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曲沟故事荟萃：难忘的1976

公元1976年，对中国来讲,绝对是不平常的一年，而对我个人来说，这一年的亲历让我刻骨铭心。

1974年底，我们唱着《闪闪的红星》主题歌走进了解放军这所革命大学校，驻扎在历代三关(偏关、雁门关和宁武关)之一、宁武关的所在地---宁武县。

宁武县是山西省忻州市所辖的一个县。听连长讲，宁武关是三关中历代战争最为频繁的关口。当时北方匈奴只要南下，必经三关：偏关由于有黄河作为天险，只有冬季匈奴的骑兵才可以踏冰而过，而雁门关以山为天险，骑兵难以突破。宁武关依傍的恢河是季节性河流，在恢河断流的季节，匈奴骑兵就可沿河谷挥师南进，直抵关下，当时恢河河谷可容“十骑并进”，所以大多数时候，宁武关成为北方匈奴进军中原的主要战场。

如今，山西南北交通大动脉同蒲铁路就从我们营房后边穿过，加上公路通向四方，更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此，五六五团驻防繁峙，五六六团驻防代县，我们是五六七团驻扎在宁武，炮团驻防到了崞阳，师部在原平，军部在太原。从布防上来看，可以说是无懈可击。

大概是1975年1月，部队传达中央文件，邓小平同志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和军委总参谋长，并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当时部队官兵群情振奋，接踵而来的好消息是：邓小平及时提出了以“三项指示为纲”，（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大刀阔斧的“整顿”工作开始经罗密鼓地进行！

钢铁行业要整顿。邓说：“美国、苏联和日本咱都不要讲。连小小的罗马尼亚每年都是6000万吨钢，我们一个泱泱大国，每年才3000万吨，够干什么？打仗就是打钢仗，没有钢怎么行？”

邓说：“铁路要整顿，一趟列车能晚点十几个小时，甚至几天，老百姓怎么正常出行？不整顿怎么行？”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邓说：“军队要整顿。现在我们的军队是‘肿、散、娇、奢、惰’， 这样的军队看起来强大，实际没有战斗力，外强中干！现在的部队走不得路、甚至不会野炊，打起仗来怎么办？我们部分干部只知道修建楼堂馆所，小病大养、无病呻吟，……所以，部队要整顿！”他甚至声言要裁军100万，他说：“现在虽有战争危险，但一定时期内是和平压倒战争，打不起来……”

因为长期战备教育的缘故，这句话，我们不敢相信，但事后证明，这完全是正确的结论。

从此以后，部队抓得更紧了。紧急集合成了家常便饭、野营拉练说是要练就铁脚板，“优良传统教育”成了长官的口头禅，各行各业捷报频传，我们营房后边同蒲线上的客车也不再晚点……

整个1975年虽是紧紧张张，但是，一切都变得那么充实和大有希望！

我和我的战友带着“整顿”的硕果满怀信心的走进了1976年，谁也没料想，刚刚跨入1976年，就给了我们当头一棒！

1976年1月8日早上7点，我扛着五四式7.62毫米半自动步枪规规矩矩地在哨位站岗。营房里的高音喇叭传来了例行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的片头音乐。突然，低沉的哀乐和播音员那沉痛的声调，一下子把我的心揪得很紧很紧，凝神屏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这个不幸的消息让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洒落到胸前，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竟然放声大哭了起来。下岗时发现，整个营房已哭声一片……

由于接到上级通知，不能设灵堂，不能戴黑纱，我和战友只好把《解放军报》第一版上刊登的周总理照片挂在墙上，自觉地默哀，寄托我们的哀思。

从连队电视的画面上看到，追悼会上是邓小平为周总理致的悼词。参加追悼会的规模也不大。我们很纳闷，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逝世，追悼会竟然寒碜到如此地步！

没过几天，又传达了一个中央文件，是传达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刘冰来信的批示，说有一股右倾翻案风，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反击。“轰轰烈烈”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由此正式拉开序幕。由于邓小平停止了工作，全面检讨，他致悼词的周总理追悼会纪录片“理所当然”地被打入冷宫。（后来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中央文件里说这是他们的一个阴谋。）

军队整顿停止了，接踵而来的是政治学习，反击右倾翻案风。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宁要社会主义的白卷、不要资本主义的高分……”等谬论也冠冕堂皇地成为时髦。凡是好的都是资本主义的，不但不要，还要坚决批判。从此，我们营房后边同蒲线上的客车又开始没了准点……

1976年的3月，我们连被莫名其妙的调到了北京，在海淀区南辛庄住了下来。后来才知道，北京军区（在八大处）要建一座通讯大楼，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建筑公司搞建筑。

4月，我们突然接到通知，军人不准随便外出。我当时在连队当文书，相对比较自由。有一天，我的眼睛不好，要去北京301医院就诊。301医院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从海淀区南辛庄坐车到动物园，再换车去医院正好要路过长安街。好家伙，只见天安门广场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我出于好奇，就提前下车步行到天安门广场。只见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人山人海，他们献花篮、送花圈、贴传单、题诗词，所有的活动只有一个内容，那就是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只见人头攒动、花圈堆积如山，其中有首钢送的一个花圈，是用钢材做成的，竟然有八吨多重。据说是怕人给清理走！人们有的在高声朗诵，有的在快速抄写，有的在四处游看、有的在擦拭眼泪……

原来，清明节快到了，人们在悼念自己的总理！由于时间关系，再加上连队先前传达过上面的指示，我只看了几眼就快步离开了······

4月5日晚上七点半，我们从广播中得知，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在广播上讲话说，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九时半，据说是首都民兵师的马小六指挥出动了一万民兵，三千名警察和五个营的卫戍部队，带着木棍，包围了天安门广场，对留在广场的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并逮捕了一大批人。紧接着，中央说邓小平是后台，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周总理逝世后，当时的副总理邓小平排在最前，张春桥紧随其后。邓小平倒了，就该张春桥上了，谁知这正是人们所担心的。

有一天，我到我的老指导员李东家看望老首长。他转业后分配到首钢一个分厂的供应处，中午吃饭的时候谈起了邓小平和张春桥。他说：“我们首钢人对邓小平有好感，这个人是脚踏实地干事儿的。张春桥就不一样了，奸诈得狠！”他举例说：“邓小平在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说，国营企业“夫妻长期两地分居问题要解决，参加工作几年了、还是学徒工资，这个问题要解决。”会后张春桥立马通知上海的徐景贤立即办理，动作要快。等上海刚刚调整结束，还没轮得上北京着手，形势就急转直下。张春桥马上掉过头来公开批判，说这是用小恩小惠拉拢腐蚀工人阶级队伍，北京的工作只好停下。这一下可把北京人气坏了！尤其是首钢的工人。

毛泽东好像了解了什么，没有让张春桥接任总理职位，而是提议当时排在第七位的副总理华国锋为党的第一副主席、国务院代总理。这一下让张春桥傻了眼，也让北京人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当时的张春桥是权倾一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虽说小道消息说他和中央军委的元老们有隔阂，但自己仍然不敢多嘴。

7月6日15时1分，我们的朱总司令在北京医院逝世，同样也没有大的悼念活动，人们敢怒而不敢言，甚至不敢怒、更不敢言，我们好像习惯了，麻木了……

7月27日下午，我们副指导员的家属前来探亲，我们张罗着为他们收拾屋子。副指导员的爱人叫李云，是一名乡村教师。她个头大约有一米六的样子，白净的脸上挂着一架金丝眼镜，显得特别文雅。匀称的身材和一头时髦的烫发更显得富有朝气，战友们都说副指导员艳福不浅。听说他们刚结婚不久，还没有轮得上办理随军。这次乘着副指导员在北京这个机会，一来夫妻团聚，二来也可以到北京转转。到首都北京去，是多少人的梦想呀！

7月28日凌晨，轰隆隆的响声和强烈的震感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还没弄清状况，我们本能的爬起来就往楼下跑。我们住的是三楼，往下跑的时候还有几个人摔倒。为了防止自己摔倒，我下楼梯的时候紧紧抓住楼梯的扶手向下快速奔跑……

几乎所有的人都跑到了院子的空地上。这时，我觉得右手的食指有点疼，仔细一看，指肚被拉开一半，我急忙用压迫止血法强制止血。突然，只见一个赤裸的女子从楼道里跑了出来，她顾不得羞耻，双手捂面发出一阵阵尖叫。

原来，这是副指导员的妻子！夫妻重逢却赶上了地震,好不尴尬，指导员赶紧找了一件衣服送了过去。

这次地震哪里是中心，震源在哪里？当时大家都不知道。直到下午才传来消息，7月28日北京时间03时42分，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强度里氏7.8级地震，北京、天津也有较强震感……很多人不知道，这其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据说当时华国锋还在中南海彻夜办公。地震发生后，他立即让秘书打电话查问地震局值班室是怎么回事，值班室说现在他们也不知道震源在哪里，作为总理也只能等待来自各方面的消息。

天刚蒙蒙亮，一辆大解放飞车闯到中南海门前，口口声声说要见华总理，警卫只好请示后放行。这名大汉见到华国锋就跪倒在地，哭喊着，“总理呀，唐山全完了，赶紧派部队救救唐山的老百姓吧！”说完昏倒在地……

这名男子叫李庆林。他是唐山某运输公司的调度干部。当时他在值班，巡查车场时突发地震。地震后的惨状让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将这一切报告给华总理。于是他就驾驶一辆解放牌汽车向北京方向疾驰……

北京战友文工团曾把这个情节编成山东快书，名叫《李庆林飞车进京报灾情》，并在驻京部队巡回演出。

过了几天，指导员在连部办公室的办公桌前，手里拿着一封信一个劲地摇头。来信的是副指导员的妻子李云。她在信中坚决要求和副指导员离婚，并且要部队给出具相关证明，因为是军婚，没有证明地方民政不敢办理。

原来，副指导员和妻子夫妻重逢，二人深情地抱在一起酣睡。突发地震后，副指导员不但没有保护妻子，反而在妻子要和他一起逃走时，他竟然踩着爱人的身子独自一人逃了出去。她说，“实指望夫妻能相互搀扶、白头偕老，谁知到了关键时刻他却只知道顾他自己。他平时甜哥哥蜜姐姐的说得好听，关键时候他不管别人死活，我宁可独身，也绝不和这种人在一起！”

听说李云态度很坚决，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最后二人还是离了。

这次唐山地震没有惯常的小规模前震，而且发生于凌晨人们熟睡之时，绝大部分人毫无防备，造成二十多万人死亡，重伤大约十五六万人，名列20世纪世界地震史上死亡人数之最。当时世界各国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准备向我国派驻救援队和其它援助，不知道什么原因全都被拒绝了，甚至还说，“地震毁了一个旧唐山，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重建一个新唐山！”

地震过后、余震不断，人心惶惶。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不再住楼房，而是在一块空地上搭起了一个个大棚。由于负责施工的唐山工程队都回了唐山，工程只好停了下来。而我们也打好了背包，时刻准备奔赴抗震第一线。

7月的北京，天气复杂多变。有一天夜里，忽降暴雨，把我们在地下放的脸盆都漂走了。我恰好刚洗了几件衣服，还没来得及晾晒，脸盆重，这才没有被漂走。

这几天，上级文件比较频繁。记得当时文件中提到了建国以来几次大地震的特点。邢台大地震，地震中遇难的人数没有第二年瘟疫死的人多；营口大地震，由于事前有预报，地震中遇难的人数没有被打死的人多，他们都去发国难财，不打死他们打死谁呀？这次唐山大地震，要接受前两次的教训，第一，每个死者一个塑料袋，防止次年瘟疫发生；第二，地震期间要坚决维持好治安秩序，一旦有事，加重量刑。据说，海淀区有一个人从拖拉机上偷了个西瓜被判了两年徒刑。还有一个年轻人，趁夜色窜到临时帐篷强奸了一个妇女，结果被立即执行……

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对各种事的处理都显得格外小心，对各项制度自然也不敢僭越。就这样，我们一直在地震的阴影中踟躇……

9月10日下午两点，我们连队突然召开排长以上干部会，要传达中央文件，党员也全部参加。我不是党员，只能在营房里呆着。突然，几个男人的哭声打破了我们驻地的宁静，只见开会的人个个哭丧着脸，各自招呼自己的部下到会议室收听重要广播。看到刚才的情景，谁也不敢多问。

下午三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布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只听得会场上哭声一片……

一直到9月17日，天天都是默哀、静坐和哭泣，人人都是哭丧着的脸。下午，连队传达中央文件，说明天，就是18日，要在天安门广场为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开追悼会。文件说，1924年列宁去世后，当时参加追悼会的规模是90万人。毛泽东主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追悼会规模要超过列宁，要达到100万！东长安街30万，西长安街30万，广场上40万，正好是100万。

我们也算是驻京部队，自然也要参加。能参加毛主席的100万人追悼会也算是一种幸运，所以我和其他战士一样，心里万分悲痛之余又非常激动……

根据安排，我们早上六点半起床，十分钟洗漱，六点五十开饭，七点半准时登车出发。我们顺着公路以每小时四十公里的速度前进，一路还算比较通畅。车子一走进复兴路就走不动了，路上都是参加追悼会的人，成群结队熙熙攘攘，不能说是人山人海吧也差不多，所有的人一样，都是臂缠黑纱，哭丧着脸，一副如丧考妣的样子，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活生生大孝子一个！

从上午九点一直到中午十一点半，我们和其他参加追悼会的队伍终于来到了预定地点。我们的位置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人民大会堂的中间，稍微靠纪念碑一点的地带。来的时候虽然路口设有指挥，也显得有些混乱。好在我们都很年轻，总算没有被冲散。

整整走了一上午，怎么吃饭呀？部队毕竟是部队，来的时候我们每人四块月饼，分两份，分别包装好装到上衣的两个口袋，行军水壶装满了水左肩右斜跨在腰间，再把武装带这么一扎，还算比较精干。

偌大一个广场，如果有人要方便怎么办？北京到底是北京！英雄纪念碑到前门楼中间有一条暗河穿过，平时看不出个究竟。一但遇有大型活动，盖板这么一掀，四周杆子一竖，再用篷布这么一围、挂个牌子，就是厕所。当时东西一条线上，就整齐地突现了几十个临时厕所。

万一有人要饮水怎么办？当时人民大会堂前南北有几十个自动饮水设施，一直在以大约60度的角度向上温和的喷射出直径大约有一厘米粗的水柱。需要喝水时，你只要弯腰张嘴就能喝到！你不喝，水会自动落到水池里流走。

去饮水也好，去方便也罢，都有一个通道。无奈广场人太多，流量太大，挤挤抗抗在所难免。光挤掉的鞋子就足足可以装两大卡车。我们班的一个四川兵去方便时，由于没有系好鞋带，在拥挤的途中一双鞋全被挤掉。当时他不敢弯腰去捡，因为那样就会发生踩踏事故，就会有生命危险。他穿二号鞋，想到堆鞋的地方捡一双，结果弄了一只高腰、一直低腰，要不就是同一只脚。他回到自己的位置后讲述了经过，那么多鞋子竟然找不到一双合脚的，真让人哭笑不得。

从上午十一点半到达指定位置，我们一直站到了追悼会结束。很累，但谁也不敢坐下，因为那样别人就会说你思想态度有问题。下午三点追悼会开始，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三点半，追悼会在《国际歌》的歌声中结束。散会就往回赶，回到驻地已经是晚上七点半了。

国葬举行完了，我们也太累了，晚上静静地睡了一觉。

9月19日，我请假继续到301医院看眼疾。从长安街经过天安门的时候，发现天安门前人山人海。我想，这里肯定有事儿。于是便提前下了车。走近一看，开追悼会时的天安门装饰还没有拆除，人们纷纷在拍照。我赶紧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花了五角六分钱让天安门前的照相师傅给拍了张照片。等这张照片寄回驻地后，引来了一道道羡慕的眼神，恐怕整个连队就我拍了这么一张！

后来才知道，人们更多的是在抢拍一个特殊的花圈------据说当时邓小平已被隔离审查。得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想送个花圈表示表示，但中央不同意。他就授意别人如此如此办理了一下。工作人员在清理花圈时发现一个花圈没有落款，却有根细绳中间拴着一只青霉素瓶子，好像一个项链挂在花圈上。北京人啥脑子？政治素质特别高！马上就有人断定，邓小平！这是邓小平送的花圈！消息一传开，拍照的人是越来越多，消息也越传越邪乎！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心情和全国人民一样，越来越感到不安。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了，国家这艘巨轮将由谁来当这个舵手呀？是江青？还是王洪文？是张春桥还是华国锋？现在的人们肯定知道答案，可当时的人们，却受尽了煎熬。

地震的紧张松弛了，国葬的肃穆结束了，人们开始逐渐恢复平静的生活。

记得那是1976年的国庆节，我的父母到北京来看我。连长也给了我几天假，陪着父母到天安门、北京百货大楼、西单商场和动物园等景点和商业网店转了转。几天转下来，父母感慨多多，北京就是北京呀，哪儿都看得那么稀罕，还真有点流连忘返的意思。

10月7日早操时，看到部队杨某某将军的女儿和几个人在说悄悄话，说中央出什么事了！我闻听这个消息以后，赶忙回去给我父母讲了，并劝他们尽快离开，万一我们有任务，丢下父母谁来照应呀？父母好像也特别理解儿子的难处，赶紧收拾了一下，我就陪他们到北京火车站买票送他们回家了。

上午十点多钟，我回来路过菜市场，看到一大堆人在抢购螃蟹，而且非要三个公的一个母的。买到的人用绳子串在一起，一边走一边吆喝，看那，横行霸道的螃蟹，三个公的一个母的，拴着了……

我不解其意，也觉得无聊就赶紧回驻地了。

下午三点，部队传达文件，说毛主席生前就训斥“王张江姚”他们，不要搞“四人帮”。毛主席逝世后，他们暗中串联，积极活动，阴谋篡党夺权。英明领袖华国锋果断决策，已于10月6日将他们隔离审查。并说，现在就上街游行，坚决拥护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如果遇有外国记者挑衅性的提问，我们要坚决予以回击！

我们赶紧把仓库里的所有锣鼓都拿了出来分发了下去，不管会敲不会，只要你愿意我们就给。我们分乘几辆汽车出去游行，一路上遇到敲锣打鼓的队伍数不胜数。我们从复兴路出发，经过复兴门外大街、复兴门内大街，直奔天安门会合。

天安门前真可谓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光地下的鞭炮纸屑就有几公分厚；秧歌队载歌载舞，观看的人将他们围得水泄不通……

从9月7日到10月9日，我们整整游行了三天。秋风把我们的嘴唇撕成了一道道裂口，有的甚至肿的变了形。但是，看到粉碎“四人帮”后北京人民的喜悦，我们也打心眼里高兴。

10月10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100万人庆祝大会，我们的位置仍然是上次分配的那个地方。不过，这次不是哭丧着脸，而是欢欣鼓舞，满面笑容，掩饰不住的喜悦爬上了所有参会人员的脸庞；由于来不及印刷，人们手举着黑白的华国锋肖像欢呼着，呼喊着······

下午三点，庆祝大会开始。倪志福主持，吴德讲话。吴德的讲话有一段我记得非常清楚。吴德说，“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了。中国的天空出现一片乌云。英明领袖华国锋，一举粉碎‘四人帮’，我们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

顿时，广场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喔！喔！喔！人们欢呼雀跃，摇旗呐喊，我身边竟然有几个人当场昏了过去……

为什么？就因为一句话：我们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我们太激动了，太渴望了！

从此以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付梓，毛主席纪念堂开始奠基，“你办事我放心”的宣传牌比比皆是，从此中国又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1977年3月我回老家探亲，惊喜地发现，家家的桌上都有两束插在瓶子里的塑料花。我问究竟，妹妹说，花，代表华国锋，叶，代表叶剑英，瓶子，代表邓小平！天哪！乡间百姓竟然如此的神通！

1976年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可每每想起，心中就五味杂陈，这一年的经历着实让我刻骨铭心！

写于2012年8月31日