电台广播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全国上下都沸腾起来了。在各个大学里，大字报铺天盖地，连中学都闹起来了。每天中央文革小组电话不断，哪里出了什么事情，发生什么问题了，告急的电话接连地来。

为了应对各种问题，中央也是接连不停地召开各种会议，研究对策，中央书记处差不多每天就要开一次会。由于我有责任协助童小鹏处理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工作，所以中央开会，我都得去。会场布置、安排警卫等，虽有警卫局管，但秘书局也要关注。甚至连茶水供应也要过问，因为来开会的都是重要领导，如果有人给你在茶水里加点什么药，那就出事了。所以会议供应的茶水都是由中央办公厅招待科的人员送去的，其他人是不允许进出茶水间的。别看茶水这个事儿小，世界上在茶水上出问题的大案就有好几个。这些事本来都应该由汪东兴管的，可是他经常不在北京。童小鹏，总理那里也总有任务，就得我去过问了。

那段时问，白天我一般在中南海，晚上在钓鱼台。中央开会的时侯就去怀仁堂。会议上最重要的事情是会议的记录和简报，中央指定王力和我负责。有紧要的事情，还要立即向主席报告。所以我要三个地方不停地来回跑。有一个司机整天都跟着我们转。

由于运动中各种问题不断，6月3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以及相关的领导，陈伯达、康生都参加了。

会议主要是讨论刘少奇、邓小平提出的，要不要向各大学派出工作组的问题。陈伯达在发言时提出，在当前这种形势下派工作组下去，是不是好?但刘、邓他们没有理会陈伯达的意见，大多数参加会议的人对派工作组也都没有表示出不同的意见。这样会上就决定，要派工作组下去。在会上还特别提到了北京的北京大学、陕西的西安交通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湖北的武汉大学、江苏的南京大学、河南的郑州大学等几所大学，认为这几所大学的问题很多，被认为是“右派”集中的地方。

至于工作组下去以后干什么?怎么干?会上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关于开展文革运动的八条要求，让工作组掌握。这八条要求是：

(1)大字报要贴在校内;

(2)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

(3)不准学生上街游行示威;

(4)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

(5)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

(6)注意保密;

(7)不准打人、诬蔑人;

(8)积极领导，坚守岗位。

会议快结束时，刘少奇说，戚本禹，你过来。然后他就跟我讲了这次会议的决定要向主席汇报，他明确地指明，文化大革命要“内外有别”，你要跟主席讲清楚：“不准学生上街游行示威”，这一条你要跟主席反复讲。并告诉主席，随后我还有专门的报告给他。

那时主席和江青都不在北京。起先他们一个在杭州，一个在上海，不在一起。后来是有时候在一起，有时候又不在一起。但即使不在一起他们也是经常互通电话和信函的。江青曾对我说，我们在外面，对北京的文革情况不是很了解。你是主席的秘书，你要经常跟他汇报情况，我说，我不敢经常给主席打电话，怕干扰他。江青说，那你就先跟我说，我看看哪一些应该讲的，我给你转达。江青是我的直接领导，同时她又是主席的五大秘书之一，因此我觉得要报告给主席的事跟她讲比较方便，所以有事我更多地是先向江青报告的。有一次我向她报告说，我去北京大学等一些地方看了。那里到处都是大字报、大标语、旗帜，有红的、黄的、绿的，一派朝气蓬勃的气象，很壮观。后来主席在他写的“有所思”这首诗里面，就有“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的诗句。我心里就觉得伟大领袖与广大群众，真是息息相通啊。那个时候，我几乎每天都要和江青通电话，报告在中央文革和中央发生的事情。有时一天要通好几次电话，有时是我打给她的，有时是她打给我的。

主席在那个时侯对运动还没有具体指示，对刘少奇、邓小平决定要向学校派工作组，主席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意见。只是通过江青在电话跟我说，叫陈伯达、康生、关锋、王力和我都要经常去学校看看，了解一下运动的进展情况。把我们所看到的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都告诉他。

8.2 工作组压制积极参加运动的学生

被派到北大担任工作组组长的张承先，原是河北省的省委书记。他带的工作组，是在6月3日中央会议结束的当日就进驻北大的。随后几天，又有更多的工作组被派到了各个大、中学校去。

工作组下去以后，很快就开始约束和压制学生自发参加与组织各种革命活动。对工作组的一些作法，一些学生认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向工作组提出了不同意见，于是工作组就对这些学生进行打击。

按照江青传达的主席指示，我和关锋、王力几个人就经常抽时间到各个学校去跑，我还抽空去过工厂，去看那里的大字报。我去了北航、地贸学院、清华、北大、轻工学院、矿院以及二七机车车辆工厂、首钢等单位。开始时我是带着秘书、警卫，穿着军装去的。后来带着“快报组”的人一起去，也有的时侯就是我一个人带着司机去。因为那时认识我的人还不多，我可以随便地到处去看。各学校大字报很多，看大字报的人也很多。我只是看，不跟别人交谈，所以也没人来理我。我听说聂元梓大字报广播了以后，他们七个签名的人这时也分裂了。我就专程去北大看了，可北大太大了，大字报到处都是，我来不及仔细查找，但我看到了不少给工作组提意见的大字报。

每次看完大字报回来，我都要向江青汇报。我向江青汇报，看到一些因为给工作组提意见、遭到工作组打击，甚至工作组组织人开会斗争学生的情况。江青就说，这个工作组怎么不听毛主席的话，这不是在打击学生吗?派工作组下去是去打击学生的，不起什么好作用啊。你们为什么不在开会的时候提出意见来呢?

可是说实话，在那个时候我们能提出什么意见啊，连陈伯达发言都没有人听，那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里能有多大发言权呢，就几个写写东西的秀才。在中央的会议上，也只是做做记录。

江青跟我说，“五四运动”是学生自己发动的运动嘛，就没有工作组嘛!“一二九运动”也没有工作组嘛!要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毛主席说的。江青说，我就不赞成派工作组下去跟学生搞对立。我把江青的这个意见跟陈伯达说了。陈伯达就问，这是不是主席说的?我说，我只是听江青说，但我想江青说的这些话，一定是问过主席的。陈伯达也认为是这样，于是，陈伯达在接下来召开的中央会议上，讲了这样一些话：

是不是不要再派工作组下去了，让群众自己选举一个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来领导自己。我们可以在旁边引导，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行不行?工作组去了以后，发生了一些和群众对立的事，还不如让群众自己来领导自己好。可那时陈伯达还只是一个政治局候补委员，是刚上任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在那些参加会议的大人物面前。根本不算一回事。加上他讲话声音小，又是福建土腔，嗫嗫嚅嚅的，许多人也没有听懂。所以，陈伯达讲完之后，没有人响应他，也没有人驳斥他。刘少奇虽然显得不耐烦，但总算没有打断他;邓小平在他讲话的时候，则连头都没抬一下。所以后来陈伯达很委屈地说，我只是个小小的老百姓，连讲话都没人理睬。总之是会议没有理睬陈伯达的意见，继续往各学校派工作组。

后来工作组压制群众的情况愈演愈烈了。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就向刘少奇提出，学校出现的压制学生的情况是不正常的。但刘少奇认为那是正常的。刘少奇对我们说，群众要给党提意见，党是欢迎的，要鼓励他们。但有些情况不对啊，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是在乘机反党啊，我们就是要利用这次文化大革命，把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浑水摸鱼的人都抓出来。有个材料，说有个人利用大字报攻击领导，讲的东西都很尖锐，也不署名，结果一查是个历史反革命。这个就是刘少奇他们一贯的逻辑，以偏慨全，抓住群众运动中混入的个别坏分子，来作为镇压群众运动的借口。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是这样，在“四清”运动中也是这样。在这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们又故伎重演了。他们的目的主要并不是为了抓什么坏分子，他们真实的目的是用这种方法压制群众，以免自己遭到群众运动的冲击。

8.3 刘少奇批转《九号简报》实行白色恐怖

工作组派下去以后，不去领导学生批判“二月提纲”、斗争走资派，却反过来去斗争学生、斗争群众，很快引起了学生们强烈的不满。在一些学校里出现了工作组与学生的冲突。陕西省委打电报过来反映，说西安交大有一些学生在底下秘密策划，准备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委和工作组发动进攻。听到这个消息，刘少奇发火了。他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进行“反干扰，抓游鱼”。

刘少奇、邓小平很喜欢使用他们新提出的“反干扰”、“抓游鱼”这些新名词。我亲耳听到刘少奇说过“反干扰”、“抓游鱼”，印象很深刻。他说，毛主席在反右派时的讲话里讲过，“一条游鱼三个浪”。游鱼本事很大，能在深水中翻腾，把水弄得混浊一片，波浪起伏。刘少奇又进一步作了发挥，他说，一条游鱼能起三个浪，那是因为渔翁懒，渔翁的职责是抓鱼，把游鱼都抓了，水就清了，浪就没了。各大学校都有游鱼，抓了它们就行了。不去抓游鱼，不去抓捣乱的人，他们就会搞得你翻天覆地。刘少奇说的游鱼，指的就是造反的师生，他认为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

刘少奇的讲话很快就用红头文件发了下去。这个文件没经过我，是童小鹏经办的。陈伯达说他也不知道。于是各地的工作组马上统一腔调，说什么一条游鱼三个浪，把游鱼抓出来，不让它跑掉，打倒反革命分子，打倒钻进革命队伍内部的坏分子。这样，一场刚刚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的革命群众运动，立刻就变成一次全国性的反干扰、抓游鱼、反右派的运动了。而且一下子就搞得声势很大。因为1957年有过一次反右派的经验了，所以他们对于怎样把学生打成右派，已经驾轻就熟，都很有经验了。

全国第一个“抓游鱼”的高潮大概是在1966年6月10日前后出现的。最早受到打击的造成较大影响的，是西安交通大学的学生李世英。李世英被抓了“游鱼”，并被戴高帽游斗后，于6月9日中午跳楼自杀(获救)。毛主席后来曾说，李世英是西安的学生领袖，当时他的影响超过了蒯大富。

“抓游鱼”的第二个高潮出现在6月18日之后。6月18日上午，在6月16日《人民日报》南京大学批斗匡亚明的消息，和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影响与鼓舞下，北京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在校园内，自发地起来批斗了一些在文革初期被揭发为修正主义的领导干部和反动学术权威。有些会场发生了给挨批斗者戴高帽、涂黑脸的现象;有的会场上还发生了扭打现象，但很快就被与会的群众所制止。本来这些现象在群众运动初起时是难以避免的，而且也是不难纠正的。但是北京大学工作组却搞出了一个《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在这个简报里，他们用片而、夸大的方法，歪曲地报导了事情的经过，说当天上午北大所发生的群众批斗会不仅存在严重的乱打乱斗，而且“还很有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是“反革命黑帮和一些新生反革命分子相结合，对我们发动的一次突然袭击”。工作组领导人张承先号召组织力量进行追查、反击。张承先他们在学校开会追查了三天，但除了查出在参加运动的人中间，有一个历史上当过国民党军队连长的工人，和几个有盗窃或流氓前科的工人、学生外，并没有查出任何一个反革命分子。可就是这么一个简报，刘少奇却把它作为“反干扰，抓游鱼”的依据，迫不及待地在“简报”上加上一个批语：“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刘少奇的这个批示与《九号简报》，不经主席批准就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转发给了全国。这实际上就是要全国各地学习北大工作组，严厉打击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

这个中央文件的批发的时间为1966年6月20日，这时距离6月18日北大事件的发生才两天，距离北大工作组的“九号简报”送到中央各同志的时间还不到一天。

在6月20日的中央文件发出以后，各学校工作组就有了尚方宝剑，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批斗学生和群种的高潮。在这前后五十多天的时间里，大批学生、群众被工作组打成了“右派”、“反动学生”和“反革命分子”。北京、陕西、江苏、湖北等地，数以千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被工作组揪斗和关押，甚至遭到逮捕。在批斗的时候还给他们戴上了高帽子。各地发生的跳楼、跳井、卧轨、上吊的事件接连不断，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不断在简报中向中央反映，各地有多少学生被斗，这个省抓了多少人，那个省又抓了多少人。还不断有学生自杀的消息传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安交大、湖北大学都发生了学生自杀的事件，也有工人自杀的。

派去北京地质学院了解情况的同志来汇报说，地质学院的工作组把一些学生和群众关押在一个曾经存放过放射性物质同位素的地下室里。我一听，赶紧带人跑去看，结果我们的车到了校门口，门卫不让我们进去。说是为了防止学生串联，工作组不让任何人随便进出学校。我拿着《光明日报》记者证给他们看，他们说如果你是党报的记者，那还可以。《光明日报》不是党报，不行。于是我就只好回去再换上《人民日报》的记者证，这才让我进去。进去一看，里面的学生被斗得很惨。他们都不敢见记者了。你一见记者，工作组就要来追查你给记者讲了什么。但我们总算把工作组将一些学生关在原来存有放射性物质的地下室里的这件事查清楚了，确有其事。

清华大学的情况更是刘少奇直接干预指导、镇压不同意见学生的典型。1966年6月19日，刘少奇派夫人王光美去清华大学，出任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实际掌控了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因蒯大富贴出怀疑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蒯大富和他所在化902班被工作组关注。因工作组说王光美要来化902班听取意见而后又未来这件不大事件，竞引发了一场长达25天的反蒯运动。工作组提出“反蒋(南翔)必反蒯”的口号，在王光美的指导下，有700多名师生受到批判打压，多人被逼自杀。反蒯运动中，工作组将蒯大富隔离关押，剥夺其人身自由。蒯大富抗议无效，被逼绝食反抗。蒯大富多次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信申诉反映清华文革运动的情况。

8.4 江青叫我们去支持学生

我看到了蒯大富的信，又看了记者关于清华文革运动情况反映的材料，感觉清华文革运动好像是一种白色恐怖。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的学生，因为怀疑批评了工作组的一些做法，就被关押批斗，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甚至被逼绝食，被逼自杀。清华的一个青年教师被逼服农药自杀了。一个同学卧轨自杀失去了双脚。

当我把这些情况汇报给江青的时候，江青就批评我们，说把你们选进中央文革，你们怎么不起作用啊?我说，他们都是大人物，我们人微言轻啊。她说，人微言轻也要有言，你们应该起来反对。我说，我们反对有什么用。陈伯达在会上说了，可人家理都不理他。她说，你这是“奴隶主义”。我接受了江青的批评，心想，那好，奴隶起来造反了!大不了再来一个“八司马”。

我去和王力、关锋两个人商量，请他们去清华见蒯大富，了解清华文革运动情况。我对他们说：王光美跟我比较熟，我一去她就会打电话来找我刨根问底的。你们去了，她就不好给你们打电话了。王力开始还有点顾虑，但关锋却很积极。他说：他们放着走资派不斗，倒把学生给关起来了，这不行。7月22日，王力、关锋就去清华找蒯大富谈了话。王力这个人，临场发挥的能力很强。他卯上劲儿的时候，说起话来慷慨激昂，这一点他比我们都行。他们去了之后，见了蒯大富，听了他的申诉。当时就表示了对蒯大富的同情与支持。当天陈伯达也到了北京大学看大字报，了解情况。而当时，王光美知道中央文革来人见了蒯大富，就发火了，她打电话追到中央办公厅，问是谁去接见蒯大富的?她说，蒯大富干扰毛主席的路线，你们去支持蒯大富，你们这是在干扰中央的“反干扰”。

听了江青的话后，我也再去各大学了解情况。当我去轻工学院的时候，一到那里，就看到贴在学院外面的满是“抓游鱼”的大字报。我就跟工作组的人说，你们怎么这样给学生贴大字报，文革的大方向该是斗走资派，学生哪里是什么走资派啊?工作组的人说，他们是坏人。我说，哪有那么多坏人啊，学生绝大多数都是拥护毛主席的，怎么变成了坏人呢?即使里面确实有一两个坏人，那也可以放在运动的后期进行处理的。怎么能把那么多学生都说成是坏人呢?

本来我到各个学校去看大字报的时候，学生们都不认识我。但在轻工学院的时候，被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认出来了，她当时在轻工学院读书。她跟学生们说，戚本禹来了!好些学生就上来围住我。有的说，中央文革来人了。甚至还有人说，是毛主席派人来了。他们问我对“抓游鱼”大字报的看法。这个时候，我就跟学生们说，我是来看大字报的，不能说是毛主席派我来的。不过，我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我可以说说我个人的意见。我说，毛主席说过“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你们学校现在却到处在抓“游鱼”，谁是“游鱼”?学校的革命师生不是“游鱼”。我就简单说了这么几句话，学生们就都知道我的态度了，一下子就在学校里传开了。多数学生拥护我的讲话，说戚本禹反对抓“游鱼”。他们还把我的讲话抄成了大字报到处去贴，让更多的人能知道。

这样一来，我的表态就和薄一波发生冲突了。薄一波当时在中央管工交口的运动，轻工学院恰好是他在运动中抓的一个点。我去轻工学院的前两天，薄一波刚去那里看过大字报，他看了以后表态支持工作组“反干扰，抓游鱼”。稍后，薄一波就在一次中央开会的时候不点名的说，有的人在群众面前轻易表态，和中央的精神不一致，造成了学生思想的混乱。

我把我去轻工学院的事报告给陈伯达，陈伯达跟我说，你以后少说话。我心想，不对呀，前天我在向江青汇报这件事情的时候，她还批评我奴隶主义呢。我权衡了组长、副组长的不同指示，觉得还是江青爱护青年学生。所以我想，应该按江青的意思办。

就这样，我和王力、关锋等人都继续分头到各个学校去支持学生。王力、关锋去清华接见蒯大富，我去地质学院支持朱成昭，我还叫林杰去北师大支持谭厚兰。我也经常去北大看大字报，有时候是和曹轶欧一起去。曹轶欧把我向北大的学生作了介绍。听曹轶欧这么一介绍，那些受压制的学生都知道了中央文革小组是支持他们的。所以他们有什么事就都来找我们。

其实，我当时之所以会同情并支持学生，还因为这类事我自己也亲身经受过。1958年中南海发生的“八司马事件”，就是因为我们几个人给领导提意见，结果差点被打成反党集团反党分子。是毛主席亲自解救我们的。我思想深处，有根深蒂固的革命造反情结。（源于2016-10-11时04:45:42分普希金皇村的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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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蒯大富：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到北京上大学，入学教育的头一个礼拜时间里，多次提到的一个名字就是蒯大富，知道他是文革时期清华学生领袖，带头批判走资派王光美，印象较深的是建筑系所在主楼的展牌上有当年揪斗王光美的黑白照片，王光美颈上挂着一长串夸张的乒乓球项链，场所就是主楼前的广场，照片因年代久远而褪色有些灰白。

蒯大富说：“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英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改革开放的今天。”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蒯大富先生文字实录,以下为受访者观点,不代表凤凰网立场

嘉宾简介：蒯大富,1945年生,江苏滨海人,清华大学1967届学生,文化大革命“五大领袖”之一,文革中曾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1978年邓小平上台后立即指示自己安插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心腹在4月19日将蒯大富等文革红卫兵领袖秘密逮捕，秘密关押到1983年3月。邓小平认为自己权力稳固了可以为所欲为了，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彻底否定文革，为刘少奇翻案实际上就是为邓小平翻案，因为尽管邓小平1975年与1979年两度“复出工作”，但是邓小平自己心里明白这些都是带帽“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将功赎罪，以观后效”的工作，这些中央给他戴的帽子已经牢牢地钉在邓小平的政治履历表上，中央从来没有给他脱帽过，所以必须将蒯大富等文革红卫兵领袖逮捕判刑才有可能为刘少奇翻案，实际上就是为邓小平自己翻案成为可能，因此邓小平暗箱操作经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蒯大富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至服刑期满释放。

时代

凤凰历史：你上中学、上大学的时代是毛泽东时代,你对那个时代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蒯大富：那肯定是好,我家是贫农,毛泽东让我们穷人翻身了。

凤凰历史：你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有没有经济上的压力,上不起学？

蒯大富：当时还行,我舅是解放军中校,我亲姑妈是老党员,他们就供我上大学。我到清华,给我发的就是一等助学金,每个月18块5,一个月吃饭15块5。

凤凰历史：吃饭15块5就行啦？就在食堂吃？

蒯大富：食堂吃,吃得饱也吃得好。我上中学时很瘦,110多斤,后来到大学以后吃得好嘛,一年就胖起来了。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是一米六八,上大学一年以后,还长了五公分,长到一米七三。

凤凰历史：你班上的同学里拿这种助学金的多吗？

蒯大富：比较多。因为我们是工程化学系放射化工专业,就是提炼铀235,给核电站提供燃料、给原子弹提供爆炸原料。是所谓绝密专业,对我们的政治成分要求很高,家里历史上有一点问题的都不行。所以说我穷还是比较好,我们班上有两个同学拿特等助学金：19块5,好多人拿18块5。

凤凰历史：18块5的助学金吃完饭以后还剩下3块钱,一个月够花吗？

蒯大富：不够花。我姑妈和舅舅,每年给我一百块钱,当时一百块钱很厉害。所以我被工作组关起来以后,我当时就给舅舅写信。我不敢说我在学校怎么了,只说我可能要出趟远门,跟舅舅借钱。舅舅给我借了30块钱。那已经很厉害了。我当时估计自己的下场和57年右派下场是一样的。后来毛主席回来了,他们就不敢逮捕我了,毛主席回来就立刻把我放了。

凤凰历史：你上大学的时候一个屋住几个人？

蒯大富：六个人。

凤凰历史：上下铺？

蒯大富：对。很挤的,我住在上铺。

凤凰历史：大家相处的关系还不错吧？

蒯大富：还不错。我们班30个人。

凤凰历史：聚会过？

蒯大富：现在还聚会。关系都不错,但是现在已经走了三个人。

凤凰历史：你们班的同学有谈恋爱的没有？

蒯大富：我们班没有女生。

凤凰历史：那时候大学生让不让谈恋爱？

蒯大富：不提倡谈恋爱。但是也有谈的。

凤凰历史：你没有谈过？

蒯大富：我没谈过。没有机会和女同学接触。而且当时我对清华女生不感兴趣,清华女生长得都很丑。给你讲个笑话,文化革命以前,清华有首诗,叫“清华姑娘good,但是不能look,你想和她talk,她只知道book”--清华姑娘很好,但是你没法瞅,你想和她说说话,她也只知道读书。后来到90年代,我们的孩子上清华的时候,有一次,我一个同学的儿子进清华,我就给他讲这首诗。他说,蒯叔你落后了,我们现在有新的啦,“自古清华少娇娘,残花败柳排成行,偶有鸳鸯两三对,也是野鸡配色狼”。所以清华女生谈恋爱的少。清华80%以上是男的,只有百分之十几是女的。

凤凰历史：纯粹工科学校。

蒯大富：漂亮的女同学考不上清华,因为自以为长得漂亮,就不肯学习。拼命学习的人还不一定考得上,不学习怎么可能？还有一点,你想学习啊,周围的环境也不允许,周围的老师同学都追求她,她也没有心学习了。所以女孩子考清华,尤其是漂亮女孩考上清华,太难太难,一个比一个难。

初见

凤凰历史：在文化大革命中,你见过毛主席几次？

蒯大富：远远地见过,或者拉一下手那种,加起来一共见过14次。坐下来谈话就一次,7.28那一次,空前绝后。以前没有过,以后也没有过了。

凤凰历史：毛泽东作为领袖,你对他整体的感觉是什么？

蒯大富：只要当时你走到他面前,他就像是一座高山,就是一座神,我们当时就是那个感觉。我当时22岁,还在读大三。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和工作组斗的情况,毛主席都知道,他对我比较欣赏,所以才接见了我。1966年7月29号,北京市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召开。主席头一天还提到我：“明天召开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这可是毛主席的话,这一句话顶一万句,不然那时候我哪有参加的可能呢？

后来我就参加了大会。会议上开始是李雪峰讲话,然后是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讲话,后来就是毛泽东出来。我当时还没平反,还带着反革命帽子呢,可是我见到毛主席了,我高兴得跳啊,喊啊,就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进来,走一圈,招招手就下去了。散会以后,我回到清华大概是六七点钟的样子,我就跟同学们说,我见到毛主席了！我现在连毛主席都见了,你还敢说我反革命。

凤凰历史：文化革命初期,你和工作组斗的时候,想过见毛泽东吗？

蒯大富：想过,毛泽东成为我的精神支柱。当时工作组那么斗我,我特别不理解。我说,我对毛主席这么忠心,还这么整我,我这么忠于主席你还不知道？我写的大字报看不出来？我讲理,而且我讲的理都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凤凰历史：67年国庆的时候,你和谭厚兰、韩爱晶在天安门城楼见到毛泽东,那时候觉得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走路,他的举止灵活吗？像不像一个老人？

蒯大富：当时他已经74了,是老人,但是还是很健康的老人。我们说：“主席,祝你万寿无疆”,毛主席说：“谢谢你们”,就走了,没机会多说话了。

凤凰历史：是他主动走过来和你们握手的吗？

蒯大富：那不是,我们都站在第一排。当时我们特别受宠,站在第一排正中间。我们在天安门的上面嘛,底下还有一个领导人走路的过道。他们肯定从我们跟前过来,那我们就是喊毛主席,他过来点点头,握手,说一声你好。

凤凰历史：你在城楼上一直看着他,他是不是站一会就到后面休息去啦？

蒯大富：天安门城楼上有个休息的地方,毛主席在国庆的时候一般都坚持站完,接见红卫兵的时候,坚持几个小时,感到累了,他就到后面的大厅休息。

凤凰历史：接见红卫兵的时候你陪过吗？

蒯大富：我陪过啊。

凤凰历史：你看出来他累了吗？

蒯大富：那个时候看不出疲劳来。有好多人围着,跟他讲话。其实也很正常嘛,他年纪大了,累了就去休息,休息一会儿又出来。当时有很多红卫兵,站在天安门广场前面就不走,想看主席,主席不在就不走啊。

凤凰历史：毛泽东说话声音洪亮吗？

蒯大富：洪亮。

凤凰历史：口音很重是吗？

蒯大富：口音很重,也能听懂。

凤凰历史：旁边没有人翻译？

蒯大富：没有,他那个湖南话口音很重,但是基本上讲的是湖南普通话,所以都能听懂。当然不敢说100%能听懂,但是基本上都能听懂。

凤凰历史：我看到韩爱晶整理的文章说,7.28那次你见到毛泽东,是哭着过去的？

蒯大富：那可不。

凤凰历史：当时你是什么心情啊？

蒯大富：当时我根本没想到能见主席,我被工宣队打得落花流水。一边哭,一边跟着谢富治走到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门大开着,一屋子人,全站着。当时我也不知道谁在里面。进门后,韩爱晶在我右边,他说：老蒯,主席在呢。我泪眼朦胧,听到主席叫我站近点,我一头扑到主席怀里,号啕大哭,哭了有几分钟。有一种遇到灭顶之灾,见到救星的感觉。我说,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江青就在旁边说,蒯大富,别激动。主席流泪了,江青都抽泣了。因为当时一个男人在那种情况下,发自内心的痛苦很能感染气氛。

后来江青旁边一个服务员给我搬了一个夏天坐的藤椅,端来一杯水,一把铅笔。江青说,蒯大富你说说吧。我就恶人先告状,当时我们打死五个人,打伤七百人。我说我在清华好好的,就有10万工人,把清华四个门都包围下来,后来又包围各个楼。我们学生出去和他们讲理,他们根本就不讲理,几个人上来,出来一个学生就拉走一个。我们学生后来就和他们打起来,我们打不过,全部流落街头,清华给工人占领了。

毛主席说,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的。我说,不可能,主席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派兵隔开,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工人进来就分割包围,我们出去一个人,就抓一个人,抓了一百多。毛主席就冲着谢富治（北京革委会主任）和温玉成（北京卫戍区司令）说,谁让你们抓人的,谁让你们打人的？抓起来的人通通放了,把鲍长康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来,让蒯大富看见。谢富治马上打电话说,马上放人。后来确实放了,我出去的时候,鲍长康真在门口,衣服上全是血,鼻子被打破了,流了很多血。

凤凰历史：你那时候见毛泽东是像一种亲人的感觉呢？还是觉得你政治上有了依靠？

蒯大富：当时心里还是怕得很。毛泽东在我们面前就是神,他不可能犯错误,他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毛泽东是高山,高得不得了的高山,你在他面前立刻感觉到自己的渺小。

毛泽东是不怒自威啊,你都不敢乱说乱动。我们在谈话中说到,谁的文化高,谁的文化低。毛泽东突然就问,黄永胜（解放军总参谋长）你念过几年书？当时是夏天,他把帽子放在旁边。听到毛主席问,他立刻把帽子戴上,“啪”的一个立正,敬礼,报告主席,我读过两年书。谁在他面前都不敢乱说乱动,要百般小心。

凤凰历史：你7.28在人民大会堂见的时候,他烟抽得厉害吗？

蒯大富：他抽烟抽得很厉害,雪茄基本上不断,一边说话一边抽雪茄。说话时间长,雪茄灭了,自己就又拿个火点。人民大会堂的火柴特别长,自己擦着点火,又说话,也没人给他点烟。

凤凰历史：也没人劝他不让他抽？

蒯大富：没有,没人敢劝。

凤凰历史：7月28号接见以后,你还见过毛泽东吗？

蒯大富：没见过。当时是有机会,但是没赶上。就是69年,我9月份回家探亲,10月回来经过北京。谢富治接我,说你来晚了,你要早来,我带你去见主席。但是就那么说,以后再也没有任何机会见。

印象

凤凰历史：咱们今天下午说毛泽东的话题,最后能不能给概括一下,你对毛泽东,包括现在大家对毛泽东各种议论,你怎么看？

蒯大富：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英雄,没有一个人超过毛泽东。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人和我争论,说如果共产党打不过国民党,蒋介石统一中国,生活要好得多。我说不见得,即使好得多的话,那中国也是美国的附庸,中国人就不可能站起来。中国人像现在这样和美国人平起平坐,在世界上有发言权,全是毛泽东打下来的。

有一种说法说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搞到经济崩溃的边缘,那纯粹是胡说。中国经济有现在的发展,也都是毛泽东打下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二十几年,到1976年基本建成了工业化的体系,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大体完成。还有两弹一星、人工合成胰岛素,这是世界见证的科技水平,都是那个时候打下来的基础。农业在文化大革命中,十年丰收,而且农田基本水利建设,搞得非常好。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加入联合国,基本上把美国封住了,敌人打不过来,中国聪明。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里崩溃了还想改革开放？没有可能啊。

毛泽东还有让人敬佩的地方,第一个是不怕邪、不怕恶。美国人厉害,但是我不管付出多大牺牲,我都和你干,非把你打疼了不可。一般人简直不可想象,中国刚建国,什么都没有呢,立马就和美国人打仗。美国人有多厉害,我们都死多少人了？不怕,我们也和你干,最后和美国基本上打了平手。抗美援越中国也是和美国人打。中国真派了部队,我表弟就派去了。直打到美国没办法,尼克松想撤军,要看中国人答应不答应,所以他到北京和毛主席谈,后来中国虽然同意美国撤军,但是美国打败了,把美国打疼了。所以说,中国没有毛主席作领袖不行。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毛泽东同情弱者。他始终同情工农、同情被压迫者、同情妇女、同情草根阶层。谁受欺负了,他就支持谁。外国很远的地方,美国欺负谁了,我们中国都会支持。这一点我觉得不简单,能够让你觉得毛泽东太伟大。所以,毛泽东在整个20世纪,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足迹。要想在中国人民中清除毛泽东的思想,清除毛泽东的影响,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源于2016-10-13 08:59:50时螳螂柯德的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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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戚本禹回忆录：知识分子在文革运动中受到的冲击

第十三章 知识分子在文革运动中受到的冲击

13．1 文革初期校园内的斗“牛鬼蛇神”

文化大革命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又是先在学校里面发动起来的。这使得当时一些学术界的“权威人士”，和学校里的一些教师与学校的领导，同时首当其冲地受到了群众运动的冲击。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曽经说过，无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只有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革命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否则，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牢固的。在文革前夕, 根据苏联出现修正主义分子上台的历史教训和中国当时的情况，毛主席又提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无论从当时的情况或者从毛主席逝世以后的情况来看，都证明了毛主席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正确性。

开始的时候，这种对知识分子的冲击，主要是通过学术讨论和学术批判来进行的。从《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发表，和在同日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以后,许多大、中学校就掀起了斗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及一些历史上有这样那样问题的教师的热潮。但当时被受到冲击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由所在单位的领导指定或授意的。后来刘少奇他们派出的工作组进驻学校以后,工作组只是千方百计地去制止学生向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但没有去制止这种斗争知识分子的情况。相反，由工作组所组织的以“高干子弟”、“革干子弟”为主的各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把在校园里揪斗被他们定为“反动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在揪斗中，出现了挂牌子、戴高帽子、游街等侮辱人格尊严的情况。后来这种情况就很快地蔓延了开来，而且越来越扩大，特别在一些“高干子弟”、“革干子弟”的带头下，进一步出现了非法开押、剃阴阳头、甚至是严刑拷打的情况。这样武斗的批判、斗争方式不是毛主席的主张，而是毛主席明确表态反对的。

我自己在党时就曾亲自见过这种情况。一次我坐车出去办事，车顺着小胡同向大马路开去，就在出胡同的时候看见一位妇女，估计也就三四十岁左右，她一边哭一边用手捂着脑袋，一路小跑。我一看她脑袋半边没有头发了。我赶紧叫司机停车，走下去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看看我们穿着军装，就说，是被学校里的学生斗了，他们把我的头发都给剪了，我没脸见人了，我要赶紧回家。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斗你?她说，学生们说我搞资产阶级教育，可我就是按教科书教的，怎么是资产阶级教育。原来她是一位语文老师。看见她走路很难堪的样子，我说要不我们送你回去吧?她说不用，她家就在前面。

我回到钓鱼台的办公室，跟文革小组的人一说，大家也都知道这种情况，说不仅剪阴阳头，现在“红卫兵”在街上剪人家长头发和小裤腿的也很多。

我在家里经历的一件事也让我感触很深。我的女儿是1955年生的，那时就十一岁，还是个小学生。一次我回家去看看，见她正对着一张凳子，用皮带叭叭地抽打。我说，你这是干啥呢?她说，学校里的同学都批评我没有斗争性，说我不敢打老师，叫我回家练一练怎样打人。我说，你们在学校都打老师呀?她说，现在都在打老师，谁不打老师就说谁没有斗争性、不革命。我一听,觉得问题真是严重了。我说，你有没有打老师啊?她说，老师平时对我挺好的，我不愿意打老师。我说，中央文件里都明确说不准打人的，打人就是有斗争性啊? 她给我背了毛主席的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我说，不对，这是在解放前斗地主时说的，你们的老师又不是地主，你们有意见，可以批评他，但不能打他们。

后来，我们把这些发生在校园里的暴力事件的情况，向江青、陈伯达和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就此作了明确的批示，打人、挂牌子、喷气式、剃阴阳头都属于武斗，统统禁止。

在文革结束以后，把这些打人的事情都说成是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进行的，这完全是谎言。中央文革小组从来都是坚决反对并制止打人的，而且1966年6、7月时，许多有关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决定，都是由刘少奇、邓小平在一线领导的常委会和书记处决定的， 中央文革小组当时的发言权还很小。

还有人把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去学校，说成就是去制止打人的。真实情况不完全是这样。多数的工作组在学校里并没有去制止打人，他们只是不许学生起来反对领导。他们对起来反对领导的学生，和他们所抛出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一般都是实施残酷斗争的。 在毛主席批示之前，只有少部分的工作组遵循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在不同的范围内制止了武斗。

13．2 文革中一些“名人”遭到迫害的真相

王任重虽然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但他在湖北，武汉却是坚决执行刘、邓的资反路线的，他不斗当权派，专斗被他指定的李达等学术权威和一些老师、教授。王任重在“大跃进”的时候，搞“浮夸风”是出了名的。李达反对王任重的那些做法。当时王任重还提出，要“学习马克思、超越马克思”的口号，也受到了李达的批评。所以王任重和李达结怨很深。文革开始后，王任重就把李达说成是武汉的吴晗，发动学生起来斗他。李达那时已经76岁了，身体也不好。1966年7月19日，他给主席写信，请求解救他。我见到李达这封求救信后即呈送给主席，李达在信上求主席救他一命。毛主席见信即作了批示： “陶铸同志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我记得一次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就当着王任重的面说对李达可以批评，但他是党内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要保护。而王任重接到主席批示后，并未对李达采取任何保护措施，致李达被斗病重，不及时救治，而被迫害死亡。李达死后，主席在一次会上说，李达是中共一大的宣传部长，他解说的《实践论》、《矛盾论》是最好的。在资反路线期间，王任重在武汉把斗争矛头指向了知识分子、学术权威和教师、学生。要在他们中间抓漏网右派。而且他抓人抓得厉害。工作组撤销后，这些受打击的人就起来造反。形成了武汉地区的首批造反派。王任重还背着中央文革小组， 在后面支持“西纠”等组织和后来的“联动”，而在王任重的后面，又有叶剑英等人在支持着他。

老舍的死在当时震动很大。毛主席很喜欢老舍，主席去看《龙须沟》时候，我也在场。演出刚结束，主席就站了起来，远远的和老舍招手打招呼。主席经常和老舍谈话。老舍有学问，二十四史他都热悉。 主席看到老舍总是很高兴。我看他对老舍的喜欢如同喜欢郭沫若一样。有一次主席跟老舍说，康熙是对中华民族有功之人。我们现在的国家版图还是康熙那时定下来的。老舍听了非常高兴，因为他是满族人。他说，这下好了，原先总觉得，满族人杀了那么多的汉人，感到抬不起头来。现在我们可以抬起头了，毛主席说康熙对中华民族也是有功的。江青也很喜欢老舍的戏。可是大家都喜欢的老舍，怎么就在文革中被人不明不白地打得投湖自尽。对老舍的死，江青问过我们好几次，究竟是谁把老舍弄死的?她甚至还怀疑是不是周扬余党指使人干的。我们都说不可能，我们认为周扬余党没有这样大的力量，也没有这种必要。江青说，你们不懂，他们这是要打着红卫兵的旗帜来反文革，别有用心。她让我去查。我曽经怀疑是叶向真这些人搞的，但査无实据。江青又叫谢富治去查，也没有査出实据来。査了半天，有人把责任都推到他夫人胡洁青和他儿女的身上，说她们要和他划清界线。老舍在外面挨斗，回家又挨骂。他找不到温暖，这才自杀了。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他们来人审问我的时候，根本就不向我提老舍这件事，他们只提斗争王光美、刘少奇的事。我反过来质问他们，老舍是谁弄死的。他们却不回答。看来他们很清楚这件事是谁干的，但不好说。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 对上官云珠，现在许多人说是江青迫害致死，胡说八道。我从未听江青说要批判或斗争上官，更谈不上迫害了，相反，江青不止一次说过上官是旧演员中最优秀的，思想又进步。批判《清宫秘史》时，江青还叮嘱我，别牵涉上官。她说上官虽然曾与《清宫秘史》编导姚克做过夫妻，但她与《清宫秘史》没有关系。《清宫秘史》受批判时，上官也受到单位群众的批判，她回答不好，《文汇报》把情况反映到中央，江青专门问我，上海为什么要斗她?江青说，上官是个老实人。江青认识上官的丈夫姚克。姚克是影片《清宫秘史》的编剧。江青说，关于《清宫秘史》的争论主要是针对着刘少奇对它的评价来的，主要也不是批判姚克。虽然上官的挨批判与我无关，但我当时还是马上把江青的意见告诉了张春桥，要他去处理。 春桥答应立即向上海方面通气打招呼。令人惋惜的是，后来还是发生了上官跳楼的悲剧。江青还跟我说，凭什么要斗争盖叫天啊?江华是怎么搞的。我说，这恐怕挨不到江华，他也管不了。这些冤案都是些背景非常可疑的人干的。

马思聪、傅聪等人的逃亡和死亡，也都是这样的情况。但在文革后，他们却把这些事情统统推在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头上。可是他们又不拿出一件像样的证据出来，而是放任一些无良作家去编造情节，散布谎言，以欺骗中国和世界的人民。

要说跟江青在历史上有过过节的也就是周扬这些人了。周扬的弟弟跟她有过不礼貌行为。而周扬却听信他弟弟的话，不给她接组织关系。江青对此事一直不满。但在文革时，江青并没有让我去整周扬和他的弟弟。那时我是江青很信任的下属，她如果要整什么人，她会先跟我说的。

后来审判她的法庭, 说她让叶群叫人去迫害郑君里和一个姓秦的保姆。目的是企图掩盖她当叛徒的历史，这是栽赃陷害。那时她连组织关系都没接上，叫她叛变什么?老实说，江青在文革中真要抓上海什么人，她不叫张春桥、姚文元就近去，却要叫叶群派人去?这不是授人以柄嘛!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是很可疑的。据我的观察,，江青和叶群之间的关系多是政治性的来往，江青在文革前与郑君里夫妇的关系很好，她能叫叶群去加害郑君里?!不可思议。

江青倒是几次跟我讲起那姓秦的保姆的事情。说她当年在上海时候，有一段时间生活非常困难，有时甚至饿肚子。多亏一位姓秦的保姆对她好。那保姆白天是在一个有钱人家干活，晩上常常带点饭菜回来给她吃。而且还很照顾她的面子, 说是让她尝尝她做的饭菜味道怎么样。江青非常感激她。解放后，还请她来北京，安排她在一个幼儿园工作，可这保姆说在北京住不惯，还是要回上海去。在文革中，江青曾要我有机会去上海时，找找她去，看她生活的怎么样，能不能照顾她些什么。可后来不知是谁把这个保姆给关了起来。我估计这很可能是叶群叫人干的事。她可能是为了讨好江青而办了错事。但这事江青根本就不知道。后来审判江青，邓小平那些人叫那个保姆出庭作证，控诉江青。江青见了保姆一愣，她诚恳地对保姆说，她不知道这事。我相信江青说的是真话。

事实上，江青在党内并没什么大仇人。她1933年入党，不久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之后直到30年代后期才恢复党的关系。到1938 年她和主席结婚了，她在党内能有什么大仇人。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嫉恨她呢。江青跟我说，有些人如项英他们其实是对主席不满，他们不敢对主席怎么样，所以就都冲着她来了，甚至不惜制造她的谣言，通过她来埋汰主席。但江青有时脾气不好，不善与人相处，恐怕也是重要原因。

13．3 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在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保护

1966年8月29日章士钊的家被抄了，章士钊给毛主席写信，请求主席帮助。8月30日主席立即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而且主席同时还告诉总理，看看还有哪些人需要采取保护措施的，赶紧保护起来。总理马上按主席指示去办了这件事。

我听总理讲，章士钊家是聂元梓下面的人去抄的。聂元梓听了总理的指示，赶紧叫人把抄走的东西一件不少地还了回去。后来，根据主席的指示，列了一份需要保护的人的名单，并派部队去切实保护。名单中第一位是宋庆龄，接着是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蒋光期、沙千里、张奚若以及李宗仁等。在李宗仁之后就是国务院几位副总理，还有好多部长、副部长。江青一看有意见了，说，总理，名单里名人没几个，怎么都是你国务院的人?国务院副总理就不用说了，还那么多部长、副部长?

不管怎么样，通过这件事情，主席不仅仅保护了章士钊，而且把其他应急须保护的人也都保护了。冲击名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也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布置，都是一些偏激分子甚至是一些对文革别有用心的人胡搞的 。

江青是个爱才的人, 而且她有眼光。她在文革中保了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有才能的人。

在《红色娘子军》演吴清华的白淑湘，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高级人员，有血债，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了。江青还是保她。我在会上就听江青讲了好几次了。那时文革小组的文艺组组长是金敬迈，他那时威信很高，所有的样板戏剧团都归他管。江青说，我让你们把白淑湘争取过来，你们怎么老不把她争取过来。于是金敬迈赶紧找中央芭蕾舞团的刘庆棠去做工作。后来让她在红色娘子军中担任了B角。这在当时的样板戏剧团里是一件大事。后来毛主席逝世，江青被抓，白淑湘站出来控诉说江青迫害她。白淑湘如果真是这样说的，那要么她是受人利用，要么就是她把刘庆棠错误对待她当成江青对她的迫害。刘庆棠艺术上有成就，但为人不是很完善，不象钱浩亮、于会泳那样严于律己。像白淑湘那样的情况，当时如果没有江青保护，她的命运是很难预料的。

有一次，我向江青反映，广东把红线女斗得很厉害。给她剃阴阳头，让她去了农场养鸡。江青说，那怎么行。她还想叫红线女把样板戏移植到粤剧里去呢。她让我去保她。我就去跟吴法宪说，江青要保红线女，还要她去移植样板戏。吴法宪马上去跟黄永胜说了，把红线女保护了起来。

江青还保了作曲家李劫夫。文革一开始，东北音乐学院就把李劫夫定为黑线人物，学生要批斗他。江青跟我说，你把他弄到北京保护起来，让他住北京饭店，由国家出钱。我马上写了个报告，江青在上面作了批示。江青所作的这个批示的原件，被夹在一本我出狱时归还给我的书里。我根据江青的批示，专门去和沈阳音乐学院的造反派讲了话，做了他们的工作。后来李劫夫给我写来了几封信，表示感谢。 “9.13”事件之后，有人掲发李劫夫写过歌颂林彪四野的歌曲，江青反过来又批判了李劫夫，但林彪那时是四野的司令员，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这不能算是什么问题。所以江青也没再深究。

体委的庄则栋、张燮林、李富荣、徐寅生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冲击。江青也让我去保护他们。她说，他们都是为国争光的小英雄，去斗人家干什么。有人说他们是跟刘少奇黑线的。江青驳斥道，他们都是孩子，懂什么路线?又有人说他们是跟着贺龙的，是贺龙的人。江青说，他们跟贺龙能有什么关系?他们又没打过仗，没有卷入军队的内部斗争，怎么能是贺龙的人呢?总理知道我要去保护他们，非常高兴。他就叫荣高棠来钓鱼台找我，荣高棠原来是我在中央团校学习时的老领导，他就到钓鱼台来找我，见了面大家都很高兴。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13．4 中央文革在文革中保护国家文物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人实际上人人都是积极保护文物、书画、典籍的。因为我们都懂点文化，知道那些东西的珍贵，不能随便就毁了。我那时一听到哪里有人在破坏文物，就心疼得不得了。一次我拉上关锋，一起去向江青专门汇报了关于文物被破坏的情况，江青又去报告主席。当时康生、陈伯达也都是很支持我这样做的。毛主席对一些人不认真搞“斗、批、改”，却喜欢去破坏文物，感到很不满。

1967年1月27日，主席叫我去与一些保管图书、文物以及考古和博物馆等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开座谈会。我在会上讲了话，要坚决保护文物，并要求制定出具体的措施来。我的讲话公开发表后，日本通讯社马上就进行了报道，其他国家也有报道的。毛主席从《参考消息》上看了这些报道后，很高兴。他肯定了我的讲话和提出的办法，说这些做法都是对的。我那个讲话后来还出了个纪要，详细规定和引导有关人员，如何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书画、典籍。王力在他的“反思录”里也说到了这件事。

在1966年8月文革中的“破四旧”期间，确实还是有一些古旧的东西遭受破坏。这一直是国内外的一些人对文革不满的原因。可是有些人明明是知道内情的，知道破坏文物主要是运动初期各地那批所谓的“老红卫兵”带有盲目性的偏激行为，而且不久即被中央文革所制止。但他们为了否定文革，就对当时的一些真实的情况闭口不谈。事实上，中央文革小组当时没有发出过任何一个破坏文物的指示或者讲话。

就拿批孔、清理孔庙、挖孔子坟的事情来说，最初是由曲阜当地的造反派提出来的，他们给中央文革写信反映当地文革运动的情况。毛主席阐明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造反有理”，是文革运动的指导思想;而孔子的道理，归根到底，也是一句话：“造反无理”。因此，我们觉得，批孔是文革应有之义。但这是件大事，让群众自发去搞，不如由中央文革主动加以引导，防止造成不应有的破坏。当时北师大的学生造反派谭厚兰他们听说此事，反应很积极。陈伯达表示支持谭厚兰她们的革命精神。这个事当时就放到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来讨论了，这个会总理和康生都参加了。总理在会上讲了话，康生、江青也关心这个事。关锋是批判孔子的专家，他对批判孔子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但他对清理孔庙，挖孔子坟是持谨慎态度的。不过他也说了，孔庙、孔子坟是几千年封建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象征，乘文革的东风，清理一下也好。但要有专家参加，不可乱挖、乱毁。康生在会上分析说，孔子坟里可能是没有什么东西的。孔子是穷教授，没有钱财，顶多有几捆竹简。陈伯达说，有竹简挖出来也好，可以弥补学术研究。他估计尸体早腐烂了，孔子的后人又不能像秦始皇那样保存墓葬。所以挖不挖只是个形式问题。我当然是积极拥护清理的，我提议，不妨由国家派出考古人员和他们一起去，这样既可以满足群众挖坟的愿望，又可以进行考古发掘。最后，总理综合各方面看法，拿出了意见：与考古所相结合，作科学的清理。

在得到中央同意后，由陈伯达、关锋和我向《红旗》杂志的林杰作了传达，要林杰去北师大作动员报告。随后谭厚兰组织了一个队伍， 在1966年11月浩浩荡荡地开到曲阜，结合当地院校的师生，成立一个“全国红卫兵彻底砸烂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在曲阜市大造了孔夫子的反。

红卫兵在曲阜造反，山东省委马上给中央文革打来电话请示。 我即根据总理在中央文革会上的指示精神，代表中央文革电话回复山东省委，要求他们告诉红卫兵，孔庙里的牌区，明代以前的都不能砸、不能损坏，要保护好。清代的可以砸，但康熙、乾隆的不能砸。孔庙可以改造，象收租院那样改造。孔坟可以挖掉，但要有懂文物的考古人员在场参与，对墓中文物要保护。陈伯达亦将上述精神直接告诉了谭厚兰他们。后来听谭厚兰汇报，根据陈伯达传达的总理指示精神，对孔庙的碑匾、文物要保护的都写上了红字保护，并留有照片。

考古队和学生们一起去了之后，主要是当地贫下中农的造反队伍动手挖开了孔子的墓，发现里面全是黄土，什么东西也没有，连竹简也没一片，更谈不上什么珍贵文物了。实际上，那是不是孔子的墓也不一定，说不定就是后人随意堆起的一个土包包。孔子当时没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他最高的官职只是个司寇，而鲁国又是个弹丸之地，能有多少东西留给他。孔子死的时候，他弟子还没有整理出《论语》呢，所以也不可能把《论语》放在里面。他一生是述而不作的，没有自己的专著。而《诗》、《书》、《礼》、《乐》各种典籍也不可能放在里面。

所以，所谓的孔子墓，只是在他被捧为“万人师表”以后，才由后人重新给他重修的一个墓。而孔子死时为他造墓的人都不是官僚、富亲，墓里没放什么殉葬品也是合乎情理的。实际上，几千年来，孔子的思想对帮助封建统治牢固自已统治阶级地位有利，他的墓实际上只是个糊弄人的象征。关于对孔庙里碑、匾等文物的清理，谭厚兰他们是根据陈伯达传达的总理指示精神，清朝康、雍、乾之前的碑、匾等东西，都是文物，不能破坏，以后的可以清理处理。谭厚兰她们当时就是按这个原则清理孔庙的文物碑、匾等东西的。

在我和关锋被打倒后，曲阜市里的一些人自己又起来造孔子的反了，叫做彻底反孔。他们批判我们包庇孔子，还不准砸康熙、雍正和乾隆的东西。他们要重新砸，于是有一块很大的康熙时修的碑被砸出了一条裂纹。文革结束后，有人说这些事情都是谭厚兰他们干的，其实不是，是曲阜市第二次大造孔子反的人干的。

在中南海里也有文物保护的问题。中南海的警卫战士说中南海里有很多都是皇帝的御碑什么的，要搬走。总理说，中南海里的文物要保存，清三代(即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东西要保存，1840年以后的东西，有许多也是文物，也要保存。我向战士们传达了总理的意见，战士们都执行了，他们知道，康熙、雍正、乾隆的东西不能搬，也不能砸。所以，历代皇帝们在中南海立的那些石碑都保留了下来。（源自2016-10-14 07:22:47分普希金皇村的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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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央在内部单位逐步解密

《林彪日记》内容太惊人

《林彪日记》亦称《林彪工作札记》，官方一直严密封存。近几年开始在有限范围内开放。这部《林彪日记》是研究中共党史的珍贵史料。

  中央在内部单位逐步解密《林彪日记》内容太惊人

可以说，林彪是中国最了解文化大革命内幕的第一人，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比任何人都清楚。根据他的《工作札记》的记载，早在一九六四年三月，毛就与他密谋，要发动一场整人的政治斗争了。林彪也是最了解毛泽东的人。通读《林彪日记》，可以看出，毛当时的每一个政治阴谋，林都了若指掌。故此，毛开始与林密谋时，林的心头就不断绕着“是福还是祸？”的疑虑。正因为林对毛太了解了，深感伴君如伴虎，并有“福兮祸兮”的不祥预感，所以才口述这部《工作札记》，想要为历史留下一些真实纪录。最后，他果真难逃毛的魔掌而葬身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被列为绝密的《林彪工作札记》

林彪生前，每隔几天，就把他亲身经历的党内重大事件，加上个人见解，口述给夫人叶群记录，亦称《林彪工作札记》，其跨度是从一九六四年三月至一九七一年九月五日。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后，这本日记一直被列为绝密的档案材料。先是中共中央研究室获准查阅；半年后，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又获准查阅，两个月后，省级党校获准在规定范围内参阅。以下是《林彪日记》（《林彪工作札记》）的部分摘录。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毛的私话令林冒冷汗

一九六四年三月三日：

是福还是祸？毛嘱：要我关注政局在变化，要我多参与领导工作，又问：上层也在学苏联，搞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毛认为被人架空，这个人是谁？我吃了一惊，冒了一身冷汗。一场大的政治斗争要来临。

关于《毛主席语录》

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

小册子（按：指《毛主席语录》）出版。毛审阅，对“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的提法很赞赏，说：“好！是唯物主义观，立竿见影可以不提。”毛说：“我的小册子在书记处就通不过。那本《修养》，东西南北，遍地开花！”毛对刘、邓、彭很感冒了。

毛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毛在会上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按：指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李富春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到会人朝着主席台，感到惊讶。这个提法，政治局会上都没提出过。会上突然发炮，搞政治袭击，比赫鲁晓夫对死人搞政治袭击，来得更狠心。两个独立王国的国王不是刘、周。

林被毛邀参加寿宴，受宠若惊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好不寻常！我、伯达、康生，成了毛生日座上贵客，还有婆娘（林彪私下对江青的称呼）。毛喝了一瓶白沙液（按：湖南第一酒），翻来覆去问：“中央有人要抢班夺权，怎么办？要搞修正主义，怎么办？”又问：“军队不会跟着搞修正主义吧！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书记处都要排斥姓毛的。毛还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要逼我造反，我就造个天翻地乱。”

今天，毛来电吩咐说：“昨天我生日，心情舒畅，酒喝了过多，发了一通，不算数”，要我们不要传开。我想毛下一步要从北京市委、从计委、从中办、从文化部开刀。

感到毛要整人了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

风吹得很劲。毛提出，让叶群多关心政治大事，创条件参加实际一线面上工作。问了叶群行政级别，说：“十四级，太低、太低！”毛的办公室主任是七级、八级。毛说：“不能再干等着，国庆节后准备对各大区第一书记放炮，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造反，中央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执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变，不要怕乱，不要怕造反。大乱才能大治，是我革命斗争实践中的思想理论结晶。”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

毛派江青插手部队文艺工作

一九六六年一月五日：

婆娘要到部队插手文艺，要从文艺上作政治突破口，借用军队力量，搞政治权力斗争。

毛对婆娘到部队事，很着急，又来电话说，江青要来拜访我，要我安排她到部队体验生活。玩什么花招，体验什么生活？是接圣旨搞政治斗争。萧华就是很反感这个婆娘到部队，打了两次招呼，还顶着。（按：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

识破毛的阴谋－－文化大革命开始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

（按：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十六日，会议通过由陈伯达、康生起草，毛泽东作了七处修改的《五一六通知》。通过时，朱德、陈云、李富春三人弃权。）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

毛已决意要除刘、邓。刘邓提议，六一年八月召开党的九大。毛说：要请长假调理。六四年五月，政治局提出：八大至今已八年，要召开九大。毛说：要返故乡休息。毛指：六一年是要复辟搞修正主义，六四年是排斥毛夺权。

毛在会上指：刘邓主要还是五十天的问题，能认识、检讨就可以了。会后，和伯达、康生、谢富治说：刘邓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特别是刘。（按：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至六日，毛泽东委托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

“B52”（林私下对毛的称呼）下指令，要整一批不服气、不买账的老帅，借此以中央文革取代中央政治局的权力。婆娘、谢、张（春桥）锋芒毕露，执行“B52”部署不遗余力，党心、军心、民心会发自内心：“毛主席万岁！”

全国大规模武斗开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运动要失控：学校停课了，工矿企业大部分停顿了，农村也要革命了，党政机关都反了，全国都动了。

“B52”说：“乱一乱怕什么？大乱才能大治。”上海十多万人参加武斗，全市瘫痪。伯达问我意见，我意见很简单：“武斗不行。谁下命令都不行。是文化大革命，不是革命战争。我反对武斗、打人”。我问总理：“上海是不是那个眼镜蛇（林私下对张春桥的称呼）搞的？”总理告诉我：“一、很反对武斗；二、情况不怎么了解，要等最高指示。”（按：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上海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

夺权斗争，全国大乱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

一月革命，上海夺权斗争，是“B52”授权眼镜蛇、婆娘搞的。全国各处，从上至下、天南地北展开夺权斗争。谁夺谁的权？婆娘代“B52”到处放炮，到处打、砸、抢、抓、 斗，到处埋下仇恨种子。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

局势继续乱，二十五个省区告急瘫痪。动用武装部门、保卫部门武器参与武斗。双方都坚持忠于同一个神，同一个魂，同一个旨。

“B52”对局势的发展开始感到不安。每天上报武斗伤亡数目数千人。提出军队下去支左稳定局面，如不行，实施军管。我说，是个好的决策，但军队下去要有个方向，有个时间表，军队本身有战备任务。

老帅大闹怀仁堂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

一批老帅闹了怀仁堂，是冲着“B52”的婆娘和几个得意忘形的先锋的，激怒了“B52”，下令叫老帅去休息。总理也给批了：搞折衷主义。文革帮取代了政治局，一场风暴会逼来。

毛周关系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

“B52”问：总理对文化大革命、对新生事物的立场？我随即说：“紧跟主席的”，有意留给“B52”纠正的。“B52”点点头说：“能不能思考五分钟，下结论？”我还是有意等着装作思考。“B52”抽了第二支烟一半，按捺不住道出：“总理思想上和刘是合拍的，组织上是看我的。总理中庸哲学，你和我也要学一点。”说着仰天大笑。

毛让江青插手军队，林彪抵制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我林彪还能睁着眼！就决不能让婆娘插手军队。乱了，失控了，派军队到地方、到学校，是“B52”的主意。鼓动造反派打倒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B52”指使婆娘煽风点火的。军内走什么资本主义道路？冲击军事机关、冲击军区，是对着谁来冲的？

谢富治来说，婆娘想在军委办、总政治部挂个职。我问：谁的主意？我不信主席有这样安排。我问了总理：“怎么回事？”总理说：“听了也当作一风吹。”（按：据汪东兴回忆录档案，毛泽东授意谢富治向林彪提议，安排江青到军委办挂个副主任，或到总政挂个副主任职务。林彪强调要有主席批示或指示，才能安排。）

毛派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领域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又是一大创举！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上“B52”命名的“七二一大学”。用不了五年，国防、科技、工业、学校、文化，都要闹人才荒。

最高指示又下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进驻科研、教育系统，要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看来乱得还不够，还未能看到尽头。

江青定刘少奇五大罪状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婆娘整出刘少奇五大“死罪”，王光美是美国情报局特务的材料。文革组意见：王光美死刑，立即执行。“B52”在材料上圈阅了，其他成员照样画圈，无一例外，再批上“完全同意”四字。我也跟随。第二天又退回。“B52”批上“刀下留人”四字，果然不到你不服。

毛将林定为亲密战友、接班人并写入党章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总理送来党章草案定稿，把我列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我心不安，向总理提出：“是否不妥？谁提出的？主席意见呢？”总理告知：“是主席亲自提议的，有指示。既然定了党的副主席，当然是接主席的班，名正言顺。”我还是建议征求其他同志的意见。

婆娘来电恭贺我是主席唯一接班人，又表示在任何情况下扞卫我、保卫我的一套！话的主题还是要求安排她在军队担任高职。（按：林彪列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党纲，以往所有公开材料，都回避这个关键问题。事实是毛亲自提议的，这就证明了“九一三事件”后中共所传达的毛在六六年给江青信中对林的不信任，完全是僞造的。）

“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袭”紧急动员令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

会议发生争议，气氛很紧张。“B52”突然离题提出，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苏修要宣布开战，美帝准备入侵，蒋介石部署反攻大陆，印度要侵占西藏。到会的都给突发性幽灵所勾划出的最新情报怔住，都提出了疑问，等着总理、我的态度。我还是不想表态，被“B52”点了名，就说了：“蒋介石反攻大陆还要老板点头，加大扰乱、挑衅，会的。另一个因素看，我们局势能稳定下来、正常了，谅不敢大的军事挑衅。苏修宣布开战，还得有个藉口；美帝入侵，至少近期不可能，他越战陷得很深。”三个老帅也认同我的分析。“B52”当即发怒：“看来我和亲密战友不够亲密了，我又变成了少数。我以党主席提议，民主表决。同意我的意见请举手，反对的不举手。”通过了。一个老帅改变立场，四人未举手。（按：三个老帅指朱德、刘伯承、叶剑英，是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改变立场的是叶剑英。四个未举手的是朱德、林彪、刘伯承、陈伯达。十月十七日晚，即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来袭》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十月十八日，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正式下达紧急指示，引起全国、国际极大震动。近期，党史研究学者指：毛泽东当年搞出“战备紧急动员”，是企图借此凝聚全党全国力量，摆脱文革困境，把国人目光转移到“反对外国侵略”上。）

林彪案件疑团

中共对林彪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定论，党内、理论界长期以来一直有疑团：林彪作为毛泽东亲自指定的接班人、亲密战友，并列入党章总纲，怎么会发动政变？对林彪反革命集团定性的依据是什么？

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否定自己是反革命成员和参与反革命政变活动。从一九七一年公布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到一九八一年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材料，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现在《林彪日记》出来，这个问题越发难以澄清了。

毛泽东生前机要秘书张玉凤，历时三年写就的回忆录书稿《回忆在主席身边的岁月》(暂名)，经中宣部、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等单位审核四个月，最后决定：该书极不宜发表，其中某些二人的对话留作研究参阅。据悉，书稿内容涉及毛泽东与林彪、周恩来、江青等人之间不寻常关系的问题。全书八十多万字，已通过一审，但却遭到毛泽东后人反对而暂搁。原因是毛泽东的女儿、侄孙坚决反对，指内容有损领袖形象。传说他们愿出一百万人民币买断版权，阻止出版。

入木三分：林彪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评价

毛家湾，一切都那么安静。

林彪父子两个，在黑暗的书房里聊天。“读书与处世。我们今天就谈这两个题目。”林彪说。

“这两个题目都很有意思。”林立果渴望与父亲多交谈，当然很高兴。他首先问林彪：“你觉得列宁、斯大林和马克思有什么不同？”

“我喜欢马克思，有时他很温暖，越是他偏激的时候越可爱。他喜欢用不同的句法表达同一个意思，而列宁、斯大林用一个句型表达好几个意思。文采上是不用说了，做人上也看得出明暗大小来。毛泽东也喜欢用那种模棱两可的口气说话，不交代清楚，神秘，留下一手。当然，他的文章是条理清楚的，深入浅出。但是，他不应当装作什么都懂得，好象万能的上帝。他不懂得国计民生，不懂得经济规律，所以想法古怪，乱弹琴。很多概念都是模糊的，如四清社教、百花齐放、公私合营，都是这样，只有他一个人能够解释。你当了他的应声虫，不好也是好；不当他的应声虫，好也是不好。黑格尔说，何谓伟大人物？伟大人物就是公众利益的代表者。毛泽东的认为伟大人物就是他的利益的追随者。群众追随，群众伟大；个人追随，个人伟大。他还好意思说时势造英雄呢？整个就是英雄造世界的理论，比尼采还厉害！也有道理。你百依百顺，他就完全放心了，你就是他了。所以，我也说过很多话，是赞美他的。后人会说我阿谀逢迎他，巴结他。随便他们怎么说了。我原来是真心觉得他伟大他正确的，我保他。别人说他有污点，我是一概不承认。后来，我知道不行了。他做得太过分了，叫人无法老跟下去。”

叶群进来，给林彪放下一份文件，看看林立果，说：“没给老爸说点笑话吗？”“你也可以听一听。但是，不要出去胡说。”林彪居然允许叶群听讲，这是少有的。他嘱咐叶群：“话要少说，书要多读。不明白的事情，不应该说；真正明白了，就没有必要说了。所以，能说的话大都是无聊的重复，真东西只有教师给学生讲。你明白吗？”“我明白首长的话。我得记下来。”叶群受宠若惊地说。

“你还是不明白。如果明白了，就不会说这种话，也不必记下来。”林彪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学说，儒家重赏，法家重罚，道家赏罚分明。所以我相信道家比别的好一点。道家讲究养生，我觉得有意思。我不想干更多的事情，就是好好休息。一个人一辈子不可能干很多事情。我打了几十年仗，不想再弄别的，也没那些精力。可是，阎王当家，大鬼小鬼都不知道自己明天该如何。怎样看阎王？就是看他的利益。万般皆下品，利益唯独高。离开利益，什么都看不清。”

“我们有没有利益问题？也有。刘少奇他们有没有利益问题，有。老百姓也都有。利益归利益，但是要适可然止。少奇的书（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者注）写得很好，他说党员的利益服从全党，没说不要利益。全党是谁呢？现在成了毛泽东一个人了。一个人！他做事没有限度，凡事做绝了。绝了就是一点论，必有大恶果。恶果大了，就显露出来；恶果小了，还勉强压得住。

斯大林在世时，很多事情做绝了，于是就有人反对他。后来把他的尸体拖出来，也是绝了。毛泽东穿着睡衣骂人家（指赫鲁晓夫，作者注），也太过分了。阿尔巴尼亚处理他们的女政治局委员，也绝了。毛打击王明，往死里整，乱了套。对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都过分了。才不可露尽，势不可使尽。刘少奇和彭真，都是有本事的人，他们对干部赏罚分明，一视同仁，自己不是混饭吃的，也不要别人吊儿郎当。这是对的。他们整人也不象毛那么厉害，所以建立了势力。毛泽东老是喜欢说辩证法，不知他的辩证法是个什么东西！他说的社会主义，也越来越叫人不知是什么玩意儿了。”

“我看，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简单地说就是平均主义加独裁政治。”林立果说。

“平均主义，也当用两点论的眼光看，有好有坏。”林彪还是那么平静，叶群也学乖了，小姑娘似地双手抱膝听讲。林彪的兴趣既不在叶群身上，也不在儿子身上，而是专注于自己的心得流放。他看了看自己的手背、手掌和指甲，说：“过去穷人那么多，平均了，大家就高兴。现在虽然苦，可是大家都一样，差别不大，也就稳定。至于独裁，那是肯定的。毛自己也承认。你们不觉得他象个痞子吗？太象了！如果我将来输给他，只会输在我痞子劲不够上。正经的打仗，我不怕。我打仗的时候，不在乎小东西。有些所谓将军，常被小股游击队和小部队骚扰得烦躁不安，甚至误中了奸计。不好。要看主要目标，小的挑衅、刺激、污辱，算了。我只注意根本问题，认真对付。我不会过分，会有分寸的胜利。胜利了，也要给人一条活命，给人饭吃，不能想法治死人家。对孩子也是一样，自己养的要关心，不是自己养的，也要关心。”

林彪看了看叶群，叶群低下头去。“说到韬晦，我不否认。谁不韬晦？就看谁搞得象样罢了。很难说啊。对毛泽东，你还是得讲韬晦，曹操说，胸有大志，腹有良谋。一切是非，不说，不解释，只附和。不成熟的话不说，宁肯沉默。把自己的兴趣都隐藏起来，使他不知道我们想什么。当他是外人，是贼骨头，不示以感情。同时，要吸收他的智慧。”林彪突然来了情绪，眼睛睁得老大，额头居然也放光了。这是他生活中少有的现象，叶群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以为首长要发布什么命令。

林彪用手势将她按了下去，说：“近来，毛泽东经常对我表示轻视、不满，我在被污辱，被鞭打，被讽刺。他歧视我，毫无理由地歧视我。这种生活太无聊，但是没有什么办法打开新局面。所以，我只有学习，读书。我能靠近他吗？越靠近越危险。叫我表示感情？根本谈不到了现在。与一个专门仇恨、轻视、终日算计别人、将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去的人套近乎？我不干。勾心斗角、热衷于倾轧的人，何情可言！我不再对他有多大的希望了。

林立果看看父亲，觉得心头一阵心酸。他扶父亲坐下，生怕他因激动而生病。叶群劝林彪好好休息：“今天讲得很多，还好。老虎，要反复思考，认真学习。”

林立果没有理会叶群。叶群出去了。林立果看着已经平静下来的父亲，诚恳地说：“爸爸地话，给我照明了道路。可能有人说忠说奸地议论我们，但是，中国的历史会在我们的道德上给以清楚的评价。我坚信，我们是觉醒了。现在分辨谁忠谁奸，已经不必要了。”

林彪经过长期的静观默察，终于丢掉幻想，对毛泽东的态度变得明朗起来了。他对儿子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说：“我最近看了好几遍屈原，一点用处也没有，徒增烦恼。我们是军人，应当有自己的办事风格。”

林立果说：“我建议，先消灭周，毛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

林彪微笑着说：“周那个人，不是中国的祸害，甚至可以说是个好人。为什么？因为他基本是在保自己，并不主动害人。这无可厚非。谁不保护自己呢？生物都有这种本能。中国的祸害是毛。他是主要矛盾。他不掌权了，什么都好说了。”

林立果说：“可是毛周围有周这样貌似大忠、实则大奸的大帮凶，事情就难办。”林彪摇头：“那等于自杀。你杀了周，毛不认可，周身后的军队就出来勤王。你觉得周恩来手里的 军队力量很大吗？没有我，他就是军队中最有实力的人。难道他的实力比毛泽东的还大？本来没有毛的大，可是毛胡来，很多力量就被周拣起来了。”

“那就只好兵谏毛泽东。”林立果说：“不然我们会坐牢、杀头。这条路子，我想过。似乎 是一条正确的路子。”

林彪深沉地说：“仗是不能乱打的。中国人说，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乘之师。具体怎么做，还是问题。这种方式，要有巩固的政治基础，雄厚的经济力量，充足的兵员和优良的武器。我们可以向这个方向考虑问题。开始名声不好，后来就会被人民接受。天下苦秦久矣！”

“我们可以不可以造成割据形势，将中国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林立果问道，“打几次仗，即使我们吃不掉他，他也不能吃掉我们。然后谈判停火，南北分离。”

“打仗，要么不打。要打，就要致命。”林彪说，“你的想法还比较幼稚。战争中不能想自己坐牢、杀头，只能想胜利。你要记住这个要领。我曾经把这个经验写给刘亚楼。含糊不得，犹豫不得，宽容不得。胜利了，什么都好说了。”

林立果兴奋地说：“胜利以后，我们怎样治理这个国家？”林彪微笑着说：“老虎，我告诉你一句话，你记住了：我治理不了这个国家。不要说现在千疮百孔，就是正常情况，我也不知道怎么管理国家。这样大的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各种事业，都是非常复杂的。我不喜欢行政事务，不喜欢交往，身体情况也不好，不能管理国家。这就是我为什么觉得委屈的原因。我有自知之明，从来没想当什么国家主席。”

“那我们还打天下干什么？”林立果问。

“开始打天下，是为了平等、公道、安全。”林彪划了一根火柴，看着它慢慢熄灭，苦笑着说，“打下天下后，才知道，世界上哪有这些东西。很可笑。”

“我以为我们能治理好国家。”林立果踌躇满志地说：“怎么也比老毛弄得好点。”

“你有这个信心，很好。可是，我告诉你，你得会用人。要叫各种有本事的人去管理国家事务，包括党的事情。要把各种受委屈的人利用起来，要将人们的不满转化到生产和管理上去。这些，我都不行。我只懂得点军事，对国家的统一、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很大的热情，但是能力有限。我希望保持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保障军队发挥正常作用，就行了。我多次表示过这种意志，毛不是不知道。可是庐山上，他还是无中生有地诬蔑我要抢班夺权！毛泽东的错误就是以为自己什么都行，什么都对，别人狗屁不是。”

“要想叫他知道自己不是一贯正确，就得来硬的。”林立果说，“兵谏也行。那么，一开始就要狠狠地打击他，才能逼迫他就范。只要坚持三五个月，我们就能搞臭他，叫他无法再掌权。他这个人是容易搞臭的，只要稍微给人们一点点自由，让人家说话，不出一百天，他就得臭。”

林立果说：“那我们现在干什么？他们都在加紧准备，形势逼人啊！”

林彪说：“我不能背叛我的事业。我首先得争取和平解决。当然，毛这个人很固执，和平解决的希望很小。可是人老了，性情可能会温和一些。谈话看来是没有希望了，但是除了谈话之外，也许还有别的办法，不一定要马上打仗。实际上，战争是解决问题的最坏的办法。再说，现在他们没动手，我们如果先动手，说不过去。”。(源自2016-10-13 11:02:23黑夜不寂寞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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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艾跃进：关于毛主席，这个是最大的谣言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

那么在少奇同志这个接班人，这个不存在之后，那还是要考虑谁接班呐!其实按照原来的方案，主席在60年代初接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的时候，曾经有过表述。他问：“主席，您之后是谁啊?”主席说：“我之后刘少奇啊!”。“那刘少奇之后呐?”他举了几个人，其中包括邓小平，还有一个其实是林彪。小平和林彪这两个同志呢都在主席的接班人视野内。小平同志用主席的话讲“是个绵里藏针的人”“是个很坚定的人”“有主持地方工作的经验”。你想，一支野战军的政委，是吧!到西南，又有中央工作的经验。那么在刘邓出问题之后，那么这接班人就开始很明显就是向林彪倾斜。

实际上当年书记处在一线的同志确有问题。比如说：对毛主席搞监听。列车专列、办公室、卧室都有监听啊!美其名曰：“主席讲的话都是经典，要把主席讲的话记录出来。”你卧室搞监听干嘛你们?还说中央同意的。你说中央同意的，中央主席都不知道!对吧!开会也不让毛主席参加，开会来了，还不让说话，最后毛主席拿着宪法、党章说：“我是公民，我是党员，为什么不让我说话?为什么不让我开会?”那证据都有，生活会一线的同志是作了自我批评的后来。甚至于主席要去外地视察，咱别说谁!请示谁谁谁，不给安排车，最后找到总理，总理不干啦：“让你们主持工作，你连中央主席出去都要限制，那还行?”这么过分。最极端的是：主席想发表文章，北京愣发不出去，你看看!人民日报不给发，在上海发的。你说，还有这样独裁的吗?嗯?

那么在林彪上来之后。林彪是一员武将，应该说在中国革命时期是立了大功的。但这个同志呐，这个人呐，理论上是有欠缺的。你想，打仗好，说文武双全，这对一般人说有点难了。那么这时候张春桥理论上应该是有素养的，就准备让张春桥…这时候林彪的问题出来了。他认为毛泽东想让张春桥替代他，这样才有九届二中，说有人反对毛主席是天才。实际上是毛泽东自己反对说“天才”。张春桥说了没有天才，这下不得了啦!有人说，谁谁谁，张春桥反对说毛主席是天才。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偏离了要“筹备四届人大”这样一个议题，要抓人等等。那么我们可以回忆一下，第一次庐山会议“彭德怀事件”和第二次庐山会议其实有个共同点，抛开政治观点不谈，国防部长的彭德怀针对一线同志、针对已经定了的党的接班人攻击。这次庐山会议，又是国防部长林彪，当然还有党中央副主席这衔，在针对。因此，两次庐山会议的这个特点就是：“不能让枪指挥党。”当然这次会后，林彪开始耍性子。林彪这人应该说，怎么讲哪?我们知道的事件。其实毛、林有分歧之后，是人能感觉到的。当时的江西省委书记姓程，叫程世清，曾有意安排，会议结束后，在南昌安排毛、林两人谈一次，主席答应了，林彪也答应了，结果林彪提前走了。你看，耍性子嘛!那到后来就更耍性子了，不开会、不检讨，而且不仅他不检讨，手下几员大将也是应付，甚至不往下传达。有两件事做的特过分：第一件事：1971年5月1号，晚上的天安门城楼，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城楼，和北京市民、和全国人民共度“五一”劳动节，都开始了，其他领导人都在那儿坐着啦，林彪不来。把周恩来给急的，一个劲打电话“怎么还不到?”来得很晚，大衣一裹，“啪”往那儿一坐，也不跟主席打招呼，也不跟其他同志说话，坐一会又走了，结果一张主席台的主桌的像都没照成，最后靠拼接拼出来的。你看这性子耍的。当年7月，毛主席、林彪、周恩来总理共同会见当时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总统齐奥塞斯库。就在门外面，工作人员发现，这么坐着林副主席，弄个大衣，里面会见那，他出来了，里面会见完都走了，他还在这儿坐着呐!至于他儿子搞的“571工程纪要”、谋刺、最后往苏联跑，这一件一件，实际上他自己把自己推向深渊。

实际上无论是对刘少奇、还是对林彪，毛都没有做的太绝。他走的时候有人说可以打下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怎么能把自己的副主席打下来呐，没法交代啊。”别说他，达赖走的时候，我们用炮也能把他打死。看蒋介石家乡那个坟了吗?蒋介石当年是刨了毛泽东家坟的!三野进军浙江的时候，主席电令三野首长：“保护好蒋家的宅子、蒋家坟地。”看看这胸怀、这境界!他不是个做事那么绝的人。

那后面就是“批林批孔”了。

实际上，林彪出问题还是跟个人有关，如果考虑无产阶级大业的话，他不会耍个人的性子，搞个人义气。孔子怎么回事，说批孔就是在批中国传统文化——不对!主席前面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好好研究、总结。没有说…是吧!主席对孔子的评价是什么：“孔夫子的好多想法是对的，可是这些对的就是在当时也实现不了，后世的孔夫子已经不是当时的孔夫子，是被历代统治阶级包装的孔夫子。”毛泽东批孔批的是被历代皇上所包装的、所推崇的那个孔夫子。注意这条，要特别搞清楚，毛批的哪个“孔”?这是问题的关键。毛批的那个“孔”，不是《论语》的那个“孔”，是被后世历代统治者利用、包装的那个“孔”。那肯定有封建意识，肯定有压迫人民的色彩，是批的这个“孔”。

那么林彪之后又从地方提人，那得提呀往上提人呀。王洪文，1973年，党的十大作了修改党章的报告。其实还提了一个人，后来才知道，就是华国锋。这两个人是同时到中央工作的。意在培养人。

但王洪文的经历，主席看，你看工农兵，他都有经历。但王洪文，个人素质是差点，书读的少。当然现在又说了：王洪文品质不行，开完国宴之后，顺便把没喝完的半瓶茅台还捎回家自己喝去了。在当时来说确实这样做是吧，占便宜了。但你现在说这话，是表扬王洪文只是贪小便宜不贪呢，贪小便宜但没贪污好呢!后来这事儿不提了，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不浪费，对不对?但是捎回家作为党中央副主席这事儿干得不太漂亮，但也说明他们家没存多少茅台呀!你要像现在，你要到省一级、地一级那家里都是茅台，那还用把那半瓶捎回来，太掉价了!对不对?说明啊，那个时候包括党的副主席那一大批干部都是清廉的。家里没存货说白了。

这华国锋呢，主席提了叫“你办事我放心”。其实这个不是给他的所谓那种“诏书”，不是!是就某一个具体事件：别着急，慢慢来，你办事我放心。是指那次具体事件。没说你接班我放心，没那意思。然而后来呐，华这个人呢，哎呀!左派说他是叛徒，右派说他是白痴。但是解决江青问题，陈云说了：“下不为例!”为什么?

那王洪文不行，那小平同志还得上。其实主席对小平是保护的，到江西一个小厂，你说那个位置，去工厂能干嘛活?他有思考时间，他在想将来怎么办?这我后来还专门讲。

然后到了75年，就是评水浒。

《水浒》主席评的目的是要反对投降派。这时候主席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所以你看主席这个人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他看问题看得比较远，这时他开始关注身后的事。《水浒》讲了什么呢?一部《水浒》其实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政治路线。改聚义厅为忠义堂，这是路线的改变。聚义就是我们要造反，要建立自己的政权;忠义就是我们要忠于皇上。这是路线的改变，政治路线。

第二，组织路线。把晁盖排除于108将之外。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现在只提邓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连毛泽东思想都不提了，如果不是国际形势需要毛泽东思想，以后可能连自己是谁的儿子、孙子都不知道。

第三，宋江受招安，投降派。

他讲的是这么三个问题。那结果那后来就知道了：宋江一受招安就去打方腊，这是什么那?受招安既然是目的，那么打方腊就是做走狗。好啦，最后打完方腊，一壶毒酒赐死。飞鸟尽，良弓藏嘛!对吧?我还是这句话：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你看卡扎菲了吗，卡扎菲替美国镇压完基地组织，人就开始收拾卡扎菲了;萨达姆替美国打了伊朗，然后收拾萨达姆。

那么还涉及到江青的问题，说江青害死毛主席。

我说实在话，你说她别的错误…她丈夫她能害死他?她丈夫前脚死她后脚被抓，哦，她那意思：我赶紧害死他快来抓我吧!不合逻辑这个!这个不沾边这都!对吧!所以说这华国锋啊，这事儿就别往上说!还有说江青、张玉凤，两个人，主席的秘书被主席最后列为常委。结果张玉凤同志、汪东兴同志都来辟谣：没这么回事儿!不就是想说主席搞家天下吗!不就这个意思吗!他不给领袖造谣，怎么彻底否定领袖，怎么进而达到否定我们党的目的!

接下来，就是身后事。就是他的护士小孟。

说这小孟啊很有意思，小孟想入党找主席。主席说：我也是一个普通党员，你要是想入党，你得写申请，得向组织汇报，我不能给你走着后门。当然小孟同志后来入了。你看主席原则性多强，对自己的护士都讲原则，不谋私。那个恨他的李志绥，写《毛泽东私人医生的回忆》，那是因为他想当卫生部长，主席没答应，那是私心大爆发，这是怀有个人目的没达到，恨他。当然像这样的人还是少数，结果也没得好报，那本书出完以后就死了，那也是个疑案啊。那本书也不见得都是他写的，那中央情报局掺和，那得加东西啊!它一定妖魔化共产党领袖。所以说，为了造谣不折手段可以说。

然后身后事，这小孟，大概在1976年4月份间，那时主席身体已经非常不好，知道没多少天了，说白了。小孟就问：“主席您这么伟大，您能估计到您身后的事儿吗?”他说：“无非就是八个字：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八个字!也就是说他担心身后变颜色。他也说，他说我这第二件事啊!第一件事，把蒋介石赶到几个海岛，这件事持反对意见不多;第二件事，反对的不少。他知道身后他挨骂。这就是理想主义者的特点，只要认为是对的就坚持，不管结果怎样。他说：这两个遗产怎么交?是和平的交还是腥风血雨的交?天知道!能怎么办?天知道!

所以我们说到这为止，我们从建国讲到这儿，你说哪件事，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可以去清算毛泽东?!你要站在资产阶级每件都需要清算。这还是个立场问题!关键是你出发点是什么?

下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知识分子问题。

说主席整知识分子。有人说了：主席当年在北大图书馆作图书管理员，他去旁听课，教授轰出来了，他心里记着那。我说你小人之心啊!你用你那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是小人报仇一天到晚!真的，他这境界这么低。还说，那说主席什么哪?说主席说啊：知识分子臭老九。是当年啊，有些人污蔑知识分子，这“九”怎么来的?——七娼、八道、九儒，知识分子排第九。那这样一来那，有人说了知识分子臭老九，主席很幽默的说：“老九不能走。”这幽默的话，你看，成主席一个罪状。欺负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地位弄到第九这么低，这哪跟哪儿的事啊?!

说主席什么搞斗争哲学，昨天还有个同志讲了：与人斗其乐无穷，与天斗、与地斗…那话可不准确啊!这是：“与人奋斗，与天奋斗。”你不加这“奋”字，就意义就变了。要准确的、完整的理解，首先你得准确的学，差一个字差之千里呐!对吧!

还有“牛棚”。现在很多误解，很多人说毛主席那时候多狠，让那斗人住牛棚，他认为住的现在乡下养牛的那棚子。人家那牛鬼蛇神就是把犯错误的人集中到一起批评、教育、劳动，是那么个住的地方。包括“五七干校”，那怎么?人住的房子，不是牛住的房子，听明白了!好多青年不明白，好多大学生误解，特别是季羡林先生写的什么《牛棚杂记》，季羡林好像是在1976年初还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坚决支持反击右倾翻案风!怎么后来摇身一变?还有那个当年写了“两个凡是”社论的人，现在说了：共同富裕是亡国之路。这变得也太快了吧，对吧!共同富裕怎么是亡国之路呢?共同富裕对资本主义国家是亡国之路，对社会主义国家那再好不过!这还是个立场问题。

那至于知识分子地位高不高，不要看说，得看做。我们以工资为例：毛泽东时代，工人平均工资是三、四十块钱，而一毕业的大学生是56块钱，这就是地位!一级教授460，主席才拿400，这就是地位!那有人说啦，这国家主席的工资怎么能比大学教授少呢?主席说：“这应该呀，大学教授是培养人才的，钱就应该高啊!”看，这就是毛主席 !

那泼给毛主席的脏水，一个最大的一盆就是：毛泽东政治上独裁，还不懂经济，因此到毛泽东去世的时候，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个最大的谣言!这是华国锋搞的。到四人帮被抓的时候…你是贬四人帮啊?还是贬毛主席?噢，主席9月9号去世，10月6号解决四人帮问题，这几天，不到一个月，四人帮就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边缘?胡说八道吗这不是!我觉得这是华国锋犯得一个最大的错误。以后把这句话愣成了对毛泽东时代经济的评价了，这是从这儿出来的。所以网上说小平同志说的。我说不是小平同志说的，是华国锋说的。小平同志还没说过这话，是华国锋说的。

如果毛泽东时代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毛泽东怎么可能利用27年的时间就把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国呢?在这27年中，我们的国家科研、军工。2009年10月1号广场阅兵，我有幸参加了，我身边一个老同志副部级，他跟我说，说这些兵器都是毛泽东时代的兵工厂造出来的，这是底子!主席去世后，我们大概下马了200多个军工项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嘛!运十飞机这最典型的下来了，对吧!还有好多尖端项目，包括造航母的计划都在实施，那会儿。如果主席时代经济崩溃了，那怎么会有四次涨工资呐?1975年全国普调工资啊!77年、78年三次涨工资，你不都是毛泽东时代的积累吗?!怎么崩溃了呐?!一方面拿着毛时代的积累，再说极端点叫邀买人心;另一方面，说那个时代崩溃了。你拿谁的钱?啊?!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军费从哪儿来?不欠内债，不欠外债，没有倒闭，没有失业，没有经济危机，怎么会崩溃呐!有人污蔑说，那个时代就没有经济，原始社会都有经济形态，怎么会没有经济，计划经济都没有?污蔑嘛!还说毛泽东时代虽然没有下岗的，都去农村。那工厂都在干着这活那!很多人不了解实际情况，胡说在那，以讹传讹。那时候有公费医疗、公费住房、公费教育。

我曾经发了个帖子，骂的不少啊，“什么黑心啊，脑残啊，不顾事实啊!”我说的毛泽东时代医疗、住房、教育不要钱，是相对现在商品化来说的。那是农村住房要钱吗?那时候城市住房要钱吗?就是分给你房子啊!你就出个很少的租金那!你上学就是出点杂费啊!一、两块钱啊!那阵儿城里人看病就5分钱联单挂个号，后面所有手术费全包国家。农村有赤脚医生，有合作医疗，对吧!这帖子发出去之后，很多人骂，但越来越多的人说，那时候就是一个人挣工资就养7、8口!这是事实，对吧!你说了，住房不要钱，7、8口人住一个房子，那7、8口人住一个房子他也是不要钱那!没错呀!你非说现在条件说你房子富余了，你说发展到现在，毛泽东要不去世发展到现在，你住房面积也得扩大，也得用上彩电、冰箱呀!对吧!他不是静止的!所以，得了解当时真实情况，我们是从这时代过来的，对吧!那我们同学家里都六、七个孩子，甚至还和姥姥、奶奶在一块儿生活，就他爸一个人工作，过的是不富裕，但他确实是一种事实啊，他活下来了。对不对!我论证的是，毛泽东时代经济没崩溃，跟你贫困不贫困有什么关系?!你7、8个人，10个人、20个人住一个房子，那房子也没要你钱啊!对吧!就说白了就是那个反动公知、无良资本家他不跟你讲道理，他胡搅蛮缠。唉!你跟他讲这个，他跟你讲那个。网上不是有段话，很经典表述的，什么你跟他讲流氓他跟你讲法制，你跟他讲法制他跟你讲道义、讲正义，他跟你搅和。

周恩来总理在1975年1月，四届人大报告中那都有数字。1952年到1978年，叶剑英在1979年9月30号国庆招待会也有讲话，52年到78年的增长。美国毛泽东研究专家特里尔，特别提出：在1967年——1969年外界认为中国最乱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每年12%——16%。

我们来看一下工资水平：1976年前一个参加工作达四年的普通二级工的工作是38.87元，全国平均啊!按照美元和黄金进行折算，那时的38.87元以当时的汇率1美元兑换1.58元人民币，折合24.6美元，可以兑换19.926克黄金。现在19.926克黄金折合人民币5728元。那么现在有多少人，说工作四年能拿到5700多块钱?如果按照现在对比可能还要高， 6000左右。那更不用说那四级工、七级工、八级工，那更不用说!那工资还要高。我们不否认毛泽东时代因为国家要高积累，发展工业、国防，要备战、备荒，因此人们生活水平相对较低，但基本上是平均，那厂长也不会比工人多住半间房子我告诉你。我当年在天津一个第三毛纺厂劳动，中午食堂大师傅给副厂长多了半勺菜，下午大字报贴满一厂，晚上开会副厂长做检查，第二天这个大师傅调离岗位，半个月之后这副厂长被撤职。看见没有——群众监督。

当然，现在也没有人要简单的回到毛泽东时代，再去过那种相对贫困的生活。因此我们也不会简单的走过去的老路，不会!但是我们更不能昧着良心去否定、甚至清算毛泽东及其时代。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出现的问题，就简单的否定后三十年。就否定谁谁谁。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都是错误的。对待毛泽东时代的前三十年，对待小平同志开创的后三十年，都应该如此，否则，我们就会犯错误，就会否定我们自己，并最终否定我们党，继而否定在中国进行的社会主义事业，给国家、给中华民族带来万劫不复的重大灾难。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毛泽东时代虽然穷，但是干净;改革开放我们虽然物质生活富裕了，但是确有不干净的现象。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在富裕的基础上要干净些。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很多百姓幻想抱金饭碗，因此要砸碎铁饭碗，结果换的是泥饭碗，很多人没饭碗;毛泽东时代：在城市，你不存在雇佣关系，任何企事业单位无权解雇员工，员工的医疗费用、子女上学、住房、退休和养老都由国家承担，员工的生老病死没有后顾之忧。全国统一实行8小时工作制，加班要加薪，从事高温、高空、井下、水下、高压等特殊工作岗位的，都有可观的岗位津贴。在有毒等特殊岗位工作的人员，除享受岗位补贴和劳保福利外，企业统一组织检查身体。患有职业病的，可无条件的享受带薪金的全额免费治疗和修养。工伤发生后，一律由单位承担抢救治疗费用，伤残员工带薪修养终生。员工有权批评、问责、批判单位负责人，直至厂长和管理人员的错误。对企业的发展规划、重大决策、管理规定及各项技术工艺提出批评、建议和革新，就昨天说的“鞍钢宪法”。有权参与企业管理和被提拔到管理岗位，甚至领导岗位，确保主人公的地位。员工和管理人员只是分工不同，政治地位平等，没有贵贱之分，工资待遇差别不大，基本保持均衡和公平。没有两极分化，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厂长和高层管理人员，没有法外特权，在党委领导、工会组织和广大职工的监督下，基本杜绝了利用职权腐化堕落、贪污犯罪。这是事实。

那现在呢?国企变为私企，国退民进，主人公的地位没有了，被一纸合同变成了被雇佣，老板可以随意辞退员工，下岗失业，甚至还有一首歌里面“让从头再来。”你凭什么让工人们从头再来?谁把他剥夺了?你怎么不从头再来呢?下岗的工人、农民工、大学生，一起挤破头去找工作，资本主义的特点就是保持大量的失业人口，从而可以任意剥削在岗员工。我们说社会主义的中国绝对不能走这一条邪路!想什么所谓的自由啊、普世价值啊、爱啊、人性啊、法律、人权啊，那都是有阶级性的，从来没有超阶级的东西。戈尔巴乔夫热衷搞什么伯恩施坦的民主社会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得到什么结果?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就是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的代理人。他关注全人类的安全，结果华约解体，北约并不解体，苏联解体北约还要东扩，结果亡党亡国。我们现在绝不能走苏联的老路，而苏联的老路从谁开始走的?——赫鲁晓夫是始作俑者。批判斯大林，开启了苏联解体的序幕。

现在医疗、教育、住房和养老四座大山那!生老病死让人堪忧，8小时工作制成了美好的回忆，想让你加班就让你加班，连续十几个小时，你不愿意?——滚蛋!马上走!有的是人想干。随意克扣工人的工资，稍有过失就被罚款，没有人的尊严，工伤有人管吗?没钱去维权说理?要不怎么会有“富士康13跳”呢!你说你创业单干，最后只有极少数人成功，绝大多数人…还有多少下岗女工和农村民工为了活着失去尊严，去做妓女;还有多少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很多民工去抢同一个工作，比如扬州瘦西湖大前年报道，最后，十个摇船工被10个大学生获得。连殡仪馆这样的活博士都去抢。

那在农村那?当时找干部办事儿是不需要钱的，种子、农药、化肥甚至包括拖拉机、抽水机、脱粒机这些全部的农业生产资料，对社员来说是免费的，生产队自己养的猪、牛、鱼等肉食品宰杀、捕捞后，是按人头分给社员的，也是免费的;那时的粮食、蔬菜、食用油是免费的;社员的农业税是免费的，不是说像现在说，农业税免了，那时候农民个人就不交农业税;盖房子人工是免费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免费的。现在那?种地是赔钱的，农田、宅基地被占，水源被污染，生态被破坏，进城打工的民工拿的是白条。

所以我们说在你拥有社会主义铁饭碗的时候，你在集体所有制你不珍惜!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黄金储备，1968年、1971年、1973年，三次加持黄金246吨，这246炖变为了后来的716亿人民币的财富，这给改革开放多大的底子，你还说崩溃了?!还有人口增加，1840年到1949年，我们中国人口长期徘徊在4亿。1949年到1974年，涨到8亿，你还造谣说死了一个亿。说实在话，现在到处都在搞基建、搞城镇化，把耕地变成商品房的地，到处都挖，怎么挖不出万人坑来呢?这要是死3000万——20个人死一个，要是死1个亿6个人死一个，那得多少万人坑啊!对吧?这造谣，不择手段那!夸大!

因此我们综上所述：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没有崩溃。事实说话!（ 源于2016-10-13 21:02:47分老遇博客的博客—(原文地址：艾跃进：关于毛主席，这个是最大的谣言第三集上—作者：月边渔樵花如笺——主讲：艾跃进 2013年1月2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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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真正想整倒彭德怀的人是刘少奇

现在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庐山会议上批彭德怀是毛泽东为报私仇整彭德怀。这种观点是对毛泽东政治远见、广阔胸怀和睿智思维的亵渎。真正整彭德怀的是刘少奇。

第一，彭德怀跟随毛泽东多年，一直忠心耿耿，又正受重用，没有理由反对毛泽东。从彭德怀的“万言书”根本看不出对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任何原则上的反对，提出的问题都是具体贯彻执行中的问题。负责具体贯彻执行的不是退居二线的毛泽东，而是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

第二，对彭德怀真正不满的是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刘少奇，对大跃进的一切问题必须负责的是刘少奇。彭德怀指出大跃进贯彻执行中的问题，真正戳到疼处的是刘少奇。

第三，历史上彭德怀跟毛泽东关系密切，跟刘少奇关系恶劣。高岗反对刘少奇的政治路线，彭德怀默许。说彭德怀对毛泽东不满不合逻辑，说彭德怀对刘少奇不满合乎逻辑。毛泽东在军内的威望崇高，彭德怀的所谓“军事俱乐部”那么多高级将领，说对毛泽东都不敬不可能，但说对刘少奇都不敬则毫不奇怪。

第四，高岗反对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主张得到了彭德怀的默许，刘少奇有仇恨彭德怀、找机会整垮彭德怀的动机。

第五，据毛泽东贴身士卫李银桥回忆庐山会议：“会议结束后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可见整彭德怀根本就不是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已经收拾东西准备下山了。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而且“许多人同彭德怀吵”

哪些“领导同志”?能向毛泽东“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的，能“许多人同彭德怀吵”的，除了政治局常委一级的还能有谁?这些人是谁?为什么现在的各种资料里不说?解释只能有一个：就是以后把打倒彭德怀的责任都推到毛泽东身上的那些人。最主要的就是刘少奇。

第六，刘少奇不是军事干部出身，没有领过兵打过仗，在军内无威望。身为接班人却军中无人，自然有充足的欲望清除军内异己抓到兵权，有充分的利益需要整垮军内不买自己帐的头号人物彭德怀、清洗军中的反对派和不可靠分子。据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毛泽东在8月1日预备会上对彭德怀说：“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许多同志有此顾虑。”

这“许多同志”显然首先要数刘少奇：除了刘少奇这个接班人，谁会在“毛泽东之后”对彭德怀  “有恐慌感”、惟恐“难对付你”、“有此顾虑”?除了刘少奇，谁能让毛泽东对彭德怀说出“你那么凶人家都怕你，接班人都怕你，我死之后怎么办”之类话?

第七，刘少奇庐山会议上说彭德怀是“魏延的骨头、朱可夫的党性、冯玉祥的作风”，说“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说彭德怀“是一个一贯反党的伪君子，企图搞军事政变!”。 根据杨尚昆的回忆，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说：“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杨尚昆谈庐山会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刘少奇这些话充分证明整彭德怀的是他：彭德怀“不算犯错误”还得倒台，可见“反对大跃进”、“右倾”等等根本不是彭德怀倒台的真正原因，只是借口。所谓毛泽东因彭德怀“右倾”、“反毛泽东”要整垮彭德坏之类“理由”也就不攻自破。真正整彭德怀的原因是刘少奇要算高岗的老帐。只有刘少奇最有充分的理由对反对自己的高岗耿耿于怀，对与高岗历史关系密切的彭德怀怀恨在心。整垮彭德怀既符合刘少奇报复心理，又符合刘少奇清除异己掌握军队巩固权位的需要。所以刘少奇才会说“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相形之下所谓“毛泽东整彭德怀”的“理由”极其苍白无力，根本站不住脚。

我们讲历史，评价历史的人和事，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继承和发扬好的，认识和纠正错的。讲历史，不能抹黑毛主席，否定毛主席。抹黑和否定毛主席，就是抹黑和否定党，否定和抹黑历史，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就是想推翻党的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些人为了否定毛主席的社会主义贡献，死心塌地走非社会主义道路，把整彭德怀的责任推到毛主席身上，这是绝对错误的事情！(源于 华拉那的博客作者公者千古流芳2016-10-09日09:00:32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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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革中毛泽东为何只对叶剑英手下留情？

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令他成为著名将领

    叶剑英当时的中共党员身份暂不公开，仍然留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参谋长。这一年他随队到了江西，在得知张发奎等策划兵变的消息后，叶剑英告知了贺龙叶挺二人，直接促成了南昌起义爆发。

    同年十二月，他与叶挺等人共同打响了广州起义。从此叶剑英成为红军的著名将领之一。

与毛泽东一见如故

      1931年初，从莫斯科的学习归来的叶剑英，进入了当年的红色圣地中央苏区，这是当时中国最为神秘、也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叶剑英在这里，见到了改变 他一生轨迹的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两个人就觉得好像很熟悉的样子，因为我参加的广州起义，你参加的秋收起义，同时毛主席由领导了井冈山斗争，有朱毛红军，都感到非常熟悉，虽然过去没有见过面，但是感觉都比较熟悉。

     当时第一次反围剿刚刚结束，叶剑英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和朱德等人的军事指挥艺术。红军在这段时期经常以少胜多，连续取胜，中央苏区士气高涨。于年底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任主席，叶剑英是参谋长。

张国焘为什么与毛泽东产生分歧

     8月份叶剑英被正式任命为红一方面军参谋长，从参谋工作角度协助朱德、毛泽东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胜利并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在更换了决策人之后，红军开始尝到失败的滋味，第五次反围剿的战况惨烈，中共中央和军委准备放弃苏区，踏上漫长而危险的转移之路。经历了数不清的河流险滩，追兵围堵后，中央红军翻越了夹金雪山，来到四川懋功地区。于1935年6月，与另一支主力部队红四方面军会合。

    这不完全是一次令人兴奋的会合，因为红四方面的领导人张国焘与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之间出现了分歧。张国焘这时候就觉得，你这个中央一方面军从苏区出来打了败仗，人就剩这么一点儿了，我现在人这么多，人多枪多兵强马壮，那时候他心里就产生说这个部队应该由我来指挥应该由我来领导。中央红军主张北上，而张国焘却希望南下。

    在权力的争论和平衡中，最后中共中央决定改变路线，把所有部队混合编成左右两路，穿越沼泽草地向北进发，这个时候朱老总刘伯承，他们是跟张国焘一起走的。他那叫左路军。结果走到半路还没过草地之前，张国焘不走了，张国焘不走了以后，给徐向前陈向华他们发电报，叫他们回去。他的政委陈昌镐在给大家部队讲话的时候，叶帅收到了一张电报，这个电报就是要什么呢，他们就是要南下，要和一方面军分裂。如果不按这样做，他们就要采取措施，他们就要消灭红军。

叶剑英发现了事态的严重，他第一感觉就是应该告知毛泽东，于是快速步行了几里地，把电报带到了毛泽东的住处。

    主席拿了一个香烟盒，在香烟盒背面，那一铅笔把张国焘的这一密电抄下来，当时连夜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包括后来杨尚昆他们就带着一方面军，还有很多部队就跑了。然后就追没追上，叶帅从此就脱离四方面军，跟着毛主席就走了。那么这件事毛主席念念不忘，在以后的岁月里，毛泽东曾多次向他人提起，这一关键时刻，认为叶剑英挽救了自己以及党中央大批骨干的性命。他们在生死关头，建立了彼此的信任，并坚守着这份信任一直到最后。

建国前夕叶剑英被任命为北平市长

    1948年12月，共和国建立前夕，毛泽东任命叶剑英为北平市长。负责这座古老城市的全面接管工作，北平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接管的第一大城市，更是未来的首都。这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任务，那个时候北平是第一个打下来的城市，是最大的一个城市，怎么管这个城市，那是一个相当难的事。所以派叶剑英来当北平市长，那你可见对他是一个放心重用嘛。毛主席对于叶帅，从来是怀有相当好感的。就是有一句很明显，毛主席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胡涂。很多人都说毛主席指的是叶帅。就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叶帅是很鲜明的，很清楚的、脑子很清楚的。

“二月逆流”真相 叶剑英怒向江青拍桌子致小指骨折

    1967年开始，中国的局面出现了错综迷离的形势。声势浩大的运动席卷了各个领域，而叶剑英和许多身居要职的人一样，对这场运动感到迷茫和痛苦。因为那时侯来讲，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中共这样高的一个领导，他们的政治生命和命运，都悬挂在毛主席一个人身上。毛主席说保就保下来了，毛主席说不保那就保不下来了，这是著名的京西宾馆，文革开始那年年初，叶剑英和许多军队将领，在这里与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开会，讨论军队究竟要不要稳定的问题。出于对江青等人胡作非为的愤慨，叶剑英在会上拍了桌子，导致左手小指骨折，这场辩论一直争到了中南海怀仁堂，最后江青姚文元向毛泽东隐瞒真相，把老帅们的行为称作"二月逆流"。

    这个毛是很震怒的，是连夜召开会议，那把这些人是批的，劈头盖脸的批呀，那是很厉害，但是这个时候叶批完了以后检讨完了以后，也仍然还是军委，仍然还主持工作。就是在怀仁堂检讨会的期间，他还签发军委的文件。在文革当中，叶帅最后被江青这伙人就推到一个悬崖的最边上了。那么再往前走，那不说一步走半步，他就掉到悬崖底下了。所以掉到悬崖就是被彻底打倒了。就像刘少奇那样、像彭真那样、像罗瑞卿那样等等。但是他在文革多次的关头，就是到了悬崖边上，在往前走半步就要下去，毛主席总是会说话，不让把他整死，不让把他彻底压到。

    毛泽东开始让自己信任的叶剑英重新主持军队工作，并协助周恩来代表中国进行重大外交活动，在接待了基辛格的预热后，叶剑英陪同周恩来于1972年接待了美国总统尼克松。中国从此改变了外交格局，为日后打开国门做好了准备，毛主席认为叶帅这个人靠得住，没有野心，毛主席最痛恨最反对有野心的人，叶帅从来无野心不争权。这时的叶剑英已经不仅仅扮演一个军事将领的角色，是毛泽东把他放在了更有分量的位置上。

毛泽东临终与叶剑英未说出的话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危前夕，已经说不出话的他，把政治局的重要成员，都召集到了病床前。毛主席还有点意识还清醒的时候，在叶帅从那里走过的时候，毛主席眼睛就睁大了，轻轻把手抬一抬就是招手，这意思就是要把叶帅叫过来。这个护士就快跑的把叶帅叫过来，王主任也跟着叫过来，叶帅过来了毛主席不能说话啊，还是这么看着他，叶帅看着毛主席，毛主席也看着他。主席的嘴就是一张一和的，但是说不出话来了，叶帅把耳朵贴到主席嘴边，说什么也听不清了，那时候神志已经不是很清醒了。

    后来叶帅就自己讲说，主席要对我讲什么呢，为什么要第二次召唤我呢，没有人知道，毛泽东最后想对叶剑英交代些什么。但人们知道，仅仅一个多月后，叶剑英与中央的决策人一起，粉碎了四人帮，扭转了中国的命运。(来源凤凰卫视2016-10-08 14:36:35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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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重读】35年前，新华社是如何痛批文革的？

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前世不忘，后事之师。不要忘记我们曾经走过的弯路，不要忘记曾经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疯狂与苦难。

【柯云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进行过一场举世瞩目的世纪大审判，那就是对“四人帮”的审判。这次审判标志着中国的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如今高官腐败入刑在百姓眼中已成平常，媒体亦不断报道高官落马的消息。在公开与不公开的审判之后，这些人面临的刑期有死刑、死缓、无期、有期等等。它告诉我们，即使曾身居高位、手握大权，犯了法同样得接受法律的制裁。

不要忘记，这一法制进程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次大审判开始的。

三十五年前发表的新华社文章中，曾这样说道：

特别法庭对这伙罪犯进行判决所依据的罪状，仅仅是他们全部犯罪记录中很小的一部分。即使如此，它们也足以使世界上一切有理性的人们为之发指。正如李密在控诉隋炀帝的罪行时所说的：“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在十年浩劫的日子里，中国大地上哪一座城镇曾逃脱过他们魔爪的践踏？哪一个农村听不到寡妇孤儿的哭声？那些被无辜抓进牛棚和监狱里已经死去和仍然活着的人们，都是林彪、“四人帮”这伙罪犯无法抵赖的见证……

张志新被割断喉管送上刑场，已为人所共知。遇罗克的遭遇宛如“一个冬天的童话”，也已家喻户晓。然而，如果翻一翻那地下室里堆积如山的档案，听一听人民群众饱含泪水的诉说，人们还会了解到更多至今仍隐姓埋名的人们可歌可泣的事迹。在我们熟悉的朋友中就有这样一位同志。这是一个勇敢纯真的南国女性，名叫林昭。由于她不愿意向风靡一时的现代迷信活动屈服，被关进了上海的监牢。但是，她坚持用记日记、写血书等种种形式，表达自己对真理的坚强信念，心甘情愿地戴着“顽固不化”的枷锁，过早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她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我们只知道这样一个消息：１９６８年５月１日清晨，几个“有关方面”的代表找到了她年迈的母亲，宣告林昭已于４月２９日被枪决。由于“反革命分子”耗费了一发子弹，她的家属必须交纳五分钱的子弹费。这真是使人毛骨悚然的天下奇闻！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

前世不忘，后事之师。

不要忘记我们曾经走过的弯路，不要忘记曾经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疯狂与苦难。

【35年前，新华社是如何痛批文革的？】

历史的审判

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５日北京时间９点１８分，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经过两个多月的审讯以后，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十名主犯进行了终审判决。一伙阴谋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罪犯，终于受到了社会主义法律的制裁。一伙妄图改变历史进程的野心家，终究未能逃脱历史对他们的审判。

凡是经历过十年动乱的人们，决不会忘记林彪、“四人帮”一伙在中国大地上逞凶肆虐的那些恶梦般的情景。那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代。如同神话中一股从铜瓶里冒出的青烟，很快变成了魔鬼一样，几个长期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涂抹着各种油彩的角色，居然在顷刻之间窜上了权力的高峰，变成了一种似乎可以左右一个伟大民族的庞然大物。他们盗用党和国家的庄严讲坛向全国人民发布着各种指令，愚弄数以百万计的红卫兵进行宗教式的朝拜。他们装模作样地摇着“红色宝书”，明目张胆地践踏宪法，甚至把自己的名字塞进了党章。他们满以为可以扭转乾坤，操纵人民的未来。但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就从他们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天开始，无情的历史已经决定了他们今天的命运。

一百三十八年以前，马克思在一封书简里就这样写过：“国家是一种极其严肃的东西，要它表演某种滑稽剧是办不到的。一只满载傻瓜的船也许能在风里行驶一段时间，但是它终究要向不可幸免的命运驶去”。看来，马克思笔下的傻瓜正是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绝妙写照。这些被野心和权欲弄得发狂的傻瓜们，乘船逆流行驶了十年之后，终于被人民的海洋吞没了。一座建立在贪婪、欺诈、阴谋的沙滩上的权力大厦，象海市蜃楼一样消逝了。历史经常用许多偶合嘲弄着那些过眼烟云的人物。十四年前，当北京西山正是枫叶如丹的秋天，林彪、“四人帮”一伙开始了他们的冒险生涯。得意洋洋地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十四年后，在北京又一次万山红遍的时刻，这些煊赫一时的显贵们终于把自己的政治日历翻到了最后一篇，无可奈何地坐在被告席上听候人民对他们的审讯。作为新华社记者，我们目睹了这场戏剧性的变化。这不能不使我们深信“天网恢恢”这句古代名言中所含有的唯物主义的哲理。在特别法庭上受审的这伙无耻的丑角，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疯狂演出了长达十年的丑剧；现在，终于退场了。尽管在审讯的过程中，他们中的某些人一直没有表现出“人”这个称号起码的诚实，江青百般狡辩，猖狂反扑；张春桥拒不开口，负隅顽抗。但是，在判决书列举的一桩桩铁证如山的罪行面前，任何伎俩也无法改变他们必将遗臭万年的结局！

其实，特别法庭对这伙罪犯进行判决所依据的罪状，仅仅是他们全部犯罪记录中很小的一部分。即使如此，它们也足以使世界上一切有理性的人们为之发指。正如李密在控诉隋炀帝的罪行时所说的：“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在十年浩劫的日子里，中国大地上哪一座城镇曾逃脱过他们魔爪的践踏？哪一个农村听不到寡妇孤儿的哭声？那些被无辜抓进牛棚和监狱里已经死去和仍然活着的人们，都是林彪、“四人帮”这伙罪犯无法抵赖的见证……

（一）当我们坐在特别法庭的记者席上，采写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的报道时，十年动乱中一幅幅惨不忍睹的场景不时从我们眼前闪过，我们耳边又仿佛响起了千百万受难者的悲吟。几百万字的罪证材料，象一部编年史一样，揭开了这一伙阴谋家是怎样窃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黑幕，记录了一个封建法西斯反革命集团是怎样产生和灭亡的过程。

马克思在论述路易-波拿巴是怎样登上法国政治舞台时指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在中国，林彪、“四人帮”正是巧妙地利用封建专制的“亡灵”和现代迷信的“梦魔”，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借以孳生和发育的温床。他们把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变成招引封建专制的经幡；他们把人民群众对领袖人物的感情，变成祭奠现代迷信的贡品。他们把无数先烈用鲜血建树的历史功勋一笔勾销，把亿万人民拥戴的领袖人物神化为“几百年”“几千年才产生一个”的历史主宰。他们把对待领袖个人的态度作为“左”和“右”、“革命”和“反革命”的唯一标准。从这里出发，他们也就为自己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铺设了阶梯。现在，当我们重温这段阴差阳错的历史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林彪、“四人帮”在进行许多罪恶活动时都惯于采用极其隐蔽的手段，唯独制造现代迷信倒是相当露骨的。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３日，林彪在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全体人员时就正式宣称：反对领袖，“就是反对一切”。“什么唯物论，什么辩证法，什么历史唯物论，什么自然科学，不学也行”，唯有学会忠于领袖，才是“超过一切、高于一切”的最大学问。从这以后，神化领袖个人竟成了共产党员党性的最高表现；对领袖个人稍有异议、包括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意见分歧，都变成反党反革命的最大犯罪。这样，在现代迷信的狂热中，林、江反革命集团象一条熬过冬眠的大蟒一样，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蠕动起来。在那些日子里，林、江一伙编导的“三忠于”、“四无限”的滑稽戏，被强行普及到全国的城镇和农村。农民在锄地以前要面向东方致敬，工人在车床旁要朝着画像行礼。在学校，在机关，在医院的病床上，在飞翔几千米高空的民航机里，到处可以看到“早请示、晚汇报”这种无神论者做“弥撒”的奇景。

在北京的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我们就多次目击过，数十万群众为一句“最新指示”的发表，进行通宵达旦的“庆祝”和“欢呼”。林彪、“四人帮”一伙利用这种被赋予宗教色彩的现代迷信，在社会生活中制造了一条封建法西斯的政治逻辑，反对领袖个人就是反革命，反对林彪、“四人帮”就是反对领袖本人，因而也是反革命。林彪、江青、张春桥、谢富治等人制订的《公安六条》就明文规定：凡是反对林彪的都以“反革命”论处，凡是反对中央文革的都定为“反动行为”。随着他们反党夺权活动的加剧，这种政治逻辑的推理范围象数学概念上的“无限大”一样，每日每时都在随着不同的政治行情任意膨胀。于是，反对林彪的亲兵家将，反对江青的食客门徒，都统统属于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之列。据特别检察厅的调查证实，仅仅由于对林彪、江青一伙有一字一句损害而被定为“恶毒攻击”加以逮捕、判刑的，全国就有十万多人。在“四人帮”惨淡经营的上海，在“炮打中央文革”等罪名下制造的冤案错案就有二十四万九千多起，受到株连的无辜群众在一百万人以上。在那十年浩劫中，林彪、江青一伙掀起的现代造神运动，象一场拔地而起的龙卷风，不知破坏了多少温暖的家庭，不知窒息了多少无辜的生命。我们在全国各地采访中，耳闻目睹的各种无奇不有的冤案何止千万！一个老工人由于打扫领袖塑像上的灰尘，变成了“现行反革命”，被“专政”多年；因为他的手抓过座像的颈部，那姿势有“谋杀之嫌”。一个五岁的孩子在游戏中误把一枚像章挂到了小猫的头上，母亲就不得不抱着孩子一起接受“革命”的批斗。从人口密集的城镇，直到偏僻遥远的山村，印刷工人无意排错了一个铅字，贫农社员不慎喊错了一句口号，机关干部粗心地把印有照片的废报纸丢进了废纸篓……都毫无例外地成了“恶毒攻击”的“阶级敌人”。不言而喻，在这种政治条件下，那些敢于向林彪、“四人帮”以及他们制造的现代迷信挑战的人们，便不能不受到“全党共诛之”、“全 国共讨之”（林彪的话）以至“千刀割、万刀割”（江青的话）的惩罚。

张志新被割断喉管送上刑场，已为人所共知。遇罗克的遭遇宛如“一个冬天的童话”，也已家喻户晓。然而，如果翻一翻那地下室里堆积如山的档案，听一听人民群众饱含泪水的诉说，人们还会了解到更多至今仍隐姓埋名的人们可歌可泣的事迹。在我们熟悉的朋友中就有这样一位同志。这是一个勇敢纯真的南国女性，名叫林昭。由于她不愿意向风靡一时的现代迷信活动屈服，被关进了上海的监牢。但是，她坚持用记日记、写血书等种种形式，表达自己对真理的坚强信念，心甘情愿地戴着“顽固不化”的枷锁，过早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她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我们只知道这样一个消息：１９６８年５月１日清晨，几个“有关方面”的代表找到了她年迈的母亲，宣告林昭已于４月２９日被枪决。由于“反革命分子”耗费了一发子弹，她的家属必须交纳五分钱的子弹费。这真是使人毛骨悚然的天下奇闻！在中世纪被判“火刑”烧死的犯人无须交付柴火费，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用“电椅”处死的犯人也从未交过电费，唯有在林、江的法西斯统治下，人们竟要为自己的死刑付费，这不能不说是又一个“史无前例”的创造发明！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羞耻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如果全民族都真正感到了羞耻，那它就会象一头准备向前扑去而往后退缩的狮子”。经过了十年羞耻的退缩，我们民族终于象一头雄狮一样，冲出了封建专制和现代迷信的牢笼，勇敢地向林彪、“四人帮”一伙扑去，并把他们捕获到今天的审判台前。

（二）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要经历一个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的曲折过程。当林彪、“四人帮”这伙风云人物刚刚崛起时，人们还没有充分估计到，他们在耍弄反革命阴谋和权术上竟有着如此巨大的能量。现在，经过十年动乱之后，纵观他们全部犯罪活动的记录，人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在攫取个人权力上的贪婪无耻，他们在镇压群众时的狠毒无情，他们见风转舵的诡诈，他们指鹿为马的蛮横，可以说远在历史上某些暴君酷吏和奸党佞臣之上！中国古代有一个荒淫无道的殷纣王，为了同自己的爱姬打赌，一句话就把正在涉水过河的两人的双脚砍断。这件事在史书上被当作残暴的典型例证，受到人民的千古唾骂。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女皇”江青也只用了一句话便使成千上万的兄弟姊妹断股折臂，有些甚至丧失生命。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２日，江青在召见河南省群众组织的代表时，公然煽动群众“拿起武器”自相残杀。她的话一经传达，郑州等地立即成立了武斗指挥机构，拉起了庞大的武斗队伍，修筑了工事，配置了武器。

四天之后，郑州烟厂的硝烟弥漫，接着，开封化肥厂的枪声日夜不停。这两场武斗的结果是３７人当场毙命，２９０人伤残，３００人当了“俘虏”，其中两名“俘虏”被枪杀和活埋。事后，当人们向江青汇报这两次“战况”时，她竟听得眉开眼笑，连声称赞武斗指挥者的才能，说他是“杨子荣”式的英雄，他的事迹“可以写一本戏”。从这开始，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一场把千百万人民投入血海的“全面内战”的惨剧拉开了帷幕……是的，这是在众所周知的“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进行的。在这期间，我们党确实犯了令人痛心的“左”的严重错误，致使林、江一伙得以利用这种错误来进行自己的反革命勾当。但是，正如不能将医生的医疗事故造成的伤亡与强盗打家劫舍进行的凶杀相提并论一样，我们决不允许林、江反革命集团把自己货真价实的刑事犯罪诡辩成什么“路线错误”。特别法庭展示的大批罪证材料说明，对这伙破门而出的窃国大盗来说，实现“改朝换代”是他们的共同目的，施展阴谋诡计是他们的共同手段。受审的十名主犯每人都有一套残害忠良的鬼蜮伎俩，都有一本血迹斑斑的罪帐。他们象《西游记》里一群饱含毒汁的蜘蛛精一样，用颠倒黑白和无中生有的蛛丝，在中国的大地上织成了一幅大诬陷和大谋杀的罗网。从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到辛劳一世的掏粪工人，从南征北战的将帅到入伍不久的新兵，惨死在这幅罗网下的干部和群众何止万千！千百年来受到人民诅咒的宋代大奸臣秦桧，在陷害抗金名将岳飞时用过一个非常有名的“罪状”叫“莫须有”，意思是“也许有”罪，结果就使一位驰骋中原的民族英雄屈死在风波亭上。如果与林彪、“四人帮”一伙相比，秦桧在诬陷别人时还多少有些遮遮掩掩，而林彪、江青之流却要肆无忌惮得多！且以江青为例，她除了伙同林彪、康生、谢富治等人陷害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外，仅在有关单位保存下来的部分讲话录音中，她直接点名陷害的干部和群众就有１７４人，强加的罪名有四五十种之多。什么“叛徒”、“特务”、“汉奸”、“恶霸”、“走资派”、“反革命”、“里通外国”等等，不一而足。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２９日，江青到北京体育馆观看游泳跳水表演后，在几分钟的“即兴”演说中，就“即兴”地宣布了两个“反革命分子”的罪状。一个是有名有姓的“反革命”，罪状是“这个人很坏、最坏”，另一个“反革命”她连名字还不知道，但已判定了他的罪行。她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还有一个高个子，每次去都看到他好象要打我的样子，眼睛里充满对我们的仇恨，这个人关起来没有？不关起来也要弄下去劳动改造……。”毫无疑问，那个“高个子”很快就遭殃了。在这次审判中，当特别法庭判定江青等被告应对他们制造的各种荒诞无稽的政治谋杀案承担刑事责任时，他们虽然对大量血淋淋的事实无法抵赖，但却把 这一切推诿为“群众运动”的“过火行为”。这更是枉费心机。

在整个十年动乱中，鼓吹“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是他们，狂叫“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的是他们，煽动群众“不要担心过火行为”的也是他们。过去，他们把“群众运动”当做自己手中猖狂进攻的矛；今天，他们又把“群众运动”作为保护自己的盾。但这丝毫不能减轻他们各自的罪责，相反使广大群众更加清楚地看透他们“运动群众”的罪恶嘴脸。但是，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他们在公开利用“群众运动”的同时，还承袭了中外历史上一切反动阶级的共同手法，秘密地网罗死党，组织自己的“第五纵队”。爬上了“副统帅”高位的林彪，建立了特务组织大小“舰队”，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钻进了中央政治局的张春桥，还亲自在上海组织代号叫“２４４”的特务小组，暗中迫害大批干部和群众。试问，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些身居要职的新贵们还要在国家专政机关之外，建立直属于他们个人的秘密组织，从事“隐蔽的斗争”。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写到这里，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明朝的东厂和锦衣卫。这些“直接遵旨行事”的钦差，一面大讲“仁爱”的封建礼教，一面大兴冤狱捕杀志士仁人。看来，历史虽然前进了几百年，但在一切与人民为敌的丑类们的身上，仍然免不了要出现政治上的“返祖”现象。在林彪、“四人帮”这伙衣冠楚楚的“左派”们的背后，不正是露出了古往今来各种反动势力所共有的尾巴吗？

（三）林彪、江青一伙一面在“文化大革命”的名义下大肆毁灭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一面却居然把这场浩劫称作二十世纪中国的“文艺复兴”（林彪）。但是，这一比喻正如恩格斯嘲讽杜林时说的那样：“把鞋刷子综合在哺乳动物的统一体中，那它决不会因此就长出乳腺来。”

被恩格斯评为“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的文艺复兴，不仅在政治思想领域用“人道”代替“神道”，用“人权”代替“君权”，用思想解放代替宗教桎梏，而且在文学艺术的园地里为人类造就了多少象达-芬奇这样的艺术巨匠，留下了多少如《蒙娜丽莎》这样的艺术珍品！那么，被林、江一伙标榜的中国的这场“文艺复兴”究竟为人类创造了一些什么？又为人类留下了一些什么呢？身历其境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证词”。１９６６年的秋天，这场浩劫开始不久，我们就在首都目睹了许多触目惊心的景象。在五四运动发祥地的北京大学，一批素负盛名的学者、教授和科学家们的脸上涂着墨汁，头上套着纸帽，任人侮弄。在一个文化机关的图书馆门口，一场“破旧”、“焚书”的“盛典”正在进行，两根竹竿挑起一块横幅，上面写着“送瘟神”三个大字。一堆一堆图书被七手八脚投进冲天的烈火里，不管是莎士比亚还是托尔斯泰的名著，也不管是司马迁和王实甫的作品，都在滚滚浓烟中化为灰烬……。这种似梦非梦的情景使许多善良的人纳闷，如果“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要把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都贴上封资修的标签奉送给剥削阶级，那么，这场“革命”的结果，又拿什么留给“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己呢？在林、江反革命集团的煽动和指挥下，“焚书”和“坑儒”同时并举。知识分子不仅遭到体罚，还得忍受“触及灵魂”的“辱刑”。如果把他们遭受迫害的经历汇集成书，这部巨著的篇页不知有多么浩繁！在这里，我们谨向读者介绍发生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事。

中国昆虫学会理事长刘崇乐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动学阀”。这位年近七旬的昆虫学家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全身浮肿、步履蹒跚，但仍被押解去农村参加三秋劳动。连昆虫没有足够的食料都难以生存，而这位病弱的老人却长期食不果腹。有一次，他饥饿难忍，颤颤抖抖地去拣食掉在地上的玉米粒，马上挨了几个耳光，刚进嘴的玉米粒又被迫吐了出来。接着，“勒令”他去走独木桥，他摇摇晃晃，在一阵哈哈的狞笑声中跌落河里。就这样，这位享有盛名的学者，被一种他从未研究过的“毒虫”折磨死了。动物研究所还有一位副所长，在浩劫来临前就离开人世，但仍逃脱不了死后受蹂躏的恶运，他的骨灰盒从八宝山被搬出来“杀鸡儆猴”；当着许多科学家的面给用铁锤砸碎，浇上汽油点火焚烧。人们知道，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迫害科学家，主要因为他们发表了触犯《圣经》、不容于人们愚昧偏见的学说，可是，在“文化革命”下的中国，一些早为人类文明史所证明的常识，也会成为讨伐的对象。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上海办了个《自然辩证法杂志》，搜罗一批“造反派”在自然科学领域里“造反”。这家杂志的一个把关人连数学上“无限大”的符号“∞”都不认识，审稿时质问为什么要把“８”字横写。就是这么一伙人，象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终于发现现代物理学的基础理论“相对论”，就是哲学上的“相对主义”，把爱因斯坦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他们振振有辞地说，现代生物学的基础理论遗传学是“龙生龙、凤生凤的反动血统论”，把孟德尔划为“剥削阶级的代表”。这个反革命集团好比一个石磙子，在中国的科学文化园地上滚过来，滚过去，撞倒树木，摧毁花草；把泥土压硬压实，使任何种子都难以萌芽生长。科研单位被撤销，科研人员下放改造，文艺团体被迫解散，刊物和文化馆站停办，文化古迹受到令人痛心的破坏。司马迁身受腐刑还能公开地著述《史记》，哥白尼虽遭迫害尚可自由地观察星辰。可是，在“全面专政”下的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却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地下活动”。他们有的在监狱里进行科研，有的在“牛棚”里从事创作，有的在专政队苦练台步…… 尽管他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但仍然无法填补林彪、“四人帮”在光照千古的中国文化史上造成的大段空白。文艺复兴冲破了中世纪的蒙昧主义，而“四人帮”却把启蒙人民的教育事业当作死敌。无休止的动乱，“停课闹革命”，使我国三亿多青少年丧失了正常受教育的机会。江青一伙还不停地在如同荒原的教育园地上斩草除根，宣称学校只需设一个“斗走资派专业”，大反智育。那十年对文化悠久的中国是一次大反动、大倒退。它摧残了我们民族的美德，毒化了良好的社会风尚，破坏了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培育起来的高尚的精神文明。那时，无知不为耻，伸手要官是“革命行动”，结帮夺权 叫“造反精神”。行凶、抢劫、无赖、欺诈、告密、伪证，象“虎列拉”一样在中国的大地上猖狂蔓延，一批文盲加流氓式的“英雄人物”应运而生。每个时代都造就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恩格斯赞扬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而人们将如何评价中国的这场“文艺复兴”呢？说它“是一个需要罪犯而且产生了罪犯——在残酷野蛮、愚昧和无知方面，在只有兽性而没有人性方面的罪犯的时代！”这也许是符合事实的确切结论。

（四）在采写这篇报道的过程中，特别法庭提供的大量罪证材料使我们深切地感到，用封建专制来任意践踏社会主义民主，用现代迷信来疯狂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是林彪、江青一伙最大的罪行，也是我们民族遭受十年磨难的症结。当世界人民取得反法西斯的伟大胜利以后，民族和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即使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当权者要镇压人民群众或迫害自己的政治对手，也不得不把法律当作自己的遮羞布。然而，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竟敢随心所欲地囚禁和杀害国家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实行封建法西斯的独裁专政。这不能不说是社会发展史上一种极其罕见的反常现象。

在特别法庭的审讯中，反革命主犯江青毫不掩饰地供称，她就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另一名主犯陈伯达也供认“文化革命”就象“发疯”一样。借用他们的话来形容那动乱的十年是再也确切不过的了。那的确是这帮反革命分子“无法无天”的“发疯”的时代！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在那些年月里，林、江反革命集团在扼杀社会主义民主和摧残社会主义法制方面，曾经制造了多么荒谬反动的理论，动用了多少残酷野蛮的手段！林彪杀气腾腾地把“无产阶级政权”解释为“镇压之权”，张春桥穷凶极恶地叫嚣要对人民群众实行“全面专政”。他们把社会主义民主当成自己任意玩耍的摆设，给社会主义法制强加上“阶级调和”的罪名。就这样，中国人民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变成了一堆废纸，由一伙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把持的“中央文革”变成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绝对权威”。只要他们一句话、几个字、画个圈，深受人民拥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会销声匿迹，劣迹多端的政治流氓就会冲天而起。特别法庭用大量确凿的证据说明，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被迫害致死，就是民主、法制横遭蹂躏的一个典型事例。江青一伙擅自“批准”中南海造反派对国家主席进行“批斗”和“抄家”，张春桥之流公然“指示”北京红卫兵掀起“打倒刘少奇”的运动。特别令人震惊的是，剥夺国家主席的职权，囚禁国家主席的人身，根本无视宪法规定的程序。就凭一批“大字报”，几本假材料，亿万人民选举的国家元首便被“盖棺论定”了。查遍中外历史，难道还能找到比这更加“无法无天”的事例吗？正是在这种超法律的“镇压之权”的统治下，人民的生命财产朝不保夕，国家的正常秩序被破坏殆尽，生产长期陷于停顿，经济面临崩溃边缘，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知识分子饱受倒悬之苦，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被拉回到了黑暗的深渊……

但是，林、江一伙的倒行逆施，从反面向中国人民揭示了一个真理：丧失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就会丧失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一切，人民必须用前仆后继的斗争来捍卫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１９７６年春天，中国人民对“四人帮”一伙的仇恨和反抗象火山一样爆发了。如同古代那些身穿白衣白甲的哀兵举起丧旗发难一样，压制对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悼念，激发了一场酝酿蓄积已久的革命风暴。

这场被历史学家称为“四五运动”的高峰出现在首都北京。五十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解放军官兵涌进了天安门广场。从这里传向世界的声音有哭泣，有怒吼，有血有泪，但总的基调是要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是要推翻“四人帮”的法西斯统治！这是中国人民对“四人帮”举行的一次缺席审判。尽管这伙罪犯当时还大权在握，逍遥法外，但正义的力量已经在政治上宣判了他们的死刑！现在，这伙反革命罪犯终于被押上了法庭的被告席，亿万人民的心愿实现了。它表明，不管道路多么艰险曲折，人民的意志终将胜利。中国人民总结了自己惨痛的教训，决心铲除产生祸害的根源，同心同德兴建一道不可侵犯的社会主义法制的长城。这是真正保卫人民权利的铜墙铁壁！

今天，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判结束了。

从天安门的声讨到正义路的审判，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如果说五年前人民的奋起，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段暗无天日的旧岁月的即将终结，那么，五年后法庭的判决，则宣告了一个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新时代的开始。马克思早就作过这样的科学论证：历史总是要不断地前进，“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人类也总是要不断地前进，总是要“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庄严宣判，表明中国的历史已把十年动乱中那种无奇不有的“生活形式”送进了坟墓，表明中国人民已经同自己灾难深重的“过去”诀别！在不可抗拒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最后的回光返照终于消失了。当我们离开特别法庭驱车返回时，在雄伟的天安门广场，在庄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人们正在凛冽的寒风中等候着特别法庭对罪犯们判决的结果。是的，重温十年浩劫的历史，不能不又一次勾起人们内心的伤痛。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一次毁灭性的地震之后，清理废墟上的败瓦残砖，是为了重整田园，兴建新的大厦。在一场灾祸酷烈的“政治地震”之后，我们的人民已变得更加清醒和成熟，我们的国家重新焕发出了勃勃的生机。人们满怀信心地预计，在中国共产党的光辉旗帜下，一座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大厦必将在新的神州大地上巍然屹立。多难兴邦，义师必胜。对于久经忧患的民族，对于饱受坎坷的人民，还有什么样的荆棘、泥沼、山岗能阻挡他们前进的脚步？一支不忘以往苦难和屈辱的队伍，是任何力量也无法战胜的！（源于2016-09-06 07:38:38分柯云路的博客—新华社北京1981年1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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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邓小平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给毛泽东主席的一封信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 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 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 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 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 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 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 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 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 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 来。总之，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 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 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 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 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 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 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 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 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文章摘自《四月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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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刊登的文章《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

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先生，毕生致力于发展中国的传记文学，他曾说：“中国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

什么是传记文学？给出一个精确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不过可以简明扼要地给传记文学这样一个定位：“传记文学是讲给人民大众听的、客观真实的历史故事。”

要求人民大众去一字一句攻读枯燥的专业历史论文，或所谓的“正史”，显然是不现实的。作为中国人，读过正史《三国志》的寥寥无几，读过《三国演义》的却不计其数。因为《三国志》是写给专家学者看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很差；而《三国演义》是写给大众的读物，首先注重就是趣味性和可读性，因此赢得了无数的读者。

不过脍炙人口的《三国演义》只能算是“文学”，并不能算是“传记文学”，因为它的真实性太差了，即使谈不上“肆意篡改历史”，说它与真实的历史相差太远，也毫不过分。《三国演义》的作者并不是站在第三者的旁观立场上，客观地描绘这段历史，而是完全站在书中人物的立场上，违背历史真实地拔高刘备和贬低曹操，这就违背了传记文学的“真实性”原则。

话题转到我们的正题：毛泽东和文革。现在中国关于文革和毛泽东的书，可以说多得不计其数，这里且不讨论有关这方面的专业学术论文，专门讨论一下写给人民大众看的“通俗读物”。虽说这种读物的数量也不算少，但绝大部分并不让人满意，又再一次印证了百年前胡适先生的话：“中国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

现在关于毛泽东和文革的书，主要有三大问题：

第一大问题是作者的立场性太强。很多作者不是站在书外的第三者立场，作为旁观者来讲述，而是作者自己跳到书里去，站在书中人物的立场上说话。这样的书，要不然成为作者宣扬自己政治理念的宣传品，要不然惧怕政治压力，处处掣肘，不敢畅所欲言，达不到“传记文学”的要求。

第二大问题是选材缺乏客观性。真实的历史人物，绝不可以简单地划分为“好人”或“坏人”，每个历史人物，都有令他光荣的事情，也有令他不光彩的事情。在描写历史人物的选材时，应该做到客观公正，既选他光荣的事情，也选他不光彩的事情，就像鲁迅所强调的那样，在写人物传记时必须顾及全人。鲁迅说：“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自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

毛泽东虽然生气，但他也没有被愤怒冲昏了头脑，直接去找刘少奇问罪。因为这样就成了莽汉的吵架，太没有政治斗争水平了。毛泽东绕过刘少奇给周恩来打电话，用质问的口气说：“这么重要的会议，为什么不让我参加？这次社教究竟要搞什么？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什么？都没有完全搞清楚。为什么不让我谈谈我的意见呢？我有话要讲！我虽然退居二线了，还是可以讲些话的吧？”

毛泽东给周恩来打电话的用意有两个：第一个用意是把他的不满，通过周恩来转告给刘少奇；第二个用意是表示对周恩来的信任，拉拢周恩来和他一起反刘少奇。

周恩来是非常成熟的政治家，他马上领会的毛泽东这个电话的用意。周恩来明显地感到，近年来毛泽东开始疏远刘少奇，而向自己靠近。尽管毛泽东多次有意无意地向周恩来透露他对刘少奇的不满，但周恩来从来没有发表过自己的意见，这次也是一样。周恩来立即在电话中回答说：“我马上把主席的意思转达给少奇同志。我们大家都欢迎主席来讲话，这个会一直要开到12月28日才结束，请主席12月20日过来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好吗？”

毛泽东很满意周恩来明白自己的心意，立刻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决定12月20日去参加会议。于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会议，就在紧张的气氛中召开了。

参加12月20日这次会议的人，都知道毛泽东今天来开会是冲着刘少奇来的。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偏偏刘少奇这天为马上要开幕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准备工作而缠身，以分钟为单位安排的日程表，从早上就一环接一环往后拖了五分钟，一共办完六个议事。结果刘少奇在毛泽东已经入座后，居然还没有到场。

前面说过，毛泽东是永远最后一个进场的，在毛泽东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等”这个字，况且，他今天就是应刘少奇的挑战而来的。毛泽东见刘少奇本人还没有来，于是很不高兴地用讽刺的口吻说：“我们的秦始皇哪里去了，怎么不积极了？”近年来，毛泽东一直把刘少奇戏称为“秦始皇”。

大家都抿着嘴不吭声，还是邓小平有胆量，回应毛泽东说：“少奇同志说马上就到，让我们先开始。”

毛泽东气呼呼地说：“这样重要的会议，许多情况我却不了解，也没有人向我汇报。我还是党的主席，就已经遭到这样的待遇，以后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很难说了。依我看，你们这两年来右倾很严重，从三届人会的准备工作就表现出来了。”

“说曹操，曹操到”，毛泽东这边话音刚落，刘少奇就匆匆忙忙地进门来了。大家以为刘少奇要先到毛泽东面前，为自己的迟到道歉几句，可是今天的刘少奇像吃错了药，一改平时对毛泽东毕恭毕敬的姿态，只是礼节性地朝毛泽东点点头，或者说是事务性地朝毛泽东点点头，淡淡地解释一句：“有点事情被缠住了。”

毛泽东心情不快，撇了一下嘴唇，又用讽刺的口吻对刘少奇说：“你现在是个忙人，我是个闲人。你来了你就先讲话，发一个号令嘛，因为你是国家主席嘛。”然后毛泽东转向大家说：“今天由少奇同志主持会议吧。”

建国以来，只要是毛泽东参加的会议，理所当然毛泽东便是会议的主持人。今天毛泽东居然一开金口，让刘少奇主持会议，大家摸不着毛泽东的意图，既不好说反对，也不好说赞成，于是大家就干脆把眼睛从毛泽东那里移开，每个人低着头，面无表情地装作看桌上的文件。

刘少奇当然也不至于傻呵呵地真的主持起会议来，他比谁都了解毛泽东，会议主持人意味着主舵方向，这个大权，只要毛泽东在，就非毛泽东莫属。于是刘少奇急忙再三执意推却，毛泽东似乎满意地咬了一下嘴唇，改口说：“那么就请少奇同志先讲话么。”

刘少奇以为自己推掉毛泽东让他主持会议的建议，谦逊的姿态也表了，毛泽东应该满意了，于是就不再推让，首先开始发言起来。

自从毛泽东搞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惨败后，他不得不退居二线，由刘少奇在一线主持国家经济和恢复和调整。这几年刘少奇主持搞经济恢复，十分成功，这使得刘少奇的威信骤然上升，他自己也不免有点飘飘然起来，甚至放肆地自喻自己是“非常时期大总统”。

随着刘少奇的威信和地位的上升，很多中央高干和地方大员，渐渐开始把刘少奇奉为神明，在党内逐渐形成一种不成文的“看法”：毛泽东是一个过了时的革命家和军事家，不懂经济，毛泽东领导干革命、打江山是英明伟大的，但让他来领导搞经济建设就不行了。今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毛泽东这样不懂经济的人，就好比旧时代的恐龙，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让位给刘少奇这样懂经济建设的人来领导。”

在这种“看法”的笼罩下，毛泽东的话，在党内越来越被当成是耳边风。虽说表面上人们对他的态度还是那么毕恭毕敬，可是转眼就把毛泽东的话丢到脑后去了。毛泽东也明白自己的处境，一次会见外宾的时候，他对外宾幽默地说：“他们把我当作死去的祖先，供在庙里，涂了金粉，束之高阁。”

我们还是把话题转回到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在众人的目光聚集下，开始讲话：“开了几天会，几个同志发了言，讲了不少问题，提出了问题，基本点是一致的：就是必须下去蹲点……”刘少奇的讲话内容中，丝毫没有提到毛泽东，果然是把毛泽东当成“死去的祖先”。

刘少奇滔滔不绝地讲下去，毛泽东看着刘少奇，脸上的不爽表情越来越明显。过去刘少奇讲话，不时要停下来征询一下毛泽东的意见，表示对毛泽东的尊重。刘少奇在1945年的七大报告中，有104处说到毛泽东的名字，1956年的八大报告中4次说到毛泽东的名字，而到了1964年的今天，刘少奇似乎忘记了毛泽东的存在，只顾讲自己，居然一次也没有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更没有任何要向毛泽东征询意见的表示。

刘少奇继续说：“地富反坏当了权都坏，不会有什么好的，问题是贫下中农当权。只要把这个经验整理出来，对全国的‘四清’运动都是有启发的。王光美的经验也是有重点的……”刘少奇这里说的“四清”运动，主要是整顿农村基层干部多吃多占集体财产的问题，所谓“四清”就是清账、清仓、清财务、清工分。

毛泽东见刘少奇既不提到他，也不来征询他的意见，只得主动打断刘少奇的话，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

这里毛泽东说的“四不清”干部，指的是有经济问题的基层干部，即账目不清楚，仓库不清楚，财务不清楚，工分不清楚。毛泽东继续说：“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我们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要管那些当权派，共产党的当权派！他们带头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群众出几个贪污的，多吃多占的，算什么！”

毛泽东又一次把他独创的新名词亮出来，就是咄咄逼人的三个字“当权派”。无独有尔，十 二年前的1942年，毛泽东发明一个“宗派”的新名词，掀起了延安大整风，把得宠斯大林于 一身的王明从赫赫显要的党内第一把交椅上成功地拉了下来。现在毛泽东说的“共产党的当权派”，不是别人，正是刘少奇自己。只要刘少奇稍微一个转念，就不难悟出“当权派”这三个字里隐藏的凶兆！

是刘少奇一时糊涂了？还是刘少奇豁出去了？毛泽东说“中心问题是整党”，刘少奇却提出不同看法，说：“整党当然重要，但群众中也有严重的歪风邪气，不整也是不行的。‘四不清’分子有相当的势力，已经成为一个大的集团，抓不住他们，他们就要造反！”

过去的刘少奇，极少在会议上与毛泽东唱反调，一旦看到毛泽东的不满，就立即修改自己的主张，消除与毛泽东的分歧，或者通过自我批评达成谅解。但今天的刘少奇，已不再是过去那个刘少奇了，开始公然与毛泽东唱反调了。

毛泽东心中的不爽和不满，进一步发展到生气，他反驳刘少奇说：“群众中的歪风邪气当然要整，但首先要整党，整当权派。对待群众中的问题和对待当权派的问题，处理不能完全一样，要有个重点。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的关键，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杜甫有一首诗中说‘擒贼先擒王’，这句话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豺狼倒了，剩下的狐狸再慢慢‘清’嘛。群众就怕你不搞那个大的，不搞那个当权派。”

刘少奇也不退让，继续与毛泽东唱反调，说：“当权派也要具体分析。有些坏干部与地富关系很密切，地富反坏分子混进组织，包括漏划的地富变成贫农和共产党员，也是当权派。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名种矛盾交叉。”

毛泽东有点不耐烦地说：“不管有多少矛盾交叉，首先要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再次唱反调，说：“对于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是有的，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还有什么‘派’？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被刘少奇问住了，一急之下，脱口说出：“张霖之就是。”张霖之是煤炭部部长。

中国人都是死要面子的，明知自己错了，但为了面子，不仅死不认错，还要坚持错误。毛泽东作为中国人，也很难免俗，他明白自己刚才是一时的气话，不能算数的，但他也不肯收回这句话。后来毛泽东这句随便脱口而出的气话，“文革”时居然被红卫兵奉为圣旨，把张霖之活活打死。

与会的常委们见毛泽东说出气急败坏的话，却没人敢出来调解，大家的目光都投向周恩来，希望他出面来调解一下毛主席和刘主席，这两位主席的对立情绪。

周恩来本是党内调解矛盾的高手，各种人事矛盾经周恩来一调解，常常都能化干戈为玉帛。要是在往常，早在两位主席搞得这么僵之前，周恩来就会出来打圆场了。可是今天，周恩来也一反常态，垂下浓密睫毛，两眼看着桌上的文件，右脸的酒窝不再有表情呈现，一言不发。

周恩来不出来打圆场，其他人就更不敢说话了，连邓小平也耸拉着他那下斜的眉毛，会场陷入死寂一般的沉静。

毛泽东见众人都不说话，只好转开话题说：“‘四清’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重点就是当权派。抓不往问题的关键，工作就会走了样。”

刘少奇却不买毛泽东的帐，在众高官的沉默中，继续一个人唱反调说：“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这是主要的。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名种矛盾交叉在一起……”

毛泽东打断刘少奇的话，说：“不要听一些人散布的什么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哪个朝代没有四不清？什么时候没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

刘少奇也打断毛泽东的话，说：“恐怕不能太绝对了。现在矛盾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立即反问说：“矛盾的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刘少奇也不示弱说：“总不是社会主义性质。”

毛泽东用他惯用的拔高手法，再次反问说：“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

刘少奇也用他惯用的政务说教，有理有据地说：“矛盾的性质是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也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表面上看上去一言不发的众高官们，内心中都在进行自己的思考。他们在理性上同意刘少奇的说法，但在感情上，又是同情毛泽东的。这些高官们能有今天的地位，或多或少受到毛泽东的提拔、重用和关照，他们对毛泽东怀有感恩之心。他们也知道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鼎力扶持，刘少奇不会有现在的地位。看到今天刘少奇这种对待毛泽东的态度，自然让不少人对毛泽东同情起来。

毛泽东似乎辩不过刘少奇，只好用自嘲的口吻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还是应该有个秦始皇，如果要有秦始皇是谁？就是你刘少奇，我只配给你当助手。同志们说对不对呀？我给刘少奇当个助手行不行呀？我现在已经没有刘少奇这个权威了，只能当下手。”

两位主席弥漫着火药味的唇枪舌战，与会的常委们没有人敢站出来趟浑水，既没有人站出来支持毛泽东，也没有人站出来支持刘少奇，会场鸦雀无声。从延安时代起，每当毛泽东与王明等人发生路线斗争冲突时，刘少奇总是挺身而出，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确立了毛泽东与刘少奇政治联盟，同时刘少奇也成为毛泽东的最亲密战友。让人们意想不到的是，如此几十年如一日亲密无间的老战友，居然也会反目成仇。

会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各自坐着自己的大吉斯轿车离去，周恩来布置了几句第二天的事情，也匆匆地离去。这时周恩来不愿意在毛主席和刘主席之间留下任何悬念。留下没有必要的疑惑，是政治家最容易失足的盲点，作为职业政治家的周恩来，对自己的一言一行总是小心谨慎到滴水不漏。

三位领导人一走，剩下的政治局常委们，纷纷议论起来。这些政治局常委，都是当今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满足自己现在这个多年浴血奋战得来的地位，认为你死我活的革命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到了安安稳稳坐享胜利果实的时候了。他们不希望政局变来变去，从心底里由衷地盼望运动不起，斗争不来，世态不变，自己的官位可以稳稳当当地坐下去。

如果党内第一号人物毛泽东，和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反目的话，势必在党内引起一场大震动，势必进行一次权力的再分配和大洗牌。这样一来，他们这些现任的政治局常委当中，肯定会有不少人丢官，这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常委们真心地希望毛泽东与刘少奇重归于好，希望现在的太平形势维持下去。

常委们都熟知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为人，知道他们两人都是要面子的人，不会轻易认输认错。因此常委们冥思苦想，设法为毛泽东和刘少奇搭一个台阶，让两人不失面子地走下台来，言归于好。这时有人想起，再过几天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如果借着给毛泽东祝寿的机会，让刘少奇和毛泽东换个话题好好谈一谈，叙叙旧，或许两人也就一笑泯恩仇了。

这的确是个好办法，只是毛泽东没有生日祝寿的习惯，必须有谁去说动毛泽东办一次生日寿宴。在这些常委当中，近年来与毛泽东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陶铸和罗瑞卿，于是两人受大家之托，去见毛泽东。

陶铸和罗瑞卿驱车赶往毛泽东住的中南海菊香书屋，去讨毛泽东的生日喜酒，想借生日宴会的名义，为毛泽东和刘少奇这两位昔日的战友，搭一条和解的喜鹊桥。中国人自古以来有以喜冲凶，以寿迎喜的习惯。

陶铸是湖南人，与毛泽东是同乡，又比毛泽东小15岁，是那种称毛泽东为大哥也不奇怪的关系。而且，陶铸和毛泽东一样，有一股子辣脾气，不过如果与他的湖南老乡大辣子彭德怀相比，陶铸就算不上真正的湖南人了。陶铸率直，但更注重行动，做起事来雷厉风行，这次出面劝毛泽东举办寿宴，可以说是非他莫属。

罗瑞卿是四川人，可是他并不矮。中国出了一个四川人邓小平，邓小平的名气往往误导人们认为四川人就是矮个子。看看罗瑞卿就知道，他的腿特别长，与他那不离身的军装非常相配。可是作为共和国戎马倥偬、身经百战的大将军，罗瑞卿的脸部构造显然太过斯文了，不知道底细的人，会误认为他是一位教授。罗瑞卿那轮廓鲜明的细长双眼，像用竹片切开一样地清秀，笑起来不露牙齿，显得他有一种内在的神经质，这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与他后来遭受迫害自杀未遂也许有内在的关系。

这两位德高望重的共产党高官，心中忐忑地来到毛泽东的菊香书屋。因为毛泽东是一个不从轻易听人劝告的伟人，要说服毛泽东破例搞一次生日宴会，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果然，陶铸一开口，毛泽东连想都没想，一句话就顶回去，说：“以前有规定，中央领导人不做寿。”

陶铸也不是等闲之辈，多年的跟班，对毛泽东不愿用公款请客的作派，孤高的脾气，不敢说是了如指掌，也可以说是心领神会。陶铸知道毛泽东不会用公款请客，就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突然猛拍一下他那平平的脑后门，好像忽然想起来似地，脱口说：“主席，不是做寿啊，我们就是想请主席拿出一点您的稿费，请请客嘛。”

毛泽东早就成为中华第一的“畅销作家”，《毛泽东选集》四卷的稿费，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陶铸这个甚至略带撒娇的建议，不仅满足了毛泽东作为“畅销作家”的虚荣心，也满足了毛泽东作为开国之父的成就感，更提供了毛泽东想做又拉不下脸做的事，那就是隐藏在毛泽东心底与刘少奇讲和的愿望。毕竟毛泽东马上就71岁了，到了人生古来稀的年龄，总会不由地生出怀旧的心境，更会生出思念旧人的旧情。

毛泽东装作左右为难的样子，然后以一个尊者的口吻说：“既然你们都要我请客嘛……，那我就请吧。”

毛泽东一旦露出好商量的口吻，马上变成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孔，一双下斜的眼睛有一点眯起来，眼角的鱼尾纹灿烂地绽开。陶铸和罗瑞卿顿时心头一热，更加庆幸他们今天的大胆。他们多么希望这个时候刘少奇也和他们一起，坐在毛泽东慈爱的鱼尾纹眼睛之下，仰望这令人感动的一幕。如果真是这样，也许天翻地覆的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发生，也许罗瑞卿一年后（1965年）的悲惨遭遇，陶铸两年后（1966年）的悲惨遭遇就会化为乌有！命运的安排，就是这样使人惆怅，正是应了毛泽东那句千古绝唱：“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陶铸和罗瑞卿兴奋地相互对视一下，一前一后地说：“生日寿宴请汪东兴同志和江青同志筹备吧？”

连这个细节他们都替毛泽东考虑周全了，毛泽东高兴地说：“叫东兴来。”

汪东兴是护卫了毛泽东十八年的警卫长。汪东兴可以说是在中国工农红军中长大的，1930年仅14岁就参加了革命，1932年16岁入党，是名副其实的“红小鬼”。自从汪东兴1947年当了毛泽东的警卫长，他的好运就一直持续下来，其实这与汪东兴的改名有很大的关系。

汪东兴原名“汪冬兴”，参加了革命，识了字以后，他了解到太阳升起的“东”，比寒冷的“冬”更吉祥、更明亮，于是就给自己改名为“汪东兴”。中国古代历来有姓氏学，一个人的名字，有时候因为“天时地利人和”会交好运。当汪东兴被介绍给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还没有见到汪东兴，就同意汪东兴来作自己的警卫长。这一个是汪东兴的“红小鬼”经历，另一个就是汪东兴的名字。毛泽东觉得汪东兴的名字吉祥，有“泽东兴旺”的寓意。

陶铸和罗瑞卿看到毛泽东打发警卫员去叫汪东兴，马上知趣地退了出来。从毛泽东住处出来后，两人乘胜追击，驱车直奔中南海中刘少奇的住处福禄居。

陶铸和罗瑞卿本以为刘少奇得知他俩争取到毛泽东开生日宴会，会喜出望外，因为这是刘少奇不失面子地主动与毛泽东和好的一个大好机会。可是刘少奇听到这个消息后，脸上的表情无动于衷，丝毫没有高兴的表示，这让陶铸和罗瑞卿十分意外。不过两人还是苦口婆心地劝刘少奇，在毛泽东生日宴会上，借机向毛泽东赔个礼，道个歉，毕竟毛泽东是第一把手，总不好让第一把手向第二把手低头道歉吧。

听了陶铸和罗瑞卿的话，刘少奇既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只是谈谈地说：“谢谢两位的好意。”

陶铸和罗瑞卿心中有点纳闷，难道刘少奇吃了秤砣，铁了心要与毛泽东闹翻吗？两人见刘少奇没有多谈的意思，只得告退出来，王光美送他们到门口。临走时，两人又用诚恳的语气，再次拜托王光美好言相劝刘少奇，一定要在毛泽东的生日宴会上，给毛泽东赔个礼，道个歉，缓和一下两人的紧张关系。

王光美却也淡淡地回答说：“我也正想与少奇谈谈心呢。”

这个似答非答的回话，让刘少奇断送了政治生命，甚至肉体的生命，这是后话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人们把中国共产党内的四位德高望重的领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称为“四大领袖”或“四巨头”。新中国的六个最高职位：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都由这四巨头包揽。毛泽东任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刘少奇任国家主席，朱德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兼全国政协主席。除了刘少奇被打倒以外，其他三人都是到死为止的终身任职，无人能撼动他们的位置。

首先简要介绍一下“四巨头”的来历。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的农民军700多人登上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块“农村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队的残部2000多人，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的农民军会师，两者合并成为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朱德带来的人多，所以朱德任红军总司令；而井冈山的地盘是毛泽东的，所以毛泽东任总政委。中共的体制是政委有最后决定权，实际上毛泽东成为了红军的最高领导人。

虽说毛泽东是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但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还必须接受党中央的领导。那时中共的实际领导人是王明，可是毛泽东的名气，却反过来大大超过他的顶头上司王明。这是为什么呢？

最巧妙的宣传，不是自己出钱出力去搞宣传，而是让别人出钱出力来替自己宣传，毛泽东正是巧妙地利用敌人来宣传自己。他领导的红军所到之处，就在墙上写上一个革命标语，然后署名“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这样一来，新闻报纸马上把红军称为“朱毛红军”，国民党更是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宣扬要剿灭“朱毛匪军”，磨刀霍霍地扬言要“杀朱拔毛”，甚至还编了儿歌“出了朱德毛泽东，杀人放火样样干。”

毛泽东和朱德借着敌人的宣传力量，一举成为中国共产党最著名的人物。当时中共还是一个秘密组织，并不公开自己的最高领导人，所以即使是在红军中间，一般的红军士兵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但是从敌人大肆开动的宣传机器那里，都知道了毛泽东和朱德的大名，很多人都误以为毛泽东和朱德就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这个由敌人宣传起来的名声，对于他后来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我们后面还要提到。

就在毛泽东把江西“农村根据地”搞得有声有色的时候，周恩来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总部悄悄地进入了中共最高领导层，党内的地位已经高于毛泽东。毛泽东的性格放任，攻击性强，不太听话，很难让上司喜欢。所以毛泽东这个人，要不然当第一把手，要不然什么都不当，他是不适合给别人当副手的。毛泽东带队伍上井冈山时，是违反上级指示自作主张，而不是遵命行事。只是因为毛泽东在井冈山搞得好了，上级党中央才追认了他的行为。而周恩来的性格与毛泽东相反，自制沉稳，亲和力强，比较听话，上司一般都很喜欢，是非常理想的当副手的人才。

1931年党中央从上海迁到江西根据地后，因为毛泽东说话放肆，不听话，上级领导们都不喜欢毛泽东，很快他就被撤掉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被排挤出军队，只保留一个象征性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高级虚职。之所以还给毛泽东保留一个高级虚职，是因为他在敌人那边的名气太大，如果毛泽东被撤职的消息传出去，就会大大鼓舞敌人，这是中共领导层所不愿看到的。后来红军长征时，有人又提出把不听话的毛泽东留在江西，不带他去长征，可是上级领导们还是考虑到，如果大名鼎鼎的毛泽东被国民党抓住或打死，就会大大鼓舞敌人的士气，所以最后还是决定带着毛泽东一起长征。这些都是后话。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说毛泽东被撤职的事。不听话的毛泽东被撤职后，听话的周恩来接任红军总政委，在一段时间当中，周恩来成为红军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成为周恩来的部下。周恩来上任后，请来两位高人当他的左右手：一位是外国军事专家李德，另一位是留洋将军的刘伯承。周恩来请李德当军事顾问，请刘伯承当红军总参谋长。

李德是德国人，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军事顾问，毕业于苏联著名军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并亲身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科班出身的职业军事专家；刘伯承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三年，是中共将领中极少的在外国学过军事的“留洋将军”。

当时周恩来按照“常识”来思考：毛泽东只是一个国内二流师范学院毕业的大专生，除了读过几本《水浒传》之外，没学过任何军事理论，勉强算一个“业余军事家”吧。相比之下，李德是外国军事专家，刘伯承是留洋将军，他们的军事指挥水平，理所当然应该比毛泽东高明很多吧。即使把这件事放在今天，我们也不应说周恩来选择李德和刘伯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一个是外国专家，一个是留洋博士，而毛泽东不过是一个专业不对口的大专生，不管从哪个标准选，也不会选毛泽东吧。

可是事实超出了周恩来的想象，真的打起仗来，李德这个外国专家和刘伯承这个留洋将军，还真不如毛泽东这个专业不对口的大专生。这时周恩来才明白过来，毛泽东是一个军事天才，对于天才来说，“常识”的标准是不适用的。1935年遵义会议的时候，周恩来主动支持毛泽东重新回来指挥军队，并甘当毛泽东的副手，树立起毛泽东在军队中的领导权。

周恩来虽然成为毛泽东的副手，真心辅助毛泽东，但他在军队中还是有相当的势力，甚至大大超过朱德这位军界元老。抗战爆发后，中共建立两支武装“八路军”和“新四军”，八路军总司令是朱德，但八路军的实际领导人是毛泽东，而新四军的实际领导人则是周恩来。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八路军是毛泽东的嫡系部队，而新四军是周恩来的嫡系部队。

抗战结束，解放战争开始后，中共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改编成为解放军，到1949年形成五大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兵员16万，司令员彭德怀；第二野战军，兵员28万，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第三野战军，兵员82万，司令员陈毅；第四野战军，兵员150万，司令员林彪；华北野战军，兵员24万，这是毛泽东直接领导的部队。第一野战军是亲毛泽东的部队，第二野战军可以说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势力对半，因为刘伯承是亲周恩来的，而邓小平是亲毛泽东的，第三野战军是周恩来的嫡系部队，第四野战军是毛泽东的嫡系部队。

正如毛泽东所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共产党内部也是一样，谁的枪杆子多，谁的势力就大。在1949年，亲毛泽东的军队合计约204万人，亲周恩来的军队合计约96万，毛泽东的军队占有绝对的人数优势，这就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不过周恩来在军队的势力也不可低估，毛泽东对周恩来不得不让三分，让周恩来掌握中国第二大的实权。后来刘少奇和林彪，虽说在党内排名上一度高于周恩来，但他们的实权，都赶不上周恩来这个国务院总理。

朱德是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在军队中可以算是资格最早的元老。朱德的打仗水平其实也不差，但常言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不幸的是朱德遇到毛泽东这个军事天才，一下子就被“比”下去了。在井冈山时期，经常是毛泽东和朱德各带领一支队伍去打仗，往往是毛泽东打胜而朱德打败，或者是毛泽东大胜而朱德小胜，这样朱德在军队中的威信就越来越低，人们普遍认为朱德指挥打仗是不行的。其实并不是朱德不行，而是毛泽东太行了。

后来朱德也看出自己不如毛泽东，干脆就把军权让出去，让给毛泽东去干，他只是挂一个总司令的名。朱德这个挂名总司令，从红军总司令，到八路军总司令，到解放军总司令，一直挂了下来。在党内，朱德也基本不管事，这个“不管事”，又反过来成为朱德在党内一直身居高位的法宝。一个人管的事越少，得罪的人就越少，遭到的反对也就越少。朱德不管事，也就不会得罪人，大家都说朱老总是好人，老实厚道，没有人去为难朱德，没有人要把朱德拉下来。

但朱德的不管事主义，老好人主义，只能保住他一个人的位置，却不能拉起一支拥戴朱德的团队。因为朱德不管事，不去为他的手下人争地位和争利益，所以在朱德手下干得不到什么好处，当然也就不会有人为朱德卖命了。这样一来，中共四巨头当中，毛泽东有一个团队，周恩来有一个团队，刘少奇也有一个团队，只是朱德基本上是光杆司令一个。即使朱德是一个光杆司令，但他的资格极老，口碑极好，在党内依然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刘少奇的情况相对比较简单，因为他在1949年以前，一直是负责领导“白区”工作的，基本没有插手军队的事情。所谓“白区”，指的是在国民党占领区做地下工作。当时中共在白区的党员人数较少，远不如红区的人多，但从事地下工作的地下党，都是十分能干的精英，他们的个人才能，总体上要大大高于“红区”的农民干部，因此“白区”共产党的总体实力，也是相当可观的。这样一来，作为白区干部总领导的刘少奇，在党内也就有了相当的实力。

还有，刘少奇的工作性质，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军头没有工作来往。一旦没有了工作来往，也就不会产生矛盾和恩怨，所以军方各派对刘少奇在党内占据第二把手的高位，反而没有特别大的异议。

最后，为了方便大家的理解，我们把毛、周、刘、朱这“四巨头”在党内的实力，用百分比来表示。在1949以前，毛泽东派大约占50%的实力，周恩来派大约占30%的实力，刘少奇派大约占15%的实力，朱德派大约占5%的实力。当然这些数字不能说是非常精确的，但基本上反映了“四巨头”的实力对比情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一个胜利的终点，又是一个难关的起点，这个难关就是怎样分配胜利果实。历史上革命成功之后，因为分配胜利果实或“分赃”不均，引起自相残杀的内讧、内乱、内战的例子，可以说枚不胜举。

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后不久，就爆发了一场所谓“军阀混战”的内战。这场内战的本质，就是因不满分配胜利果实而引发的内讧。所以毛泽东带领解放军从贫穷的延安打进繁华的北京城之后，首先面临的是如何分配胜利果实的问题，这是对毛泽东掌权能力的一大考验。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共四巨头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在“党、政、军”这三大权力中心的权力分配是这样的：

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刘少奇第一副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副主席。

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周恩来第一副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副主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

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副主席

政务院：周恩来总理。

全国政协：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

因为当时还是战争体制，四巨头在党、政、军方面都有交叉任职，没有清晰的权力分配。直到1954年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真正进入和平时代，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四巨头才进行清晰的权力分配，分配结果是：

毛泽东的势力最大，任中央军委主席，主管最重要的军队，也就是管“枪杆子”；

周恩来的势力第二，任国务院总理，主管第二重要的政务，也就是管“钱袋子”；

刘少奇的势力第三，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主管党务兼宣传，也就是管“笔杆子”；

朱德的势力最小，基本上没得到什么实权，只是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家副主席等有职无权的虚位，成了一个“花瓶子”。而且因为解放军体制改革，取消了总司令，这样朱德从井冈山时期开始，连续当了26年的军队总司令的职位，也莫名其妙地失去了。

在这次权力分配中，朱德实际上被排挤出局，四巨头变成了三巨头。三巨头之间的权力分配还是比较清晰的，基本上排除了交叉任职的情况。在新成立的中央军委中，周恩来和刘少奇都没有任何职务，他们两个在名义上彻底退出了军队。但周恩来这样在军队中根子很深的人，名义上退出军队，实际上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周恩来退出军队时还留下两个亲信：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元帅和总参谋长粟裕大将，成为他影响军队的基石。粟裕是原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是军队中战功仅次于林彪的第二大功臣。

毛泽东独揽军权之后，在各方面抑制周恩来派系的原新四军出身的人。比如1955年军队评十大元帅，最初的方案是九大元帅，原新四军和第三野战军出身的人一个也没有。后来经过周恩来力争，才让原新四军军长、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成为排名第六的元帅，但粟裕就没能成为元帅，很多人为这位解放军中战功第二的名将没有成为元帅而深感不平。另外还有四名原新四军的高级将领，李先念（原新四军第五师师长）、谭震林（原新四军第六师师长）、邓子恢（原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张鼎丞（原新四军第七师师长），按条件应该授予大将军衔，但都没有被授予军衔。

毛泽东对胜利果实的分配还是比较成功的，除了高岗、饶漱石等人对分得的权力不满，被打成反党集团之外，三巨头对这次权力的分配基本满意。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这之后，三巨头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但斗争的起因，并不是因为对这次胜利果实分配的不满，这与历史上经常发生的“分赃不均”的内斗，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前面说到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主席的生日宴会，由陶铸和罗瑞卿提议，毛泽东指定汪东兴和江青操办，客人的名单则是毛泽东亲自圈定的，甚至连寿宴的座位排布都是毛泽东亲自指定的。

客人一共三桌，劳动模范邢燕子和董加耕，被毛泽东安排在自己的左右手，陶铸夫妇和罗瑞卿也许是“请愿”有功，也被安排在与毛泽东同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等高官和老战友，则被毛泽东安排坐在另外两桌。“高官”们只有陶铸夫妇和罗瑞卿获得与主席同坐一桌的殊荣，可以看出在1964年的时候，毛泽东对陶铸和罗瑞卿的信任与喜爱是溢于席面的。

可是毛泽东身边的得宠者，没有一个是自始至终得宠的，即便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最信任的康生，那样奋不顾身地为毛泽东大打出手，得罪了文武百官，但整风过后，毛泽东暂时不需要打手了，康生就坐起了冷板凳。所以另外两桌上熟知毛泽东的高官们，并没有人羡慕陶铸和罗瑞卿的得宠，反而还有点为他们担忧。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而这个爱与恨通常只隔着一层纸。这时候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与陶铸和罗瑞卿之间的这层爱与恨的纸，那么快就被捅破了。

毛泽东的布鞋，在菊香书屋前的雪地里做他那独一无二的体操时，被雪渗湿了。但人民大会堂小宴会厅里热烘烘的暖气，马上就把那种阴湿不快之感烘走了。毛泽东做了体操后，食欲也上来了，一种久违的空腹感正在挑逗起人的斗志昂扬。

毛泽东之所以采纳陶铸和罗瑞卿的建议，破例搞这次做寿的宴会，是因为在毛泽东的心底里，还是有与刘少奇讲和的意愿。毛泽东希望刘少奇借着这个轻松的机会，在大家面前主动向自己道歉或检讨，两人尽释前嫌，终归于好。为此，毛泽东再一次破例提前来到会场，他虽然一脸祥和，但眼光却在扫视四周，比毛泽东早进入会场的是：陶铸和夫人曾志、罗瑞卿、李井泉、刘澜涛、宋任穷等，而他最期待的刘少奇的身影，却没有进入他的视线。

毛泽东心中不爽了，一股“气”悄然从心底上升。毛泽东知道刘少奇是个聪明人，如果刘少奇有心借这个机会向自己道歉的话，他应该早早来到会场，在毛泽东一到场的时候，就主动迎过来问寒问暖，借祝寿来表示友好，借祝寿来表示歉意。可是刘少奇并没有提前来，难道真会是那么忙么？毛泽东当然不相信。

虽说毛泽东心里有气，但还是面带微笑，摆出东道主的风格，招呼各路诸侯说：“坐么，大家都坐么。”

过了一会儿，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才陆续来到，毛泽东微笑着用最儒雅的手势，再次招呼大家坐下。四十位客人齐刷刷地坐下，等待着毛泽东发表一个生日感怀的演说。

可是毛泽东一生最厌恶教条主义的繁文，他没有按照世俗的惯例，来一个诞辰感怀的演说，而是开门见山地说：“罗长子和陶铸让我请客，好嘛，今天我来请。”罗长子是罗瑞卿的别号。

毛泽东接着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年就71岁。我老了，也许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吃顿饭。今天不是祝寿，是用我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的孩子没让来，他们不够资格。”

赴宴者们正要说他们精心准备好的祝寿词，毛泽东却不等别人插话，马上接着说：“不能光吃饭，还要讲讲话呀！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

听毛泽东说出这样的话，到会的人想说的祝寿词都不敢说了，会场上一片鸦雀无声。

毛泽东一开始他的虎气，就一发不可收拾。毛泽东自己的老虎尾巴是摸不得的，但是摸别人的尾巴却是抓住不放，他面对众位高官谈起这个“翘尾巴”的话题还不罢休，继续对坐在身边的劳动模范们，用谆谆告诫的口吻，再次说：“你们有了成绩，不要翘尾巴，作一点不要翘尾巴，作两点不要翘，作出三点四点更不要翘，翘尾巴不好，要夹着尾巴做人。”

劳模们诚惶诚恐地接受毛泽东不要翘尾巴的教导，但高官们都知道，毛泽东想要说的翘尾巴的对象，那就是刘少奇。刘少奇因为这几年搞恢复经济搞出了成绩，所以毛泽东告诫刘少奇做出了成绩也不要“翘尾巴”。毛泽东接着说：“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就算是‘教条主义’吧。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嘛。”

毛泽东这些话，每字每句都是针对刘少奇说的。因为刘少奇不久前在会上说：“没有去蹲点的人，就没有发言权，就没有资格做中央委员。”刘少奇还说：“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所以毛泽东在这里以牙还牙地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

当毛泽东说出政治家最忌讳的“搞独立王国”的措辞时，参加宴会的人心里都是一惊。原本喜庆的寿宴，变成毛泽东一个人喜怒笑骂的独角戏。笼罩在生日宴会上空的，是一种令人捉摸不透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阴霾氛围。

毛泽东对他自己的重量级发言，必求一言九鼎之效，对现在会场上的紧张气氛颇为得意。毛泽东平时讲话时，周恩来喜欢插话，今天毛泽东却把周恩来支到远离自己与刘少奇同一桌，周恩来也插不上话了。

与毛泽东这一桌的人，除了陶铸夫妇与罗瑞卿外，都是第一次与毛泽东同席。况且毛泽东把陈永贵和董家耕这样的第一线工人农民安排与自己同坐，使他们即惊恐又兴奋，这种与中央最高领导人同席喝喜酒的事情，是毛泽东以前的历代工人农民都没有过的。可想而知，陈永贵、董家耕等人在这种场合不知所措，给主席敬酒怕不得要领，陪主席喝酒怕不够身份，左右为难，除了虔诚地陪着笑脸以外，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才好。

毛泽东也不管他人，自己自斟自饮。毛泽东今天喝多了一些，人一喝多话就多，只见毛泽东一会儿嬉笑，一会儿斥责，一会儿自嘲……。周恩来为了缓和寿宴的气氛，把不久之前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的科学家钱学森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大声赞扬钱学森说：“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这很好。”

毛泽东没有提到钱学森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功绩，钱学森本人也许会感到有点失落，但毛泽东为什么不提这个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科技成果，只是表扬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的“小事”呢？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这时更关心的不是原子弹，不是经济上的“超英赶美”，而是改造人的思想，是“反修防修”。在这里，毛泽东不露声色地给他的高干们敲了一个“反修防修”的警钟。

毛泽东的文章是党内一流的，毛泽东的诗词是中国杰出的，但是毛泽东的谈话，带有一种帝王的为所欲为的霸气，还有一种诗人的孤芳自赏、故弄玄虚，使一般人的思维很难跟上，经常要绞尽脑汁猜来猜去。

这时毛泽东忽然问身边的陈永贵说：“你们那里的四清运动搞得怎么样？”

陈永贵赶紧挺直身板回答说：“搞得很好，经过了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员们的觉悟都普遍提高了。”

毛泽东点头说，“好！四清运动就是要提高社员们的社会主义觉悟，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仅仅是整一些‘四不清’的问题。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一个女儿嫁给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这些人就是修正主义者，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我还担心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

听到毛泽东说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话，在座的人都大吃一惊。毛泽东看到大家吃惊的脸色，更进一步对陈永贵说：“可以给你透个风，我担心的就是中央出修正主义！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汗的资产阶级分子。你回去以后要把我的话讲给群众听，看看你们的周围，你们的上面，是不是这样！”

毛泽东的这番话，让陈永贵不知怎么回答，只好使劲地点头。毛泽东又问陈永贵：“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你怎么办？”

这下陈永贵更是不知道如何回答了。全场的人听了，也是面面相觑，一片鸦雀无声。毛泽东看看大家，用自嘲的口吻朝坐在另一桌的刘少奇说：“王光美搞了一个桃园经验，在全国出足了风头，很好嘛！少奇同志给我们带了一个头，我也不能落后。我和少奇是兵对兵、将对将、老婆对老婆，来一个竞赛，看看究竟谁手里有马克思主义，比一比谁手里的真理多一些，检验一下谁是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

当时在座的高官们，还以为这不过是毛泽东随便说的气话，谁也没想到，仅过了几个月，毛泽东真的把自己的老婆江青推上了政治舞台，与刘少奇和王光美“竞赛”。这是一场“玩命的竞赛”，一直竞赛到毛泽东去世才算结束。

陶铸、罗瑞卿等高官心知肚明，毛泽东今天这么大的“火气”，都是冲着刘少奇去的。他们希望刘少奇赶快在这个关键时刻，站出来到毛泽东面前去道个歉，至少说几句软话。这种场合是最容易说话的，不论从祝寿的话题开始，还是从拉家常开始。

可是今天的刘少奇，一改往常的政治敏感性，似乎像吃了迷魂药，只是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地使劲吸烟。陶铸和罗瑞卿急得频频给刘少奇递眼色，但刘少奇一点儿反应也没有。陶铸和罗瑞卿愈发急了，又转向给周恩来递眼色，希望周恩来能够出面，设法给毛泽东和刘少奇打个圆场。可是说来也奇怪，今天的周恩来一改往日的热心肠，只顾自己一个人喝酒，对别人的事情管也不管。

陶铸和罗瑞卿心中暗暗叫苦，心想：“这下遭了，我们岂不是弄巧成拙了吗？本来安排这次生日寿宴，就是期望刘少奇借着寿宴的机会，向毛泽东陪个不是，说几句好话。现在刘少奇这样一言不发，连一句好话都不说，岂不是更加激怒毛泽东了吗？要早知道是这样，还不如不搞这个生日寿宴更好，真是画蛇添足呀。”

毛泽东也确实被刘少奇的态度彻底激怒了。在此之前，毛泽东虽说对刘少奇相当不满，但还有与刘少奇和解的心思，毕竟他们是几十年的老战友了。毛泽东本来想借这次寿宴给刘少奇一个下台的机会，可是刘少奇居然“给脸不要脸”，一点儿和解的意思也没有，反而倒让毛泽东有一种“热脸贴到冷屁股”的被羞辱感。毛泽东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打倒刘少奇。

后来1970年，当美国记者斯诺问毛泽东：“是什么时候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的？”

毛泽东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所谓“二十三条”，就是1964年毛泽东在他的生日寿宴之后，制定的“反刘第一号文件”。

刘少奇为什么要彻底惹怒毛泽东呢？这是我们后面的故事了。但当时刘少奇绝没有想到，他惹怒毛泽东的后果会是如此的严重。此时此刻，参加毛泽东生日宴会的精英们，也都做梦没想到，这个生日寿宴，居然成了毛泽东与他的同生死共患难的老战友们的“最后的晚餐”。

前面我们说到中国三巨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虽说他们都很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他们三人参加革命的“终极目标”是有所不同的。在战争年代，三巨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打倒蒋介石，成立新中国”，所以他们是团结一致的。当蒋介石打倒了，新中国成立了，三巨头的共同目标达成之后，他们之间团结一致的基础也就悄悄瓦解。

新中国成立后，怎样设计这个“新中国”，或者“新中国”朝哪个方向发展，三巨头有完全不同的想法，这时，他们参加革命的“终极目标”的不同，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三巨头的不同想法，按照当时的术语来说，就是他们三个人有完全不同的三条路线。

第一条是刘少奇路线，也可以称为“资本主义路线”。刘少奇的理想，是把中国建设成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富强之国。刘少奇认为共产主义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或者是很久以后将来的事情，在目前的现实中根本行不通。刘少奇认为人都是有私心的，而且这种私心是无法改造的，我们应该利用人的私欲和贪欲，用资本主义的物质刺激来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建设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新中国，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新中国。

毛泽东在1967年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时，谈到了党内的资本主义路线，他说：“胜利以后，我们党内暴露出一部分人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他们的目的是民主革命，要搞资本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他是赞成的，打倒民族资本主义他就不赞成了；把土地分给农民，他们是赞成的，组织合作社，他们就不赞成了。这一部分人，就是一批所谓的老干部。”

当然刘少奇的资本主义路线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按照马克思的学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到共产主义社会。新中国成立之时，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按照马克思的历史观，中国的下一个发展阶段，必然是资本主义，或者说中国必须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列宁曾说：“美国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最适合搞社会主义的国家，美国将最早地实现共产主义。”

第二条是毛泽东路线，也可以称为“共产主义路线”。毛泽东的理想是在他的有生之年，把中国建成一个史无前例的共产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人间天堂。毛泽东是坚信共产主义的，他认为共产主义不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而且是一条立即可以实现的康庄大道。毛泽东认为人的私心是可以改造的，可以用共产主义教育的方式，把每个人都改造成张思德、白求恩、雷锋那样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者，用思想教育来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把新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史无前例的共产主义天堂。

严格地说，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路线并不符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是个创新的人，从来不迷信古人，不迷信书本，也不迷信马克思。马克思说“社会主义不能在一个国家单独实现”，可是列宁推翻了或者说发展了马克思理论，在一个国家单独实现了社会主义。列宁说“夺取政权只能靠工人阶级武装暴动”，可是毛泽东推翻了或者说发展了列宁理论，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夺取了政权。因此，毛泽东不迷信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论，他要打破马克思的框框，让中国连跳两级，跳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发展阶段，从封建主义直接进入共产主义。

第三条是周恩来路线，也可以称为“社会主义路线”。周恩来反对刘少奇的资本主义路线，他也不迷信马克思，让中国跳一级，跳过资本主义这个发展阶段，从封建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是有可能的。不过周恩来反对毛泽东的“连跳两级”，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冒进路线。周恩来主张建设社会主义要稳打稳扎，不能操之过急，我们一代人的目标，只能是建设社会主义，等到实现“四个现代化”，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之后，再设想共产主义的蓝图。

辩证法强调一个问题都有它的两面性。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论来看，毛泽东和周恩来让中国跳过资本主义阶段的想法，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可是从马克思的暴力革命论来看，毛泽东和周恩来让中国跳过资本主义阶段的想法，又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论”，认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不可能和平过渡，必须用阶级斗争的暴力手段来完成。马克思在著名的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既然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必须采用暴力革命的手段，那么如果中国先搞资本主义，那就意味着中国今后还必须经过另外一次流血的暴力革命，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如果跳过资本社会直接搞社会主义，就可以避免一场无产阶级的二次革命。难道中国非要搞一次资本主义？难道非要让资本家来培养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然后再由这些“掘墓人”起来造反推翻资产阶级吗？中国革命已经付出了几百万的人流血牺牲，难道非要再来一次大流血的二次革命吗？

所以从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论”来看，让中国跳过资本主义阶段的想法是合理的。其实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只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所不同。这就像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都是信仰上帝的，他们的教义都是一本《圣经》，只是因为对上帝的理解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派别。

既然中共三巨头有三条不同的路线，那么在中共党内，特别是掌握实际权力的高官大员当中，哪条路线最受支持，或者说大家更愿意走哪条路线呢？答案是：刘少奇的资本主义路线。

中国共产党自称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而是一个农民革命党。它的绝大部分党员，都是来自农民或小生产者，根本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参加革命的目的，只是一个简单的物质目标：为了改变自己的贫苦命运，过上好的生活。

这些人的思想，基本上停留在几千年来“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旧思想。在他们看来，现在革命成功了，我们就应该享受我们流血牺牲换来的革命胜利果实。他们的思想中，革命的目的就是夺取“国家”这个大蛋糕，现在大蛋糕到手了，应该根据每个人对革命贡献的大小，论功行赏，每人分得一块相应大小的蛋糕。刘少奇的资本主义路线，虽然本身并不是这样庸俗的理念，但它事实上迎合和助长了这种庸俗理念，所以得到大部分党员的支持与赞同。

大部分党员支持刘少奇路线，还有另外一个传统的原因。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政治体制中，一直是“食肉者谋”的精英政治，从来没有人民大众参政议政的所谓“大众政治”思想。中国传统的精英政治理念，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我们当家作主，人民为我们服务”。刘少奇的思想，基本上是旧中国的精英政治思想，刘少奇路线的具体表现就是“我们当家作主”，他要让共产党替人民当家作主，很符合大部分党员的旧思想旧观念，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

毛泽东的名言是“人民当家作主，我们为人民服务”，这与旧中国精英政治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当共产党夺取天下之后，高官干部们翘首以盼，等着毛泽东来论功行赏，瓜分这个大蛋糕。可是毛泽东的作法却不能满足大部分党员的物质欲望和庸俗理念，他不仅不瓜分这个蛋糕，还要让干部们“为人民服务”，这就让他们大大失望，大大不满了。这样一来，毛泽东在党内就变成少数派，有时甚至是孤独的。

毛泽东在1967 年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将我的意见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只得到了半数多一点人的同意，还有很多人仍然想不通。最后我们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验吧！”

中国精英政治的理念，是不赞成老百姓参政议政的，他们的座右铭是：“你们不要关心国家大事，最好是莫谈国事，由我们来为你们作主。”刘少奇的路线就是这种精英政治的观点，他主张共产党替老百姓当家作主，不赞成老百姓参与政治。刘少奇的代表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论述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如何当好一个合格的“人民的主人”。

与刘少奇的著作相反，毛泽东的著作到处都是“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毛泽东是赞成老百姓参政议政的，他对人民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这与五千年来的旧中国政治理念截然相反。毛泽东的思想更接近西方的大众政治思想，尽管毛泽东没有说民主选举，但他号召共产党走“群众路线”而不是走“精英路线”，号召人民“关心国家大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

一些人说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不存在路线斗争，只是一场单纯的权力斗争，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的。什么是权力斗争呢？如果不管是毛泽东掌权还是刘少奇掌权，中国的发展方向都是一样的，“谁上台都一样”，那么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斗争就是单纯的权力斗争。可是事实上，毛泽东掌权，中国朝共产主义的方向走；刘少奇掌权，中国朝资本主义的方向走，绝不会出现“不管谁上台都一样”的情况。所以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斗争，尽管有权力斗争的部分，但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场真正的路线斗争。

周恩来的路线，介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他的政治思想也介于精英政治和大众政治之间。周恩来不赞成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主张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他的政治底线。1961年中国各地都在搞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即所谓的“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试点，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都表示赞成，但没有看到周恩来表示赞成的记录，毛泽东当然就更不赞成了。

且不说周恩来的路线是否容得下人们的私心，也不说他是否可以挡得住大多数党员希望“升官发财”的物质欲望，至少他是自觉地愿意继续走社会主义的公有制道路，与刘少奇想把中国带上私有制的资本主义之路，还是不一样的。

新中国成立后，掌握最高权力的三巨头，每个人的政治理念不同，有不同的三条路线，这就意味新中国必然难以避免一场血雨腥风的政治斗争。按照辩证法，每件事情都有它的内因和外因，那么三巨头政治理念的不同，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内因了。

历史已经证明，如果没有一个强力的掌舵人来扭转航线，任凭中国自由发展的话，中国会自发地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毛泽东想力挽狂澜，想强行改变中国的自发发展方向，结果毛泽东失败了，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

毛泽东71岁生日寿宴的第二天，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召开。昨晚参加毛泽东寿宴的人，除了那些劳模和科学家以外，都照例出席了会议。刘少奇在会上跟毛泽东顶嘴，毛泽东在寿宴上骂人的各种小道消息，早就传遍了中南海的每个角落。所以今天参加这次会议的高官们，都预感到这次会议将变成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毛主席和刘主席这两位巨头，是和解，还是摊牌，今天的会上大概就可以见分晓了。大家怀着几分好奇，又有几分不安的心情来到会场，等待刘少奇和毛泽东这两位主角的登场。

刘少奇早早就来到会场。刘少奇长期从事白区工作，潜伏在国民党鼻子下搞地下工作，那一定要非常守时的，一分一秒之差，就可能导致生死之别。所以刘少奇一般开会从不迟到，上次开会的迟到，也许真的是遇到意外，所谓老天注定的吧。刘少奇的座位在毛泽东右手边，这是中共第二把手的交椅，刘少奇从1943年坐上这把交椅，一直坐到现在。毛泽东的第一把交椅，距离刘少奇的交椅不过一尺远，似乎是触手可及的。有好几次刘少奇走过这第一把交椅时，都有一种无名的潜意识浮上心头：真想试试坐在第一把交椅上的感觉会是怎么样啊。

刘少奇在自己的交椅上坐下，深深吐出一口气，两手不知道是因为天冷，还是因为紧张，紧紧地握成双拳；双眼不知是因为疲倦，还是因为要掩饰内心的激烈跳动，紧紧地闭着。这些天来，刘少奇一反往日对毛泽东毕恭毕敬的态度，在会上与毛泽东公然唱反调，难道刘少奇不知道这样做会激怒毛泽东吗？那种说刘少奇是一时糊涂，或者说刘少奇没有意识到他会激怒毛泽东的说法，实在是太贬低刘少奇的智商了。

刘少奇和毛泽东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已经有三十多年。这么长时间的相处，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性格可以说已经到了如指掌的地步。刘少奇知道毛泽东是极要面子，争强好胜心很重的人，谁要是在公共场合下不给毛泽东面子，他是绝不会放过你的。刘少奇更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会上公然与毛泽东唱反调，在寿宴上不理会毛泽东抛过来的橄榄枝，一定会大大地激怒毛泽东。刘少奇明明知道这样做会激怒毛泽东，他还是这么做，唯一的解释是：他就是要故意激怒毛泽东。

1961年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除了军队之外，对党政的事务基本上不闻不问，全权交给刘少奇处理。这让刘少奇可以放开手脚的大干，几年就把国民经济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饥荒中恢复过来。到1964年的时候，国家已经完全走出了经济危机，开始正常运转了，可是就在这一年，对党政工作不闻不问的毛泽东，忽然又开始关心起党政工作，大有从“二线”回到“一线”的势头。这就让刘少奇不爽了，心想：“毛泽东你在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刻，把这个烂摊子丢给我，甩手走人，退居“二线”去研究哲学问题了；现在看到我把国家搞好了，你又大言不惭地要回到“一线”来领导工作，这不是明摆着要来摘我的桃子吗？

现在刘少奇已经羽翼初丰，不会仅把“不爽”忍在心里，而是要行动了。刘少奇的第一步行动，就是“气走毛泽东”。刘少奇深知毛泽东脾气比较躁，忍不了气，一生气就要甩手走人，这个正好达到刘少奇要“气走毛泽东”的目的。刘少奇就是要让毛泽东生气，气得他甩手走人，不来参加会议了，正好由刘少奇主持会议。昨天毛泽东的生日寿宴，刘少奇也是有意晚去，有意不接毛泽东抛来的橄榄枝，有意惹他生气。刘少奇希望毛泽东气得不来参加今天的工作会议了，那最好，我就在会议上按照我的意思把工作布置下去。

刘少奇看看手表，快到开始时间了，毛泽东还没有来，刘少奇心中暗暗高兴。就在这时，党内第三位人物周恩来走进了会场。也许周恩来是因为长年工作的繁忙，养成一种动作极快的习惯，走起路来像一阵风，转眼间他已经来到刘少奇身边。刘少奇满脸笑意地跟周恩来打招呼，而周恩来对刘少奇只是礼节性地点点头，没有说话，就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也就是毛泽东左手边的第三把手的交椅。

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从来没有超过毛泽东，从来是毛泽东的部下。而周恩来不同，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一度在毛泽东之上，在军队第一把交椅上也坐过，后来是因为坐不下去了，才把交椅让给毛泽东。从未吃过熊掌的人，总想尝一尝这个传说中的美味。对于刘少奇来说，周恩来是吃过熊掌的人。

周恩来和往常一样，刚刚坐下来，马上就有随身秘书递上需要处理的文件，周恩来立即开始批阅文件。不过周恩来眼角的余光，还是频频观察这边的刘少奇。周恩来在政治上的敏锐性，那绝非一般人可比，他已经看出刘少奇是在故意气毛泽东，演一场“气走毛泽东”的戏。周恩来也看出来，这场戏的最终结果，很可能就是毛刘两个人彻底摊牌。那么周恩来倾向于哪一方呢？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都不是。

周恩来的口头禅是“顾全大局”，什么是顾全大局呢？用周恩来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保住我们这个党”。尽管不能说周恩来是建党之父，但他是对共产党贡献最大的人之一。共产党能有今天的成绩，里面洒满了周恩来的汗水与辛酸。周恩来勤勤恳恳为党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他把自己所有的才能和精力，都浇灌在党的身上。周恩来没有子女，他把这个党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一旦党有了什么危险，他就像父亲呵护孩子那样，挺身出来捍卫它。

周恩来多次说过：“我们党取得今天的胜利，那是几百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每当想到他们临终前高呼“共产党万岁！”，我的心里就特别难过。我不敢说能让共产党保持一万年，但至少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不能让党毁在我们手里。我们要对得起那些先烈啊！”

如果党内的第一号人物和第二号人物闹翻，对于这个党来说，即使不是灭顶之灾，也是要受到重大创伤，这是周恩来所不愿看到的，他要想方设法阻止这场灾难的发生。周恩来的智慧是过人的，他已经看到了这盘棋的关键点，那就是他必须保持严格的中立，这是阻止刘少奇与毛泽东关系继续恶化的最好办法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先要看一下1964年的时候，中共党内的实力情况。那时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实力大大减弱，只有约35%的实力；而刘少奇的实力却大大增强，有约30%的实力；周恩来有约30%的实力，林彪有约3%的实力，朱德有约2%的实力。从实力对比情况来看，毛泽东和刘少奇如果摊牌的话，周恩来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他支持谁，谁就会胜，所以双方都在拉拢周恩来。

周恩来明白，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如果他表示出来偏向哪一方，就等于是变相地支持或鼓励哪一方摊牌的勇气；相反，如果他表示出严格的中立，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搞不清，周恩来在他俩摊牌的时候会支持哪一方。这样一来，他们两人对摊牌这件事就会更加慎重，结果就有可以避免一场党的重大灾难。

周恩来手里批着文件，眼角的余光扫瞄着刘少奇。刘少奇有好几次想和周恩来搭话，但周恩来都装作专心批文件，装作没看见。如果撇开党的利益不说，硬要让周恩来在毛泽东和刘少奇这两个人中间选择一个，那么周恩来还是喜欢毛泽东的。

毛泽东有一种“蛮劲”，一旦认准一件事情，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他也要把它干到底，一百头牛也拉不回他，碰得头破血流也不管，是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而刘少奇则有一种“见机行事”的智慧，一旦事情遇到了困难，他马上可以放弃自己的主张，哪边有机会就往那边走。用共产党的术语说，这叫做“机会主义”。

解放前，刘少奇一直是紧跟毛泽东的，可是到了1956年，周恩来因为主持经济工作搞得很好，党内实力大为上升，再加上从苏联老大哥那边刮过来“反对个人崇拜”之风，刘少奇这时就抛开了毛泽东，加入到周恩来这边，和周恩来共同搞“反对个人崇拜”和“反冒进”，一时间把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势逼下去了。可是到了1958年，当他和周恩来搞的“反冒进”出了问题，受到党内批评，刘少奇就脚底抹油溜开了，把责任全推给周恩来，又转身回到毛泽东那边，又开始“赞成个人崇拜”，支持毛泽东搞“冒进”了。周恩来对此耿耿于怀，十年后周恩来在文革中重提旧事，说：“1956年带头‘反冒进’的是刘少奇，我也有责任。1958年南宁会议上，我作了一个自我批评，刘少奇一点自我批评精神也没有，最后只好由我兜起来。”

大跃进的总指挥是毛泽东，副总指挥是刘少奇，大跃进失败的责任，毛泽东毫无疑问是最大的，那副总指挥的刘少奇的责任应该算第二大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就是刘少奇提出来的。可是刘少奇再次脚底抹油溜开了，把责任全推给毛泽东，一转身成为反对大跃进的正确路线代表。刘少奇这种善于投机的人，周恩来本能地不喜欢。周恩来虽说没有毛泽东那样的蛮劲，但也有把一件事坚持到底的韧劲，绝不会随机应变，根据“机会”的变化来改变自己的奋斗目标..

就在前一段时间，毛泽东跟周恩来谈话的时候，忽然说：“我们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啊！刘少奇是机会主义分子，你看出来了吗？”这句话点到了刘少奇的关键，在毛泽东面前对刘少奇的问题从不表态的周恩来，居然一下子失言，表示赞成毛泽东的看法。毛泽东大笑说：“哈哈，恩来同志同意我的看法嘛。”

忽然会议厅里响起一片桌椅的轻轻碰撞声和衣服的摩擦声，那是人们从座椅上站起来发出的声响，这就意味着毛泽东来了，众人站起身来恭迎毛泽东进场。周恩来赶紧放下手中的文件，也站起身来，而刘少奇尽管有一点不情愿，但也随着众人站起身来。

毛泽东的迈步，果然是领袖的气概，从远处看，显得悠然自在，走近一些看，又显得气宇轩昂，再走近一些，你就会感到一股气势从毛泽东身上威压出来，让你突然感到自己原来是这么渺小。毛泽东脚上还是那双寻常的半新布鞋，他的一只脚向外一踢，布鞋四平八稳地踏在地毯上，另一只脚再紧跟着顿出一个方步，步伐的节奏不紧不慢，营造出一个既自信坚定，又旁若无人的氛围。

毛泽东在众高官恭敬的目光下，步履从容地走进会场，神色威严地走进人们的视线。毛泽东用自己的身体语言，向他的战友们，向他的部下们，发出了一个默默的暗示：“任何挑战，我都是无所畏惧的。”

此处无声胜有声！

毛泽东在自己的第一把交椅上坐下后，众高官才纷纷坐下。毛泽东环顾一下左右，然后用他那永远不改的湖南腔说：“开会！”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心情不好，本以为他还要说几句气话，或者骂几句，可是毛泽东说完“开会”两个字之后，就闭口不说了，让大家对毛泽东的期待落了空。刘少奇已经做好了全身准备，准备迎接一场暴风骤雨般的“骂”，可是毛泽东突然沉默不说话，反而让刘少奇感觉到很不自在。今天会议的组织者是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他也以为毛泽东要发发脾气的，特地给毛泽东预留了时间。可是毛泽东却偏偏不说话了，会议被冷场，邓小平急忙改变计划，安排各省的领导人发言，会议总算进行下去了。

各省的领导人开始发言，但是大家还是把注意力放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位主席身上，频频偷眼看两个人的表情，纳闷毛泽东怎么今天这么沉得住气，一句话不说了。

今天毛泽东沉默的原因，是他改变了对刘少奇的看法。虽说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排在周恩来之上，但他们两人得到这个地位的方式是不同的。刘少奇能有这个地位，全靠毛泽东的扶持和提拔，而周恩来能有这个地位，完全不靠毛泽东，这是周恩来自己“挣”来的。毛泽东的内心中，刘少奇只不过是他的老部下，比较“小看”刘少奇，但毛泽东从来不小看周恩来。

周恩来在公共场合下，总是摆出对毛泽东毕恭毕敬，谦卑的态度甚至有点像毛泽东的秘书。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曾评论说：“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好像是一位笨拙的秘书，正在服侍一位出名的国会议员。”这是外国人无法理解中国的复杂人际关系的表现。毛泽东自己却很明白，周恩来对自己的谦卑，不是怕自己，而是给自己面子。毛泽东多次率直地向外宾解释说：“总理是给我面子”，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谦虚的口头禅了，也是他对待周恩来与对待刘少奇的最大不同之处。

在昨天的生日寿宴以前，毛泽东还以为刘少奇对自己的不逊态度，只不过是因为他这几年政绩干得不错，得意洋洋地翘尾巴了，所以在生日寿宴刚开始时，毛泽东还只是间接地批评刘少奇说：“作出成绩也不要翘尾巴，要夹着尾巴做人”。周恩来就是“夹着尾巴做人”的好榜样，希望刘少奇向周恩来学习。

可是生日寿宴上刘少奇始终没有向毛泽东表示出修复两人关系的任何举动，这时毛泽东才恍然大悟，刘少奇这些天的不逊态度，并不是简单的“翘尾巴”，而是故意要“气”自己，把自己气得不去参加会议了，正好他主持会议。毛泽东这时才明白，原来刘少奇这么做，都是事先想好的策略，自己以往太“小看”刘少奇了。

刘少奇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毛泽东不得不思索这背后的“深意”。这时毛泽东想到了赫鲁晓夫，心中不禁打一个寒颤：原来刘少奇就是睡在我身边的赫鲁晓夫。所以在昨天的生日寿宴的后半段，毛泽东不再提什么“翘尾巴”了，而是提出另外一个问题“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

在这之前，毛泽东只是想“整”一下刘少奇，并没有想“打倒”刘少奇。毛泽东本想给刘少奇一个下马威，打一打刘少奇的傲气，削掉刘少奇的一些权力，把刘少奇在政治局里面的排名往后挪几位，教训一下刘少奇，让他懂得夹着尾巴做人，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地位还是会给刘少奇保留的。

可是当毛泽东发觉刘少奇是睡在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之后，他对付刘少奇的手段就完全变了。以前毛泽东对付刘少奇的方法，是对付一个傲慢不听话部下所用的方法，但现在毛泽东要把刘少奇当作一个像张国焘、王明那样的真正政敌来对付。对付这种真正的政敌，那只有彻底地打倒，决不能手软。

从此毛泽东不再小看、也不敢再小看刘少奇了，他收起了以往那种对刘少奇的至上而下 “训话”态度，不再“骂”刘少奇了，而是要认真地与刘少奇进行“交锋”了。今天这次会议，就是毛泽东把刘少奇当成是真正的政敌之后“最初的交锋”。

今天毛泽东不多说话，主要在观察，既观察刘少奇的态度，也观察各位高官的态度。毛泽东首先要观察的是各位高官的立场：哪些是亲自己的，哪些是亲刘少奇的。毛泽东清楚，这些高官就是没有参加昨天的寿宴，肯定也会从各种渠道知道昨天寿宴的情况，肯定会知道他和刘少奇翻脸了。如果有人要表态忠于自己，或者忠于刘少奇，今天的会议就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各位高官纷纷发言，大家都慎重地保持中立，既不偏向毛泽东，也不偏向刘少奇，完全避开毛泽东和刘少奇所争论的敏感话题。这种官场的“智慧”，毛泽东心中是一清二楚的，他知道这些人“怕”刘少奇，更甚于“怕”自己，正应了中国的古话“县官不如现管”。现在毛泽东退居二线，干部的人事任免权大部分在刘少奇手里，那些想当官的、想往上爬的、想谋求上进的干部都明白，他们能不能当官，能当多大的官，这个命运是掌握在刘少奇手里。所以这些人都怕刘少奇这个“现管”，而对毛泽东这个二线领导的话，大家只是敷衍了事。

下面一个发言的是罗瑞卿，毛泽东心想：“我对罗瑞卿这么好，他该站出来替我说几句话吧。”罗瑞卿是解放军总参谋长，这是一个仅次于国防部长林彪的军内第二把交椅。同时，罗瑞卿还有很多重要的兼职，军委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几乎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罗瑞卿的这些职位都是毛泽东给的，可是罗瑞卿的发言也是一种中立的态度，这让毛泽东感到寒心，更感到愤怒：“别人不支持我也就不说了，我对你罗瑞卿可是够好的，把这么多党政军的大权都交给了你，难道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么？”

毛泽东暗想：“患难见人心啊。我现在这么困难的时候，罗瑞卿居然还玩什么中立，真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我不能让这种靠不住的人掌权，必须打倒。”一年之后，罗瑞卿在刘少奇被打倒之前，先被打倒了。

与毛泽东相反，罗瑞卿的态度让刘少奇感到宽慰。尽管罗瑞卿也没有表示忠于刘少奇，可是罗瑞卿是毛泽东的铁杆呀，他在这时候能够表示中立，就更加增添了刘少奇战胜毛泽东的信心。刘少奇心想：“看来我对罗瑞卿的许愿还是起作用了。”

刘少奇曾在公开场合说：“罗瑞卿是国防部长的接班人。”这对于罗瑞卿来说，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许诺。因为罗瑞卿知道，毛泽东固然喜欢自己，但他更喜欢林彪。只要毛泽东在位，国防部长的职位肯定是林彪的。罗瑞卿要想超过林彪，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毛主席”换成“刘主席”。尽管不能确定罗瑞卿是不是真的被刘少奇的许诺所动心，但他没有在关键时刻站出来“保卫毛主席”，造成他被打倒的悲剧.

罗瑞卿发言之后，接下来发言的高官们，还是小心地保持中立态度，这让毛泽东失望，却让刘少奇感到欣慰。刘少奇看来，众高官的中立态度，就是大家准备支持自己的前奏。因为刘少奇已经看出，大多数高官在理智上是支持自己的，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那一套不感兴趣。可是这些高官多半受到过毛泽东提拔重用，有报恩思想，他们又在感情上同情毛泽东。1959年彭德怀和毛泽东闹翻时，大家毫不犹豫，一边倒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现在刘少奇和毛泽东闹翻，大家犹豫了，基本保持中立，这就表明他们的思想深处正在进行理智和感情的激烈斗争。

刘少奇用眼睛扫瞄一下会场，大部分高官没有看自己，似乎想保持中立；少数高官在看自己，但他们的目光也没有恶意，只是想要劝告他不要再跟毛泽东争吵了。这似乎让刘少奇证实了自己的想法：高官们的理智最终会战胜他们的感情，最终他们会站到我这一边来的。

周恩来对众高官的态度也感到放心。他知道官场有句至理名言“女怕嫁错郎，男怕站错队”。在官场上，如果跟领导跟错了人，那一辈子的官运就完蛋了。现在这些高官们，还看不准毛泽东和刘少奇，谁是输家谁是赢家，所以他们不敢拿自己一辈子的官运轻易下赌注，他们还要观望。这时，周恩来的态度就成了风向标，他们都认定跟着周恩来的态度走肯定是不会错，周恩来保持中立，他们跟着也就保持中立。

毛泽东对这些高官的态度，当然是又愤怒又焦急，最后甚至在心中暗暗许愿：“今天不管是谁，只要肯站出来替我说几句话，我今后一定要重重赏他，让他飞黄腾达。”这时终于有人站出来替毛泽东说话了，这个人就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果然，不久之后陈伯达就受到毛泽东的破格提拔，一度成为排名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第四位中央领导人。

陈伯达是福建惠安人，惠安是一个很有特色的闽南乡村，惠安人勤劳吃苦、聪明，这些优点在陈伯达身上都可以看到。陈伯达一生酷爱读书，特别是精通中国古典，与毛泽东是一拍即合的。尽管陈伯达的才智出众，但他却长得貌不惊人，他的一双眼睛看上去总是闭着的，因为他的眼睛实在太小了，就是睁开，也和闭着差不多，不过这样的眼睛会让人觉得他总是在认真地思索。

陈伯达的政治嗅觉也是十分敏锐，完全不像他的鼻子，俗称団鼻，就是像一粒糯米团突然贴在一张脸的中央，没有过渡的鼻梁、从侧面看和从正面看都是圆圆的一粒糯米团，可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幅尊容，却是毛泽东的秀才秘书中最能够嗅觉出毛泽东思路的大秀才。对于母语是闽南话的陈伯达来说，毛泽东的湖南腔是那很难听懂的，尽管如此，陈伯达还是可以只听毛泽东的前面几句，就揣摩出毛泽东要说的全部意思。至于陈伯达自己那更难听懂的惠安腔普通话，毛泽东从来就没有真正听懂过。说来也奇怪，这并没有妨碍陈伯达成为毛泽东最喜欢的秘书之一，他写出的政治报告和社论，都是毛泽东非常欣赏的。

陈伯达之所以要站出来支持毛泽东，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下台的话，他也要跟着完蛋。所以他要自保，也只有挺毛泽东这条出路。在12月20日的会议上，陈伯达认真听毛泽东与刘少奇你一言我一语的唇枪舌战，以为自己已经把握住了毛泽东的思路。于是今天陈伯达发挥出他的高度总结和概括毛泽东思路的得意之手，发言说：“主席根据大家的意见作了总结，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哪个时代没有？党内外矛盾交叉，党内有党，国民党也有这个问题。说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叉，也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要概括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

毛泽东听到陈伯达支持自己的话，非常高兴。陈伯达又批评刘少奇的观点，说：“‘四清’与‘四不清’不能说明问题的性质，封建社会就有清官和贪官的问题。清，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阶级内容，资本主义社会也有所谓清官，那些清官都是大财阀。”

毛泽东更高兴了，立即插话说：“刘鹗的《老残游记》中说，清官害人比贪官害人还厉害。伯达同志说的对，我们要把这场运动的主要矛盾，概括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不然就要迷失方向。”说到这里，毛泽东又重重地加了一句：“我们党内至少有两派，一个是社会主义派，一个是资本主义派。”

毛泽东的这句让陈伯达始料不及，他还搞不清毛泽东这句话的含义，不敢随便发挥下去，只好闭口不讲了。

在散会前，毛泽东用老师给学生布置作业的口吻，对众位高官说：“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我不说，你们自己去研究！”

毛泽东抛下这个大谜题，一甩袖子就扬长而去了。

现在一般认为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是一次反对个人崇拜，强调集体领导，民主气氛很好的大会。八大第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是所有文件和发言中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1945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党章，特别写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而这次八大的党章中，却删去“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只写“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

更引人注目的是，八大《修改党章报告》中，明确提出反对个人崇拜，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个人突出，反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1956年2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作了一个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中共八大《修改党章报告》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明显受到了赫鲁晓夫的影响。八大报告所说的“反对个人崇拜”的对象，显然指的是毛泽东。赫鲁晓夫是在斯大林死后才批判他的个人崇拜，而八大报告是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就敢挑战毛泽东的个人权威，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是毛泽东在党内权力的变化。前面提到，1949年中共建国时，毛泽东在党内占50%的势力，周恩来占30%的势力，刘少奇占15%的势力，朱德占5%的势力。三巨头分权时，毛泽东主管军队，周恩来主管财经，刘少奇主管宣传。可是中国进入和平环境后，军队的地位下降了，而财经的地位大大提高。因此主管军队毛泽东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而主管财经周恩来的重要性相对上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的第一个目标是恢复因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这个目标到1952年圆满完成；第二个目标是“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把中国原有的私有制“改造”为公有制，即所谓的“改制”。苏联的“改制”采用暴力剥夺的办法，遇到很大的抵抗，造成严重的混乱；中国的“改制”没有照搬苏联的暴力剥夺办法，而是采用了和平赎买的办法，没有遇到大的阻力，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改制”。

中共的这两个重大目标，都是在周恩来的主导下顺利完成的。这样一来，周恩来在党内的威望攀升，势力也相应扩大。到1956年召开八大时，毛泽东在党内的势力退缩为45%，周恩来的势力上升为35%，刘少奇的势力也上升到18%，朱德的势力则下降为2%。

在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的时候，中共的主要目标是武装夺权，因此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袖，这也符合当时国际国内的潮流。当时斯大林在苏联大树个人威信，苏联各处悬挂斯大林像，各种仪式上还要演奏《斯大林颂》；蒋介石在中国也大树个人威信，比如当时中国各大城市的电影院中，银幕上一旦出现蒋介石的画面，观众都要从座位上起立，以示对领袖的尊敬。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共觉得自己也应该树立一个领袖人物，于是就树立了毛泽东。

战争胜利之后，中共不再需强有力的领袖了，这时大家开始意识到毛泽东的权力太大，应该加以限制。正好赶上苏联的反个人崇拜运动，于是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联合起来，共同提出反对个人崇拜。尽管毛泽东知道这个“反对个人崇拜”，其实就是要限制他的权力，心中自然是不满的。可是他那时在党内的势力只有45%，而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的势力加起来达55%，毛泽东不得不屈从，同意了这个对他不利的“反对个人崇拜”。

到1956年时，中国的经济情况十分良好，社会主义改造也顺利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毛泽东对这个成绩也很高兴，他本来就是一个急性子的人，现在看到形势大好，更想大干一场，准备“大干几年进入共产主义”，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1956年初，毛泽东提出一个“大干快上”建国路线，提出“要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而周恩来根据现实情况，认为毛泽东的“大干快上”是不符合实际的“急躁冒进”，于是他提出一条与毛泽东急躁路线相反的“反冒进”稳健路线。周恩来在讲话中，委婉地批评毛泽东说：“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没有什么不好?”

毛泽东一再告诫说“不要泼冷水”，而周恩来却说：“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两条路线的不同，已经鲜明地显现出来。

毛泽东当然不满周恩来的“反冒进”路线，认为这是“爬行主义”。1956年4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再追加20亿元的投资。周恩来却说很难办到，可是毛泽东仍坚持己见，周恩来与毛泽东发生了当面争执，最后毛泽东一气之下拂袖而去。会后，周恩来又私下找毛泽东，解释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让毛泽东更加生气。

不过当时中央委员多数是支持周恩来的，特别是刘少奇表示支持周恩来，两人联手起来的势力超过了毛泽东的势力。1956年6月，刘少奇主管的《人民日报》上，头版头条登载一篇支持周恩来的社论，文章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说：“急躁冒进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这篇社论是刘少奇公开支持周恩来的表现，让毛泽东十分恼火。可是根据三巨头的分工，宣传归刘少奇主管的，毛泽东无法插手，恼火也没有办法。1956年11月，周恩来代表国务院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报告》，这个计划完全是周恩来的稳健路线，不符合毛泽东的大干快上思想，而且还把毛泽东特别提倡的“多、快、好、省”四字方针删掉了。这当然让毛泽东非常不快，但根据他们的分工，财经是周恩来主管的，毛泽东无法插手，所以最后他不得不同意了周恩来的报告。

1956年是毛泽东非常不爽的一年，首先他的建国主张和路线都被周恩来排斥掉了，第二是在中共八大上大家借“反对个人崇拜”，限制了他的权力。当然毛泽东是个沉得住气的人，他在等待反击的时机。不久，一个天赐的良机来了。

一年后，1957年的统计数据出来了。1957年工业产值增长率为10%，而1956年工业产值增长率为31%，从数字上看，工业发展的速度大大减慢了。同时，1957年的农业生产计划没有完成，而1956年的农业生产则是超额完成计划。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工农业发展速度太高，会引发很多副作用，因此把发展速度降下来一些，也未必是坏事。可是当时的中共高层，并没有经济建设的经验，他们把经济建设看成跟打仗一样，认为发展速度快就是打了胜仗，而发展速度慢下来就是打了败仗。1957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慢下来，让中共高层感到是打了败仗的感觉，那么这个败仗的责任者是谁呢？当然是主管财经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党内出现对周恩来的经济政策不满的声音。

平心而论，周恩来的“反冒进”的确是过头了一点，发展速度大幅度下降，就是放到今天的中共党内，也是不好交代的。也许周恩来的刹车心切，刹车的速度太猛了一些，但周恩来也没有经济建设的经验呀，要掌握好刹车速度哪是那么容易的事。但不管怎么说，这次周恩来是“犯错误”了，被别人揪辫子是在所难免的。

毛泽东当然不会放过周恩来，他开始反击了。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公开批判“反冒进”说：“1956年经济文化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吹起了一股风，把多快好省几个东西都吹掉了，影响了今年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的进展，给群众泼了凉水。”

面对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有口难辩，只好检讨，说：“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多快好省几个东西，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影响。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不会满足于周恩来这个“不深刻”的检讨，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公开点名批评周恩来，他拿着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乘风破浪》一文，责问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只得回答说：“写不出来。”

毛泽东嘲笑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1958年２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把“反冒进”跟右派联系在一起，说：“反冒进的人说1956年是冒进，右派攻击1956年是全面冒进，二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相距不远，大概五十米远。”

面对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非常被动，只有检讨，再检讨，没有人站出来支持周恩来，甚至没有人为周恩来说句话解围，这让周恩来感到寒心。特别是周恩来对刘少奇寒心，因为刘少奇是与周恩来一起“反冒进”的，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支持周恩来的社论。现在刘少奇却一声不吭，好像“反冒进”与他无关似的，这让周恩来非常生气。十年后在文革中批判刘少奇时，周恩来还特别提起当年的事，忿忿地说：“1956年带头反冒进的就是刘少奇，还有陈云，我也有责任。1958年南宁会议上，我作了一个自我批评，刘少奇一点自我批评精神也没有，陈云也没有自我批评，最后只好由我兜起来。”

在党、政领域打击周恩来的同时，毛泽东也没有忘记在军队中肃清周恩来的影响。1958年5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进行所谓“反对教条主义”的整风，但整风的目标直指周恩来在军队中的两大基石：刘伯承元帅和粟裕总参谋长。这次彭德怀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毛泽东的打手，把刘伯承批得当场流泪，并公开扬言“要把粟裕批倒批臭！”

军队中批判刘伯承和粟裕的温度越升越高，最后上升成为“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彭德怀说：“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贯穿我军三十多年的历史。目前军队中的错误路线，实际上是历史上的错误军事路线在某些范围内的复活，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

彭德怀说的“贯穿我军三十多年历史的两条军事路线”，军内高级干部都知道，这是指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和周恩来的军事路线。最后，刘伯承辞职，粟裕解除总参谋长，两人都被逐出军界。

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加大对周恩来的打击力度，特地安排让周恩来在大会上作检讨。周恩来在大会上检讨说：“我当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众实践更启发了我，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带方向性的动摇和错误。”周恩来又强调他要向毛泽东学习，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

周恩来的这个“深刻检讨”，毛泽东总算是认可了，说：“反冒进的问题，现在搞清楚了，我们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但同时他又说：“党内最好不要出现分裂。当前可能发生的大灾难有两个：一个是战争，另一个是党内分裂。历史上曾发生过党的分裂，往后也可能有新的分裂，希望中央委员会特别注意顾全大局。”

这是毛泽东婉言向周恩来说，希望他顾全大局提出辞职，以免党的分裂。毛泽东知道，如果周恩来真的顽抗到底的话，出现党内分裂，甚至战争，都是可能的。周恩来当然明白毛泽东的意思，于是“顾全大局”地在1958年6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用巧妙的词句提出辞职说：“请大家考虑我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

不过在会议表决上，多数人还是认为应该给周恩来留个面子，他的总理职位总算被保留下来。但毛泽东还是写了一个政治局高层排名表，把本来在党内排名第三的周恩来，排到了第六，排在林彪、邓小平、彭真之后，这就等于向党内宣布，周恩来降格了。

之后毛泽东宣布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五个小组，直隶中央政治局领导，这样毛泽东就完全夺取了周恩来的财经大权，开始由他本人直接领导中国的经济建设。这样一来，党内的势力分配也发生巨变。毛泽东接管了周恩来的财经大权，排除了周恩来在军队里的人物，势力由45%骤升为70%，刘少奇的势力还是15%，朱德的势力也还是5%，但周恩来的势力由35%骤降为10%，国务院也成了有名无实的“花瓶”，周恩来只做一些迎来送往的跑龙套事情。

毛泽东夺取周恩来财经大权的时候，是得到党内大多数人支持的。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周恩来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大跃进，结果造成工农业发展速度下降，这反过来证明毛泽东提出的大跃进是对的。这似乎又再一次证明，毛泽东是英明远见的，毛泽东再次成为正确路线的化身，他在党内的威信骤然上升。毛泽东趁着这股东风，着手修复他在1956年的八大上被反对掉的“个人崇拜”。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重新提起个人崇拜的问题，讲了这样一段话：“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行。真理掌握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

这时，刘少奇立即拥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观点，说：“我这个人，历来是积极提倡个人崇拜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我是说提高毛主席的领导威信。我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现在我还要搞。我们比主席，总是差一大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很多重大问题都是主席提出来的，我们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主席。”

党内排行第二的刘少奇这么一说，很多人立即检讨和反省自己“跟不上主席”，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甚至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随着毛泽东在党内势力的骤升，四处响起一片对毛泽东的颂扬，有人说：“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人说：“毛泽东思想是活的马克思主义，学马列要以学毛主席著作为主”；有人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和最高标准”；有人说：“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是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各种肉麻的吹捧无所不有。尽管那时吹捧毛泽东还没有达到文革时那样登峰造极的地步，但势头也相当的可观。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刘少奇在这些事情中，做得不够好。本来“反冒进”是周恩来和刘少奇共同发起的，可是当“反冒进”出了问题之后，刘少奇立即脚底抹油溜开，让周恩来一个人承担责任。如果那时刘少奇站出来和周恩来共同承担责任的话，毛泽东就不会赢得那么多的权力，周恩来也不会输得那么惨，大跃进就有可能避免，刘少奇本人在文革中被整死的悲剧也可以避免。另外，刘少奇的立场太不坚定，本来在1956年9月的八大上，他是力主反对个人崇拜的；可是到了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刘少奇又摇身一变，变成力主支持个人崇拜了。

1958年之前，中共党内还是比较民主的，这是因为党内存在周恩来这个能够制约毛泽东的人；到1958年之后，中共党内形成毛泽东的个人独裁，也是因为失去了周恩来这个能够制约毛泽东的人。这次周恩来的“反冒进”与毛泽东的“大跃进”的斗争，是中共建国后的第一次路线斗争，毛泽东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路线大胜，而周恩来的稳步建设社会主义路线大败。不过与后来的路线斗争相比，这次路线斗争算是很温和的，所以常常被人们忽略或遗忘。尽管这次路线斗争是温和的，但它打破了党内的势力平衡，为后来的残酷路线斗争埋下了火种。在这次路线斗争中，刘少奇和彭德怀都是帮毛泽东肃整周恩来的重要角色，而这两个人之后又因为这个死于非命，几乎就是一个现代版的冤冤相报故事。

毛泽东在党内取得绝对优势之后，亲临一线指挥国家经济建设，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果然是得心应手，没有任何制约，毛泽东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就是大跃进的领导体制和指挥班子。当初毛泽东充满自信地说：“我就不信，搞经济比打仗还难。”可是毛泽东的自信很快就被粉碎了，他领导的大跃进很快搞成了大饥荒，毛泽东不得不引咎退居二线，从周恩来手中夺来的财经大权，又悄悄地送还到周恩来手中。

1960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是毛泽东的滑铁卢。这次会上，由于国民经济已经到崩溃的边缘，毛泽东只得交出所有的党政大权，只保留军队中的权力，退居二线。此后党中央由刘少奇主持，国务院由周恩来主持。此时的毛泽东，也尝到了人间的世态炎凉，那些吹捧他的人，现在又开始批评他了，他们说：“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毛泽东被逼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公开自我检讨。

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中共党内的势力又发生巨变，到1964年的时候，毛泽东在党内的势力大大减弱，只有约35；而刘少奇的势力大大增强，达到约30%；周恩来有30%的势力，林彪有3%的势力，朱德有2%的势力。在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因为党内的势力较为均衡，所以这段时期比较平和稳定，民主气氛也比较好。毛泽东发起文革之后，再次打破的党内势力平衡，中国又进入了新的动荡时期。

昨天（1964年12月27日）的会议散会前，毛泽东给众位高官留下一个猜谜题：“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自己去研究。”众高官当中，悟性比较好的人，当场就猜出来了；悟性差一些的人，一时还猜不出，其实，搞政治最重要的是靠悟性，悟性这个东西还真是无从学起的。那些悟性差的，猜不出，于是就纷纷去问组织会议的邓小平。邓小平当然是一个很有悟性的人，早就猜出了毛泽东的谜底，但这个谜底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邓小平无法告诉他们，只好装傻，支支吾吾应付着说：“主席不是说了嘛，自己去研究啦。”他费了好些力气，才把那些悟性差、好奇心重的高官打发走了。

邓小平心中怨言升起：本来好好的会，让主席这么一“搅”，可苦坏我这个会议组织人了。邓小平找到刘少奇，抱怨说：“主席的情绪太大，讨论会开成猜谜会了。明天的会议还是劝他一下，别让他再参加会议了，让他好好地休息休息。否则这次会议的精神还是定不下来。”

刘少奇一听，暗中喜欢这个小平，总是与他不谋而合，不过故意作出一个无奈的手势，说：“那得你去和主席讲，我去讲还是会出问题的。”

去跟毛泽东说，请他不要来开会，这可是得罪人的事啊。这种得罪人的事，要是换了别人，肯定是不愿去的。不过邓小平不一样，他这个人不仅悟性好，胆子也大，不怕得罪人，不仅有叛逆的性格，而且叛逆得精彩。邓小平真的去找毛泽东了。

邓小平来到毛泽东的住处，看到毛泽东的情绪似乎还不错，于是鼓起勇气，用最恭敬的语调，微笑着对毛泽东说：“明天的会议，只是讨论一些具体的事情。听说主席您感冒了，如果您身体不舒服，就不必来了。会议结束后，我会把结果向您详细汇报的。”

邓小平长相平平常常，与“小平”这个再平凡不过的名字一样，他的最大特征就是个头矮。邓小平身高152厘米，与当时中国男性的平均身高165厘米相比，其实也不算太矮。只是邓小平的头偏大，与整个身材比起来，形成一种视觉上的错觉，就越发显得个头矮小。邓小平站着跟别人讲话，不得不抬头昂视，看上去的身态很谦虚。特别是他那张娃娃脸上，一双眼睛大而下斜，好像永远在微笑。邓小平的矮小身材加上娃娃脸，不管他说出什么话来，总是让人对他恨不起来。

中共三巨头都是高个子，毛泽东的身高没有确切数据，大约172～175厘米，刘少奇约172厘米，周恩来约170厘米，邓小平和他们站在一起，就显得太矮了一些。邓小平即使是坐着，也明显地比毛泽东矮了半截，越发使毛泽东大有俯视晚辈的长者心态。劝说毛泽东不要参加会议，这等于就是变相的“逼宫”。可是这句“逼宫”的话由邓小平这张娃娃脸的嘴里说出，就显得不那么刺激了。

毛泽东听完邓小平的话，心想：“这个小平，个子小，胆子倒不小，居然有勇气到我面前来‘逼宫’。”邓小平的大胆，反而让毛泽东对邓小平有了几分好感，因为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毛泽东也没有生气，坦然地反问说：“你不想让我说话了，是不是？”

邓小平没有回答，脸色依旧挂着天然的微笑，等于是默认了毛泽东的话。他知道毛泽东一旦看穿你的心，越狡辩就会越令毛泽东生气，恭敬不如从命。毛泽东脸上也轻松地微笑着，说：“我可以告诉你，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你们请我来，我未必就来；你们不想让我来，我偏要来！”

邓小平走后，毛泽东脸上的轻松笑容顿时消失，那是装出来的轻松，他不能在邓小平面前丢面子。此时毛泽东的心情非常沉重，自从他1943年当上党主席以来，至今已有31年了。在这31年中还从没有人敢跳出来“逼宫”，请他不要参加会议。不过就像毛泽东的口头禅“新生事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今天邓小平的“逼宫”，对于毛泽东来说，也是一个新生事物，他一时间还适应不了。

毛泽东知道，邓小平“逼宫”的后台是刘少奇，他们想把毛泽东当成一个死去的祖先，供在高阁上的神庙里，给他浑身涂上金粉油彩，很好看，但不管用。他们不想让毛泽东过问政事，更不想让毛泽东参加党中央会议。

1960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是毛泽东的滑铁卢。这次会上，由于国民经济已经到崩溃的边缘，毛泽东只得交出所有的党政大权，只保留军队中的权力，退居二线。此后党中央由刘少奇主持，国务院由周恩来主持。从1960年8月到1963年，毛泽东基本不过问政事，很少参加会议，所以与刘少奇没发生什么矛盾。今年，也就是1964年，毛泽东从高阁上的神庙里走出来，多过问了一些政事，多参加了一些会议，就与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发生矛盾了。刘少奇感到毛泽东有从“二线”回到“一线”的企图，所以他要把毛泽东这尊神，再请回到神庙里，不让他回到人间。

目前摆在毛泽东面前的选择，有两个：第一个选择是让步，满足刘少奇他们的要求，不再过问政事，退回到他的神庙里接受贡拜，做一个有地位但没有实权的太上皇。第二个选择是斗争，打出神庙，打倒刘少奇，重新回到“一线”来领导共产党，重新统领中国的一切大权。

第一条路无疑是平坦的、舒适的、轻松愉快的。此时毛泽东已是71岁的老人，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毛泽东这个年龄的人，应该是坐享清福的时候了。以毛泽东的地位，在物质上可以说达到了要什么有什么的地步，只要他退居二线，可以去游遍天下名山名水，吃遍天下美食美味，吟诗作词，赏月观花，“热来寻扇子，冷去对美人”，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想怎么开心就怎么开心，享尽天下之福。

第二条路则是艰险的、曲折的、惊心动魄的。一个71岁的老人，再去进行一次你死我活的政治恶斗，有必要吗？要斗争，就有可能失败，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万一斗争失败，毛泽东就会失去现在所有的一切；即使是斗争成功，毛泽东又能得到什么呢？从物质上来说，毛泽东的斗争成功，也不会得到比他现在更多的物质财富，所以毛泽东的斗争目的，不包含发财欲望；从地位上来说，毛泽东已经是中国官位最高的人，毛泽东的斗争成功，也不会使他的官位更高，所以毛泽东的斗争目的，也不包含升官的欲望。

对于一般的凡人来说，争权的目的，不外乎是为了“升官”和“发财”。如果一个权力，需要拼个你死我活来争夺，而这个争到的权力又没有升官发财的功效，似乎只有傻子才会去争夺这样的权力。对于毛泽东来说，他已经是终身主席，如果他做出“让步”的选择，退居二线不再过问政事，可以保证他终身有“中国首富”的物质待遇和“中国第一伟人”的名誉地位。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毛泽东这样的人，什么都有了，又何必再去争权呢？

但毛泽东依然做出了“斗争”的选择。这是为什么呢？《水浒传》里有一个好汉鲁智深，有一种天生的“侠义”性格，对强者欺负弱者的事情“看不下去”，忍不住要跳出来打抱不平，尽管这个打抱不平对鲁智深自己没有任何的“好处”。鲁智深的这种“侠义”性格，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最可爱但又最可怕的一部分。

毛泽东也是天生的“侠义”性格，他把地主剥削农民，资本家剥削工人，看成是强者欺负弱者一样，是不能容忍的、看不下去的。一旦让他看见了，他就忍不住要跳出来打抱不平。在毛泽东退居二线的这些年，刘少奇在农村大搞“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试点，这就让毛泽东“看不下去”了。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他们这么搞下去，中国就要变成一个“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复辟过去那个劳动人民被欺压的“旧社会”。毛泽东这种天生侠义心肠的人，本能上就反感“人压迫人”的不平等社会，他忍不住要跳出来替他心目中的弱者，也就是劳动人民打抱不平。

鲁智深的性格，使他不可能对恃强欺弱的行为袖手旁观。毛泽东也是一样，他的性格，也使他不可能对刘少奇的资本主义路线视而不见。毛泽东天生就不能平平安安地坐在家里享清福，他自己也承认，说：“我就是好斗嘛。”不过毛泽东的“斗”，和鲁智深的拳打镇关西一样，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去“斗”，而是为了他自己心目中的“伸张正义”。

鲁智深只知道用拳头“行侠仗义”，而毛泽东不是那种鲁莽之人，他要用智慧来赢得这场斗争。首先毛泽东要维护自己说话的权力，尽管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敢“剥夺”毛泽东说话的权力，但毛泽东讲话的影响力越来越弱化了。毛泽东的讲话，第一步被“屏蔽”，第二步被“淡化”，第三步就成为无用的“废话”。

这样的情况，近来又进一步“恶化”了。刘少奇在会上频频打断毛泽东的发言，“不让”毛泽东讲话；邓小平又公然来劝告，“不让”毛泽东去开会。毛泽东感到，再不抗争的话，他的话语权真的要被剥夺掉了。于是，毛泽东叫汪东兴过来，对他说：“你去给我找一本《宪法》来，我要用。”

汪东兴跟毛泽东这么多年，从来没见毛泽东对《宪法》感兴趣过，一时没搞懂毛泽东的意思，问：“是我们自己的《宪法》吗？”

毛泽东没好气地说：“当然是我们自己的《宪法》，再把《党章》也找来。”

汪东兴赶紧找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毛泽东认真地读起了。说实话，毛泽东对这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来就没读过。本来毛泽东就不相信法律，他曾说：“中华五千年，从来没有宪法，也没见什么损失嘛！汉唐强盛，有宪法吗？可我们有不少同志迷信宪法，以为宪法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对宪法的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台湾去了吗？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

很多事情的发展都具有讽刺性。现在，毛泽东居然在那本被他所蔑视得一钱不值的《宪法》中，寻找维护自己权利的法律依据。毛泽东拿起床头放着的大号圆头放大镜，仔细地查找起《宪法》来，真的找到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接着在《党章》中，毛泽东也找到了关于党员个人权利的论述。于是毛泽东准备好这两本书，准备在明天的会议上，把这两本书作为他与刘少奇斗争的法律依据。

12月28日的会议开始了，刘少奇依旧早早来到会场。昨天邓小平向他汇报了毛泽东的回答，刘少奇深知毛泽东的性格，既然他说“偏要来”，那肯定是要来的，而且要来和自己“大干”一场。刘少奇暗暗做好心理准备，他甚至希望毛泽东蛮不讲理地“骂”他一通。如果毛泽东这样做，众高官会厌恶毛泽东的霸道，大家反而会同情刘少奇，支持刘少奇，这样刘少奇的胜利，就会更向前迈进一步。

不出刘少奇的预料，毛泽东按时到场了。不过今天毛泽东进场的时候，大家都向他投去异样的目光，因为毛泽东的手里，居然拿着两本书。毛泽东参加会议，从来都是潇洒地甩着两只空手来的，即使是需要文件，也有秘书代劳，用不着毛泽东亲手拿。今天毛泽东居然破天荒地亲手拿了两本书来开会，那是什么书呢？众人都往毛泽东手上看。毛泽东可能也看出了众人的心思，一张大手掌遮在书上，别人看不见书名。

毛泽东来到他的第一把交椅，对起身相迎的周恩来点点头，对身边的刘少奇看也没看。刘少奇当然不会在意毛泽东的眼色，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反而提高他的身价呢。毛泽东坐下之后，刘少奇也跟着坐下来，并在话筒上说：“请主席主持会议并讲话。”

毛泽东坐下后，先扫视一下众高官的面部表情。昨天毛泽东给众高官留下的“谜题”，是大有深意的。毛泽东的第一个谜题“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它的谜底是：“刘少奇已经从毛泽东那里独立出去了，形成两个独立的王国，毛泽东王国和刘少奇王国”。毛泽东的第二个谜题“你们自己去研究”，它的谜底是：“你们这些人好好研究一下，是选择加入毛泽东王国，还是选择加入刘少奇王国，赶快表态，赶快站队吧。”

毛泽东出这道谜题的用意，就是要督促那些越来越油滑的高官们，赶紧出来表个态，不要再观望了。毛泽东把目光扫向众高官，被毛泽东目光扫到的人，都不敢正视毛泽东的目光，赶紧把眼睛转向自己手中的文件。这些高官们，有些昨天在当场就明白了毛泽东谜题的意思，那些当场没有明白的，问来问去，最后也都明白了毛泽东谜题的意思，知道毛泽东要催促他们表态。但他们还是不想表态，大家依然保持中立的态度。

毛泽东也看明白了，他昨天用谜题来催促没起什么作用。这些高官的官位越来越高，革命激情却越来越低，他们只是想保住自己的官位，不想再跟着毛泽东“干革命”了。毛泽东从会场的形势看出来，今天的斗争，自己是少数派，是一场凶多吉少的斗争。毛泽东本想在会议一开始就抛出那两本书，但现在他要慎重，不能乱来。毛泽东也知道自己的脾气不好，他努力克制自己，不要被心中的怒火所左右。

毛泽东用心平气和的语气开始讲话，说：“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有三种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前两种提法较好，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

毛泽东有意停顿了一下，希望有人出来发表意见，但众高官的眼睛紧紧看着毛泽东，嘴却不肯开。毛泽东只得继续说：“我们常委会谈过，也跟几位地方的同志谈过，恐怕还是以第三种提法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叫‘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也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后一种提法较适当，因为它概括了问题的本质。我们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众高官依然是一片洗耳恭听的姿态，没有人出来发言，更没有人表明自己的立场。毛泽东心中的“火”窜了上来，提高声音说：“我看有些同志所说的那些矛盾，都没有牵涉问题的本质，也没说明问题的根本性质。说到底，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忘记这点，就是欺骗人民。我看有些同志是在为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话，他们要把斗争的方向搞乱，混战一场，最后来一个混水摸鱼。”

毛泽东火气上来的时候，自己也控制不住，他越说声音越大，那个湖南腔越说越难辨认：“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讲的，什么‘四清四不清’的问题，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的问题。你们要善于抓住一切问题的‘纲’，这个‘纲’就是阶级斗争！”

自从1962年以来，毛泽东是凡开会必讲阶级斗争，今天也不例外，毛泽东继续说：“我们要承认阶级斗争是长期存在的，资本主义是可能复辟的。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嘛。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一听毛泽东又谈起“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很多高官脸上不免露出一丝不耐烦的痕迹。毛泽东看到这些，冷笑一声说：“有的人认为我的话是老生常谈，不那么想听了，他们以为自己的翅膀已经硬了，可以丢掉我这把刀子了。我可以让步，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不让我让步！”

毛泽东最后这句话，简直就是怒吼了。这是自从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久违的怒吼，会场上顿时一片寂静。毛泽东也意识到自己的感情有点失控了，他向台下的众高官看去，那些人并没有表现出惊讶，面无表情，反而折射出有一种“终于等来了毛泽东的怒吼”的预见感。毛泽东心中大为不快，意识到这个话题不该再谈下去了，于是转开话题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我们都要听嘛。特别是对那些反对的话，更要耐心听嘛，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说完嘛。有那么一些同志，天天说讲民主，天天又不讲民主。讲民主是叫别人讲民主，到了自己就不讲民主了。”

毛泽东说到这里不说了，让别人发言。众高官以为毛泽东还要雷霆震怒下去，没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熄火了，让众高官放心下来。于是众高官继续发言，大家都小心地避开有关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敏感话题，继续保持中立。

到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刘少奇问毛泽东是不是还有话说，毛泽东说：“我是没有话了。如果还要讲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宪法》八十七条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

毛泽东举起《宪法》，又举起《党章》给众人看，众人这才知道毛泽东今天拿来的两本书是《宪法》和《党章》。毛泽东举起《党章》说：“《党章》100页到104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一个不准我开会，一个不准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毛泽东最后拿出这个杀手锏，不点名地申诉说“邓小平不准我开会”，“刘少奇不准我讲话”，毛泽东以为这样会赢得一些高官的义愤或者同情，毕竟毛泽东是“有恩”于他们的，他们或多或少地得到过毛泽东的提拔和重用。可是毛泽东失望了，他的杀手锏没起作用，没有人站出来替毛泽东打抱不平，没有人站出来捍卫毛泽东说话的权利。

毛泽东见高官们都不说话，再逼问一句：“同志们有话没有？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要耽误你们的时间，我又变成个官僚主义。”

会场还是一片寂静。连那个永远给他面子的周恩来，今天怎么啦，也抿着他那棱角分明的嘴唇，像是狠了心，不说话了。毛泽东今天的战斗，全盘皆输了。

刘少奇当然是大喜过望。这两天毛泽东各种手段都用出来了，可是众高官中除了陈伯达，没有一个公开支持毛泽东的。看来毛泽东已成了孤家寡人，再也号召不起人来了，刘少奇战胜毛泽东似乎是指日可待的。

按照这次会议的日程，今天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刘少奇乘着胜利的东风，也不和毛泽东商量，就通知参会的高官们散会，并发出了会议的决议，就是所谓的《十七条》。

当晚，江青请陶铸夫妇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观看现代京剧《红灯记》。演出前，陶铸夫妇在休息室里遇到毛泽东，陶铸无意中向毛泽东提起散会的事，因为陶铸并不知道刘少奇没有通知毛泽东就散会了。

毛泽东得知散会的消息，震惊了：“什么？会开完了？我还没有参加呢，就散会了？”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可是刘少奇居然不通知他这个主持人就散会了，可见刘少奇根本没有把毛泽东放在眼里。毛泽东气得骂出声来：“有人就是要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些话的嘛！”

毛泽东气得又问陶铸：“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

陶铸暗自懊恼不该与毛泽东说起这些事情，不过也不敢乱说，只好照实回答说：“有的走了。”

毛泽东想也没想，当即做出一个鲁莽的决断，斩钉截铁地命令陶铸，说：“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继续开会。”

毛泽东很快就后悔他这个在气头上做出的鲁莽决断。因为他跟刘少奇的这场战斗，既然已经满盘皆输了，就不应该再战下去了。继续再战下去的话，还是照样输。可是毛泽东的自尊心，毛泽东的面子，又让他不得不做出这么一个错误的决断。

毛泽东不管怎么说，名义上还是党中央主席，他的指示还是有法律效力的。刘少奇马上有条不紊地指示中央办公厅，按照毛泽东的意思，通知那些已经回到当地的全国各地的高官们，再到北京来接着开会，继续讨论“四清”问题。刘少奇心中暗喜，毛泽东这样蛮干，打击面就不是他一个人了，而是全中国的高官们。毛泽东把全中国的高官都招来为他们两个人的争吵“陪绑”，一定会让这些人反感，进一步远离毛泽东。

果然，那些已经回家的高官们，忽然又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让他们回北京继续开会。这些人抱怨起来，这次会议花了两个星期，总算搞出一个决议《十七条》，现在又说《十七条》作废了，要重新再搞一个决议，这不是胡闹嘛。这些人心里都埋怨毛泽东：“你和刘少奇吵我们不管，但不要把我们也陪绑进去。毛泽东退居‘二线’有的是时间，而我们这些在‘一线’工作的人都忙得很，哪有时间‘陪’你跟刘少奇吵架呀。”

1965年元旦后，心中埋怨很大的全国各地的高官们陆续回到北京，继续开会。毛泽东也明白大家心里对他有气，要真正的赢刘少奇已经是不可能了，他现在唯一的能够赢的，就是赢一个“面子”。于是毛泽东破罐子破摔，摆出一副倚老卖老的架势，非要会议决议按照他的主张写，非要刘少奇做自我批评，要不然就不散会。说白了，毛泽东就是要争一个面子。

高官们也看出来毛泽东是在面子上过不去，非要争个面子不可。于是大家都去劝刘少奇，让他委屈一下，顾全大局，向毛泽东做个自我批评，结束这场争吵。然而刘少奇态度却十分固执，不同意自我检讨，说：“如果我工作做错了，当然要检讨。你们说说看，我工作什么地方做错了？如果没有错，为什么要检讨？”

大家继续劝刘少奇：“你就不要跟主席一般见识了，他大概是人老了，糊涂了，你就让着他一些吧。”

刘少奇还是不同意检讨。最后军界元老朱德和贺龙出马，亲自出面劝刘少奇：为了全党的利益退让一步，向毛泽东做个口头检讨，结束这场争吵。其实刘少奇就是要等军界元老出面之后，再做出让步。因为他这时让步，等于给军界元老们一个很大的面子，刘少奇当然知道中国人对“给的面子”是一定会回报的。这对他今后加强对军队的影响力是大有好处的。于是刘少奇痛快地答应朱德和贺龙：我马上向毛泽东做自我检讨。

朱德和贺龙看别人劝不动刘少奇，自己一说刘少奇就听了，果然感到很有面子，对刘少奇也很有好感。后来朱德在1965年还提出建议说：“今后可以让少奇同志指挥军队。”

1965年1月13日，刘少奇召集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等重镇高官17人，开了一个党内民主生活会。刘少奇带头作自我批评，检讨自己对毛泽东“不够尊重”，以后一定注意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党的团结。周恩来参加了会议，但他还是和以往一样，严格保持中立。毛泽东则派陈伯达代表他来参会。

第二天的会议上，刘少奇当面向毛泽东检讨说：“我对主席不够尊重”，并声明今后一定注意维护毛主席的威信和党的团结。高官们对刘少奇这种高姿态的顾全大局做法，都表示满意。然而毛泽东听了刘少奇的检讨，心里又有一股“火”起来了。如果刘少奇检讨说：“主席的看法对，我的看法错了”，这还有认错的意思，刘少奇却说“对主席不够尊重”，这能算是认错么？毛泽东没好气，当场就把刘少奇的话顶回去，用他的一贯拔高手法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

之后刘少奇不再与毛泽东争论，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提法，重新制定了新的会议决议《二十三条》，下发全国，终于结束了这场毛刘的争吵。对于刘少奇来说，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制定《二十三条》，不过是给毛泽东一个面子，执行的大权在刘少奇手上，具体怎么做还是由刘少奇说了算。

毛泽东在这场争吵中，只是勉强赢了一个面子，而实质性的“里子”，都让刘少奇赢了。毛泽东首先在风度上就输给了刘少奇，让刘少奇赢得一个顾全大局的好名声，赢得了高官们的好感。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这次真的中了刘少奇的“气走毛泽东”之计，今后很难再参加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会议了。

这个理由是简单的：如果毛泽东参加会议，对刘少奇的意见全部赞成，这会让毛泽东的自尊心受不了，不符合毛泽东的为人；如果毛泽东在会议上反对刘少奇的意见，刘少奇倒也不会再跟毛泽东争辩了，而是摆出一副“顾全大局”的高姿态，在风度上把毛泽东比下去。这样一来，众高官倒觉得毛泽东心眼狭小，更让毛泽东没有面子。

今后毛泽东如果再参加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会议，赞成刘少奇，让毛泽东没面子；反对刘少奇，也让毛泽东没面子，因此对于毛泽东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不参加会议，正好达到刘少奇“气走毛泽东”的目的。事实上，1965年一年中，毛泽东没有参加过一次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会议，这让刘少奇十分开心，感到他这个小媳妇终于熬成婆了。1965年夏，刘少奇的心情很好，难得携全家一起游览了北京玉泉山。这也是刘少奇与九个孩子，及妻子、岳母的最后一次温馨的家族活动，在刘少奇孩子们的心目中留下了永远的记忆。

1966年，按照计划准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本来准备在1961年召开，当时因为“三年自然灾害”，把会期推迟到1966年。刘少奇计划在1966年的九大上，把毛泽东推上“名誉主席”的地位，自己真正成为党主席。但是刘少奇这个计划的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军队仍然牢牢控制在毛泽东手中，所以怎样弱化和分化毛泽东在军队中的影响力，成为刘少奇计划的重点。

刘少奇的合伙人邓小平，在军中有一定影响力，军界元老朱德已经表明支持刘少奇，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和总参谋长罗瑞卿，也与刘少奇关系友好。但是这些人加起来，还是抵不过国防部长林彪一个人在军中的实力，所以刘少奇就看上了另一个人：已经失足的彭德怀。

当年反对毛泽东的大跃进，第一个是周恩来，第二个彭德怀。毛泽东的大跃进错了，那么就说明反对大跃进的周恩来和彭德怀是对的，特别是彭德怀因为反对大跃进，被打成“反党集团”，因此很多人对彭德怀抱不平，党内有一股为彭德怀平反的呼声。一旦彭德怀平反，回到军队工作，他在军中的影响力不亚于林彪，而且肯定是反毛泽东的，这样刘少奇就不用怕毛泽东了，毛泽东的彻底退休也就会成为定局。

彭德怀还在北京郊外的挂甲屯默默无闻地种他的菜的时候，不知不觉中，成为决定刘少奇和毛泽东命运的关键人物。为了给彭德怀的平反制造社会舆论，在刘少奇掌控的宣传领域里，《海瑞罢官》等借古喻今、间接为彭德怀喊冤叫屈的作品也就登场了。

毛泽东尽管输了这场斗争，但他绝不会气馁，按照他的口头禅：“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栽一个跟头算不了什么。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毛泽东重整旗鼓，重新调整作战方针，精神抖擞地投入下一场与刘少奇的斗争。

毛泽东跟刘少奇的第一场交锋，满盘皆输。然而毛泽东是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固分子，他一旦立下了打倒刘少奇的目标，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也一定要奋战到底。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毛泽东是个有勇有谋的人，毛泽东给自己的评价是：“我这个人是一半虎气，一半猴气。”这里的虎气就是“勇”，猴气就是“谋”。有虎气才敢于挑战，敢干别人不敢干，甚至不敢想的事；有“猴气”，才会有计策、有预谋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毛泽东跟刘少奇的第一次交锋中，“虎气”用的太多，“猴气”用的不够，所以失败了。毛泽东痛定思痛，接受这个教训，他跟刘少奇的第二次交锋，要以“猴气”为主，以计谋取胜。

使用计谋的第一点，是要分析形势，分析自己的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毛泽东的有利因素是他依然牢牢地控制着军队，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可以动用军队保驾护航。毛泽东的不利因素，是他在高级干部中失去了威信。威信和威慑不一样，威慑是对一个人手中权力的惧怕，而威信是对一个人的人格的敬仰。一个人掌握了生杀大权，就有了威慑力，但并不等于就有威信。一个人的威信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功绩上，吹嘘是吹不出来威信的。

从1927年上井冈山，到1958年大跃进之前，毛泽东在这31年间居然没有犯过错误，领导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毛泽东的威信也就是建立在这个巨大功绩的基础上。毛泽东在长达31年的时间里，一贯正确，不犯错误，这就在共产党内产生出一种对毛泽东的迷信：他总是正确的，他就是真理的化身。长期以来，毛泽东屡屡战胜他的政敌，最大的法宝就是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

可是毛泽东1958年搞大跃进的惨败，一笔勾销了毛泽东31年来建立起来的不败神话。1959年毛泽东和彭德怀斗争时，毛泽东是“一呼百应”，高层干部马上纷纷支持毛泽东，这是因为那时毛泽东大跃进的惨败还没有显现出来，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尚存。而这次和刘少奇的斗争，毛泽东却是“百呼一应”，只有陈伯达一个人响应毛泽东。这个事实证明，毛泽东在高层干部当中的威信，已经消失殆尽，他们认为毛泽东的那一套已经过时了，不再相信毛泽东有领导国家搞建设的能力，甚至认为毛泽东已经不适合当国家领导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要想在政治上翻身，必须重新树立自己的威信。然而毛泽东要想在高层干部，也就是所谓的“老干部”中间重新树立自己的威信，几乎是不可能了。这就好比一尊金神像，不小心掉到了粪坑里，即使你把它打捞出来洗干净，重新放到神坛上，但它对于人们来说，再也没有以往的神力了。毛泽东的大跃进惨败，就好比金神像掉到了粪坑里，不管毛泽东怎么洗净自己，他也无法恢复自己在老干部中间以往的威信了。

不过在普通的人民群众当中，毛泽东的威信损失不大，因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责任，没有传达到老百姓中间。因此，毛泽东重新树立自己威信的基本战略，就是依靠他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重新换一批新人上台掌权，换掉现在这批已经不迷信毛泽东的老干部。毛泽东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撤换掉个别几个老干部，而要把这批老干部全部撤换掉是根本不可能的。毛泽东后来终于想出一个发动群众打倒整批老干部的办法，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不过在1965年初，毛泽东还没有想出“文革”这个办法。当时他面对刘少奇咄咄逼人的攻势，首先要防守，不能让刘少奇再前进一步。毛泽东也看出，刘少奇的下一个重点进攻目标，是毛泽东掌控的军队，而重点中的重点，就是彭德怀。如果彭德怀被翻案平反回到军队重新工作，那毛泽东只有彻底输了。只要彭德怀不被翻案平反，毛泽东就能掌控军队，就还能与刘少奇周旋下去。就像古人说的那样“英雄所见略同”，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把眼睛盯在了彭德怀身上，刘少奇一方面放出风来说：“彭老总可以回军队做点工作”，另一方利用自己掌控的宣传领域，为彭德怀的翻案平反制造舆论。

毛泽东凭他的政治敏锐性，早就发现近年来文艺界刮起一股否定和批评毛泽东的风潮，其中最醒目的就是京剧《海瑞罢官》。1958年后毛泽东犯了两大错误：一个是饿死人的人民公社，一个是错误批判彭德怀，这是毛泽东的心病，也是毛泽东的软肋。而《海瑞罢官》正是直接触及到毛泽东的这两大软肋，《海瑞罢官》中“退田”的情节，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搞错了；《海瑞罢官》中“罢官”的情节，更是明显地借古人的嘴巴替彭德怀鸣冤叫屈。与任何政治家一样，毛泽东十分清楚文学对政权的巩固、颠覆或合法化起着重要作用。

1962年《海瑞罢官》上演后，江青看了这个戏，立即感到该剧是指向毛泽东的，马上去找了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说《海瑞罢官》存在严重的政治错误，应立即禁演，但江青的建议都被部长们婉言拒绝。江青把这件事告诉毛泽东，毛泽东似乎并不当成一回事，江青也就只好不提了。

其实毛泽东并不是不当一回事，而是毛泽东的智慧高出江青一筹。毛泽东知道，禁演《海瑞罢官》是一个下策，因为人都有好奇心，如果不禁演《海瑞罢官》，很多人还不去关心《海瑞罢官》，而一旦禁演，人们反而纷纷要去看《海瑞罢官》，这岂不是替刘少奇搞了反宣传？况且，单纯地禁演《海瑞罢官》，对刘少奇集团造不成任何打击，反而替他们搞了反宣传，毛泽东不会干这样的傻事。

当时毛泽东不禁演《海瑞罢官》，是采用冷处理的方法，让人们慢慢忘掉《海瑞罢官》。可是现在面对刘少奇的咄咄攻势，毛泽东不能再冷处理了。但毛泽东的反击，不是禁演，而是要批判《海瑞罢官》，这样才能给刘少奇集团一个打击。不过“批判”可不像“禁演”那么简单，必须找一个高手，写一篇高质量的批判文章，才能给刘少奇一个重击。可是去哪里找这样的高手呢？

现在整个宣传机器都掌握在刘少奇手里，毛泽东手头现成可用的人才，就是陈伯达等政治秘书，但毛泽东很清楚陈伯达这些秘书，知道他们的才能承担不起批判《海瑞罢官》的重任，他要另寻高手。毛泽东当然不便亲自出面寻访这样的高手，于是他就想到自己的妻子江青，把寻访高手的重任交给了江青。

1938年，45岁的毛泽东与24岁的江青在延安结婚。当时毛泽东只认为江青是一个漂亮的演员，并不认为江青有从政的才能。而且毛泽东在与江青结婚时，党支部给他加了一个“约法三章”的条件，禁止江青二十年内在党内任职，因为当时党支部担心江青是国民党特务。党支部干涉党员的个人婚姻，现在是不可想象的侵犯人权行为。但在延安时代，党员的一切都要由党来支配，包括结婚。

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一直到1949年还是不错的，可是进了北京城之后，毛泽东和江青关系进入一个寒冷期，到1952年，两人干脆分居了，江青搬到离毛泽东的菊香书屋几百米远的静园居住。毛泽东与江青分居，必然引起人们各种各样的猜测，不过这不是我们这里想要追究的问题。1960年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一度与江青冷却的夫妻关系，又回暖起来。一来是因为毛泽东的工作比较闲了，二来是毛泽东这段时间心情比较苦闷，需要一个可以说说“心里话”的人，这个人当然是江青莫属了。1961年。毛泽东在江青拍的照片上题诗：“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一方面是给江青一个很大的荣誉，另一方面也是毛泽东对当时自己心境的一个写照：逆境中从容不乱，敢于再攀新的高峰。

以前毛泽东认为江青不过是个演员，没什么政治头脑，更不是搞政治的材料，所以从不跟她谈工作的事，当然也没有时间跟江青谈。自从毛泽东退居二线“闲”下来之后，跟江青的谈话比较多了，这才发现江青还真是一个对政治很有悟性的女人，最重要的是江青有搞政治的热情，这让毛泽东暗暗点头。刚开始一段，江青主要跟毛泽东谈戏剧电影的问题。因为毛泽东有空就读他的线装古书，对电影戏剧全无兴趣，也不熟悉，而江青对戏剧电影非常熟悉，所以毛泽东也饶有兴趣地听江青讲讲戏剧电影的事情。

江青爱看戏，爱看电影，她本来就是演员出身，喜爱戏剧和电影是理所当然的事。文革以前，江青还没有个人专用的放映室，而毛泽东在中南海有一个专用的放映室春耦斋，因为毛泽东极少看电影，所以春耦斋实际上成了江青的专用放映室，为江青一个人放专场电影，她几乎每天都要看电影。江青把当时中国所有的电影戏剧都看了，看着看着也看出一些政治上的问题，于是江青就逐渐从政治的高度上跟毛泽东谈戏剧和电影的问题。

江青也明白，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威信和地位一天不如一天了，这让她非常担心。江青凭着她的政治敏锐性，觉查出刘少奇要架空毛泽东，甚至要取代毛泽东，于是江青多次提醒毛泽东要提防刘少奇。有一次江青听说，刘少奇在公开场合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都犯过许多错误”，她马上去提醒毛泽东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敢在毛泽东面前提到他的“死”，也是江青胆大敢说话，不怕得罪人的一个表现。

毛泽东对江青的政治敏锐性颇为赞赏，他对井冈山时期老战友的曾志说：“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在政治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用江青自己的话说，她是毛泽东观察文艺界的动向“游动哨兵”。但毛泽东在是否真正让江青进入政界的问题上，还是很犹豫。因为用政治家的素质来要求江青的话，她还很不够。江青的缺点是说话太任性，太放肆，经常得罪人，这对于政治家来说，是一个致命的缺点。但是江青也有她的优点，就是胆子大，敢想敢干，一般女人绝没有江青这份胆量和闯劲。

中共高层领导人的配偶当中，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学历最高，辅仁大学硕士学位，被普遍认为最有搞政治的才能和素质。刘少奇也积极扶植王光美从政，带她一起出国访问，带她一起会见外国客人，王光美的照片经常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上，可以说是“大出风头”。1963年刘少奇更是派王光美去搞一个试点“桃园经验”，然后把王光美的经验发到全国学习，为王光美的直接从政铺下道路。

江青只是15岁时在戏剧学校学过一年戏剧，也就是个中专学历，跟王光美的名牌大学硕士学位是无法相比的。不过毛泽东看出，江青的学历虽然不高，但搞政治的能力绝不在王光美之下。毛泽东看到刘少奇扶王光美出来从政，他也开始扶江青出来从政。1962年9月29日，江青首次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参加了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夫人，9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毛泽东和江青会见苏加诺夫人的照片，这是江青第一次公开露面，很多中国人是第一次知道江青这个名字。之后毛泽东让江青亲自出面去指导一些戏剧电影的创作，于是江青搞出《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几个现代京剧，这几个戏公演时，毛泽东亲自去观看，给江青助阵。

1964年毛泽东的生日寿宴上，毛泽东在众人面前说：“王光美搞了一个桃园经验，在全国出足了风头，很好嘛！少奇同志给我们带了一个头，我也不能落后。我和少奇是兵对兵、将对将、老婆对老婆，来一个竞赛。”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表示要让江青从政，至少不能让江青输给王光美。

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必须是“有勇有谋”，而江青只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但现在毛泽东手头没有比江青更合适的人选，不管怎么样，也只有江青了。只要有毛泽东在背后替江青出谋划策，还是可以弥补江青的“无谋”缺点。这次毛泽东要启用江青，让她牵头组织一个班子批判《海瑞罢官》，真正考验一下江青搞政治的能力。

江青原名李云鹤，比毛泽东小21岁。年青时江青的命运颇为颠沛，经历了几次婚变和同居，在上海，作为女演员进入电影界，演过多部电影，还有一个漂亮的艺名叫蓝苹。1937年抗战爆发后，江青从上海到延安，名字也改为江青。那时延安的生活十分艰苦，使很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敬而远之。江青在上海好歹也算是一名上过镜头的女明星，生活水平肯定不会差，和延安生活比起来那简直可以称之为优裕了，要她这样的人放弃上海的优裕生活，投身去延安那么一个穷乡僻壤，没有相当的觉悟，没有理想的支持是不行的。当时上海的女电影演员极少有去延安的，所以“物以稀为贵”，这也是毛泽东看上江青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江青去延安的时候，根本没想到她会与毛泽东结成姻缘。江青在1937年底首次见到毛泽东，那时毛泽东并不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甚至看不到成为最高领导人的迹象。当时中共是集体领导体制，毛泽东没有任何特权，没有“毛主席”的尊称，更没有“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万岁”的尊荣。所以江青与毛泽东结婚，不是看上毛泽东的权势地位，纯粹是被毛泽东这位“革命家”的气质所倾倒。江青一生有过几次婚姻，但她真正热爱的，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江青一直到死，也没有背叛毛泽东。

江青听毛泽东说让她牵头组织班子去批判《海瑞罢官》，当时是大喜过望。江青不是那种安逸于平稳生活的普通女人，她是女革命家，她敢于造反，渴望战斗，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闯劲。江青这点大大超过了王光美，也是毛泽东最欣赏的。有人说：江青爱出风头，野心勃勃，其实这正是革命家的本色，哪里有不爱出风头，没有野心的革命家呢。

毛泽东向江青认真交待了这个任务的要点：第一，批判文章一定要高质量，打击力强。写出这种强大杀伤力批判檄文的关键，是要找到一位写批判文章的高手；第二，一定要保密，事先不能让刘少奇集团的人知道，这样才能给刘少奇出其不意的一击。

江青接到任务后，立即投入行动。江青第一个去找的，是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简论》一举成名的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李希凡。可是当江青谈起希望李希凡写一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李希凡不禁疑惑万千。当然李希凡的疑惑是有道理的，第一个疑惑是关于江青的资格。当时江青的正式任职是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有“五大秘书”：陈伯达和胡乔木为政治秘书，叶子龙为机要秘书，田家英为日常秘书，江青为生活秘书。按道理，写批判文章应该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负责的事，江青只是生活秘书，写文章不在江青的职权范围内。另外，江青在政府中还有两个任职：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和文化部电影局顾问，这两个职务更无权管写批判文章的事。第二个疑惑是江青要求秘密写作，不让上级知道。

李希凡马上感到这不是一件普通的事，里面的水很深，他马上婉言回绝了江青的要求。江青在北京又找了几位写批评文章比较有名的人物，也都被婉言回绝了。江青感到很泄气，把这些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却不以为然地说：“你找错人了。不要去找名人，要去找小人物。”

大人物和小人物的最大不同，就是大人物做事情的时候有很多“顾虑”，怕丢官，怕坏了自己的名声，等等，而小人物就没有这些顾虑，他不怕丢官，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官；他不怕坏了名声，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名声。写批判《海瑞罢官》是一件需要冒险的事情，大人物有顾虑，不敢也不愿去冒险，只有小人物才肯干这件事。其实李希凡这样的“名人”，也都是从无名“小人物”起家的，可是一旦小人物变成了“名人”，就失去了锐气，不愿再干冒险的事。

江青接受了毛泽东的点拨之后，她把目光从有名的大人物，转向无名的小人物。这时毛泽东又给她出主意，这件事在北京干太显眼，容易泄密，不如到地方上去干，于是毛泽东就介绍江青去上海。当时最忠于毛泽东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国防部长林彪，另一个是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可惜林彪是个老病号，常年在家养病；柯庆施是个新病号，1964年因肺癌动手术后，就一直在养病。不过上海依旧是柯庆施的地盘，所以去上海办事要比北京方便很多。

江青去上海时，柯庆施在外地养病，所以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就成为接待江青的东道主。当然张春桥自己也没想到，这次接待江青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让他一跃成为中国红极一时的人物。

张春桥和毛泽东的经历是大相径庭的，但这两个却有让人意想不到的共同点：他们都是靠一只笔杆子起家的。很多人误以为毛泽东是靠枪杆子起家的，因为毛泽东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其实，毛泽东最初并不是从枪杆子起家的，而是靠一只笔杆子，靠他自己办《湘江评论》起家的。

1919年，26岁的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创办《湘江评论》，虽然《湘江评论》只出版了5期就被查封，但每期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毛泽东不仅写文章，还必须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到街上去叫卖。功夫不负有心人，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和他写的文章，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重镇人物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关注，毛泽东开始与李大钊和陈独秀有了来往。1920年毛泽东受陈独秀委托，在长沙创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为中共的创建人之一。所以毛泽东是靠笔杆子崭露头角，靠笔杆子起家进入共产党的。

1934年，17岁的张春桥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拿起笔杆子对准文艺界的名人和权威开炮，大有“敢把皇帝拉下马”之势，张春桥批评郭沫若，攻击鲁迅，居然也在文坛上闯出一席之地，正应了“要想成名人，就靠骂名人”的哲理。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春桥去了延安，但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或重用。

1947年张春桥的好运来了，他调到石家庄出任《石家庄日报》社长，而当时石家庄市的市长是柯庆施。柯庆施一下看上了张春桥这只笔杆子，张春桥成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以后随着柯庆施的发迹，张春桥也跟着发迹了。柯庆施任上海市委书记后，张春桥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1958年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一文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亲自为张春桥的文章写了编者按，在《人民日报》发表。

虽说毛泽东亲自为张春桥的文章写了编者按，但毛泽东亲自为别人的文章写编者按也是很多的。毛泽东一眼看上的人，会马上把这个人调到中央来，在毛泽东身边任兼职秘书或者“通讯员”，王力、关峰、戚本禹等人，都是毛泽东欣赏他们的文章，为他们的文章写编者按之后，很快上调到毛泽东身边任兼职秘书或者通讯员。可是毛泽东为张春桥的文章写编者按之后，并没有上调张春桥，他还是继续当柯庆施的政治秘书，所以张春桥并没有被毛泽东一眼看上，更应该说毛泽东那时根本就没有看好张春桥。

之后张春桥靠柯庆施的提拔，成为上海市宣传部部长，上海市书记处书记，但他始终没有被中央高层的人物看中。可就在这个时候，江青从北京来到上海，张春桥代柯庆施接待江青。

当江青跟张春桥谈起此行的目的，是要找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张春桥马上敏感地意思到，这不是一篇单纯的批判文章，这是毛泽东要向刘少奇发起反攻的信号。张春桥当时是上海负责文化宣传的领导人，也算是个副省级的官，他虽没有资格参加中央会议，但也从各种渠道听说了最近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争吵。张春桥是个对政治极其敏锐的人，他已经看出，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争吵发展下去，一定会到摊牌的程度，毛主席和刘主席并存的时代不会长久了，几年之后就会只剩一位主席，要不然是毛主席，要不然是刘主席。对于政治人物来说，这是一个选择的关键时刻，是选择跟毛主席，选择跟刘主席，还是选择中立。

张春桥主观上是愿意跟毛泽东的，第一是他与毛泽东的政治理念比较接近，而与刘少奇的政治理念相差很远；第二是毛泽东对张春桥有一定好感，而刘少奇对张春桥从无好感。但是从客观利益上来考虑，选择跟毛泽东的风险又很大，因为现在还看不出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斗争谁胜谁负。如果张春桥选择中立，不管毛和刘谁胜，他都能保住这个副省级的官职；如果张春桥选择跟毛泽东，一旦刘少奇胜利，那么他这个副省级的官职就保不住了；相反，即使是毛泽东胜利，张春桥也未必就能升官。

前面说过，毛泽东并没有看上张春桥。既然张春桥不是毛泽东看上的人，那么即使他选择跟毛泽东，毛泽东也不太可能提拔他。从官场学的角度来看，张春桥选择跟刘少奇，肯定是不可能升官的；张春桥选择跟毛泽东，升官的可能性也不大。既然不管选择谁都不太可能升官，那么选择中立，保住现在的官职似乎是最好的选择。但张春桥还是做出跟毛泽东的选择，这是因为张春桥看到了江青这个特殊人物。

张春桥知道，毛泽东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江青，以后肯定是要重用江青的。而江青刚刚开始组织自己的班子，还没有人才，如果这时候张春桥投靠江青，加入江青的班子，肯定会得到江青的重用。一旦得到江青的重用，靠着江青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就能经常接触到毛泽东，让毛泽东了解自己的才能，从而得到毛泽东的重用。事实上，张春桥通过江青曲线靠近毛泽东的方法是很成功的。文革最初一段时间，毛泽东并没有特别看上张春桥，而是江青在毛泽东面前力荐张春桥，毛泽东才逐步改变了对张春桥的看法，发现张春桥是个人才，觉得张春桥不仅是个人才，还是很少的共产主义坚定信仰者，于是就开始真正提拔重用张春桥。

所以当江青说她要组班子批判《海瑞罢官》时，张春桥立即表示效忠江青，愿意为江青批判《海瑞罢官》效劳。这样张春桥成为最早加入江青班子的人，成为江青最为信赖的人，正符合官场学中“晚跟不如早跟”的定理。张春桥知道自己不善于写批判文章，要写好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还是要另请高人，于是他对江青说：“我的特长是写评论文章，不善长写批判文章，我给您推荐一个写批判文章的人。”于是张春桥就把姚文元推荐给江青。

姚文元是解放前文化名人姚蓬子的儿子，但姚蓬子在解放后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姚文元没有沾到父亲的光，反而受到父亲的连累。姚文元年轻时是一个文学青年，不断辛勤写作，也发表了不少文章，但他的才能没有被人重视。1957年姚文元写了一篇《录以备考》的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赞赏，亲口点名表扬了姚文元。但1957年的时候，毛泽东的话还不是“一句顶一万句”，所以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并没有让姚文元升官，他还是在上海《解放日报》当编辑，只是一个芝麻九品官的小干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文章都受到过毛泽东的亲自表扬，但表扬之后，贵人健忘，毛泽东很快就把他们忘掉了，因为毛泽东没有看好他们两人的政治才能，没想提拔他们当官。

姚文元的顶头上司张春桥，倒是看好姚文元的才能。但那时张春桥也只是一个小官，还没有提拔重用姚文元的资格。如果没有批判《海瑞罢官》，姚文元大概就像千百万文学青年那样，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里。可是张春桥把姚文元介绍给江青，一下子就改变了姚文元的命运，这也是后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结成“四人帮”的基础。

当张春桥跟姚文元谈到秘密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姚文元也马上意识到这是要担风险的事。那时姚文元是一个既无官，也无名的小人物，赌输了也就是现在这样，赌赢了可就飞黄腾达了。所以姚文元对批判《海瑞罢官》的任务，毫不犹豫就接了下来。不过江青对张春桥推荐的这个姚文元，还是半信半疑的，因为姚文元实在太没有名气了。于是江青让姚文元先写个初稿，她带去给毛泽东看看行不行。

姚文元很快就写好了初稿，江青把初稿带给毛泽东，毛泽东一看就大为赞赏，当场拍板让姚文元主笔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江青这才信服了张春桥的眼力，以后更加信赖张春桥了。不过毛泽东虽然决定了让姚文元主笔写批判《海瑞罢官》，但他还要慎重，这篇文章一定要写得天衣无缝，无懈可击，所以毛泽东让江青主持继续修改这篇文章，修改了几个月，大改了十几次之后才发表。这也可见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重视，因为这次毛泽东是不能再输了。

毛泽东交给江青组织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任务，江青完成得很漂亮，算是通过了毛泽东的最后考验，之后毛泽东就让江青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了。

1965年3月15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去外地巡视。从1949年到1974年，毛泽东共外巡58次，平均每年外巡两次以上。毛泽东这次外巡，一来是惯例，二来是要避开中央关于试办“托拉斯”的座谈会。所谓“托拉斯”，是刘少奇率先提出的一种企业形式，它与以往的国营企业不同，不是用行政方式管理，而是用“经济的办法管理企业”，这个类似于改革开放之后搞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很显然是资本主义（现在叫市场经济）的东西。

刘少奇“气走毛泽东”的计划成功之后，乘胜出击，进一步把资本主义的试点从农村推向城市。刘少奇在试办托拉斯座谈会上讲话说：“托拉斯是在党的领导下，用社会主义的经济办法，而不是行政办法来管理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办托拉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但都没有完整的经验，要我们自己创造。应当充分利用当前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适应国内经济形势和建设的需要，更积极地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新技术。”

刘少奇试办“托拉斯”的计划，实际上是对国营企业的改革和对外开放。刘少奇原来计划从1965年开始，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这一重大的改革和转型，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断。如果没有毛泽东发动文革，1978年之后搞的“改革开放”，就会提前到1966年。

毛泽东毫无疑问反对这种资本主义试点，但毛泽东看出，刘少奇的经济路线已经得到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他如果在会议上反对刘少奇，又将陷入少数派的难堪境地。这时毛泽东的最好选择就是离开北京，随刘少奇去搞，因为刘少奇的羽翼已经丰满，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已经阻止不了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只有另寻办法打倒刘少奇。

毛泽东离开北京的第一站是武汉，住在武汉的东湖宾馆，他在这里一住就是一个半月。毛泽东初来的十几天，既没有到外面视察，也没有招当地领导人来谈工作，只是一个人单独地看书和思考。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这段时间吃饭不香，饭量减少，经常打的乒乓球也很少打了，而散步的时间增长了。平日毛泽东散步时，喜欢跟站岗的哨兵、工作人员说说话，而这些天毛泽东只是一个人静静地散步，一边走一边思考。

毛泽东要思考的问题有三个：（一）人民公社为什么会搞成饿死人的悲剧？（二）自己在中央高层为什么会变成少数派？（三）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人民公社为什么会饿死人的问题上，有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共产主义本身错了，第二个答案是共产主义没错，而是办人民公社的方法错了。关于第一个答案，毛泽东不予考虑，因为他是坚信共产主义的。毛泽东自己说：“我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两个人密不可分，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李大钊。那时我还读了三本书，让我铭记一生，一本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一本是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一本是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此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那么是办人民公社的方法错了吗？毛泽东想来想去，认为办人民公社也没有错，因为几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个体单干的小农经济可以让少数农民致富，但让全体农民都致富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是彻底的均贫富主义者，他给中国设计的蓝图，要不然是共同富裕，要不然是共同贫穷，从来没有“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设计思想。如果想让全体农民致富，分田单干的道路肯定不行，只有人民公社这样集体化和合作化的道路。

既然共产主义没有错，办人民公社也没有错，那么为什么人民公社失败了呢？毛泽东想到了第三个答案，那就是人的思想觉悟问题。农民的私心太重，大家都想少出力、多吃饭，只想从公社获取，不想为公社贡献，所以把人民公社吃穷了，吃垮了。因此，毛泽东意识到，人民公社是失败在人的觉悟上，如果能让每个人都有张思德、白求恩、雷锋那样的共产主义觉悟，人民公社就一定能够成功。

那么怎样才能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呢？1963年毛泽东发起“学雷锋”运动，但收效不大；1964年发起“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收效也不大。毛泽东冥思苦想，试图想出一个提高人民思想觉悟的好方法，最终他想到了“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文化大革命，这是后话了。

毛泽东继续住在武汉东湖，继续他的思考。4月13日，外交部长陈毅陪同阿拉伯共和国总统顾问侯赛因，到武汉东湖宾馆会见了毛泽东，晚上毛泽东陪阿拉伯贵宾一起前往武汉剧院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4月15日，周恩来在前往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纪念会议之前，专程到东湖来向毛泽东“请示”。这个请示的“画外音”，是周恩来向毛泽东表明，他在北京与刘少奇共事的同时，也没有忘掉毛泽东，再次表现出他的中立立场。

周恩来走后，毛泽东继续思考他的问题：自己在高层干部中间为什么变成少数派？毛泽东想出一个答案：这是因为高干们受“修正主义”的影响，革命理想蜕化了，革命精神丧失了。从1962年起，毛泽东就总把“修正主义”挂在嘴边，什么是修正主义呢？

毛泽东在批评苏联变成“修正主义”国家时，是这么说的：“苏联已经形成一个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国家财富的权力，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朽资产阶级生活。这个特权阶层在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就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毛泽东认为：革命成功后，很多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退化了，革命精神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追求生活舒适，追求物质享受，这种思想就是修正主义。毛泽东在批评苏联共产党变“修”的同时，也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正在向修正主义的道路靠拢，中国共产党正在变成一个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特权阶层。因此，毛泽东提出要“反修防修”，要阻止中国共产党“变修”。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苏联修正主义正是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决不能像他们。”

在共产党内，有少数高官能够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搞“反修防修”。比如中共元老谢觉哉说：“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官国’，当官做老爷的特权思想一代又一代传下来，从古代到民国都是如此，有很厚的土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打破‘官国’传统的人是毛主席，共产党的官就是不能当官做老爷，要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宗旨。可是我们共产党进城了，当官的特权跟着就来了，很多人感到这是天经地义。我的亲戚要我帮忙安排工作，觉得这是正常的；我的孩子也要坐我的小车，吃得比别人好，穿得比别人好，也感到很正常。可我感到这些对我们党来讲，是不正常的，非常危险的。”

但中共的大部分高官们，不理解或者根本不愿意理解毛泽东的“反修防修”苦心，认为“修正主义”不过是毛泽东老年固执症引发的臆想。但毛泽东还是坚持他的想法，1962年以后，党政大权已经不在毛泽东手中，只有军队还是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于是毛泽东就在他控制的军队里展开“反修防修”。

毛泽东认为防止特权阶层形成的有效办法，是减少和降低官员们的物质待遇。在毛泽东的主导下，1965年2月中央军委做出《军官减薪决定》，指出：“军队现行的工资标准，是全国各类工资中较高的一种，它同我军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不相适应。因此，必须降低现行的军官薪金，这样有利于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

从毛泽东给军官减薪这件事，其实就看出为什么毛泽东在高层干部中间变成少数派的原因。一个企业的老板，给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减薪，怎么可能得到高管们的支持呢？毛泽东的地位就好像是一个国家的老板，他要限制高级干部的待遇，甚至要给他们减薪，这显然难于得到高干们的支持。毛泽东认为在战争年代，这些干部都是好的，都有艰苦奋斗的精神。现在物质条件好了，这些人的革命意志就消沉了，所以他要用减薪的方法，用降低物质条件的方法来激发这些人艰苦奋斗的精神。

然而毛泽东却忽视了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人对未来的梦想。在战争时期，尽管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大家对未来有一个憧憬，认为只要打下来天下之后，我们就什么都有了，大家就是为了这个梦想而奋斗。当共产党胜利之后，毛泽东仍然要求大家继续过艰苦朴素的生活，这时干部们就不满了。战争时期因为没有条件享受，只能提倡艰苦奋斗，所以也没有人埋怨毛泽东；胜利之后有条件享受了，毛泽东继续提倡艰苦奋斗，不让大家享受，干部们自然就有怨言了。

1965年4月27日，解放军中地位仅次于林彪的三位大人物来东湖面见毛泽东，他们是军委副主席贺龙、总参谋长罗瑞卿和副总参谋长杨成武。这次他们是来向毛泽东请示取消军衔制以后的军装式样问题。取消军衔后，军装上不再使用表示军衔的奖章、领章、大檐帽，官兵一律戴解放帽，红五星帽徽和红领章。毛泽东说：“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军衔牌牌统统都去掉。我看到那些牌牌就不舒服，过去没有牌牌打胜仗，现在有了牌牌，我看倒是要打败仗了。”

贺龙等人走后，毛泽东吩咐他的警卫长汪东兴，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打电话，让张平化过来见自己。汪东兴立即给张平化打电话，说：“毛主席在东湖，请你马上来一趟。”

张平化一听毛泽东叫他，二话不说立刻乘特快列车，傍晚到达武昌，直奔毛泽东住的东湖。张平化是毛泽东的同乡湖南人，也是井冈山时代的老战士，是党内极少数喝过毛泽东喜酒的人。那是1928年在井冈山，毛泽东与井冈山游击队女侠贺子珍结婚。其实所谓喜酒不是真的酒，那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只是简单地以茶代酒而已。张平化比毛泽东年轻十四岁，从井冈山开始就一直跟随着毛泽东，毛泽东也十分喜爱这个小弟弟般的老部下。

毛泽东对张平化就像昨天刚刚见过面一样，没有寒暄，没有开白场。张平化原本想把湖南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事情向毛泽东汇报一下，可是毛泽东却一摆手说：“这个问题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张平化不知道毛泽东这句的含义，插不上话。毛泽东接着说：“我们有些同志，遇到困难不是到马克思那里去找答案，而是到资本主义那里去找答案。1962年我在北戴河会议上就说过，什么‘包产到户’，统统都是单干。包产到户，在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贪污盗窃的、投机倒把的富裕起来，讨小老婆，放高利贷，军烈属和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了。所以‘包产到户’的问题，不是粮食增产多少的问题，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你懂得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吗？”

张平化不懂，只好说：“我想想看。”其实张平化想也想不出来。张平化作为一个省的第一把手，与毛泽东这样的国家第一把手，在思考问题的规模上、层次上和范畴上都完全不同。张平化想的只是怎么完成好上级领导交待下来的任务，怎么把本省的工作搞好，从来没有想过国家的长远大计。

毛泽东也知道张平化不懂，于是说：“你不太清楚，那么上了井冈山后我们再说。”

张平化大吃一惊，问：“上井冈山？”

这时毛泽东脸上严肃的表情不见了，亲切地对张平化笑着说：“我年纪老了，经常梦到井冈山，很想去看一看。你最近能不能抽出时间，带带路？”

张平化这才知道，毛泽东这次南下是要上井冈山，叫他来的目的是要他带路。因为张平化是井冈山老战士，最近又回过两次井冈山，对井冈山比较熟，让张平化带路自然是最佳的人选。毛泽东身在北京，对这些地方大员的动向了如手掌，早就物色了张平化作为自己重上井冈山的带路人。

张平化听毛泽东说完，立即兴奋地站起来说：“主席要重上井冈山，太好了！井冈山男女老少都在念叨主席，请主席回来看看！跟主席上井冈山，我随时有时间，现在交通又方便。”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他最喜听人民在想念他这样的话，也相信人民是在想念他的。事实上，那时候的井冈山人民确确实实是想念毛泽东的。

一直跟在毛泽东身旁的汪东兴，这时才知道毛泽东此行的目的是要上井冈山。不过毛泽东要去哪里，从来都是前一天才告诉他的，所以汪东兴也习惯了。汪东兴是毛泽东的警卫长，必须负责毛泽东的安全，于是他决定第二天和张平化一起，先行上井冈山探路，安排好一路的警卫工作和准备好毛泽东下榻井冈山的住处。

第二天汪东兴和张平化就上路了，第一是看哪条路平坦好走，第二是为毛泽东选好几个途中休息和吃住的地方，第三是向当地的接待人员交待，怎样接待好毛泽东。因为毛泽东这个人个性比较强，还不是一个好伺候的人，弄不好他就要生气，所以汪东兴要把接待好毛泽东的要点事先传达下去，尽量避免毛泽东的不快。

前面说过，毛泽东提倡艰苦奋斗，他自己也是以身作则的，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他虽然住着北京城里最昂贵的住房，里面的家具却是廉价的普通东西，没有名牌商品，更没有古玩字画。他吃的也很简单，基本上是四菜一汤，饭菜都是普通的东西，没有山珍海味。有的菜一次没吃完，他还要留到下餐吃。

然而毛泽东简朴的生活作风，却让接待他的人大伤脑筋，因为接待大人物的惯例在毛泽东这里行不通了。毛泽东外出巡视时，刚开始地方大员为了讨好毛泽东，专门举行接风盛宴，但毛泽东却不高兴，不去赴宴；他们给毛泽东的住房里摆放崭新的家具，毛泽东却不高兴，认为专门为他准备一套新家具是浪费。后来地方大员逐渐搞清楚了毛泽东的脾气，接待毛泽东时不要设宴，只安排普通的工作餐，这样毛泽东反而高兴；毛泽东住的房间里要放旧家具，这样毛泽东认为这些家具不是专门为他买的，不浪费，也反而高兴。

当然不是所有的中央领导都像毛泽东那样艰苦奋斗，有些中央领导下来视察的时候，就要大摆盛宴接风，住房里要摆放崭新的高档家具，否则领导就不高兴。地方大员们都懂得怎样给领导一个好印象，不同的领导有不同的接待方法，让每位中央领导都满意。

到1965年，地方大员都知道接待毛泽东的秘诀了，可是井冈山这样小地方的宾馆还不知道，所以汪东兴再三嘱咐当地的接待人员，千万不要搞招待宴席，毛泽东吃饭是四菜一汤，不要上山珍海味，就是一般普通的家常菜，不要酒，不要水果，饭菜的标准是每天2.5元，随行人员1.5元。毛泽东住的房间里不要摆放新家具，半新不旧的家具最好。经过汪东兴一番布置之后，毛泽东所到之处果然都比较满意。

1965年4月29日，毛泽东离开住了44天的武汉东湖宾馆，准备前往井冈山。临行前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想与毛泽东合影留念，毛泽东痛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与所有参加服务的东湖宾馆员工合影。有幸与毛泽东一起合影的女服务员魏中华，留下了一生难忘的记忆。

摄影师架好了相机，毛泽东站到炊事员、服务员、清扫员等众员工的中间，问了一句：“都到齐了吗？”

有人说了一句：“小魏在宿舍，今天她休息。”这天正好赶上魏中华轮休。

毛泽东说：“叫来嘛，我们等她。”

摄影师一看时间，说：“主席时间是一寸光阴一寸金，时间不早了，是不是先拍了？”

毛泽东却认真地说：“徐秘书，赶快去叫她来。”

徐秘书知道毛泽东的脾气，没有多说，马上跑步去后面的员工宿舍。魏中华见徐秘书急匆匆跑来，以为他有别的急事，也没在意。没想到徐秘书跑到她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小魏，快、快，主席和大家照相，就等你了！”

魏中华像做梦一样，半信半疑，跟着徐秘书飞跑到东湖宾馆门前的空地上。只见空地上已经站满了人，毛泽东在正中央，旁边站着湖北省第一书记王任重。毛泽东平易地对魏中华招了招手，就像在招呼自己的一个朋友。魏中华赶紧上前，王任重笑着将魏中华拉到他和毛泽东的中间，刚刚站好，摄影师惦记着毛泽东的时间是一寸光阴一寸金，迫不及待地就喊：“照……了”。魏中华后来每次提起这件事，都非常激动，说：“毛主席有一种骨子里与老百姓平等的精神和感情”。

这个镜头不是刻意去排演的，以一国领袖之尊，对身边偶尔为他服务过的小人物也一视同仁，活生生地反映了毛泽东的平民精神和亲民感情。毛泽东的这种精神和感情，来自他农民家庭的出生，也来自他个人的经历。一个人在成功之后，往往要感谢和报答一下帮助自己走上成功之路的恩人。毛泽东的恩人是谁呢？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不是来自于上级领导的青睐和提拔，上级领导和苏联老大哥从来没有喜欢过毛泽东，毛泽东的成功完全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毛泽东的恩人就是人民群众，所以毛泽东对人民群众有天然的感情。

毛泽东离开湖北武汉后，先到湖南长沙，正准备上井冈山时，毛泽东却感冒了，只好住在长沙休息几天。毛泽东病好之后，不巧张平化又急性阑尾炎发作，所以上山的时间又往后延，直到5月21日才出发前往井冈山。

中国有很多名山，大多是因风景著名，只有两坐山是革命的火种。一坐山是“梁山”，北宋末年宋江、林冲等好汉被“逼上梁山”，从此有了《水浒传》流传于世；另一坐山是“井冈山”，1927年毛泽东等人被“逼上井冈山”，从此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没有井冈山就没有延安，没有延安就没有天安门，所以井冈山是毛泽东所有奇迹的起点。奠定“毛泽东思想”的几部最重要的著作，《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都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撰写的。

毛泽东在他长达22年征战南北期间，转战过很多地方，井冈山、瑞金、延安、西柏坡。特别是延安，那是毛泽东进北京城以前，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是毛泽东确立中共最高领导权的地方，也是毛泽东最后一个女儿李纳的诞生地。但毛泽东1949年进京以后，从来没有再返回过延安，唯有重上井冈山，而不见重游其他故地，可见毛泽东对井冈山的情有独钟。

毛泽东遇到困难，遇到挑战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井冈山。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上井冈山组织红军。”l967年“二月逆流”时，毛泽东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我就和林彪撤出北京，重上井冈山打游击。”1971年“九一三”事件前，毛泽东对林彪亲信黄永胜说：“如果解放军跟你黄永胜走，我就到井冈山找红军去！”由此可见，在毛泽东心目中， “上井冈山”是他遇到最糟糕情况时的最终对策。

现在，毛泽东在与刘少奇的斗争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所以他要重上井冈山。毛泽东认为，在井冈山上他可以激发起灵感，思索出答案，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斗争方式和武器。毛泽东一路上带着满心的沉思，回到他赤手空拳创业的起点井冈山，宛如一个孤独的哲人，到山上苦苦思索真理。

5月22日，毛泽东沿着汪东兴、张平化为他先行布置的路线，乘汽车蜿蜒而上来到著名的井冈山黄洋界。以往毛泽东上下汽车时，都是由警卫人员为他打开车门，他才动身的。这并不是毛泽东要摆什么架子，而是中央警卫团的规定，保证领袖的手，不至于摸到不该摸的东西，不论从卫生上还是从安全上都被认为是必要的。然而农民出身的毛泽东，一向讨厌这种装腔作势的做派，无奈警卫团订下的规定，毛泽东也只好按规定办事。

不过到了黄洋界，轿车一停，毛泽东不等警卫人员过来开门，就自己打开车门走了出来。吓得坐在后面车上的汪东兴，以为毛泽东出了什么意外，慌慌张张跑过来。毛泽东却不理汪东兴，自己迈开大步直向山顶走去。这几十号人中毛泽东的年岁最大，但他们居然被毛泽东甩在了后面，黄洋界像有磁石一般，紧紧地吸引住毛泽东。

毛泽东走着走着，突然向没有路的小山坡上跨出几步。汪东兴一惊，忙向毛泽东提示说：“主席，那边没有路。”

毛泽东就像在等着这句话似的，一笑说：“鲁迅有句名言‘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为路。’井冈山的道路是这样，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这样。不过，走社会主义这条路比井冈山的道路还要难。”

汪东兴见毛泽东执意要走没有路的“路”，赶忙抢上一步来扶毛泽东，毛泽东却拂开汪东兴的手，不要他扶。毛泽东走到一棵大树下，折下一节树枝，笑着说：“秋收起义时我的脚磨破了，就是拄着一根树枝当拐杖，走上了井冈山。今天我还要借用一下这个井冈山的天然拐杖啊！”

毛泽东居然当起了向导，领着众人左转右转几次，来到黄洋界口。那里树立着一个诗碑，上面刻着毛泽东三十七年前写的词《井冈山》：“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人宵遁。”毛泽东站在黄洋界，眺望远处，诗兴大发，作出他最著名的诗词之一《重上井冈山》：“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毛泽东这首词的开场白是“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这用通俗一些的话来解释就是“很久以来我一直有一个‘凌云志’，这次我带着这个‘凌云志’重上井冈山。”毛泽东的“凌云志”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就是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消除中国“变修”的危险，保证中国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下去，直到共产主义的天堂。为了实现这个“凌云志”，毛泽东什么都不怕，敢上九天去揽月，敢下五洋去捉鳖，这里说的“鳖”，应该就是刘少奇了。毛泽东在最后的结尾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是在激励自己：世界上没有攀不上去的高峰，就看你敢不敢去攀登了，有志者事竟成。

毛泽东这次打倒刘少奇，用过去打倒王明的办法不行了，用打倒彭德怀的路子也行不通，必须创造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必须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毛泽东这天在井冈山上，用折下的树枝做拐杖，拨开一条新路，就是象征着他要开辟一条新路的决心。

毛泽东在井冈山上住了下来，他继续思考他的答案：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哪里。5月25日，张平化要提前返回长沙，因为有一个重要会议需要他去主持，不得不赶回去。张平化前来辞行的时候，毛泽东对他说：“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们上了井冈山再谈的话题吗？”

张平化当然没有忘记，毛泽东的话题是：“你懂得我为什么将‘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吗？上了井冈山我们再说。”不过当时张平化认为毛泽东只是随便说说而已，没想到毛泽东真的要履行自己的承诺，更没想到毛泽东要把自己的“心迹”，跟他这么一个小人物谈。张平化马上诚惶诚恐地、全神贯注地聆听毛泽东讲他的心迹。

毛泽东认真地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因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变了，中国的整个经济体制就会改变，就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不通，因为帝国主义们不会让中国真正富强起来的。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允许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况且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我们在这样的条件下搞资本主义，只能成为别人的附庸。”

这里毛泽东说了他不同意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一个理由：“帝国主义国家不允许中国后来居上，中国搞资本主义只能成为别人的附庸。”

毛泽东接着对张平化说：“帝国主义从第一天起，就眼睛盯着中国这个大市场，准备对我们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如果我们搞了资本主义，外面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资产阶级来一个内外夹攻，联合起来压迫榨取老百姓，到时候我们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原则宗旨。”

这里毛泽东又说他不同意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二个理由：“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毛泽东继续对张平化说：“战争时期容易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打胜仗的路线就是正确路线；和平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就要难得多，不能光看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一定的时间内可能会有些成绩，但长久地看，就不行了。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后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的话，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

这里毛泽东再说他不同意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三个理由：“中国搞资本主义，搞不好，国家就有分裂的危险。”

最后毛泽东说：“我反复说，我们一定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毛泽东最后表明自己的心迹：“我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中国的老百姓希望走社会主义道路。”

张平化聆听着毛泽东的话，他既没有赞颂毛泽东，也没有表示已经理解了毛泽东的话，只是在默默地记住这些话。毛泽东很清楚，张平化是一个“老实人”，不会像刘少奇那样取宠地赞颂“毛泽东思想”，也不会像康生那样摩拳擦掌地揪党内的敌人。毛泽东之所以要把这些“心迹”讲给张平化这样的老实人听，是希望张平化将来成为历史的证人。

在中国古老的文明史里，有一种英雄情结，不论是皇帝还是九品芝麻官，不论是政客还是诗人，都很在意历史会如何评价自己。毛泽东终身喜读历史，当然也一定会非常在意历史评价这件大事。毛泽东也想到自己与刘少奇的这场斗争，并没有百分之百取的胜算，万一失败了，他的政敌就会把他送上历史恶人的审判台。张平化比毛泽东年轻14岁，毛泽东希望张平化在自己死后，把自己的这些“心迹”告诉后人，让后人对自己做出公正的历史评价。果然张平化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一直活到2001年95岁高龄。张平化在他的有生之年，多次向后人传达毛泽东的这些“心迹”。

张平化走后，毛泽东仍然住在井冈山，继续想他的心事。一天，他对护士长吴旭君说：“我多次提出这些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毛泽东终于想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这就是“接班人”。毛泽东的梦想是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他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在他的有生之年，不可能完成这个梦想，所以他要把这个梦想寄托在他的接班人身上。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刘少奇当然不能接班，周恩来也不能接班。虽说周恩来本人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周恩来这个人太容易妥协，在党内强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势力面前，周恩来不会跟他们坚决斗争，而是会妥协.

所以周恩来阻挡不住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是合适的接班人。林彪是军人，没有独自的政治理念，不会坚持中国非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可，再加上林彪的身体不好，所以林彪也不是合适的接班人。

毛泽东理想中的接班人，第一要年轻，第二要坚信马克思主义，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的理想接班人，毛泽东当时还没有发现，他还在继续寻找。但目前毛泽东要做的，首先是摧毁阻碍接班人接班的障碍。

毛泽东即使打倒了刘少奇，只要周恩来、林彪这些老干部还在，那么他的接班人还是接不了班，接班的肯定是周恩来、林彪这些党内势力强大的老干部。要想让年轻人接班，不仅要打倒刘少奇，还必须把周恩来、林彪这些老干部统统打倒，这就是毛泽东要完成的最终使命。

毛泽东在考虑自己的历史角色，在历史这条长河里，他究竟要扮演什么角色，能够扮演什么角色。现在毛泽东想清楚了，他本人已经不可能完成修建社会主义大道的任务，他现在能够做的，就是作为一个炸药包，炸掉那些阻挡社会主义道路的顽石和堡垒，以后修路的事情，就交给他的接班人去完成了。毛泽东这时给自己的历史角色和历史任务一个清晰的定位，他的历史角色不是建设者，而是破坏者，他的历史任务是炸掉阻挡中国走社会主义的“三座大山”。什么是阻碍中国走社会主义的“三座大山”，中共党内势力最大的三个人刘少奇、周恩来和林彪，就是这三座大山。不炸掉这三座大山，年轻的接班人就无法接班，就无法保证中国继续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毛泽东下定决心，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炸掉这三座大山，为他的接班人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扫平障碍。当然毛泽东不会对这三座大山同时发起进攻，他要各个击破。毛泽东给自己订下一个宏大的战略计划：第一步，联合周恩来和林彪，打倒刘少奇；第二步，联合林彪打倒周恩来，或者联合周恩来打倒林彪；第三步，最后打倒林彪或周恩来，然后交班给他的接班人。

1965年5月29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已经八天了。虽说毛泽东这次上山是秘密的，但是当毛泽东接见两批井冈山老战士和革命烈属之后，“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的消息不胫而走，越来越多的人要来见毛泽东。当人民争先恐后地要上井冈山见毛泽东时，毛泽东只得赶紧下山了。在毛泽东下山时，还出现一个小插曲，当毛泽东的车队路过一个村庄时，一群人手拿铁锹、铁铲，向毛泽东的坐车直冲过来，把毛泽东的警卫长汪东兴吓得出一身冷汗，以为阶级敌人要来暗杀毛泽东，命令车队以最快的速度猛冲下山去。其实这些人只是一队修路的农民，不知是谁喊了一句“毛主席来了”，这些人来不及放下自己手中的修路工具，就争先恐后地跑过来要见毛泽东，闹了一场叶公好龙的虚惊。

毛泽东从井冈山下山后，开始实施他炸掉三座大山的战略计划。毛泽东接连抛出三颗重型炸弹，一颗比一颗猛烈。第一颗是调走彭德怀，调虎离山；第二颗是打倒罗瑞卿，消除军队隐患；第三颗是批判《海瑞罢官》，打倒彭真，搬倒刘少奇的外围。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思虑好宏大的战略部署后，开始了打倒刘少奇的外围战。毛泽东下井冈山之后，先去了杭州，再到上海，然后回到北京。毛泽东离开北京三个半月后回来了，北京的众高官轻松了三个月后，又开始绷紧神经，注视带着井冈山泥土味的毛泽东会有什么新动向。毛泽东一点也没有出远门归来的倦意，马上着手布置他打倒刘少奇的外围部署，特别是要消除军队中存在的隐患，为在关键时刻确保军队万无一失地站在自己一边。

当时军队中实权最大的四个人，依次是毛泽东、林彪、贺龙和罗瑞卿。林彪是毛泽东绝对信任的，对贺龙毛泽东从来就不是很信任，但罗瑞卿原本是毛泽东非常信任的人，甚至暗地里被称为毛泽东的爱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964年年底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唇枪舌战中，罗瑞卿没有公开站出来支持毛泽东，而是持旁观态度，毛泽东心中顿时失去对罗瑞卿的信任。因此这次毛泽东要消除军队的隐患，就是解除贺龙和罗瑞卿的职权。

为什么贺龙和罗瑞卿会成为实权人物？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1955年设立军衔时，授予朱德等十人为“元帅”，粟裕等十人为“大将”，这十个元帅和十个大将，是解放军中地位最高的人，但地位高并不等于就有实权。解放军中实权最大的三个职位，依次为“军委主席”、“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军委主席当然是毛泽东莫属，而按照当时的规定，国防部长必须由元帅担任，总参谋长必须由大将担任。先后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和林彪都是元帅，先后任总参谋长的粟裕、黄克诚和罗瑞卿都是大将。

1963年，国防部长林彪一时病重，无法工作，必须有一个人暂时代替林彪的国防部长职务。因为国防部长必须是元帅，代理国防部长当然也要有元帅军衔才行，于是毛泽东让贺龙元帅代理国防部长，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十大元帅中，彭德怀、林彪和罗荣桓是毛泽东的嫡系，其他七人都不完全是毛泽东派的人。此时罗荣桓已病逝，彭德怀被打倒，林彪又病重，毛泽东不得已只好启用贺龙担任代理国防部长。毛泽东讨厌军衔制，也有这些被军衔捆住手脚的缘由。贺龙本来是一个介于毛泽东派和周恩来派之间的人物，后来又跟刘少奇关系越来越密切，有刘少奇派的味道了。

总参谋长是仅次于国防部长的实权人物，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完全是毛泽东派的人，所以毛泽东实际上很多事情都绕过贺龙，直接交给罗瑞卿办。这样虽说架空了一些贺龙的实权，但却增长了罗瑞卿的傲气。有人说：人这种动物是不可宠的，一宠就要翘起尾巴来。罗瑞卿正好验证了这句话，他仗着毛泽东的信任，不把军队老帅们放在眼里，做事独断，得罪了很多老帅。

从来军队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地方，罗瑞卿不过是一个大将，对元帅们施号发令，当然要得罪人，后来这些老帅在打倒罗瑞卿时都非常积极。

以前毛泽东是非常信任罗瑞卿的。但我们前面说过，罗瑞卿在毛泽东的困难时刻，没有站出来保卫毛泽东，这就让毛泽东无法再信任罗瑞卿了。所以这次毛泽东要消除军队的隐患，就是把贺龙和罗瑞卿两个人掌握的实权剥夺掉，换上毛泽东信任的人掌握实权。

剥夺贺龙的实权比较好办，因为1965年林彪的身体明显好转，可以重新出来工作了。贺龙本来就是替代病休的林彪，现在林彪病好了回来工作，名正言顺地把贺龙的实权收回到林彪手里，这个容易处理。难处理的是罗瑞卿，因为剥夺罗瑞卿的实权，就要撤掉罗瑞卿的总参谋长。不过那时毛泽东还没有文革后那样大的权力，说话也没有一句顶一万句，更不是想撤谁就撤谁，不需要理由。所以当时毛泽东为了撤罗瑞卿的职，还不得不煞费苦心地找一个能说得过去的理由，于是毛泽东就开始搜集罗瑞卿犯错误的材料，用当时的术语就是“整材料”。

罗瑞卿在工作中并没有犯大的错误，主要问题是人际关系比较差。不少人，包括叶剑英这样的元帅，常常向毛泽东告状，说罗瑞卿作风霸道，难于共事。以前毛泽东信任罗瑞卿，这样的告状并不是什么问题；现在毛泽东不信任罗瑞卿了，这时候的告状就要罗瑞卿的命了。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叶剑英等人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再次抱怨罗瑞卿的问题。这次毛泽东不再袒护罗瑞卿了，便顺水推舟地表示要对罗瑞卿的问题进行处理。毛泽东处理高级干部的方式，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准备阶段，第二个是分化孤立阶段，第三个才是批判阶段。

在第一个准备阶段，毛泽东于1965年６月７日，任命杨成武为第一副总参谋长，这样罗瑞卿一下台，第一副总参谋长的杨成武就自然而然地继任总参谋长。在第二个分化孤立阶段，从1965年8月开始，毛泽东让叶剑英代表他，向吴法宪、邱会作、杨得志、许世友等军队高层干部“打招呼”，向他们透露罗瑞卿已经“有问题”了，让这些人站稳立场，不要陷到罗瑞卿的圈子里去。直到1965年12月，分化孤立的工作完成之后，毛泽东才进入第三个的阶段，公开批判罗瑞卿。

不过在解决罗瑞卿之前，毛泽东还要先解决另外一个人，那就是彭德怀。如果说罗瑞卿是一只在台上的活老虎，那么彭德怀就是一只下了台的死老虎了，但这只死老虎还有可能复活，比罗瑞卿这只活老虎还要可怕。现在彭德怀就住在北京颐和园附近的吴家花园，还保留有中央委员的地位，万一北京政局有变，彭德怀这只死老虎马上有可能复活出山，来找毛泽东算旧账，所以毛泽东不能不预防万一，这次他要放逐彭德怀，把彭德怀弄到边远的地方看管起来，以防一有风吹草动就兴风作浪，保证北京的绝对安全。

把彭德怀强行逐出北京是不行的，现在党内同情彭德怀的人很多，无缘无故把彭德怀逐出北京，反而会增加为彭德怀平反的呼声。所以毛泽东这次要使用“猴气”，把彭德怀“骗”出北京去。正好四川正在展开三线建设，于是毛泽东就向刘少奇为首的“一线中央”建议，让彭德怀去四川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副总指挥。

刘少奇并不知道这是毛泽东布置的打倒他的一步棋，还以为毛泽东抵挡不住为彭德怀平反的舆论，不得不做出妥协，被迫让彭德怀重新出来工作。彭德怀第一步重新出来工作，第二步就是平反了，对此刘少奇非常高兴，马上同意毛泽东的建议，让彭真代表中央去找彭德怀谈话。

1965年9月11日，在吴家花园闲居的彭德怀接到通知：请你去人民大会堂，中央有人和你谈话。彭德怀赶往人民大会堂，彭真向彭德怀传达了党中央的决定，派他去四川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副总指挥，还特别说明，这是毛泽东的意见。彭真为彭德怀高兴，可是彭德怀本人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甚至马上表示无法服从这个决定，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应该服从党的分配。但我犯了错误，说话没有人听，对工业也是外行，还是让我去农村搞调查吧。”

彭真是刘少奇的干将，当然希望彭德怀出来工作，他劝彭德怀服从党的决定，还表示同情地说：“庐山会议对你斗争过分了一些。”彭真跟彭德怀谈了两个小时，但彭德怀也不是省油的灯，仍然拒绝去四川任职。自从1960年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彭德怀就多次上书党中央，要求重新调查自己的问题。1962年，他向中央和毛泽东递交了一封长达八万言的信，对自己的历史问题进行了申辩，并请求中央组织专案组审查，彻底弄清他所犯的“错误”。1962年中央成立了贺龙牵头的专案小组，对彭德怀进行审查，但审查来审查去没有任何结论，彭德怀对此当然是非常不满的。

彭真向毛泽东汇报了彭德怀拒绝去四川任职，这也在毛泽东的预料之内。毛泽东跟彭德怀的性格十分相像，都是脾气倔犟，不肯服输的人。两个脾气刚烈的人，做地位平等的朋友还可以，做上下级就很难搞好关系。彭德怀作为毛泽东的下级，脾气犟，不听话，不给毛泽东面子，这让毛泽东难于容忍。其实不只是毛泽东，换了别的领导，恐怕也很难容忍彭德怀这样的部下。彭德怀这种不会迎合领导，不会拍马屁的人，本来就不合适当官，彭德怀能够进入官场，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了。彭德怀的老部下黄克诚大将说：“彭德怀性格刚强，遇事不能容忍，不能适应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不易和领导及周围同志搞好关系。”这个评价虽然带着浓厚的革命色彩，但还是相当客观，并说到了点子上。

毛泽东有时也庆幸彭德怀的急性子火爆脾气，如果彭德怀是个隐忍的人，能忍得住，忍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再写那个《万言书》出来，与刘少奇联手，两人一文一武，一唱一和联合起来向毛泽东发难，毛泽东就要遭到灭顶之灾了。从性格上来说，毛泽东喜欢彭德怀这样直率的人，并不喜欢林彪那样阿谀奉承的人，在批彭德怀的时候，毛泽东也对彭德怀惋惜地说过：“我们三十年的交情，难道就这样分手了吗？”但是搞政治和交朋友完全不一样，毛泽东作为政治家，不会与彭德怀讲朋友义气的。

这次彭德怀不愿去四川，毛泽东知道对付彭德怀最好用软办法，因为他和自己一样是吃软不吃硬的人。于是毛泽东决定亲自召见彭德怀，用软话把彭德怀“骗”去四川。9月23日早7时半，彭德怀接到毛泽东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毛主席请他8点半前去中南海颐年堂谈话。

毛泽东亲自请彭德怀过去谈话，彭德怀不能不给面子，他马上乘车前往，8点15分到达颐年堂，毛泽东已在门口等候，看见彭德怀来到，远远就伸出手，跟彭德怀紧紧握手。这两个昔日的战友，自从1959年一别，已经6年没有见面了。

毛泽东笑着说：“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信就写八万言。今天谈话的还有少奇、小平、彭真等同志，等一会儿他们就来。总理去接西哈努克亲王，所以不能来。”

中南海颐年堂是毛泽东正式会客的地方，毛泽东和彭德怀进入颐年堂坐下后，先闲谈几句。8点40分左右，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先后来了，但周恩来没有来。毛泽东是有意安排在周恩来去接外宾的时候，与彭德怀谈话。这是为什么呢？

前面说过，毛泽东战略的第一步，是联合周恩来和林彪打倒刘少奇。因此，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战略部署，就不能瞒着周恩来和林彪，如果对周恩来和林彪遮遮掩掩的话，两人就会不信任毛泽东，就不肯在打倒刘少奇的时候出大力了。毛泽东事先已经向周恩来和林彪“交底”，绝不能让周恩来和林彪发生误解，误以为他让彭德怀出来工作是准备给彭德怀平反。毛泽东透露给周恩来和林彪，他让彭德怀去四川，是对彭德怀越来越不放心，绝不是要给彭德怀平反的意思。

可是今天毛泽东与彭德怀谈话，是要“骗”彭德怀，说准备给他平反，否则彭德怀也不会去四川。如果周恩来在场，他是知道底细的人，毛泽东在周恩来这个知情人面前“骗”彭德怀，总觉得有些不自然，或者有些尴尬，至少有损他的领袖风貌，所以毛泽东要选择周恩来不在场的时候与彭德怀谈话。

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现在建设三线，准备战争，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以带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毛泽东知道彭德怀爱打仗，先用“带兵打仗”来诱惑彭德怀。

但彭德怀没有上钩，说：“搞工业我是外行，完全无知，政治上也不好做工作。”

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不知道毛泽东的底细，还以为毛泽东真的准备给彭德怀平反，所以他们一起劝彭德怀，不惜以身作则地说：“搞工业我们都不懂，都在摸索。”

但彭德怀还是没有上钩。于是毛泽东只好不顾面子了，对在座的人说：“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

在旁边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听了频频点头，都说：“我们也都衷心支持彭老总出来工作。”

可彭德怀硬是不上钩。最后毛泽东不得已，只好再次放下面子，对彭德怀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

这是毛泽东婉言地向彭德怀承认错误，承认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万言书》是正确的，而且暗示几年之后给彭德怀平凡。毛泽东说到这个份上，终于让彭德怀感动了，他知道毛泽东是死要面子的人，能够在众人面前承认错误，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彭德怀毕竟是一位性情中人，激动之下，马上答应了去四川工作。

之后毛泽东又跟彭德怀继续谈了5个多小时。毛泽东心里明白，这应该是他与彭德怀最后一次见面了，所以中午又留彭德怀一起共进午餐，与彭德怀碰杯喝了酒。饭后，毛泽东亲自送彭德怀到他的轿车边，与他握手告别，当时有谁会想到，毛泽东伸出来的手，是准备好的与彭德怀最后一次的握手，这是跟彭德怀最后告别吧，他们两人三十多年的交情从此一笔勾销。

毛泽东完成了把彭德怀逐出北京的部署之后，他还要处理一个人，那就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S昆。中央办公厅的地位并不高，只是一个具体的办事机构，但无论大小事情，都要通过中央办公厅，所以任何秘密都瞒不过这里。中央办公厅主任，就成了掌握中央所有秘密的特殊人物。杨S昆曾不无自豪地说：“中央办公厅是中央的办事机构，掌握党的全部机密，把我放在这个位子上，体现了毛主席对我的信任。”

毛泽东这次要用“猴气”，也就是秘密的手段来对付刘少奇，所以必须控制中央办公厅这个掌握一切秘密的机构，否则他的秘密手段被泄漏出去，不但打不到刘少奇，反而有可能被刘少奇打倒。现在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S昆是刘少奇派的人，所以一定要撤换掉，换上自己的亲信汪东兴。于是毛泽东就向刘少奇的“一线中央”提出撤换杨S昆，让汪东兴当中央办公厅主任。

那时毛泽东在党内还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他要撤换杨S昆，必须提出一个合理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列车盗听事件”。1961年毛泽东在乘专列外巡时，偶然发现他的车上被安装了窃听装置，毛泽东震怒了，居然有人敢窃听他的讲话。毛泽东追查下去，发现这件事并不简单，居然是中央办公厅做出的决定，监听器材是中央办公厅悄悄安装的，专职监听人员也是中央办公厅悄悄派来的，而中央办公厅的主任就是杨S昆。当然中央办公厅在毛泽东专列上安装监听器材，是得到上面批准的，有刘少奇的签字，也有周恩来的签字。

毛泽东知道这些后，明白这是刘少奇的主谋，因为盗听的“犯人”来自刘少奇主管的中央办公厅，而不是来自周恩来主管的中央调查部。中央调查部是专门从事情报和谍报的部门。刘少奇知道此事后，专门向毛泽东道歉，说是监听为了更准确地将毛泽东的讲话和思想整理成文件，这种牵强附会的解释，当然骗不了毛泽东。

不过毛泽东当时处在威信的最低谷，不便跟刘少奇翻脸，所以毛泽东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而是轻描淡写地处理了此事。除了拆除所有窃听装置，销毁所有录音记录之外，人员处分是相当轻的，只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和副主任吴振英给予警告处分，调离中央办公厅，而叶子龙是毛泽东的秘书，康一民是周恩来的秘书，吴振英是刘少奇的秘书。直接责任者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S昆，却没有受到处分，只是给毛泽东写了一个书面检讨，这件事表面上似乎就过去了。其实是毛泽东把这件事作为一个杀手锏留起来，待机使用。

四年之后的1965年，是毛泽东抛出这个杀手锏的时机了，毛泽东突然重提此事，声称要追究中央办公厅主任杨S昆的责任。在“列车盗听事件”上，刘少奇是理亏的。不管怎么说，不经本人同意，对毛泽东的谈话进行秘密录音，是一件违法的事，走到哪里都说不过去。所以毛泽东要追究杨S昆的责任，刘少奇也不太好庇护，只得按照毛泽东的意思，让汪东兴接替杨S昆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刘少奇把杨S昆调到广东省去工作。

1965年11月10日，杨S昆正式调离中央办公厅，去广东工作。这天毛泽东约见他，杨S昆还以为毛泽东要生气地骂他一顿，没想到毛泽东丝毫没生气，很客气地跟杨S昆谈了一阵，还幽默地开玩笑说:“广东那么热，你跑到那里去干什么？”杨S昆从毛泽东那里回来时，路上遇到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杨S昆把毛泽东跟他谈话的内容告诉田家英，田家英听后说：“糟糕，要是主席狠狠地骂你一顿就好了，那就没问题了。”

田家英知道毛泽东的脾气，他要是对一个人臭骂一顿，那是准备要“挽救”那个人；如果客客气气地，那就是对那个人不抱希望了，毛泽东的口头禅是：“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我对一些没有希望的人从来不批评。”果然，杨S昆在半年之后就被打倒。杨S昆听田家英这么一说，心中十分害怕，因为他是一个知道中央领导人所有秘密的人，古人说“知人隐私者危其身也”，一旦有人对他的嘴不放心，就会被杀人灭口。杨S昆也看出刘少奇是不会保他了，于是杨S昆去找周恩来，希望周恩来能够保他。

杨S昆是刘少奇的人，并不是周恩来的人，要想让周恩来保他，也没那么容易，不过杨S昆还是很机智，他以向周恩来汇报工作的理由，跟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由于我工作岗位特殊，涉及面很广，做了些工作，也犯过些错误。许多事情你都了解，有些问题只有你知道，我没有向中央其他同志说过；但也有你不了解的，我不愿意多说。如果发生意外的情况，要处分我，甚至要开除我出党，只要你知道我是坦白的、无辜的，我就心安了。”

杨S昆这个表白很有水平，他说的第一要点是“有些问题只有你知道，我没有向中央其他同志说过”，这就是杨S昆声明，他没有把周恩来的秘密告诉过其他任何人，等于是向周恩来表忠心。

杨S昆说的第二要点是“但也有你不了解的，我不愿意多说”，这句话很微妙。如果杨S昆对周恩来说：“我还有一些你不了解的秘密，但我不能说”，那是忠于职守的表示。可是杨S昆却说“我不愿意多说”，这个言外之意是：“只要我愿意，也可以说。”这就是向周恩来暗示，只要周恩来保他，他可以告诉周恩来一些秘密。

杨S昆说的第三要点是“如果发生意外的情况，要处分我，甚至要开除我出党，只要你知道我是无辜的，我就心安了”，这就是向周恩来表示：“我杨S昆以后就全靠你周恩来关照了。我不管刘少奇是不是知道我无辜，也不管毛泽东是不是知道我无辜，只要你周恩来知道我是无辜的，我就安心了。因为你知道我是无辜的，就会保护我。”杨S昆这句话，更有一层意思要告诉周恩来，就是：“在我杨S昆心中，你周恩来的位置，更要高过毛泽东。”

至于周恩来对杨S昆这番话的态度，杨S昆在日记中简洁明了地写到：“当时，他（周恩来）两眼一直盯着我，默默无语，然后才严肃地说：‘不至于如此，你放心！’”

这是周恩来用最短的话，最令人信服地暗示，他准备保杨S昆了，后来也果然如此。尽管杨S昆和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成为文革第一个被打倒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其他三人都被关进秦城监狱，唯独杨S昆没有被关监狱，只是在北京军区软禁，没有吃太大的苦头。杨S昆对周恩来的一席话，救了他自己的命，也向周恩来表示了他对周恩来人格的最高信赖。

就在杨S昆被解除中央办公厅主任同一天的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海瑞罢官》，打响了文革的第一枪。《评海瑞罢官》的事情比较复杂，我们将在下一节专门介绍。这里我们继续讲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外围准备：打倒罗瑞卿。

1965年11月12日，也就是发表《评海瑞罢官》的两天后，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他知道《评海瑞罢官》这颗炸弹扔出来之后，继续住在北京是危险的，因为北京基本上被刘少奇的势力所控制。毛泽东此次离开北京后，在外地住了八个月之久，直到1966年7月18日才返回北京。

毛泽东在放逐彭德怀，撤换杨S昆之后，最后处理罗瑞卿的问题。因为毛泽东有全权处理军队里面的事，罗瑞卿是军队的人，所以事先不必通知刘少奇和周恩来，但必须先跟林彪商量。毛泽东知道，林彪不喜欢罗瑞卿，因为罗瑞卿这些年仗着毛泽东的信任，对林彪也不看在眼里，把林彪看成一个病恹恹的，占着位置不干活的上司，甚至对林彪出言不逊，多次让林彪不快和生气。因此毛泽东预料，林彪会乐意打倒罗瑞卿，因为这在客观上可以帮林彪“出口气”。

毛泽东让人通知住在苏州疗养的林彪，告诉他准备处理罗瑞卿的问题，并问林彪有没有揭发罗瑞卿的材料。林彪对罗瑞卿早有不满，只是碍于罗瑞卿是毛泽东的爱将，从来没有向毛泽东告过罗瑞卿的状。既然这次毛泽东先开口了，正中林彪下怀，于是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说：“主席，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在知道杨尚昆的事情后，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现在先派叶群呈送材料，并向主席做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以随时到来。”

1965年11月30日，林彪夫人叶群带着林彪的揭发材料，到住在杭州的毛泽东那里汇报，跟毛泽东密谈长达五个小时。林彪的揭发材料比较有分量，于是毛泽东就决定用林彪的揭发材料，给罗瑞卿定一个主要的罪名：向党伸手，要夺林彪的权，野心家。

在外国，“野心”这个东西一般被认为是积极的，好的。因为西方国家通过竞选产生出领袖，如果没有“野心”谈何竞选，没有竞选谈何领袖，所以政治家的最基本素质就是要有“野心”。可是中国的传统观念中，没有政治家的概念，只有“官”的概念。而官不是通过竞选获得，是上级任命的，如果一个官不满意上级的任命，嫌官小，就被认为是有“野心”。给罗瑞卿定的罪名，就是不满毛泽东给他的官位，嫌官小，想当国防部长。“野心家”的罪名，外国人很难理解，但是在中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罪名，也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罪名。【

毛泽东于1965年12月8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者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总部和各大军区主要领导。贺龙到上海后，他的住处与刘少奇的住处很近，当天晚上刘少奇来访，恰好李井泉也在，刘少奇问贺龙：“这次批判罗瑞卿，事情真有些突然。贺老总你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这件事你事先知道吗？”

贺龙说：“我是今天到上海才知道的。”刘少奇又问李井泉：“你事先知道吗？”李井泉说：“我也不知道！”听了两人的回答，刘少奇意味深长地说：“这么说，我们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喽！”

毛泽东事先“打过招呼”的人，都知道这次会议是要处理罗瑞卿，而没有事先打招呼的刘少奇、贺龙等人，到了上海才知道这次会议是要处理罗瑞卿。不过罗瑞卿是毛泽东的亲信，刘少奇看来，毛泽东批罗瑞卿，是毛泽东控制的军队内部的派系争斗，不会对自己造成什么损失，所以并没有太在意，刘少奇甚至觉得毛泽东有点老糊涂了，因为他整罗瑞卿，是整他自己的人。

这次会议是在罗瑞卿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背靠背”的揭发批判。罗瑞卿12月11日到达上海时，还蒙在鼓里，全然不知这个会议是批他本人的，罗瑞卿一到上海，就被软禁起来。当周恩来代表中央告诉罗瑞卿，他已经被隔离审查的时候，罗瑞卿还不相信毛泽东会整他，要求去跟毛泽东面谈，周恩来只得感慨地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和杨尚昆比起来，罗瑞卿的政治水平就显得太幼稚了。

这次会议决定撤销罗瑞卿的总参谋长，由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本来杨成武只是上将，是没有资格当大将才能担任的总参谋长。可是1965年5月取消军衔制后，大将都取消了，自然也就没有了大将才能当总参谋长的限制，谁都可以当总参谋长了。这也许是毛泽东早在5月重上井冈山前取消军衔时就计算好的，也许是纯属偶然。

1965年12月的上海会议结束后，又于1966年3月在北京开会，继续批判罗瑞卿。但这次不再是“背靠背”的揭发，而是对罗瑞卿进行“面对面”的批判。在揭发罗瑞卿的黑材料中，最有杀伤力的居然来自罗瑞卿自己的几个心腹，他们在书面材料中，把罗瑞卿平时对自己人才敢随便说的真心话，全部一五一十揭发出来。来自政敌的攻击，罗瑞卿还承受得了，而来自自己人的背叛，这就让罗瑞卿的心理无法平衡。这些人以前一直围着罗瑞卿团团转，捧着罗瑞卿一呼百诺，罗瑞卿也对这些人重用提拔，给予他们很大的恩惠。现在这些人居然在一夜之间翻脸不认人，不仅要把罗瑞卿打倒在地，还要踩上一只脚。罗瑞卿实在想不通：人怎么会是这样的？他对人间失望了，绝望了，不想再留在人间了。于是罗瑞卿写下一封简短的遗言，准备自杀。

军人自杀，多半是选择开枪自杀，但罗瑞卿身边的枪弹已被没收，无法开枪自杀，罗瑞卿就从他住的三楼房间跳下去，跳楼自杀。不过从三楼的高度上跳下去，生存率还是比较高的，罗瑞卿没有死，但是摔断了一条腿，从此成为残疾，这是不幸中的大幸。

罗瑞卿之所以会想不开自杀，还是因为罗瑞卿的人生道路太顺利了，从来没有遇到过挫折，从来没被人整过，而且从来都是他整别人。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罗瑞卿跳出来大批彭德怀，深得毛泽东的欣赏，春风得意一时。没想到现在他步彭德怀的后尘，成为被万人批判的对象。罗瑞卿主持修建了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秦城监狱，而他后来又被关进这所自己修建的秦城监狱，而且和彭德怀关在一起，真可谓历史的大玩笑。就像列宁说的那样：“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毛泽东得知罗瑞卿自杀的消息，并不同情，摇头说：“没出息！罗瑞卿自杀由他自己负责，罗瑞卿的事还没有完。阎王老子是有原则性的，没叫罗瑞卿去，罗瑞卿自己要去也不收。罗瑞卿用自杀向中央要挟没有用，会议继续开。”

在中共党内，自杀被认为是怯弱的行为，没有人同情自杀者。刘少奇嘲笑罗瑞卿自杀说：“自杀要有点技术，应该是头重脚轻，他却是脚先落地，脚坏了点，头部没有伤。”邓小平以不屑的口吻说：“应该像女跳水运动员那样，跳了一根冰棍”。叶剑英元帅把古人诗句的“将军百战身名裂”，讽刺地改为“将军一跳身名裂”。

那时的中国共产党员认为，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能经得起各种考验，批斗也是一种考验，经不起批斗的人，算不上共产党员。在共产党高层人物追悼会的悼词里，总有一句分量相当大的评价，称：“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事实上，刘少奇、彭德怀等人在后来的文革中，遭受了远比罗瑞卿厉害得多的批斗和凌辱，但他们都没有自杀，算是经得起考验的共产党员吧。很多共产党员都 像邓小平那样三起三落，经过残酷斗争之后再复出，可谓“百炼成钢”。

打倒罗瑞卿，表面上看毛泽东损失了一个大将，一名亲信，但实际上毛泽东却消除了军队的隐患，可以安心发动文化大革命了。在打倒罗瑞卿事件中，刘少奇和周恩来是旁观者，他们都没有想到毛泽东这次看似糊涂的“整自己人”，原来是为一场巨大战役做事先的准备。

彭德怀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只是因为给毛泽东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就被打成反党集团，被罢官，文革后又被关进监狱，成为新中国最大的冤案之一。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彭德怀的悲剧呢？最典型的看法，是把彭德怀的悲剧，归咎于毛泽东个人的原因，认为毛泽东没有接受批评意见的雅量，说的更严重一些，是毛泽东“爱整人”，对不听话的人就要打倒。这样简单化的原因分析，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英雄历史观”，把重大历史事件归因于某个英雄人物的人品、作风和智慧，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

然而真正的历史并非这么简单的事情。外国人研究历史时，更爱侧重于分析历史事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原因。这里我们试用外国的历史研究手法，来分析一下造成彭德怀悲剧的原因的三大因素：社会原因、文化原因和个人原因。

首先分析造成彭德怀悲剧的社会原因。中国传统社会，或者说“旧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官本位”。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体系有三个层次：皇帝，官吏、人民。皇帝是统治者，人民是被统治者，但皇帝并不直接统治人民，而是通过“官吏”这个中间阶层来间接地统治人民。这样，介于统治者皇帝和被统治者人民之间的官吏，就有一个双重的身份：他在皇帝面前，是被统治者，是皇帝的仆人；而他在人民面前，又是统治者，是人民的主人。

中国旧社会的官，与世界各国的官相比，是非常不一样的，他们具有特别突出的双重身份，“即是仆人，又是主人”。官在皇帝面前的地位特别低，皇帝对官是想骂就骂，想打就打，再不高兴起来，监禁、流放、杀头也都是一句话的事情，根本不需要任何法律，皇帝本身就是法律，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官对皇帝，只能小心翼翼的服侍，不能做让皇帝不高兴的事，更不能惹皇帝生气。惹皇帝生气本身就是一大罪过，叫做“冒犯罪”，这完全是中国的国粹。在皇帝面前，官连人的最起码尊严都没有，虽说是仆人，连一般的仆人都不如，简直就是奴隶了。

相反，官在人民面前，地位又特别的高，被称为“官大人”或“官老爷”。在旧中国的官堂上，官对人民也是想骂就骂，想打就打，官尽管没有随便杀头的权力，但是关监狱的权力还是有的。人民在官面前，只能唯唯诺诺，根本不能争辩，更不能反驳。一个“民”如果敢在一个“官”的面前批评他，那同样也是“冒犯罪”，重责不饶。在人民面前，官的权力大得不得了，比主人对仆人的权力还要大。

中国官吏的生活是“双重人格”的，他在皇帝面前，是一个匍伏在地、卑躬屈膝的仆人；他到了人民面前，又马上变成一个趾高气昂、不可一世的主人。在外国人看来，中国官吏在这种极端的“双重人格”之下生活，应该会患重度的精神分裂症了，然而中国官吏对“双重人格”的身份都适应得很好，中国文化就是这么不可思议。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当面顶撞毛泽东，甚至对毛泽东说出“操娘”的粗话，这在古代就是“冒犯罪”。不管是你的意见是不是正确，只要冒犯了皇帝，那就是有罪，骂皇帝那更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庐山会议上，众高官批判彭德怀，并不是批判彭德怀提意见的内容错了，而是批判彭德怀冒犯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犯上”错误行为。

周恩来说：“彭德怀的骨头是犯上。”林彪说：“彭德怀不但对他的下级当儿子一样，随便骂，就是对上级，也很不尊重，可以说是傲上慢下。”陶铸说：“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的女人嫁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陶铸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我们一旦忠于毛主席，要像旧社会女人那样‘从一而终’，即使毛主席错了，我们也只有跟着毛主席错下去，决不能因为毛主席错了，就反对毛主席。”

中国是一个封建传统，或者叫“封建流毒”很深的国家，新中国在形式上虽然已是共和国，但新中国的社会仍还有很大封建传统的成分，至少在大家的心目中，依然把国家领导人看成是无冕的皇帝，国家领导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毛泽东就被看成立是无冕的皇帝，毛泽东的尊严就被看成是绝不能冒犯的、皇帝式的尊严。彭德怀居然敢当面顶撞毛泽东，无视国家领导人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这就让高级干部们无法容忍了，他们自动地维护毛泽东的尊严，批判彭德怀“反对毛主席”的犯上行为。为什么“反对毛主席”就是犯罪呢？这就是古代“犯上罪”的现代版。

因此，造成彭德怀悲剧的第一个原因，是他触及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底线：皇帝是不能批判的，至少是不能当面批判的。大臣要给皇帝提意见的话，必须用最卑屈的态度，用最委婉的言辞，最含蓄的语气，这是旧中国的常识。而彭德怀却是趾高气昂地给毛泽东提意见，这不仅让毛泽东本人接受不了，就是彭德怀的同事，党内的众高官们也接受不了。

其次再分析一下造成彭德怀悲剧的文化原因。彭德怀的犯上行为，遭到他的官僚同事们的一致批判，但一般的人民大众，又非常赞赏和敬佩彭德怀敢于直言犯上的行为。这是为什么呢?

前面说到，中国的官具有“双重人格”，一方面要当好皇帝的仆人，一方面又要当好人民的主人。这样对于一个具体的官来说，不得不面临两个选择：第一选择是把重心放在“当好皇帝的仆人”上，把服侍好皇帝视为最重要的工作；第二选择是把重心放在“当好人民的主人”上，把为民请命，保护人民的利益视为最重要的工作。

想当好“皇帝的仆人”的官吏，想方设法讨好皇帝的高兴，奉承谄媚，看皇帝的脸色说话，顺着皇帝的意思办事，这种人被称为“奸臣”；想当好“人民的主人”的官吏，想方设法保护人民的利益，敢于为民请命，不怕惹皇帝生气，不怕激怒皇帝，甚至敢批评皇帝，这种人被称为“忠臣”。把谄媚讨好皇帝的人说成是坏人，是“奸臣”，其实有点冤枉了，因为仆人的职责就是不能让主人生气，一天到晚惹主人生气的仆人，绝对是不合格的。从皇帝和官吏的主仆关系来讲，“忠臣”是不合格的仆人。

但从官吏和人民的关系来讲，“奸臣”又是不合格的人民主人。有些官吏只顾讨好皇帝，不顾人民的死活，引发民怨民愤。典型的例子是北宋时代，宋徽宗喜欢奇石，宰相蔡京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从全国各地搜罗奇石，大搞“花石纲”，引起民怨沸腾，引发宋江等农民起义。因此，人民对于那些只顾讨好皇帝，不顾人民的死活的“奸臣”是十分痛恨，而赞盼那些不讨好皇帝，敢于在皇帝面前为民请命的“忠臣”。

旧中国的体制下，皇帝通过官吏间接地统治人民，所以老百姓把皇帝看成是与自己无关的人，所谓“山高皇帝远”。老百姓对皇帝并没有感情，没有老百姓自发地为某个皇帝修建庙宇来纪念他，可是老百姓自发地为忠臣修建庙宇纪念他的例子就很多了。老百姓对直接管理和统治自己的“官”，那是很有感情的，对公正廉洁的忠臣清官抱有热爱的感情，对贪赃枉法的奸臣贪官抱有痛恨的感情。

中国老百姓非常敬仰和崇拜忠臣，不仅为忠臣修建庙宇参拜，更有大量歌颂忠臣的文学作品，甚至在传统戏剧中，忠臣的角色涂成红脸，奸臣的角色涂成白脸，让观众一眼就分出忠臣和奸臣。但现实中的人，忠臣和奸臣绝不像“红脸”和“白脸”那么好区分，因为极端的忠臣和奸臣都是很少的，大部分人是介于忠臣和奸臣之间的“非忠非奸”之人。

毛泽东的属下，绝大部分人都很难划分是“忠”还是“奸”，但有两个极端的例子：一个是敢于当面给毛泽东提意见的彭德怀，按照中国的传统标准，应该是“忠臣”；另一个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林彪，按照中国的传统标准，应该是“奸臣”。彭德怀成为老百姓心目中不畏强权，为民请命的英雄人物，对他有各种赞誉之词：敢说真话，有正气，硬骨头，唯实不唯上，光明磊落，刚正不阿。

赞美彭德怀这样的忠臣，是中国文化独有的。可是在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并没有人欣赏彭德怀这样为民请命的忠臣。西方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中，绝没有彭德怀这样的忠臣。在外国人看来，如果一个社会到了对领导人提一点不同的意见，就要被开除革职，甚至被监禁、杀头的地步，那么肯定是这个社会体制本身出问题了。所以西方人认为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冒死给皇帝提意见，而是设法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皇帝体制。

彭德怀给毛泽东提意见，只是想改变毛泽东个人的想法和做法，并没有想改变这个体制。这就像忠臣给皇帝进谏，并不是想推翻皇帝体制，相反是在维护这个体制。忠臣冒死给皇帝进谏，只是希望皇帝变好一些，对人民宽厚一些，从而使封建帝王的体制更加巩固。文革中有一种“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论点，也就是这样的思想。但这种思想在中国老百姓中却没有市场，老百姓还是欣赏“文死谏，武死战”的愚忠。

西方国家的老百姓，不喜欢也不需要“为民作主”的清官，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希望有人来“为他们作主”，他们崇尚的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可是中国的老百姓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没有自己拯救自己的想法，只是盼着“清官大老爷”来拯救自己，期待“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一个大救星”。有人认为中国老百姓的这种传统思想，代表了中国文化最深层的“糟粕”，但也有相反的意见，认为这种思想正是中华文明的精华和根基。

不论中国老百姓“盼清官”的思想是好是坏，在中国老百姓的期盼下，在中国的官吏中也相应地产生出一种“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的责任感，认为一个人一旦当了官，就有“为民作主，为民请愿，为民谋幸福”的责任和义务。海瑞这样的官，就是在这种责任感和义务感的召唤下，奋不顾身地站出来给皇帝提意见，结果落一个罢官的下场。

同样，造成彭德怀悲剧的第二个原因，也在于这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原因。1958年底，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去湖南平江考察，看到那里的老百姓生活还是很艰苦。当时一位负伤致残的红军老战士，悄悄递给彭德怀一张纸条。彭德怀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彭德怀郑重地把这张纸条夹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并写道：“这是群众多么沉痛的呼声！”这时彭德怀感到他是当官的，有“为民请愿”的责任和义务。这这种责任感的感召下，彭德怀奋不顾身地站出来“我为人民鼓与呼”，造成了他的悲剧。

最后分析一下造成彭德怀悲剧的个人原因。毫无疑问，如果毛泽东是唐太宗，有纳谏和接受批评意见的雅量，那么彭德怀提意见也不会出现那样的悲剧结局。但世界上“人无完人”，中国几千年来的几百位帝王当中，有纳谏和接受批评雅量的，似乎也只有唐太宗一位，因此用一个“完人”的标准去要求毛泽东，并不是科学的态度。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假设彭德怀本人当了皇帝，他会有纳谏和接受批评的雅量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彭德怀以作风粗暴霸道而著名，动不动就骂人，听不得不同意见，绝不是一个讲民主的人。1959年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固然是一个冤案，彭德怀是被害者；可是彭德怀本人也制造过冤案，他也曾经是加害者，彭德怀制造的最著名冤案就是“粟裕冤案”。

在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期间，他的直接下级是总参谋长粟裕大将。彭德怀对粟裕的态度蛮横霸道，比如粟裕在请示报告上写“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彭德怀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如果粟裕不写“彭副主席转呈”而直接上报中央，彭德怀又说：“怎么，你想越级告状？”

1958年5月至7月，彭德怀主持了长达两个月的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上给粟裕强加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撤销了粟裕总参谋长的职务。粟裕的第一大罪状是“野心家，向党要权”，粟裕为了否认自己是野心家，举出他过去曾经把官位主动让给别人的事，彭德怀却蛮不讲理地说：“这正说明你阴险！”。粟裕第二大罪状是“里通外国”，只不过因为粟裕曾率领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就被彭德怀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可叹的是，就在一年后的1959年，彭德怀本人也被扣上同样的“里通外国”罪名，正是应验了冤冤相报的传说。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粟裕向党中央写了一封申诉信，信中说：“在总参工作期间，彭德怀同志对我专横跋扈、训斥谩骂，使我实在难以忍受；我在工作上同他有一些争论，他就牵强联系，混淆是非，给我扣上‘野心家’、‘阴险卑鄙’、‘里通外国’等莫须有的罪名，企图把我置于死地。……，近二十多年来，党内民主生活很不正常，我一直克制自己，没有提过申诉。现在，我们党已经取得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历史上许多冤假错案已经陆续纠正。我迫切恳求中央能将彭德怀同志对我制造的冤案予以甄别，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批判，请求中央受理我的申诉。”

但粟裕1984年离开人世时，他的冤案还没有平反，直到1994年，才在报纸上间接地承认粟裕1958年受到了错误的批判。文革结束后，历史上的很多冤案都平反了，为什么粟裕大将的冤案得不到平反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如果粟裕平反了，那就是承认彭德怀本人也制造过冤案，有损于彭德怀的高大形象。因为那时各种媒体已经把彭德怀塑造成一个“为民请愿”的“高大全”的清官形象，为了维护彭德怀的形象，只好牺牲粟裕了。

彭德怀的性格其实跟毛泽东很相像，两人的作风一样霸道，如果彭德怀当了主席，他也不会有纳谏的雅量。有人说：那时如果是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当主席，彭德怀提意见就不会有悲剧结局了。问题是，彭德怀偏偏不喜欢周恩来这样温文尔雅的人，甚至看不起周恩来。彭德怀曾对周恩来说：“你们这些人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又说周恩来对毛泽东毕恭毕敬的态度是“驯服、没骨头”。周恩来在批彭德怀的时候反驳说：“驯服就是没有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

看来彭德怀这样的刚硬之人，非要毛泽东那样比他更刚硬的人，才能管得住，周恩来这样温文尔雅的人，大概是管不住彭德怀的。所以叶剑英元帅在批彭德怀的时候说：“主席还健在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能管得了你？”毛泽东本人也对彭德怀说：“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

从上面一些事情来看，似乎彭德怀是一个蛮横霸道的人，但实际上彭德怀又有另外一面。尽管彭德怀对下级干部很少有笑脸，面孔常常是紧绷着，看见不顺眼的地方就要骂。但彭德怀对底层的士兵和百姓，却是亲切和蔼，有说有笑，从不骂他们，是一个“傲上怜下”的人。彭德怀在外地视察，遇到生活比较困难的群众，他常常会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钱，塞到对方手里。1958年彭德怀在湖南视察时，看到一个生产大队的敬老院连褥单都没有，被子也破烂不堪，忍不住骂道：“这叫什么敬老院、幸福院！”彭德怀马上捐200元，给敬老院添置被褥。

由此可见，一个人的性格是非常复杂的，因此不能把彭德怀的悲剧，简单地归咎于个人的原因，而是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化传统。如果不对中国传统的社会和文化进行改造，很难保证今后不再出现彭德怀式的悲剧。

一般认为，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对于这件事，现在的主流观点是：书生气十足的历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遵照毛泽东“学海瑞”的号召，单纯地写了一个学术性的剧本《海瑞罢官》，之后被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一场巨大政治斗争，最后悲惨地成为政治斗争牺牲品。

然而这种主流的说法，经得起历史的考证吗？对于这种主流说法，有几个基本的疑问。

疑问之一：吴晗是无辜地被卷入政治斗争的学者，还是主动投身于政治斗争的政治家？

疑问之二：吴晗写《海瑞罢官》，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写的，还是他本人自发写的？

疑问之三：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是反映真实历史的学术性作品，还是虚构历史的文艺性作品？

疑问之四：吴晗写的《海瑞罢官》，真的没有替彭德怀鸣冤叫屈的意思吗？

疑问之五：姚文元批《海瑞罢官》，是完全无理取闹？还是有一定道理？

下面我们就来逐个分析这些疑问。先看第一个疑问：吴晗学者是无辜卷入政治斗争的学者吗？

吴晗，1909年生，比毛泽东小16岁。1931年，22岁的吴晗考入清华大学史学系，专攻明史研究，曾受到当时文坛巨人胡适的青睐和关照.吴晗毕业后，28岁就当上大学教授，可谓少年得志。这段时期，吴晗毫无疑问是纯粹的学者。1943年，34岁的吴晗加入政党“中国民主同盟”，开始从事反对蒋介石政权的政治活动。此后的吴晗，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而是政治家兼学者了。中国民主同盟是当时中国的第三大政党，仅次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40岁的吴晗以“民盟中央委员”的身份参政，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和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当时所谓的“学部委员”，就是现在的“院士”。此后，吴晗把主要精力放在北京市副市长的工作上，他在北京市政府工作期间，没有搞过专门的学术研究，基本上完全离开了学术研究行列。此时吴晗的身份，应该说是具有“院士”头衔的政治家。

1957年，吴晗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外的公开身份仍然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这时，吴晗就成为中共的地下党员，不同的是，他不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而是打入民主同盟内部的地下党。民盟的党员们，不知道吴晗的底细，依然把吴晗看成是“自己人”，敢没有顾虑地对他讲心里话，吴晗再把这些情况汇报给中共，有利于中共了解和掌控民盟内部的情况。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吴晗以民盟中央委员的身份反戈一击，积极揭发批判自己的两位上司：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和罗隆基，还把罗隆基的一封秘密信件公开出来，这确实是置人死地之举。在反右运动中，吴晗做了《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发言，用“上纲上线”的语气声讨说：“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部署、有计划、有策略、有最终目的，并且还与各方面的反动分子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他们一伙是人民凶恶的敌人！”批倒了章伯钧和罗隆基之后，吴晗从民盟中央委员，上升成为民盟中央副主席。

1958年“大跃进”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中共党内出现一股“亩产十万斤”之类的，说大话、说假话的浮夸风。对此，毛泽东在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上，建议党员干部学习“海瑞”精神，敢讲真话，敢给领导提意见。“海瑞”是四百多年前明朝的一位大臣，以敢于大胆批评皇帝而著称。之后，吴晗开始发表赞颂海瑞的系列文章，1959年6月发表《海瑞骂皇帝》，1959年7月发表《海瑞的故事》，1959年9月发表《论海瑞》，而出问题的《海瑞罢官》，则是发表于一年多之后的1961年1月。

这里引出第二个疑问：吴晗写《海瑞》系列文章，是毛泽东指示他写的吗

有两个流传很广的传说，声称是毛泽东指示吴晗写《海瑞罢官》，但这两个传说都是假的。传说之一：“1960年底公演，毛泽东在家里接见海瑞的扮演者，著名京剧表演家马连良，同他一起吃饭，请他当场清唱海瑞。毛还说：戏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罢官》的文字也写得不错，吴晗头一回写戏，就成功了。”

事实上，毛泽东从未在“家里”接见过马连良，也没有同他一起吃饭，更没有表扬《海瑞罢官》写得不错。了解毛泽东生活习惯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对待党内人士和党外人士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他可以在家里穿着睡衣召集党员干部开会，但从来不会在家里接见党外人士。如果毛泽东要接见马连良这样的党外人士，应该是换上一身体面的衣服，在正式的会客大厅里接见，而不会“在家里接见”。详细介绍马连良生平的《马连良传》中，也没有提到毛泽东曾经接见过马连良。

传说之二：“据吴晗的夫人袁震说，有一次毛泽东请吴晗去吃狗肉，江青在座，毛泽东在跟吴晗交谈历史问题时，江青插话，吴晗当即指出江青说得不对，弄得江青很不高兴。袁震说：吴晗因此得罪了江青。”这个传说似乎是想要证明毛泽东曾经与吴晗的私交很好，又证明江青批吴晗是泄私愤。

事实上，毛泽东从未请吴晗吃过饭，当然也就谈不上江青插话了。首先，吴晗夫人袁震早在1969年就去世，而在这个传说中，袁震说话的语境显然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1969年之前的人，不会这么评论江青。再者，毛泽东极少请人吃饭，那些极少被邀请过的人，也是柳亚子那样的老朋友、老前辈。而吴晗比毛泽东小16岁，是晚一辈的人，又不是郭沫若那样的著名文化人，有什么资格被毛泽东请去吃饭？更不要说是吃狗肉了。

把这两则传说排除后，我们可以得到结论：毛泽东与吴晗并没有朋友式的私人关系，江青与吴晗也没有个人恩怨。据说1960年9月28日，毛泽东曾将当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赠送给吴晗，并在书上签字:“吴晗同志审阅。毛泽东 九月廿八日”。但1960年的毛泽东，还不是神圣的毛泽东，当时很多人都得到过来自毛泽东签名的《毛选》第四卷赠书，那时候并算不上至高无上的荣誉。所以毛泽东的赠书，并不能成为毛泽东与吴晗有亲密私交的证据，更不能认为毛泽东赠书是为了表扬吴晗写《海瑞罢官》，这两件事并无关联性。

那么毛泽东是否指示过吴晗写《海瑞》的文章呢？后来张春桥在文革时的讲话中提到：毛泽东亲口说，他本人没有提倡过写海瑞。而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则说，写海瑞是他个人向吴晗建议的，并不是来自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说：“我找了吴晗同志来我家，商请他给《人民日报》写一篇关于海瑞的文章，他愿意写点文章。”胡乔木只是说：“宣传海瑞是毛主席提倡的”，并没有说这是毛泽东的指示。所以可以肯定，毛泽东本人并没有指示过吴晗写《海瑞》系列文章。事实上，吴晗的《海瑞》系列文章发表之后，也从来没有得到毛泽东的任何称赞。

胡乔木建议吴晗写《海瑞》的时间是1959年，此时吴晗已经当了十年的北京副市长，应该完全明白官场的常识。胡乔木建议吴晗写海瑞，这仅仅是胡乔木的个人意见，既不是毛泽东的指示，也不是来自中宣部的指令。吴晗对胡乔木的建议，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这完全取决与吴晗个人的意志。在这样的情况下，吴晗写《海瑞》系列文章，并不是“奉旨”行事，而是个人的自发行为。那么吴晗自发写《海瑞》系列文章的动机是什么呢？很显然，是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用俗气一些的话说，就是想迎合和想讨好毛泽东。

吴晗是善于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迎合毛泽东的。毛泽东赞扬曹操，吴晗就写文章赞捧曹操。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说：“把曹操看作坏人，这是不正确的。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两千年也要翻。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冤案要翻。”

1959年3月，吴晗很快写了《谈曹操》的系列文章，吴晗在文章中迎合毛泽东的意图，歌颂曹操说：“曹操喜欢音乐，善草书，是个艺术家；又喜欢打猎，有武艺，是一个好运动员。他是中国的第一流的政治家、第一流的军事家、第一流的文学家、第一流的诗人。”毛泽东称赞武则天，吴晗又撰文《谈武则天》，歌颂武则天说：“当时唐朝的文化、生产发展，其关键主要是武则天统治的这五十年。我们应该说，武则天不止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同时她还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妇女！她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

接下来我们再看疑问之三：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是反映真实历史的学术性作品吗？

读一下吴晗的《海瑞》系列文章就知道，吴晗在文章中写的海瑞，并不是历史上的真人海瑞，而是一个虚构出来的假海瑞。吴晗在文章中改动大量历史事实，把海瑞虚构成一个“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与江青《样板戏》中的“高、大、全”英雄，也相差不多。

吴晗写的通俗读物《海瑞的故事》，不顾历史真相来拔高海瑞的形象。比如，史书上说海瑞“令老仆艺蔬自给”，这句话的意思是“海瑞让老仆种菜，自给自足”。可是吴晗在《海瑞的故事》里，却把这个历史记载“拔高”成为海瑞亲手“自己种菜”，还加上一幅海瑞亲手浇菜的插图。再比如，吴晗在《海瑞的故事》里说：“海瑞一家吃用都从祖传的十亩田里出，时常吃不饱。”史书记载海瑞娶过几个妻妾，“时常吃不饱”应该是不至于的事。

吴晗在书中还写道：“海瑞与同乡青年谈学问，讲经义，实在饿很了，只好用手按着肚子，一面还谈着话，客人走了，边谈边送，不让人知道他挨饿。”史书的原文是：“海瑞家居十余年，日为课艺文，说经义，或馁困，时以手撑腹，言无倦厌，即相送出门，犹立谈移晷也”。史书只是说海瑞为了给同乡讲解经义，肚子饿了也顾不上去吃饭，手撑住腹部继续讲。史书原文中根本没有说海瑞是因为没钱饭吃而挨饿。

从上述事实来看，吴晗写的《海瑞》系列文章，并不是学术论文，而是迎合毛泽东意图的政治小品文。吴晗写的剧本《海瑞罢官》，从情节到人物形象都是虚构出来的。当然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京剧，是文艺作品，是允许虚构的。但是文革之后，不少人把吴晗的《海瑞罢官》定位成了“学术文章”，指责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是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好像吴晗的《海瑞罢官》成了研究海瑞的学术文章

《海瑞罢官》有多少学术性呢？先看看吴晗写在《海瑞罢官》前言中的一段话：“这部戏表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左派海瑞和以徐阶为首的右派——官僚地主集团的斗争。”这里，吴晗武断地给历史人物“海瑞”和“徐阶”，分别戴上一个“左派”和“右派”的现代政治帽子，用这样口气写的文章，能称为学术文章吗？又怎么进行学术讨论呢？

海瑞给皇帝的奏折中有一句“讲求天下利害”，吴晗把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为人民谋些福利”，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以吴晗的古文水平，绝不会误解这句原文的意思，吴晗是在有意误导。吴晗在《海瑞》系列文章中，不惜篡改历史，把古人海瑞描写成一个“自己亲手种菜”、“忍饥挨饿”、“为人民谋福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还给海瑞冠一个“左派”的现在头衔，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其实也很简单，这是为了迎合领导的政治意图。毛泽东号召人们“学海瑞”，于是吴晗就把古人海瑞美化成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大形象，只有这样高大的海瑞，才符合人们学习的榜样嘛。

吴晗写的《海瑞》系列小品文，在人民群众中间没有引起什么反响，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有人喜欢看这种迎合领导意图的政治小品文，那倒是奇怪了。吴晗写的京剧《海瑞罢官》上演之后，同样也没有引起观众的反响，京剧戏迷也不喜欢这出戏，认为它在戏曲上并无大的突破，只不过是演员的阵容强大，马连良、裘盛戎等著名演员联合出演而已。

尽管观众对《海瑞罢官》的反应平淡，而报刊界的反响却相当热烈，一片好评之声。不少人撰文称赞说：“《海瑞罢官》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为今用”，“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等等。

为什么报刊界对吴晗的《海瑞罢官》评价这么高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搞清楚毛泽东对“学海瑞”态度的变化。

毛泽东在1959年4月上海会议上，鼓励党员干部学习“海瑞”，勇于讲真话，敢于给领导提意见。没想到仅仅三个月之后，真有彭德怀这么一个“海瑞”跳了出来，大胆给毛泽东提意见了。这不免让毛泽东感到尴尬，因为批大胆提意见的彭德怀，显然与他提倡的“学海瑞”自相矛盾。在庐山会议批彭德怀的时候，毛泽东不得不把“批彭德怀”与“学海瑞”之间的矛盾，进行一些辩解。毛泽东说：“我四月份在上海提倡学海瑞。现在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明朝的海瑞’是左派，可是‘现在的海瑞’搬家了，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们是提倡左派海瑞，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右派海瑞作斗争。”

毛泽东这里说的“现在的海瑞”和“右派海瑞”，当然指的就是彭德怀。毛泽东把海瑞分为“左派海瑞”和“右派海瑞”，显然是非常牵强的。众高官心里也都清楚，毛泽东的这番解释，不过是自找面子下台而已。从此之后，毛泽东不再谈学海瑞的话题了，因为学海瑞成了毛泽东心里的一块伤疤，谁要是再提学海瑞，那就等于是揭毛泽东的伤疤。所以，毛泽东对“学海瑞”的态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9年4月到7月的三个月间，这段时间内毛泽东是积极提倡学海瑞的；而在1959年7月之后，因为打倒彭德怀与“学海瑞”存在明显的矛盾，此后毛泽东再不愿提起学海瑞这件事了。

这里我们就来考察一下疑问之四：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有没有替彭德怀鸣冤叫屈的意思？

我们先看一下吴晗《海瑞》系列文章的时间表。吴晗的前两篇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的故事》，分别发表于1959年6月和7月，在彭德怀被打倒之前，所以这两篇文章没什么问题；第三篇《论海瑞》发表于1959年9月，在彭德怀打倒之后，这篇就有点问题了，因为此时毛泽东对“学海瑞”的态度已经明显改变。

因此，吴晗在1959年9月发表的《论海瑞》最后，画蛇添足地加了一段话：“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他们同海瑞相反。这样的人，专门反对好人好事，反对人民事业，反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历史上的海瑞毫无共同之点。广大人民一定要把这种人揪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喝一声，不许假冒海瑞！让人民群众看清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本来面目，根本不是什么海瑞！”

吴晗在文尾说的“假冒海瑞”和“右倾机会主义”，显然指的是彭德怀。虽说吴晗的级别不够参加庐山会议，但他也很快知道毛泽东对学海瑞态度的转变，所以特别在文章末尾给彭德怀扣上一个“假冒海瑞”的帽子，以符合打倒彭德怀的政治形势。

1959年7月打倒彭德怀之后，高官们都知道毛泽东不想再提学海瑞了。此后，为毛泽东着想的人，比如毛泽东的铁杆林彪、柯庆施等人，就再也不提有关海瑞的话题了。可是吴晗在1961年1月，偏偏要来揭毛泽东的伤疤，又发表歌颂海瑞的剧本《海瑞罢官》，还特别醒目地加上“罢官”两个字，难道吴晗真的不知道毛泽东对学海瑞态度的变化吗？

从吴晗过去的表现来看，他完全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完全懂得迎合领导的官场学。从吴晗在《论海瑞》中不点名地批判彭德怀是“假冒海瑞”，从吴晗在《海瑞罢官》中称呼海瑞为“左派海瑞”等等行动来看，吴晗是完全知道毛泽东对学海瑞态度发生了转变。吴晗明明知道这时候再提起“学海瑞”，就是揭毛泽东的伤疤，就是跟毛泽东过不去，那为什么他还要在1961年1月发表剧本《海瑞罢官》，并且排戏公演呢？

这里人们自然会想到吴晗的后台，北京市长彭真，以及彭真的后台刘少奇。在1961年发表《海瑞罢官》的客观效果，显然是对毛泽东不利的，《海瑞罢官》除了有损于毛泽东的威信之外，不可能有提高毛泽东威信的作用。那么又是谁希望看到毛泽东的威信下降呢？这个答案应该是比较清楚了。

吴晗在1959年发表《海瑞》系列文章的时候，毫无疑问是迎合和支持毛泽东的政治意图，而他在1961年发表《海瑞罢官》的时候，无疑就是迎合和支持刘少奇的政治意图了。吴晗是个聪明人，他大概看出，毛主席的时代过去了，今后是刘主席的时代了，所以开始迎合刘主席的政治意图了。更有可能的是，吴晗写《海瑞罢官》，是得到上面的暗示。所以在吴晗的剧本发表后，刘少奇掌控的报刊宣传界，对吴晗的剧本大为叫好。

吴晗后来辩解说，他写《海瑞》是在彭德怀被打倒之前，不可能预测到后来彭德怀会被打倒，所以他没有为彭德怀翻案的意思。吴晗的这个辩解太苍白无力了。

打个比方，有人在1965年写一篇赞美刘少奇的文章，1966年刘少奇被打倒之后，该人在1967年重新发表这篇赞美刘少奇文章。有人指责该人发表这篇文章是为刘少奇翻案，该人辩解说：“我写这篇文章是在刘少奇被打倒之前的1965年，我不可能预测到1966年刘少奇会被打倒，所以我没有为刘少奇翻案的意思。”这样的辩解能成立吗？

有没有翻案企图的关键，不是看文章写于什么时候，而是看文章发表于什么时候。虽说吴晗在彭德怀被打倒之前就写了《海瑞》，但他在彭德怀被打倒之后，又把《海瑞》搬出来发表，这就明显有为彭德怀翻案的意思了。后来有人替吴晗辩解说：“吴晗并没有替彭德怀翻案的意思，是毛泽东误解了吴晗。”其实不是毛泽东误解了吴晗，而是那些替吴晗辩解的人误解了吴晗。毛泽东这样的顶级政治家，是不会那么简单就被忽悠的。

因此，说吴晗写《海瑞罢官》没有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的意思，是说不过去的。其实，吴晗写《海瑞罢官》为彭德怀鸣冤叫屈，又有什么不好呢？

最后,我们探讨一下疑问之五：姚文元批《海瑞罢官》，是完全没有道理吗？

吴晗的《海瑞罢官》在剧情上并没有突破，基本上是一个老套的旧式清官戏。戏里故事是地方恶霸与官员勾结，欺压百姓，海瑞微服私访，了解到人民的冤情，严惩了恶霸和贪官，为民伸冤。在《海瑞罢官》的结尾，出现众贫民对海瑞顶礼膜拜的场景，众贫民感恩叩头说：“有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然后众贫民齐声同唱对海瑞的赞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

《海瑞罢官》的背后在讲这样一个道理：人民的冤苦都是贪官污吏造成的，与旧中国的体制没有关系。人民有了冤苦，也没有必要起来斗争，只要耐心等待，等待海瑞式的清官站出来“为民作主”，人民就可以不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海瑞罢官》与旧中国的清官戏一样，赞美清官，宣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封建思想，认为人民的幸福是清官恩赐的，人民要对他们感恩戴德。人民要想幸福，没有必要去改革不合理的政治体制，更不需要革命，只需等待清官的降临，只要清官一到，就会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人民的好光景马上就降临了。《海瑞罢官》宣扬的这种封建思想，明显与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格格不入。

其实，《海瑞罢官》这样的戏，就是按照今天的标准，也是有争议的作品。前些年中国播放了一些赞美皇帝的电视连续剧，就引起不少人的争议。在1965年马克思主义统治中国的时候，《海瑞罢官》这种在思想上反马克思主义的戏，受到批判是丝毫不奇怪的事。然而事实上，从《海瑞罢官》出笼到被姚文元批判的四年多时间里，《海瑞罢官》没有受到过任何人的质疑，公然演出，一片好评，这倒是奇怪的事了。

姚文元写的《评/海瑞罢官》的中心思想，就是批《海瑞罢官》公然宣扬和赞美封建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姚文元批《海瑞罢官》，并非完全无理取闹，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出笼后，彭真曾组织一些人对姚文元的批判文章进行反驳，但与姚文元的文章相比，那些反驳文章都显得无力。一来是姚文元的文章写得好，二来是姚文元的文章击中了《海瑞罢官》赞美封建思想的要害。

以上我们对围绕《海瑞罢官》的五个疑问进行了探究，推论出这样的历史案情：

吴晗写《海瑞罢官》，不是为了学术研究，也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而是为了迎合某个人的政治意图；同样，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也是为了迎合另外一个人的政治意图。吴晗是自发地、或者受到别人暗示写出一个政治意图性很强的《海瑞罢官》，结果引燃了一场政治大火灾。如果说吴晗是这场火灾的受害者，那么最后姚文元也被这场大灾烧到监狱里去了。自古以来就有“玩火者自焚”的古训，吴晗写《海瑞罢官》是玩政治之火，姚文元写《评/海瑞罢官》也是玩政治之火，当玩火者发现火烧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悔之晚矣。

中国官吏的生活是“双重人格”的，他在皇帝面前，是一个匍伏在地、卑躬屈膝的仆人；他到了人民面前，又马上变成一个趾高气昂、不可一世的主人。在外国人看来，中国官吏在这种极端的“双重人格”之下生活，应该会患重度的精神分裂症了，然而中国官吏对“双重人格”的身份都适应得很好，中国文化就是这么不可思议。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当面顶撞毛泽东，甚至对毛泽东说出“操娘”的粗话，这在古代就是“冒犯罪”。不管是你的意见是不是正确，只要冒犯了皇帝，那就是有罪，骂皇帝那更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庐山会议上，众高官批判彭德怀，并不是批判彭德怀提意见的内容错了，而是批判彭德怀冒犯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犯上”错误行为。

周恩来说：“彭德怀的骨头是犯上。”林彪说：“彭德怀不但对他的下级当儿子一样，随便骂，就是对上级，也很不尊重，可以说是傲上慢下。”陶铸说：“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的女人嫁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陶铸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我们一旦忠于毛主席，要像旧社会女人那样‘从一而终’，即使毛主席错了，我们也只有跟着毛主席错下去，决不能因为毛主席错了，就反对毛主席。”

中国是一个封建传统，或者叫“封建流毒”很深的国家，新中国在形式上虽然已是共和国，但新中国的社会仍还有很大封建传统的成分，至少在大家的心目中，依然把国家领导人看成是无冕的皇帝，国家领导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毛泽东就被看成立是无冕的皇帝，毛泽东的尊严就被看成是绝不能冒犯的、皇帝式的尊严。彭德怀居然敢当面顶撞毛泽东，无视国家领导人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这就让高级干部们无法容忍了，他们自动地维护毛泽东的尊严，批判彭德怀“反对毛主席”的犯上行为。为什么“反对毛主席”就是犯罪呢？这就是古代“犯上罪”的现代版。

因此，造成彭德怀悲剧的第一个原因，是他触及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底线：皇帝是不能批判的，至少是不能当面批判的。大臣要给皇帝提意见的话，必须用最卑屈的态度，用最委婉的言辞，最含蓄的语气，这是旧中国的常识。而彭德怀却是趾高气昂地给毛泽东提意见，这不仅让毛泽东本人接受不了，就是彭德怀的同事，党内的众高官们也接受不了。

其次再分析一下造成彭德怀悲剧的文化原因。彭德怀的犯上行为，遭到他的官僚同事们的一致批判，但一般的人民大众，又非常赞赏和敬佩彭德怀敢于直言犯上的行为。这是为什么呢？

前面说到，中国的官具有“双重人格”，一方面要当好皇帝的仆人，一方面又要当好人民的主人。这样对于一个具体的官来说，不得不面临两个选择：第一选择是把重心放在“当好皇帝的仆人”上，把服侍好皇帝视为最重要的工作；第二选择是把重心放在“当好人民的主人”上，把为民请命，保护人民的利益视为最重要的工作。

想当好“皇帝的仆人”的官吏，想方设法讨好皇帝的高兴，奉承谄媚，看皇帝的脸色说话，顺着皇帝的意思办事，这种人被称为“奸臣”；想当好“人民的主人”的官吏，想方设法保护人民的利益，敢于为民请命，不怕惹皇帝生气，不怕激怒皇帝，甚至敢批评皇帝，这种人被称为“忠臣”。把谄媚讨好皇帝的人说成是坏人，是“奸臣”，其实有点冤枉了，因为仆人的职责就是不能让主人生气，一天到晚惹主人生气的仆人，绝对是不合格的。从皇帝和官吏的主仆关系来讲，“忠臣”是不合格的仆人。

但从官吏和人民的关系来讲，“奸臣”又是不合格的人民主人。有些官吏只顾讨好皇帝，不顾人民的死活，引发民怨民愤。典型的例子是北宋时代，宋徽宗喜欢奇石，宰相蔡京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从全国各地搜罗奇石，大搞“花石纲”，引起民怨沸腾，引发宋江等农民起义。因此，人民对于那些只顾讨好皇帝，不顾人民的死活的“奸臣”是十分痛恨，而赞盼那些不讨好皇帝，敢于在皇帝面前为民请命的“忠臣”。

旧中国的体制下，皇帝通过官吏间接地统治人民，所以老百姓把皇帝看成是与自己无关的人，所谓“山高皇帝远”。老百姓对皇帝并没有感情，没有老百姓自发地为某个皇帝修建庙宇来纪念他，可是老百姓自发地为忠臣修建庙宇纪念他的例子就很多了。老百姓对直接管理和统治自己的“官”，那是很有感情的，对公正廉洁的忠臣清官抱有热爱的感情，对贪赃枉法的奸臣贪官抱有痛恨的感情。

中国老百姓非常敬仰和崇拜忠臣，不仅为忠臣修建庙宇参拜，更有大量歌颂忠臣的文学作品，甚至在传统戏剧中，忠臣的角色涂成红脸，奸臣的角色涂成白脸，让观众一眼就分出忠臣和奸臣。但现实中的人，忠臣和奸臣绝不像“红脸”和“白脸”那么好区分，因为极端的忠臣和奸臣都是很少的，大部分人是介于忠臣和奸臣之间的“非忠非奸”之人。

毛泽东的属下，绝大部分人都很难划分是“忠”还是“奸”，但有两个极端的例子：一个是敢于当面给毛泽东提意见的彭德怀，按照中国的传统标准，应该是“忠臣”；另一个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林彪，按照中国的传统标准，应该是“奸臣”。彭德怀成为老百姓心目中不畏强权，为民请命的英雄人物，对他有各种赞誉之词：敢说真话，有正气，硬骨头，唯实不唯上，光明磊落，刚正不阿。

赞美彭德怀这样的忠臣，是中国文化独有的。可是在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并没有人欣赏彭德怀这样为民请命的忠臣。西方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中，绝没有彭德怀这样的忠臣。在外国人看来，如果一个社会到了对领导人提一点不同的意见，就要被开除革职，甚至被监禁、杀头的地步，那么肯定是这个社会体制本身出问题了。所以西方人认为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冒死给皇帝提意见，而是设法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皇帝体制。

彭德怀给毛泽东提意见，只是想改变毛泽东个人的想法和做法，并没有想改变这个体制。这就像忠臣给皇帝进谏，并不是想推翻皇帝体制，相反是在维护这个体制。忠臣冒死给皇帝进谏，只是希望皇帝变好一些，对人民宽厚一些，从而使封建帝王的体制更加巩固。文革中有一种“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论点，也就是这样的思想。但这种思想在中国老百姓中却没有市场，老百姓还是欣赏“文死谏，武死战”的愚忠。

西方国家的老百姓，不喜欢也不需要“为民作主”的清官，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希望有人来“为他们作主”，他们崇尚的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可是中国的老百姓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没有自己拯救自己的想法，只是盼着“清官大老爷”来拯救自己，期待“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一个大救星”。有人认为中国老百姓的这种传统思想，代表了中国文化最深层的“糟粕”，但也有相反的意见，认为这种思想正是中华文明的精华和根基。

不论中国老百姓“盼清官”的思想是好是坏，在中国老百姓的期盼下，在中国的官吏中也相应地产生出一种“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的责任感，认为一个人一旦当了官，就有“为民作主，为民请愿，为民谋幸福”的责任和义务。海瑞这样的官，就是在这种责任感和义务感的召唤下，奋不顾身地站出来给皇帝提意见，结果落一个罢官的下场。

同样，造成彭德怀悲剧的第二个原因，也在于这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原因。1958年底，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去湖南平江考察，看到那里的老百姓生活还是很艰苦。当时一位负伤致残的红军老战士，悄悄递给彭德怀一张纸条。彭德怀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彭德怀郑重地把这张纸条夹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并写道：“这是群众多么沉痛的呼声！”这时彭德怀感到他是当官的，有“为民请愿”的责任和义务。这这种责任感的感召下，彭德怀奋不顾身地站出来“我为人民鼓与呼”，造成了他的悲剧。

最后分析一下造成彭德怀悲剧的个人原因。毫无疑问，如果毛泽东是唐太宗，有纳谏和接受批评意见的雅量，那么彭德怀提意见也不会出现那样的悲剧结局。但世界上“人无完人”，中国几千年来的几百位帝王当中，有纳谏和接受批评雅量的，似乎也只有唐太宗一位，因此用一个“完人”的标准去要求毛泽东，并不是科学的态度。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假设彭德怀本人当了皇帝，他会有纳谏和接受批评的雅量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彭德怀以作风粗暴霸道而著名，动不动就骂人，听不得不同意见，绝不是一个讲民主的人。1959年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固然是一个冤案，彭德怀是被害者；可是彭德怀本人也制造过冤案，他也曾经是加害者，彭德怀制造的最著名冤案就是“粟裕冤案”。

在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期间，他的直接下级是总参谋长粟裕大将。彭德怀对粟裕的态度蛮横霸道，比如粟裕在请示报告上写“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彭德怀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如果粟裕不写“彭副主席转呈”而直接上报中央，彭德怀又说：“怎么，你想越级告状？”

1958年5月至7月，彭德怀主持了长达两个月的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上给粟裕强加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撤销了粟裕总参谋长的职务。粟裕的第一大罪状是“野心家，向党要权”，粟裕为了否认自己是野心家，举出他过去曾经把官位主动让给别人的事，彭德怀却蛮不讲理地说：“这正说明你阴险！”。粟裕第二大罪状是“里通外国”，只不过因为粟裕曾率领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就被彭德怀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可叹的是，就在一年后的1959年，彭德怀本人也被扣上同样的“里通外国”罪名，正是应验了冤冤相报的传说。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粟裕向党中央写了一封申诉信，信中说：“在总参工作期间，彭德怀同志对我专横跋扈、训斥谩骂，使我实在难以忍受；我在工作上同他有一些争论，他就牵强联系，混淆是非，给我扣上‘野心家’、‘阴险卑鄙’、‘里通外国’等莫须有的罪名，企图把我置于死地。……，近二十多年来，党内民主生活很不正常，我一直克制自己，没有提过申诉。现在，我们党已经取得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历史上许多冤假错案已经陆续纠正。我迫切恳求中央能将彭德怀同志对我制造的冤案予以甄别，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批判，请求中央受理我的申诉。”

但粟裕1984年离开人世时，他的冤案还没有平反，直到1994年，才在报纸上间接地承认粟裕1958年受到了错误的批判。文革结束后，历史上的很多冤案都平反了，为什么粟裕大将的冤案得不到平反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如果粟裕平反了，那就是承认彭德怀本人也制造过冤案，有损于彭德怀的高大形象。因为那时各种媒体已经把彭德怀塑造成一个“为民请愿”的“高大全”的清官形象，为了维护彭德怀的形象，只好牺牲粟裕了。

彭德怀的性格其实跟毛泽东很相像，两人的作风一样霸道，如果彭德怀当了主席，他也不会有纳谏的雅量。有人说：那时如果是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当主席，彭德怀提意见就不会有悲剧结局了。问题是，彭德怀偏偏不喜欢周恩来这样温文尔雅的人，甚至看不起周恩来。彭德怀曾对周恩来说：“你们这些人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又说周恩来对毛泽东毕恭毕敬的态度是“驯服、没骨头”。周恩来在批彭德怀的时候反驳说：“驯服就是没有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

看来彭德怀这样的刚硬之人，非要毛泽东那样比他更刚硬的人，才能管得住，周恩来这样温文尔雅的人，大概是管不住彭德怀的。所以叶剑英元帅在批彭德怀的时候说：“主席还健在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能管得了你？”毛泽东本人也对彭德怀说：“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

从上面一些事情来看，似乎彭德怀是一个蛮横霸道的人，但实际上彭德怀又有另外一面。尽管彭德怀对下级干部很少有笑脸，面孔常常是紧绷着，看见不顺眼的地方就要骂。但彭德怀对底层的士兵和百姓，却是亲切和蔼，有说有笑，从不骂他们，是一个“傲上怜下”的人。彭德怀在外地视察，遇到生活比较困难的群众，他常常会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钱，塞到对方手里。1958年彭德怀在湖南视察时，看到一个生产大队的敬老院连褥单都没有，被子也破烂不堪，忍不住骂道：“这叫什么敬老院、幸福院！”彭德怀马上捐200元，给敬老院添置被褥。

由此可见，一个人的性格是非常复杂的，因此不能把彭德怀的悲剧，简单地归咎于个人的原因，而是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化传统。如果不对中国传统的社会和文化进行改造，很难保证今后不再出现彭德怀式的悲剧。

一般认为，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对于这件事，现在的主流观点是：书生气十足的历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遵照毛泽东“学海瑞”的号召，单纯地写了一个学术性的剧本《海瑞罢官》，之后被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一场巨大政治斗争，最后悲惨地成为政治斗争牺牲品。

然而这种主流的说法，经得起历史的考证吗？对于这种主流说法，有几个基本的疑问。

疑问之一：吴晗是无辜地被卷入政治斗争的学者，还是主动投身于政治斗争的政治家？

疑问之二：吴晗写《海瑞罢官》，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写的，还是他本人自发写的？

疑问之三：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是反映真实历史的学术性作品，还是虚构历史的文艺性作品？

疑问之四：吴晗写的《海瑞罢官》，真的没有替彭德怀鸣冤叫屈的意思吗？

疑问之五：姚文元批《海瑞罢官》，是完全无理取闹？还是有一定道理？

下面我们就来逐个分析这些疑问。先看第一个疑问：吴晗学者是无辜卷入政治斗争的学者吗？

吴晗，1909年生，比毛泽东小16岁。1931年，22岁的吴晗考入清华大学史学系，专攻明史研究，曾受到当时文坛巨人胡适的青睐和关照.吴晗毕业后，28岁就当上大学教授，可谓少年得志。这段时期，吴晗毫无疑问是纯粹的学者。1943年，34岁的吴晗加入政党“中国民主同盟”，开始从事反对蒋介石政权的政治活动。此后的吴晗，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而是政治家兼学者了。中国民主同盟是当时中国的第三大政党，仅次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40岁的吴晗以“民盟中央委员”的身份参政，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和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当时所谓的“学部委员”，就是现在的“院士”。此后，吴晗把主要精力放在北京市副市长的工作上，他在北京市政府工作期间，没有搞过专门的学术研究，基本上完全离开了学术研究行列。此时吴晗的身份，应该说是具有“院士”头衔的政治家。

1957年，吴晗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外的公开身份仍然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这时，吴晗就成为中共的地下党员，不同的是，他不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而是打入民主同盟内部的地下党。民盟的党员们，不知道吴晗的底细，依然把吴晗看成是“自己人”，敢没有顾虑地对他讲心里话，吴晗再把这些情况汇报给中共，有利于中共了解和掌控民盟内部的情况。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吴晗以民盟中央委员的身份反戈一击，积极揭发批判自己的两位上司：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和罗隆基，还把罗隆基的一封秘密信件公开出来，这确实是置人死地之举。在反右运动中，吴晗做了《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发言，用“上纲上线”的语气声讨说：“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部署、有计划、有策略、有最终目的，并且还与各方面的反动分子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他们一伙是人民凶恶的敌人！”批倒了章伯钧和罗隆基之后，吴晗从民盟中央委员，上升成为民盟中央副主席。

1958年“大跃进”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中共党内出现一股“亩产十万斤”之类的，说大话、说假话的浮夸风。对此，毛泽东在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上，建议党员干部学习“海瑞”精神，敢讲真话，敢给领导提意见。“海瑞”是四百多年前明朝的一位大臣，以敢于大胆批评皇帝而著称。之后，吴晗开始发表赞颂海瑞的系列文章，1959年6月发表《海瑞骂皇帝》，1959年7月发表《海瑞的故事》，1959年9月发表《论海瑞》，而出问题的《海瑞罢官》，则是发表于一年多之后的1961年1月。

这里引出第二个疑问：吴晗写《海瑞》系列文章，是毛泽东指示他写的吗

有两个流传很广的传说，声称是毛泽东指示吴晗写《海瑞罢官》，但这两个传说都是假的。传说之一：“1960年底公演，毛泽东在家里接见海瑞的扮演者，著名京剧表演家马连良，同他一起吃饭，请他当场清唱海瑞。毛还说：戏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罢官》的文字也写得不错，吴晗头一回写戏，就成功了。”

事实上，毛泽东从未在“家里”接见过马连良，也没有同他一起吃饭，更没有表扬《海瑞罢官》写得不错。了解毛泽东生活习惯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对待党内人士和党外人士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他可以在家里穿着睡衣召集党员干部开会，但从来不会在家里接见党外人士。如果毛泽东要接见马连良这样的党外人士，应该是换上一身体面的衣服，在正式的会客大厅里接见，而不会“在家里接见”。详细介绍马连良生平的《马连良传》中，也没有提到毛泽东曾经接见过马连良。

传说之二：“据吴晗的夫人袁震说，有一次毛泽东请吴晗去吃狗肉，江青在座，毛泽东在跟吴晗交谈历史问题时，江青插话，吴晗当即指出江青说得不对，弄得江青很不高兴。袁震说：吴晗因此得罪了江青。”这个传说似乎是想要证明毛泽东曾经与吴晗的私交很好，又证明江青批吴晗是泄私愤。

事实上，毛泽东从未请吴晗吃过饭，当然也就谈不上江青插话了。首先，吴晗夫人袁震早在1969年就去世，而在这个传说中，袁震说话的语境显然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1969年之前的人，不会这么评论江青。再者，毛泽东极少请人吃饭，那些极少被邀请过的人，也是柳亚子那样的老朋友、老前辈。而吴晗比毛泽东小16岁，是晚一辈的人，又不是郭沫若那样的著名文化人，有什么资格被毛泽东请去吃饭？更不要说是吃狗肉了。

把这两则传说排除后，我们可以得到结论：毛泽东与吴晗并没有朋友式的私人关系，江青与吴晗也没有个人恩怨。据说1960年9月28日，毛泽东曾将当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赠送给吴晗，并在书上签字:“吴晗同志审阅。毛泽东 九月廿八日”。但1960年的毛泽东，还不是神圣的毛泽东，当时很多人都得到过来自毛泽东签名的《毛选》第四卷赠书，那时候并算不上至高无上的荣誉。所以毛泽东的赠书，并不能成为毛泽东与吴晗有亲密私交的证据，更不能认为毛泽东赠书是为了表扬吴晗写《海瑞罢官》，这两件事并无关联性。

那么毛泽东是否指示过吴晗写《海瑞》的文章呢？后来张春桥在文革时的讲话中提到：毛泽东亲口说，他本人没有提倡过写海瑞。而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则说，写海瑞是他个人向吴晗建议的，并不是来自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说：“我找了吴晗同志来我家，商请他给《人民日报》写一篇关于海瑞的文章，他愿意写点文章。”胡乔木只是说：“宣传海瑞是毛主席提倡的”，并没有说这是毛泽东的指示。所以可以肯定，毛泽东本人并没有指示过吴晗写《海瑞》系列文章。事实上，吴晗的《海瑞》系列文章发表之后，也从来没有得到毛泽东的任何称赞

胡乔木建议吴晗写《海瑞》的时间是1959年，此时吴晗已经当了十年的北京副市长，应该完全明白官场的常识。胡乔木建议吴晗写海瑞，这仅仅是胡乔木的个人意见，既不是毛泽东的指示，也不是来自中宣部的指令。吴晗对胡乔木的建议，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这完全取决与吴晗个人的意志。在这样的情况下，吴晗写《海瑞》系列文章，并不是“奉旨”行事，而是个人的自发行为。那么吴晗自发写《海瑞》系列文章的动机是什么呢？很显然，是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用俗气一些的话说，就是想迎合和想讨好毛泽东。

吴晗是善于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迎合毛泽东的。毛泽东赞扬曹操，吴晗就写文章赞捧曹操。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说：“把曹操看作坏人，这是不正确的。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两千年也要翻。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冤案要翻。”

1959年3月，吴晗很快写了《谈曹操》的系列文章，吴晗在文章中迎合毛泽东的意图，歌颂曹操说：“曹操喜欢音乐，善草书，是个艺术家；又喜欢打猎，有武艺，是一个好运动员。他是中国的第一流的政治家、第一流的军事家、第一流的文学家、第一流的诗人。”毛泽东称赞武则天，吴晗又撰文《谈武则天》，歌颂武则天说：“当时唐朝的文化、生产发展，其关键主要是武则天统治的这五十年。我们应该说，武则天不止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同时她还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妇女！她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

接下来我们再看疑问之三：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是反映真实历史的学术性作品吗？

读一下吴晗的《海瑞》系列文章就知道，吴晗在文章中写的海瑞，并不是历史上的真人海瑞，而是一个虚构出来的假海瑞。吴晗在文章中改动大量历史事实，把海瑞虚构成一个“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与江青《样板戏》中的“高、大、全”英雄，也相差不多。

吴晗写的通俗读物《海瑞的故事》，不顾历史真相来拔高海瑞的形象。比如，史书上说海瑞“令老仆艺蔬自给”，这句话的意思是“海瑞让老仆种菜，自给自足”。可是吴晗在《海瑞的故事》里，却把这个历史记载“拔高”成为海瑞亲手“自己种菜”，还加上一幅海瑞亲手浇菜的插图。再比如，吴晗在《海瑞的故事》里说：“海瑞一家吃用都从祖传的十亩田里出，时常吃不饱。”史书记载海瑞娶过几个妻妾，“时常吃不饱”应该是不至于的事。

吴晗在书中还写道：“海瑞与同乡青年谈学问，讲经义，实在饿很了，只好用手按着肚子，一面还谈着话，客人走了，边谈边送，不让人知道他挨饿。”史书的原文是：“海瑞家居十余年，日为课艺文，说经义，或馁困，时以手撑腹，言无倦厌，即相送出门，犹立谈移晷也”。史书只是说海瑞为了给同乡讲解经义，肚子饿了也顾不上去吃饭，手撑住腹部继续讲。史书原文中根本没有说海瑞是因为没钱饭吃而挨饿。

从上述事实来看，吴晗写的《海瑞》系列文章，并不是学术论文，而是迎合毛泽东意图的政治小品文。吴晗写的剧本《海瑞罢官》，从情节到人物形象都是虚构出来的。当然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京剧，是文艺作品，是允许虚构的。但是文革之后，不少人把吴晗的《海瑞罢官》定位成了“学术文章”，指责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是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好像吴晗的《海瑞罢官》成了研究海瑞的学术文章。

《海瑞罢官》有多少学术性呢？先看看吴晗写在《海瑞罢官》前言中的一段话：“这部戏表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左派海瑞和以徐阶为首的右派——官僚地主集团的斗争。”这里，吴晗武断地给历史人物“海瑞”和“徐阶”，分别戴上一个“左派”和“右派”的现代政治帽子，用这样口气写的文章，能称为学术文章吗？又怎么进行学术讨论呢？

海瑞给皇帝的奏折中有一句“讲求天下利害”，吴晗把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为人民谋些福利”，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以吴晗的古文水平，绝不会误解这句原文的意思，吴晗是在有意误导。吴晗在《海瑞》系列文章中，不惜篡改历史，把古人海瑞描写成一个“自己亲手种菜”、“忍饥挨饿”、“为人民谋福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还给海瑞冠一个“左派”的现在头衔，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其实也很简单，这是为了迎合领导的政治意图。毛泽东号召人们“学海瑞”，于是吴晗就把古人海瑞美化成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大形象，只有这样高大的海瑞，才符合人们学习的榜样嘛。

吴晗写的《海瑞》系列小品文，在人民群众中间没有引起什么反响，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有人喜欢看这种迎合领导意图的政治小品文，那倒是奇怪了。吴晗写的京剧《海瑞罢官》上演之后，同样也没有引起观众的反响，京剧戏迷也不喜欢这出戏，认为它在戏曲上并无大的突破，只不过是演员的阵容强大，马连良、裘盛戎等著名演员联合出演而已。

尽管观众对《海瑞罢官》的反应平淡，而报刊界的反响却相当热烈，一片好评之声。不少人撰文称赞说：“《海瑞罢官》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为今用”，“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等等。

为什么报刊界对吴晗的《海瑞罢官》评价这么高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搞清楚毛泽东对“学海瑞”态度的变化。

毛泽东在1959年4月上海会议上，鼓励党员干部学习“海瑞”，勇于讲真话，敢于给领导提意见。没想到仅仅三个月之后，真有彭德怀这么一个“海瑞”跳了出来，大胆给毛泽东提意见了。这不免让毛泽东感到尴尬，因为批大胆提意见的彭德怀，显然与他提倡的“学海瑞”自相矛盾。在庐山会议批彭德怀的时候，毛泽东不得不把“批彭德怀”与“学海瑞”之间的矛盾，进行一些辩解。毛泽东说：“我四月份在上海提倡学海瑞。现在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明朝的海瑞’是左派，可是‘现在的海瑞’搬家了，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们是提倡左派海瑞，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右派海瑞作斗争。”

毛泽东这里说的“现在的海瑞”和“右派海瑞”，当然指的就是彭德怀。毛泽东把海瑞分为“左派海瑞”和“右派海瑞”，显然是非常牵强的。众高官心里也都清楚，毛泽东的这番解释，不过是自找面子下台而已。从此之后，毛泽东不再谈学海瑞的话题了，因为学海瑞成了毛泽东心里的一块伤疤，谁要是再提学海瑞，那就等于是揭毛泽东的伤疤。所以，毛泽东对“学海瑞”的态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9年4月到7月的三个月间，这段时间内毛泽东是积极提倡学海瑞的；而在1959年7月之后，因为打倒彭德怀与“学海瑞”存在明显的矛盾，此后毛泽东再不愿提起学海瑞这件事了。

这里我们就来考察一下疑问之四：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有没有替彭德怀鸣冤叫屈的意思？

我们先看一下吴晗《海瑞》系列文章的时间表。吴晗的前两篇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的故事》，分别发表于1959年6月和7月，在彭德怀被打倒之前，所以这两篇文章没什么问题；第三篇《论海瑞》发表于1959年9月，在彭德怀打倒之后，这篇就有点问题了，因为此时毛泽东对“学海瑞”的态度已经明显改变。

因此，吴晗在1959年9月发表的《论海瑞》最后，画蛇添足地加了一段话：“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他们同海瑞相反。这样的人，专门反对好人好事，反对人民事业，反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历史上的海瑞毫无共同之点。广大人民一定要把这种人揪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喝一声，不许假冒海瑞！让人民群众看清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本来面目，根本不是什么海瑞！”

吴晗在文尾说的“假冒海瑞”和“右倾机会主义”，显然指的是彭德怀。虽说吴晗的级别不够参加庐山会议，但他也很快知道毛泽东对学海瑞态度的转变，所以特别在文章末尾给彭德怀扣上一个“假冒海瑞”的帽子，以符合打倒彭德怀的政治形势。

1959年7月打倒彭德怀之后，高官们都知道毛泽东不想再提学海瑞了。此后，为毛泽东着想的人，比如毛泽东的铁杆林彪、柯庆施等人，就再也不提有关海瑞的话题了。可是吴晗在1961年1月，偏偏要来揭毛泽东的伤疤，又发表歌颂海瑞的剧本《海瑞罢官》，还特别醒目地加上“罢官”两个字，难道吴晗真的不知道毛泽东对学海瑞态度的变化吗？

从吴晗过去的表现来看，他完全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完全懂得迎合领导的官场学。从吴晗在《论海瑞》中不点名地批判彭德怀是“假冒海瑞”，从吴晗在《海瑞罢官》中称呼海瑞为“左派海瑞”等等行动来看，吴晗是完全知道毛泽东对学海瑞态度发生了转变。吴晗明明知道这时候再提起“学海瑞”，就是揭毛泽东的伤疤，就是跟毛泽东过不去，那为什么他还要在1961年1月发表剧本《海瑞罢官》，并且排戏公演呢？

这里人们自然会想到吴晗的后台，北京市长彭真，以及彭真的后台刘少奇。在1961年发表《海瑞罢官》的客观效果，显然是对毛泽东不利的，《海瑞罢官》除了有损于毛泽东的威信之外，不可能有提高毛泽东威信的作用。那么又是谁希望看到毛泽东的威信下降呢？这个答案应该是比较清楚了。

吴晗在1959年发表《海瑞》系列文章的时候，毫无疑问是迎合和支持毛泽东的政治意图，而他在1961年发表《海瑞罢官》的时候，无疑就是迎合和支持刘少奇的政治意图了。吴晗是个聪明人，他大概看出，毛主席的时代过去了，今后是刘主席的时代了，所以开始迎合刘主席的政治意图了。更有可能的是，吴晗写《海瑞罢官》，是得到上面的暗示。所以在吴晗的剧本发表后，刘少奇掌控的报刊宣传界，对吴晗的剧本大为叫好。

吴晗后来辩解说，他写《海瑞》是在彭德怀被打倒之前，不可能预测到后来彭德怀会被打倒，所以他没有为彭德怀翻案的意思。吴晗的这个辩解太苍白无力了。

打个比方，有人在1965年写一篇赞美刘少奇的文章，1966年刘少奇被打倒之后，该人在1967年重新发表这篇赞美刘少奇文章。有人指责该人发表这篇文章是为刘少奇翻案，该人辩解说：“我写这篇文章是在刘少奇被打倒之前的1965年，我不可能预测到1966年刘少奇会被打倒，所以我没有为刘少奇翻案的意思。”这样的辩解能成立吗？

有没有翻案企图的关键，不是看文章写于什么时候，而是看文章发表于什么时候。虽说吴晗在彭德怀被打倒之前就写了《海瑞》，但他在彭德怀被打倒之后，又把《海瑞》搬出来发表，这就明显有为彭德怀翻案的意思了。后来有人替吴晗辩解说：“吴晗并没有替彭德怀翻案的意思，是毛泽东误解了吴晗。”其实不是毛泽东误解了吴晗，而是那些替吴晗辩解的人误解了吴晗。毛泽东这样的顶级政治家，是不会那么简单就被忽悠的。

因此，说吴晗写《海瑞罢官》没有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的意思，是说不过去的。其实，吴晗写《海瑞罢官》为彭德怀鸣冤叫屈，又有什么不好呢？

最后,我们探讨一下疑问之五：姚文元批《海瑞罢官》，是完全没有道理吗？

吴晗的《海瑞罢官》在剧情上并没有突破，基本上是一个老套的旧式清官戏。戏里故事是地方恶霸与官员勾结，欺压百姓，海瑞微服私访，了解到人民的冤情，严惩了恶霸和贪官，为民伸冤。在《海瑞罢官》的结尾，出现众贫民对海瑞顶礼膜拜的场景，众贫民感恩叩头说：“有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然后众贫民齐声同唱对海瑞的赞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

《海瑞罢官》的背后在讲这样一个道理：人民的冤苦都是贪官污吏造成的，与旧中国的体制没有关系。人民有了冤苦，也没有必要起来斗争，只要耐心等待，等待海瑞式的清官站出来“为民作主”，人民就可以不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海瑞罢官》与旧中国的清官戏一样，赞美清官，宣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封建思想，认为人民的幸福是清官恩赐的，人民要对他们感恩戴德。人民要想幸福，没有必要去改革不合理的政治体制，更不需要革命，只需等待清官的降临，只要清官一到，就会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人民的好光景马上就降临了。《海瑞罢官》宣扬的这种封建思想，明显与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格格不入。

其实，《海瑞罢官》这样的戏，就是按照今天的标准，也是有争议的作品。前些年中国播放了一些赞美皇帝的电视连续剧，就引起不少人的争议。在1965年马克思主义统治中国的时候，《海瑞罢官》这种在思想上反马克思主义的戏，受到批判是丝毫不奇怪的事。然而事实上，从《海瑞罢官》出笼到被姚文元批判的四年多时间里，《海瑞罢官》没有受到过任何人的质疑，公然演出，一片好评，这倒是奇怪的事了。

姚文元写的《评/海瑞罢官》的中心思想，就是批《海瑞罢官》公然宣扬和赞美封建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姚文元批《海瑞罢官》，并非完全无理取闹，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出笼后，彭真曾组织一些人对姚文元的批判文章进行反驳，但与姚文元的文章相比，那些反驳文章都显得无力。一来是姚文元的文章写得好，二来是姚文元的文章击中了《海瑞罢官》赞美封建思想的要害。

以上我们对围绕《海瑞罢官》的五个疑问进行了探究，推论出这样的历史案情：

吴晗写《海瑞罢官》，不是为了学术研究，也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而是为了迎合某个人的政治意图；同样，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也是为了迎合另外一个人的政治意图。吴晗是自发地、或者受到别人暗示写出一个政治意图性很强的《海瑞罢官》，结果引燃了一场政治大火灾。如果说吴晗是这场火灾的受害者，那么最后姚文元也被这场大灾烧到监狱里去了。自古以来就有“玩火者自焚”的古训，吴晗写《海瑞罢官》是玩政治之火，姚文元写《评/海瑞罢官》也是玩政治之火，当玩火者发现火烧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悔之晚矣。

当1965年11月10日的《文汇报》放到刘少奇面前的时候，刘少奇不禁皱起了眉头，马上意识到这篇文章大有来头，因为这篇署名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点名批判了吴晗。吴晗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干部级别是副省级，按照当时的规定，批判吴晗这样级别的人，是要通过中宣部同意的。《文汇报》居然敢不通过中宣部，直接刊登点名批判吴晗的文章，简直就是跟中宣部作对。

1949年新中国建国后，毛泽东主管“枪杆子”，周恩来主管“钱袋子”，刘少奇主管“笔杆子”，也就是文化宣传领域。中宣部和文化部是刘少奇直接主管的部门，谁跟中宣部作对，那就等于是跟刘少奇作对。《文汇报》本身肯定是不敢跟中宣部作对的，更不敢跟他刘少奇作对，《文汇报》背后一定有大人物撑腰。当时中国敢跟刘少奇作对的，只有两个人：毛泽东和周恩来。

刘少奇熟知周恩来的性格，知道周恩来不会用这种咄咄逼人的方式来进攻。所以《文汇报》这篇《评/海瑞罢官》的后台，只能是毛泽东，或者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一起联手。如果《评/海瑞罢官》的后台只是毛泽东一个人，刘少奇倒也不怕，要不然他怎么敢挑战毛泽东呢。刘少奇怕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联手起来对付他。

刘少奇马上派人去查作者姚文元的底细，这样就可以基本知道这篇文章的背景来历了。作者的调查结果很快出来了：姚文元，现年34岁，上海《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文化程度“高中”，干部级别“科级”。

看到这个结果，刘少奇还有点意外。吴晗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干部级别是副省级。按照刘少奇的想法，他的对手要批吴晗，应该找一个权威人士，一个身份与吴晗相配的人，即使不是院士，也至少是个教授；即使不是省级干部，至少也是个市级干部吧，怎么也不至于是一个高中文化程度的九品芝麻官科级干部吧。

从作者的身份刘少奇判断出，这篇文章的后台只是毛泽东一个人，周恩来没有参与。如果周恩来参与了，即便不能弄出郭沫若这样的顶级名人来批吴晗，至少可以弄个教授级别的名人来批吴晗，绝不至于“寒碜”到用高中文化程度的科级小人物姚文元来批吴晗这个大人物。这时，刘少奇甚至有点同情毛泽东了：看来毛泽东真的成了孤家寡人，已经没有高级别的人替他卖命了，只好找一个九品芝麻官的科级干部出来滥竽充数。

刘少奇搞清楚这篇《评/海瑞罢官》的后台只是毛泽东一个人，他就放心了。刘少奇跟毛泽东在一起三十多年了，比跟王光美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他对毛泽东的性格太了解了，知道毛泽东是那种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人，早就料到毛泽东会对他来点反击。现在毛泽东抛出这个《评/海瑞罢官》，并不让刘少奇意外。【

这一段时间以来，吹捧刘少奇的人越来越多，不免让刘少奇有点飘飘然起来。其实这些人与其说是捧刘少奇，不如说是来自官场学的智慧。官场学是一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深奥学问，不过它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两条定理：“不能站错队”和“晚跟不如早跟”。

官场学是一门“投机”的学问，基本原理与投机股票是一样的。买股票，一定要有眼光，决不能买错了股票，那就要把老本都陪光了。要当官，也一定要有眼光，决不能跟错了人，一旦跟错了人，一辈子就别想再有出头之日了。

另外，买股票，单单买对了股票，只能说是保证不亏本，要想赚大钱，你还得买得早，最好是买原始股，这样才能赚到大钱。等股票上市了、走红了之后，你再去买，那就只能赚点零头小钱了。当官也是一样，要想当大官，你就要在人家发迹之前、走红之前就去“跟”，这样才能谋到大官。要是等到人家已经发迹了，已经成为大人物之后，你别说去“跟”了，就是想去巴结人家，都不一定能排得上队，最多只能谋个小官混混。

毛泽东退居二线以后，让很多人动了心，因为重新排队的时机来了。不少人开始抛售毛泽东的股票，抢购刘少奇的股票，一时间刘少奇股大涨，毛泽东股大跌。当然高官们也懂得，在刘少奇没有正式上台以前买他的股，风险是很大的。但就像胆小的人不敢买大股票一样，胆小的人当不了大官，敢赌的人才会大赢，敢“早跟”的人才会当大官。高官们都懂得“晚跟不如早跟”的官场定理，只有在刘少奇正式上台之前去投靠刘少奇，才能日后得到重用和厚报。

不少以前“跟”毛泽东的人，也都动了心，因为他们从那时的大趋势看，“跟”毛泽东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像样的前途了，因此这些人就纷纷想转过去“跟”刘少奇。不过换投靠山的时候，总不能两手空空去，要有个见面礼，才能得到重视。就像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情节，杨子荣从许大马棒门下，转投到座山雕门下，他的见面礼就是一张“联络图”。而吴晗给刘少奇的“见面礼”，就是《海瑞罢官》了。因为错批彭德怀是毛泽东的软肋，而赞扬海瑞又是毛泽东自己提倡的，所以《海瑞罢官》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妙棋，颇得刘少奇的欣赏。

当然别人也想到了用“海瑞”给刘少奇做见面礼，比如文化部副部长周扬，搞了一个京剧《海瑞上疏》。文化部副部长周扬的官职级别，与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级别是一样高的。另外还有一些海瑞戏，《海瑞背纤》、《五彩轿（海瑞戏）》等等，但都不如吴晗的《海瑞罢官》有分量，特别是“罢官”这个词本身就十分露骨。后来文革中张春桥说：“我们曾考虑过究竟批哪一个？是《海瑞罢官》，还是《海瑞上疏》？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写得太露骨，应该批判这个影响大的。”

刘少奇细细看一下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居然写得很不错，水平不在吴晗之下，刘少奇不得不佩服毛泽东有伯乐的眼光，也敢用人，敢让一个高中文化程度的人跟一个“院士”叫板。

如果有一个郭沫若这样重量级的人物站出来替毛泽东批吴晗，刘少奇还要考虑认真对付。而这次毛泽东弄一个九品芝麻官出来批吴晗，刘少奇就大意了，觉得很容易对付，自己没必要亲躬这件事，把《海瑞罢官》这件事全权交给彭真处理，他本人集中精力去搞“托拉斯”试点，这才是刘少奇要搞的重头戏。

如果说林彪是毛泽东的铁杆，那么彭真就是刘少奇的铁杆了，也是刘少奇最信任的人物。彭真是刘少奇“白区派”那条线上的人，是一直受刘少奇栽培的重镇人物。彭真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北京市委书记，在党内排名第八，排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之后，但陈云和朱德都没有实权，所以彭真事实上是党内第六号实权人物，在北京更是一手遮天，用毛泽东后来的话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彭真是山西人，是典型的北方“老西”，面貌像秦始皇兵马俑里的武将一样，厚厚的嘴唇永远微微上翘，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瞪着人，想到什么就直言不讳。有人说彭真霸道，也有人说彭真厚道，如果我们仔细端详秦始皇的兵马俑，还真会发现兵马俑的面孔也有两个特点，那久经岁月的脸庞看起来又霸道又厚道。

虽说彭真是又霸道又厚道，但他做事还是比较小心谨慎的。凡是在白区干过地下工作的人，都是性格谨慎的，因为不谨慎的人早就都送掉了性命，只剩下那些谨慎的人。但这次彭真接到刘少奇让他处理《海瑞罢官》的事，却失去了平日的谨慎，而是大意了。彭真在处理《海瑞罢官》上的大意，后来把自己送进了监狱，直到毛泽东逝世后才得以重新出山。

当然彭真这次的大意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毛泽东启用姚文元这个不知名的小人物来批大人物吴晗。这在彭真看来，明显是毛泽东已经到了困兽犹斗的地步，甚至是黔驴技穷的象征。所以彭真觉得毛泽东再没什么可怕的了，骄傲大意起来，采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胆举措，公开对抗毛泽东。

1965年11月10日，毛泽东也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卧室里，半躺半坐在大木床上看《文汇报》上姚文元的文章。人们很难想象，贵为一国之主的毛泽东，日常生活竟是以一张再平凡不过的大木床为主，在这个木床上看线装书还情有可原，可是毛泽东也在这大木床上看文件，批文件，甚至接见他的部下。或许有人会误认为这是体现了毛泽东的“懒”，其实这并不是体现毛泽东的“懒”，相反是体现了毛泽东“勤”。这是毛泽东的“勤”养成的习惯，一旦成了习惯，就如同一种惯性无法更改了。

毛泽东的这个习惯，还得从1927年讲起。从1927年毛泽东上井冈山，至1949年长达22年的漫长岁月中，毛泽东一直住在中国最偏僻的穷乡僻壤，除了1945年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住在重庆周恩来的公馆，俗称“周公馆”，享受过了几天大城市的生活。

在与蒋介石争夺天下的22年间，毛泽东不要说没有蒋介石那样豪华的办公室，就连像样的桌子也没有。毛泽东喜欢看书，又没有书桌书架，只好把书和文件都摊摆在炕上。晚上躺在炕上睡觉，白天半躺半坐在炕上看书、批文件。等到毛泽东打进北京城，有条件置备豪华的书桌和漂亮的书架时，不幸的是，毛泽东已经无法再改变他过去养成的生活习惯了。

这一天，毛泽东用同样的姿势，半躺半坐在他的大木床上看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这篇《评/海瑞罢官》的写作，前后历时九个月，在发表前大修改九次，毛泽东本人也审看过三次，可谓是一篇“字字皆辛苦”全力之作。这篇文章毛泽东是满意的，姚文元没有辜负江青的期望和毛泽东的慧眼，写出一篇打击力很强的檄文。姚文元因此得到毛泽东的器重，由一个科长乘超速电梯直达中央委员。

毛泽东启用小人物姚文元，一方面的确是找不到肯效力的大人物；另一方面，毛泽东也从不迷信什么学历，他从来不以学历的高低来选用人才。与此相反，蒋介石倒是很重视学历的，我们不妨看一下1948年蒋介石政府班子的学历情况。

1948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比利时鲁汶大学地质学博士，考试院长张伯苓：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最高法院院长谢赢洲：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外交部长王世杰：巴黎大学法学博士，教育部长朱家骅：柏林大学地质学博士，司法部长谢冠生：巴黎大学法学博士，交通部长俞大维：哈佛大学哲学博士，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伦敦大学经济学博士，上海市长吴国桢：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

蒋介石的这个班子，大概是历届中国政府中学历最高的班子，但是它的政绩，却又是历届中国政府中最差的。这个结果也说明，学历高的人，特别是学历高的中国人，一般是不适合搞政治的。在政治斗争中，一贯是学历低的战胜学历高的，毛泽东战胜蒋介石，就是低学历战胜高学历的很好证明。这次批判《海瑞罢官》，也是一场政治斗争，毛泽东让低学历的姚文元与高学历的吴晗对阵，反而取胜的把握更大。

毛泽东选择1965年11月10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有一个时机上的考虑，那就是与这篇文章有直接关系的四个人，这段时间都在北京，毛泽东要看这四个人的反应。这四个人是：中宣部长陆定一，负责文教宣传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国家主席刘少奇。因为按照常理，这四个人，至少是这四个人中的一个，应该来找毛泽东汇报。

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是明显违反党纪的。中央曾有规定：报刊上公开点名批评有影响的文化人物，必须经过中宣部的同意，其中还特别明确指出，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吴晗、茅盾等一些人，不得点名批评。

这次姚文元的文章，不经中宣部同意，甚至不跟中宣部打招呼，就直接点名批判中央指名保护的吴晗，无疑违反了党纪，是应该受处分的事。因此，后来江青在文革中说：“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的确，张春桥和姚文元为了毛泽东，干了违反党纪的事情，担了很大的风险。

这是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还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一份地方报纸，不经过中宣部同意，就敢刊登一篇指名道姓批判一位副省级高官的文章。更有甚者。姚文元在《评/海瑞罢官》中，一语惊人地作出结论说：“《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这可是一顶可以置人于死地的政治大帽子。

因此，这次《文汇报》违反党纪刊登批判吴晗的文章，对于中共来说，无疑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因为它会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这么重大的政治事件，当然是要严肃处理的。即使这件事放在今天的中国，按照现在的标准，也是要严肃处理的。在正常情况下，新闻界发生了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与中央主管宣传的书记处书记彭真，应该立即向党中央主席毛泽东汇报情况。

即使陆定一和彭真已经知道这件事的背后主谋就是毛泽东，他们也应该装作不知道的样子，去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更向毛泽东告状，告发上海宣传部门的重大违纪事件，要求毛泽东严肃处理上海的《文汇报》与姚文元。在这件事上，彭真和陆定一没有任何过错，他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向毛泽东告状。

毛泽东当然也知道《文汇报》不通知中宣部，擅自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是严重违反党纪的事情。为此，毛泽东早就埋下了解围的伏笔。两个月前的1965年9月21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支援越南的“抗美援越”问题。在会上，毛泽东突然把话题一转，用严肃的口气说：“现在我提出一个问题，这就是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与会的众高官听了不免暗自心烦，心想毛泽东真是老糊涂了，讨论抗美援越的时候，怎么又冒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问题。当然众高官也会给毛泽东留面子，一个个摆出洗耳恭听的神情，听毛泽东说他那一套“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

这时毛泽东把头转向彭真，问说：“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呀？”

彭真愣了一下，以为毛泽东指的是吴晗在访问朝鲜时的一些发言，于是应付地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他最近参加访问朝鲜代表团，在朝鲜的一些讲话就有错误。”

听完彭真的话，毛泽东没有再继续谈这个问题，事情似乎就这么过去了。众高官也没有太在意，认为这不过是毛泽东时时挂在嘴边的阶级斗争“老生常谈”而已。其实，毛泽东这句话是大有深意的，这是他准备好为姚文元和《文汇报》开脱责任的伏笔。

毛泽东准备等彭真和陆定一来向他告状，要求处分《文汇报》违反党纪的时候，他可以这么对彭真说：“你忘了吗？我在九月份就跟你打过招呼了，你不是也同意吴晗的问题可以批的嘛。”这是毛泽东准备好的一个“小花招”。

果然彭真得知上海市委领导下的《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时，怒气冲冲地说：“发表批吴晗的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哪里去了？”可是彭真生气归生气，却没有向毛泽东汇报，这就奇怪了。

彭真批评上海市委“没有党性”，可是他自己同时犯了“没有党性”的错误。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出现这种重大政治事件的时候，彭真应该向他的上级领导汇报。彭真的级别已经非常高了，他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全国政协副主席，他的上级只有四个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可是彭真只是向刘少奇一个人作了汇报，对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都没有汇报，这就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特别是不向党中央主席毛泽东进行汇报，这是从哪个道理都说不通的。

毛泽东在等上述那四个人。如果刘少奇来汇报，那是对毛泽东表示和解，不过毛泽东对此基本不抱希望；如果周恩来来汇报，那是对毛泽东表示支持，毛泽东对此抱的希望也不大，因为周恩来是走政治平衡木的高手，这个时候他肯定是要中立的。刘少奇和周恩来不来，毛泽东丝毫不意外，他意外的是彭真和陆定一居然也不来向他汇报，让毛泽东事先精心准备好的“小花招”也成为了多余。

按照常理，负责文宣的彭真和陆定一，必须向毛泽东汇报这件事。因为这件事出来以后，必须解决两个大问题。第一个大问题是如何处分上海《文汇报》的违纪行为，如果不对这种违纪行为进行处分，中宣部的威信就没有了；第二个大问题更为重要，那就是怎么给吴晗“定性”。既然姚文元已经在文章中明确说“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那么中央就必须公开给吴晗一个结论：《海瑞罢官》到底是不是毒草，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怎样处分《文汇报》的违纪行为？怎样给吴晗的《海瑞罢官》定性？虽说彭真和陆定一是这两个问题的负责人，但要处理这两个问题，已经超过了彭真和陆定一的权限，他们必须要征求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意见，更应该与毛泽东商议处理这两件事的对策，否则就是明显地架空毛泽东，视毛泽东的权威而不顾。

毛泽东在11月10日等了一整天，彭真和陆定一都没有来汇报，难道是他们两人因为工作忙，没有注意到《文汇报》的这篇文章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共有一份专供高层干部的“内部参考”，每天发行“上午版”和“下午版”两份，专门报道国内外的重大事件，这是每个高干必看的。

《文汇报》刊登批判吴晗的文章，一定会登上11月10日的“内参”。如果说彭真和陆定一上午没注意到，那么他们一定应该看到下午版的“内参”，不可能在11月10日还不知道这个消息。退一万步说，即使他们两人真的在11月10日没有注意到这个消息，那么11月11日总该知道这个消息了吧。可是毛泽东11月11日又等了一天，彭真还是没有来，陆定一也没有来，甚至两人连派秘书送来一份书面的汇报材料都没有。

彭真和陆定一为什么不来汇报呢？这里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不敢来”，第二种可能性是“不屑来”，第三种可能性是“不必来”。

彭真和陆定一“不敢来”是不应该的，一来他们两人都不是胆小的人，二来在这件事上，他们两人完全没有错，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来毛泽东这里告上海方面的状，除非他们两人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才会“不敢来”。

如果彭真和陆定一是“不屑来”，那就说明他们根本不把退居“二线”的毛泽东放在眼里，认为只向“一线”的刘少奇汇报就可以了，不屑再来向毛泽东汇报了。

如果彭真和陆定一是“不必来”，那就说明他们两人已经把毛泽东看成是敌人了，因为向敌人汇报是没有必要的。

不管是彭真和陆定一“不敢来”、“不屑来”还是“不必来”，无论哪个理由，都无法让毛泽东原谅他们两人。此时毛泽东的心中，充满了一种被羞辱感的怨愤。常言道“人走茶凉”，现在毛泽东人还没走，茶就凉了。如果说刘少奇骑到毛泽东头上来，还有一点点可以容忍的地方。现在连彭真和陆定一这样的小角色，也骑到毛泽东头上来了，居然连向毛泽东汇报这个最起码的“礼节”，都被省略了。毛泽东怎么忍得下这口气，一定要把这两个人打倒，所以后来彭真和陆定一成为文革第一批被打倒的人物。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分析，彭真这件事处理得不好，刘少奇后来也埋怨彭真。尽管这件事的主谋是毛泽东，如果彭真装作不知道，去向毛泽东请示汇报的话，双方还能在面子上过得去。这次彭真却鲁莽地干脆不理毛泽东了，这不仅是不给毛泽东面子，同时也是公然表示他无视毛泽东的权威，无视毛泽东的指示了。这等于撕破了双方最后一层虚伪的面纱，从此彻底撕破脸进行斗争了。

毛泽东没料到彭真和陆定一，居然也敢不向他汇报，无视他的存在，看来这场斗争，比毛泽东设想的还要严峻。11月10日姚文元的重磅炸弹文章发表后，毛泽东本以为会引起一场不小的地震，没想到这篇他费了九个月精心打造的文章出笼后，居然像泥牛入海一样，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既没有人表示赞成，也没有人出来反驳，甚至连提到的人都没有。这样下去，用不了几天，人们就会把这篇文章忘却了。

毛泽东看出来，彭真这次要用“默杀”的计策来对付他，要把姚文元这篇重磅炸弹的文章，捂起来沉到水底，让人们忘掉它曾经存在过。毛泽东准备用这篇批判文章挑起一场论战，而彭真则干脆不与毛泽东争论，一个巴掌拍不响，让毛泽东试图要发起的论战自然熄火。

既然彭真要让人们忘掉这篇文章，毛泽东就要让人们重新想起这篇文章，要把这篇沉下去的文章重新“顶”起来。毛泽东让人们重新想起这篇文章的办法，就是让其他报刊“转载”。毛泽东马上给上海那边下令，要上海的报纸转载这篇文章，重新把人们的眼球吸引过来。

到11月11日的晚上，毛泽东突然叫来汪东兴，说他马上要离开北京，让汪东兴即刻去通知他的专列。毛泽东的专列是24小时待机的，当毛泽东的大吉斯轿车到达车站的时候，列车人员已经一切准备就绪，毛泽东一上车，列车就开动了。

毛泽东立即离开北京，是他意识到彭真既然已经“敢”跟他撕破脸，那么他继续住在北京就危险了，因为北京是彭真一手遮天的“独立王国”。这次毛泽东离开北京时间很长，直到1966年5月彭真被打倒之后，毛泽东才回到北京。

1965年11月11日夜，毛泽东的专列悄悄驶离北京。这次毛泽东抛出一颗精心准备了九个月的重磅炸弹《评/海瑞罢官》，居然被一个彭真轻而易举地捂下去了，没有炸响，这是毛泽东反击刘少奇的又一次挫折。当然毛泽东是不会服输的，要是输给彭真这么一个小人物，那可是太没面子了。毛泽东在思考扳回败局的法子。

毛泽东知道，他搞的《评/海瑞罢官》被彭真捂下去的这件事传出去，肯定会影响他“毛泽东股”的行情，毛泽东股又要下跌，而刘少奇股又要上涨，这让毛泽东心中郁闷。为了挽回“毛泽东股”的行情，毛泽东采用他的惯用手法，出去外巡，接见地方大员，听他们的汇报，对他们做指示。毛泽东做这些是要让人们知道，他毛泽东依旧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依旧过问国家大事，他要用事实澄清那些传言。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传言说：毛泽东已经不过问国家大事了，去专心搞哲学研究和诗词创作了。

11月12日，毛泽东的专列到达天津，毛泽东立即派人通知河北省委，让省委的主要负责干部过来向他汇报工作。毛泽东明白，越是在股票跌的时候，越要摆出一点威风，一点霸气，这样才能让别人对他的“毛泽东股”有信心嘛。

河北省的主要干部不敢怠慢，马上赶来，毕恭毕敬地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地方大员们都比较头痛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因为毛泽东经常会讲一些摸不着边，搞不清楚含义，甚至根本听不懂的话。这就把他们搞得很累，不得不使劲猜毛泽东每句话的含义，让他们大伤脑筋了。

果然，这次毛泽东又用半开玩笑的口吻，开口就说出一句让大员们搞不清含义的话：“你们最近听到我有什么指示吗？”

那时的政治大局是“刘少奇股”的行情看好，大部分人都买刘少奇股，对毛泽东的话只是应付而已。他们对刘少奇的每一句话都牢牢记住，生怕搞不好会得罪刘少奇，而对毛泽东的话就是应付差事，当成耳边风。最近这段时候，毛泽东在各种场合也讲了不少话，可是大员们都没有当成一回事，听完就忘了。这时毛泽东问起来，大家当然想不起来，面面相觑，有人总算想起一句毛泽东的指示，说：“备战，备荒，为人民。”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用不太满意的语气说：“我这句‘为人民’，早就在多少年前讲了。”

众大员搞不清毛泽东这句话的意思，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怎么回答毛泽东的话。其实毛泽东说这句看似开玩笑的话，实际上是在测试自己在地方大员们心中的威信度。如果大家能够牢记毛泽东的话，那就说明他们把毛泽东的话当成一回事，如果大家根本记不起毛泽东讲过的话，那就说明他们不把毛泽东的话当成一回事，毛泽东在他们心中的威信已经是笈笈可危了。【

毛泽东心中沉重，表面上还是谈笑风生地问“你们看，搞四清好，还是不搞四清好？”

这句话又把大员们问得面面相觑，“搞四清”是党中央提出来的，他们要跟党中央保持一致，即使有人心中认为“不搞四清好”，但也不敢说出口呀。于是大家一致回答说：“显然搞四清好。”

毛泽东这句话，是想测试一下这些人当中，有没有胆大的，有胆量跟中央对抗的。从他们的回答，毛泽东看出来，这些人都是些胆小鬼，应声虫，一切看中央的指示行事，没有自己的任何主见，简直就是一台忠实执行政策的机器人。毛泽东知道，在他反击刘少奇的时候，不能指望这些胆小鬼会站出来斗争。

11月12日，只有张春桥控制的上海《解放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上海的其他报纸，都没有转载。尊为党中央主席的毛泽东下令“转载”，而响应转载的居然只有一家报纸，这让毛泽东自己都感到有点不好意思。毛泽东感到情况比他预计的还要糟糕，但毛泽东也明白，现在到了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了，不能后退半步，否则就全线崩溃了。此时毛泽东必须“硬着头皮顶住”，他常说：“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

毛泽东的专列离开天津后，沿着京沪线徐徐前进。11月13日到济南，14日到徐州，15日到蚌埠，16日到南京，17日到上海。毛泽东每到一处，都叫当地的党政军负责人，专程来向他汇报工作。毛泽东列车每到一处，都有人把当天的报纸和各种内部资料给毛泽东送来。这几天毛泽东每天翻看报纸，在11月12日《解放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之后，别的报纸一点儿动静也看不到，毛泽东的心情也愈发沉重了。

11月15日，毛泽东终于看到《光明日报》内部发行的《情况简编》，提到了《评/海瑞罢官》的情况，这是一则内部消息《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一文后的反映》。在该消息中，吴晗很轻松地说：“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写历史？”最后吴晗说：“我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正给市委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同志。”

看了这篇材料后，毛泽东在旁边批语：“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

为什么毛泽东会“一夜无眠”，这是因为吴晗说“我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毛泽东本来的战略部署，是准备让吴晗出来与姚文元公开论战的。现在吴晗明确表示“我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那就打乱了毛泽东搞《评/海瑞罢官》的全盘战略部署，所以让毛泽东“一夜无眠”了。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大费心思地搞一个《评/海瑞罢官》，他最初的想法是什么？最初的战略部署又是什么呢？我们将在下面分析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没有这篇《评/海瑞罢官》，究竟要不要搞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一定。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又不登，就把毛泽东的火煽起来了。在没有这件事以前，毛泽东头脑里并没有这些东西。”

据说，彭真在生前曾透露说：“毛主席曾经想用整风的办法，解决党内在意识形态、思想领域、政治领域中存在的分歧，但是后来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关于这件事的原因，我不能讲。”

尽管胡乔木和彭真的说法有差异，但有一点是一致的：毛泽东最初花费九个月时间，九牛二虎的力气搞出来的《评/海瑞罢官》，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直接关系。而现在却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毛泽东搞《评/海瑞罢官》的目的，是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作准备。这种看法显然是把历史简单化和戏剧化了。

胡乔木和彭真鉴于他们的身份和利害关系，不便向我们透露更多的细节。但通过历史事件的推理考证，我们还是能分析出毛泽东搞《评/海瑞罢官》的最初想法和最初的战略部署。这里我们先说一下结论，之后再慢慢分析得出这个结论的理由。

这个结论是：毛泽东最初打倒刘少奇的想法，是在原计划于1966年召开的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党内斗争的形式，撤销刘少奇以及刘少奇派重要人物的职权，毛泽东重新回到党中央一线领导岗位。由于彭真和刘少奇的抵制，使毛泽东无法再使用党内斗争的形式。这样毛泽东就不得不修改原来的计划，把原计划的党内斗争，扩大化为一场全民斗争，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中共在1956年召开“八大”之后，原先预订在五年后的1961年召开“九大”，但是因为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所以“九大”就延迟到十年后的1966年召开。从历史的过去到现在的今天，中共每次代表大会，都是一次权力的再分配。所以这次本应该在1966年召开“九大”上，中共“三巨头”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都要面临权力的再分配。

假如毛泽东没有发动文革，中共1966年在“稳定团结”的氛围下召开“九大”，会有什么权力再分配的结果呢？当时一般的预测都是：最大的输家肯定是毛泽东，最大的赢家肯定是刘少奇，周恩来大概能保持不赢不输。毛泽东将不得不让出“党主席”的宝座给刘少奇，在“名誉主席”的光荣名誉之下，退出政界，安享天年。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这对于毛泽东来说，也不是一个坏的选择。列宁之所以比斯大林名声好，很大程度是得益于列宁去世早。如果列宁再多活二十年，就要多犯二十年的错误，到那时列宁的名声，说不定还不如斯大林呢。

如果1966年毛泽东真的退出政界，不再干事情了，当然也就不再会犯错误了，更不用担心会有人骂他。那样的话，毛泽东将成为中国的华盛顿，成为名垂青史的“功成身退”伟人，成为只有功绩，没有错误的完人，被后人供在庙里，永世享受人间烟火。

但毛泽东就是毛泽东，他既然下定决心要打倒刘少奇，就不可能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他。《评/海瑞罢官》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已经出击了。他把这一炮打向刘少奇的时候，也同时做好了思想准备：要不然打倒刘少奇，要不然被刘少奇打倒，已经没有退休当名誉主席，“安享天年”的第三个选择了。

前面说过，毛泽东是一个“虎气”和“猴气”兼有的人，他不会鲁莽行事，他有一个全方位的计划和部署。从大的全局战略来考虑，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可以分上、中、下三个方案。

上案是用党内的力量打倒刘少奇，这是最理想的；

中案是发动一般群众，用群众的力量打倒刘少奇，这个方案要把斗争扩大到整个社会，不是很理想；

下案是用军队的力量打倒刘少奇，就像后来粉碎“四人帮”那样，毛泽东可以派一支亲信部队去把刘少奇抓起来，关起来，一夜之间武力夺取。但这么做不但会毁了毛泽东一生的名声，而且危险也极大，稍微弄不好，稍微走漏风声，就会引发一场血流成河的内战。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毛泽东是不会使用下案的。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中案”，这是毛泽东使用“上案”不成功的结果。

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本来是毛泽东“上案”中的第一步棋。毛泽东本想用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激怒吴晗，挑逗吴晗跳出来与姚文元争论。一旦两人论战起来，就会把群众的眼球吸引住。因为人们都是喜欢看吵架的，过去如此，今天也是如此。

毛泽东本想用姚文元与吴晗的一场论战，把他与刘少奇的政见分歧，公开到下层党员，公开到人民群众。在此之前，下层党员和人民群众，完全不知道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政见分歧，他们看着毛泽东与刘少奇一起接见外国客人，两人的照片并列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还以为毛泽东与刘少奇是毫无矛盾的亲兄弟般的同志呢，完全想象不到他们两人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按照惯例，党内的矛盾都是要“捂住”的，是不能让一般群众知道的，因为担心一般群众知道了党内的矛盾，就会影响他们“对党的信心”，会影响“党的威信”。

可是这次毛泽东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不“捂住”他与刘少奇的矛盾，反而要把他们两人的矛盾向一般群众公开。这是又为什么呢？

为了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大费心思地搞一个《评/海瑞罢官》，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的国家机构做一点简单的说明。理解了中国的国家机构，对后来毛泽东所做的一系列事情，就很容易理解了。

中国的国家机构，分为三个层次：决策层，执行层，实施层。

决策层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一切法令政策都由决策层来策划和决定。决策层的人数一般不超过十人。在古代中国，决策层的名称叫“内阁”，对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来说，决策层的名称叫“政治局常委”。

执行层是把决策层制定下来的法令政策，变成具体可执行的细致条文，交给下面的实施层去实施。执行层的人数一般在百人前后，古代中国执行层的名称叫“朝廷”，新中国执行层的名称叫“中央”。

实施层是政府直接面对“人民”末端机构，古代中国实施层的名称叫“衙门”，新中国实施层的名称叫“基层干部”。基层干部的人数众多，数不胜数。

决策层制定的法令政策，具有“自然的正确性”，执行层对上面下达的法令政策，可以对其“正确性”表示怀疑，但只能提出自己的意见，却没有表决权。基层干部只有忠实地实施上面下达的法令政策，连对其“正确性”表示怀疑的资格也没有。

中国体制的特点是：不到十人组成的“内阁”决定一切，百余人组成的“朝廷”只有质疑的权力，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力，而千万人组成的“衙门”，连提质疑的权力都没有。如果“衙门”的小人物对“内阁”的决议表示质疑的话，那就等同于“造反”了。

1960年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他在“决策层”已经成为绝对少数。当时具有表决权的政治局常委有七个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林彪、陈云。其中朱德、邓小平和陈云都支持刘少奇，周恩来中立，毛泽东的支持者只有林彪一个人。

毛泽东在下面的“执行层”中，有比较多的支持者，但要想过半数也很难。真正支持毛泽东的，是广大的基层干部，但这些人连对中央决议表示“质疑”的资格也没有，想支持毛泽东也没有资格。

因此，中国的体制特点就是：一旦你在决策层成为少数，那一切就完了。不管你再有广大的基层干部支持，不管你再有广大的人民基础，这些都是没用的。

在这样的体制下，毛泽东一旦在“决策层”的政治局常委中间成为少数，那就什么都完了。毛泽东要想咸鱼翻身，似乎只有“政变”和“造反”的非法手段了。事实上，毛泽东后来正是用“造反”的手段，让下层造上层的反，打破了“决策层”和“执行层”的权力垄断，才实现了打倒刘少奇。

不过，毛泽东也还有一个用合法手段“翻身”的机会，那就是通过“全党代表大会”来夺权。

尽管中国的体制是决策层大权独裁，但也有例外的时候，那就是在“全党代表大会”期间。根据中共党章，“全党代表大会”期间，选举党的高层领导人的时候，每个参加大会的党员代表，都有平等的投票表决权，不管你是政治局委员，还是普通的党员代表，都是一人一票。

在参加“全党代表大会”的一千多名代表中，绝大部分都是基层干部。如果在“党代会”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出现政见分歧，基层干部们毫无疑问地会站到毛泽东一边。毕竟“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已经喊了很多年，这些基层干部就是凭着朴素的感情，也会拥护毛泽东，反对刘少奇。

这样，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唯一合法机会，就是在即将于1966年召开的“第九次党代会”上，提出一个罢免刘少奇的决议案，然后通过广大普通党员的压倒性选票，通过罢免刘少奇的决议，合法地打倒刘少奇。

毛泽东通过“党代会”合法打倒刘少奇的想法，还有一个来自苏联的前例。1957年6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遇到一次试图罢免他的政变，他最后通过“党代会”的合法斗争方式，打倒他的政敌，树立起他在苏联的绝对领导地位。下面就简要介绍这次未遂政变的情况。

苏联的政治体制与中国非常类似，只是名称不同。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苏联叫“总书记”；中国的“国务院总理”，苏联叫“部长会议主席”；中国的“国家主席”，苏联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为了大家理解方便，我们这里用中国的官名来说苏联的事情。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出现两大势力：以党中央主席赫鲁晓夫为首的一派，和以国务院总理马林科夫为首的一派。一般认为赫鲁晓夫派是“改革派”，马林科夫派为“保守派”。1955年，赫鲁晓夫派占据了上风，马林科夫被迫辞去总理职务，降为国务院副总理，但仍为政治局委员。国务院总理由赫鲁晓夫派的布尔加宁接任。

当时苏联的决策层“政治局”，由11人组成。其中赫鲁晓夫派为6人，马林科夫派为5人，赫鲁晓夫派略占上风。但后来赫鲁晓夫派的国务院总理布尔加宁，和国家主席伏罗希洛夫突然倒戈，转向马林科夫派，这样在政治局中，马林科夫派占了7人，而赫鲁晓夫派只有4人，赫鲁晓夫在政治局沦为少数派，危机四伏了。

果然，1957年6月18日的苏共政治局会议上，马林科夫忽然发难，提出解除赫鲁晓夫“党主席”职务的决议案。尽管赫鲁晓夫强烈抗议，但政治局仍以“七比四”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个决议。这时候赫鲁晓夫似乎已经完了，但他还要做最后的抗争，他提出：“党主席是由中央委员会，而不是由政治局选举的，因此政治局无权解除党主席的职务，此事必需通过中央全会讨论决定。”

于是赫鲁晓夫建议召开“中央全会”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大部分中央委员都是支持赫鲁晓夫的。但赫鲁晓夫的建议被马林科夫派控制的政治局拒绝。

此时苏联军队也是支持赫鲁晓夫的，国防部长朱可夫派出飞机，马上把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接到莫斯科。中央委员们纷纷向政治局致电或写信，强烈要求立即召开中央全会，讨论赫鲁晓夫的党主席问题，但仍遭到马林科夫派控制的政治局的拒绝。

于是，支持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们，堵在政治局会议室的门前，要求立即召开中央全会，仍然遭到政治局的拒绝。最后中央委员们采用了半暴力的手段，众人强行闯入政治局的会议室，与政治局委员争吵和对骂起来。闯入政治局会议室的中央委员越来越多，当百余人的中央委员闯进来后，马林科夫等人看到事态不好，再不让步就要闹出流血事件了，于是他们被迫让步，同意召开“中央全会”。

6月22日，苏共召开临时中央全会。因为绝大部分中央委员都是支持赫鲁晓夫的，一旦召开中央全会，马林科夫派肯定就完蛋了。这次苏共中央全会共进行8天，马林科夫派的人全部被撤销政治局委员，被逐出决策层。最后，赫鲁晓夫靠着大多数低层党员的支持，居然反败为胜，彻底击败了马林科夫派，把马林科夫等人打成反党分子。国务院总理布尔加宁被撤职后，赫鲁晓夫自己兼任国务院总理，形成赫鲁晓夫一个独揽党政大权的局面。

赫鲁晓夫这次依靠“党代会”夺权的实例，成为了毛泽东在“党代会”夺刘少奇权的非常好的榜样。于是，毛泽东制定了一个在“第九次党代会”上合法夺权的计划，而《评/海瑞罢官》就是这个合法夺权计划的第一步棋。

1957年赫鲁晓夫通过“党代会”合法夺权的情况，与毛泽东现在的处境有很多相似之处。

第一个相似之处是：在决策层不占多数。在苏共11位政治局委员中，支持赫鲁晓夫的只有4位；在中共7位政治局常委中，支持毛泽东的只有2位。

第二个相似之处是：排名第二位的国家主席是反对派，第三位的国务院总理是中间派。当时苏联国家主席伏罗希洛夫反对赫鲁晓夫，国务院总理布尔加宁持中间态度，只是在最后一刻倒向反赫鲁晓夫；现在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反对毛泽东，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立态度，在最后一刻也有可能倒向反毛泽东。

第三个相似之处是：在一般党员干部和人民中，有压倒性的支持率。赫鲁晓夫在关键时刻得到一般中央委员和广大基层党员的强烈支持，而毛泽东在基层干部和一般人民中的威信和支持率，又比赫鲁晓夫更高。

第四个相似之处是：有军队的支持。当时的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完全支持赫鲁晓夫，出动军队帮助赫鲁晓夫反攻；现在的中国国防部长林彪也完全支持毛泽东，在关键时刻林彪也会动用军队，坚决支持毛泽东反攻的。

从综合情况来看，毛泽东比赫鲁晓夫更有优势，既然赫鲁晓夫能成功，毛泽东就更应该成功了。所以毛泽东制定了通过“九大”合法夺权的方案，这个方案的关键，是发动基层党员起来支持毛泽东。要发动基层党员的第一步，就是要制造舆论。而制造舆论的核心，就是营造自己的“正当性”，以及给对手涂上“非正当”的色彩。

现在毛泽东要向基层干部和一般民众宣传这样一个概念：你们为什么要拥护我？因为我毛泽东是代表你们这些广大工人农民利益的；你们为什么要反对刘少奇？是因为他刘少奇是代表少数资本家和官僚阶层利益的。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为了让你们继续“昂首挺胸”做国家的主人翁；而刘少奇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是要复辟旧社会，让你们重新去给别人“当牛做马”。

当然单有这么一个概念还不够，还得有证据证明，刘少奇的确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证据就是刘少奇在农村搞“三自一包”。但这里又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刘少奇搞“三自一包”的时候，也是打着“毛主席党中央”的旗号，当时的一般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中央上层的事，大家以为“三自一包”是中央下来的文件，那应该就是毛泽东的主张了，根本想不到毛泽东居然是反对“三自一包”的。

因此在这个时候，毛泽东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撇清自己与“三自一包”的关系。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中，非常牵强附会地把戏剧中海瑞“退田”与“三自一包”联系到一起，有人批评姚文元这么做是“扣帽子、打棍子”的文痞行为。其实姚文元这么写的目的，是为了给毛泽东树立一个反“三自一包”的形象。如果姚文元不给吴晗扣上这个帽子，这场戏是开不了场的。

现在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曾经在党中央高层会议上，多次批评过“单干风”和“三自一包”。但在当时，通过刘少奇掌管的宣传机构过滤器后，毛泽东的声音完全被过滤掉了，当时的一般人民大众看到的都是“党中央一致同意”的消息，根本不知道毛泽东曾经反对过“三自一包”，更不知道毛泽东与刘少奇居然有矛盾。所以这次毛泽东要捅破“党中央”的神秘面纱，把他与刘少奇本来只局限于中央高层的争论，公开告诉人民群众，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

但是，党的宣传机器已经被刘少奇控制，毛泽东要想通过党的机构，用“自上而下”的办法来宣扬自己的主张，已经行不通了。所以毛泽东不得不另辟蹊径，搞一个“自下而上”的办法来宣扬自己的主张。这次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海瑞罢官》，就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办法。

姚文元在《评/海瑞罢官》中这样说：“1961年，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

在这以前的中国报刊中，从来没有提到过这样一件事：“有牛鬼蛇神刮过‘单干风’和‘翻案风’”，一般民众是第一次从姚文元的文章中得知这个事实。人们看了之后自然会猜想：文章中说的“牛鬼蛇神”，具体是指谁呢？但不管这个“牛鬼蛇神”是谁，他肯定是一个中央级的大人物，因为只有大人物才有可能刮起什么“风”来。姚文元的文章这样间接地把党中央的矛盾分歧，巧妙地暴露给了一般民众。

毛泽东抛出这篇《评/海瑞罢官》，本想挑起一场姚文元与吴晗的公开大辩论，在这场公开辩论中，把他与刘少奇的矛盾公开出来。毛泽东相信，一旦大辩论展开，吴晗肯定辩不过姚文元。因为毛泽东一贯认为，小人物最终总会战胜大人物，毛泽东本人就是小人物战胜大人物的典范。这次吴晗代表刘少奇，姚文元代表毛泽东，姚文元的胜利就是毛泽东的胜利。

毛泽东本来想，吴晗是个有身份的人，是中国史学界的泰斗人物，他这种人在遭到姚文元这样的小人物，指名道姓骂上门的情况下，应该是忍不住这口窝囊气，要跳出与姚文元辩论一番的。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这次吴晗偏偏忍住了窝囊气，闭门不出来与姚文元辩论。毛泽东猜不出是吴晗自己主动不辩论，还是得到高人指点之后不辩论，但不管怎么说，吴晗不辩论就让毛泽东精心制定的计划，全部泡汤了。

11月17日，毛泽东来到上海，不过他并没有召见在上海的张春桥与姚文元。毛泽东知道，此时他还不能直接出面参与这件事，他还要等事态的发展。当然毛泽东还是要安抚张春桥与姚文元，他对江青说：“你告诉张春桥、姚文元，让他们不要害怕。”

其实这时候的张春桥与姚文元，还真有一些害怕了，毛泽东传来让他们“不要害怕”的安抚，如同雪中送炭，让两个人吃了一粒定心丸。

到11月17日，仍然不见任何报纸转载这篇文章，再这样下去的话，毛泽东这篇文章就要被彭真的“黑手”捂下去，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了。毛泽东当然不会这么轻易就让彭真得逞，毛泽东想了一个新办法，让上海先出单行本，向全国征订。

可是彭真控制的北京，单行本也不订，这样毛泽东的这个计策又泡汤了。此刻毛泽东终于明白，靠他一个人的力量，已经斗不过刘少奇了，他必须请同盟军来帮忙，这个同盟军就是周恩来。

这次毛泽东来上海，明显感到上海气氛与过去不一样了。这是因为1965年4月9日，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逝世了。柯庆施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他的逝世对于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中央为柯庆施组成了最高规格治丧委员会，主任是刘少奇，委员第一个就是毛泽东。这是中共第三次组成这么高规格的治丧委员会，第一次是1950年10月任弼时去世，第二次是1963年12月罗荣桓去世。

柯庆施逝世后，陈丕显接任上海第一书记。陈丕显对毛泽东的忠诚度，就比柯庆施差多了。本来江青安排张春桥和姚文元秘密写《评/海瑞罢官》，有柯庆施帮助“掩护”。柯庆施死后，这件事就比较麻烦了。陈丕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柯庆施死后，江青与上海市委的联系就断了线。张春桥、姚文元也不好越过我，天天躲在密室写文章，而江青又少不了张春桥、姚文元。不得已，江青主动找我，要求继续借用张春桥、姚文元。”

这时批《海瑞罢官》的事情，也不能再瞒着陈丕显了，江青向陈丕显亮出了底牌。陈丕显在回忆录中写道：“江青说，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希望我也能支持她，并要我对何人都保密，特别是不能让北京市委人知道。江青告诉我，毛主席看过这篇文章，已经同意了。”

陈丕显听到江青这么说，马上明白自己陷入两位领导人斗争的漩涡之中了。陈丕显回忆说：“我心里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江青一再交代我批《海瑞罢官》的事要保密，特别不能让北京市委知道，但我总感到这不正常。由上海方面直接批北京市的一个副市长、著名史学家，却不向北京市委打招呼，这不仅会影响到两市关系，也不符合组织原则。”

陈丕显出于他的地位和党的纪律，很多事情不能讲得太明白。陈丕显所说的“我感到这不正常”，显然是毛泽东要瞒着北京刘少奇的“党中央”，陈丕显婉言地批评毛泽东这么做“不符合组织原则”，可见他心里已经不想跟毛泽东了。

和大多数高官一样，这时候陈丕显也看好刘少奇股，不想要毛泽东股了。但是江青跟他交了毛泽东的底，等于是“逼”陈丕显买毛泽东的股，这就让陈丕显就伤脑筋了。如果他帮毛泽东瞒着刘少奇，那就要得罪刘少奇了，对于想买刘少奇股的陈丕显来说，这是他非常不愿意做的事。

1965年9月，陈丕显和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到北京参加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临行前，张春桥把《评/海瑞罢官》稿子的交给陈丕显，请他到北京转交给江青。张春桥是陈丕显的部下，他并没有资格让陈丕显替自己办事，显然是北京的江青发话，让陈丕显“顺便”把稿子带给她的。

江青这一手颇为厉害，有点逼陈丕显“入伙”的味道。因为一旦陈丕显与这件事有牵连的消息传出去，刘少奇就不会信任陈丕显了，陈丕显再想投靠刘少奇也不行了。

这时候陈丕显感到，这件事不能在“拖”下去了，再拖下去的话，他就要被拖上毛泽东的战车了。陈丕显到北京，把稿子交给江青后，与魏文伯悄悄商议。陈丕显回忆说：“我把自己的顾虑悄悄地告诉了魏文伯，他也认为此事不妥，应该向中央领导报告。我们议论了一番，觉得最好找个机会向周总理或陈老总汇报此事。”

江青明确对陈丕显说过，要求他在这件事上“对何人都保密”，可是陈丕显此时却要把这件事向周恩来汇报，显然是“背叛”江青，更是“背叛”毛泽东的行为。不过陈丕显准备把这件事向周恩来报告，还是很“艺术”的。如果陈丕显直接向刘少奇“密报”，就要彻底激怒毛泽东，这也是陈丕显所不愿看到的。而向第三者的周恩来报告，再由周恩来去转告刘少奇，就不会那么激怒毛泽东了。

前面我们说过，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突然问彭真说：“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彭真回答说： “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

听到这里，参加这次会议的陈丕显和魏文伯对视一下，心照不宣。陈丕显回忆录中写道：“我想，主席问彭真同志‘吴晗可不可以批判’，有两层意思。一是征求一下意见，二是打个招呼。会后，魏文伯对我说：‘阿丕，这下不用担心了，主席都问过彭真了，我看咱们也不用再找总理和陈老总汇报了。’”

陈丕显本来是准备向周恩来汇报的，可是毛泽东和彭真的对话，让陈丕显误以为彭真已经同意批吴晗了。既然刘少奇的铁杆彭真同意批吴晗，那么刘少奇肯定也同意了，这样陈丕显就没有必要再去汇报毛泽东准备悄悄批吴晗的事情了。

历史有时候往往被一个偶然事件所改变。毛泽东也没想到他跟彭真说批吴晗的话，意外地阻止了陈丕显去“告密”。如果毛泽东没有对彭真说批吴晗，陈丕显就要去周恩来那里汇报了。而周恩来知道了这件事，也不会完全瞒着刘少奇，也应该向刘少奇透露一些消息。这样的话，刘少奇在毛泽东抛出《评/海瑞罢官》两个月前就知道这件事，就会提前有所准备，这样历史的进程很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965年11月8日，也就是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登报的两天前，上海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姚文元的文章。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上海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文教书记张春桥，作者姚文元等人。陈丕显和曹荻秋都不太希望发表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并说如果发表，也要先向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打个招呼。但张春桥坚持说，不跟北京打招呼是毛泽东的意思，最后陈丕显和曹荻秋勉强同意发表。曹荻秋后来说：“上海市委那时非常为难，考虑过同北京的关系，事实上是同彭真的关系问题。不打招呼，怕彭真被动；打了招呼，主席不同意，又怎么办？书记处反反复复讨论过好几次。”

由此可见，当时上海市委并不站在毛泽东一边。上海市长曹荻秋的话，明确告诉我们：他们在明明知道毛泽东不同意跟北京招呼的情况下，还要反反复复讨论几次“要不要跟北京打招呼”的问题，明显表现出他们已经不重视毛泽东的权威了。

上海市委对毛泽东态度的变化，毛泽东当然察觉得出来，让毛泽东心中不快。11月19日，毛泽东在上海住了两天就离开，到杭州去了。到了杭州，毛泽东虽说心情好些，但这种“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于是11月22日，毛泽东再次返回上海，直接找陈丕显谈话，跟陈丕显挑明说：姚文元的文章是他授意写的，现在北京拒不转载这篇文章，他非常不满。毛泽东让陈丕显管辖下的华东局的报纸，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毛泽东等于是给陈丕显下命令了，这是来自党中央主席的命令，陈丕显尽管不情愿，也不得不执行。11月24日，《浙江日报》、《新华日报》（江苏）、《福建日报》转载了《评/海瑞罢官》，11月25日《安徽日报》，11月26日《江西日报》也分别转载了《评/海瑞罢官》，这些报纸都是华东局领导下的。

毛泽东当然看得出来，陈丕显这些人转载文章，不过是应付差事，并不是真心拥护他。关键的北京那边，还是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毛泽东不能给彭真直接下命令，因为如果彭真敢于抗命不尊的话，那他毛泽东的威信就要扫地了。这时候，毛泽东不得不求助周恩来的帮助。

1965年11月24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美国作家斯特朗女士，江青出席作陪。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上刊登了毛泽东与江青接见斯特朗的照片，这是毛泽东满足江青“出风头”的愿望，成为江青在文革前登上《人民日报》的极少数几次。

11月2５日罗瑞卿到达上海。那时罗瑞卿还没有被打倒，罗瑞卿被打倒是12月8日的事情了。陈丕显马上把毛泽东对《评/海瑞罢官》的态度与不满，告诉了罗瑞卿，并神秘地说：“我什么人都没有告诉，但考虑你可以例外。”

陈丕显告诉罗瑞卿这件事，是想撇清与毛泽东的关系，是想让高官们明白，不是他主动为毛泽东转载文章，而是毛泽东“逼”他这么做的。

罗瑞卿听陈丕显这么说，并没有意识到对这件事的严重性，毕竟这与他主管的军队没有直接关系。但罗瑞卿也知道，这件事不会是一件小事，所以他就问陈丕显要来一本《评/海瑞罢官》的单行本，准备有时间仔细看看。

同一天，周恩来也来到上海，他是来主持美国作家斯特朗女士的八十寿辰宴会。陈丕显前往机场迎接周恩来，陈丕显马上又把毛泽东对《评/海瑞罢官》的态度与不满，向周恩来做了汇报。这样陈丕显就间接向周恩来表示，他不是毛泽东的死党，他不想替毛泽东隐瞒什么。

11月25日晚，周恩来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这次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谈话，但毫无疑问是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一次谈话。

11月25日晚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这次谈话，至今没有看到披露出来的任何消息。但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这次谈话都具有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意义。在这以前，周恩来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总是持完全中立的态度，可是这次毛泽东与周恩来谈话之后，周恩来终于倾向到毛泽东这一边。11月27日周恩来回到北京后，马上对彭真表明态度，希望彭真立即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

毛泽东用什么方法使周恩来倒向自己这一边呢？从毛泽东对付周恩来的一贯手法来看，不外乎“一手软”和“一手硬”的两套办法。

所谓“一手软”的办法，就是放下身段，给周恩来一个面子，因为这是毛泽东主动“请”周恩来帮他的忙。毛泽东是非常自傲的人，极少请别人帮忙，这次他屈尊亲自出面，放下身段“请”周恩来过问《评/海瑞罢官》这件事。毛泽东的这个态度，不免让周恩来感到盛情难却，不好意思“薄”毛泽东的面子，只好替毛泽东说话了。

当然毛泽东还有“一手硬”的办法，那就是摆出摊牌的架势，说：“如果你们都不支持我，我就重上井冈山，重建红军干革命。”周恩来最怕毛泽东这一手，他知道毛泽东是“说得出做得出”的人。周恩来的哲学是顾全大局，如果事情关系到党的分裂，国家的内战，周恩来就会妥协让步。而毛泽东可不管什么大局不大局，党分裂也好，国家内战也好，毛泽东都不会让步的。

所以一旦当毛泽东拿出这手“硬的”，摆出不惜党的分裂，不惜国家的内战，也要斗争到底的姿态，就能把周恩来“吓住”，周恩来就妥协了。

但毛泽东也绝不会总用“一手硬”的办法，因为这个法子用多了，就会像“狼来了”的童话那样，不再灵验了。所以毛泽东非到最关键的时刻，是不会用这个“一手硬”的办法的。从这次的情况来看，毛泽东只是对周恩来用了“一手软”的办法，还没有用“一手硬”的办法。

毛泽东得到周恩来过问《评/海瑞罢官》的许诺，底气就足了，他知道只要周恩来出面过问这件事，刘少奇就一定会让步了。11月26日，毛泽东放心地离开上海，又到杭州去了。就在毛泽东离开上海的这一天下午，他在上海接见了柬埔寨军事代表团，而总参谋罗瑞卿作陪。罗瑞卿万没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毛泽东，他将在12天后的12月8日被打倒，从此就再没有见过毛泽东了。

昨天陈丕显向罗瑞卿卖关子说：“主席对《评/海瑞罢官》的不满，我什么人都没有告诉，但考虑你可以例外。”罗瑞卿当时还是不以为然，心想：“我跟主席是什么关系，你陈丕显比得了吗？主席对我从来都是不保密的。”当然罗瑞卿这么想是有根据的，因为过去毛泽东有什么大事，总会在第一时间告诉罗瑞卿，所以罗瑞卿以为这次《评/海瑞罢官》内幕，毛泽东也会详细告诉他。【

可是这天毛泽东并没有召见罗瑞卿，而且在接见完外宾之后，也没有与罗瑞卿谈话的意思。这时罗瑞卿急了，装作突然想起来的样子，笑着向毛泽东提起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要了一本，还没有看。”

听了罗瑞卿的话，毛泽东只是笑了一笑，什么也话没说。毛泽东的表示，立即让罗瑞卿心中“咯噔”一下，心想大事不好。因为《评/海瑞罢官》虽不是与军事直接有关的事，但也是一件大事，毛泽东居然不愿意跟罗瑞卿谈及这件事，说明毛泽东已经不信任罗瑞卿了。

回到住处，罗瑞卿赶紧找出那本《评/海瑞罢官》的小册子来看，越看越觉得问题严重。罗瑞卿想赶紧弥补一下跟毛泽东的关系，赶紧让他主管下的《解放军报》转载《评/海瑞罢官》，讨好一下毛泽东。但罗瑞卿这时已是官场老手，他在讨好毛泽东的时候，也没有忘记不要得罪刘少奇。所以他要在《解放军报》转载《评/海瑞罢官》之前，跟彭真“打个招呼”，不要让彭真认为他是有意作对。

于是罗瑞卿马上给彭真打电话，对彭真说：“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我跟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我已经让《解放军报》转载了，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个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罗瑞卿并不跟彭真商量，就直接宣布“我已经让《解放军报》转载了”，但之后又“好意地”安抚彭真，让彭真的报纸与《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可见罗瑞卿的官场学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既讨好了毛泽东这边，还不得罪刘少奇那边。可惜罗瑞卿的这一套，早被毛泽东看穿，他不该在毛泽东面前玩这套小把戏。11月27日，周恩来从上海返回北京后，立即给彭真打电话。不过在这样的事情上，周恩来不会多说，更不会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只是告诉彭真：“在上海的时候，主席跟我谈了，说姚文元的文章很重要，希望北京转载这篇文章。”

其实这些天来，彭真早就等着周恩来的这句话呢，他马上向周恩来表示说：“我明天就召集中宣部和有关报刊负责人，专门开会讨论这件事，尽快转载。如果明天总理不忙，请总理到会讲话。”

周恩来立即推脱说自己很忙，让彭真主持会议，把会议结果向他汇报一下就行。其实周恩来第二天并没有什么大事，这天他与贺龙等人去看了一场中日排球赛，是颇为轻松的一天。周恩来之所以不参加讨论转载《评/海瑞罢官》的会议，是因为他不愿意多陷入这件事，尽可能保持中立的立场。【

现在很多人把彭真和毛泽东的矛盾，集中到“转载文章”这件事上，这是丢掉了主要矛盾。本来上海发表什么文章，北京并没有转载的义务，也没有必要转载。毛泽东发表《评/海瑞罢官》的本意，也不是要北京的报纸转载，而是要北京的报纸进行争论和回应。因为《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中，点名指出北京副市长吴晗写的文章是“毒草”，那么按理说北京应该对此有个回应，声明吴晗的文章到底是不是“毒草”。

如果北京方面回应吴晗的文章不是毒草，那么就需要跟姚文元论战一番，这样正好上了毛泽东把事情搞大的“圈套”。于是彭真想出一个计策，干脆来个不回应，不争论，试图用这个办法把毛泽东抛出的这颗炸弹“捂下去”。彭真不出来争论，一个巴掌拍不响，毛泽东也不能硬拉彭真出来争论，所以只好舍弃“争论”，转而把“转载”变成了目的。

彭真的计策，表面上看似高明，对付一般人还可以，但用来对付毛泽东，就很不高明了。因为彭真这个做法，只是把毛泽东的《评/海瑞罢官》炸弹暂时捂下去，并没有化解这个炸弹，它今后还随时可能爆炸。如果是刘少奇处理这件事，他是不会捂毛泽东的炸弹，而是把毛泽东的炸弹引到别人院子里去爆炸，也就是所谓的“浑水摸鱼”。如果说毛泽东的拿手政治戏法是“挖墙角、掺沙子”，那么刘少奇的拿手政治戏法就是“浑水摸鱼”，以后我们还要专门说刘少奇的“浑水摸鱼”。

刘少奇这次大意了，轻易把这件大事交给彭真去处理，却没想到彭真会这么蛮干。等刘少奇发现的时候，为时已晚，彭真已经和毛泽东搞“僵”了。这个时候能化解僵局的，只有周恩来了，所以刘少奇让彭真等待周恩来的指示。

刘少奇知道，此时绝不能得罪周恩来，只要周恩来一说话，他们马上转载，给周恩来一个大大的面子。毛泽东说“转载”说了十几天，北京一点儿没动静；周恩来只说一句，北京就马上转载，这就让周恩来感到自己说话算数，比毛泽东还顶用。这就是刘少奇要送给周恩来的一个大面子，制造一种周恩来的威信高于毛泽东的气氛，让周恩来高兴。当然周恩来也不会轻易接受这个大面子，他宁可去看排球赛，也不参与讨论转载《评/海瑞罢官》的会议。

1965年11月28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集会议，参会的人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北京市书记处书记邓拓、《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等人。彭真到会后，先问邓拓说：“吴晗现在怎么样？”

邓拓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到会的人都知道，邓拓所说的“有来头”，这个来头就是指毛泽东。吴晗已经知道是毛泽东要批他，所以很紧张。

彭真听完邓拓的话，对着众人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看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彭真这句话“不管来头不来头”，明显指的是毛泽东，他公开向众人挑明：“我们不看毛泽东的来头，只看真理。”彭真说话是很胆大的，不久前他在另一个会上，更是公开说：“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管他党中央的主席也好。”

大家在会上发了一通牢骚，有人甚至说：姚文元是肆意诬陷著名民主人士，是挑起国内重大政治争端的“非法”事件。但发牢骚归发牢骚，转载还是要转载的。最后会上以中宣部的名义决定，通知北京各报都转载姚文元文章，并给出一个转载的先后次序：11月29日《北京日报》转载，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12月1日《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然后其它报纸转载。这个通知同时说：《评/海瑞罢官》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要根据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

当时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都归中宣部管，《解放军报》则由中宣部和中央军委双重领导。不过当中宣部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相左时，《解放军报》首先要服从中央军委的指示，而当时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就是罗瑞卿。

罗瑞卿看到中宣部的通知很不高兴，因为中宣部的通知把《解放军报》的转载日期，排到11月30日，比彭真直辖的《北京日报》晚转载两天。这么晚转载，岂不是让罗瑞卿讨好毛泽东的企图落空了吗？上面我们说过，罗瑞卿试图用《解放军报》转载《评/海瑞罢官》，来讨好一下毛泽东，缓解一下毛泽东对他的不信任。

罗瑞卿本来可以命令《解放军报》在11月28日转载的，可是他当时还想跟彭真搞好关系，特地打电话给彭真，说《解放军报》与彭真的报纸同一天转载，所以没有急着在11月28日转载。罗瑞卿没想到自己的好心没好报，彭真居然对他玩这么一手。

罗瑞卿一气之下，也不管得罪不得罪彭真了，马上命令《解放军报》在11月29日抢先转载，并不管中宣部的通知，自己写一个“编者按”。《解放军报》的编者按，完全背离中宣部通知的精神，而是按照毛泽东的意思，把吴晗的《海瑞罢官》说成是“大毒草”，这也算是罗瑞卿对彭真的报复吧。

11月29日，《北京日报》按照中宣部的通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并在编者按中指出：“我们准备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问题在报纸上展开一次辩论，欢迎史学界、哲学界、文艺界和广大读者踊跃参加。”

而《解放军报》则违反中宣部的通知，于11月29日抢先转载，并加了一个旗帜鲜明的编者按，说：“本报今天转载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1961年，吴晗同志编了一本京剧《海瑞罢官》，这个戏，是一株大毒草。”

《北京日报》与《解放军报》的调子完全不同，《北京日报》没有给《海瑞罢官》定性，只是说“展开讨论”，而《解放军报》直接给《海瑞罢官》定性为“大毒草”，把吴晗一棍子打死。彭真看了《解放军报》按语，当然很生气，说：“《解放军报》这样一说，别人就不好发表意见了。”但彭真在这件事上也不应该太责怪罗瑞卿，或许可以说是他自作自受吧。

11月30日，重头戏的《人民日报》转载出来了。《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版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并加了一个很长的编者按，说：“我们认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扯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表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人民日报》是党的风向标，《人民日报》的论调，就代表党中央的论调。可是这次，《人民日报》的论调与《文汇报》和《解放军报》的论调完全不同，这就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混乱，他们一时间不知道这次“党的风向”，是往左刮，还是向右刮，有点不知所措。不过这个基层党员干部的思想混乱，正是毛泽东想要的。

《人民日报》把姚文元的文章作为学术问题，放在《学术研究》版转载，又特别说明：“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这个做法，显然是要转移毛泽东进行政治讨论的初衷，把姚文元的政治文章，引上《学术研究》的“斜路”。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在发表前曾送交周恩来审看。周恩来因为要保持中立，对刘少奇送过来的东西，同意不好，不同意也不好，不看不睬更不好，于是他给《编者按》加上一条毛主席语录。周恩来加了这么一段：“毛泽东同志说：‘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

周恩来加的这么一段，可谓政治高手的杰作。前面一句“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似乎是支持刘少奇的，支持刘少奇对《海瑞罢官》进行学术辩论；而后面一句“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似乎又是支持毛泽东的，暗示《海瑞罢官》是“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符合毛泽东的“毒草”论。

周恩来加的这句话，可谓巧妙至极，刘少奇看了也能满意，毛泽东看了也能满意。周恩来这种平衡政治的高超手腕，果然是无人可比。

11月30日，去四川三线工作的彭德怀抵达成都，住在永兴巷7号。这天彭德怀从《人民日报》上，首次看到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高官们因为有《内参》，早就知道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可是彭德怀被罢官后，《内参》就没有了，他的消息来源跟一般老百姓一样，都是《人民日报》，所以彭德怀一直到11月30日才看到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

彭德怀看了《评/海瑞罢官》，气得把报纸摔在桌上，气愤地骂道：“简直是胡说八道，这是含沙射影，打了我彭德怀一个耳光。”这时彭德怀终于有点明白，为什么毛泽东让他到四川来了。

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意味着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斗争，向前迈进了一小步。这时刘少奇又使出他擅长的“浑水摸鱼”来对付毛泽东，在此之前，毛泽东已有几次被刘少奇“浑水摸鱼”搞得一筹莫展，吃了大亏。

在说刘少奇的“浑水摸鱼”之前，有必要先说一下刘少奇的“吹鼓手”。一个人到了刘少奇这样“国家主席”的地位，不用你刻意去找，自然有人会主动上门来给你当吹鼓手，为你歌功颂德，帮你攻击你的政敌。在刘少奇众多“吹鼓手”中，最著名的有三个人：邓拓、吴晗、廖沫沙。

1961年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结成一个“写作班子”，笔名为“吴南星”。其中“吴”出自吴晗，“南”出自邓拓（笔名“马南邨”），“星”字出自廖沫沙（笔名“繁星”）。这三个人用笔名“吴南星”，在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上，开辟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发表短小的杂文，每期刊登一篇。“吴南星”的《三家村札记》，以说古论今、谈天说地的方式，评喻时政，谈论社会风气，这个就是后来在文革中被痛批的“三家村”。

“三家村”之一的吴晗，是《海瑞罢官》的作者，我们前面已介绍过，这里不再赘述。“三家村”之二的邓拓，是延安时代的老革命文人，1944年主编出版第一部《毛泽东选集》，一时成为毛泽东的爱将。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可谓中国报刊界的第一大人物。同时，邓拓是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也就是今天的“院士”。

新中国成立后，新闻宣传部门统统归刘少奇管辖，邓拓自然也就投身到刘少奇门下，由毛泽东的爱将变为刘少奇的爱将。1957年，毛泽东对邓拓主办的《人民日报》，在“反右”斗争中的表现不满，曾当面批评邓拓是“死人办报”。1958年邓拓调离《人民日报》，左迁到彭真手下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兼任北京市委刊物《前线》的总编辑。“三家村”之三的廖沫沙，早年是左翼文人，解放后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现在有人说他们三人写的《三家村札记》，是一些与政治无关的随笔，后来在文革中被冤批。这种看法不够正确，《三家村札记》都是与政治紧密相关的政治小品文，当时人们对《三家村札记》的评价是：“紧密联系现实，敏锐提出问题，为人喜闻乐见。”由当时人们的这个评价，也可见《三家村札记》是紧密联系政治的。

《三家村札记》的三位作者都是副省级的高官，试想，这样的高官所写的时评文章，能没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吗？而且，他们这样百忙中的高官，又怎么可以有闲情逸致，每周去写一篇无政治含义的消遣性随笔呢？另外，《三家村札记》发表的刊物《前线》，本身就是北京市委的“谈政治”刊物，根本不是学术性刊物，更不是娱乐性刊物，这个也决定《三家村札记》是政治性的杂文。

在和平时代，不是用枪杆子，而是用笔杆子打先锋的，而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就是刘少奇的先锋大将，他们写的《三家村札记》的主旨，就是为刘少奇摇旗呐喊。

比如其中一篇《伟大的空话》中说：“我想奉劝爱说‘伟大的空话’的朋友，还是少说一些，遇到要说话的时候，就去休息，不要浪费你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和精神吧！”这篇文章中所说的“伟大的空话”的人，就是暗指毛泽东，暗示毛泽东应该退居二线“去休息”，不要到一线来说“伟大的空话”了。

再比如《专治健忘症》中说：“得了健忘症的人，往往有许多症状，说过的话很快就忘了。因此，这种人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一个人如果发现有健忘症的现象，必须赶紧完全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勉强说话做事，就会出大乱子。”这篇文章中所说的“得了健忘症”的人，就是暗指毛泽东，暗示毛泽东应该“完全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都不能做，否则就会出大乱子。”

还有一篇《王道和霸道》，文中说“所谓霸道，就是咋咋呼呼的凭主观武断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风。这使人一看就会感觉到是要想做霸主的，到处树敌，多么不得人心！”这里所说的“霸道”，也是暗指毛泽东。

再有一篇《明代民族英雄于谦》，在说到于谦的兵部尚书职务时，特别用现代语解释说“兵部尚书就是国防部长”，又说于谦“生性朴素，性格刚直”，在于谦被罢官之后，又“恢复名誉了”。这篇文章中，用“国防部长”和“恢复名誉”这种现代的词汇来解释古代的事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国防部长彭德怀就是现代的于谦，应该为彭德怀恢复名誉。

这些《三家村札记》，当然不会瞒过毛泽东的眼睛，毛泽东对这些暗批他的文章无疑是耿耿于怀的，于是毛泽东就开始找借口“整”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三家村”了。这时正好有一个机会来了，一位名叫盂超的作家，根据传统鬼戏《红梅记》，改编了一出新编历史剧《李慧娘》。廖沫沙看后，写了一篇《有鬼无害论》的杂文。

按照当时的意识形态标准，“鬼戏”是宣传封建迷信，而宣传封建迷信就是与“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就犯了这样的“硬伤”，所以这次拿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开刀，显然是顺理成章的。于是毛泽东指示当时还在世的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组织一个班子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柯庆施立刻组织了一个笔名“梁 璧辉”的写作班子，发起一个批《有鬼无害论》的运动。

1963年5月，上海《文汇报》发表署名“梁璧辉”的文章《“有鬼无害”论》，不点名地批判廖沫沙写的《有鬼无害论》。之后，柯庆施在讲话中进一步把“有鬼无害”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他说：“有些人身为共产党员，对宣传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坏戏，不阻止，不反对，甚至还找理由替它辩护，说什么‘有鬼无害’。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

毛泽东搞这次战役的目的，主要是打击廖沫沙，试图掀起一个批判“有鬼无害论”的高潮，把廖沫沙搞“臭”，这样他不能再出来写文章为刘少奇摇旗呐喊了。

刘少奇很快就明白了毛泽东的意图，刘少奇并没有“捂”毛泽东的这颗炸弹，而是把它引到别人院子里去爆炸。毛泽东要批“有鬼无害论”，刘少奇不仅不阻止，而是帮忙批，但刘少奇把批判的焦点，从廖沫沙写的《有鬼无害论》，转移到孟超写的《李慧娘》上。

在刘少奇的部署下，《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齐向群”的文章《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文章对孟超进行了上纲上线的批判，说：“孟超具有同党和人民相反的思想感情，他从个人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自己的现有地位不满，感到‘沉沦、受压抑’，所以他要写作这个剧本发泄这种不满，表示他的反抗，并且鼓励那些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心怀不满、充满仇恨的人起来反抗。因此，《李慧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和社会主义的进攻在戏剧战线上的表现”。

《人民日报》还为这篇文章加了一个《编者按》，明确指出：“《李慧娘》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是一株反动的毒草”。这是一个致人于死地的大帽子，其份量绝不亚于后来姚文元给吴晗扣的帽子。

《李慧娘》的作者孟超不过是一个县级小干部，刘少奇动用宣传机器，把毛泽东批廖沫沙的火力，转移到孟超身上，一时间批判《李慧娘》和孟超的文章铺天盖地，完全淹没了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批判。这就是“浑水摸鱼”的战术，先把“水搅浑”，让人们搞不清，毛泽东发起这场运动到底是针对谁的，然后再在浑水中摸鱼，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刘少奇“浑水摸鱼”的战术下，毛泽东发起这场大批判的结果，只是批臭了孟超这个小小芝麻官，毛泽东真正想批臭的廖沫沙，反而在浑水中混了过去，并没被批臭。毛泽东被刘少奇“浑水摸鱼”搞得一筹莫展，吃了一个哑巴亏。只是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之后，毛泽东才把批判的火力，重新转回到廖沫沙和“三家村”，《李慧娘》和孟超在文革爆发后，反而没事了。

不久，毛泽东又再次吃了刘少奇“浑水摸鱼”的亏。1964年2月，中国剧协举行一场大型迎春晚会，参加这次迎春晚会，名叫顾工的《解放军报》编辑，本着“战士的责任感”，向党中央上书揭发“文艺界的糜烂风气”。顾工揭发说：会前发函希望来宾讲究服饰，女宾以裙子为宜。场内不设政治标语，称呼“女士们、先生们”，跳美国水手舞、伦巴舞，男女反串表演革命经典《兄妹开荒》，更有几个大男人穿戴“短裙”和“乳罩”，毛胳膊毛腿地大舞跳“小天鹅四人舞”……

毛泽东看到顾工的揭发材料，当然是大怒，说：“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文学家、戏剧家赶出城，统统轰下去。要分期分批到农村去，到工厂去，不要让作家住在机关里，不下去写不出东西来。谁不下去不给他开饭，下去了再开饭。”

毛泽东要求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立即开展整风。到1964年6月，中宣部向中央提交一份《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毛泽东非常不满意这个报告，在报告上写下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泽东这里说“这些协会15年来不执行党的政策”，其实是在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因为15年以来，刘少奇是主管文化宣传的，文化界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刘少奇首先要负责任。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中央成立一个文化革命小组，领导一场彻底的文艺界整风。毛泽东希望通过这次整风，削弱刘少奇在文艺界的威信和势力。

1964年7月，中央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主持领导文艺界的整风。“五人小组”的组长是彭真，副组长是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当中，只有康生是毛泽东派的，其余四人都是刘少奇派的，这就决定了毛泽东没有这场整风运动的主导权。

整风开始后，刘少奇又用“浑水摸鱼”的手法，一下子把400多部电影戏剧都打成“有问题”，一齐进行批判，搞得文艺界人人自危，不知所措，不知这场斗争的重点到底在哪里。文化部长沈雁冰，即著名作家矛盾，因为不太听刘少奇的话，成为这场运动的主攻对象之一。这次整风运动中重点批判的一个主题，是批“中间人物论”，而沈雁冰曾提倡写中间人物，说：“两头小，中间大，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文艺主要教育的对象是中间人物。”

批“中间人物论”的结果，沈雁冰被迫辞职，由刘少奇的铁杆，中宣部长陆定一兼任文化部长。这样一来，刘少奇对文艺界的控制反而比以前更强了。毛泽东发起这场整风的目的，是想要削弱刘少奇对文艺界的控制和影响。毛泽东这一记重拳出去，刘少奇用“浑水摸鱼”抵挡，毛泽东什么也没打到，反而让刘少奇在浑水中摸到了大鱼。

刘少奇用“浑水摸鱼”对付毛泽东，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四清”运动。毛泽东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刘少奇又把水搅浑，把“四清”运动的重点，变成一大片有经济问题的“四不清”小干部，使毛泽东发起的“四清”运动又白费劲了。

这次，面对毛泽东咄咄逼人的批《海瑞罢官》，刘少奇依旧使出“浑水摸鱼”的手法与毛泽东周旋。刘少奇不像彭真那么蛮干，他不会抵制毛泽东批《海瑞罢官》，而是帮毛泽东批《海瑞罢官》。但刘少奇会在批判中“浑水摸鱼”，改变斗争的大方向，把毛泽东的“政治批判”，转变成“学术批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965年12月1日，也就是《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第二天，彭真召集他的一些部下，到他家里去开会，这个会可以叫做“定心打气会”。

为什么说是“定心打气会”呢？因为在这之前，彭真的口气很大，傲气得很。有人问他，北京要不要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彭真信心十足地说：“不转！”当上海发来《评/海瑞罢官》小册子的征订时，彭真又信心十足地说：“不订！”

可是现在彭真不得不改口说：要转载《评/海瑞罢官》。这显然是彭真败退了一大步，自然会影响到他的部下们的信心，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临阵脱逃。彭真召开这个会，是为了给他的部下们吃一粒“定心丸”，给部下们鼓起信心。这次到会的人，有北京市长刘仁、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北京市宣传部长李琪、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等十余人。

彭真身材魁梧，乍看上去像大老粗，据说当年做地下工作时，他曾以黄包车夫为职业掩护。彭真的文化程度也不高，只是中学毕业，但他讲起话来，就让人刮目相看。彭真讲话十分流利，滔滔不绝，一句接一句，中间都没有停顿。只可惜他的山西口音太重，要不然真的不亚于广播电台的播音员。

今天彭真还是跟以往一样，讲起话来滔滔不绝，看不出任何动摇和气馁迹象。彭真首先安慰大家说：“对任何文章都要一分为二，对姚文元的文章也是如此。吴晗有对的地方，姚文元也有错的地方，吴晗问题的性质不等于敌我问题，不要一批评就紧张的不得了。”

彭真又郑重地说：“《人民日报》的按语，是中央审过的，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个按语去做。”

彭真含糊地说“中央审过的”，是要安抚这些人，你们不用担心，“中央”是支持我们的。可是彭真这句话，并没有说到关键之处，因为这里所谓的“中央”，到底是谁呢？刘少奇肯定“审”过，并且同意了；周恩来也“审”过，但是态度中立，毛泽东肯定是没“审”过。

很多高官应该看出彭真是在含糊其辞，但又不好问，也不敢问，毕竟彭真是他们中间唯一的政治局委员，是唯一可以与“中央”直接对话的人。大家不敢问“中央”，只好转问为什么《解放军报》的《编者按》，说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大毒草。彭真解释说：“是因为军队的内部教育，军队内部不能争鸣，其实现在并没有肯定《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

在安抚大家一番之后，彭真又讲今后的对策，说：“现在我们要强调‘放’，全面地‘放’，索性让大家把心里话都讲出来，讲透讲够，然后再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在‘放’的同时，把各种问题都“放”出来，扯得越宽越好。”

彭真吸取了上次的教训，这次不再用“捂”的方法，而是改用“放”的方法，这显然是刘少奇的“浑水摸鱼”之计。彭真又说：“报纸要登两方面的意见，赞成吴晗和赞成姚文元的意见都要登，这样才好讨论。要采取‘放’的方针，要组织一些有名人士写文章，争论的题目要多，这样参加讨论的人就多，象看大世界一样，混战一场。毛泽东思想也不能完全教会人民，只教会一半，至少那一半要反面教员才能把他们教好。”

最后彭真又傲气地说：“我们党从来反对盲从性，毛主席就从来没有说过让我们一定要听他的话。在党内，真理在谁手里就得听谁的。”

经过彭真的“定心打气”之后，彭真的部下们立即投入战斗，代表北京的刘少奇司令部，与上海的毛泽东司令部展开一场大论战。这次彭真组织班子写文章，不是写“保”吴晗的文章，不是反对姚文元批吴晗，而是支持姚文元批吴晗。但是他们批吴晗的调子，却与姚文元完全不一样。

姚文元是从政治上批吴晗，而彭真是从学术上批吴晗，他们试图把对吴晗的政治批判，转化为学术批判，然后把学术批判转化为学术讨论，再把学术讨论转化为思想问题的讨论，来一个“逐步降级”，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965年12月12日，邓拓亲自出马，化名“向阳生”，在《北京日报》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 邓拓从“道德”的角度，对吴晗进行批判，指责吴晗继承了封建主义的旧道德，为封建主义唱赞歌。邓拓的批判文章，完全回避了吴晗《海瑞罢官》为彭德怀喊冤叫屈的问题，这是把大事化小。

1965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写的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周扬又从“社会思潮”的角度批判吴晗，批评吴晗代表了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思潮，应该对这种思潮进行批判。周扬的批判文章，也回避了吴晗《海瑞罢官》为彭德怀喊冤叫屈的问题。【

1966年1月8日，北京市宣传部长李琪，化名“李东石”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李琪再次从“历史观”的角度批判吴晗，批评吴晗的历史观没有改造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李琪的批判文章，同样回避了吴晗《海瑞罢官》为彭德怀喊冤叫屈的问题。

这样一场批判吴晗的“学术讨论”就大张旗鼓地展开了。一些与内幕全无关系的群众，一些爱发表议论的人，爱凑热闹的人，也加入了这场讨论。当时这些人并不知道，这场讨论的后台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个巨人，如果知道了他们也就不敢来讨论了。一些人出于正义感，认为姚文元给吴晗扣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过于牵强，于是写文章替吴晗辩护。比如后来写《出身论》而著名的文革青年遇罗克，就在这个时候，在报纸上发表过支持吴晗的文章。

这些支持吴晗的文章，当然是彭真求之不得的，马上让报纸刊登。结果报纸上发表的支持吴晗的文章，基本上都是来自“不明真相”的群众，而真正吴晗的“自己人”，反而都在批吴晗，所谓“小骂大帮忙”。

1965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吴晗本人的检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吴晗在文中承认自己的错误，说：“通过批判和讨论，特别是最近‘向阳生同志’的批评，使我认识了错误，改正了自己的观点。”吴晗承认的错误，只是“道德观”、“历史观”和“思想认识”上的学术观点错误和思想认识错误，丝毫没有承认姚文元提出来的“退田”和“罢官”的政治动机。

刘少奇这次使出“浑水摸鱼”，又让毛泽东一筹莫展，眼看斗争的大方向，就要被刘少奇偏移到“学术讨论”上去了，让毛泽东对吴晗进行政治批判的计划落空。于是毛泽东不得不亲自出马，亲口挑明说：“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

毛泽东否定那些从“道德观”、“历史观”和“思想认识”来批吴晗的“小骂大帮忙”，明确指出要批吴晗的政治动机，而不是批吴晗的学术观点错误或者思想认识错误。毛泽东要把刘少奇搅混的水，重新弄清起来。

前面说过，1965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上海与周恩来私下交谈之后，就离开上海去杭州了。毛泽东在杭州期间，策划了打倒罗瑞卿的具体步骤。12月5日毛泽东再次返回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揭发罗瑞卿的问题，正式批判罗瑞卿。12月16日，批判罗瑞卿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毛泽东又离开上海，再次前往杭州。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见五位“秀才”谈话，讨论哲学问题。

与刘少奇和周恩来相比，毛泽东不是一个“务实型”的领导人。刘少奇和周恩来找人谈话，从来都是谈具体的“工作”，绝不会谈什么虚无缥缈的“哲学问题”。可是毛泽东不一样，他谈工作时，经常会冒出一大段哲学问题，常常让那些不懂哲学的务实干部，像听天书一样不知所措。这些干部听完毛泽东的讲话后，常常要悄悄向毛泽东的秘书请教：“刚才主席说的是什么意思？”

尽管毛泽东没能成为著名哲学家，但毛泽东对哲学的“热情”，却不亚于任何哲学家。试想，一个人到了毛泽东的地位，什么都有了，想干什么干什么，想怎么玩怎么玩，可是毛泽东偏偏要去谈那个最枯燥无味的“哲学”，以至于很多人认为毛泽东这是装模作样，故意“附庸风雅”。

毛泽东找人谈哲学，真的是装模作样和附庸风雅吗？艾思奇的故事很能说明问题。艾思奇是中共最早期的哲学家，写了颇有影响的《大众哲学》等书。艾思奇1935年入党，1937年到延安。艾思奇到延安后，毛泽东经常找他谈哲学问题。当时毛泽东还不是中共第一把手，在党内的地位也还不是那么高，可是毛泽东对“哲学”的热情，却是其他中共领导人没有的。

艾思奇保留着1937年底，毛泽东写给他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说：“思奇同志：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最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艾思奇比毛泽东小17岁，算是毛泽东的小字辈，可是毛泽东屈尊亲自去看这位年轻的哲学家，跟他探讨哲学问题，可见毛泽东喜欢哲学，喜欢跟人谈哲学问题，不是装出来的“附庸风雅”，而是在艰苦紧张的战争岁月就是如此。

这天毛泽东招来的五位“秀才”是：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和田家英，都是中共著名的“笔杆子”。陈伯达我们以前已经介绍过，艾思奇上面介绍过，胡绳也是中共老资格的“秀才”，1938年入党，圈子里的人称他为“胡大师”。

关锋同样也算是中共老资格的“秀才”，1933 年，14 岁的关锋就加了中国共产党。虽说关锋只上过中学，并未上过大学，但关峰写文章的理论水平，却不亚于大学教授。关锋的飞黄腾达，是因为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被毛泽东一眼看中，经常招他来谈哲学问题。后来关锋在文革中成为红极一时的人物。

田家英从1948年就开始当毛泽东的秘书，是毛泽东身边任职最久的秘书之一，也是毛泽东最信任的秘书之一。田家英的古诗词功底非常好，经常跟毛泽东讨论诗词问题，成为毛泽东身边的“诗友”。

毛泽东这天招五个秀才来，本来是准备谈写《共产党宣言》中文版序言。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他亲自要为《共产党宣言》中文版写一个序言。毛泽东召集这五个秀才来，就是为了集中大家的智慧，把这个序言写好。

这天毛泽东一见面就说：“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谈一些。”

这天几乎是毛泽东一个人在谈，别人很少说话。毛泽东不只是谈写《共产党宣言》序言的问题，还海阔天空地谈了很多其他的问题。在谈哲学问题的时候，谈到邵友勋的文章《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地位和作用》时，毛泽东批评说：“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有充足的理由？无产阶级也没有充足的理由。”

谈到历史问题时，毛泽东说：“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太艰苦，实在没东西可拿，只好采取‘轻徭薄赋’让步一下。”

之后又谈到教育方面的问题，毛泽东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毛泽东继续说：“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文科的哲学、文学、历史，难道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非要在大洋楼里教吗？文科不改造不行，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

毛泽东海阔天空地说了很多之后，把话题转回到关键的事情上，说：“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 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对《海瑞罢官》的问题表态，明确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而不是什么道德问题、历史观问题或思想认识问题，这是毛泽东间接地向刘少奇的“浑水摸鱼”宣战。

毛泽东知道，他今天的谈话，也算是一个小型会议，中央的《内参》，马上会刊登他这次谈话的内容。这样全体高层干部马上就会知道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态度，大家就会明白刘少奇是要想把毛泽东批《海瑞罢官》这场运动的水搅浑。

此时批《海瑞罢官》的水，已经被刘少奇搅得很浑了。有人提出连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也应该批判，因为郭沫若在1961年游海南时，曾拜谒了海瑞墓，还写了两首赞美海瑞的诗。这让郭沫若十分紧张，甚至向上级党委写了辞职信，生怕这场批判波及到他的头上。

向全党高层公开这次谈话记录，本来是毛泽东一个很好的计划，可是让毛泽东意外的事情却发生了。1966年1月9日，内参上发表的《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中，却没有了毛泽东说的最关键的一句话：“《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 罢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泽东震怒了，马上调查：“那一段话，是谁删的？”

调查结果很快出来了，删掉毛泽东这段话的，居然是毛泽东最为信任的秘书田家英，后来田家英背上“篡改毛主席指示”的罪名，自杀而死。田家英为什么要删掉毛泽东最重要的几句话，“篡改毛主席指示”呢？这是文革期间一个非常蹊跷的案子，我们将在下面进行一下分析。

田家英1922年生，比毛泽东小29岁，比毛泽东的另一位政治秘书陈伯达，也小18岁。田家英13岁时，就在报刊上发表诗歌和文章，被称为“神童”。1937年，15岁的田家英去了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16岁的田家英加入中国共产党。

按现在的标准来看，那时的人真是成熟太早了，有一批“红小鬼”，十几岁就参加革命。当然还有年龄更小的，8、9岁参加革命的也大有人在，被官方认定参加革命最早的，居然在7岁时就参加革命了。

田家英入党后到中宣部工作，屡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1943年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从侯方域说起》一文，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当毛泽东知道这位文史功底深厚、笔锋老辣的作者，居然只有21岁的时候，更对田家英刮目相看了。1948年，26岁的田家英正式成为毛泽东的秘书。

毛泽东对自己身边人的忠诚度，是很在意的。一旦让毛泽东感到有一点怀疑，就会换人，所以毛泽东的秘书前后换了不少人。而田家英从1948年开始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当秘书，可见毛泽东对田家英的信任程度。

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这么长时间，除了毛泽东的信任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与毛泽东有相同的爱好。毛泽东喜欢书法，田家英也喜欢书法，闲暇时常跟毛泽东评论古人书法；毛泽东喜欢诗词，田家英也喜欢诗词，两人常常一起谈论诗词，成为忘年交的诗友。著名诗人柳亚子也称赞田家英说：“田家英谈政治与旧诗，所见到颇深刻，意者受毛主席的影响欤？”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与“五秀才”谈话后，关锋等人整理出文稿，最后由田家英审定，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那段话。有人提醒田家英说：“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田家英却回答说：“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

这里我们遇到一个疑问：田家英是出于什么一种动机，要自作主张地删掉毛泽东关键的一句话呢？

关于田家英删毛泽东讲话的动机，目前有几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田家英为了保护吴晗和彭德怀”，这种说法显然不能让人信服。田家英与吴晗和彭德怀都没有太多的私人交情，不可能冒着自己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去保护这两个人。

第二种说法是“田家英讨厌姚文元的文章”，这种说法也是不能让人信服。田家英也许真的讨厌姚文元的文章，但他与姚文元也没有深仇大恨，犯不着因为自己的一点“讨厌”，就去冒巨大风险删掉毛泽东的讲话。

第三种说法是“田家英不满毛泽东的做法”，这种说法同样不能让人信服。田家英如果不满毛泽东的做法，完全可以给毛泽东当面提意见或书面提意见。给毛泽东提意见，当然会得罪毛泽东，然而私自删掉毛泽东的讲话，岂不是更得罪毛泽东？田家英既然有删毛泽东讲话的胆量，怎么会没有给毛泽东提意见的勇气？而且当面提意见的罪过，明显要小于背后删讲话的罪过。

以上这些说法，都不能让人信服。我们认为，田家英删掉毛泽东讲话的动机，正是为了保卫毛泽东。

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更能看清毛泽东周围的形势，他很清楚时局对毛泽东相当不利，他担心毛泽东发起打倒刘少奇的斗争，弄不好会反过来打倒毛泽东自己。事实上，从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开始，毛泽东就被刘少奇逼得步步后退，虽然毛泽东也发起过一些反击，都被刘少奇的“浑水摸鱼”化为乌有。到了1964年底，刘少奇更是发展到在中央会议上当面顶撞毛泽东，让毛泽东在面子上都下不了台。

因此田家英担心，这次毛泽东用《海瑞罢官》向刘少奇发起的攻击，又会败下来，所以田家英删去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关键讲话，是想对毛泽东进行最后的挽救。

在此之前的批《海瑞罢官》，毛泽东都处在幕后，在前面出头的是江青。在这个阶段，毛泽东还有一个退路，就是万一形势不妙，可以把责任推到江青身上。江青也说过：“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

如果在内部公开发行的《谈话纪要》上，登载了毛泽东亲口批《海瑞罢官》的消息，那就是向全体中央高层公开宣布，这件事是毛泽东亲自支持的，那么那时候毛泽东再想“体面地”退下来，就不可能了。所以田家英删掉《谈话纪要》中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这段话，就等于给毛泽东留下一条“体面地退下来”的路。

田家英认为，毛泽东讲《海瑞罢官》的那些话，可能是在气头上脱口而出的“气话”，等毛泽东平静下来，他自己也可能后悔。既然田家英认为毛泽东的这段话是“气话”，那么为了保护毛泽东，就应该删掉这些“气话”。所以田家英删掉毛泽东这段话，是用心良苦的，他也希望毛泽东能理解自己的一片苦心。

可是毛泽东并没有领田家英的情，而是大怒。毛泽东或许也想到了田家英的一片苦心，但田家英的“一片苦心”，却捅伤了毛泽东的自尊心。毛泽东看来，田家英太小看自己了，认为自己斗不过刘少奇，所以才要来“保护”自己。这就像有些自尊心强的老人，你在公交车上给他让座，他反而生气，因为他觉得你把他看得太老弱了。

1966年3月18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以往的惯例，这种会议田家英都被叫去列席的，可是这次毛泽东没有叫田家英，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毛泽东不再信任他了。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尖锐批评了《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也捎带批评了田家英，他说：“我看你吴冷西是半个马克思主义，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但对没有希望的人，如田家英，我连批评都不批评。”

毛泽东批评田家英的话，传到田家英的耳朵之后，他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田家英一片苦心想要保护毛泽东，却被毛泽东说成是“没有希望的人”，这让田家英感到全身心的崩溃。一个人最难过的，不是来自敌人的迫害，而是来自自己人的误解。自己的一片好心，一片苦心，却被亲人误解成坏心，那是最最难过的。

毛泽东是田家英爱戴和仰慕的领袖，又跟毛泽东长达18年近距离生活在一起，田家英已经把毛泽东看成是自己最亲近的人。田家英自幼丧父，毛泽东几乎成了他心目中的父亲。连自己最亲近的人，都误解自己，这是很多人选择自杀的原因。田家英的自杀，也应该是这个原因。

1966年5月22日，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代表中央找田家英谈话，说：“中央认为你的错误是严重的，不适宜担任现在的工作了。中央要你马上把有关毛主席的手稿、文件清理一下，全部交出来。”

安子文是宣布对田家英的撤职，这让田家英完全绝望了。当晚，田家英悬梁自尽。一些港台刊物说，田家英死于他杀，甚至在死前还与卫士发生枪战，都是无稽之谈的传闻。

据说，毛泽东在去世前一年，想起田家英这位跟随自己18年的秘书，叹息说：“田家英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或许此时毛泽东终于理解了田家英的一片苦心，但一切已经太晚了。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田家英是被“四人帮”迫害死的，这种说法没有道理。田家英并没有受到谁的迫害，也没有人冤枉田家英，他自己的确做了一件违反纪律的事。秘书的职责是为领导人服务，不管出于什么动机，秘书删改领导人的讲话，都是违反职业道德的巨大错误，对于当了18年秘书的田家英来说，他怎么能不明白秘书的职业道德呢。

也许是田家英太“爱”毛泽东了，拼着自己犯错误，也要保护毛泽东，最后却被毛泽东误解，所以他选择了死。田家英的悲剧，或许可以算作“另类爱的故事”吧。

田家英自杀时还不到知天命之年，仅44岁。如果田家英没有自杀的话，他活到今天也才91岁，他可以写一些《回忆录》，给我们提供研究毛泽东的第一手资料，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和认识毛泽东。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从这个角度来讲，田家英的故事就是悲剧中的悲剧了。1966年3月18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以往的惯例，这种会议田家英都被叫去列席的，可是这次毛泽东没有叫田家英，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毛泽东不再信任他了。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尖锐批评了《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也捎带批评了田家英，他说：“我看你吴冷西是半个马克思主义，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但对没有希望的人，如田家英，我连批评都不批评。”

毛泽东批评田家英的话，传到田家英的耳朵之后，他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田家英一片苦心想要保护毛泽东，却被毛泽东说成是“没有希望的人”，这让田家英感到全身心的崩溃。一个人最难过的，不是来自敌人的迫害，而是来自自己人的误解。自己的一片好心，一片苦心，却被亲人误解成坏心，那是最最难过的。

毛泽东是田家英爱戴和仰慕的领袖，又跟毛泽东长达18年近距离生活在一起，田家英已经把毛泽东看成是自己最亲近的人。田家英自幼丧父，毛泽东几乎成了他心目中的父亲。连自己最亲近的人，都误解自己，这是很多人选择自杀的原因。田家英的自杀，也应该是这个原因。

1966年5月22日，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代表中央找田家英谈话，说：“中央认为你的错误是严重的，不适宜担任现在的工作了。中央要你马上把有关毛主席的手稿、文件清理一下，全部交出来。”

安子文是宣布对田家英的撤职，这让田家英完全绝望了。当晚，田家英悬梁自尽。一些港台刊物说，田家英死于他杀，甚至在死前还与卫士发生枪战，都是无稽之谈的传闻。

据说，毛泽东在去世前一年，想起田家英这位跟随自己18年的秘书，叹息说：“田家英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或许此时毛泽东终于理解了田家英的一片苦心，但一切已经太晚了。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田家英是被“四人帮”迫害死的，这种说法没有道理。田家英并没有受到谁的迫害，也没有人冤枉田家英，他自己的确做了一件违反纪律的事。秘书的职责是为领导人服务，不管出于什么动机，秘书删改领导人的讲话，都是违反职业道德的巨大错误，对于当了18年秘书的田家英来说，他怎么能不明白秘书的职业道德呢。

也许是田家英太“爱”毛泽东了，拼着自己犯错误，也要保护毛泽东，最后却被毛泽东误解，所以他选择了死。田家英的悲剧，或许可以算作“另类爱的故事”吧。

田家英自杀时还不到知天命之年，仅44岁。如果田家英没有自杀的话，他活到今天也才91岁，他可以写一些《回忆录》，给我们提供研究毛泽东的第一手资料，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和认识毛泽东。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从这个角度来讲，田家英的故事就是悲剧中的悲剧了。

1965年12月22日，就是毛泽东在杭州与“五秀才”谈话之后的第二天，彭真到杭州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这是毛泽东抛出《评/海瑞罢官》的炸弹后，第一次与彭真面对面地谈话。

在这次毛彭会面14天前的1965年12月8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批判罗瑞卿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资格，彭真应该来参加这次重要会议，可毛泽东却说“让彭真在北京看家”，没让彭真来开会。毛泽东为什么不让彭真参加这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呢？

原因是明显的。因为毛泽东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解决罗瑞卿的问题，而不是彭真的问题。当时，毛泽东与彭真在《评/海瑞罢官》的问题上，已经搞得很僵了。如果毛泽东见到彭真，不提起《评/海瑞罢官》，那就成为毛泽东“怯弱”的表现，反而让彭真占了上风；如果毛泽东跟彭真提起《评/海瑞罢官》，双方引发起争论，那么这次会议的主题，就会从批罗瑞卿，转移到《评/海瑞罢官》的问题上，这就会打乱毛泽东的部署。

毛泽东不让彭真来参加批罗瑞卿的会议，是为了保证这次会议不会偏离方向“走题”。1959年的庐山会议，就是因为彭德怀上山来开会，打乱了毛泽东的计划，使那次会议偏离原来准备“纠左”的主题。这次毛泽东不让彭真来开会，也是吸取了上次庐山会议的教训。

刘少奇来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毛泽东也没跟刘少奇提起《评/海瑞罢官》。因为当时刘少奇还是在幕后的，毛泽东也是在幕后，幕前是彭真和江青两个人。这两个幕后老板，现在还没有必要直接出场对决。

我们前面说过，本来彭真应该在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当天，就向毛泽东汇报情况的。可是彭真却拖到一个多月后的12月22日，才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可见彭真这个人的确胆子够大，敢顶毛泽东。早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彭真就说：“谁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毛主席也可能犯错误。”

有人事后劝彭真：“你最好不要公开那么讲。”

彭真却回答说：“实事求是嘛！错误是谁的就是谁的！共产党人尤爱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彭真这个人性格耿直坦率，倒是真的。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彭真复出。很多人认为，彭真被毛泽东整得那么惨，一定要大批毛泽东，出一口怨气。可出人意料的是，彭真这时却没有随大流批毛泽东，反而替毛泽东说话。

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彭真说：“现在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应当怎样看待毛泽东同志这面旗帜。我们反对林彪的说法，什么‘句句是真理’，但有些人走到另一个极端，怀疑否定一切，甚至连‘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样一个已经由半个多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了的事实，居然也有人要否定。”

彭真又说：“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与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是两码事。不过，对个人崇拜，也要历史地看。这是因为，在党的历史上，几次重大关头，毛主席的意见开头多数人不赞成，他是孤立的，但最终的事实证明还是他正确，他高明，他站得高、看得远。这样一来，对他的个人崇拜就逐渐形成了，我也不例外。没有毛主席，我们不可能在一九四九年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彭真还替毛泽东辩护说：“现在事后诸葛亮太多了，成绩是大家的，错误你就没份？好多错事的决定，我也举手了，不能毛主席去世了，就都推在他身上。现在一些人写回忆录，多是讲自己一生如何正确，错误都是毛主席的，这不公正。毛主席是有很大的错误，我们有没有责任呢？不能把账都算在毛主席头上，我们这些人都有责任。”

据彭真的秘书后来回忆说，他曾对彭真说：“有些同志反映，你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得那么惨，复出后又高度评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使人感到不理解，你这是何必呢？”

彭真说：“不能这样看问题。不错，我在文革中失去自由十二年，监禁、坐牢九年，流放三年。就个人讲，我能没气？但是，作为共产党员，首先要考虑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现在的问题是，今后我们举什么旗？我看，只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能够凝聚全党、全国人民。这面旗帜能丢吗？丢不得！如果丢了这面旗帜，必然造成混乱。”

上面说了不少彭真1979年的事，让我们再把时间转回到1965年12月22日，彭真到杭州见毛泽东汇报工作。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单独见彭真，而是让彭真与杨成武、康生一起汇报工作。在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毫不隐讳地对彭真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 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彭真果然大胆，当场顶撞毛泽东说：“我们经过调查，没发现吴晗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

彭真直接顶回了毛泽东的话。如果这时毛泽东再继续跟彭真说下去，两个人就要发生争论，毛泽东说不定又要忍不住“骂娘”了。毛泽东明白，现在还不是跟彭真“骂娘”的时候，他接受了上次跟刘少奇争论，结果反而吃了大亏的教训。所以这次毛泽东忍住气，用一句话结束了这个话题，毛泽东说：“吴晗问题先不做结论，两个月以后再做政治结论。

毛泽东说完，就跟杨成武和康生谈起话来。彭真原以为毛泽东要大大对他发一次脾气，甚至大骂他一顿，他也准备好了各种应付毛泽东的说辞和讲法。可是没想到毛泽东一下子就把这个话题打住了，不再跟他谈了，这让彭真反而“被动”起来。

彭真这次来，同时也带着刘少奇的嘱托，希望把这件事，直接与毛泽东做一个“了断”。刘少奇和彭真认为，他们跟毛泽东一起批吴晗，已经很给毛泽东面子了，希望毛泽东批完吴晗之后，就把这件事大事化小地结束掉。

可是毛泽东不再谈《海瑞罢官》的事，让彭真无法回去向刘少奇交待。于是彭真在临走的时候，向毛泽东提出，希望明天他能够单独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同意了彭真的要求，11月23日，毛泽东与彭真进行了一场单独谈话。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但遗憾的事，至今没有人披露过他们谈话的内容。只是彭真回到北京对别人说：“主席赞成我的‘放’的方针，吴晗的问题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

毛泽东的本意，肯定是不会赞成彭真所谓的“放”。因为这个“放”，就是搞刘少奇“浑水摸鱼”那一套，这样就会把毛泽东的斗争大方向转移掉。但彭真为什么说毛泽东“赞成放”呢？第一个可能性是，毛泽东并没有赞成“放”，而是彭真放出的烟雾弹，假传圣旨；第二个可能性是，毛泽东出于计谋的考虑，违心地赞成了彭真的“放”。

不过从各种迹象来看，彭真假传圣旨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彭真只是在会议上口头这么说，没有在书面材料中提到毛泽东赞成“放”。如果毛泽东真的说“赞成放”，那么彭真应该赶快弄个书面材料，把毛泽东的“意见”传达下去，这样对刘少奇和彭真都是很有利的。

彭真从杭州回到北京后，1966年1月2日，召集文教、报刊和部队的有关负责人三十多人开会，传达毛泽东的精神。这次会议上，先由胡绳传达毛泽东12月21日，关于哲学问题和史学问题的谈话，然后康生传达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谈话，康生说：“毛主席讲了，《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庐山会议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吴晗1959年6月写了《海瑞骂皇帝》，1959年9月写了《论海瑞》，1959年底，也就是彭德怀罢官以后，开始着手写《海瑞罢官》。”

康生的话，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到会的这些人，已经料到毛泽东的态度，对毛泽东说出这些话来，也毫不奇怪。

之后彭真发言，说：“主席批评我们懒，我们的同志总要学习些知识才行。这场争论，要扯多宽就扯多宽，要扯多久就扯多久。”

彭真因为是跟毛泽东单独谈话，康生也不知道他们的谈话内容，所以无法质疑彭真传达的毛泽东的话。

中宣部长陆定一，马上接过话题说：“社会科学、文学方面的问题多得很。对古人的评价，历史主义、现实主义、形象思维、美学，一个题目一个题目的来。解决这些问题，要一、二百年。”

彭真说“要扯多宽就扯多宽”，陆定一就把争论的宽度，扩大到“历史主义，现实主义，形象思维，美学”；彭真说“要扯多久就扯多久”，陆定一就把争论的时间，拖长到“一、二百年”。

康生反驳说：“批判吴晗要同庐山会议结合起来。日前吴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自我批评，实际上是‘自我批准’、‘自我开脱’，吴晗的要害是‘罢官’”。

这次会议上，康生是孤立的，没有人赞成康生的意见，当然也没有人反对康生的意见，他的话等于白说。

彭真没有直接反驳康生的话，而是说：“对吴晗的批判，要慢作政治结论。吴晗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反右派斗争时都是左派，邓拓也是左派，他署名‘向阳生’的文章，是我叫他那样写的。”

彭真接着说：“任何人的文章都可以一分为二。我在上海讲，你《解放日报》、《文汇报》自己也发表了不少错误文章，也应该清理清理。”

文化部副部长周扬插话说：“《解放日报》推荐《海瑞上疏》是加了按语的。”

彭真接过话来说：“对于他们的错误，中央报纸也可以批评。”

陆定一也说：“上海发表姚文元同志文章，根本没有跟我这个中宣部长打招呼。”

彭真又接过话来说：“上海同志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陆定一说：“当前这场讨论，是学术性的。这次批判吴晗，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搞,这有利于思想的展开。”

彭真和陆定一两个人一唱一和，定下了这次会议的基调，把批吴晗变成一个马拉松式的无限扩大和无限拖长战役，把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变成学术讨论，最后不了了之。

到此为止，毛泽东在这场批《海瑞罢官》的战役中，一直是输家。毛泽东不得不从另外一个渠道打开突破口，这就是“军队”

1965年11月10日，毛泽东抛出《评/海瑞罢官》，正式发起对刘少奇的进攻。到1966年1月，毛泽东发起的这场进攻已经两个多月了，但这场进攻对刘少奇不但没有造成什么打击，反而是毛泽东自己节节失利，颜面尽失。毛泽东发现必须动用自己手上的最后一张王牌了，那就是军队。说到军队，就不得不说说军队的大管家淋彪。

林彪，1907年生，比毛泽东小14岁，原名林育蓉，后来他嫌自己的名字太女人气，遂改名林彪。林彪一家，可谓革命的一家，他的堂兄林育南和林育英，都是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林彪的堂兄林育南，1921年加入中共，是最早的党员之一。不幸林育南1931在上海被捕，随后国民党被枪决，时年33岁。

林彪的另一位堂兄林育英，1922年入党，也是资格极老的党员，为中共六大中央委员。1937年，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设三个师，115师、120师和129师，林彪任115师师长，林育英任129师政委，可见林育英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可惜1942年，林育英在延安病逝，毛泽东亲自为他提写墓碑。

林彪的亲弟弟林向荣，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任解放军团长，1949年在战斗中牺牲。当时林彪已是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所以林向荣所在的部队向林彪写信检讨，为林向荣牺牲一事向林彪道歉。而林彪的回信只是简短的几个字：“为革命而牺牲完全应该！”

当时中共高层，像林彪这样的革命一家也很多。毛泽东本人就是典型的革命一家，出了四个革命烈士。毛泽东的亲弟弟毛泽民，1922年入党，1934年参加长征，1943年在新疆被国民党处死。毛泽东的另一个亲弟弟毛泽覃，1923年入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35年战死。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1923年入党，1929年被国民党枪杀。还有毛泽东的前妻杨开慧，1930年被国民党枪决，时年29岁。毛泽东1959年回到故乡韶山，想起自己一家在革命中死去的亲人，写下“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诗句。

1924年，林彪在堂兄林育南的引导下参加革命，1925年，18岁的林彪经林育南介绍入党。当时正赶上中央选派优秀的青年党员，投考广州黄埔军校，为中共准备军事人才。林彪得到推荐，1926年进入黄埔军第四期，编入步兵科第2团2营3连。林彪是当时少数公开身份的中共党员，担任3连中共党支部书记。1926年底，林彪提前毕业，进入北伐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当排长，参加了北伐战争。

林彪在黄埔军校当学生期间，当时他的一些老师，后来反而成了他的部下。这些人有：周恩来，时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时任教授部副主任；聂荣臻，时任政治教官；陈毅：时任武汉分校党委书记。

1927年，林彪以一个排长的身份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林彪随朱德与毛泽东会师井冈山，当时林彪只不过是一个营长。在井冈山上，毛泽东一眼就看出林彪与众不同，是一匹难得的千里马，对林彪予以破格的大胆重用。1930年，23岁的林彪任红四军军长，1932年，25岁的林彪红一军团总指挥，成为中共最年轻的高级军事指挥员。之后林彪的辉煌是人所共知的，这里不在赘述。

毛泽东重用林彪，林彪也没有给毛泽东丢脸，打了很多漂亮仗，成为中共军队中战功最大的将军。现在大家都承认林彪是一位天才的将军，但林彪这匹千里马，如果没有遇到毛泽东这个伯乐，恐怕将默默无名地埋没在历史的尘烟之中。

林彪刚开始在叶挺的手下干，没有得到重用；后来在朱德的手下干，也没有得到重用。只是遇到了毛泽东，才把林彪从一个小小的基层军官，直接提拔为高级将领。如果朱德能慧眼看出林彪这匹千里马，早点提拔重用林彪，那么中共的历史就要改写了。

蒋介石曾经叹息说：“为什么中共总是有那么多人才，而我们这边总是没有人才。”其实中共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才，与毛泽东这个慧眼伯乐是有很大关系的。毛泽东发现了很多千里马，并大胆提拔重用他们，这才造就了中共的“人才济济”。没有毛泽东的慧眼和大胆提拔，林彪等很多优秀人才，不可能脱颖而出。就像后邓小平说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共产党现在可能还在上海的租界里争吵呢。”

毛泽东对林彪是有知遇之恩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林彪的辉煌，这点林彪是打心眼里感激毛泽东的。所以每当毛泽东遇到困难时，林彪就会跳出来挺身支持毛泽东。有人说林彪支持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出于他的“政治野心”，这个并不公正。应该说林彪支持毛泽东，首先是对毛泽东个人的“报恩”，因为毛泽东是林彪的大恩公嘛。

林彪与毛泽东在战争年代的关系是十分融洽的，可是在1950年，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发生了一次危机，这就是朝鲜战争。当时毛泽东准备让林彪挂帅志愿军总司令出兵朝鲜，可是林彪却托病拒绝了，毛泽东只好改派彭德怀出任志愿军总司令。

林彪为什么拒绝挂帅出兵朝鲜呢？现在有几种流行的观点：第一种是说林彪真的病了，不能去；第二种是说林彪怕美国人，不敢去；第三种是说林彪反对出兵朝鲜，不愿去。我们认为这三种观点，都没有说到问题的根本之处。

这里我们不妨站在林彪的角度思考一下，如果林彪挂帅出兵朝鲜，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第一种情况是打败仗，这不仅毁了林彪本人一生的英名，也让毛泽东难堪。不过林彪对这种情况并不是特别担心，因为他有自信不会输给美国人；第二种情况是打胜仗，特别是打了大胜仗，这倒是让林彪最为担心的。

林彪在解放战争中功劳极大，有人说林彪的队伍打下了中国的半个江山，这也不算过分。这个巨大的军功，让林彪在军队中无形地建立起很高的威信。如果这次林彪挂帅出兵朝鲜，再打一个大胜仗，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功的一大半，都要记在林彪的名下了，林彪的功劳就太大了。林彪在解放军中的威信，就会逼近甚至超过毛泽东了。

林彪不是彭德怀那种单纯的军人，他同时也是精明的政治家。林彪完全明白，如果他在军队中的威信逼近或者超过毛泽东，不但他自己非常危险，而且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也无法正常相处了。这种“功高震主”的情况，自古以来都是极其危险的事，所以林彪不能让“功高震主”的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

毛泽东让林彪挂帅出兵朝鲜，这就让林彪为难了。因为林彪知道自己的功劳已经太大了，不能再立功了，再立功就要“功高震主”了。林彪只有拒绝挂帅出兵朝鲜，才能避免出现“功高震主”的情况，所以林彪不顾毛泽东的再三邀请，坚持拒绝挂帅出兵朝鲜。

后来林彪在1959年批彭德怀时说：“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此言一语双关，暗示林彪为了让毛泽东成为唯一的大英雄，他自己放弃了挂帅出兵朝鲜，这个当“大英雄”的绝好机会。

毛泽东请林彪挂帅出兵朝鲜，被林彪拒绝了，这当然让毛泽东十分生气，一度给林彪“发了转业费”，使林彪成为无任何职务的“病号”。但后来毛泽东终于明白了林彪的一番苦心，明白林彪不挂帅出兵朝鲜的原因，是不跟自己争当大英雄。

于是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变，1954年让林彪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排在邓小平之前；1955年让林彪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中共“八大”上，毛泽东以全票少一票，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而少的那一票，是毛泽东自己投给林彪的。1958年林彪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在中共高层排名列第六。1959年打倒彭德怀后，林彪接任国防部长，全面接管了军权。

1960年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前林彪只是毛泽东手下的一挂将领，只是帮毛泽东打仗，从没在政治上帮助过毛泽东。那时在政治上帮助毛泽东的是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建立了毛泽东的精神领袖地位。在毛泽东政治上得势的年代，林彪从来没有跟着刘少奇大树大捧“毛泽东思想”。

1960年毛泽东退居“二线”，在政治上失势了，这时毛泽东开始需要林彪在政治上帮助他了。林彪也正是毛泽东在政治上失势之后，才开始大肆吹捧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著作，在政治上力挺毛泽东。

林彪在毛泽东最得势的时候，并没有吹捧毛泽东，他反而在毛泽东最失势的时候，大肆吹捧毛泽东。可见林彪对毛泽东的吹捧，不是出于什么野心，而是出于报恩之心。林彪本来并不想从政，可是为了保卫毛泽东，林彪不得不出来从政了。

如果说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是毛泽东打出的“倒刘第一炮”的话，那么江青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就是毛泽东打出的“倒刘第二炮”。

1966年1月21日，这天是农历大年初一的春节，江青亲自拜访住在苏州疗养的林彪。江青一方面是代表毛泽东给林彪拜年，另一方面则是请林彪帮忙，帮她在部队里召开一个“文艺座谈会”。江青对林彪明确说：“这个座谈会，不是我要搞的，是主席让我来请‘尊神’。”

江青不搬出毛泽东不行，因为江青本人在军队没有任何职务，是没有资格在军队召开座谈会的。所以江青这个座谈会，必须要加上一个“林彪托江青召开”的前提，才能说得过去。

林彪对江青的“帮忙”要求，是什么态度呢？据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回忆说，林彪对江青很冷淡，江青对林彪也很不客气。林豆豆的回忆摘要如下。

江青说：“你应该多关心一些文艺工作。”

林彪答：“我不懂。”

江青说：“主席最近有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指示，你看过没有？”

林彪答：“看过。”

江青问：“你对建国后十七年的文艺工作怎么看？”

林彪答：“方向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是艺术水平问题。”

江青又问：“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不是我要搞的，主席让我请尊神。”

林彪答：“我的身体不好。”这时谈话的气氛已经很紧张了，谈话不欢而散。

林豆豆的回忆是在江青被打倒之后，她的话明显有为林彪辩护的倾向，给人造成一种林彪在反对江青的印象。林豆豆回忆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因为它与后来林彪的所作所为不符，在逻辑上也说不过去。

尽管江青对这次谈话没有披露细节，但她在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时候，明确说：“我没有办法呀，困难呀，春节期间去苏州向林总谈了我的意见，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林总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同意我找你们几位谈一谈。我不敢随便找呀，我是得到林总批准才找你们的。”

江青说“林总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与林豆豆回忆的情况大相径庭。不过从后来的各种情况来看，应该说江青的话是可信的，是符合逻辑推理的。因为林彪在这段时间，一直大肆吹捧毛泽东，不可能对江青那么冷淡，因为这个座谈会是毛泽东提出要召开的。而且，江青把林彪称为“尊神”，可见江青对林彪的态度应该是十分恭敬的，不会像林豆豆说的那样，态度十分傲慢。

第二天，林彪马上给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指示，要他们协助江青开会。林彪说：“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

在林彪的安排下，江青的“部队文艺座谈会”于1966年2月2日在上海召开，一般人想象这次“部队文艺座谈会”，应该是几百人参加的壮观大会。其实不然，出席这次座谈会的人，连江青算在内，总共才五个人。不过部队派出的四个人：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中将，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李曼村少将、总政治部文化部长谢镗忠少将和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少将，都是将军级的部队文艺部门负责人，足见林彪对此事的重视。

后来有人说，林彪只派出四个人跟江青开座谈会，是给江青冷场，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开一个几个人的小型会议，正是江青本人提出的。江青在一开会就宣布三条纪律：“不准记录，不准外传，不准让北京知道。”

这里所谓的“北京”，当然指的就是刘少奇的“一线中央”。既然这次会议要瞒着刘少奇开，就必须是一个几个人的秘密小会，不可能是几百人的大型会议。

这次所谓的“部队文艺座谈会”，实际上只是江青一个人谈，其余四个人都是听听而已。据刘志坚回忆说：“会议没有一个日程安排，也没有一个议题，每天听江青谈话。江青也没有什么提纲，而是想到哪儿讲到哪儿，经常内容重复，她讲累了就散会。”

江青谈话之后，就是看电影，参加会议的四个人，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陪江青看电影上。江青自己也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结果大家看了十几天电影，会议就结束了。

这就出来一个问题。毛泽东亲自让江青到部队去召开一个“文艺座谈会”，结果江青也不好好准备一下，既没有日程，也没有议题，她一个人随便讲话，请大家看看电影，就结束会议了。难道这是江青不认真执行毛泽东的指示，随便应付差事吗？

这并不是江青随便应付毛泽东，而是这次会议，本来就是一个形式。毛泽东要的不是这次会议的具体内容，只是要一个会议的“纪要”。而这个会议的纪要，并不是真正开会的纪要，而是事先准备好的一篇文章。毛泽东是借着这次开会的名义，用“会议纪要”的形式，来发表他的一篇文章。

毛泽东要发表的这篇文章，与参加座谈会的四位将军并没有直接关系，也不是江青自己写的，它是出自一个写作班子。这个班子的成员有陈伯达、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泽东本人也亲自参与修改三次。由此可见，这篇《纪要》是毛泽东花费很大心思，搞出来的一篇重头文章。那么它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这篇文章的目的，其实也很简单，它是想向一般党员群众公开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分歧和路线斗争。

当初毛泽东搞的《评/海瑞罢官》，原本是想通过批判《海瑞罢官》，掀起一场政治大辩论。进一步通过这个政治大辩论，向广大党员干部和一般群众，公开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分歧与斗争。而“公开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分歧”，这是毛泽东与刘少奇进行斗争的焦点核心。【

刘少奇的战略是，向一般党员群众隐瞒他与毛泽东的矛盾分歧。刘少奇要让广大群众相信，党中央是团结一致的，更要让广大群众相信，毛泽东是完全支持和赞成他刘少奇的。

而毛泽东的战略则是，向一般党员群众公开他与刘少奇的矛盾分歧。毛泽东要让广大群众知道中央高层正在进行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毛泽东自信，他在一般党员群众中间的威信，要远远高于刘少奇。如果广大群众知道了毛泽东与刘少奇有巨大的矛盾分歧，正在进行激烈的斗争，那么人民群众一定会站到毛泽东这一边，一定会支持毛泽东的。那么毛泽东就可以借助人民群众的力量，一举打倒刘少奇。

因此，向群众公开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分歧，就成为这场斗争的关键。刘少奇很清楚，一旦向一般党员群众公开了他与毛泽东有矛盾分歧，那他就完了，非下台不可；而毛泽东也很清楚，一旦向一般党员群众公开了他与刘少奇有巨大的矛盾分歧，那他就胜利了。

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斗争，就是围绕着“公开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分歧”而展开的。刘少奇千方百计要对人民群众隐瞒和捂住他与毛泽东有分歧，而毛泽东则千方百计要公开和暴露他与刘少奇有分歧。

毛泽东打出《评/海瑞罢官》这颗重磅炸弹，就是要借此向人民群众公开他与刘少奇的矛盾分歧。可是这颗重磅炸弹，被刘少奇的“浑水摸鱼”一挡，变成一颗小小的“学术讨论”炸弹，使人民群众误以为，这不过是一场知识分子之间的学术辩论，消除了毛泽东借此向群众公开党中央高层矛盾分歧的危险性。

《评/海瑞罢官》的炸弹失败后，毛泽东不得不抛出第二颗炸弹，试图再次向一般群众公开他与刘少奇的矛盾分歧。上次毛泽东启用“姚文元”这个小人物出面打头阵，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于是这次毛泽东改变战术，启用“林彪”和“江青”这两个大人物出面打头阵，首先造成一个名人效应的声势效果。

另外，上次毛泽东利用地方报纸来发起进攻，但根本攻克不下刘少奇控制的宣传机构，刘少奇用“一手捂”、“一手转移目标”的手法，完全化解了毛泽东的攻势。所以这次毛泽东也改变战术，改用发党内文件的方式，把一份反映他与刘少奇矛盾分歧的文件，一直发到基层党组织，让一般党员和群众知道，毛泽东与刘少奇并不是亲密无间的革命同志，他们两人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路线斗争，

毛泽东知道，如果利用刘少奇掌握的党政系统发出这份文件，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这份反映尖锐矛盾斗争、火药味十足的文件，一定会被刘少奇的党政系统“过滤”，经过过滤的文件，就会变成一份没有火药味的粉饰太平的文件了。

因此，毛泽东这次要绕过刘少奇掌控的党政系统，改而用林彪掌控的军队系统，来把这份火药味十足的文件发下去，先从军队，再到地方，逐步让广大人民群众知道中央正在进行激烈的路线斗争。

1966年2月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打响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第二炮。毛泽东的这个第二炮的内容和份量，远远超过了第一炮《评/海瑞罢官》。《纪要》是一个非常高超的政治性文件，《纪要》中包含有两条线：一条明线，一条暗线，同时炸向刘少奇。

所谓“明线”，就是用“明语”写给一般群众看的；而“暗线”，则是用“暗语”写给中共高官们看的。因为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一套暗语，不是本行业内的人，是读不懂这些暗语的。中共高层也有自己的一套暗语。一般人看《纪要》，只能读懂它字面的意思，也就是“明语”的意思；而中共高官们，就能读出字面背后的意思，也就是“暗语”的意思。

《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是这么开始的：“1966年2月2日到2月20日，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邀请部队的一些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座谈。”然后又说：“林彪同志对参加座谈会的部队同志做出指示，萧华同志和杨成武同志对这次座谈都表示热情赞助和支持”。

《纪要》里这段话，“明语”的意思很简单，只是说林彪委托江青开一个部队文艺问题座谈会，林彪做了指示，萧华和杨成武表示支持。

但《纪要》里这段话，“暗语”的意思就不这么简单了。这是毛泽东对中共高官们表示的“力量显示”，它要告诉高官们，这个《纪要》跟上次的《评/海瑞罢官》不同，它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人搞的，而是得到国防部长林彪、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和总参谋长杨成武的“热情赞助和支持。毛泽东这是挑明，这次并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人反击刘少奇，而解放军都是支持我的，军队是在我这边的。

因此，后来江青在文革中说：“这个《文艺座谈会纪要》，是请了人民解放军的‘尊神’来攻他们，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

《纪要》的中心和主题，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一个极具爆炸性的观点，说：“建国十六年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

《纪要》里这段话，“明语”的意思一般人都明白，就是党中央高层出现了一条反对毛泽东的“黑线”。但这条“黑线”具体是什么呢？当时的一般人是搞不清楚的。

但《纪要》里这段话，用“暗语”来理解，它的意思就很清楚了。因为建国以来，主管文艺界的是刘少奇，所以“文艺界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那么这个“黑线”的源头，自然就是指刘少奇了，别无他人。

《纪要》中又说“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里的“我们”是谁？明白中共高层隐语的高官们，马上就能看出这句话的“暗语”意思，这里的“我们”就是毛泽东，也别无他人。

如果把《纪要》上述这段话的“暗语”意思，翻译成“明语”的话，这就是：“刘少奇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刘少奇已经专了毛泽东的政。”

《纪要》中提出这个惊人论点之后，又提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说：“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纪要》里这段话，“明语”的意思一般人也都明白，就是号召大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进行一场斗争来搞掉这条黑线。但这里的“党中央”是谁？“黑线”又是谁？一般人就搞不清楚了。

而《纪要》里这段话，用“暗语”来理解的话，它的意思也很清楚。这里的“党中央”无疑就是毛泽东了，“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就是彻底打倒刘少奇。如果《纪要》中这段话的“暗语”意思翻译成“明语”，这就是：“我们一定要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进行一场大革命，彻底打倒刘少奇。”

现在有不少人写文章说，文革开始后，很多高官还“不知道”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是要打倒刘少奇，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其实毛泽东在文革之前的这篇《纪要》中，用中共的暗语，明白地公开表示：“我要发动一场彻底打倒刘少奇的大革命”。凡是读了这篇《纪要》的中共高官，一定能理解《纪要》中暗语的含义，心中一定很明白，毛泽东已经准备彻底打倒刘少奇了。

高官们尽管知道了毛泽东的心思，但他们还是要观望。高官们都知道，毛泽东“想”打倒刘少奇，但“想”打倒，不等于“能”打倒，所以他们还要观望。高官们也都看到，毛泽东在近来发起的对刘少奇的攻势中，都是毛泽东自己节节败退下来，所以他们不会轻易站到毛泽东这边来。

为此，毛泽东在《纪要》的最后结尾处，写了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说：“要教育我们的同志，读一辈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书，革一辈子命。特别要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晚节，一个人能保持晚节是很不容易的。”

大家都知道“晚节”的字面意思，但字面的意思，并不等于它背后的意思。这里毛泽东用暗语所说的“晚节”，是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毛泽东经常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对你们的感情很深。可是，如果你们腐化了，就不要怪我翻脸不认你们。”

毛泽东这句“晚节”的“暗语”意思，是声明毛泽东本人做事，将是“翻脸不认人”的。很多高官跟毛泽东干了一辈子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对毛泽东作出过很大帮助和贡献。所以，毛泽东在这里用暗语对高官们说：“现在到了考验你们的时候了，你们是选择继续跟我，也就是‘保持晚节’；还是选择不跟我了，即‘晚节不保’。如果你们‘晚节不保’，选择不跟我了，就不要怪我翻脸不认人，你们过去对我的帮助和贡献，都一笔勾销。到时候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你们可别怪我不念旧情。”

后来周恩来进一步阐明了毛泽东的意思，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特别提到“保持晚节”的问题，明确地说：“提醒大家注意，晚节不保，一笔勾销。”

特别耐人寻味的是，《纪要》的结束语是这样一句话：“一个人能保持晚节是很不容易的。”

为什么保持晚节“很不容易”？这句话用“明语”是理解不了的，但用“暗语”就很好理解了。因为现在刘少奇的股势高涨，是牛股，而毛泽东的股势低落，是熊股。大部分人出于投机心理，都去抢购刘少奇的牛股，能够光顾毛泽东的熊股，当然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毛泽东提醒高官们说：“一个人能保持晚节是很不容易的。”

综上所述，毛泽东搞的这个《纪要》，是一个高超的政治文件。毛泽东一方面用“明语”告诉一般党员群众，党中央出现了重大矛盾分歧，出现了反对毛泽东的“黑线”，这就可以达到毛泽东把他与刘少奇的矛盾，公之于众的目的。

毛泽东另一方面又用“暗语”，向中共高官们显示力量、督促和警告。第一，毛泽东显示自己的力量，告诉高官们：军队是完全支持我的。第二，毛泽东督促高官们快点选择，是跟我，还是跟刘少奇，别再旁观中立了；第三，毛泽东警告那些选择不跟他的人，如果“晚节不保”，那我们的旧情就一笔勾销了。你要好好想想后果，我可是“翻脸不认人”的。

在后来文革中打倒彭真的时候，彭真在大会上为自己辩护，说：“是谁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

事实证明，是彭真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但此时彭真再提自己过去的功劳，已经为时已晚，因为毛泽东已经借《纪要》警告过所有的高官们：“晚节不保，一笔勾销。”

毛泽东的这个《纪要》，理所当然遭到刘少奇的抵制。刘少奇控制的中央，虽然同意把《纪要》发下去，但这个《纪要》却是以“机密文件”下发的，传达范围限在县团级以上。中央办公厅还特别说明：“这个文件，不要登党刊，并注意保管，切勿遗失。”

刘少奇控制的中央办公厅，把毛泽东的《纪要》当作“机密文件”处理，就等于把这份文件“捂住了”，让毛泽东向一般群众公开“他与刘少奇的矛盾”的企图，再次落空了。

为此，毛泽东指示《解放军报》把这篇《纪要》的内容，改写成一篇社论，公开发表。1966年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把《纪要》的精神基本反映出来了。

但《解放军报》的社论，与中央文件的份量，那就相差太远了。所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第二炮，也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效果。直到一年后，刘少奇被打倒了之后，1967年5月29日，《纪要》才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出来。

常言说“敌人磨刀，我们也磨刀”，就在毛泽东炮制《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的同时，刘少奇也在炮制一份针锋相对的文件《二月提纲》。

先看看《二月提纲》的背景。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揭开了全国范围的批判吴晗和《海瑞罢官》。此时刘少奇再次使出“浑水摸鱼”之计，把对吴晗的政治批判，转变成一场学术批判。一时间全国出现一场批判混战，批判株连的人越来越多，连郭沫若都被卷了进去，出现了一次惊动中共高层的“郭沫若辞职风波”。

现在水已经搅浑了，刘少奇要开始“摸鱼”了。从11月10日开始的批《海瑞罢官》，已历时两个多月，但到现在为止，党中央还没有对这个问题“表态”。刘少奇认为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可以利用他掌握的“一线中央”发一个文件，给这场批《海瑞罢官》运动制定一个“调子”，规定一个“方针”，掌握这场运动的主动权。

于是刘少奇指示彭真召开一次“文革五人小组”会议，先搞一个《提纲》出来，然后送交中央政治局讨论。在会议召开之前，彭真让人准备了几份材料，会议就在这几份材料的基础上展开讨论。这几份材料背后的玄机很大，体现出刘少奇的政治手腕和智慧，下面我们就看看其中最为重要的五份材料。

第一份材料是《汇报关锋同志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关锋是毛泽东的秘书，他在1962年写的四篇小品文，有与吴晗类似的观点，按理说也应该被批判。刘少奇抓住关锋，就是要让毛泽东左右为难。

如果毛泽东“保”关锋，党内高官们就会对毛泽东有“看法”，不满毛泽东包庇自己人；如果毛泽东不“保”关锋，那么就可以刘少奇就可以组织人批判关锋了，这同样让毛泽东为难。因为毛泽东批判别人有问题，而自己手下的人也有问题。所以不管毛泽东“保”关锋，还是不“保”关锋，赢家都是刘少奇。

第二个材料是《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等同志》。为什么要批郭沫若呢？因为郭沫若写了两首赞美海瑞的诗。吴晗写了赞美海瑞的《海瑞罢官》被批判，如此类推，郭沫若写了赞美海瑞的诗，当然也应该被批判。

第三个材料是《关于郭沫若同志的一封信的汇报》。郭沫若听说要批判他的“风声”之后，马上给上级写了一封辞去一切职务的信，反映出他的紧张情绪。郭沫若说：“从最近批判‘海瑞罢官’等问题，感到自己的问题也很多。我感到自己是一潭臭水，只是盖子未揭开，一揭开盖子，问题是很多的。我继续担当现在这些职务，怕影响不好，于心很不安，自己感到惭愧。我连现在住这样的房子也感到不安，有时想到是否让我下去锻炼锻炼，当一个中学教员。”

刘少奇为什么要把郭沫若弄出来批呢？因为郭沫若是跟毛泽东私人关系最亲密的文人。毛泽东与郭沫若的私人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呢？毛泽东戴的手表，就是郭沫若送的。

1945年，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会见郭沫若等一批左翼文人。当郭沫若与毛泽东握手时，他发现毛泽东竟然没有手表。那个年代，手表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郭沫若觉得毛泽东没有表，不太够体面，于是就当即摘下自己手腕上的欧米茄手表，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也不拒绝，当场欣然接受，戴到自己手上。

郭沫若送给毛泽东的欧米茄手表，是瑞士名牌表，价格不菲。毛泽东一般是不收别人礼物的，但这次却是例外。第一，郭沫若在公开场合向毛泽东赠送如此贵重的礼物，显示了他对毛泽东的敬仰，更显示了毛泽东在文人中的威望与人气；第二，郭沫若在重庆向毛泽东送重礼，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所以毛泽东不能辜负郭沫若的这片心意。

之后毛泽东一直戴着郭沫若送的这块手表。后来这块表越来越旧，表壳发黄，字迹模糊，工作人员建议他换一块，但毛泽东不同意，一直戴到他去世。

现在刘少奇提出批郭沫若，也是要让毛泽东难堪。高官们都知道毛泽东与郭沫若的私交甚好，如果毛泽东“保”郭沫若，别人就会不满毛泽东的办事不公平。与毛泽东没有私交的吴晗，写了赞美海瑞的东西就要被批判；而与毛泽东有私交的郭沫若，同样写了赞美海瑞的东西，就被保护没关系。

第四个材料是《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的材料》。因为当时关于海瑞的戏，除了《海瑞罢官》之外，还有《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所以刘少奇把有关海瑞的戏，都拿出来批判，这样就大大分散了批吴晗一个人的压力。

第五个材料说《参加演出〈海瑞罢官〉的演员的检讨文章》。刘少奇把参加《海瑞罢官》的演员，也弄出来批判，这也是分散批吴晗一个人的压力。

1966年２月３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主持召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前面说过，“五人小组”是1964年7月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文艺界的整风。“五人小组”的组长是彭真（中央书记处书记），副组长是陆定一（中宣部部长兼文化部部长），康生（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人民日报》总编辑）。这次参加会议的，除了“五人小组”之外，还有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等人，这天周扬因病缺席。

彭真在会上首先发言，他的态度很“硬”，说：“这场讨论斗争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一要谨慎，二要层层把关。凡是要点名的，都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决不能自行其是。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像郭沫若这样的人都很紧张了，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

陆定一立即赞同彭真的意见，特别讲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教训，说：“学术批判不能过火。”

康生反驳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应该把斗争的锋芒集中到吴晗身上，要揭露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谈吴晗的问题，要联系到庐山会议的阶级斗争背景。”

彭真也反驳说：“我们已经查明，吴晗与彭德怀没有联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彭真又把《关锋材料》拿出来，说：“现在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对那些‘左派’们，也要进行必要的整风，不要让他们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进行挑拨离间和破坏活动，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

康生继续反驳说：“你们不搜集吴晗材料，却专门搜集关锋等左派同志的材料。我们要分清阶级界限，要保护关锋等左派同志，依靠他们组织我们的学术批判队伍。”

但会上康生是孤掌难鸣，大家并不理会他的意见。会议结束后，彭真让许立群起草一份会议提纲，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二月提纲》。

《二月提纲》的全称是《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只有2千多字，这是刘少奇的特点。毛泽东搞的东西都比较长，《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万3千多字，《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万多字。《二月提纲》虽短，但份量一点儿也不轻。

《二月提纲》分六部分，第一部分是“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首先对批判《海瑞罢官》作出一个明确的性质定义“学术批判”，这就熄灭毛泽东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的火力。

《二月提纲》的开场白说：“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已使思想界活跃起来了，盖子揭开了，成绩很大。”

毛泽东明确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但《二月提纲》中只字不提“罢官”和“彭德怀”，却大谈特谈什么“道德继承”、“历史人物评价”等不疼不痒的问题，不动声色地把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指示“抵制”掉了。

《二月提纲》在开场白之后，云里雾里地写了一大堆口号式的空洞文字，然后写道：“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容易完全弄清楚。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这一段是《二月提纲》用“暗语”来批评毛泽东，这里的“学阀”，明显就是指毛泽东了，暗批毛泽东“武断”和“以势压人”。《二月提纲》发表后，上海方面向北京询问，所谓的“学阀”是指什么人？彭真硬气地说：“学阀指的是阿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

《二月提纲》中又写道：“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

这里，刘少奇是用郭沫若来将毛泽东的军。在《二月提纲》的附属文件中，特别添了一份《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等同志》的材料。毛泽东批吴晗，刘少奇就提出来批毛泽东的好友郭沫若，因为郭沫若也写了赞美海瑞的诗歌，性质与吴晗是一样的。

然后《二月提纲》笔锋一转，又指向毛泽东身边的秀才关锋等人，写道：“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

《二月提纲》的附属文件中，有一份《关锋同志等在1962年写的几篇杂文》，因为关锋在那几篇杂文中，明显有用影射的方法骂中央的嫌疑，这样关锋也犯了与吴晗性质一样的政治性错误。这里，刘少奇提出关锋那些“坚定的左派”，也说过各种各样的错话，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因此也需要对他们进行一下“整风”。

最后《二月提纲》进入它的核心文字，提出“左派要相互帮助”，写道：“左派要相互帮助。不要彼此揪住不放，妨碍对资产阶级学术的批判和自己的前进。

这是《二月提纲》的核心，这里刘少奇用“暗语”向毛泽东提议说：“其实我们都是左派，周恩来、陈云他们才是右派。我们要相互帮助，不要彼此揪住不放，这样下去对谁也没好处，‘妨碍自己的前进’。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件事我们两人就此停手，和解了吧。”

2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二月提纲》。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康生、吴冷西等人。当时毛泽东在武汉，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彭真在《提纲》的讨论稿前面写了一个说明：“此件由于时候仓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内传阅和商讨。”

显然，彭真这里耍了一个小花招，绕过康生。因为如果起草这份《二月提纲》要经过有康生参加的“五人小组”来讨论的话，康生肯定是不会同意的，所以彭真就耍一个小花招绕过了康生。

会上彭真说：“现在不敢写文章写戏是个问题，新华社每月收到文章很少，坏人不写是好事，好人不写就不好。范文澜、郭沫若都很紧张，他们写东西多，问题就多。有的人根本不研究学问，但批判起别人很带劲，借批判别人出名。批判应当是同志式的，不要把别人当台阶使。”

邓小平也说：“现在很多人不敢写文章，怕犯错误。戏也如此，只能演兵。电影有的基本是好的，也不叫演，这怎么行。”

康生在这次会上没有发言，他知道既然彭真在起草《二月提纲》时绕过他，他说话也是没用的。

这次会上没有人提出对《二月提纲》的反对意见，于是《二月提纲》就被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但《二月提纲》要下发全党，还要经过最后一道手续，那就是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同意。于是会议决定派“五人小组”，于2月8日亲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

这次会上周恩来没有表态发言，他还是保持严格的中立态度。不过周恩来也知道，尽管他没有赞成《二月提纲》，但也没有反对《二月提纲》，如果他什么也不说的话，毛泽东很有可能会误解他支持刘少奇。

这时周恩来又发挥他“走钢丝”的高超平衡术。2月7日凌晨，周恩来写一封短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信中说：“本来想在彭真同志去主席处谈话之后，再去谈国际问题，现在看来，不宜再晚。提议今日下午三时半，先在少奇同志处一谈。”

刘少奇回复“同意”。于是下午三时半，常委们去刘少奇处开了一次会。这次会的内容没有披露出来，不过这是周恩来主动要求，在彭真去毛泽东之前召开的一次会议。这个会议，在刘少奇看来，可以认为周恩来是在为他刘少奇担心，在彭真临走之前最后做一个提醒和叮嘱。而在毛泽东看来，也可以认为周恩来是在为他毛泽东担心，在彭真临走之前，最后搞清楚彭真到底想要干什么。

周恩来通过彭真临走前的这么一个短会，同时打消毛泽东和刘少奇对他的疑虑，真可谓最高级的政治平衡术

2月8日，彭真带领“五人小组”以及许立群、吴冷西等人，去武汉沙面见毛泽东汇报。许立群先向毛泽东汇报附件材料中的《关锋的杂文》，毛泽东一下就把这个问题挡了回去，说：“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

毛泽东这里选择了“保”关锋。当然毛泽东也知道，“保”关锋肯定会影响他在高官们中的形象，不过此时毛泽东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彭真借这个话题，进一步说：“我们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和学阀的道路，应该进行必要的整风。”

毛泽东又把彭真的话挡回去，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彭真拿出这次他带来的“杀手锏”材料：有关郭沫若的材料。郭沫若曾于1960年看川剧《大红袍（即海瑞传）》时，作七律一首：

“刚峰当日一人豪，克已爱民藐锯刀。堪笑壅君如土偶，竟教道士作天骄。”

“直言敢谏疏犹在，平产均田见可高。公道在人成不朽，于今犹演大红袍。”

郭沫若在1961年2月到海口参观海瑞墓，又作一首赞海瑞的诗：

“我知公道在人心，不违民者民所悦。史存直言敢谏疏，传有平产均田说。”

我们知道，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要点是三个：第一、为海瑞的罢官鸣不平；第二、称赞海瑞搞“分田”；第三、发表的时间是在1959年彭德怀被罢官的庐山会议之后。

我们再看郭沫若的这两首诗，第一、其中有“公道在人成不朽”和“我知公道在人心”，明显是为海瑞鸣不平；第二、其中有“平产均田见可高”和“传有平产均田说”，明显是称赞海瑞搞“分田”；第三、郭沫若这两首诗分别发表在1960年和1961年，与吴晗1961年发表《海瑞罢官》的时间上也是一致。

这样看来，姚文元批判吴晗《海瑞罢官》中的三个要点问题，郭沫若的诗中全部都有，所以如果只批吴晗，不批郭沫若，从道理上说不过去。也正因为如此，郭沫若非常紧张，赶紧提出辞职。

彭真拿出来的郭沫若材料，给毛泽东出了一个大难题。如果不批郭沫若，显然会让人感到批吴晗有不公平的地方；如果批郭沫若，毛泽东又于心不忍，毕竟他与郭沫若不是一般的交情。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的身份和地位都是文人中第一把交椅，中国科学院院长兼中国文联主席。不仅如此，郭沫若与毛泽东的私交甚好，两人是诗友，不时有诗词唱和。目前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中，有两首是和郭沫若的，第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写于1961年11月，诗中写道：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毛泽东的第二首《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写于1963年1月，诗中写道：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当然毛泽东也批评过郭沫若，那是起因于1965年郭沫若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大胆地说：《兰亭序》文和《兰亭序》帖都是后人伪托的。很多人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投稿给报刊与郭沫若进行“争鸣”，但都被郭沫若“压住”，不能发表。于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也是毛泽东的另一位老朋友，亲自给毛泽东写信，告郭沫若的状。

毛泽东看到章士钊的信，也不满郭沫若的霸道做法，赞成发表文章与郭沫若进行“争鸣”。于是毛泽东亲自写信给郭沫若，客气地事先通知郭沫若，将会有人要批判他。毛泽东在信中说：“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

当然那次对郭沫若的“批评”，只是纯学术的问题，不是大问题。可这次对郭沫若的批判，那就是上纲上线的政治问题了，毛泽东万没想到郭沫若居然会陷入《海瑞罢官》的泥潭中。

从毛泽东个人的利益来看，抛出郭沫若，是对他有利的，至少可以在高官们中间树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形象。可是毛泽东还是选择了拉老朋友一把，牺牲自己的形象，挽救郭沫若。

毛泽东表态说：“郭老还要在学术界工作，他表示一点主动，作一点自我批评好。”当然，毛泽东保护了郭沫若，就不好处分吴晗了，于是毛泽东不得不让步说：“吴晗也不罢官了，还照当他的市长。”

最后毛泽东谈到核心问题，用严肃的语气，逼问彭真说：“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彭真也够得上硬汉，面不改色地把毛泽东的话顶回去，说：“经过调查，不是。”

彭真居然一点而不怕自己，毛泽东心中的愤怒升起，继续逼问说：“我曾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

彭真居然还是面不改色，再次把毛泽东的话硬顶了回去，说：“2月5日，我们在北京向少奇同志汇报的时候，也提到您的话。少奇同志说，没有发现吴晗跟彭德怀有组织联系。”

彭真把毛泽东的话顶回去，还把刘少奇抬出来，给毛泽东一个无形的示威。

彭真如此不给毛泽东面子，毛泽东心中的怒火是可想而知的，他几乎就要发怒了，就要骂人了。但在这个关头，毛泽东又冷静下来，毛泽东明白，现在骂人对他是不利的，因为彭真带来的是政治局常委通过的文件，他骂彭真，就是与政治局常委过不去。于是毛泽东冷静下来，不再说话了。

彭真早就做好了被毛泽东大骂一通的思想准备。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把毛泽东的话硬顶回去，毛泽东居然沉默不语了。这让彭真大喜，认为毛泽东是“认输”了，不得不同意这份《二月提纲》，非常高兴。彭真还想最后得到毛泽东明确首肯，于是说：“以前很多批判都是虎头蛇尾，没有结论，这次我们应该要做一个政治结论。”

毛泽东不会上彭真的钩，说：“不同的意见可以放出来，可以比较鉴别。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

彭真向毛泽东的汇报就这么结束了，毛泽东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反对。当然彭真就把这个理解为毛泽东同意了，马上下令下发这个文件。2月12日，中央办公厅正式下发了《二月提纲》，作为中央处理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方针。

到此为止，在《二月提纲》的问题上，毛泽东又输了一次。但毛泽东的再次反击，很快就要来了。

彭真走后，毛泽东的心情仍久久不能平静，这是毛泽东从1964年底跟刘少奇翻脸之后，最大的一次败退。毛泽东批《海瑞罢官》，是要批它的两个要害：第一个要害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第二个要害是“为彭德怀翻案”。可是《二月提纲》把毛泽东的两个要害完全否决，把批《海瑞罢官》转变成一场学术批判。为了搞这个《评/海瑞罢官》，毛泽东可是前后花费了一年时间的，现在看来是白辛苦一场了。

更让毛泽东郁闷的是，现在连彭真这样的人，也敢当着众人的面顶撞他，不给他面子了。毛泽东态度严厉地向彭真逼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如果是过去的彭真，尽管想否定毛泽东的意见，但碍于毛泽东领袖的面子，不好意思直接否定毛泽东的话，会含糊其辞地回答说：“我们正在进行调查……”

可是现在的彭真，已经不管毛泽东领袖的面子了，他干脆地当面否定毛泽东的意见，说：“经过调查，不是。”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党内威信的山河日下程度，比他自己想象的还要快。

刘少奇在《二月提纲》中，用暗语向毛泽东发出“和解”的信息。但刘少奇的和解态度，不是卑谦的求饶态度，而是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讲和态度。这样的和解，毛泽东还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次，毛泽东也不准备接受这个带有屈辱性的讲和。在毛泽东心中，从来就没有认为刘少奇有资格跟他平起平坐。

但是这次，毛泽东还是理智地退却下来。这只是因为时机不成熟，他要等待时机成熟了之后，再来给刘少奇致命的一击。

可是刘少奇和彭真却误解了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没有反对《二月提纲》，是毛泽东示弱了，同意跟他们和解了。于是这两个人高兴地过早，同时也疏忽大意起来。

刘少奇于1966年3月26日到4月19日，放心大胆地出国访问巴基斯坦、缅甸、阿富汗等国，时间长达二十余天，等刘少奇回国的时候，才发现彭真已经被批倒了。毛泽东批倒彭真，正是利用了刘少奇出国访问的这段时间。

彭真更是有点翘尾巴了。2月12日，彭真向上海市委传达《二月提纲》时，得意地说：“《提纲》是常委讨论过，毛主席同意了的，问题都解决了，也不需要跟你们谈了。”

2月13日，彭真派胡绳跟张春桥谈话，说：“吴晗的问题不能说要害，毛主席的精神是‘宽’，对两边都是‘宽’”。这里所谓的“两边”，就是指被批的吴晗这一边，与批判吴晗的姚文元那一边。彭真把吴晗的问题进一步降温，连“要害”也没有了。

2月18日，彭真派许立群和胡绳召集文艺界和报刊界召开《二月提纲》讨论会，许立群传达彭真的意思说：“不能把《海瑞罢官》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毛主席说的。今后报刊组织文章，要按照《二月提纲》的精神，凡是涉及庐山会议的文章都要删改或不发。”彭真的胆子够大，把“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说成是毛泽东说的，挟天子以令诸侯。

在中国，凡是在官场上得势的人，总会有很多人来吹捧你。这次讨论会上，很多人看到彭真得势了，于是吹鼓声大作，吹捧《二月提纲》是“学术界兴无灭资的纲领性文件”、“解放后历次文化革命的总结”、“中央这样直接地抓学术问题，过去还不多，说明中央很关怀”。

就在文艺界和报刊界吹捧《二月提纲》的时候，彭真却带着许立群和胡绳到三线参观去了，满不在乎地说：“问题已经解决了，让他们讨论讨论就行了。”

不久，彭真让吴晗化名“李明夫”，到昌平县去搞“四清”，事实上取消了对他的批判。这样，眼看着毛泽东发起的批《海瑞罢官》，就要虎头蛇尾地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了。

不过毛泽东的运气还是不坏的，正在他找机会反击的时候，一个好时会就来了。1966年2月24日，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致信毛泽东，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将于3月29日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毛泽东正好利用讨论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从侧面对刘少奇发起一轮新的反击。

这里有必要引申说明一下，毛泽东发动文革，与当时的国际形势也是密切相关的，特别是与苏联的关系，是导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重要因素之一。文革的目的之一，就是“反修防修和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

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中共建党时期。中共最初是苏联扶持起来的一个“中国支部”，早期完全在苏联的掌控之下。但1927年毛泽东开始搞“农村包围城市”，建立起自己的势力以后，对苏联的指示就不那么听话了。

那时中共分成亲苏联的“国际派”与土生土长的“山沟派”，以王明为首的亲苏派，在延安整风时基本上被铲除掉了，之后当权的中共“三巨头”，都是不是亲苏联的。刘少奇早期在苏联留学过，但只是一个小小的留学生，与苏联上层人物并没有建立起任何关系或联系。周恩来也只是短期在苏联治病住了几个月，与苏联上层也没有建立起亲密的关系。

在中共建国之前，中共与苏共的关系，并非十分友好，矛盾不少。1949年中共建国时，中共为了取得国际上的承认，不得不宣布“对苏一边倒”。因为在当时，世界是泾渭分明的美、苏两大阵营，新中国不得不投靠其中一个阵营。想自立成为“第三极”，对于1949年刚建国的中共来说，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得不“对苏一边倒”。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毛泽东与苏联关系搞僵，是因为毛泽东想与赫鲁晓夫争当“国际共产主义的领袖”。这种说法乍看似乎有些道理，但并不符合事实。

苏联成为国际共运的领袖，并不是因为赫鲁晓夫个人的魅力，而是因为苏联的国家实力，当时苏联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军事实体，有威胁到美国存亡的实力。而中国的国家实力，不管是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都与苏联相差甚远，绝没有实力去争夺苏联的国际共运领袖地位。

既然中国的实力不可能超过苏联，中国就不可能成为国际共运的领袖；既然中国不可能成为国际共运的领袖，那么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凭什么成为国际共运的领袖？毛泽东本人更不至于那么“蠢”，他根本不会想到去跟苏联争夺什么国际共运的领袖。

毛泽东的做法更高明，他不去跟苏联争夺国际共运的领袖，这样他反而成为了“第三世界的领袖。”

毛泽东的对外政策，第一个特点就是“反苏”。一些人批评毛泽东的反苏政策，说中国应该与苏联搞好关系，“反苏”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反苏”呢？毛泽东“反苏”的原因，既有被迫的成分，也有他主动的成分。

毛泽东“反苏”的第一个原因是“被迫”。苏联由于历史的传统，大国沙文主义思想严重，不允许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采用自己的方式“单干”搞社会主义，强调搞社会主义要在苏联的领导下，要求同盟国围着苏联的指挥棒转，一切听从苏联的指挥。毛泽东形容苏共以“老子党”自居，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名义上说是“兄弟党”，实际上视为“儿子党”，用“老子管儿子”的方式，粗暴地干涉其他共产党的内部事务，这样势必影响苏共与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团结。

苏共不仅与中共关系不好，与日本共产党等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关系也不好，大家都对苏联的“老子党”作风多有反感。1968年苏联对不听话的捷克斯洛伐克，出动军队武力干涉，连罗马尼亚等卫星国都进行了反对。但很多社会主义国家是在苏联的枪杆子下建立起来的，因此他们对苏联敢怒而不敢言。

因为苏联是一个霸王作派国家，中国要想与苏联搞好关系，只能当一个马首是瞻的小伙计，要想以平等的地位，与苏联搞好关系是不太可能的。这对于毛泽东以及当年那些自尊心很强的中共领导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事。事实上，除了中国之外，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朝鲜、越南、古巴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反过苏联。因此，毛泽东的“反苏”，有很大分成是捍卫国家主权与民族自尊，并非单纯的个人“意气之争”。

毛泽东“反苏”的第二个原因是“主动”。要理解这个问题，有必要从宗教的角度来谈论。

绝大部分中国人不相信任何宗教，没有任何信仰，所以总会不自觉地用世俗的观点或想法，去谈论宗教信仰，这就很有问题了。因为宗教信仰是无法用世俗的观点去理解的，一个和尚不喝酒、不吃肉、不结婚，不是为了获得什么物质利益，只是为了自己的“信仰”。如果认为一个和尚不喝酒、不吃肉、不结婚，是因为想出名，想夺权之类的世俗利益，那就完全误解宗教了。

共产党是一个宗教意识很重的组织，参加共产党，要举手宣誓信仰马克思主义，要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信仰”和“献身”，都是宗教的东西，每一种宗教的教义，都是要信仰的，都是不能提出怀疑的。共产主义运动，不仅是要改变现有的社会制度，更是要改变人的思想，这就非常类似于宗教了。宗教都是要改变人的思想，及所谓“洗脑”。共产主义也同样，是需要“信仰”的，是需要有“信徒”的。

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谈到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说：“中国真正信教的很少，几亿人口里面只有八、九十万基督教徒，二、三百万天主教徒，另外有近一千万的回教徒、穆斯林。其他的就信龙王，有病就信，无病就不信；没有生小孩子的时候信，等生了小孩子就不信了。”

从各种迹象来看，毛泽东本人是一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毛泽东多次说过：“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来没有动摇过。”

现在有一个颇为流行的名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就是不允许“修正”伊斯兰的原教旨，并且不惜流血牺牲，也要保卫伊斯兰的“原教旨”。这种做法，对于中国人这样不信教的人看来，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中国人看来，把一种“主义”修正一下，有什么了不起的，何必为其大动干戈，流血牺牲更是荒唐至极了。因此理解毛泽东的“反苏”，就要抱着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那种态度，去思考和理解。

毛泽东“反苏”的主要原因之一，可以说毛泽东信奉“马克思原教旨主义”，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修正”了马克思的原教旨，因此毛泽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信徒，自然就要跳出来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那么赫鲁晓夫“修正”了马克思的什么“原教旨”呢？

马克思的第一条原教旨是“暴力革命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写道：“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宣布他的新外交政策“三和路线”：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赫鲁晓夫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哪个制度好，哪个制度先进，未来将属于哪一个制度，这将由历史来裁决。两种制度国家的这方面分歧，并不妨碍两者的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

赫鲁晓夫所谓的“竞赛”，指的是经济竞赛。赫鲁晓夫把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修改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和平经济竞赛”，显然是大大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赫鲁晓夫还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和平地取得政权，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和平过渡”论，更是否定了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原教旨”。毛泽东批评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坚持马克思的原教旨，声称只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赫鲁晓夫则反批评毛泽东“好战”。

1957年毛泽东前往莫斯科参加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会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发生了争执。赫鲁晓夫说：“在核武器出现后，已经没有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别了。原子弹不遵循阶级原则，原子弹不会辨别帝国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而劳动人民又在什么地方。它轰击成片的地方，每消灭一个资本家的时候，会同时消灭数以万计的工人。这个时候，对许多人民来说，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了，因为他们的肉体已经从我们的星球上消失了。”

毛泽东在发言时，与赫鲁晓夫唱反调，说：“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有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打原子战，没有经验，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如果爆发原子战要死多少人？最好人口剩下一半，次好剩下三分之一。全世界27亿人，还剩下9亿人。有9亿人也好办事，换来个帝国主义灭亡，换来个永久和平。所以说，真打原子战，不见得是坏事，是坏事也是好事。”

毛泽东认为应该坚持马克思的原教旨“暴力革命论”，认为共产党人不应该害怕战争，批评赫鲁晓夫是“丧失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懦夫胆小鬼”；而赫鲁晓夫则批评毛泽东是“好战分子，战争狂人。”

马克思的第二条原教旨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说：“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全体苏联人民的党，成为全民政治组织”。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义说：政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切政党都是有阶级性的，没有超阶级的政党，从来不存在不代表特定阶级利益的“全民党”。在这里，赫鲁晓夫把“共产党”这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修正为不分阶级的“全民党”，连资本家都可以入党了，这当然 是毛泽东这样坚信马克思原教旨的人，所不能容忍的。

赫鲁晓夫又说：“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在今天的新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经变为全民的国家。”在这里，赫鲁晓夫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也否定掉了，这点与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是相通的。1957年4月，刘少奇在会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地主阶级经过土地改革消灭了，官僚资产阶级也消灭了，公私合营以后，资产阶级作为阶级也基本上消灭了。所以，我们说国内主要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或者说基本上解决了。”

刘少奇和赫鲁晓夫都持有“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修正主义观点，这也是毛泽东说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的一个原因。毛泽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信徒，当然不能接受和容忍“阶级斗争熄灭论” 的观点。后来毛泽东在文革中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不就熄灭了嘛。”

当然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信奉马克思的原教旨，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还有阿尔巴尼亚的霍查，柬埔寨的波尔布特等人，都是虔诚的“马克思原教旨主义信徒”。

当时摆在毛泽东面前的问题是：作为社会主义领头人的苏联，出现了违背“马克思原教旨”的修正主义，那么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应该怎么办呢？毛泽东在他主导写的反苏纲领性文献“九评”中，是这样说的：

“面对这种严重的情况，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党曾经几十次地反复地考虑：怎么办？我们曾经设想，可以不可以跟着苏共领导走，一切照他们的意见办？当然，这样做，苏共领导会高兴，但是我们自己岂不是也变成修正主义者了吗？”

“我们也曾经设想，可以不可以对苏共领导的错误保持沉默？但是我们认为，苏共的一系列原则性错误，危害着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一员，怎么能够缄默不言呢？如果我们那样做，岂不是放弃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责任吗？”

“我们也考虑到，我们批评苏共领导的错误，势必遭到他们报复性的打击，这就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害。但是，共产党人难道可以采取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因为害怕报复性的打击就不敢坚持真理吗？共产党人难道可以拿原则做交易吗？”

这里表明，毛泽东也很清楚，“反苏”会给中国带来严重的利益损害，那么为什么还要“反苏”呢？这就是宗教信仰的问题了。毛泽东说“共产党不能拿原则做交易”，这就是因为“信仰”是不能用利益做交换的，为了信仰，任何物质利益都是可以抛弃的。所以毛泽东“反苏”动机的一部分，就是出于这种“马克思原教旨主义”的责任感。

当然有人会说：毛泽东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就行，为什么要捆绑全中国人民的利益，跟着他去信仰马克思主义呢？

这也是一种对宗教的误解。宗教就是要把自己的信仰，推广到其他每个人身上。很多宗教都有传教士，四处去传教，更有宗教战争，用暴力的方式强迫别人信教。一个国家，凡是宗教性很强的党派当权，都会“强迫”全国人民按照他们的教义去做。比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掌权的国家，都要求全体人民信奉伊斯兰教，强制全体女人必须戴黑纱。

宗教要解决的是全体人民的信仰问题，绝不是单纯个人的信仰问题。美国总统宣誓就职的时候，要把手放在《圣经》上说：“我们信仰上帝！”

这个时候，美国人不能抱怨美国总统说：“你自己信仰上帝就行，你凭什么代表我们跟你一起信仰？”美国也是一个宗教情结很重的国家，美国的座右铭是“我们信仰上帝”，每一张美元上都印着“我们信仰上帝”的字样，美军中也有法定的神职人员：随军牧师。

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某种程度上就是一场宗教运动，因为狂热和信仰，是宗教运动的基本特征。外国不时发生宗教运动，发生宗教战争，比如消灭“异教徒”的十字军东征，“圣战”等等。这些对于不信教的中国人来说，都是难于理解的东西。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宗教高潮，最著名的一次是发生在唐朝的佛教高潮，最近的一次就是发生在近代的共产主义运动高潮。蒋介石统治时期，一个人只要是共产党，马上就可以枪毙，根本不需要其他理由。即使这种屠刀的恐怖，也没有使共产党的人数减少，当时参加共产党的人，是出于信仰，而不是要去谋利。据中国民政部门统计，从1921年成立中国共产党，到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牺牲的可以查到姓名的“革命烈士”有370多万，这么多人为共产党流血牺牲，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毛泽东的地位，也类似于教主，他想要建立的中国，不是一个世俗的国家，而是一个共产主义信仰的国家，他要让每个中国人都变成共产主义信徒。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其中就有这种“教主”的动机。

前面说到，毛泽东在《二月提纲》上，不得不退让一步，默认了《二月提纲》。但毛泽东只是暂时的退却，他正在等待机会反击。很快，一个绝妙的机会来了：苏联致信毛泽东，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为什么这是一个绝妙的机会呢？

刘少奇的《二月提纲》是政治局通过的，毛泽东要对《二月提纲》进行反击，也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才有效果。毛泽东是党中央主席，主席的特权之一，就是有临时召集政治局会议的权力。所以毛泽东是有权随时召开政治局会议的，但问题是，召开会议必须有一个“议题”才行。

如果毛泽东召开会议的“议题”是经济建设问题，那毛泽东只能是配角，刘少奇反倒成了主角，这样的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显然是不想召开的。如果毛泽东召开会议的“议题”是国防和备战问题，毛泽东倒是主角，但因为刘少奇不管这些工作，自然刘少奇就不会有错误，毛泽东找不出把柄在会上“批”刘少奇一下。

现在毛泽东要跟刘少奇斗争，所以他想召开一个政治局会议，可以在会上抓住刘少奇的什么把柄“批”他一下，现在苏联人送来了这个机会。

毛泽东先不表态，让刘少奇去决定。果然，刘少奇在北京主持政治局会议，作出一个决定，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刘少奇提出的理由是，1950年代苏联援助中国的工业和军事装备老化严重，修理用的零部件也十分缺乏，因此需要与苏联有一定的经济来往。

刘少奇的决议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不冷不热地说：“你们同意了，我可不同意。”尽管毛泽东是党主席，但他个人也无权推翻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决定。毛泽东要否决刘少奇的决定，必须再开一次政治局会议，通过会议来否决刘少奇的决定。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政治局委员们会赞成毛泽东，否决刘少奇的决定吗？对此毛泽东是有信心的。毛泽东深晓中国历史，知道中国人在对外国的问题上，历来都是“主战”比“主和”有理，“强硬”比“妥协”有理。毛泽东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批”刘少奇对外国软弱妥协，刘少奇也没话可说。而且，政治局委员们，谁要是替刘少奇说话，自己就要背上一个“软弱、没骨气”的道德黑锅，所以没人愿意为了刘少奇给自己背一个黑锅。

于是毛泽东3月18日到20日在杭州召开政治局会议，主要议题是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康生等，而且林彪特别从苏州赶来，为毛泽东的这场会议助威。

这是毛泽东事隔一年，在政治局会上与刘少奇进行面对面的直接斗争。毛泽东精神抖擞地来到会场，用挑战的目光环视左右。刘少奇的气色不太好，因为他年初曾大病一场，才病愈不久，刘少奇的身体可是远不如毛泽东和周恩来。刘少奇气色虽然不好，但神色镇定自如，丝毫没有畏惧之色。刘少奇知道毛泽东这个会议是冲着他来的，他早就想好了对应之策。

周恩来还是一如既然，对毛泽东殷勤客气，对刘少奇也礼貌有加，双方都保持友好。

林彪的气色不错，这让毛泽东感到安心。毛泽东前些时候托人给林彪传话：“要好好养身体，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头的报告。”今天看上去，林彪的身体还真养得不错。林彪给毛泽东投去坚决支持的目光，更鼓舞了毛泽东。

毛泽东开始发言了，第一句就说：“苏联的二十三大，我们不参加。我们不去参加，左派腰板硬了，中间派向我们靠近了。”

毛泽东说完这句，等大家的反应。会场上果然如他所料，刘少奇沉默不语。因为刘少奇知道，他如果跟毛泽东辩论，只能是越抹越黑，这种牵扯到“民族自尊”的问题，肯定是越“左”越有理的。其他人也同样沉默不说话，因为没有人愿意在对外关系上，被扣上一个“腰板不硬”的帽子。另外，高官们不说话，也是想避免刺激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争执。因为出席苏共二十三大，并不是一个大问题。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本来已经不好了，即使中国去参加会议，也不会有大的改善。

大家都不说话，就是等于默认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这样毛泽东就小胜刘少奇，否决了刘少奇的决定，打击一下刘少奇的威信。毛泽东还要乘胜追击，继续“批”一下刘少奇，说：“苏联是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开这个会，我们靠自力更生，不靠苏联。”

毛泽东这段话，是暗批刘少奇提出要依靠苏联提供机器设备和零件。毛泽东提出完全相反的路线“自力更生”，不靠苏联。在中国，凡是提出“不依赖外国”的口号，总是没有人能够反驳的。

毛泽东再乘胜追击，继续说：“我们不参加会议，但可以写一封信，我们的旗帜要鲜明，不要拖泥带水。我们讲过，赫鲁晓夫是叛徒、工贼，他们那些人总是要反华的。反华好嘛，一反我们，我们就有文章可作。”

毛泽东早先说赫鲁晓夫是“叛徒、工贼”，后来“叛徒、工贼”的帽子又转移到刘少奇头上，因为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这时彭真向毛泽东提出一个小难题，说：“这次我们不参加，那么修正主义开会的时候，我们还发不发贺电？”

毛泽东也没有被彭真难住，回答说：“发还是发，我们发贺电，是向苏联人民发的。”

在出席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上，毛泽东小胜了刘少奇，但毛泽东开这次会的目的，并非仅仅如此。上次刘少奇借《二月提纲》，用暗语向毛泽东提出“和解”。而毛泽东则要在今天的会议上，用暗语对刘少奇发出“最后通牒”，向刘少奇宣告：“你要投降的话，现在还来得及”。

毛泽东这时把话题一转，先攻击刘少奇的问题。刘少奇主管文化界和教育界，文化界的问题，政治局在《二月提纲》中才作出决议，毛泽东不便在此时“批”文化界的问题，于是他转而“批”教育界的问题。

毛泽东先挑明他的观点，就是“教育界也要搞革命”，毛泽东先说明教育界要搞革命的理由，他说：“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都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但现在要对他们搞革命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

林彪马上附和说：“他们搞资产阶级的精神建设，这是阶级斗争。”

毛泽东继续说：“过去我们蒙在鼓里，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教育界。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如吴晗、翦伯赞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

毛泽东先借机把吴晗“批”一下，然后对着彭真，更加挑明了说：“还有你那个北京刊物《前线》，是吴晗、翦伯赞的前线。廖沫沙是为《李慧娘》捧过场的，提倡过‘有鬼无害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报纸、刊物、文艺、电影、戏剧。现在全国28个省市中，有15个省市开展了这场斗争，还有13个没有动。去年九月份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

这里毛泽东点名批了彭真的北京市委刊物《前线》和“三家村”之一的廖沫沙。同时毛泽东又向众高官指出当前的形势：全国28个省市中，有15个表示支持毛泽东，还有13个没有表示支持，但整个解放军都是支持毛泽东的。

然后，毛泽东继续阐明，他将用怎样的方式来进行教育界的革命。毛泽东说：“我们要发动年轻人向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进行斗争，不要压青年人，让他冒出来，好的坏的都不要压。把新生力量，如学生、助教、讲师、一部分教授，都解放出来，把剩下一部分死不转变的老教授孤立起来。吴晗、翦伯赞就是靠历史吃饭的，学生读过的《明史》，吴晗还没有读过呢，俞平伯一点学问也没有。我们解放军的军长、师长，对宋朝、明朝、尧舜不知道，同样打胜仗。”

林彪见机“捧”一下毛泽东，说：“大大小小的仗，没有一个是相同的，还是按实际情况办事，要学毛主席著作。”

毛泽东很高兴林彪这时候出来捧他，但这里他还要谦虚一下，说：“不要学翦伯赞的那些东西，也不要学我的那些东西。要学就要突破，不要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

林彪再捧毛泽东说：“列宁也是超，我们现在提倡学毛主席著作，是撒毛泽东思想的种子。”

毛泽东终于接受了林彪的捧，说：“那么这样说也可以。”但毛泽东还是要表示一下谦虚，又说：“但不要迷信，不要受束缚，要有新的观点，要有新的创造。”

之后，毛泽东说出了最关键的话，他说：“要让学生鸣放，学生要造反，要允许造反，就是要让教授被学生打倒。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那些年纪老的、学问多的。”

毛泽东抛出了他搞教育界革命的方式，就是“年纪小的打倒年纪老的，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学生打倒教授。”毛泽东这样激进的革命，当然得不到刘少奇等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赞成，但是陈伯达跳出来支持毛泽东，说：“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培养新生力量，树立无产阶级权威，培养接班人。”

毛泽东很高兴陈伯达的表现，接着他的话说：“我们要让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有政治经验的、立场坚定的人来接班。”

毛泽东要让学生与教授进行斗争，但是这个斗争的平台是什么呢？毛泽东继续说：“要发动年轻人向他们挑战，要指名道姓。要保几个人，如郭老、范老，其他的人不要保了。他们先挑起斗争，我们在报纸上斗争。”

林彪马上支持说：“报纸是一件大事情，它等于天天在那里代表中央下命令。”

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次斗争的平台是“报纸”，让年轻人在“报纸”这个平台上，对年纪老的权威，用文章进行斗争。那时毛泽东还没有想到用大字报的方式。

最后，毛泽东向刘少奇发出通牒了。但是这个最后通牒，不能直接对刘少奇说，毛泽东借用“指桑骂槐”的手法，对《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说：“你们的编辑也不高明，登了那么多坏东西，没有马克思主义，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我说过我学蒋介石，他不看《中央日报》，我也不看《人民日报》，因为没有什么看头。你们的‘学术研究’是我逼出来的。”

毛泽东讽刺《人民日报》和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一样，指责《人民日报》把批《海瑞罢官》作为“学术研究”。毛泽东这些话，明里是批评吴冷西，但与会的高官们都清楚，这些话其实是说给刘少奇和彭真听的。

毛泽东继续批评吴冷西说：“我看你吴冷西是半个马克思主义，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

这就是毛泽东的最后通牒了，他用暗语对刘少奇声明：“你要是不赶快投降的话，就要垮台了。”

会场上一片寂静，大部分人都明白了毛泽东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倒是被批的吴冷西本人没搞明白，以为毛泽东真的是批他呢，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会议结束后，吴冷西胆颤心惊地从会议厅出来，向周恩来说：“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要好好检讨。”

周恩来当然知道毛泽东的用意，用安慰的语气对吴冷西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吴冷西回到住处，又对彭真谈起这件事。彭真当然也明白毛泽东的用意，他也对吴冷西说：“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这次参加会议的人，都看出来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不但没有化解，反而越来越严重了。但这些人还是看不出毛泽东和刘少奇谁会胜出，所以还在观望。除了林彪和陈伯达明确支持毛泽东之外，其他人仍然是中立的态度，既不得罪毛泽东，也不得罪刘少奇。

刘少奇从会场出来，心情既不愉快，也不沉重。刘少奇虽然在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上，小输一场，但毛泽东也赢得很勉强，只是赢了一个面子，并没有赢得众高官的心。相反，一些高官倒是暗暗同情刘少奇，觉得他这样的务实做法，比毛泽东的唱高调更符合中国的实际。

刘少奇从众高官的态度看得出来，毛泽东除了林彪和陈伯达之外，已经没有死党了，这极大地鼓舞了刘少奇战胜毛泽东的信心。但同时刘少奇也明白，毛泽东要是豁出去跟他拼死一斗的话，也够他呛的。所以刘少奇借着《二月提纲》，向毛泽东发出“和解”的信号，说：“左派要互相帮助，不要相互揪住不放。”

刘少奇想与毛泽东进行“平等的和解”，但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不能接受“平等的和解”了，毛泽东的“和解条件”是：刘少奇单方面的投降。

在这次会上，刘少奇听明白毛泽东用暗语催促他投降的最后通牒。毛泽东借着骂吴冷西，对刘少奇指桑骂槐地说：“我看你是半个马克思主义，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对没有希望的人，如田家英，我连批评都不批评。”

毛泽东一方面用暗语对刘少奇威胁说：“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这里毛泽东所谓的“进步”，当然就是“投降”的意思，这句话的实际意思是：“你要再不投降的话，那就要垮台了。”

但毛泽东另一方面，也给刘少奇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说：“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对没有希望的人，我连批评都不批评。”这句话是暗示说，毛泽东对刘少奇还抱有希望，希望刘少奇能够“进步”，所以毛泽东才会“批评”他。

如果刘少奇接受了毛泽东的最后通牒，在会后立即去找毛泽东谈话，向毛泽东赔礼道歉，做一个低三下四的检讨，发誓从今以后一定听毛泽东的话，一定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那么毛泽东还是可以饶过刘少奇的。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也就可以避免了。

可是刘少奇并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最后通牒，没有选择“投降”，而是选择与毛泽东继续斗争。因此，刘少奇在会后，没有去找毛泽东谈话，甚至连招呼都不打，马上乘专机返回北京，放弃了这个最后的机会。六天后的1966年3月26日，刘少奇毫无悬念地离开北京，前往巴基斯坦等国，进行长达二十余天的访问。

刘少奇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呢？第一，刘少奇的性格也是宁折不弯的，也是一条硬汉，投降不属于刘少奇。事实上，后来刘少奇被打倒关押，直到临死前，他也始终没有向毛泽东求饶过。

第二，刘少奇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在党政机关中，刘少奇的力量已经超过了毛泽东的力量，这点刘少奇很有自信。刘少奇的弱点是在军队里没有势力，毛泽东多次向刘少奇发出“解放军支持我”的威胁，但刘少奇并没有当成一回事。刘少奇认为，毛泽东动用军队搞“兵变”是很难的，因为周恩来和朱德、贺龙这些军队大佬，都不会同意搞“兵变”。

第三，刘少奇把斗争失败后果，看得太简单了。刘少奇想：如果斗争失败的话，大不了像彭德怀那样，辞去一切职务，带王光美回老家种地。所以文革发动起来之后的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最后一次与刘少奇单独会面，当时刘少奇向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是：辞去全部职务，带王光美一起回老家去种地。然而到了那个时候，毛泽东已经不会这么轻易就放过刘少奇了。

毛泽东并不隐瞒自己的性格，时常“提醒”别人，说：“你们要是犯了错误，不要怪我不念旧情，翻脸不认人。”

就像毛泽东说的“凡事都是一分为二”，毛泽东自己的性格也是一分为二，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从“人情”的道德角度来看，“翻脸不认人”似乎不是好的品德，因此不少人指责毛泽东“翻脸不认人”的做法，甚至说毛泽东的性格“残忍”，对自己几十年的老战友不念旧情，打倒不说，还要踩上一只脚。

不过毛泽东的“翻脸不认人”，也有好的一面，这就是有利于防止“腐败”。像张青山、刘子善这样屡立战功的老革命，因为贪污腐败了，毛泽东二话不说就把他们枪毙了。如果是周恩来处理张青山、刘子善，大约会“念旧情”，考虑到他们过去对革命事业的功劳，从轻处分，至少不会枪毙。

对于贪官来说，周恩来那样“翻脸还认人”、“讲人情”的领导人，他们是不太害怕的，所以就比较敢去贪污腐化。而毛泽东那样“翻脸不认人”、“铁面无情”的领导人，他们就害怕了，所以就不太敢去贪污腐化。毛泽东时代比较清廉，这与毛泽东的“翻脸不认人”性格，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换上一位很有“人情味”的领导人，老战友张三腐化了，他要念旧情，照顾一下；老部下李四贪污了，他要念旧功，从轻发落一下……，这种“讲人情”，怎么能治得住贪污腐化呢。

人总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人们赞扬包公“铁面无情”，但真的包公来到自己身边，对自己也“铁面无情”的时候，人们又要叶公好龙，抱怨包公“不讲人情”了。

尽管毛泽东是翻脸不认人的，但他对刘少奇，应该说还是给予了“特别照顾”，甚至给了刘少奇四次机会，希望刘少奇“改正错误”，但都被刘少奇拒绝了。

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第一次机会，是1964年12月毛泽东生日晚宴的时候，如果那时候刘少奇去向毛泽东赔礼道歉，那么毛泽东可以跟刘少奇“真正的和解”，重归于好。

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第二次机会，是1965年11月毛泽东抛出《评/海瑞罢官》的时候。如果那时刘少奇看出毛泽东的愤怒，马上去向毛泽东检讨道歉，毛泽东可以跟刘少奇“有条件的和解”。这时毛泽东要削去刘少奇的一部分权力，但保留大部分权力，让刘少奇戴罪立功。

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第三次机会，就是这次1966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如果这次刘少奇接受毛泽东的“最后通牒”，会议之后马上向毛泽东检讨反省，毛泽东可以让刘少奇“投降”。不过这时毛泽东就要拿走刘少奇的全部实权了，只给他保留一个“国家主席”的虚位，让刘少奇体面地下台。

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第四次机会，是后来1966年5月的政治局会议。如果那次刘少奇接受毛泽东的“无条件投降书”，在会上向毛泽东提出辞去全部职务，带王光美一起回老家去种地。那毛泽东还是可以放刘少奇回家去种地，保全身家性命。

等到1966年8月，毛泽东亲自写下打倒刘少奇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后，刘少奇再想回家种地，已是不可能了，等待刘少奇的只能是监狱了。现在并没有证据显示毛泽东要处死刘少奇，刘少奇之死，主要是身体不好，经受不起牢狱的痛苦折磨。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住处等刘少奇来“投降”，可是刘少奇却不辞而别地走了，这让毛泽东更加气愤。毛泽东专门给刘少奇留下一个投降的机会，但刘少奇一点儿也不领情，这更增添了毛泽东一定要彻底打倒刘少奇的决心。

但毛泽东一下子打倒刘少奇还是不可能的，他必须用“剥笋”的手法，先从刘少奇的外围开始搞。第一个要搞掉的，毫无疑问就是刘少奇的干将彭真。而要搞掉彭真，必须有一个借口，毛泽东把这个借口，就放在彭真主持的《二月提纲》上。毛泽东先要推翻彭真的《二月提纲》，从而进一步打倒彭真。

现在刘少奇出国访问去了，正是打倒彭真的绝好良机，于是毛泽东立即行动。3月26日，就是刘少奇出国访问的同一天，毛泽东从杭州来到上海，开始他打倒刘少奇的新部署。

3月28日到30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开会，对他们进行了重要的谈话。当张春桥提到，彭真批评上海方面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毛泽东气愤地反驳说：“为什么吴晗发表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一定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

张春桥又说：“上海方面问北京，《二月提纲》中所谓的‘学阀’是指谁？彭真说：‘学阀’是指阿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

毛泽东听了更来气了，说：“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吴晗、翦伯赞是大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中宣部就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张春桥进一步说：“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

张春桥这句话是多余的，毛泽东当然知道《二月提纲》是指向他的，用不着张春桥提醒。毛泽东说： “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这里，毛泽东提出他这次行动的明确目标“解散中宣部，解散北京市委，解散五人小组。”但是毛泽东要实现这个目标，用“至上而下”的方式已经不行了，毛泽东这次必须改用“自下而上”的方式。

毛泽东接着阐明他的斗争策略，是“从地方开始，向中央造反”。毛泽东说：“中央出修正主义，这是最危险的。我历来主张，凡是中央机关做了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现在有些人怕孙悟空造反，站在玉皇大帝方面，不站在孙悟空方面，‘怕’字当头，那就非垮台不可。我们要站在孙悟空方面，要保护左派。”

在这里，毛泽东又对现在在位的中央高官们，发出警告说：你要站在造反的孙悟空方面，保护左派，如果你站在保皇的玉皇大帝方面，那你就非垮台不可。

这次毛泽东的讲话，挑明了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不管阻力多大，一定要打倒彭真。当然毛泽东也知道，要打倒彭真，没有周恩来的同意是不行的。3月31日，毛泽东派康生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汇报他这次的谈话内容，向周恩来“交底”，逼周恩来表态。

周恩来听了康生的汇报，心情十分沉重。周恩来非常不愿意看到毛泽东与刘少奇摊牌，如果党的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动手摊牌的话，这个党必然面临一场大灾难。

周恩来并不忠于毛泽东，也不忠于刘少奇，但他忠于共产党。周恩来是中共的缔造者之一，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和心血，都投入到这个党的身上，党就像他的亲生孩子一样，周恩来无论如何也要保住这个党。

可是现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已经越来越刀枪见红了。周恩来知道自己阻止这场大斗争爆发的最好办法，就是保持严格中立，让毛泽东和刘少奇都不敢贸然动手。刘少奇搞《二月提纲》的时候，周恩来被迫卷了进去，所以周恩来不得不想一个对策，可以使自己抽身于毛刘两人之外。

1966年3月12日，周恩来致信刘少奇、彭真等人，说：“我拟在河北、北京各地调查、学习一个月。”并交待了外交、国防、国务院的有关工作事宜，同时函报毛泽东。之后，周恩来就到天津去了，躲开刘少奇在北京的一线中央，也躲开毛泽东在南方的二线中央。

周恩来本想躲开一个月时间，没想到五天之后的3月17日，毛泽东就招周恩来去杭州参加政治局会议。如果是刘少奇招周恩来去开会，周恩来肯定是推脱不去参会的；可是毛泽东招他去开会，周恩来不好意思拒绝，因为毛泽东毕竟在二线，这种“半退休领导”的心态，是最敏感的，所以周恩来只得来参加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让周恩来感到前景非常不妙，毛泽东的讲话，已经是充满火药味了，周恩来看得出，毛泽东离爆发，已经进入了读秒阶段。但周恩来却又无法劝阻毛泽东，因为毛泽东这个人是不听劝的，越劝越糟糕。周恩来想到去劝刘少奇，但刘少奇会议一结束就走了，似乎也没有接受劝告的迹象。

而现在，毛泽东派康生来跟周恩来“交底”，他要打倒彭真。这时候，周恩来就非表态不可了。

清代扬州八怪的郑板桥有一句名言：“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这句名言放在周恩来身上，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周恩来本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但他经常却要“装糊涂”。毛泽东也深知周恩来很会“装糊涂”，如果毛泽东用暗语跟周恩来说，周恩来就会装做“听不懂”，把毛泽东的“指示”敷衍过去。所以毛泽东这次一改过去用暗语讲话的含蓄方式，直接用明语跟周恩来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1966年3月31日，毛泽东让康生向周恩来传达自己的讲话，几乎就是挑明了说：“我要打倒彭真，你同意不同意？”

这可给周恩来出难题了。如果毛泽东用暗语“提醒”他，周恩来还可以“装糊涂”，这次毛泽东是“打开天窗说亮话”了，周恩来也不得不作出一个明确的表态。周恩来在反复再三地考虑了两天之后，于1966年4月2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是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一封信。

周恩来在信中说：“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动学术思想，彻底揭露这些学术权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严格看待这是夺取文化战线上领导权的问题，以利兴无灭资，组织自己队伍，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斗争。并拟按此方针，起草一个中央通知，送主席审阅。同时，指出前送主席审阅的《五人小组报告》(即《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拟由书记处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邀集上海、北京有关同志加以讨论，或者进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写。”

周恩来用这封信，巧妙地回答了毛泽东的讲话。毛泽东这次讲话有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这是最危险的。”

对毛泽东的第一个要点，周恩来用了许多含糊其词的大话空话，先捧毛泽东一番，说：“遵照主席指示，高举……，彻底批判……，彻底揭露……，严格看待……”

字面上看上去，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指示”毕恭毕敬，但去掉大话空话之后，就什么具体内容也没有。毛泽东点出的“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要点，周恩来完全没有提及，也就是说，周恩来不同意“中央出了修正主义”。

毛泽东讲话的第二个要点是“发动群众，搞一场‘自下而上’的教育界革命”。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我们要发动年轻人向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进行斗争，要让学生鸣放，要允许学生造反，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年纪老的、学问多的。”

对毛泽东的第二个要点，周恩来没有反对搞一场教育界的运动，但对教育界搞运动的方式，周恩来婉言提出了与毛泽东相反的意见，说：“组织自己队伍，打倒反动学术权威。”

周恩来所谓的“组织自己队伍”，意思是说：由中央组织一只自己的队伍来打倒反动学术权威，也就是搞一场“自上而下”的运动，而不是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发动年轻人起来造反，大闹天宫。

毛泽东讲话的第三个要点，也是最关键的要点，是：“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对毛泽东的第三个要点，周恩来的信中完全没有提及“解散”的问题，也就是说，周恩来不同意毛泽东提出的“解散中宣部、北京市委和五人小组”。

毛泽东的讲话除了三个要点之外，还有一个最低限度要求，就是推翻《二月提纲》，处分彭真。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是非不分，压制群众，包庇坏人，搞这个提纲是错误的。”

最后，周恩来同意了毛泽东的最低限度要求，同意推翻《二月提纲》。周恩来在信中明确表态说：“《二月提纲》是错误的，需要进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写。”

虽然周恩来没有直接提到彭真，但周恩来很清楚，一旦承认彭真搞的《二月提纲》是错误的，那么彭真就要为这个错误负责，按照中共的惯例，应该对彭真进行降职处分。所以周恩来同意《二月提纲》是错误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同意对彭真进行处分。

不过彭真的错误有多大，要降职到什么程度，还有很大的商议余地。但不管怎么说，这是对刘少奇的一个重大打击，也是周恩来倾向到毛泽东这边的一个重要标志。

1966年4月2日，周恩来终于打破了自己的严格中立，同意了毛泽东的最低限度要求，倾向到毛泽东这边。那么为什么周恩来这么做呢？有人说周恩来这么做是为了“讨好毛泽东”，为了“自保”，这种说法并不正确。

如果周恩来是为了“讨好毛泽东”，他就应该同意毛泽东的三个要求“解散中宣部、北京市委和五人小组。”因为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都是刘少奇的人，五人小组中更是没有一个周恩来的人，解散这三个部门，对周恩来来说，是无关痛痒的，甚至还有可能安插一点自己的人进去。

所以，周恩来如果单纯从自己的利益考虑，或者说为了“自保”的话，他应该同意毛泽东的三个要求，一来可以讨好毛泽东，二来对自己的势力也丝毫没有影响，何乐而不为呢。相反，周恩来没有赞同毛泽东的三个要求，只是同意了毛泽东的最低限度要求，这样的做法，并不让毛泽东很满意，达不到“讨好毛泽东”的目的。这也说明周恩来的做法并不是为了“讨好毛泽东”和“自保”。【

从各种迹象来分析，周恩来这么做，是因为他担心，如果他连毛泽东的最低限度要求都不同意的话，害怕毛泽东会干出更加出格的事情，那就是动用军队干预政治，甚至发起“兵变”，那样就太可怕了。

为什么周恩来会有这样的担心呢？因为周恩来已经察觉到，毛泽东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对军队进行了非同寻常的部署。毛泽东对军队进行部署的具体细节，现在还没有透露出来，但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透露出了这个消息。

林彪在讲话中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林彪的讲话是在政治局会议上公开讲的，毛泽东“调兵遣将”的真实性应该没问题。林彪说毛泽东“最近几个月调兵遣将”，但没有说明具体是多少个月。按照中国的语法习惯，“几个月”应该在三个月以上。林彪讲话的日子是1966年5月18日，往前推三个月是1966年2月18日，那么毛泽东在2月18日左右，应该就开始“调兵遣将”了。

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是时间是1966年4月2日。尽管周恩来在军队里没有任何职务，但周恩来在军队中的消息来源是很多的，军队里的事情，瞒得了刘少奇，但绝对瞒不了周恩来。毛泽东在2月18日左右开始的“调兵遣将”，肯定早就传到了周恩来的耳朵里。周恩来一定会倍加关注毛泽东下一步要有什么动作，也一定会采取什么防范措施。

周恩来搞不清毛泽东动用军队想干什么，但他不能不防。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周恩来为什么要在3月12日，突然给刘少奇写信，说：“我拟在河北、北京各地调查、学习一个月。”

周恩来的这封信，让毛泽东看来，也可以理解为：“我周恩来已经脱离北京的刘少奇了，我已经不给刘少奇干了。”这样的信息，有可能打消毛泽东使用武力搞“兵变”的念头。因为只要周恩来不与刘少奇合作，毛泽东就还有不用军队打倒刘少奇的可能。

周恩来离开北京的行动，应该还有更重要的意义，这就是他要防范毛泽东真的冒险发起“兵变”，派军队进北京一举占领中南海，逮捕党中央的所有成员。这时候周恩来不在北京的话，就可以避免毛泽东把他和刘少奇“一锅端”，所以周恩来要离开北京到天津去“学习一个月”。

现在毛泽东给周恩来传来了口信，他的目的是要打倒彭真。这让周恩来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放心下来。因为周恩来明白了毛泽东的心思，他搞“调兵遣将”，只不过是为打倒彭真而进行的防范措施。因为北京是彭真一手控制下的独立王国，号称“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所以毛泽东要打倒彭真，必须在北京搞一些军事防范，防止彭真“铤而走险”。

现在周恩来理解了毛泽东搞军事部署的目的，还不至于是要搞“兵变”，这就让周恩来最担心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因此，周恩来认为，他不得不同意毛泽东的最低限度要求，牺牲彭真来换取毛泽东不要搞“兵变”。在周恩来看来，目前是紧要的关头，这时候为了整个党的利益，整个国家的利益，牺牲彭真也是值得的。

从个人恩怨来说，周恩来对刘少奇和彭真并无好感。1943年延安整风时，刘少奇大批周恩来，据说彭真还建议开除周恩来的党籍。在延安时代，中共白区有刘少奇领导的北方局与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彭真、薄一波等人都是刘少奇北方局系统的。但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把自己变成“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周恩来几乎成为“白区错误路线的代表”，这样刘少奇就把周恩来对白区建设的功劳，全部划到自己名下了，对此周恩来心中不可能没有怨气。

中共从一个几十人的小团体，成长为统治中国的巨大政党，毛泽东对中共的功劳无疑是第一位的，而周恩来的功劳应该是第二位，周恩来对中共的贡献远大于刘少奇。让周恩来屈居于刘少奇之下，应该说是很委屈周恩来的，很多人也替周恩来不平，但周恩来还是忍了下来，因为周恩来要“顾全大局”。

再从个人恩怨来说，打倒刘少奇和彭真，对周恩来来说，可以说是出了一口怨气。但周恩来还是要“保”刘少奇和彭真，这也是因为周恩来要“顾全大局”。

周恩来最常说的口头禅是“顾全大局”，周恩来所谓的大局就是“我们这个党和国家”。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要进行一次危险性很大的手术，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从手术台下来。周恩来在进手术室之前，留下他准备好以防万一的“遗言”，周恩来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周恩来在手术前表明他“忠于党，忠于人民”，但没有说“忠于毛主席”。可见在周恩来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想到的只是“党和人民”，毛泽东不包括在内。

对于林彪这个人，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来讨论，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前期的林彪，与后期的林彪完全是“判若两人”。前期的林彪，完全不参与政事，对政治毫无兴趣，可以称为“军人林彪”；后期的林彪，是一个政治狂人，开口闭口都谈政治，可以称为“政治家林彪”。如果不是历史真的出了这么一个人，人们是想象不到一个人前后，居然可以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林彪与众不同的地方，首先是他的年龄。与当时的“老一辈革命家”相比，林彪是太年轻了。

林彪生于1907年，比毛泽东小14岁，比朱德小21岁，比刘少奇、周恩来和彭德怀小9岁，比彭真小5岁，比邓小平小3岁，是中共政治局中最年轻的一位。1966年林彪成为中共唯一的副主席时，他也才59岁，而毛泽东已经73岁了。毛泽东与林彪这么大的年龄差，使林彪把毛泽东说成是自己的导师，也不为过。

为什么林彪这么年轻，就能达到这么高的地位？这全是毛泽东一手提拔重用的结果。没有毛泽东，年纪轻轻的林彪，不可能跻身进中共最高层。毛泽东对林彪的“关照”，绝对是超出任何其他人的。1956年中共“八大”上，毛泽东以全票少一票，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而少的那一票，是毛泽东自己投给林彪的。毛泽东投别人的票，除了林彪之外，还没有第二个人。

另外，林彪入党的背景，也与别人不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入党，都是出于对政治的热情，而林彪有些不同。林彪的堂兄林育南，是1921年入党的中共“建党级”的人物。林彪是在堂兄林育南的介绍和引导下，于1925年入党的，林彪入党没有鲜明的政治热情。1926年林彪进入黄埔军校，也是遵照中共的指示，并不是自己的主动行为。

1927年，林彪参加南昌起义，也不是林彪主动参加的，他那时不过是一个排长，服从上级命令而已。1928年，林彪随朱德与毛泽东会师井冈山，也是跟从大部队行事，不是自己的自发行为。林彪从排长到元帅的故事，都是服从上级指示，是一个“党叫干啥就干啥”的标准好党员。

不过林彪心目中的“党”，并不是“党中央”这个集体，而是毛泽东这个个人。林彪只听毛泽东的话，这是因为，没有毛泽东对林彪予以破格的大胆重用，林彪不可能成就后来的辉煌事业。毛泽东对林彪有知遇之恩，这点林彪是打心眼里感激的，他对毛泽东有一种“报恩心理”，毛泽东是林彪的大恩人。

1942年延安整风时，林彪没有整过什么人，可以看出林彪对整人没有兴趣。1959年的庐山会议，林彪本来没有参加，是毛泽东特别“请”林彪上山来批彭德怀的。林彪批彭德怀，是遵照毛泽东的意思，并不是林彪自己想要“整”彭德怀。在批彭德怀时，林彪甚至还替彭德怀澄清了一个历史上的“冤枉”。

被批的彭德怀，也没有“恨”林彪，他知道林彪批他并非出自本意。1972年监禁中的彭德怀，听了专案组宣布林彪反党事件时，义愤地说：“打电话给周总理，我相信林彪是革命的。这样把林彪杀了我有意见，他死我不同意。”

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遭遇逆境，林彪挺身出来替毛泽东辩护。其实林彪并不赞成大跃进，据说林彪私下里说毛泽东搞大跃进，是“凭空想胡来”。但在公开的场合，林彪一定要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一定要保卫毛泽东这位自己的大恩人。

林彪对毛泽东的指示，基本是完全照办的。林彪不听毛泽东的话，只有两次例外：第一次是1950年毛泽东让他挂帅出兵朝鲜，第二次是在1970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后一个例外我们放在以后再谈，这里先说前一个例外。

1950年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让林彪挂帅志愿军总司令，可是林彪却托病拒绝了，毛泽东只好改派彭德怀出任志愿军总司令。

林彪为什么拒绝挂帅出兵朝鲜呢？有人说林彪真的病了，不能去，这没有证据；有人说林彪怕美国人，不敢去，这更是无稽之谈；还有人说林彪是因为反对出兵朝鲜，不愿去，这个说法也难以自圆其说。第一，尚没发现林彪说过任何反对出兵朝鲜的言论；第二，即使林彪对出兵朝鲜有不同看法，但作为共产党员和军人，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的决定；第三，出兵朝鲜是毛泽东决定的，反对出兵朝鲜，就是反对毛泽东。如果林彪在1950年就反对毛泽东了，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后来毛泽东会对林彪继续破格提拔和委以重任。

林彪拒绝挂帅出兵朝鲜，最根本的还是出于他对毛泽东的忠诚。这里我们不妨站在林彪的角度思考一下，如果林彪挂帅出兵朝鲜，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第一种情况是打败仗，这不仅毁了林彪本人一生的英名，也让毛泽东难堪。不过林彪对这种情况并不是特别担心，因为他有自信不会输给美国人；第二种情况是打胜仗，这倒是让林彪最为担心的。

林彪在解放战争中功劳极大，有人说林彪的队伍打下了中国的半个江山，这也不算过分。这个巨大的军功，让林彪在军队中无形地建立起很高的威信。如果这次林彪挂帅出兵朝鲜，再打一个大胜仗，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功的一大半，都要记在林彪的名下，林彪的功劳就太大了。林彪在解放军中的威信，就会逼近甚至超过毛泽东了。

林彪不是彭德怀那种单纯的军人，他明白军人参政，对自己和对国家，都是非常危险的。解放战争时的四大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解放后离开军队搞军事学院去了；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解放后离开军队当外交部长去了；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解放后离开军队修养去了；只剩下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还留在军队里继续干。可见除了彭德怀之外，其他人都知道“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

林彪完全明白，如果他在军队中的威信逼近或者超过毛泽东，不但他自己非常危险，而且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也无法正常相处了。这种“功高震主”的情况，自古以来都是极其危险的事，所以林彪不能让“功高震主”的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

毛泽东让林彪挂帅出兵朝鲜，这就让林彪为难了。因为林彪知道自己的功劳已经太大了，不能再立功了，再立功就要“功高震主”了。林彪只有拒绝挂帅出兵朝鲜，才能避免出现“功高震主”的情况，所以林彪不顾毛泽东的再三邀请，坚持拒绝挂帅出兵朝鲜。

后来林彪在1959年批彭德怀时说：“在中国，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的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林彪批彭德怀，为什么要扯到自己，说“你我离得远的很”呢？这是林彪的一语双关，暗示林彪自己为了让毛泽东成为中国唯一的大英雄，拒绝挂帅出兵朝鲜，放弃这个当“大英雄”的绝好机会。后来林彪吹捧毛泽东“句句是真理”，也是要让毛泽东成为中国唯一的“大英雄”。

毛泽东请林彪挂帅出兵朝鲜，被林彪拒绝了，这当然让毛泽东十分生气，一度给林彪“发了转业费”，使林彪成为无任何职务的“病号”。但后来毛泽东终于明白了林彪的一番苦心，明白林彪不挂帅出兵朝鲜的原因，是不跟自己争当“大英雄”。

于是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变，1954年让林彪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排在邓小平之前；1955年让林彪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让林彪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在中共高层排名列第六。1959年打倒彭德怀后，林彪接任国防部长，全面接管了军权，成为毛泽东最为倚重的人。

1960年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前林彪只是毛泽东手下的一名将领，只是帮毛泽东打仗，从没在政治上帮助过毛泽东。那时在政治上帮助毛泽东的是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建立了毛泽东的精神领袖地位。在毛泽东政治上得势的年代，林彪从来没有跟着刘少奇大树大捧“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股票走强势的延安时代，刘少奇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彭真第一个喊出“毛主席万岁”。但那个时候的林彪，既没有跟着刘少奇大学“毛泽东思想”，也没有跟着彭真大喊“毛主席万岁”，只是默默地为毛泽东打仗而已。

毛泽东1966年6月会见胡志明的时候说：“人家喊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喊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

后来有人说毛泽东这句话是在暗批林彪，这是不对的。毛泽东在1966年，正是与林彪关系最火热的时候，怎么会暗批林彪呢？毛泽东这里说的“越捧你越靠不住”的人，明显指的是刘少奇和彭真等人，当年是他们大捧毛泽东的。林彪没有跟着刘少奇他们喊“万岁”，毛泽东反而觉得林彪靠得住。

1960年毛泽东退居“二线”，在政治上失势了，这时候林彪才开始大肆吹捧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著作，在政治上力挺毛泽东。林彪在毛泽东最得势的时候，并没有吹捧毛泽东，他反而在毛泽东最失势的时候，大肆吹捧毛泽东。可见林彪对毛泽东的吹捧，不是出于什么野心，而是出于报恩之心。

1960年9月，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他说：“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推向新的高潮，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1961年4月，林彪又指示：“为了使战士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

于是《解放军报》根据林彪的指示，从1961年5月1日起，率先在报眼刊登毛主席语录。1964年5月，解放军政治部出版《毛主席语录》，但封面写着“限军队内部发行”，发放范围只限军队内部，军队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因为那时中宣部没有批准《毛主席语录》在全国公开发行，林彪只能在军队内部吹捧毛泽东。

之后，林彪于1964年12月又指示说：“《毛主席语录》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要像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1965年8月《毛主席语录》再版发行，发放范围为每个战士一本，《毛主席语录》在全军达到了人手一册。但此时《毛主席语录》仍然是“限军队内部发行”，直到1966年下半年，中宣部才批准《毛主席语录》公开发行，此后《毛主席语录》成为世界上除了《圣经》之外，发行量最大的书。

林彪是典型的军人，不是政治家，林彪从来没有提出过什么“路线”，也谈不上什么“派”。批刘少奇的时候，说刘少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林彪的时候，说不出林彪有什么“路线”，也说不出他有什么“派”，只好说林彪是“野心家、阴谋家”。

林彪本来并不打算从政，他跳出来从政的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保卫毛泽东的政治地位。林彪打仗的特点是“不干则已，要打就大打一场”，这是林彪的性格。所以林彪从政也是一样：“不干则已，要干就大干一场”。1966年，就是前期的“军人林彪”，与后期的“政治家林彪”的分水岭。

1966年3月22日，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在外交部长陈毅夫妇的陪同下，前往巴基斯坦等国访问。那时刘少奇出行时的派头是很大的，到机场为他送行的有：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还有全国人大的七位副委员长，国务院的三位副总理，全国政协的四位副主席，以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北京市的负责人。

自从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以来，如此前呼后拥的隆重仪式场面，刘少奇已经享受过很多次了，但此时的刘少奇却没想到，这竟然是他最后享受中国最高规格的送行典礼。当时刘少奇对时局的估计是很乐观的，《二月提纲》作为中央文件，已经正式发了下去，时局稳定下来了，暂时用不着担心。

3月2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火药味十足的讲话，也没有引起众高官的响应。甚至，毛泽东在会上都没有“敢”骂彭真，只是指桑骂槐地骂了一通小人物的吴冷西，这让刘少奇感到毛泽东已经是黔驴技穷，更加放心地出国访问去了。

彭真在送走刘少奇后，也是傲气十足。当时日本共产党来华访问，向彭真提起《海瑞罢官》的时，彭真居然在外国人面前，公开抱怨毛泽东说：“这本来不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历史剧。可是毛主席说它是政治问题，真麻烦。”

3月31日，康生向周恩来传达毛泽东讲话的同一天，也向彭真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当时彭真还没把毛泽东的讲话太当一回事，对康生敷衍地说：“我没有包庇吴晗，只是主张‘放’，《二月提纲》也可以修改一下。”

可是当彭真得知周恩来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的时候，他马上感到事情不妙了。在彭真的保护伞刘少奇现在远在巴基斯坦访问，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如果毛泽东和周恩来联手起来“整”他的话，彭真肯定是大劫难逃的。

人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都会设法“自保”，彭真当然也不例外。现在彭真已经等不及刘少奇了，因为刘少奇还要半个月之后才能回来，而那时彭真已经被打倒，生米煮成了熟饭，届时刘少奇再想救彭真，也来不及了。彭真不得不采取“自救”措施。那么怎么才能“自救”呢？现在彭真能想出的唯一办法，就是“戴罪立功”。

对于毛泽东来说，彭真已经是“罪人”了。现在彭真要趁自己还有权的时候，做一两件对毛泽东有好处的事情，为毛泽东“立功”，以求得到比较宽大的处分。怎样才能“立功”呢？彭真想出的方法是“丢卒保车”。

毛泽东已经点名批评了“三家村”的邓拓、吴晗和廖沫沙，此时彭真来个“反戈一击”，帮助毛泽东批判“三家村”的这三个人，说不定能得到毛泽东一定的宽恕。于是彭真就准备把“三家村”的三个人抛出去，转移斗争大方向，以此来保护自己和刘少奇。

4月3日，彭真马上召集北京市长刘仁，邓拓等一批亲信，到他家里开会。彭真首先告诉与会者，周恩来已经改变立场，同意推翻《二月提纲》了，现在我们这些人到了危机的紧要关头。彭真是个直爽的人，并不隐瞒自己的目的，说：“现在‘守’肯定是‘守’不住的，只有设法争取主动。‘三家村’的事情要解决，不解决不利，否则更被动。”

彭真虽然没有明说，但参会的人都知道，彭真这是要抛出“三家村”来“丢卒保车”了。这时彭真借用一句江湖上的话，对众人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请大家帮忙了”。

彭真这么一说，参会的人都心中一酸。不过大家也都明白，他们这个团体到了存亡危机的时刻，必须有人出来掩护大家撤退，必须有人牺牲自己来保全大家，否则大家都得完蛋。

这时邓拓站出来了，拿出英雄气概说：“我犯了错误，由我自己负责，其他人没责任。”

邓拓知道，现在“三家村”中的吴晗和廖沫沙已经被批判了，他想逃也逃不过去的，不如站出来承担责任，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以保全彭真和其他人。

大家一方面佩服邓拓的勇气，一方面也知道，此时彭真只能对邓拓“挥泪斩马稷”了。彭真安慰邓拓说：“很快就发表批判你的文章了，你改了吧，改了以后还可以做文化战士。我准备把你下放到顺义去，那里条件好，可以做出成绩来，以后还可以东山再起。”

然后彭真又对参会的人，称赞邓拓说：“我们对邓拓同志的本质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是个好人，但是世界观有许多不正确的观点，写的东西乌烟瘴气。但他不是反党的，我们都知道，只是别人不知道。”

会后，彭真指示北京市委赶紧写一份《关于邓拓所犯错误的报告》，并说：“责任要写的含糊一点”。当《报告》出来以后，彭真把其中一句“根据邓拓的请示，解除他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改为“最近邓拓同志要求免去他市委担任的职务，到下面去锻炼，我们准备在党内批评以后，再作组织处理”。这份报告于4月8日上报中央。

4月10日，北京市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批判邓拓、吴晗和廖沫沙的问题。这时彭真已经不管吴晗和廖沫沙，他只能“包庇”邓拓一个人了，彭真说：“我对批判吴晗、廖沫沙没有什么牵挂，就是对邓拓如何提法要慎重考虑。邓拓的问题和吴晗的问题不一样，吴晗这个人是一贯反共的，邓拓在抗日战争时赶着毛驴办粮很艰苦，邓拓对三面红旗还是拥护的，应该区别对待。”

4月16日，《北京日报》发表了长达三版的《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次彭真没敢“浑水摸鱼”，而是真正上纲上线地批判，文章中说：“吴晗不止一次地为被党和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不平，不止一次地借这个题目，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廖沫沙同志反对毛泽东思想，丑化革命派，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邓拓同志吹捧死人，借古讽今，大量宣传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同时《北京日报》还特别加了一个《编者按》，写道：“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是错误的，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我们决心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按照毛泽东思想，铲除毒草，克服错误，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展开严肃的批判。”

彭真用这个《编者按》，一方面向毛泽东承认错误，另一方面又声明要“戴罪立功”，说：“我们决心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对‘三家村’展开严肃的批判。”这次彭真是抢先在全国的报纸上，第一个点名批判“三家村”，试图来一个“丢卒保车”，争取主动。

但彭真的企图马上被毛泽东识破，毛泽东说：“这是北京市委‘真包庇、假批判’，‘舍车马、保将帅’，企图以牺牲吴晗、邓拓，来换取彭真和北京市委的过关。”于是毛泽东立即指示通知全国报刊，禁止转载《北京日报》的文章和按语。

上次彭真不让转载毛泽东的《评/海瑞罢官》，这次毛泽东也不让转载彭真的《批三家村》，算是对彭真的一个小报复吧。只是《新华社》下属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广播了《北京日报编者按》，让毛泽东非常不高兴。

《新华社》是隶属于周恩来国务院领导另一套宣传系统，主要负责对外国的宣传工作。《新华社》广播了彭真的《北京日报编者按》后，周恩来向毛泽东检讨说：“是因为疏忽大意犯了错误。”

周恩来是个非常小心谨慎的人，不太可能对这么重要的事情“疏忽大意”。《新华社》的广播，应该是象征了周恩来表示对处理彭真的一种态度，就是不希望把彭真一棒子打死。毛泽东尽管很不高兴，但也拿周恩来没办法。

1966年4月16日以后，邓拓就被停职检查，此时邓拓把希望寄托在国外访问的刘少奇身上。但刘少奇从国外访问回来之后，对邓拓的批判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是一浪高过一浪，5月16日，中共发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已查明邓拓是叛徒。不管邓拓背后的支持者是谁，都要一挖到底。”

邓拓知道党内斗争的规则，一旦他被扣上“叛徒”的帽子，那就是宣布他的政治死刑。邓拓不再抱什么希望了，他选择了“死”。一方面邓拓是那种“可杀不可辱”的人，他没有接受大批判的勇气；另一方面，邓拓希望自己的死，能够最后保护彭真他们一次，因为报纸上明确地说：“不管邓拓背后的支持者是谁，都要一挖到底。”

邓拓在5月17日夜，服药自尽，时年54岁。死前他写了两封遗书，一封是给北京市委的，一封是给妻子的。邓拓写给北京市委的遗书中说：“许多工农兵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邓拓先表示他对批评自己“毫无怨言”，之后邓拓又写道：“文章是我写的，别人怎么能够，也不应该为我分担责任。市委的领导，从彭真同志，到整个书记处、常委会以及个别部门的负责同志在内，没有什么错误。”

这里邓拓把责任全揽在自己一个人身上，声明与彭真等人无关。邓拓最后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邓拓遗书的结尾，是以口号结束的，他写道：

“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囯共产党万岁！

我们敬爱领袖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邓拓之所以这么喊口号，是因为他想保护他的妻子儿女。邓拓知道中共的方针，如果他死前高呼万岁，向党表示最后的忠心，那么他的妻子儿女就可以得到比较宽厚的待遇，不会因他的死而受到太多的牵连。

邓拓给妻子丁一岚写了一封很短的遗书，说：“一岚：我因为赶写了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很不规律，肠疾又在纠缠，不多写了。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永别了，亲爱的。”

邓拓明白，他如果给丁一岚写一封长信，反而有可能把她也牵连进去。要保护丁一岚，这封信越短越好。也许正因为邓拓临死之前煞费苦心地保护家属，夫人丁一岚在文革中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一直活到1998年。而另一位“三家村”人物吴晗的夫人袁震，则在文革中被送到“劳改队”进行劳动改造，1969年3月过早地去世了。

1969年10月11日，在邓拓自尽的三年之后，“三家村”人物第二位的吴晗死于狱中。“三家村”人物第三位的廖沫沙，倒是把牢底坐穿，1979年平反，一直坚强地活到1991年。

“三家村”人物的结局当然是悲剧，但政治斗争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如果那时刘少奇胜利，毛泽东失败，那么邓拓、吴晗等就会成为英雄，而张春桥、姚文元等就要坐牢了。书生投身于政治的时候，就要做好杀头坐牢的准备。

据说在张春桥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女儿准备结婚，张春桥告诉他未来的女婿说：“与我张家结亲，是要准备杀头坐牢的。”可见张春桥早就知道搞政治这个东西，是要做好杀头坐牢准备的。

再回到1966年4月2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的那封信，周恩来在信中说：“拟由书记处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邀集上海、北京有关同志加以讨论。”周恩来的意见，不是由中央政治局来讨论这件事，而是由级别较低的“中央书记处”来讨论这件事。这种低调处理方式，显然不满足毛泽东的要求。

但毛泽东也好拒绝周恩来的建议，毛泽东不能不给周恩来一个面子，因为他还需要周恩来帮助打倒彭真和刘少奇。于是毛泽东急召在外地视察的“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召开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1966年4月9日，邓小平回北京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出席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上，首先是康生传达毛泽东不久前的谈话，然后康生批评彭真对《海瑞罢官》搞“学术批判”，是要转移斗争大方向。彭真辩解说：“吴晗的问题出来后，我总想再放出来一些错误观点。现在看来，新的错误观点不容易放出来了，‘放’的时期过去了，已经放得够了。”

陈伯达则对彭真的历史问题进行了批评，彭真辩解说：“我各方面都不落后，国难时期北京坚持了三面红旗，顶住了单干风，只是文化上我是外行，落后了，原因是我不懂。”彭真特别强调说：“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

最后，周恩来和邓小平定下“调子”，说：“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联名致信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说：“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对这次重大错误作了初步检查。”这次会上邓小平是拥护毛泽东的。为什么邓小平拥护毛泽东呢？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这篇文章所要涉及的范围。

另外，这次会议还作出了两项决定：第一是宣布撤销《二月提纲》；第二是成立以陈伯达为首的小组，重新起草一份提纲。陈伯达小组的成员有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等人，这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雏形。

会后，中央办公厅发出一个简单的通知，撤销《二月提纲》。但这个通知里，并没有提到为什么要撤销《二月提纲》，更没有说《二月提纲》有什么错误。这是一种“蒙混过关”，当然毛泽东不满意了，因为他要批判《二月提纲》，而不是撤销《二月提纲》。毛泽东也知道，依靠周恩来和邓小平来处理这件事，是不可能让他满意的。于是毛泽东于1966年4月16日，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

其实，毛泽东本来就打算召开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上次召开的书记处会议，那不过是给周恩来面子。现在周恩来的面子也给过了，毛泽东就亲自出面处理这件事。然而，毛泽东这次会上要解决，不仅是彭真一个人问题，同时还要解决中宣部长陆定一的问题。

毛泽东早就想打倒陆定一了，多次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解散中宣部”。但毛泽东说归说，真的要打倒陆定一，总得有个理由才行。这次又是天上掉下来一个打倒陆定一的理由，那就是陆定一夫人严慰冰给林彪写匿名信的刑事案件。

严慰冰给林彪写匿名信，是一个非常蹊跷的案子，至今迷雾重重。这个案子的基本情况是：严慰冰从1960年到1966年的6年间，化名“基督山”、“王光”、“黄玫”等，写了几十封匿名信，分别寄给林彪，林彪夫人叶群，以及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匿名信的具体内容至今没有完整披露过，但从披露出来的一些信息来看，匿名信的主要内容有三个：

一、声称叶群伪造自己的履历，是假党员。

二、声称叶群在延安时代与多个男人发生过性关系，包括后来被枪毙的王实味。

三、声称林彪的女儿林豆豆不是叶群和林彪生的，甚至暗示林豆豆是叶群与刘少奇的私生子。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回忆说：“在写给豆豆的匿名信里说：你没发现你和刘家的平平长得特别像吗？弄得豆豆疑神疑鬼，常往我们家跑，看平平的长相，还抱着平平哭，闹自杀。”

匿名信里有一首打油诗，含有一至十的数字，写道：“搂了一个骚婆子，生了两个兔崽子。封官进爵升三级，终年四季怕光照。五官不正双眉倒，六神无主乱当朝。七孔生烟抽鸦片，八(拔)光了头上毛。机关算尽九头鸟，十殿阎罗把魂招。”

这些匿名信的内容无法证实，客观上起到破坏和挑拨林彪的家庭关系的作用，这也可能是后来林豆豆没有跟父母一起登上三叉戟的一个契机。这种匿名信是侮辱人格的诽谤行为，已经构成了刑事罪，严慰冰于1966年4月28日被捕入狱。

严慰冰写这些攻击林彪的匿名信的动机是什么呢？我们在分析严慰冰的动机之前，先看看这个案子是怎么破的。现在有一种传言，把破案过程说得活灵活现，甚至很多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都是这么说的，所以有必要在这里澄清一下。

这个传言是这样说的：【严慰冰这个案子是1966年春天破的，破案的过程很巧合。据说在196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严慰冰、叶群都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出国人员服务部买东西。严慰冰眼睛近视，不小心踩了一个人的脚，那人大发脾气，口里不住地骂骂咧咧，两人吵了起来。严慰冰一看，原来那人是叶群，一气之下，严慰冰直奔军委总政治部，向总政负责同志反映叶群这种蛮横无理的态度。严慰冰是上海人，说话有口音，气头上说话又快，那位负责同志实在听不懂她的话，就要她把事情经过写一写，严慰冰就写了。事后，那位负责同志拿了严慰冰写的东西去向林彪反映，林彪、叶群一看，觉得这字面熟，跟匿名信的字迹很像，就交给了公安部。公安部经过笔迹鉴定，确定严慰冰就是匿名信的作者。】

其实这个传言是很拙劣的。第一、叶群在1966年上半年，一直陪林彪在苏州疗养，并不在北京；第二、叶群这样身份的人外出，都有警卫员跟随左右的。而警卫员的职责之一，就是不让陌生人靠近叶群，以免出现暗杀。严慰冰踩到叶群的脚，那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就太近了，叶群的警卫员早就会出手档开严慰冰了。

严慰冰案的破案过程，已有人专门撰文进行过分析，这里不再重述，只是略述一下要点。早在1963年夏，公安部六局局长夏印，就拿着匿名信到中宣部核对严慰冰的字迹，证实匿名信确是严慰冰所写。这个案子虽然破了，但因为是牵扯到中宣部夫人的大事，公安部不敢自己处理，于是上报到中央主管政法的彭真那里。但彭真把这个案子压了下来，既没有报告毛泽东，也没有告诉林彪。由于彭真压住这个案子，公安部对严慰冰不敢采取行动，任凭严慰冰继续给林彪写匿名信，让林彪的“受害”多了两年，直到1966年严慰冰被捕为止。

从1963年夏到1966年的两年多时间里，彭真为什么要压着这个案子呢？第一个原因是政治上的需要。如果陆定一夫人写匿名信的事情出来的话，陆定一也要受到牵连。毛泽东本来就想“找茬”整陆定一了，彭真压住这个案子，就等于保住了陆定一。第二个原因是破案上的需要。这件事也许不是严慰冰一个人的行为，而是一个团伙的行为，所以暂时不惊动严慰冰，可以放长线钓大鱼。不管怎么说，有这个破案上的需要，彭真就可以为自己压住严慰冰案，找到推脱责任的理由。

这个案子最费解的问题是：严慰冰写匿名信的动机是什么？现在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说严慰冰是精神病患者，写匿名信是神经偏执狂的发病行为；第二种说严慰冰没有精神病，她写匿名信是出于对林彪反党集团的痛恨，这种说法主要流行于文革之后；第三种也说严慰冰没有精神病，她写匿名信是受人指使的政治阴谋，这种说法主要流行于文革期间。

第一种说法说严慰冰有精神病，它的根据是，陆定一曾带严慰冰到医院去看精神科。但当时的医生诊断，并不认为严慰冰有精神病。有一件事也可以说明严慰冰精神状态。1971年林彪叛逃后的10天，那时关押在秦城监狱里的严慰冰，忽然在狱中连连大笑，专案组看到严慰冰的行为可疑，就提审她。

严慰冰在提审中说:“党内出了大事一桩！林副主席出事了。”

那时林彪事件还在保密中，一般干部都不知道林彪出事了，关在狱中的严慰冰怎么会知道呢？严慰冰得意地说:“党的最大机密，都在报纸上。”

原来，严慰冰天天在狱中很仔细看《人民日报》，那时报纸上总是说“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而这几天报纸上忽然不提“林副主席”了，所以她猜测出林彪出事了。从这件事来看，严慰冰的表现完全不像是精神病患者。

另外，1978年严慰冰平反出狱，也说明严慰冰没有精神病，因为精神病案件是不存在“平反”问题的。严慰冰出狱后，任全国政协文史委员，1982年还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哪有精神病患者加入作家协会的。所以严慰冰写匿名信是出于“精神病”的说法，并不让人信服。

第二种说严慰冰写匿名信，不是因为精神病，而是与林彪反党集团进行斗争，第二种观点的主要内容如下。【延安时期，严慰冰和叶群都在马列主义研究院学习，严慰冰对叶群的生活作风和品行看不惯，对她的历史也有很大的怀疑。严慰冰从清查历史档案中发现，叶群隐瞒了历史，隐瞒了年龄，是一个无人介绍的冒牌党员。从1960年开始，叶群以林彪代理人的身份出席中央召开的会议，成为颐指气使的女霸，为林彪结党营私，阴谋夺权开路。这一切，严慰冰看在眼里，气在心上，曾对二妹严昭说：“林彪不甘寂寞，叶群是个妖精，我看总有一天他会扰乱江山的。”当1960年林彪肉麻地吹捧毛主席时，严慰冰更意识到林彪的狼子野心，萌发了她痛骂林彪和叶群一家的念头。】

【直接引发严慰冰写匿名信的，是这样一件事：叶群对林彪前妻的女儿林晓林一贯歧视和虐待，连节假日也不准她回北京。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一放假，在该校就读的林晓林有家难归，像孤儿一样到处游荡。1961年，严慰冰到哈军工看望在那里读书的大儿子陆德，知道了这一切，对叶群的这种做法很是气愤，写了大量匿名信，痛骂叶群及其一家。严慰冰的匿名信有如匕首，又如利刃，狠狠地砸在林彪、叶群的心窝里！林彪气得暴跳如雷，坐立不安。叶群则又哭又闹，满地打滚。】

第三种说法也说严慰冰写匿名信，不是因为精神病，而是想要迫害林彪。其实这种说法与第二种说法是一致的，只是立场不同而已。第二种说法赞扬严慰冰对林彪的“迫害”，而第三种说法则批判严慰冰对林彪的“迫害”。 第三种观点的主要内容如下。

【从1960年到1966年的六年间，狗胆包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严慰冰（旧中宣部阎王殿活阎王陆定一的臭婆娘），抛出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的匿名信，竟达数十封之多，妄图污蔑、中伤林副统帅。严慰冰是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一员忠实干将，长期以来，严慰冰为配合这一反革命集团篡党、篡军、篡政的目的，写了大量的反革命匿名信，恶毒地攻击我们敬爱的副统帅林彪同志，以达到她配合彭、罗、陆、杨实现反革命复辟的罪恶目的。

【现行反革命分子严慰冰的行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十分清楚。他为使严慰冰“合法”地从事反革命活动，千方百计地与卫生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密谋，从1961年就把严慰冰伪装成精神病患者，以掩盖其反革命面目。卫生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史书翰等直接参与并策划了包庇反革命分子严慰冰的反革命罪恶活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史书翰知道他们的罪行必定会被揭露，十分紧张，说：“有些问题说出来，同志们追问怎么办？在严慰冰的问题上，我洗也洗不清了。”1966年8月25日，史书翰已感到其反革命罪行无法掩盖，突然服安眠药畏罪自杀，于27日死亡。】

史书翰是中央保健局局长，当时说陆定一逼史书翰作严慰冰有神经病的伪证，结果事发后史书翰自杀。

尽管对严慰冰的作案动机仍然不太清楚，她试图让林彪生气烦恼，损害林彪的身体健康，这是毫无疑问的。当时林彪的身体是中国政治走向的关键之一，如果林彪在文革前病逝，那么毛泽东要想发起文革，就不太可能了。所以把林彪“气死”，就等于斩断了毛泽东的臂膀，间接地阻止了毛泽东发起文革。严慰冰有这样的政治动机吗？从上述第二种说来看，严慰冰是有这样的政治动机的，但只是个人行为；从上述第三种说来看，严慰冰不仅有这样的政治动机，而且是一个有组织的行动。

这个案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毛泽东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的。从种种迹象来看，毛泽东应该是在1966年4月以后，才知道这件事的。1966年4月1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拿出这件事，1966年4月28日严慰冰被捕入狱。

为什么毛泽东直到1966年4月才知道这件事呢？大概因为是彭真的队伍里出了告密者。因为1966年4月2日之后，周恩来的态度转变了；4月8日的书记处会议上，彭真被严肃批评了。这时候，彭真队伍中的某些人，看到彭真不行了，要垮台了，所以这些人赶快要改换门庭，揭发彭真的“罪恶”，就把这件事揭发出来了。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刘少奇知道这件事吗？刘少奇本人在1966年6月27日的讲话中说：“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两年前就发现了，当时我们怀疑陆定一是否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动。这事是交给彭真去处理的，因为这是一个具体案件，我们没有直接去处理。”

从刘少奇讲话的口气来看，他早就知道这件事了，只是这件事交给彭真去处理，他没有直接管。

那么周恩来知道这件事吗？据邱会作回忆说：“在会上，公安部长谢富治汇报该案侦破情况后，周恩来厉声问陆定一是否知道，并大声喝斥：‘就是在国民党里也不许用这样下流的手段！’说着说着，抓起面前的茶杯向陆定一砸去。这是我唯一的一次知道周恩来大发脾气，当众失态。”

从周恩来讲话的口气和动作来看，他似乎不知道这件事。这也就是说，彭真只把这件事报告了刘少奇，瞒了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有当事者林彪。

1966年4月16日至2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进行了两大部署：第一个部署是打倒彭真和陆定一，搬走了打倒刘少奇的绊脚石；第二个部署是准备搞文化大革命，起草了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

这次杭州会议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4月16日到21日，这段时间刘少奇还在国外访问；第二个阶段是4月21日到24日，这段时间刘少奇回国了，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的第一阶段是重点，参会者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叶剑英、聂荣臻等，主要是揭发批判彭真。陆定一的案子因为不是政治问题，不需要在会上揭发批判。等刘少奇回来后，彭真和陆定一已经“靠边站”了，刘少奇已无力挽局，只好追认这个结果。

这次杭州会议是突然召开的，据参会者宋任穷回忆说：“4月16日，中央忽然通知我到杭州开会，事先并不知道会议的议题，到杭州后才知道，是专门研究‘文化大革命’问题。”

另一位参会者李雪峰回忆说：“叶剑英来得晚，来了就问我：“这个会议是干什么？3月不是刚开了会吗？”

李雪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

叶剑英又说：“我送彭真上飞机时，彭真说：‘现在又出事了，我自己出事了’。”

彭真到杭州后，马上要求跟毛泽东当面谈话。李雪峰听见彭真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打电话说：“我要求跟主席见面，只讲20分钟。请你转告。”但毛泽东没有见彭真。

毛泽东不见彭真的消息，马上在众高官中传开了。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脾气，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话，就是“我对没有希望的人，连批评都不批评。”现在毛泽东不见彭真，那就是对彭真不抱希望了。

高官们都知道，几天前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周恩来也批评了彭真。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批彭真的话，彭真肯定是没希望了。高官们都是很会“自保”的，据李雪峰回忆说：“我们在宾馆吃过饭出去散步时，六个大区书记包括刘澜涛在内，没有一个敢和彭真并行，也不敢和他讲话。”

这次参加会议的人数虽多，然而决定彭真和陆定一命运的，只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毛泽东与周恩来进行过几次个别谈话，他们谈话的内容无法知道，但从后来的结果来看，周恩来的立场有很大转变，同意了打倒彭真和陆定一，同意了解散中宣部与北京市委，还同意了搞文化大革命。

前面提到，毛泽东对付周恩来的方法是“一手软、一手硬”，这次周恩来立场的重大转变，应该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用了“一手硬”的办法。毛泽东大概跟周恩来直截了当地表示：如果你不同意，那我就带林彪重上井冈山，重组红军。

周恩来最怕毛泽东的这一手。周恩来深知毛泽东是做事不顾后果的人，他一旦爆发起来，那是什么都不管的，很可能真的来个“兵变”。周恩来也发觉毛泽东在北京附近进行了不同寻常的军事部署，所以周恩来感到此时不能再刺激毛泽东了，要打消毛泽东“动武”的念头，用和平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用和平的方法，就必须做出妥协，所以这次周恩来做出了重大的妥协。

周恩来的斗争方式，是以柔克刚，“一边妥协，一边斗争”。周恩来对付毛泽东的方式，特别注意不要让毛泽东生气，因为毛泽东这种性格的人一旦“来气”了，就会不顾一切，非跟你干到底不可。所以周恩来在与毛泽东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从语气上也好，行动上也好，特别表示出对毛泽东的恭敬，特别注意让毛泽东心中的“气”平息下去，也就让毛泽东“消气”。一旦毛泽东“消气”了，毛泽东也会做出一些妥协，这样就不会发展成一场重大的党内斗争。

可是刘少奇就不懂这点，他要不然当面顶撞毛泽东，气走毛泽东，专门惹毛泽东生气；要不然“浑水摸鱼”，耍滑头，这样更让毛泽东生气，而周恩来从来不在毛泽东面前耍滑头。刘少奇不是想办法让毛泽东“消气”，而是火上浇油，让毛泽东的“气”越来越大，更加激发起毛泽东掀起一轮更激烈的斗争。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都是湖南人，也许湖南人天生就不会妥协吧。

这次会上，有了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就点名批彭真了。毛泽东说：“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毛泽东意犹未尽，又说：“凡是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这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掉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灰尘不扫不走，阶级敌人不斗不倒。‘西风落叶下长安’，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他。”

有一个流行很广的传闻，声称毛泽东当面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这个传闻当然是假的，它是根据毛泽东这个讲话，用“张冠李戴”的手法，把毛泽东说彭真的话，戴到了刘少奇的头上。对于毛泽东来说，彭真当然是一个“渺小人物”，但刘少奇就不是渺小人物了。毛泽东对刘少奇是“炮打司令部”，要用大炮才能把刘少奇打倒，怎么可能“动一个小指头”就打倒刘少奇呢。

以前在会上，众高官不表态，表示中立，那是大家都在看周恩来的态度。周恩来一旦表态支持毛泽东，众高官马上看出毛泽东占上风了，彭真的大势已去，于是马上都投靠过来，七嘴八舌地批起彭真来，纷纷要求对彭真进行“组织处分”。就在这个时候，刘少奇从国外访问回来了。

这次刘少奇出国访问，在国外受到极为热烈的欢迎。据陪同刘少奇一起访问的夫人王光美回忆说：“我们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欢迎场面简直难以形容，万人空巷，热烈非凡，达到了惊心动魄的程度，令我多少年后仍印象深刻。在机场的路上，欢迎的人群像海洋一样，黑压压一片。道路两旁的建筑物上，甚至电线杆上、树上，都站着人。我们的车队从机场开出不久，道路两边的人群队伍突然失去控制，一下子乱了套，人群拥到马路中央，许多群众还把手伸进汽车里面来，要同我们握手。人们高呼欢迎口号，手里举着旗帜和彩带，看得出来是发自内心地欢迎中国客人。我们的汽车只能在人群的包围中爬行，这条不到10公里的路，竟整整用了一个半小时。由于人群实在太拥挤，摄影师都没有拍成片子。”

刘少奇一行人4月19日回国，先到云南昆明。他们刚到的当天，就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刘少奇和陈毅迅速到杭州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当时刘少奇一行人都纳闷，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陪同刘少奇一起出访的外交部长陈毅，还担心地猜测：“是不是我国边境发生了战争？”

刘少奇一行人马上乘专机直接飞往上海，然后又乘专列前往杭州。据王光美说，当时因为紧急，刘少奇的专列调度不过来，他们是乘毛泽东的专列到杭州的。在去杭州的列车上，他们还不知道彭真出问题了，王光美吩咐卫士把他们从国外带回来的热带水果分一分，给毛泽东送一份，周恩来送一份，还特别嘱咐给彭真也送去一份。

王光美回忆说：“我们到杭州刚住下，周总理还有谢富治就来了，带来一些材料，向少奇同志介绍情况。谢富治是来谈陆定一夫人严慰冰给林彪写匿名信的问题。周总理刚来，房间里电话铃响了，我一接，是彭真打来的，说要向少奇同志汇报。我告诉他：总理正在这里谈话，少奇同志现在没空。当时还不清楚彭真出事了，总理谈话之后，才知道这次会议是毛主席亲自主持，主要是批评《二月提纲》和彭真同志。这样一来，少奇同志就不便再让彭真来单独汇报了，也没给彭真回电话。”

刘少奇没给彭真回电话，一来，是出于他在白区工作养成的警觉性。既然彭真出事了，那么打给彭真的电话，肯定会被监听，他不能再跟彭真电话联系了；二来，刘少奇也有一种自保的“丢卒保车”心态，认为彭真已经不行了，现在他要丢掉彭真，以求自保。

也许白区搞地下工作出身的人，都有这种“丢卒保车”的习惯。因为白区敌人的势力太大了，只能“丢卒保车”。彭真搞“丢卒保车”，丢掉了自己的干将“三家村”，但并没有能够自保；刘少奇搞“丢卒保车”，丢掉了自己的干将彭真，最终也没有能够自保。

刘少奇不保彭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对彭真有气。周恩来给刘少奇送来一份揭发彭真的材料，其中有4月16日彭真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批三家村》文章。刘少奇一看这篇文章，不由怒从心头起，他马上明白这是彭真想要通过这篇文章“戴罪立功”，想要讨好毛泽东。这就是意味着，彭真已经背叛刘少奇了。刘少奇猜想：大概是彭真讨好毛泽东没成功，现在才想到给自己打电话，想让自己来保他。对于刘少奇来说，彭真已经是“叛徒”了，当然不会保叛徒的。

从事后诸葛亮的观点来看，刘少奇容易倒台，跟刘少奇的队伍不团结，各打自己的小算盘，有很重大的关系。彭真没有跟刘少奇团结一心对付毛泽东，而是在刘少奇回来之前，先背叛了刘少奇，去讨好毛泽东。而刘少奇回来后，也没有力保彭真，任凭毛泽东把彭真打倒。这样毛泽东很容易把刘少奇的队伍各个击破。

相比之下，周恩来的队伍就团结得多。在文革中，毛泽东也曾想把周恩来的队伍各个击破，但周恩来的队伍却没有各自打小算盘，而是团结起来跟毛泽东抗争。1967年8月4日，陈毅在外交部批判他的《批陈小会》上，公然说：“你们说要打倒一切框框，要说框框，毛泽东思想就是一个最大的框框。我们不要搞个人迷信，我不迷信斯大林，不迷信赫鲁晓夫，也不迷信毛主席。我看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毛主席也是一颗螺丝钉，他过去在湖南第一师范当一个学生，他有什么，还不是一个普通学生？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他是我的部下。”

陈毅敢说公然反对毛泽东的话，还敢公开为刘少奇辩护，他又说：“有人躲在背后，教娃娃们出来写大字报，这是什么品质？刘少奇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先生，水平很高，刘少奇的指示我完全赞成。在人民大会堂，刘少奇同志讲得很正确。你们不但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要学习少奇同志的著作。”

彭真算是胆子大的，还是刘少奇的人，但他也不敢公然为刘少奇辩护。陈毅为什么这么胆大包天呢？他自己来了个说明，说：“我讲这些话，可能要触犯一些人的忌讳，我要惨遭牺牲，我愿意！我也不怕！我很坚定，我准备惨遭不测，准备人家把我整死，我不怕！你们太猖狂，不知天高地厚。不要太猖狂吧，太猖狂就没有好下场。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

陈毅坦然说出他胆大包天的理由：“我不怕死，我敢豁出老命造反。”

周恩来的另一个干将谭震林，也公然说：“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倒下去再说吗？不行，一万个不行。我也要造反，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

陈毅和谭震林公然讲“造反”，是为了保周恩来，他们暗示说：如果毛泽东要整周恩来，他们就要造反，不怕牺牲。1967年是周恩来最困难的时候，但他有这样忠实的部下拼死保护他，才使毛泽东不得不放弃了打倒周恩来的计划，与周恩来暂时和解了。

周恩来能够有忠实的队伍，也跟他的自己品格有关。1967年8月，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周恩来挺身而出，无畏地说：“谁要揪陈毅，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周恩来挺身保陈毅，陈毅也挺身保周恩来，结果他们没有被毛泽东各个击破，反而都保住了自己。

周恩来有忠实的部下，陈毅也有忠实的部下。在红卫兵打倒陈毅的高潮中，外交部91名高官，公开联名贴出《外交部91人大字报》，态度鲜明地支持陈毅。这样忠实的部下，刘少奇的队伍里是看不到的。

很多人把刘少奇被轻易打倒，理解为刘少奇没有“枪杆子”的支持，这种概念是非常片面的。

枪杆子是掌握在“人”的手上的，所以问题的根本不是枪杆子，而是“人”。有多少人愿意为你拼命，有多少人甘愿牺牲自己来保护你，这是决定斗争胜负的最关键因素。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有多少人愿意给你当炮灰”。

刘少奇被轻易打倒的关键，不是没有“枪杆子”，而是刘少奇的队伍不行。刘少奇的队伍，有点乌合之众的味道，在得势的时候气势汹汹，一旦失利，就各自逃命去了，一打就垮。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纸老虎”。如果刘少奇也有一支愿意为他当炮灰，有一支愿意为他流血牺牲的队伍，毛泽东就不可能那么轻易打倒刘少奇。

这次杭州会议，林彪没来参会，而是派总参谋长杨成武替他开会。不过毛泽东这次因为有了周恩来的支持，所以林彪不来也没关系。毛泽东不希望把林彪拖得太累了，他要林彪养好身体，关键的时候再出马。

当时有句术语叫做“揭开了盖子”，一旦一个人的“盖子”被揭开，那就可以上纲上线地批判了。这次会上，彭真的“盖子”被揭开，于是众高官群情激愤地批彭真，经过众人揭发，彭真的帽子越来越多，什么“搞政变”、“里通外国”等等。彭真辩解说：“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犯错误是因为自己的认识不够。至于搞政变、里通外国等，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众高官并不接受彭真的辩解，说他的检讨不深刻，没抓住要害，是对抗的态度。

刘少奇在会上基本没有发言，他没有保彭真，任凭大家去批彭真。刘少奇放弃彭真，“丢卒保车”，而毛泽东则是乘胜追击，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刘少奇。

毛泽东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问题，他后面还有一串串‘三家村’，吴晗朝里有人。中宣部、文化部都发生这方面的问题，朝里都有人。”

毛泽东所谓的“朝里有人”，大家都知道不仅仅是指彭真，更是指刘少奇。毛泽东继续说：“我多次说过两头蛇的问题。顾名思义，两头蛇是一条蛇有两个头，一头向东，一头向西，总是走不到一个方向，这样能好受吗？现在中央分为一线、二线，没有说要分两个中央。”

毛泽东这里用寓言的方式，说明一个党不能有两个领袖。毛泽东又说：“我离开北京到外地时，中央的工作以一线为主，我不在外地发指示；同时也希望北京有什么大的问题，也向我打个招呼。他们搞‘文化革命’是一件大事，但同我连招呼都没有打一个，就做决议，发指示。这是什么问题，大家想想吧。”

毛泽东这里所谓的“文化革命”，是指《二月提纲》。因为刘少奇搞“浑水摸鱼”，把毛泽东批《海瑞罢官》，扩大成一场大规模的文化批判，号称“文化革命”。在这里，毛泽东几乎是在点名批评刘少奇了，但批评刘少奇的程度还是很轻的，没有给刘少奇上纲上线，只是说他“不打招呼”，这个错误并不是路线错误。

刘少奇对毛泽东的不点名批评，既没有承认错误，也没有作自我批评。如果是周恩来听见毛泽东这样说，肯定会出来自我批评一下，给毛泽东“消消气”，而刘少奇却不是这样。

也许是不满刘少奇的沉默，毛泽东话锋一转，说：“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当权派的问题，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晚出。还是早出好，搞得好可能不出。在中国出修正主义是困难的。”

毛泽东最后说“在中国出修正主义是困难的”，那是在用暗语跟刘少奇说“你休想那么容易就成修正主义”。这次刘少奇的确栽了一个大跟头，一下子失去彭真和陆定一两员大将。据王光美回忆说，她和刘少奇出国访问之前，中央丝毫没有处理彭真的迹象。如果刘少奇事前知道要处理彭真的话，他可以托病住院，推迟或放弃这次访问，那么形势就大不一样。现在，刘少奇除了为自己的“大意失荆州”遗憾外，别无他法。

世界各国，利用领导人出访或休假的时机，发动政变的例子极多。比较著名的案例是前苏联赫鲁晓夫下台。1964年10月，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前往黑海度假，等他回到莫斯科的时候，发现来迎接他的居然是一辆普通的伏尔加轿车，这时赫鲁晓夫才恍然大悟，他已经被打倒了。在赫鲁晓夫度假期间，勃列日涅夫等人背着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秘密召开政治局会议，免除赫鲁晓夫的一切职务，强迫赫鲁晓夫退休，成为“特殊养老金领取者”。

1966年4月24日，杭州会议结束，毛泽东达到了他的两个目的：搬掉彭真和陆定一两块绊脚石，通过了发起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的草案。关于《五一六通知》，我们后面还要谈到。

会议结束后，中央指定李雪峰和宋任穷，跟彭真同乘一架飞机，“押送”彭真回北京。在飞机上，他们三个人面对面“干坐”，什么话都不敢讲，也不能讲。5月7日中央正式决定，由李雪峰接替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主持北京市的工作。

1966年4月的杭州会议结束后，5月在北京继续召开政治局会议，追认杭州会议的结果。因为中共有规定，凡是由中央发出的文件，需通过在首都北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才能成为定案。在外地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只能拿出草案，最后还需到北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来追认为定案。

这次北京政治局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仍在外地没有回来参加。这次会上的第一个议题是批彭真和陆定一，据李雪峰回忆说：“彭真已经知道是我接替他的工作，他交待我去后应注意的事，他站在那里俯身对我说：‘你去了之后……’。这时听见后面有人念批判彭真的材料，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回过身朝着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彭真是历史上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坐主席台上的刘少奇马上制止争吵，吵架就停了。

从事后诸葛亮的观点来看，彭真这次完全不必要跟别人吵架，争辩“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1966年2月，彭真在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时，毛泽东问彭真说：“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当时彭真硬气地把毛泽东的话顶回去，说：“经过调查，不是。”

而二个月后的1966年4月，彭真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文章，自打嘴巴地说：“吴晗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不止一次地借海瑞这个题目，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再到1966年5月，彭真已经投降了，想用“我第一个喊叫万岁”来提醒大家，他曾经对毛泽东是有功之臣。彭真先硬后软，前倨后恭的态度，并没有引起众高官的好感。邱作会回忆当时的事情说：叶剑英开会出来时，他向叶剑英汇报工作，与叶剑英同乘一辆车，邱作会说：“叶帅在车里还很激动，有些言犹未尽的样子。他对严慰冰写匿名信，以及陆定一说他不知道严慰冰的事，特别地气愤；对彭真，叶帅是极其鄙视的态度，一路上说个不停。”

这次会上批陆定一，比较有戏剧性。在会前，先向参会者发了一份林彪的手书影印件，上面林彪亲笔证明说：“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严慰冰的揭发信全系造谣。”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这种“处女证明书”，有点搞笑的味道，但搞政治斗争，是什么手段都要用的，林彪这封证明书激起了众高官的义愤。

这次会上，林彪和陆定一正面交锋，林彪先问陆定一：“我对你怎么样？”

陆定一说：“很好。”

林彪气愤地质问说：“那你为什么害我？我这人一直喜欢一点知识分子，对你陆定一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你为什么干这么坏的事，用意何在？”

林彪的气愤倒是真的，这件事对林彪的伤害颇大，据说林豆豆看了严慰冰的匿名信后，寻死觅活，吓得叶群不得不四处找证人，老警卫员、马夫等等，证明林豆豆是亲生的，搞得林彪一家不得安宁。

对林彪的质问，陆定一只是回答说：“我确实不知道。”

林彪气得拍着桌子，口出脏话说：“你们两口子天天在床上××，能不知道吗？”

周恩来也气愤地说：“严慰冰这种行为，不仅在共产党内不该有，就是在国民党内也是少有的，是国民党少数特务才能干出来的下流手段。在我们党内发生这样的事，并且还持续了几年的时间，这不仅对林总不应当，对任何人都不应当。把国民党的下流手段搬到共产党内部来，是对党的破坏，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对这件事，应当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

周恩来说着，还激动地把喝水杯子砸到陆定一坐的那边去。周恩来的气愤应该是真的，因为周恩来最生气的事情，就是有人破坏党的团结。严慰冰写匿名信，挑拨离间党内高级干部之间的关系，这是周恩来绝对不能容忍的。

总参谋长杨成武，更是气愤地跳起来说：“听了严慰冰搞的这些特务活动，真是气人啊！我告诉你陆定一，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说着杨成武走到陆定一面前，一挥手把拳头伸到陆定一的眼皮下，厉声说：“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这次刘少奇主持的会议，等于自己反对自己，心里有气，表情也不自然。周恩来很慎重，除了批判严慰冰以外，基本不讲话。批完陆定一之后，政治局常委决定停止陆定一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权力。

据李雪峰回忆说：“邓小平让我和李富春去跟陆定一谈话，通知他不再出席会议。从开会的地方到陆定一房间只有几步路，我俩谁也不愿意走在前面，一直并行，走得很慢。走到陆定一的门口，李富春推我，我年轻，只好服从。进门后，应由李富春先说，李富春又推我先说，我只好先讲，传达了邓小平的一句话：‘中央决定从现在起停止陆定一同志出席这个会议。’我只能讲这一句。既不能批评，也不能同情。陆定一听后说：‘雪峰同志，我可是要搞共产主义的，我还希望我能看到共产主义！’他讲话的声音很大，看出他负担很重。我们也无法回答。”

说到陆定一，我们应该提一下1962年陆定一与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一场争论。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一次大型会议，成立由周恩来负责的10人小组，专门讨论知识分子问题。周恩来做了《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新观点。因为1956年正是周恩来的势力强盛的时候，所以周恩来的《知识分子问题》报告被会议通过了。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遭到了批判，周恩来本人也正如毛泽东说的那样，“距离右派只差50米”，差点丢了总理的职位。

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之后，政治形势比较宽松，周恩来于1962年3月2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和戏剧座谈会上，重新提出要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周恩来说：“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经过12年新社会的锻炼，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还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周恩来因为工作关系提前离开广州，临行前周恩来嘱托陈毅，代表他在这次会上继续谈知识分子问题。陈毅在3月6日的会议上，非常直率地说：“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让我跟大家说：‘你们是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是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我们要给知识分子行‘脱帽加冕’之礼，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今天，我就跟你们行这个‘脱帽礼’。”

据说当时到会的知识分子们，听了陈毅的讲话，不少人激动得热泪盈眶，以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来临了。但事实上，知识分子的春天并没有来，周恩来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倡议，在党内受到很大的阻力，最大的反对者是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

1962年11月26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陆定一跟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陆定一说：“这些年来知识分子政策有些乱，忽左忽右。‘左’发生在1957年，表现为‘拔白旗’；‘右’表现为‘脱帽加冕’，知识分子都成了‘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在这里，陆定一虽然没有点名，但参会的高官们都知道“脱帽加冕”是周恩来提出来的，陆定一公然批评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右倾”。陆定一还说：“建国以来，知识分子没什么变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就是不能摘。知识分子只有两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按世界观来划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提法不确切，模糊了阶级界限。”

周恩来则明确反驳说：“有人说我提‘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没有阶级分析。我的提法是代表党中共作报告，是党中央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少奇同志在宪法报告上也提过‘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

会上两种意见僵持起来，周恩来只好去找毛泽东裁决。据胡乔木回忆说：“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当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

陆定一在党内的地位和身份，与周恩来相差甚远，在周恩来看来，陆定一也不过是一个“渺小人物”。可是这个小人物，居然敢在中央会议上与周恩来大唱反调，背后肯定是有什么大人物的支持。敢向周恩来叫板的大人物，不是毛泽东，就是刘少奇。

在周恩来与陆定一的争论中，刘少奇的态度是支持谁，尚没有资料披露出来。而毛泽东的态度，胡乔木则明确说“毛泽东没有说话。”所谓没有说话，就是不表态，表示中立的意思。

从毛泽东采取的中立态度来看，这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争论，应该是刘少奇向周恩来“发难”。那么，为什么刘少奇要向周恩来“发难”呢？目前这方面透露出来的材料还很少。不过从动机来看，刘少奇大概是觉得周恩来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那是对知识分子“收买人心”。如果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实下去，把知识分子都吸引到周恩来那边去了，会大大影响刘少奇的势力。因此刘少奇让陆定一出马，给周恩来“搅局”，让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实不下去。

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周恩来和刘少奇相互“斗”，他可以坐收“渔翁之利”，所以也来个“中立”，任凭他们两人去“斗”。不过周恩来还是很清醒的，他一看毛泽东不表态，也就不再提起这个问题，避免了一场与刘少奇的冲突。但一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春天”，也悄悄地消失了。

陆定一与周恩来的恩怨，并没有到此结束。1966年陆定一被打倒后，周恩来在1966年5月2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用了比较大的篇幅“批”陆定一，这里摘录一部分。

周恩来说：“什么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陆定一说：‘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能这么说？我们不能像陆定一所讲的那样，把学生一律都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陆定一把学生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起来是‘左’，实际上是‘右’。陆定一对自己的历史从来不总结，只是总结别人的历史，把别人的功劳记在自己帐上，冒充正确，自夸有功，骗取信任。陆定一家是大地主，但他从来未向我讲过，他没有改造自己的决心。解放后陆定一回家卖地，卖了很多钱，他说把钱交给党了，其实自己留了一部分。陆定一老婆从彭德怀罢官以后，一直到现在，写了六年的匿名信，而且有一个规律，就是在突出政治高潮时，她写信也最多的，是发宣言式的，公开用明信片写。”

在讲话中，周恩来把他与陆定一的旧账重提，重新批判陆定一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观点，而且还把陆定一过去是地主出身的旧账，也翻了出来，不免有一些恩怨报复的“记仇”味道。前些时候揭发陆定一夫人写匿名信的会上，周恩来气得把自己的杯子，砸向了陆定一那边。周恩来的这个动作里面，有没有包含对陆定一的旧怨？大概只有周恩来本人知道了。

世界上没有完人，周恩来也不例外，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们不能用“完人”的标准来要求周恩来。然而，近年来有一种倾向，在评价毛泽东的时候，提倡用几分成绩，几分错误的“三七开”的方法论，而在评价周恩来和刘少奇的时候，就不用“三七开”的方法论了，而说他们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近似于完人。还没有看到有人提出过：刘少奇是几分成绩和几分错误，周恩来又是几分成绩和几分错误。

到1978年周恩来去世之后，他的威望反而达到了历史最高点。那时，只要以前反对过周恩来的人，都不得不进行自我批评，尽管这种自我批评是“和风细雨”式的。

党内的高官都知道，陆定一曾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公开地反对过周恩来。因此，1978年陆定一平反之后，他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对自己曾经“反周恩来”的事情，进行自我批评。陆定一说：“我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观点，当时曾经是偏‘左’的，所以是错误的，我要努力向周总理学习。”

但陆定一的自我批评，又充满很多为自己的开脱辩解，他说：“当时党内对是否团结知识分子，有两种绝对相反的主张。一种人，包括周总理、陈毅、聂荣臻等同志，是重视和团结知识分子的；另一种人，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是敌人，要打倒。此外还有的一种人，是在两种主张之间，比如我自己就是。我对知识分子犯了不少‘左’的错误，但同时我也提出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意见。”

1966年4月的杭州会议上，政治局同意决定撤销《二月提纲》。但毛泽东不会仅仅停留在撤销《二月提纲》，他还要进一步批判《二月提纲》。因此，会上成立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起草一份批判《二月提纲》的东西，这篇东西就是后来脍炙人口的《五一六通知》。

毛泽东对陈伯达特别交代说：“这篇文章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也就是说，要从理论的高度来批判《二月提纲》。毛泽东是很会用人的，他要写《评/海瑞罢官》这种“口诛笔伐”的文章时，就找姚文元，因为姚文元是戴帽子、打棍子的批判高手；而他要写《五一六通知》这种理论文章时，就找陈伯达，因此陈伯达是理论文章的高手。

陈伯达是《五一六通知》的主写，康生则是顾问。据说毛泽东对《五一六通知》逐字逐句进行斟酌，前后修改八次，可以说是毛泽东尽全力的一篇重头文章。

《五一六通知》有五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批评彭真违反党纪党规。《五一六通知》写道：“《二月提纲》实际上是彭真同志背着‘五人小组’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彭真同志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平心而论，毛泽东虽说没有对《二月提纲》表示反对，但也没有赞同。现在一些人撰文说，彭真发《二月提纲》得到过毛泽东的同意，这是不正确的。

《五一六通知》的第二个要点，是批判彭真试图转移斗争大方向。《五一六通知》写道：“《二月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掩盖了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我们从《二月提纲》前后的历史事实来看，彭真的确有把水搅浑，转移斗争大方向的企图。

《五一六通知》的第三个要点，是反击《二月提纲》中用暗语批评毛泽东为“以势压人的学阀”。《五一六通知》写道：“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这里毛泽东用暗语，给刘少奇反扣一个帽子，并且把“学阀”升级为“党阀”，说刘少奇是“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五一六通知》的第四个要点，是指出为什么要发起这次斗争的原因。《五一六通知》写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这里毛泽东说明自己发起这场斗争的原因，是一刘少奇为代表的“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要“伺机夺权”，所以我们必须进行反击，防止他们“伺机夺权”。毛泽东特别用“接班人”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用词，把矛头直指是指刘少奇。

《五一六通知》的第五个要点，是点明了这次斗争的范围和方式。《五一六通知》写道：“要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他搞这次夺权的范围，只限于“夺取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领导权”。同时，毛泽东也明确地指出夺权的方式，是“清洗”和“调动职务”，也就是利用党内机器进行斗争，此时毛泽东还没有想把“群众”也卷入这场斗争里面去。

1966年5月16日，北京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然后作为党内的“机密文件”发下去，发放的范围是“县团级”以上。当时一般老百姓并不知道这个《通知》的存在，直到一年后的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才正式刊登了《五一六通知》的全文。

一般认为，《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起点，中共发出《五一六通知》的这一天，就是文革开始的日子。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五一六通知》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夺权”，它是一个夺权的宣言，标志着一场夺权运动的开始。同时，毛泽东也非常精明地声明，他要夺权的范围，只限刘少奇掌控的“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并不准备夺经济界和军队的权，这也是告诉周恩来和林彪，这场夺权运动不会波及到周恩来和林彪的实权领域，让他们放心。

关于《五一六通知》，有一个流传十分广泛的不真实“传闻”，公开出版的书籍中也多有引用，在这里有必要澄清。这个《传闻》是这么说的。

【1966年5月16日上午10点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先由陈伯达综合介绍各小组讨论情况。本来有几个同志，如郭沫若等，提出文件中有几处标点和用语不妥，建议在某处增加一个“的”字，在某处去掉一个引号等等。但就是对这样的建议，也被陈伯达、康生一一否定。也就是说，整个《通知》稿一字不能改，连一个标点也不让动。

刘少奇似乎觉得这样不大好，出来解释了几句，他说：“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

因为这个文件点名批判了彭真，刘少奇又特意征求他的意见，问道：“彭真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彭真平静地回答说：“一个检查，一个改。”

刘少奇觉得他误解了自己的问话，又补了一句：“对通知有什么意见？”

彭真回答说：“没有意见。”

刘少奇再彭真问：“是赞成，还是反对？”

彭真低头看材料，没有说话。

刘少奇不再追问，环顾了一下会场，说：“现在通过这个《通知》。同意的请举手！”大家举起了右手。每个与会人员都对文件中毛泽东亲自加写的几段话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已有人特别撰文对这个《传闻》进行了“辟谣”，陈伯达本人后来也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辩解，我们这里不再赘述。真正的事实是：5月16日的会议上，并没有人对《五一六通知》提出修改意见，刘少奇也没有说什么“这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之类的抱怨之词。

大概编造这个《传闻》的人，是想塑造一个刘少奇最后仍“敢于坚持真理”的亮点。不管是出于什么意图，都不应该通过编造历史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刘少奇同意了《五一六通知》，因为他最好的对策就是同意，把彭真和陆定一作为“丢卒保车”抛出去，稳定住局势，以后再伺机行动。另外，《五一六通知》也让刘少奇在某种程度上感到安心，因为毛泽东提出的“价码”，并不是太高，毛泽东只是要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宣传领域的权。对此，刘少奇也想好了对策，他准备放弃文化宣传领域的权，以退为进，以保住自己在其他领域的权力。

刘少奇几十年在党内经营起来的势力，盘根错节，许多领域都有刘少奇的人。特别是刘少奇还有两员大将：组织部长安子文和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都是实权在握的大员。组织部类似于古代的“吏部”，是专门对官员进行“审核”的。如果得罪了组织部，他给你在评语中写一两条“穿小鞋”的话，那么你就别想升职了，所以组织部长是一个党内得罪不起的实权人物。而薄一波的国家经委主任，也是主管经济领域的一个实权单位。

正因为刘少奇在党内的党羽极多，所以此时刘少奇还是很镇定的。刘少奇认为，他即使是放弃了文化宣传领域的权力，也不至于就会被打倒。毛泽东要想夺文化宣传领域的权，刘少奇干脆就把这些权让出来。刘少奇认为，毛泽东夺到了权，心满意足了，这场斗争也就结束了。

毛泽东用《五一六》通知，不仅“忽悠”了刘少奇，也“忽悠”了周恩来和林彪。周恩来和林彪也以为毛泽东想要夺权的领域，仅局限于文化宣传领域，以为毛泽东夺到了这些领域的权，目的达到了，这场党内斗争就会结束。所以在文革初期，周恩来和林彪也积极帮助毛泽东“夺权”，想让毛泽东夺到权以后，尽快结束这场党内斗争。等周恩来和林彪发觉，毛泽东的夺权范围大大超出他们的想象之后，已经有些为时已晚了。

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下发之后，就轮到党内高官对此进行“表态”了，林彪和周恩来都做了长篇发言，他们两人的态度，左右着这场斗争的发展方向。

说到党内高官对《五一六通知》的表态，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闻》，影响人们正确地认识历史，这里也有必要澄清一下。这个传闻是摘要如下。

【在中央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此份文件记录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朱德元帅的严历批判。

时间：1966年5月23日，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人：刘少奇

朱德首先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

朱德接着又讲了他过去的错误，即二十年代井冈山上的问题和红军第四军“七大”的问题。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先后发言和插话，陈毅批判朱德历史问题的发言很激烈很长。

林彪：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去年罗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你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周恩来：“反对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主席也担心。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大家监督。”

最后邓小平宣布了中央对彭、罗、陆、杨处理的决定，与会者一致通过。】

其实这个传闻是很拙劣的，首先是档案的标号“19660523，中共档案从来没有用“年月日”来编号的。这个所谓《档案》的内容，也是东拼西凑的。编造这份《档案》的人，似乎是想说“洪洞县里没好人”。想说中共高官，各个都想借批判别人来自保。但伪造的历史，毕竟是伪造的。

毛泽东发出《五一六通知》的时候，众高官都误解了这个《通知》的意图。大家都知道，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急速恶化，越来越僵，不摊牌似乎已经不可能了。众高官都是通过几十年的浴血奋战，才得到今天的地位，可谓来之不易。因此他们并不希望党内出现大的斗争，如果这样，在他们中间，就有很多人会丢官丢职，所以众高官都是反对斗争，渴望和平的。

从众高官的内心来看，他们当然支持稳健的刘少奇，不喜欢爱冒险的毛泽东。毛泽东曾经评价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这个人有胆量，但也能捅娄子。我看他多灾多难，将来日子可能不好过。”

从众高官来看，毛泽东的性格倒是很像赫鲁晓夫，“有胆量，但也能捅娄子”。大跃进时，毛泽东捅了一个大娄子，之后毛泽东退居二线，党中央好不容易安定了几年，现在毛泽东又捅出一个“娄子”来，抛出一个《五一六通知》，宣布要在文化宣传领域夺刘少奇的权。

现在，党的第一把手毛泽东和第二把手刘少奇的斗争公开化了，他们不得不面临选择：支持毛泽东、还是刘少奇，此时周恩来的态度就成了风向标。众高官看来，既然周恩来公开支持毛泽东了，掌握军队的林彪更是毛泽东的铁杆，这次斗争肯定是刘少奇败，毛泽东胜，所以众高官都纷纷表态，坚决批判彭真、陆定一，向毛泽东示好。

但众高官都误解了毛泽东的意图，以为毛泽东只是要夺取刘少奇在文化宣传领域的权，因为《五一六通知》里白纸黑字这么说的。这个“夺权”反而也让众高官送了一口气，大家都害怕毛泽东返回到“一线”来指挥，不知道又要捅出什么篓子来。但如果毛泽东只是掌握属于“上层建筑”的文化宣传领域的“一线”权力，不掌握经济基础的“一线”权力，大家还是可以容忍的，因为大家认为在“上层建筑”捅的篓子再大，也不至于搞到饿死人的地步。

在这种心态支配下，众高官纷纷支持毛泽东的夺权，甚至希望毛泽东早点夺权，快点夺权，大家认为毛泽东把夺到手了，这场斗争就结束了。不仅是众高官，就是周恩来和林彪这样政治敏锐度极高的人，也被《五一六通知》迷惑了，产生同样的想法，甚至刘少奇本人也是这样的想法。

刘少奇知道自己这次是“大意失荆州”，一下失去彭真和陆定一两员大将，他在文化宣传领域的权力基本上完全丧失了，暂时不可能恢复。刘少奇很明白，他现在最重要的是“养晦韬光”，不能再跟毛泽东顶撞了。刘少奇很清楚众高官都想尽快平息这场斗争，如果刘少奇跟毛泽东顶撞，把这场斗争扩大化，众高官就会埋怨甚至讨厌刘少奇。

刘少奇也很清楚，众高官支持毛泽东，并不是出自内心，而是不得已为之。刘少奇尽管得不到众高官的支持分，但还是能得到他们的同情分。只要有众高官的同情分，刘少奇就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所以刘少奇采用一个新的对策，他对毛泽东发起的这场斗争毫不还手，摆出无奈、无辜、甚至可怜的样子，一方面赢得众高官的同情分，另一方面也可以麻痹毛泽东。刘少奇的这个对策，在《三十六计》中被称为“假痴不癫”。

5月30日，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开会讨论，提出主动把《人民日报》的大权交给毛泽东。会后，三人联名致信毛泽东，说：“两个月来，《人民日报》的威信大大下降，对党和国家造成不利影响。我们今日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毛泽东当天立即批示：“同意这样做。”这样毛泽东就轻而易举地把《人民日报》拿到手里。此后直到毛泽东去世，他一直把《人民日报》紧紧攥在手里，再没有让给过别人。

《五一六通知》发出之后，北京的政治局会议继续开会，此时毛泽东仍在外地，这次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主要是各高官对《五一六通知》进行表态。5月18日，林彪第一个讲话，他在讲话一开始，先声明说：“本来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现在我先讲一点。我没有写出稿子来，凭口来讲，有些材料念一念。”

林彪先声明没有“稿子”，也是告诉大家，这篇讲话他没有跟毛泽东商量过，只是他个人的意见。林彪的这篇长篇大论讲话，就是被称为“政变经”的《五一八》讲话。后来批判林彪的时候，把林彪这篇《五一八》讲话又翻出来，试图以此证明林彪早有搞政变的企图。这应该说是乱扣帽子，林彪真有搞政变的企图，他就不会公开讲了，何必暴露自己呢？

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主要有三个部分：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关系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首先，林彪用了大量篇幅讲反革命政变问题，林彪语出惊人地说：“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国家中，先后发生61次政变，搞成功的56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8次，留下来当傀儡的7次，废黜的11次。每年平均11次。”

林彪举了一些外国搞政变的具体例子，又举了一些中国历史上政变的例子，然后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法语‘政变’的音译）’。我们不能麻痹，要采取措施，防止发生事变。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的脑袋，靠不住！假使他们要动手，搞反革命政变，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

这段话是林彪这样的武将才能说出来的，掷地有声的话，公然亮出吓人的“杀”。林彪又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这次我们斗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他的老婆，还有杨尚昆，是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是防止反革命颠覆的措施。不然，几十年来为革命前仆后继，无数先烈所流的血，就统统付之东流了。”

这里，林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说：毛泽东打倒“彭、陆、罗、杨”的原因，是一个“防止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措施”。毛泽东从未提出过这样的观点，这应该林彪从军人的角度，对毛泽东想法的一种误解。林彪对毛泽东的这种误解，后来造成了他与毛泽东的不少“误会”。

同时也由此可见，林彪的思想体系，与毛泽东的思想体系相差甚远。早在1949年进城之前，毛泽东就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

林彪认为彭真这些人是“拿枪的敌人”。林彪认为，如果不打倒彭真这些人，再过不久，他们就会“拿枪”起来，就要搞武装政变；而毛泽东认为彭真这些人是“不拿枪的敌人”，毛泽东认为中国最大的危险，不是“拿枪的敌人”搞武装政变，而是“不拿枪的敌人”搞和平演变，使中国走上修正主义道路。毛泽东从没认为彭真有企图搞武装政变。

林彪是典型的军人思想，迷信武力，这点毛泽东很不欣赏。林彪和毛泽东的思想体系的巨大差别，也造成毛泽东不可能真正把林彪当成自己的接班人。

在讲了一通“政变经”后，林彪开始讲“领导和群众关系问题”，这里林彪主要谈他的“天才论”。林彪说：“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说实话，毛泽东对林彪这个“天才论”，并不是很欣赏，后来两人因为“天才论”引发过一场大斗争。

之后，林彪又批判了一通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罗瑞卿和杨尚昆是以前就被打倒的，现在又拿出来继续批判。不过林彪的批判水平不高，没什么亮点。

然后林彪又谈“保持晚节问题”，林彪说：“毛主席提出保持无产阶级晚节，就是这个问题。老同志也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改造自己。不看清楚这个大形势，打个人小算盘，必然会犯大错误，甚至会参加卑鄙无耻的阴谋反党集团。”

这里林彪告诉那些“打个人小算盘”的人，要清楚大形势，不要站错了队。最后，林彪说：“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这里，林彪一方面是向毛泽东表忠心，另一方面也是向在座的高官警告说：你们这些人，谁敢反对毛主席，就让谁灭亡。

林彪的讲话之后，掌声响起一片，众高官都说林彪讲得好，刘少奇、周恩来都说要把林彪的讲话，印发下去，供党内学习，毛泽东也同意了。

林彪讲话两天后的5月21日，周恩来表态讲话。周恩来的讲话，调子几乎同林彪完全一样，也分三个部分，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关系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几乎是仿照林彪的讲话说的。

在“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上，周恩来说：“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讲得很好。林彪同志讲的亚非拉地区61次政变，也可以看出国内因素是主要的。修正主义搞政变，基础是一文一武。掌握笔杆子、枪杆子，两个阵地都占领了就动手，但是最重要的是党权，彭是大党阀，防止修正主义窃取我们的党权。林彪同志讲的那一段历史，一方面要记住政变之多，另一方面要相信北京出了政变，总会有革命军队起来造反，我们要有信心。”

从内心来说，周恩来是不太可能同意林彪的观点的，他也认为彭真等人不可能搞武装政变，所以提出“最重要的是党权”。不过周恩来非常敏锐地看出，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肯定要下降，林彪在党内的地位肯定要上升，在林彪的地位上升之前，先跟林彪搞好关系，对他今后的政治生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周恩来要大大称赞林彪一番。

周恩来说：“目前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进攻，进攻的目标是林彪同志，首先砍掉毛主席的左右手，这不是偶然的，不是巧合。因为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得最活，做得最有力。1962年七千人大会，林彪同志的讲话是最有分量的，高举毛泽东思想，提出了活学活用，四个第一。”

周恩来称赞了一番林彪之后，再谈“领导和群众关系问题”，他也完全赞同林彪的天才论，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全世界人民的领袖。”

最后周恩来谈“保持晚节问题”，也跟林彪的调子一样，说：“我们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保，一笔勾销。”

总之，周恩来的讲话，完全是模仿林彪讲话讲的，这也是周恩来的高明之处。一来，可是不让别人抓到什么把柄，因为这些话都是林彪说的，有问题首先是林彪有问题，周恩来不会有麻烦；其次，模仿林彪，可以让林彪高兴，有助于他今后与林彪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

最后在5月26日，刘少奇在会上表态，刘少奇也模仿林彪的讲话，先推脱说：“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

然后刘少奇谈到“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说：“最近世界上是政变成风，亚非拉地区自1960年以来发生六十多次政变，其中有五十多次搞成功了。有些国家的领导人被杀了，有的被赶走了，有的被推翻了，有的当了傀儡。主席前几年同贺龙同志讲，我们国家是否会变颜色？如果发生政变，会不会把我们也抓起来？贺龙同志当时听傻了。不要以为政策是没有可能的，是有这种可能的。”

刘少奇也并不赞成林彪的“政变经”，但他也要捧林彪一下，跟林彪这位“新星”搞好关系。刘少奇又说：“有人觉得发生这类事件不可理解，他们地位相当高，待遇也不错，权力也很大，为什么还要这样做。从个人来说，是可以不搞了，但是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是正常的，不奇怪的，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彭、罗、陆、杨事件是有发生政变的可能的，这是激烈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领导机关的反映。如果他们的政变成功，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

刘少奇也完全赞成林彪的“天才论”，他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的发展了马列主义，不论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方面，都把马列主义发展到新的阶段，最高的阶段。毛泽东思想确确实实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毛主席天才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学说，这是完全新的理论，它指导着中国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指导着世界革命斗争。”

最后刘少奇也表态说：“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锐利武器。毛泽东思想能改变中国的面貌，也能改变世界的面貌。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战胜了一切反党分子，也能战胜国内一切反动派，也能战胜国外一切反动派。”

刘少奇的这段话，参会的众高官心中都知道，他的这些话是言不由衷的，因为毛泽东搞这次运动就是针对刘少奇的。但大家也知道刘少奇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打倒的，所以大家还不敢轻易得罪刘少奇，因此也没人跟刘少奇“过不去”，这次政治局会议就这么结束了。

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在党内引起的震动是巨大的。因为在此以前，林彪在党内非常低调，极少抛头露面，除了为保卫毛泽东，在军队中搞学《毛著》等运动之外，基本不参与任何政治运动。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与林彪全无关系；1959的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林彪本来是请病假的，是毛泽东叫林彪上山批彭德怀，并非林彪主动的。

在文革前的中央会议上，林彪除了称赞毛泽东之外，基本上不发表自己意见，不向别人提意见，也不过问不属于自己管辖的事情，这点与彭德怀正好相反。1959年彭德怀被撤职后，夫人浦安修埋怨他说：“你是国防部长，为什么要管经济上的事？”按照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军人是不应该干预政治的。

文革前，林彪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从不过问与军队无关的事，即使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文艺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林彪也基本上没有参与。林彪与党内其他高官的关系都不错，与刘少奇的关系不错，与周恩来的关系更不错，基本上不得罪人。高官们都觉得林彪这个人的人品不错，对他的印象都很好。

林彪在5月18日的讲话，是他第一次在党内明确地提出自己的主张。这是为什么？起源于什么契机？我们将在后来逐步分析。

林彪的这次讲话，标志着他以一个硬派军人的形象，踏入政界了。周恩来、刘少奇等人，都为林彪的讲话叫好，因为他们都知道，林彪一旦出来从政的话，搞好与林彪的关系，对自己的政治生命是极为重要的。其他高官也纷纷赞扬林彪，一来是他们对林彪的印象都不错，二来是他们看到周恩来和刘少奇都对林彪热情赞扬，他们就更跟着大捧大赞了。于是中央准备印发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供党员干部学习。

当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文件送到毛泽东那里，请他审批的时候，毛泽东对林彪的这个讲话非常不满。毛泽东为什么不满呢？主要有这么四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了。

什么是“庸俗化”呢？举个例子，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如果理解成是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那是把毛泽东“高尚化”；如果理解成是为了自己与刘少奇争权夺利，那就是把毛泽东“庸俗化”。毛泽东自认为他发动文革的动机是高尚，非常反感有人把他的动机“庸俗化”。

林彪的讲话为什么把毛泽东庸俗化了呢？因为林彪说：毛泽东打倒彭真等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苦迭打”。林彪讲话给人的感觉是：彭真等人在暗地里捣鬼，准备搞“苦迭打”，毛泽东发现之后，采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打倒彭真等人，除掉了“苦迭打”的隐患。

如果从林彪讲话的说法，去理解毛泽东打倒彭真的行动，那么毛泽东不过是在感到自己的地位和生命受到威胁之后，采取的一种自卫行动。谁遇到了这种情况，都会采取这种自我保护的行动。因此，打倒彭真不过是凡人的庸俗行为，谈不上是伟人的高尚行为。

十二、黎阳：就是要像毛泽东那样对付美国

    就是要像毛泽东那样对付美国!输出正义与革命，得美国之民心、反美帝之霸权!

今天中国“民主精英”言必称美国民主。但美国历史上一贯坚持的、跟民主格格不入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是怎么从法律上被禁止的?

不是“精英”突然良心发现恩赐的，而是斗争斗出来的——不仅有非暴力的斗争，而且有暴力或以暴力为后盾的斗争。不仅有美国人的努力，而且有中国人的支援，尤其是毛泽东的直接支援。

1950年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中国第39军通过战场喊话，使美军第25师第24团一个黑人工兵连全连一百一十五人集体战场投降。

结果：美军不得不从此改变建军以来近二百年的一贯传统，不敢再按肤色编队。这就是说，美军的种族隔离结束于抗美援朝，结束于中国人之手，结束于毛泽东之手。

美国军队开了个头，意味着美国建国以来一贯坚持的种族隔离从此被打开了第一个缺口，从此走向崩塌——“民主意味着和平，但是靠暴力取得”。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对美军战俘按照“不分种族肤色阶级，一律平等”的原则管理，彻底打破种族隔离，严禁种族歧视。这使美军战俘中的黑人头一次尝到“不分种族肤色阶级，人人平等”的滋味。

 随着战争的结束、战俘的遣返，反种族隔离、反种族歧视的意识便如种子被毛泽东通过这些人传播到了美国，潜移默化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形成美国黑人六十年代如火如荼的反歧视、争平等的民权运动助了一臂之力。

美国黑人第一次领略“人人平等”、“禁止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碧潼战俘营——“民主意味着和平，但是靠暴力取得”。

1963年8月8日，毛泽东发表《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指出：“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北京随即在人大会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援美国黑人斗争的群众集会。 

结果：不到一年，1964年7月2日，美国总统约翰逊签署1964年民权法案，禁止在雇用人员、公用事业单位、工会会员资格以及联邦出资项目等方面存在种族歧视。美国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从此在法律上正式被禁止。

美国的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在法律上的灭亡跟毛泽东有直接关系，跟毛泽东的支持有直接关系。

抗美援朝之后，美国人对毛泽东再也不敢掉以轻心。毛泽东的一言一行对美国人往往比对中国人更有份量。

1960年中苏分歧表面化。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全民国家、全民党)的理论与毛泽东暴力革命的理论针锋相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从此世人皆知。毛泽东公开支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用武装斗争统一国家。

美国人由此认定毛泽东企图通过支持民族解放战争输出世界革命，立即全力反击。《毛选四卷》出版仅仅几个月后的1961年，肯尼迪上台，立即进行战略调整，从单纯针对苏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变为包括针对中国的“灵活反应战略”，把越南南方做为用“特种战争”对付毛泽东式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试验场。美国从此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越战恶梦。

1963年毛泽东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时，美国正处于在越南南方的“特种战争”节节失败、军事上大规模卷入越南战争的前夕。美国国内黑人争取民权的斗争正兴起高潮。

毛泽东的声明强调“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这在美国当权者来看等于毛泽东要在美国搞“民族解放战争”，要把越南战争打到美国来，必须全力防范。

毛泽东发表声明之后不久，美国“非暴力”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组织了“百万黑人华盛顿和平大进军”活动，发表了《我有一个梦》的著名演说(华盛顿从此变为“巧克力城市”)。

美国当权者认定：如果不能使美国黑人接受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主张，那就要面临他们接受毛泽东的暴力革命理论在美国搞“民族解放战争”的前景。如果连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和平民权运动都不接纳，都暴力镇压，那就不敢保证美国黑人会听毛泽东的走暴力斗争之路。

在美国即将制造“北部湾事件”、在越南大规模军事升级前夕，面对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关系，美国理所当然要想到必须防止毛泽东利用美国的种族歧视在美国国内制造武装斗争，理所当然要迅速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越南战争大打出手在即，岂能允许后院起火窝里反?无论如何得笼络住人心。

“两害相衡取其轻”——鲁迅说：“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毛泽东暴力革命的理论、毛泽东的“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的理论、毛泽东的民族革命民族解放战争的理论、毛泽东通过抗美援朝战争打出的国威军威、毛泽东在越南南方造出的大局势使美国当权者对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不敢掉以轻心，不敢不全力以赴，结果就是迅速通过民权法案，正式在法律上结束了美国长达数百年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毛泽东造出了大势，看准了大势，并在关键时刻果断出手发表声明雷霆一击，为“压垮骆驼”增添了最后一根稻草，为美国的民权法案催了生——“民主意味着秩序，但是靠造反为后盾。”

美国统治者还挺绅士，民权法案通过之后只在落实上做手脚，法律上倒没赖帐，不象“永不翻啥”那样白纸黑字照样说赖就赖，而且赖个精光。

美国通过了民权法案，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在法律上从此站不住脚，从此一路下坡。美国带头，西方各国效仿，海外华人都跟着沾了光，如今的“海外民运”、“裸体官员”送到海外的子女亲属同样沾光。如果美国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局面照旧，海外华人的日子好过不了，“海外民运”和“裸体官员”送到海外的子女亲属的日子同样好过不了。能少受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的罪是沾了美国民权法案的光。

美国民权法案的通过有毛泽东的功劳。海外华人不管自觉不自觉、承认不承认，事实上都沾了毛泽东光——当美国黑人闹民权争民主时，全世界那么多国家元首领袖，只有毛泽东公开支持，不仅口头支持，而且造势支持，一贯支持，从抗美援朝迫使美军取消种族隔离开始就用行动支持，最后关键时刻又发表关键声明直接为美国民权法案催生。

美国左右了世界，毛泽东改变了美国——美国的越南战争是被毛泽东吓出来的。美国的民权法案是被毛泽东逼出来的。

毛泽东为美国民主做过实实在在的事，而言必称美国民主、口口声声骂毛泽东不民主、反民主的人们为自己大吹大擂的美国民主做过一点哪怕起码的实事吗?沾了毛泽东的光还要骂毛泽东，骂着毛泽东还要沾毛泽东的光，纯粹一群道貌岸然的流氓。

回顾美国的民权法案、美国反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民主运动与毛泽东的作用，恰好应了毛泽东的一句名句：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从中笑。（源于老遇博客的博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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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李敖：我为什么相信毛主席

以小可以喻大，我们看到人类很多事情，看到了很多革命的先行者，在革命成功了以后，他要怎么面对。我跟大家讲过，我们中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就发生了这种现象。一九四九年以后，当那个反革命的蒋介石兵败山倒，赶到了台湾去的时候，那些伟大的革命者在中国的大陆，他们就面对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要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新的中国站起来了，我们要建设新的中国。可是这些搞革命有一手的专家，他们对建国不一定有一手，有的时候他会跟不上，所以呢，就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他们也在摸索，并不是一开始我们觉得什么都会，不是的，我们也在摸索,在摸索的过程里面，就会走错路，走错路就会付代价，这就是邓小平的最后的统计。在《邓小平文选》里面，我给大家展示过几次邓小平的统计，就是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前后浪费了二十年，换句话说呢，有二十年的时间是走了错路，二十年时间走错路，我们付了太大的代价。这就是说，我们虽然是革命的先行者，我们虽然是发明了留声机的人，可是当留声机不断地进步的时候，它的唱片在进步的时候，要由滚筒式变成黑胶式，黑胶式还要变成很薄片的，像面包一样，有薄片厚片之别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转过来，要跟著上，还要迎头赶上，还要超越前进，这个时候就很费力了，这就是整个的一个情况。

有人在网站里面谈到我李敖，说你李敖有点偏心哦，你对中国的批评，凡是涉及到国民党部分，涉及台湾的部分，你就比较苛刻，比较严格，涉及到共产党部分，中国大陆的部分你就比较宽大，比较松，你是不是两面人啊?国民党关了你，你就骂它骂得狠，对共产党你就客气，是不是啊?我跟大家说，你太小看了，把我李敖看得太小了，你小心眼，你的见识啊就变小了。中国古代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也是政治家叫做晏子，晏子有一次呢出门，有个女孩子在路上拦他，漂漂亮亮的这个女孩子啊，就要私下跟晏子讲一句话，什么话呢?她跟晏子说我有一件事情啊要拜托你，什么事情呢?说我爸爸遭遇什么困难，我希望你帮我爸爸解决这个问题，什么代价呢?我愿意陪你睡觉，许身给你陪你睡觉。这个晏子就很感慨，感慨什么呢?说我给人家什么印象，什么坏印象，居然使这个女孩子觉得她陪我睡觉，认为用这种代价，我就会帮她忙，就表示我根本品格很低嘛，我的水准很低嘛，水平很差嘛!人家用这种标准来看我。

我告诉大家，用很多标准来看人的时候，不要小看了人，我李敖就国民党关了我，我就恨国民党啊?共产党没关我，我就捧共产党?太小看了人，我是告诉大家，为什么两个标准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要给他们时间，什么时间?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抢到了中国的统治权的时候，是一穷二白，国民党把能搬走的全搬走，能炸掉的全炸掉，留给中国大陆是两百万土豪劣绅、流亡土匪要你清除，清除这个台面，国民党把整个国库九十二万两黄金搬到台湾去，请问共产党在接受这个摊子的时候，要使中国能够慢慢复原，是不是要一段时间?因为被国民党打劫得这么严重，破坏得这么严重，赶上了美国人在韩战出了问题，高丽战争出来了，又为了中国的安全，中国的尊严，一定要跟美国帝国主义打一仗，这个时候又打了这个战争的时候，中国要不要付很多代价?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发现连吃顿饱饭都是很难的时候，谈什么事情，先谈吃饭要紧嘛!就这样子啊，是在这个情况底下，慢慢地成长起来的，然后再经过自己的错误，从文化大革命再往前算，从大跃进开始，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耽误了二十年，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摸索里面前进，好容易现在由于邓小平最后他处理的方法的正确，总算目前现在开始走这条路了，不是吗?中国不是这样走来了吗?

我李敖小的时候，亲眼看过日本兵骑著马，在我们的国家里面那样子耀武扬威，所以对我这个年纪说起来，一个强大的中国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对我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在跟大家讲，我们中国讲富国强兵，什么叫富国强兵?大家看，中国的《二十四史》，就《二十五史》里面，《史记》里面的，《孟子荀卿列传》里面的一段话，他说当时的秦国，秦用商君，就是商鞅，富国强兵，这四个字太吸引我了。我们中国太穷了，谈不到富国，可是强兵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被洋鬼子打，我们中国国力太弱了，这个洋鬼子里包括东洋鬼子，包括日本人，所以跟我说起来，我们中国有一个武力，使全世界的洋鬼子、东洋鬼子不敢打我们，这个对我李敖太重要了，对我们中国也太重要了。今天享受到这种结果的人，知道不在话下，当然没人敢打我们，可是你知道我们付了多少代价吗?我们花了一百五十年的时间，花了千万人头落地的代价，才换得了最后中国还没有富国可是先强兵的这个境界，我们付了那么多代价。

  通过这些比较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上，第一位巨人毫无疑问是毛泽东，因为他起到了其他人无法代替的作用。他诞生的时代，中华民族正处于历史上的最低点，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众所周知，当时的世界上没有谁瞧得起中国人，“东亚病夫”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成为中国人深切的耻辱和隐痛。正是毛泽东使中国站起来了，朝鲜战争使全世界都对中国刮目相看，从此中国人扬眉吐气。中国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军事强国。

但中国成为世界军事强国，并不等于世界经济强国。20世纪强国与弱国、富国与穷国的主要标志是工业化的程度。又是毛泽东使中国在短短二十多年内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能 走完的工业化道路，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强国之一。

到1980年，中国的工业规模已经超过世界老牌工业强国英法两国，直逼在西方强国中坐第三把交椅的西德(见美国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的名著《大国的兴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三位。

目前许多人有一种错误认识，即认为毛泽东不懂经济，导致中国大陆的发展落后于同期的日本和“四小龙”。这是当今最大的谬误。首先，日本和“四小龙”的起点与中国不一样。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就开始了工业化，到二战时，日本能够年产上万架飞机，而中国连一架飞机都不能制造。许多人以为德国和日本经过二战，变成了一片废墟，其实战时德国和日本的工厂都隐藏到地下或者分散，美国的飞机根本奈何不得，否则美国根本不需要扔原子弹和拉拢苏联出兵，用飞机将倭国工厂统统炸光就行了。手持木棍的日本兵还抵挡美国人吗?日本到1945年7月仍有月产上千架飞机的能力，比1942年的飞机月产量还高，说明其工业基本完整无损。何况日本拥有一支宏大的科技队伍，以及一支熟练技术工人大军，这是旧中国根本无法比拟的。因此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日本实际要领先中国80年。即使是台湾和韩国，由于它们曾经成为日本的部分领土(殖民地)，整体水平也要领先中国大陆50年(谁如果不信这一点，可以去阅读著名作家萧乾在1946年写的《冷眼看台湾》一文)。而香港和新加坡作为城市，以整体水平来衡量当然要比中国大陆(大多数地区是农村)发达得多。何况它们还是英国远东殖民地的两大中心城市，英国从殖民地掠夺的大量财富都集聚到这里，所以中国大陆与它们的出发水平不同。

经过毛泽东时代的短短三十年，中国实现了从农业国到伟大工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实行的是赶超战略，即瞄准西方先进的工业水平，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到毛泽东去世前夕，几乎所有西方有的中国都有了。天上有喷气式飞机，地下有汽车、火车和轮船，卫星、导弹、原子弹样样俱全。而“四小龙”能造什么?它们是典型的殖民地经济，只能造服装鞋帽之类。它们赶上了冷战时期的好时光，那时西方殖民地各国的反帝独立斗争风起云涌，对西方来说，只有在美英刺刀保护下的“四小龙”才是安全的，因此投资都集中于它们，造成了它们的短暂繁荣。但它们没有发达的制造业和核心技术，繁荣根本长不了。20世纪初期的阿根廷靠养羊也曾富得流油，但现在如何呢?冷战结束后，“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很快陷入困境，而中国却仍在高速前进，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制造业，几乎什么都能够制造。而中国的工业化基础正是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奠定的。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与西方强国的经济差距飞快地缩小着。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称毛泽东时代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认为，新中国取得了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取得过的成就。但是近20年来却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谬论，认为1960年中国的GDP与日本相同，1980年则降为日本的1/4，到1985年更降为日本的1/5。其实这是某些经济学家的错误计算。他们是用当年中国和日本的GDP各为多少美元进行比较，而忽略了两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80年代前后，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使日本经济出现了虚拟膨胀;而同期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大幅下降，使中国经济总量看上去似乎大大“缩水”。因此，用美元总值进行的中日经济比较，就与实际有很大的差异。事实上，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实际规模已经超过日本。还应该说明的是，所谓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也是日元升值使日本经济凭空膨胀给人们的错误印象。如果比较当时苏联和日本的工农业总产量，日本较苏联相距尚远。例如，苏联解体前的最高年钢产量和最高年发电量，日本至今也未能超过，而中国到90年代已经超过。今天，中国钢产量是日本的3倍，年发电量是日本的1.5倍。目前中国的钢、煤、水泥等许多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诚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并不是很快，但这是为了筹集中国工业化的资金。西方工业化的资金来自殖民掠夺(英、法)、剥削黑奴(美国)、对外征战获得赔款(德、日)。而象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首先节衣缩食积累工业资金，将自己的工业发展起来，然后利用工业创造的财富享受美好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首先建立了大量的矿山铁路，然后是钢铁厂，再以后是机械厂。当机械工业初具规模后，就可以建立各种轻纺厂、自行车厂、电视机厂等等，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毛泽东就在中国即将从积累时代转向消费时代的时刻离开了我们，没有看到人民生活获得极大改善那一天的到来。这是他一生的遗憾。而许多不明道理的人，却将毛泽东时代看成贫穷的时代。

令人遗憾的是，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国的某些经济学家被四小龙的暂时发展所迷惑。在他们的鼓吹之下，中国一度采取了与四小龙相似的经济发展路线，即追求的是赚钱而不是赶超。这些年来，中国利用外资建立了许多低水平的加工工业，赚了一些钱，却没有集中力量进行艰苦的技术赶超，导致中国的技术水平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而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取得了哪些引以为傲的技术成就呢?也许只有飞船上天了，但这是靠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技术底子。如果当初我们按照毛泽东“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这句话指引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今天已经是与美国并立甚至超过美国的现代化强国。

  目前那些反对毛泽东的人，有些是政治立场问题，但更多的是不明真相。他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人均2—3万美元的现实，对比中国目前的人均1000美元，未免埋怨毛泽东没有让他们过上西方的富裕生活。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会，西方和中国的物价不一样，无论西欧、美国还是“四小龙”，物价都比中国高得多。由于各国的物价不同，用美元总值来比较各国的GDP就会与实际有很大的差距。如果要真正比较各国的经济实力，只能用工农业总产量来衡量，这是不受价格影响的。在工农业总产量方面，今天的中国要领先日本和所有的欧洲国家，与美国相比也绝不逊色。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绝不是许多人所认为的天上地下般的差距。如果这些人有幸到“四小龙”实地生活体会一下，就会发现“四小龙”的绝大多数老百姓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富得流油，日子艰难的大有人在。即使是欧美发达国家，大多数老百姓生活同样是紧巴巴的，基本上在银行没有存款。欧美国家的居民通常只生一个孩子，绝不是他们有计划生育的意识，而是难以负担两个孩子的供养和教育费用。

有些人认为毛泽东是专制独裁。他们不知道，西方民主制度的特点是一盘散沙，软弱无力。美国也承认，凡是实行了美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至今未有能够在经济方面取得成功的。20世纪初期德国和日本工业化进展最快，它们的君主专制制度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它们能够将资金集中于重工业。战后，日本和“四小龙”在它们的高速发展时期，都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而实际是专制国家(日本是自民党长期执政，新加坡是李光耀家族掌权，香港是殖民统治，台湾和韩国是军人独裁)。中国没有在20世纪后半期实行美式民主，是中国的大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要阻止中国在21世纪成为世界首强，最好的方法就是实行欧美式民主制度。菲律宾近年光荣地实行西方式民主，选出的总统都是演员和美女。我们不难想象，如果在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那么中国众多的小燕子迷们就会将身穿日本军旗装的赵薇抬上总统宝座。当然赵薇的军旗装事件很可能只是无心之失，但如果被扶上去是另外一位为金钱不惜匍伏在洋人胯下的女明星，由这样的人来领导伟大的中国赶超西方，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

  那些“民主斗士”认为，一党执政使权力得不到遏制，无法有效地制止腐败。请问：世界上所有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可有任何一国能够做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那样清廉?印度和印尼这些国家实行了西方式民主制度，是否制止了腐败呢?从近年它们先后荣幸地当选全球最腐败的国家，人们不难得出答案。当然，中国是要走民主之路的，但绝不能照搬西方式民主。

毛泽东给中国带来了社会主义制度。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的大锅饭不能使人们发挥积极性。其实，西方现代企业都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制度，由专门的管理层经营企业，老板只占有股份。但西方拥有一套严格的奖罚制度，谁要是搞砸了企业，他将终生没有饭碗;而中国的官员搞砸了企业，还可以易地为官。可见，中国缺乏的是有效的奖罚机制，而不是所有制的问题。那些鼓吹中国应全面实行私有制的经济学家们，都应该埋名隐姓到私企去体验一下生活，亲身尝尝老板和工头们拳脚的滋味。有过这一番体验后，相信他们中有良心的人会纷纷从右派变成左派。

有些人拿今天朝鲜的情况，认为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不行。其实朝鲜是战后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即使按照台湾方面的估计，20世纪80年代朝鲜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亚洲也仅次于日本和“四小龙”，而高于所有其它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亚洲各国(不包括西亚石油国和作为资源富国的马来西亚)。目前朝鲜的经济困难，主要是其主要贸易对象苏联东欧集团解体和西方封锁的结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将韩国封锁几十年会是怎样的情形?也许不用 几十年，只要几年就可以使其制度优越的神话彻底破灭。

毛泽东时代的另一大特色，是全体中国人民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这是中国成为现代化强国必不可少的条件。人们看看那些近代发展最快的国家如日本、德国和苏联。德国和日本由于统 治集团大肆宣传本民族优越论，客观上造成德意志、大和民族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苏联是用共产主义理想凝聚人心，也使其各民族具有高昂的战斗力。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可以说是亿万军民众志成城，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敢惹。可以断言，如果毛泽东在世，给美国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炸中国大使馆。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某些不明道理的知识分子，大肆攻击毛泽东、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而推崇西方的所谓民主(他们忘却了孙中山的教训)，造成社会人心混乱。他们并不真正了解欧美和“四小龙”，盲目推崇西方，使中国人在一夜之间丧失了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众多的人才外流。现在许多有点钱或技术的人都想移民西方，许多有点姿色的女人也都想嫁西方人(哪怕是白发老翁)。本来香港和台湾根本不值得我们效仿，它们近年的萧条已经说明了其殖民地经济模式的失败。但在这些知识分子们的美化下，香港和台湾被许多人看成了天堂，那些没有文化、没有才干，只会吼几嗓子的港台歌星们，竟然成了内地众多少男少女倾慕的对象。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少年儿童们高唱着气壮山河的革命战歌，这样有战斗力的一代没有任何国家不害怕;而现在中国的少年儿童们沉迷的是港台的靡靡之音，哈美哈日哈韩。这样，美国会把中国放在眼里吗?

我们不妨回望千年：唐朝在唐太宗时代，响彻天下的是雄壮的“秦王破阵乐”，此时的大唐积极进取，国威远播，万国来朝;而到唐玄宗时代后期，盛行天下的是淫靡的“霓裳羽衣曲”，此时正是“渔阳鼙鼓动地来”的衰落前夜。

有些人攻击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革死了多少人。其实这种谣言任何人只要用脑袋想一想就会不攻自破。比如，海外说大跃进饿死了3000万人。要知道，当时中国只有6亿人口，如果饿死3000万人，就等于20人中饿死一个。换句话说，几乎家家都有亲戚在大跃进中饿死。如此大量的死亡数字必定会引起全国震动。人们不妨看看周围，每百家有几家在大跃进中死过人?这样就很容易知道此种说法是何等荒谬!这是高层想实行另一种社会制度了，故意信口雌黄胡诌的事实，为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挖空心思寻找注脚。而在旧中国，饿死人的数量是惊人的，仅1945年湖南就有500万人饿死。今天的亚非拉美广大发展中国家，每年都有1500万人饿死。以中国人口居世界五分之一计算，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现在每年应有300万人饿死，这50年来应该有1亿到1.5亿人饿死。象今天的印度，死个人就象死只蚂蚁一样，印度可是拥有某些人向往的西方民主议会制度的。

  诚然，同历史上的所有伟人一样，毛泽东也不是没有犯过错误，但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正是他旋转乾坤，把一个备受欺凌、人民做牛做马的黑暗旧中国，变成昂首挺胸、人民当家作主的光明新中国。从毛泽东诞生的1893年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仅仅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死于饥饿、营养不良和缺医少药的人，就可以说数以亿计，全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4岁。新中国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中国广大人民的命运，使他们摆脱了原先悲惨的生活状况。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为筹集工业化的资金，曾经实施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导致农民的生活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而且“大跃进”的灾难也发生在农村，但时至毛泽东逝世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农村的众多家庭仍然悬挂着毛泽东的画像，甚至在改革开放后富裕起来的沿海地区农村也一样，没有任何人的强迫命令，完全是农民们自发的行动。农村的老一代人都经历过旧社会，他们知道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千家万户啼饥号寒，流离失所，卖儿卖女，妻离子散，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解放军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从此他们过上了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有病能够治疗，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腐败的新生活，因此，无论这些年来某些知识分子和海外敌对势力攻击毛泽东如何“专制”，如何“独裁”，如何“不懂经济”，他们始终认定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没有任何舆论引导，没有任何人发动和组织的情况下，“红太阳热”席卷了万里神州大地，千千万万的老工人、老农民和当年的知青们，一遍遍地唱着毛泽东的颂歌，深情地怀念这位已故的领袖。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天南海北，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向他们敬爱的领袖和导师表达崇高的敬意。毛泽东永远是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

毛泽东不仅在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享有崇高的威望。即使在他去世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到非洲经常会遇到这种现象：非洲的黑人们一听说对方来自中国，立即竖起大拇指说：“毛泽东!毛泽东!”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位其他国家的领袖能够让他们如此肃然起敬。在亚洲和拉美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有同样的现象。甚至世界各国的领袖们(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首脑)也对毛泽东十分崇敬。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中国访问，他是怀着朝圣般的心情去谒见毛泽东的。从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照片中人们可以看到，尼克松的神态恭敬得象个小学生在老师面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私下对女儿评论各国领袖时，对超级大国苏联的首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十分轻蔑，而推崇毛泽东为圣人。即使在日后毛泽东被某些人妖魔化时，他们对毛泽东的看法仍然不变。在尼克松晚年建立的私人图书馆里，建造有多尊尼克松与之打过交道的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塑像，其中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塑像最突出和显赫，而且唯有他们是雍容华贵的坐像，其他人都是站像，不难看出尼克松最崇敬的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几年前，英国前首相希思回答记者谁是他最推崇的世界政治家，第一位就是中国的毛泽东。

由此可见，毛泽东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英雄，历史将千秋万代铭记这一点。最近二十多年来，某些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并不代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恶毒攻击毛泽东，企图将中国重新拉回半殖民地的老路，使中国脱离向世界现代化强国冲刺的道路，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低级加工厂。他们涣散了中国的人心，削弱了中国人的斗志。他们就象苏联的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以反斯大林主义的小说《古拉格群岛》而著称，是反苏维埃制度最著名的斗士，但他在苏联解体后认识到自己反对斯大林和苏共是绝大错误。面对俄罗斯正沦为西方附庸的现实(即使在普京时代，俄罗斯的所谓经济复苏也是靠出卖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与沙皇时代的俄国和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落后国家没有什么两样)，他痛苦悲哀地说：“今日的俄罗斯已经彻底丧失了斯大林曾经赋予这个国家的冲劲与斗志!”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们正在扮演索尔仁尼琴的角色，无论他们出于何种目的，实际上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将中华民族重新拖向深渊。

中国要成为一个强盛和公正的现代化强国，必须团结一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前进!(源于国际关系文化科研学者郑文明的博客发表于2016-10-10日11:18:31时文章—作者台湾李敖—来源北门翠竹—组编郑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